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公文紙抄本兩種—《明文記類》《觀象玩占》
明代公文紙抄本兩種—《明文記類》《觀象玩占》
沈津
寫罷公文紙印本，再來寫公文紙抄本。所謂公文紙抄本，顧名思義，即是將廢棄公文的背面用來抄寫自己需要的文字，或節錄文章，或抄寫圖書。古人的節約用紙，並非當時紙貴洛陽，《棗林雜俎》載：「明張東白作文，用故紙覆背書之。」徐珂《康居筆記匯函》也載夏劍丞云：「沈曾植（子培）為文，恆以戚友所貽信封之背屬草。此亦廢物利用也。」
葉德輝《書林清話》卷十「古人鈔書用舊紙」，云：「古人抄書，多用舊紙。宋抄本《楊太后宮詞》一卷，紙係宋時呈狀廢紙，有官印朱痕可證。明人抄本宋張正之《五行類事占》七卷，其紙皆嘉靖時冊籍，紙背間可辨識，蓋猶是嘉靖年間人所抄也。影宋本《周易集解》，用明時戶口冊籍，紙上有嘉靖五年等字。」說的都是用過時呈狀廢紙、冊籍來抄書。
明代公文紙印本,在明刻本中不多見,而明代公文紙抄本較之公文紙印本就更為稀見。明代抄本有黑格、紅格、藍格、綠格、無格之分，一般來說，黑格、紅格似比藍格在時間上要早一些。綠格最少。在傳世的明抄本中，藍格和無格者居多。所以,在明清兩代的各種抄本中，除了著名藏書家（樓、堂、齋、閣等）所抄外，以公文紙所抄的本子特別令人刮目相看。其原因就在於難得，在於以稀為貴。
「哈佛燕京」藏的明抄本不多，僅幾種而已，其中公文紙抄本二種，一為《明文記類》不分卷，明佚名輯，明黑格公文紙抄本，二冊。是書乃抄錄明代大家方孝孺、祝允明、吳寬、李東陽、舒芬、唐順之、趙寬、顧清、王鏊、孫大雅、袁表、羅洪先、王玲、彭華、陳敬宗、程敏政、邵寶、夏鏃等十八家計四十七篇文章。如方孝孺《戇窩記》、祝允明《建康觀雲記》、李東陽《清明上河圖後記》、唐順之《裕州均田碑記》吳寬《靜逸齋記》等。此本用紙為明代嘉靖九年、十年浙江海鹽縣官府公文紙,記載有關海鹽糧倉一類史料。
此書抄者或為縣衙文書一類人物，字體工整，所抄文字當也為其喜愛之範文。估計抄寫的時間，應在嘉靖三十年前後。最妙的是，此書鈐印有「何紹基印」、「子貞」，均偽，估人所為也。我相信，此估的鑒定能力較差，他或許不知道此本之真正價值，而只以一般抄本看待。他以為鈐上偽造的何紹基印，必能增值幾分，可卻是佛頭著糞、畫蛇添足了。
二為《觀象玩占》，此書明代有一刻本，傳世極罕。清代並無刻本，均以抄本流傳，「哈佛燕京」藏有三部明抄本，其中一部即為明公文紙抄本。此本首四冊以公文紙抄，紙背公文內容為某縣所判各類案件，如富豪吞謀基屋騙價陷貧苦事，刁惡罵本管官員事、謀惡黨打死人命事等，並有判決。有錢有糧者可以納錢納糧減罪，稍有力納工價犯人一名、減等杖七十、贖罪稻一十四石，下各有名氏。此本曾為繆荃孫所藏，書中鈐有「荃孫」、「雲輪閣」印，又見於《藝風堂藏書記》著錄。（按，哈佛大學圖書館線上著錄「清鈔本」）
公文紙的內容不外乎政府機構的廢舊公文，我所見到的最早者為上海圖書館藏《增修復古編》，這是一部明人據明初刻本影抄的本子，用紙乃為公文紙，原作二卷。按此書中國國家圖書館有明初刻本二部，行款同，但非一刻，都作四卷。上圖此部不知影抄底本為何本，上卷及下卷各有二部分組成，因此應改作四卷。此本卷一第三頁背面有「景泰□年正月」、卷三第十九頁背面有「天順玖年」字樣。
可見此抄本所用公文紙的時間還是較早的。一般來說，明公文紙抄本的書都是小部頭的，或一冊，或數冊，頭冊數的多寡，都是取決於衙門裡要處理的廢舊公文有多少。但根據記載，好像最大部的應推明藍格抄本《冊府元龜》一千卷。《冊府元龜》是大類書，一千卷，每冊五卷，裝二百零二冊，包括序文及目錄。此藍格抄本舊為袁氏臥雪廬藏書。紙背皆公牘文字。
我所經眼的公文紙印本、公文紙抄本，不管哪種，用紙既薄又堅，但見公文之字極小，筆畫細若髮絲，摹寫工整絕倫，纖毫無誤，此種公文當用毫尖所為，有仿宋意味。
好多年前，我在收集翁方綱資料時，即見其有「敬惜字紙」一則，嘉慶十年冬，翁方綱在自己的筆記中寫有《敬惜字紙類記》云：「凡看書倦臥，慎勿置衽席間；夏月睡臥，勿持有字扇；買整刀之草紙，必截去其邊記字號，燒去而後用之；裝字帖，勿誤剪其字邊；細緞機頭字號，或花樣內『卍』字，皆勿作衣服下身用；筆管有刻字及器物有字者，殘廢不用即燒之；日廁上不可手持書看；日出恭勿攜有字燈籠；日與中看書，勿置茵褥；花爆紙邊寧作圖記，勿用字號；寫誤字刮去之紙末，須撮起，紙包裹焚之；包物紙，細看有字跡否？包茶葉紙尤慎；日字紙裁條，勿搓捻；糊器物燒字紙之灰裹送江河，不可丟棄。」（見《翁方綱年譜》，頁四一五）翁方綱是乾嘉間的重要學者，他的「敬惜字紙」，或可反映當時文人士子對待字紙之看法。實際上，「類記」中的每一條，我們都很難做到，或者說太複雜了，根本就沒有什麼關係。但不管怎樣，古人愛惜物力，用無棄材的觀點，還是對的，就像明代公文紙印本、公文紙抄本一樣，都是利用廢舊過時公牘檔冊戶口冊籍所印鈔一般。
二○○九年三月八日
本文原刊書林物語第61-6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