書籍交流與政治：東亞書籍史研究方法再檢討之一（上）
書籍交流與政治：東亞書籍史研究方法再檢討之一（上）
張伯偉
引言
本文題目中的「再檢討」，意味著對以往研究的某種反思,我先做一點簡短的回顧。對於東亞書籍交流的關注,可謂由來已久,具有學術意義的行爲,最早體現在目録學上,但該課題真正成爲學術研究的對象,是隨著百年前現代人文學在東亞的興起而出現的。現代人文學的基礎是史學,百年前流行的史學觀念是德國的以語文學(philology)爲底色的蘭克(Leopold von Ranke)史學，它改變了十八世紀對單純博學多聞的追求,「原創研究」成爲新時代的「學術意識形態」,因此特別重視新材料的挖掘,這成爲十九世紀中葉以下歐洲史學的基本觀念,蘭克也成爲近代「考證派」史學的典範,不僅在德國,而且在法國、英國以及後來在美國的歷史學家,「他們都把蘭克當作自己的導師,並且比別人更好地運用蘭克的方法」1。這給予二十世紀初中國留美、留德、留日的青年學子以決定性的影響。傅斯年 1928年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說:「西洋人作學問不是去讀書,是動手動腳到處尋找新材料,隨時擴大舊範圍,所以這學間才有四方的發展,向上的增高。」2陳寅恪在 1934 年寫的《王靜安先生遺書序》中總結了王氏學術典範,其中之一就是「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3，這「異族之故書」就包括但不限於束亞漢籍。陳寅恪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也往往利用此類文獻(如日本佛教經論註疏所引中土已佚古書及恩田仲任《世説音釋》等)。胡適在1938年9月2日給傅斯年的信中,談到他剛剛在瑞士蘇黎世(Zurich)舉辦的史學大會上宣讀的論文《近年來所發現有關中國歷史的新資料》(「Recently Discovered Material for Chinese History」),其中就有「日本朝鮮所存中國史料」4。將目光轉移並擴大到周邊國家,尋找新的史料來源,就成爲一時的新風尚。2011年出版的《青木正兒家藏中國近代名人尺牘》一書,收録了胡適、周作人、王古魯、趙景深、傅芸子等人的信件,包含了不少對日本所藏漢籍的詢問與求購的內容。這些都可以視爲東亞書籍交流研究的「前史」,但真正的研究是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並在本世紀初形成高潮的。所謂「高潮」,意味著不僅提出了研究方向,規劃了基本的研究範圉,而且證實了其研究價值,更能在問題意識和理論方法上有所創新和開拓。
2005 年,我在探討清代詩話東傳的課題時,曾就書籍交流的研究方法和途徑作了十個方面的列舉。2007年的春天,我也曾以此爲主題在「復且文史講堂」作講座,被主持人戲稱爲「十全大補」5。2012年,我寫《域外漢籍研究入門》,在「書籍交流」的部分,依然沿用了上述思路。從 2005 年到現在已有十八年,學術發展的緩慢和對學術進步的渴望迫使我們不能滿足於並因此停留在過去,尤其是觀念和方法,因此,今天我們要對既有的觀念和方法進行「再檢討」。但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番「再檢討」主要針對的是自身,也就是我私下裹常說的始終與自己保持「批判的距離」,就像克萊夫•詹姆斯(Clive James)弓用過的海因里希•曼(Heinrich Mann)説過的話:「創造力的一個秘密是毫不留情的自我批評。」6儘管在十多年來的一些個案研究中,我曾試圖從各方面拓展書籍交流研究的廣度和深度,但並沒有從理論上加以提和述,希望本文能夠對此有所彌補。
二、以往研究方法之反思
十多年前我談書籍交流「研究法」,列舉了十個方面的內容,即據書目以考、據史書以考、據日記以考、據文集以考、據詩話以考、據筆記以考、據序跋以考、據書信以考、據印章以考、攄實物以考7。這只是列舉了十類可資採擷的相關文獻,若想再加增損,也完全可以,但從方法的層面考察,本質上只是一種——文獻學方法。東亞傳統學術中關於書籍交流的記敘,較爲典型的是朝鮮時代的著述,私家之作如韓致奫《海東繹史•藝文志》,官修之作則如歷經英祖、正祖並最終成書於李太王十年(1906)的《增補文獻備考•藝文考》。以後者爲例,第一類「歷代書籍」,以下又分子目爲總論、購書賜書、獻書、進書中朝、華史中記東事編目,堪稱具體而微的「中韓書籍交流簡史」8。上述十個方面的文獻類別,較之於朝鮮時代相關著作的分目當然有所增加和細化,但就方法層面而言,若權借一個日本學者慣用的表述,還是在文獻思考的「延長綫」上。
文獻學是一門非常重要的基礎學科,在人文學研究中扮演著足重的角色。歐洲的「philology」一語翻譯成中文,可以是考據學、訓詁學、語文學;而在日本和韓國,則通常譯作「文獻學」,是一門以對文獻的捜集、考證、解釋爲主要目的,含括了考證學、書志學在內的古典學學問9。在百年前東亞現代學術的形成中,「philology」作爲從西方傳來的崇尚考據的實證主義的學間,搖身一變爲「科學方法」,與傳統的乾嘉考據學相結合,成爲學術界的新寵兒。先師程乾帆指出:「西洋術翰入,新文化運動勃興……考據之學乃反得於所謂科學方法一名詞下,延續其生命。」10錢鍾書也在 1978 年指出:「在解放前的中國清代'樸學’的尚未削減的權威,配合了新從歐美進口的這種實證主義的聲勢，本地傳統和外來風氣一見如故,相得益彰。」11胡適在 1923 年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發刊宣言》中總結從明末以來三百年的學術業績,無非是整理古書、發現古書、發現古物,其缺點就是「研究的範圈太狹窄了」,「太注重功力而忽略了理解」和「缺乏參考比較的材料」,所以提出了「三個方向」:「第一,用歷史的眼光來擴大國學研究的範圍。第二,用系統的整理來部勒國學研究的資料。第三用比較的研究來幫助國學的材料的整理與解釋。」12其基本內容還是文獻的開掘、分類、整理和解釋,也就是一個「philology」的工作。所以,百年以來的中國人文學者,對於文獻學的價值認同度最高,取得的成績也最爲突出。推廣到日本和韓國學術界,大概也有某種共性在,即多以文獻豐富見長13。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中國,隨著毛澤東發起的「反對在古典文學領域毒害青年三十餘年的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鬥爭」14的展開,「考證派」學術被打得落花流水,一蹶不振。但到了九十年代初,用李澤厚的概括,「大陸學術時尚之一是思想家淡出,學問家凸顯」15,考證派捲土重來,文獻學又隱然成爲眾人心目中的最高學術殿堂,至今風流未沫。
用文獻學的方法從事柬亜書籍交流研究,是重要的和必要的。它涉及文獻的傳播軌跡,包括何時、何地、何人以及何種途徑;涉及文獻的擴散方式,包括賜贈、傳抄、翻刻、購買、收藏甚至禁遏,以及隨之而來的地下傳閱;涉及文獻的二次加工,包括選本、注釋、評點;涉及文獻的衍生產品,包括仿作、批判:等等。這些可以幫助我們瞭解很多現象和事實,而對現象和事實的廣泛瞭解,不僅可以滿足某種知識上的好奇,也是從事嚴肅學術研究的起點;不僅可以讓學者日漸博學多聞,也是採用綜合研究方法的必要前提。此前列舉的十類文獻，可以提示我們在研究束亞書籍交流的時候,如何「即類求書,因書究學」(藉用章學誠《校讎通義•互著》語),從而盡最大的可能獲取所需要的文獻。
比如,正合院文書《天平二十年六月一日寫章疏目録》是日本現存最早的藏書記録,天平二十年爲唐天寶七載(748),其中著了《帝德録》和《文軌》名一卷,前者亦見載於《文鏡秘府論》北卷,是唐代唯一流傳至今的駢文創作論。後者有可能是隋代杜正藏的《文章體式》。據《隋書•杜正藏傳》記載,杜氏「著《文章體式》,大爲後進所寶,時人號爲《文軌》。乃至海外高、百濟,亦共傳習,稱爲《杜家新書》」。這裹的《文章體式》《文軌》和《杜家新書》很可能是同書異名16。而現藏正合院的《杜家立成雜書要略》,也很可能出自《杜家新書》。根據以上敘述,目録、史書和實物三者互相印證,可以確認這一事實。我們可以進而推論,唐五代文壇上流行的詩格、文式、賦樞類的書,最早起源於隋。而這一類書籍的出現,一則與晉宋以來對詩文技巧法則的重視程度有,另外也與科舉考試有關。據《文獻通考》載,杜正元、正藏、正倫三兄弟都以善作詩賦文章而舉秀才，「隋世天下皋秀才不十人,而正元一門三秀才"。杜正倫亦有《文筆要決》一卷,著録於《日本國見在書目録》,其中「句端」一篇,日本有保存至今的平安末期寫本,又見載於《文鏡秘府論》北卷。《新唐書•杜正倫傳》載同時人董思恭語雲:「與杜公評文,今日覺吾文頓進。」目錄、史書、詩話、實物等不同類別的文獻同樣可以互相印證,但以文獻學方法研究書籍交流,至此也就能事已畢。我們可以瞭解若干新鮮的史實,可以在資料上補本土停世文獻之不足(杜氏兄弟的論文之著皆未見録於中國歷代公私書目,其書在中土亦未見流傳痕跡),至於這些史實蘊含了什麼意義,其在日本的文學批評史上引起了什麼反應,人們如何閱讀、如何接受,以及藉助文獻的「環流」而新發現的這些論文資料,進一步評價杜氏兄弟在中國文批評史上的貢獻,僅以文獻爲方法,上述問題就無法進入研究者的視野。
再舉一例,1764 年朝鮮通信使赴日,在兩國文人的筆談之際,奧田元繼問南玉:「近世文儒多講《世説》者,故有《世説考》及《觽》等之書出,而非互無得失。貴邦亦有關發此書者乎?」奧田講的「近世文儒」,專指日本江戶時代中期以降,其提及的書名,就是桃井白鹿的《世說新語補考》和岡田白駒的《世說新語補》。《世説新語補》是王世貞刪改合劉義慶《世説新語》及何良俊《語林》而成,傳入日本後,引起很大反響,注釋、輯佚、考訂、仿作不絶17。奧田曾從學於岡田白駒,對日本學者「關發此書」之舉也頗爲自傲,故有此問。但南玉對本國相關狀況茫然無知,爲了在外交場合爭得面子,遂以炎炎大言之:「弊邦人士專攻經術,如此書多有舊說,不復喜鑿求,故無發注者。」18以文獻學方法考察,我們知道無論是《世説新語補》的傅入還是注釋的年代,朝鮮都遠遠早於日本。《世説新語補》刊於萬曆十三年(1585),二十一年後,朱之蕃作爲正使赴朝鮮頒詔,朝鮮方面委任柳根爲遠接使,柳根又命許筠爲事官,根許筠當時的記録,三月二十八日朱之蕃贈送他書籍,其中就有《世説刪補》19。而該書傳入日本則是在元祿二年(1685)前不久,比傳入朝鮮的時間晚大約八十年。許筠不僅獲得此書,而且還加以注釋,有《世説刪補註解》,其書較岡田白駒《世説新語補》(1749)也早了約一百四十年。如果繼續用文獻學方法研究,我們還可以知道,李宜顯談起《世説新語補》傳入朝鮮之事,經過一百三十年,已不甚準確,但還依然有些印象。他說:「朱天使之蕃攜來贈柳西坰(根),遂爲我東詞人所欣睹焉。」20但許筠注釋此書之事,則不見提及。南玉又比李宜顯再晚五十多年,對此已全無所知,在外交場合白白丟失了一個可以滿足虛榮心的會。但是研究漢籍交流的角度來說,以上的考察可以讓我們獲得一些較爲正確的知識,掌握一些已被歷史麈埃掩埋的事實,卻無法進一步理解這些知識和事實背後的意義。同樣一部《世説新語補》,其傳入朝鮮的時間及予以註解的行爲都遠遠早於日本,爲什麼日本人津津樂道,而朝鮮人卻語焉不詳甚至懵然無知?爲什麼在日本能夠形成「《世說》熱」,而其書在朝鮮的反應卻相當冷清甚至受到排斥?造成兩者間差異的,是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等多種因素的綜合作用,甚至是某些關鍵人物的命運決定了一書的浮沈。如果說,「書籍自有命運」(Habent Sua fatalibelli),這是西元二、三世紀之交一位拉丁詩人泰倫提雅努斯•馬烏(Terentianus Maurus)的話,那麽,它的命運並不能自我主宰,主宰其命運的也不是那隻經濟學上的「看不見的手」(藉用亞當•斯密的話「Invisible Hand」),簡單地說,「讀者所在的物質及文化環境是他們解讀文本的過濾器和控制器」21。我們需要的恰恰就是將研究目光投向其「過濾器和控制器」。
綜上所述,在書籍交流即便縮小到東亞範圈的課題上,我們雖然有必要重申,文獻學的方法是重要的和必要的,但更有必要提醒,文獻學的方法無法滿足求知的渴望和探索的心靈。我們需要尋找向上一路,運用更爲有效的方法，從而使書籍交流的研究向更爲深入、更爲寬廣也更爲有趣的領域進發。
三、書籍史視角的引入
這裹說的「書籍史」不是傳統的僅僅以物質的、技術的眼光考察書籍演變的歷史軌跡,這些在東亞已有不少成果,集中在對目、版本、印刷歷史的追溯和描寫,其關注重心在文本的「物理表徵」(physical features),類似於十九世紀的英國學者把書籍當作物質文化來研究的作派。而「書籍史」則是以 1958年法國史學家費夫賀(Lucien Febvre)和馬爾坦(Henri-Jean Martin)合著的《印刷書的誕生》(L'Apparition du livre)爲標志,他們與年鑒派學者的思路相當合拍,開啓了書籍的社會文化史研究。過二十多年的展,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形成了一門豐富而又多產的新科,用美國學者羅伯特•達恩頓(Robert Darnton)在 1982年文章中的描述:「書籍史是一門重要的新學科,是一種用社會史和文化史的方法研究人類如何滿通和交流的學問……人們的想法和觀念是怎樣通過印刷品得到傳播的,閱讀又是怎樣反過來影響人們的思想和行爲。」22雖然在達恩頓的時代,他已經認識到對這一門學間的研究「必須在範圈上跨國際,方法上跨學科」23，但直到那個時候,大量的研究課題仍然只是從民族國家的立場出發。而在 2018年出版的英者詹姆斯•雷文著作的觀察中,「近年來,書籍史掀起了一波更側重於比較的浪潮……新的書籍史進行了全球比較,儘管其方法仍處在萌芽階段……全新的問題佔了書籍史的學術前沿,這些問題涉及跨越大洋和橫貫大陸的書籍生產、流通和閱讀,以及本土化的知識創造及其廣泛傳播,24。作者預言:「書籍歷史的明題且源源不絶的動力在於打破民族國家的、帝國的或其他各種政治地理的界限。」25我想從以上引文中概括三點值得關注的看法:1.掙脫民族家的立場,進入跨國界的比較是書籍史研究的新浪潮;2.從事這類研究的方法還處於萌芽陪段:3.跨國界的研究構成了源源不絕的動力之一,推動著書籍史的發展。這或許可以代表歐美書籍史研究的最新動向。而周紹明(Joseph P. McDermott)與彼得•伯克(Peter Burke)合編的《東亞與歐洲的書籍世界,1450-1850》26，也可以堪當歐美學者關於書籍史跨國界研究的初步業績。
東亞書籍交流的研究,從內容來看,與「跨國界」的書籍史研究非常合拍。就通常的書籍史研究而言,「跨學科」是其鮮明的特徵之一,歷史學家、文學家、社會學家、圖書學家等都是這個學術圈中的重要構成者。在既有的研究中,有人曾構擬了具有普遍性的研究模式,如達恩頓就建構了這樣一個循環:作者—出版商—印刷商—運輸商—書商—讀者。他強調:「圖書史(引者案:此處的'圖書史’之譯實即'書籍史’,下同)的研究不僅要探討這個過程中的每一個環節,也要研究這整個過程,這個過程在不同時間地點的表現形式,以及它同周邊其他經濟、社會以及文化系統之間的關係。」27在這樣一個過程中,最終落實到讀者,而他認爲「閱讀是書籍傳播過程中最難研究的一個課題」28。爲此,他又提出了「五種研究方法」,但實際上僅僅呈現了幾個不同的研究方向或課題，真正具有方法意義的只是第四條——「熟悉文學理論」,尤其應以德國、法國和美國學者倡導的「讀者反應理論」爲核心。這意味著「在文學理論研究與圖書史研究之間建立互動的時機已經成熟」29。在達恩頓的認知中,西方人到十六世紀纔真正掌握了文字(姑且不論識字率問題),所以他的書籍史研究主要是在十七世紀以下的資本主義社會中,也因此,商業經濟佔據了極高的研究比重,他列出的六項因素中有四項都是商人。這種看法依然被今天的研究者堅守不易,如詹姆斯•雷文指出:「任何時代、任何地方的書籍史研究都離不開對書籍生產經濟學的瞭解。」30但這樣的研究模式,「強調圖書貿易流動甚過書籍本身」,同時也具有「明顯的歐洲中心論色彩」31,其缺陷與不足已經被有些學者認識到。但這樣的研究模式,卻對東亞的書籍史研究產生了較大影響,從而不由自主地遮蔽了更爲重要的方面。
在以傳統中國爲核心的東亞世界,社會發展變遷的基本運作,不是濟決定政治、文化和社會,而是王權支配經濟、文化和社會。馬克思、恩格斯就曾提出「政治經濟學」的概念。劉澤華指出:「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主體是政治思想和政治文化,而其主旨是王權思想。思想文化的王主義又根源於'王權支配社會’'這一歷史事實。」32我認爲這是一個精關的判斷,「王權支配社會」也就自然形成「政治支配經濟」。但以往的中國甚或東亞的書籍史研究,由於受到美書籍史理論和方法關注重心的指引或潛在規範,絕大部分研究者的目光都被商業「妖韶女」吸引33,而對於過濾和控制商業活動的政治因素,反倒是因爲「習見」而成了「不見」。所以我想強調指出,在東亞書籍史的研究中,商業因素的較高比重需要讓位於政治因素的考量,這應該成爲我們的基本認知34。而當書籍史研究由「跨學科」進而「跨國界」,在研究方法上就更沒有現成的理論模式可循。因此,將書籍史的視角引入東亞書籍交流研究之後,緊接著的工作就必須是對方法的探索。由於在歐美的書籍史研究中,迄今爲止並沒有統一的理論和方法,也就是說,既沒有現成的理論模式可供套用,且以歐美的書籍傳播、接受的普遍現象爲基礎構擬的某些理論框架也無法覆蓋束亞,我們的工作重心就是針對與歐美書籍史擁有較大差異的因素——政治因素35,以及歐美書籍史研究中的薄弱環節——閱讀史,提出自己的觀察以及研究方法上的建議,藉此與西方書籍史研究的同行對話,也期待在書籍史「跨國界」「跨學科研究的新浪潮中,就理論和方法的探索作出東亞學者應有的貢獻。本文將集中討論第一個問題。
注釋
1.安托萬•基揚（Antoine Guilland）《近代德國及其歷史學家》(Modern Germany and Her His-torians),黃艷紅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 70 頁。此書於 1899 年和 1915年分別以法語和英語出版。
2.《傅斯年全集》第四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0年,第 258 頁。
3.陳寅恪《金明館稿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第 219 頁。
4.王汎森輯《史語所藏胡適與傅斯年來往函札(十七)》,《大陸雜志》第 93卷,1996年,第3期。5.《著壁成繪:復且文史講堂之二》,中華書局,2009 年,第 66 頁。
6.克萊夫•詹姆斯《文化失憶:寫在時間的邊緣》(Cultural Amnesia:Notes in the Margin of My Time),丁駿等譯,北京日報出版社,2020 年,第 377 頁。
7.《清代詩話東傳略論稿》,載《域外漢籍研究集刊》第二輯,中華書局,2006 年。
8.《增補文獻備考•藝文考》題解,張伯偉《朝鮮時代書目叢刊》第陸冊,中華書局,2004 年,第2858 頁。
9.參見川瀬一馬《日本書志學用語辭典》,日本雄松堂,1982年;諸洪圭《韓國書志學辭典》,韓國景仁文化社,1982年。
10.《論今日大學中文系教學之蔽》,《國文月刊》第 16 期,1942年 10 月。此文收入張伯偉編《程千帆古詩講録》「代序」,人民文學出版社,2020年,第 1-5 頁。
11.《古典文學研究在現代中國》,《錢鍾書集•人生邊上的邊上》,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第179 頁。
12.收入劉東、文韜編《審問與明辨:晚清民國的「國學」論爭》,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年,第 381-396 頁。
13.福井文雅曾提及法國學者對中日學者的批評:「中國人和日本人雖然有文獻的知識,卻不得處理、研究文獻的方法。在方法上,我們比日本人優越。」(《有關道教的諸問題》,《漢字文化圈的思想與宗教》,徐水生、張轂譯,武漢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 267 頁)
14.毛澤東《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 134 頁。
15.香港《二十一世紀》1994年6月號(總第 23 期)「三邊互動」欄目。
16.《北史•杜正藏傳》雲:「正藏爲文迅速,有如宿構……又爲《文軌》二十卷,論爲文體則,甚有條貫。後生實而行之,多資以解褐,大行於世,謂之《杜家新書》雲。"
17.參見張伯偉《日本世説學文獻序録》凰出版社,2021年。
18.奧田元繼《兩好餘話》卷下,日本明和元年(1764)刊本,日本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藏。
19.許筠《丙午紀行》,《惺所覆瓿稿》卷十八,《韓國文集叢刊》第 74冊,韓國景仁文化社,1991 年日第 291頁。
20.李宜顯《陶峽叢説》,《陶集》卷二十八,《韓國文集叢刊》第 181 冊,韓國景仁文化社,1997年,第 448頁。
21. 詹姆斯•雷文(James Raven)《什麽是書籍史》(What is the History of the Book?),孫微言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22年,第14 頁。
22.《書籍史話》(「What is the History of Books?」),收入《拉莫萊特之吻:有關文化史的思考》(Kiss of Lamourette: Reflections in Cultural History),蕭知緯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 85 頁。
23.《拉莫萊特之吻:有關文化史的思考》,第 112 頁。
24.《什麽是書籍史》,第 3-5 頁。
25.《什麽是書籍史》,第 2頁。
26. The Book Worlds of East Asia and Europe,1450-1850, Edited by Joseph P. McDermott and Peter Burke,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5.
27.《書籍史話》,《拉莫萊特之吻:有關文化史的思考》,第 88-89 頁。
28.《拉莫萊特之吻:有關文化史的思考》,第 98 頁。
29.《閱讀史初探》(「First Steps Toward a History of Reading」),收入《拉莫萊特之吻:有關文化史同的思考》,第 146-160 頁。
30.《什麽是書籍史》,第5頁。
31.戴聯斌《從書籍史到閱讀史:閱讀史研究理論與方法》,新星出版社,2017年,第 54-55 頁。32.劉澤華《中國的王權主義•自序》,天津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3頁。
33.略舉其例,國外漢學家著作如周紹明(Joseph P. McDermott)《書籍的社會史:中華帝國晚期的書籍與士人文化》(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Book : Books and Literati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何朝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大木康《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周保雄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賈晉珠(Lucille Chia)《謀利而印:11至 17 世紀福建建陽的商業出版者》(Printing for Proft: The Commercial Publishers of Jianyang, Fujian[11th-l7th Centuries]),邱葵等譯,福建人民出版社,2019年。中國學者著作如郭孟良《晚明商業出版》,中國書籍出版社,2011年;張獻忠《從精英文化到大衆傳播——明代商業出版研究》,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 年何朝暉《晚明士人與商業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年。
34.陳登原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撰《古今典籍聚散考》(商務印書館,1936 年),其書共分四卷即政治卷、兵燹卷、藏棄卷、人事卷,其中兩卷都與政治相關(戰爭就是政治的升級),涉及商業者僅爲人事卷中的「書賈」一目。可見在較爲傳統的學者的傳統眼光中,政治因素的影響要遠遠大於、強於、高於商業因素,這是值得我們深長思之的。
35.在歐洲書籍的傳播歷史上,政治因素的乾擾也是一項事實,但在商業出版發違,尤其在 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之後,其影響的力度弱化了許多,這也是以往歐美書籍史研究者對政治因素較爲漠然的原因之一。但在全球化的「洪流"中也有反全球化「逆流」的湧,不少地區也出現了書籍管制的「復活」,有的學者就開始注意這些問題,比如羅伯特•達恩頓與丹尼爾•羅什(Daniel Roche)合編的《印刷中的革命:1775-1800年的法國出版業》(Revolution in Print: The Press in France,1775-1800)(汪珍珠譯,上海教育出版社,2022年)。達恩頓在該書「導論"中指出:「這些問題的提出並不是出於對古文物研究的好奇或是對 1789 年精神的致敬,而是因爲文化和交流在 1989年已然成爲重點關注的領域。」(第2頁)但總體而言,對政治因素在書籍史研究中的關注仍然是頗爲寂寥的。
本文原刊《古典文獻研究》202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