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刻本是否「字多趙體」？
元代刻本是否「字多趙體」？
韋胤宗
[摘要]
目前版本學界對於元代與明初版刻字體總體風格之描述還存有一些爭議，然而大部分版本學家皆認為元代中期至明初時期的刻本「字多趙體」。但是，通過全面考察易見的元明刻本實物與已經公佈的書影、圖錄等材料，仔細分析其版刻字體之風格，並以計量方法進行統計分析，可以發現事實並非如此。具體而論，元初刻本有閩本、浙本、平水本等較大的版刻系統，各個系統之字體皆沿襲宋金風貌而稍有融合變化；趙字刻本元代中期出現，至明初方在一定範圍內較為流行；元明時期的趙字刻本可分為兩種類型，因其相對而言不便刊刻，故而從未成為一時版刻之主流。
[關鍵詞]
元代刻本；計量方法；趙體字；閩刻本
引言
關於元代刻本之字體，目前不同版本學家之看法略有差異。其中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說法即籠統地稱元本多為趙孟頫體，而未分時、分區考察元刻本的具體面貌。比如，魏隱儒稱：「元代刻書，字多摹趙體。」並指出元本之趙體字前後所有變化。[1]關於趙字刻本字體之不同，值得再行探究，這一版本學研究的方向是對的。但稱元本多摹趙體，則需商榷。毛春翔稱：「元刻本字體，的確都是趙體字，但明初刻刊本，亦是趙體字。」[2]李致忠稱：「元朝刻書的字體大多數都模仿趙孟頫的字……元代刻書的字體，無論官刻私雕，幾乎都是趙字的風貌。」[3]曹之稱「元本字體多趙體」，直至明代前期亦皆趙體。[4]類似說法多見於各類版本學、文獻學通論與教科書之中，影響巨大。目前，由於客觀原因，在難以對所有元刻本進行經眼的情況之下，不能遽論此一說法之誤，但通過廣泛閱覽易見之古籍、其圖錄、影印本與電子資源，可以發見元代刻本並非「多摹趙體」，更非「的確都是趙體字」，趙字本僅佔一小部分而已，而且元本在不同時期、不同地域皆有不同面貌，與宋本一脈相承且延續至於明代前期，難以以一種字體風格概括之。
此一對於元刻本字多趙體的錯誤概括，當來源於收藏家和書商，他們多重視鑒賞的趣味和書林掌故，但缺乏對版本進行科學考察與分析的方法。徐康《前塵夢影錄》云：「元代不但士大夫競學趙書，如鮮于困學、康裡子山。即方外，如伯雨輩，亦刻意力追，且各存自己面目。其時如官本刻經史，私家刊詩文集，亦皆摹吳興體。至明初，吳中四傑高、楊、張、徐，尚沿其法。即刊板所見，如《茅山志》《周府袖珍方》，皆狹行細字，宛然元刻，字形仍作趙體。」[5]徐氏所言趙體在元代之流行應不至有較大差錯，摹趙體字刻書者亦當有之，但云趙體刻本遽然風行天下，則與事實不符，且亦與歷史發展之規律不合：一種版刻風格之傳播本來就是比較緩慢的過程，而且在浙、閩、蜀系統成熟的版刻風格影響之下，趙字本恐難在短時間內成為元刻本之主流。葉德輝《書林清話》卷七有「元刻書多用趙松雪體字」，引徐康之說並列舉數則前人序跋中元刻趙字本為例以證其說，使得此一觀點廣為流傳，而實則葉氏未做全面的版本實物之調查，其結論為撮述前人之言論，恐不足據。
此一並不準確的說法，對版本學家之判斷產生了諸多不利影響。比如，劉薔《天祿琳琅研究》一書，體系嚴謹，資料豐富，是近年來文獻學研究中非常重要的著作。但本書討論《天祿琳琅書目》之版本學成就時，列舉了八條《天祿琳琅書目》關於元刻本之描述，而後總結道：「由以上描述，可知元刻本之版刻特徵……字體多用趙孟頫之吳興體」[6]。實則《天祿琳琅書目》中述及元版書，僅幾處稱道其書字體類似趙體（鷗波），難以得出「多用趙孟頫之吳興體」這一結論，反倒是稱元人多種版刻有顏體風味。可見此一說法乃是先入之見。又如，李清志《古籍版本鑒定研究》，描述古籍字體頗為細緻，但竟稱元代閩本字體皆為趙體，令人驚異。李稱：「建安刻書採用趙松雪字體，由於其出版量居全國之冠，故趙體字自然成為元版之代表字體。但其他地區之刻版，多非趙體字。」可見李氏欲極力證成元代趙字本之多。[7]其後又引葉德輝《書林清話》之言以證元版多趙字，[8]而其實葉氏之引證多非閩本，與李說前後矛盾，益見李說之誤。實際情況或與李清志的認識剛好相反，元閩本乃宋閩本之延續，字體為寫經體刊刻後之樣貌；真正的趙字本反多見於浙本系統，與閩本風格迥異。
第二種對於元刻本字體之說法，較上述觀點稍準確一點，稱元前期沿襲南宋本風貌，而中後期方多為趙體字本。比如，嚴佐之說：「元刻本初期似宋，後則模仿趙孟頫體，流利活潑，柔軟圓潤。」[9]昌彼得說：「元中葉以後書刻則多仿趙文明松雪體，一直到明弘治間，都沿此習尚。」[10]此一說法亦未對元本分地域進行考察，失之於簡。
程千帆、徐有富稱元代及明初刻本多用趙體，但元初「書法猶是宋金遺風」，覆刻本保留宋本原貌，同時，「各地區刻本可能仍保留原有字體的風格」，並舉閩刻本為例以說明之。[11]有了對元刻本進行分區考察之理念。而依此理念對元代各地域之版刻特徵做出較為詳細而準確之考察者，當屬黃永年。黃氏將元本分為浙刻本、閩刻本以及平水刻本三個系統，並稱浙本字體受到趙體之影響，「有的是在歐體的基礎上加進趙體的成分，使結構和點畫變得流動些、靈活些，有的更完全是趙體」，而江西刻本則夾雜顏體風味；元代建本之字體，「仍舊沿襲南宋建本作顏體，但比南宋建本要瘦一些，更要圓勁一些」；元平水本，「比金平水本更接近顏體，但較挺拔，和元建本之圓勁者又有所不同，易於區別」。[12]其後，杜澤遜、劉明等學者基本上繼承了黃永年的觀點。杜澤遜指出元時四川刻書中心不復存在，而有浙本、閩本以及北方的平水本，稱「元浙本仍襲宋浙本風格，但書體帶上趙孟頫影響，增加了趙體風格。元建本仍沿南宋字體，主要是顏體，但要瘦一些，圓勁一些。」元平水本有歐體，有在歐體基礎上加入顏體風格者，總體上「元平水本比金平水本更接近顏體，但較挺拔，與元建本之圓勁者又不同。」[13] 劉明稱：「元浙本系統的版刻特點，字體受到趙體的影響，在歐體的基礎上融合趙體的成分，使結構和點畫變得流動靈活，有的則更完全是趙體。字體圓潤，是對其字體特點的基本概括。」「江西地區的官刻本，由於受到福建地區刻風的影響，近似顏體。相台岳氏本則全是歐體，儼然宋刻風格。」「元建本系統的特點是字體作顏體，但顯瘦勁圓潤一些。」[14]此類說法皆更近事實。
但要明確回答元代刻本是否的確「字多趙體」這一問題，還需對元代版刻之整體風貌進行全面考察，再分析其中趙體字刻本之形式特徵，而後統計趙體字刻本所佔之比重，如此方能有堅實而明確的結論。現先結合易見之元刻本書影，依黃永年等學者之觀點，對元刻本字體特徵之全貌進行簡單介紹如下。
元本字體之整體風貌
元代前期承宋金之後，各地刻本基本沿襲前代風格。元代閩本一仍南宋末閩本風格，只不過較宋本更為圓潤。如國家圖書館（簡稱「國圖」）所藏元刻本《伊川先生周易經傳》、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延祐元年翠巌精舍刻本《程朱二先生周易傳義》以及著名的元刊十行本《十三經註疏》等，顯係南宋閩本風格之延續，而較南宋末期閩文字之筆畫更粗，用筆更圓，整體看來更具重濁之氣。閩本字體本源自隋唐寫經體，整體風貌、字形筆畫特徵與顏體有相似之處，特別是南宋中期之後因字形更為厚重而更接近顏體，因此劉明稱其為顏體，並無太大不妥；但南宋後期與元代之閩本字體，因更趨圓活、重濁，故與顏體相去甚遠，更不能稱為柳體。元代閩本中更多見質量較為低劣者，有的字體稍顯凌亂，有的筆畫過於粗重而顯俗劣，如國圖所藏元至正十六年建陽翠嚴精捨刊本《廣韻》（圖1）、至元二年建安碧灣書堂刻本《程朱二先生周易傳義》、元刻本《直音傍訓毛詩句解》、上海圖書館所藏元至正四年崇化余志安勤有堂刻本《詩童子問》等，刀法圓潤，字體重拙，字形或肥似墨豬，整體風格可見是閩本字體演變之結果。
金平水本字體之整體風格與南宋閩本較為類似，只不過不如閩本之鋒穎突出，而較閩本更為方硬，同時字體往往略有傾斜之勢。入蒙古之後一些平水本字體一仍其舊，比如國圖所藏蒙古定宗卒後次年（1249）張存惠晦明軒刻本《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圖2）、蒙古平水刻本《尚書註疏》等，其大字鋒稜峻厲、橫輕竪重、筆多鋒穎、頓筆明顯等特徵皆與閩本一致，而其字形略有傾斜、橫畫起筆時有較重之頓點等特徵則為金刻本之風貌。入元之後，此一平水本風格似與浙本風格互相滲透，影響遍及全國，此詳下文關於元代浙本之討論。元明時期，平水本地之刻本似有衰落之跡象，一些書籍版面較前代更為粗劣，比如國圖所藏元至大三年曹氏進德齋刻本《中州集》，版面風格略有前代平水本之面貌，但排版凌亂，文字鋒穎無存，應是追求快速刊刻而致文字只見刀痕而不見筆法。
依黃永年、杜澤遜等學者之觀點，元時蜀刻已經消亡，因此作為大的版刻系統之蜀刻本風格自然不復存在。但或由於宋時蜀刻本仍有留存，因此元、明尚有仿刻、覆刻者。如北京師範大學、遼寧省圖書館等地所藏元刻明修本《大學衍義》之元刊部分，其字體略失齊整，筆劃不求工致，為顏真卿《麻姑仙壇記》筆意，整體風格近似南宋蜀刻小字本，行款亦與十一行本蜀刻唐人集一致。國家圖書館所藏元本《東澗先生妙絕今古文選》則類似於南宋蜀刻中字本之樣貌。上海圖書館藏有明洪武二十七年蜀藩刻本《自警編》，字體頗類南宋蜀小字本，此本雖雲自宋端平元年九江郡齋本翻出，但字體不如一般江西本之雄豪、厚重，而近於蜀本之率意，此或為蜀藩據其地尚存之蜀本仿刻，有意延續前代蜀本之風貌，因此與南宋江西本風格迥異。上圖又藏有明正、嘉間蜀刻本《史通》，其原版及補版皆有宋蜀本意味，可證元明時期蜀本並未全亡。
圖1 元至正十六年粹巖精舍刻本《廣韻》，國家圖書館藏。
圖見《第二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圖錄》，第2624號，第249頁。
圖2蒙古定宗卒後次年（1249）張存惠晦明軒刻本
《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國家圖書館藏。
圖見《中國版刻圖錄》，圖版266。
圖3 元刻明修本《大學衍義》，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
圖見《第三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圖錄》，第7133號，第169頁。
元代浙本系統字體之情況稍顯複雜。首先，可能由於兩宋時期全國各地的書籍流動，宋代的浙刻本已經遍及全國大部分地區，元時繼承兩宋浙本風格之刻本亦並不局限於兩浙地區，而是出現於全國各大刻書中心，因此，本文所論及的元代「浙本」，並非一個地理上的劃分，而更多地是一種版刻風格的稱呼。其次，從字體風格而論，元代浙本字體繼承宋浙本風格而以歐體為主，但在歐體基礎之上略有發展。同時，在元代中後期，出現了趙體字刻本。
元代刻本的歐體字，杜澤遜、劉明等人認為受到了趙體的影響，在歐體中融入了趙體風格。所謂融入趙體風格，說的應是字形中兩點之間或三點水之間牽絲變多，同時字體刀法更為圓活，字體介乎歐、趙之間，不如兩宋刻本歐體字方正與稜角分明，例如國圖所藏元至正六年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刻本《金史》。但是，此類字體介乎歐趙之間的刻本其實並不多。
元浙刻本系統中，有很多實則仍然延續兩宋浙本之風格，比如國圖所藏元大德間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刻本《大德重校聖濟總錄》、元至正六年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刊本《宋史》、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吳郡庠刻本《通鑒總類》、元泰定元年（1324）西湖書院刻本《文獻通考》、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元延祐七年（1320）翻宋刻本《夾注輔教新編原教要義》、湖北省圖書館藏元天曆至正間褒賢世家家塾歲寒堂刻本《範文正公集》等，其中一些刻本絕類宋刻，若無牌記、史料記載等信息，很難從宋本中區分出來。
還有大量刻本，似是以版刻歐體字為基礎，而受到南宋閩本字體或金蒙平水本字體之影響，形成了一種新型的字體。比如，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元大德九年寧國路儒學刊本《後漢書》（圖5），其字體整體看來鋒稜峻厲，鋒穎、牽絲、橫筆末之頓點、橫輕直重之特徵等，皆與南宋中期閩本類似，其字體略顯傾斜之勢、方斬之態，與金蒙平水本—比如上述蒙古刻本《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若合符節，但其捺筆較輕且末端略呈三角形之特徵以及橫折之寫法等，又與歐體，特別是南宋末期書棚本之歐體較為一致，顯然是宋浙本、閩本或金平水本風格融合之結果。此類刻本數量不少，其字體風格，有的更偏歐體，比如國家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等地所藏元至大元年江浙行省儒學刻本《六書統》、上海圖書館藏元至正二十六年刻本《圖繪寶鑒》等；有的更偏金蒙平水本風格，如大德九年江浙行省下轄九路儒學刊本「十史」中大部分史書（較典型者如《中國版刻圖錄》圖版304太平路儒學刊本《漢書》，圖版305寧國路儒學刊本《後漢書》，圖版306為信州路儒學刊本《北史》等）、重慶圖書館等處所藏元大德三山郡庠刻本《通志》、南京圖書館所藏元刻《楚辭辯證》（圖6）等。
圖4元天歷至正間褒賢世家家塾歲寒堂刻本《范文正公集》，
湖北省圖書館藏。
圖見《第二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圖錄》，第3116-3120號，第250頁。
圖5元大德九年寧國路儒學刊本《後漢書》，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圖見《中國版刻圖錄》，圖版305。
圖6 元刻本《楚辭辯證》，南京圖書館藏，
圖見《第二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圖錄》，第3087號，第228頁。
元代中期開始，出現所謂的「趙體字」（又稱「吳興體」、「松雪體」、「鷗波體」等）刻本，關於版刻趙體字之風格特徵、數量（在元代刻本中所佔的比重）等，學界還未有明確的看法，需對此略作討論。
元明清時期的兩種「趙體字」刻本
關於版刻古籍中的趙體字，其實學界並未有明確、一致的看法，而是將不類於歐體、顏體、閩本字體，且其字形又略帶行書筆意者，皆歸為趙體。趙孟頫本身書風多變，但其楷書具有明顯的個人特色：不類於唐楷的方正、嚴肅，趙體字多夾雜行書筆意，筆畫往往前後呼應，牽絲映帶；多回筆藏鋒，且轉折無明顯之頓挫，因此顯得含蓄圓潤；筆畫勻稱舒展，無橫輕直重之程式，無刻意頓點或重按之筆畫；整體看來介於行楷之間，流美圓轉。比較而言，唐楷較硬，趙字較軟。趙體字刻本在明清寫刻本中佔據非常重要的地位，也是今日流行之所謂「楷體」之源。
元明之趙體字刻本，大體可以分為兩類。第一類其字體類似於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趙孟頫臨王羲之小楷《黃庭經》、趙孟頫延祐六年寫本《洛神賦》（圖7）等，此類趙書基本為小楷，風格筆法脫胎自二王等魏晉書家，結體舒朗，筆畫圓勁，端莊典麗，特別為明清內府刻書所鍾愛。元時之代表本如上海圖書館藏元延祐時期杭州路刻本《農桑輯要》（圖8）、元至正十年刻本《順齋先生閑居叢稿》等，其字體與前述趙書《洛神賦》極為接近，確為摹趙書以寫刻者。此類字體風格為明代內府所繼承，終明一代，未有太大變化。例如，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明正統十二年經廠本《五倫書》、國圖所藏明景泰七年內府刊本《飲膳正要》等，其字體雖或牽絲變多，或筆鋒更顯峻厲，但整體風格仍與《農桑輯要》類似。明時，內府刻趙體字本之風格又流行於北京，後又漸行於南京、山東、山西、陝西、河南乃至於湖廣、雲貴等地，有學者稱其為「京式本」，[15]較著之例有國圖藏正德十四年北京郭勳刊本《白樂天文集》、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弘治十一年北京金台岳氏刊本《西廂記》、天一閣藏明嘉靖四年晉府刻本《文選》等。據此，趙體字刻本之流行，實則應該在明代前期，但其時閩本風行天下，以種類、數量而論，趙字刻本亦難稱主流。清代之寫刻本，大致有兩種風格，其一為仿宋體寫刻本，字體有仿宋刻之歐、顏體者；其二即為趙體字刻本，字體較元明刻本之趙體稍有不同，一些刻本字體類似於其時書法界所流行之「館閣體」，但總體而言皆可看做趙體字之演變，將其歸入趙字刻本系統應無太大問題。清刻本之情況非本文所能深論，須俟來日詳加考察。
陳先行稱趙孟頫亦曾研習李邕書法，趙書中有類似於似李邕《李思訓碑》《麓山寺碑》等之字體者，整體看來較前一種風格行書意味更重，單字筆畫曲筆更多而直筆較少，筆畫之間更多呼應連帶，牽絲較多，結字較密，而用筆卻更加瘦勁，故頗有奇崛蒼勁之風。[16]陳先生指出此類趙字刻本之實例有南京圖書館藏元至正刻本《師子林天如和尚語錄》、上海圖書館藏元至正三年建安余志安勤有堂刻本《詩童子問》之序（圖9）。此部《詩童子問》僅前序為趙字行書，其正文為一般元代閩間坊刻本之字體，元明清刻本中序文作行書甚至篆隸草書而正文作通行之歐體、顏體、匠體字者比比皆是。序文中之行書，可能並非模仿趙體，而是撰寫者自家手跡，比如國圖藏南宋開禧元年（1205）建安劉日新宅三桂堂刻本《童溪王先生易傳》之序文即為行書上板，字類北海體，而此時距趙孟頫之出生尚有半個多世紀，絕非「趙體字」。因此，嚴格來講稱版刻中之行草體為趙體字並不合適，但因其與宋刻系統之字體皆有所區別，而與一些趙孟頫手札中之行草書有視覺上的相似性，廣義上將其稱為趙體，亦有其合理之處。事實上，行書較難刊刻，以之寫樣上板在元明版刻中並不多見。需要說明的是，國圖藏元成宗大德三年廣信書院本《稼軒長短句》，通書為行書，卻不類趙體，顧廣圻跋稱其「純乎趙體」，並不正確，黃永年稱其字體「是繼承廖瑩中本韓、柳文的字體又略帶行書意味」，[17]恐怕也值得商榷。此本字體特殊，並無他本與之類似，是一種有意的立異之作，不能作為一時一地的版本風格之代表。清代版刻中亦有不少類似的標新立異之作，皆是獨特時空之下的特殊出版樣態，須單獨進行考察，而不能當做一時一地版刻風格之代表。
無論是何種趙體，其字形皆較為圓活流美，筆划多彎曲，且有行書筆意，從刊刻的角度而言，相比於方整峭厲的歐虞體、端莊嚴謹的顏柳體來說，並不便於奏刀。使用趙體字刻書，若追求忠於書寫筆跡，則須熟練刻工執刀，且定然費工費時，成本劇增；若求省工、速成，則會失去趙字筆意，轉成他體。因此，以常理而推，趙體字刻本在雕版印刷時代很難成為一時版刻之主流。下文將對元代刻本之字體風格進行統計分析，以證明此一推論之正確性。
圖7 元延祐六年趙孟頫書《洛神賦冊》，紙本，墨筆，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8 元延祐間杭州路刻本《農桑輯要》，上海圖書館藏。
圖見陳先行《古籍善本》第242頁。
圖9 元至正三年建安余志安勤有堂刻本《詩童子問》胡一中序，
上海圖書館藏。圖見陳先行《古籍善本》第255頁。
元代刻本中趙體字刻本之比例
若要瞭解元代刻本字體中趙體字所佔之比重，理想狀況下，應對全部元本進行考察，統計其中各類字體刻本之數量，[18]然後得出趙體字刻本所佔之比例。但是，目前對於元本之鑒定、統計、編目、影印等皆不完備，因此無法考察全部的元刻本。此處根據《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圖錄》第一至第五批中所錄653種元刊本之書影判斷其版刻字體，統計各類刻本之數量，然後分析各類刻本在元刻本中所佔之比例。《名錄圖錄》雖未能涵蓋全部的元刊本，但所錄元本數量已經不小，在樣本數量較大的情況下，對其中各類刻本佔比之分析應該不至於有過於嚴重的疏漏。
根據統計之結果，在第一至五批《名錄圖錄》所有653種元版之中，使用閩本字體者最多，有367種，約佔元刻本之56%，元代閩本字體由南宋閩本字體演變而來，其版刻地域除福建之外，還有少量來自江西等地，單從版刻種數及其總體印數而論，閩本風格才是元代刻本之最多者，其流傳、影響、內部各個小類之特徵等，皆有進一步研究之必要。歐體、歐體之變體、顏體及其他字體之刻本共247種，約佔元本總體之38%，其中，各路儒學、一些書院、家塾之刻本，皆廣泛使用由歐體、南宋閩本字體或金蒙平水刻本字體所融合衍生出的一種新型歐體，所刻之經史、詩文皆質量上乘，可以代表元代刻本之最高水平。而元代刻本中之趙體字刻本——包括以上所論及的兩種趙體字刻本—總共僅有39種，約佔元代刻本總體之6%，二十分之一強。據此，只能說元代版刻中出現了趙體字刻本這種引人注目的新類型，而不能說元代版刻「字多趙體」。
注釋：
[1]魏隱儒，王金雨編著：《古籍版本鑒定叢談》，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第30頁。
[2]毛春翔：《古書版本常談》，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02頁。
[3]李致忠：《古書版本學概論》，書目文獻出版社，1990年，第108-109頁。
[4]曹之：《中國古籍版本學》，武漢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538-539頁。
[5]徐康撰，章鈺等批校：《自莊嚴堪藏諸家批校本前塵夢影錄》，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6年，卷下，葉7b-8a。
[6]劉薔：《天祿琳琅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337頁。
[7]李清志：《古書版本鑒定研究》，文史哲出版社，2006年，第60頁。
[8]李清志：《古書版本鑒定研究》，文史哲出版社，2006年，第61-64頁。
[9]嚴佐之：《古籍版本學概論》，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134頁。
[10]昌彼得：《我國歷代版刻的演變》，見喬衍管編：《圖書印刷發展史論文集》，文史哲出版社，1982年，第263頁。
[11]程千帆，徐有富：《校讎廣義•版本編》，中華書局，2020年，第272頁。
[12]黃永年：《古籍版本學》，江蘇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98-104頁。
[13]杜澤遜：《文獻學概要（修訂本）》，中華書局，2008年，第126頁。
[14]劉明：《中國古書版本筆記》，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20年，第484-485頁。
[15]見李開升：《明嘉靖刻本研究》，中西書局，2019年，第36頁。
[16]見陳先行：《古籍善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26頁。
[17]黃永年：《古籍版本學》，江蘇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98頁。
[18]需要說明的是，一般情況下，一種刻本往往會有多種字體，其序跋、正文、評點等可能皆會使用不同字體。此處所言某種版刻之字體，系就其正文所使用的字體而言，因正文一般篇幅最大，其字體是寫樣、刻板過程中主要使用的字體。
本文原刊於《漢籍與漢學》2023年第一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