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盛鐸藏書研究的歷程與面向
李盛鐸藏書研究的歷程與面向
孫天琪
摘要
李盛鐸木犀軒藏書在近代藏書史、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地位突出，其在20世紀40年代整體歸入北京大學圖書館，極大地擴充了北京大學圖書館的館藏善本數量，是中國藏書文化歷史性變革時期的重要事件。近百年間，學界對這批藏書的研究與利用逐漸走向深入，相關成果集中於版本目錄學和文獻文化史兩個領域，主要包括編制書目、整理題跋、影印珍籍、辯證版本、分析源流等多個方面。隨著李盛鐸檔案、書札和近代其他藏書家日記、題跋不斷被揭示，李盛鐸木犀軒藏書研究迎來了新的機遇，仍然有很大的拓展空間，未來可在撰寫提要、整理信札、彙編傳記、影印叢刊諸方面繼續探索，力爭系統總結版本目錄學成績，研討近世藏書思想變遷，樹立高校古籍收藏與研究範式。
關鍵詞：李盛鐸，北大圖書館，版本目錄學，近代藏書文化
1 引言
中國藏書文化在晚清民國時期發生了歷史性變革，其內在轉向理路與西方公共圖書館思想融彙，以開放、實用、流通為要義的新式公共藏書逐漸為士人群體接納，「私藏售公」或「私藏捐公」成為一種潮流。京師大學堂藏書樓在1905年接受方氏碧琳琅館藏書，是這一時期較早出現的標誌性事件。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時局變遷、家族沒落，使得鬻售之風漸興，典籍的流散速度遠超前代。1940年，在胡適、袁同禮、傅增湘、徐森玉、趙萬里等人的促進下，李盛鐸木犀軒藏書整體售歸北京大學圖書館（以下簡稱北大圖書館），極大地擴充了其館藏善本資源，北大圖書館一躍成為當時國內高等院校圖書館中古籍藏量和品類最豐富之地。時至今日，古文獻收藏已成為北大圖書館的一大特色，古籍藏量共計十萬餘種，一百五十萬冊，雄居全國高校圖書館之首[1]。北大圖書館收藏的宋元本中有三百零一種為李氏舊藏，稿抄本、名人校跋本中有近兩千種為李氏舊藏，日本版古籍中的精粹幾乎全部為李氏舊藏，書中海量的李盛鐸批校、題跋提升了文物價值與學術價值。毋庸置疑，李氏木犀軒藏書是中國高校館藏古籍資源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宗，也是北大圖書館珍藏中的精華和底蘊所在，圍繞李氏藏書的研究史是北大圖書館史的重要組成因素。
民國時期的李氏藏書已廣受贊譽，傅增湘認為李氏藏書在「晚清四大藏書家」楊氏海源閣之上：「今李氏之書，較楊氏增加數十倍，且苞含鴻博，多屬考覽有用之書」[2]。李盛鐸生前已將所藏敦煌遺書售予日本，將所藏內閣大庫檔案售予「中央研究院」。其身後售歸北大圖書館的主要是歷代刻本、稿抄本和日本版漢籍，是其收藏的主體部分，本文即討論這一部分的研究情況。
在進入北大圖書館之前，李氏藏書已有數次成體系著錄，存留的多種書目成為瞭解自光緒以來積聚歷史的最佳途徑，亦可視作藏書研究之開端，這一點在以往的研究中被忽視了。李氏藏書進入北大圖書館之後，館方隨即開展了細緻的館藏編目整理，於1957年編印《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李氏書目》，載錄書籍9087種，58385冊，向達在引言中稱「這批書籍是北京大學藏書中最有學術價值的專藏之一」[3]。20世紀80年代，張玉範整理《木犀軒藏書題記及書錄》，揭示李盛鐸題跋，介紹李氏藏書源流及特色，帶動這批珍藏真正進入了研究時期。近年來李氏藏書中的經史宋元版書、稿抄本、日本版漢籍受到學人關注，北大圖書館漸次影印了其中一大批稀見珍本，為學界提供了便利。歸納來看，目前針對李盛鐸藏書的研究主要集中於版本目錄學、文獻文化史兩個領域，尤為偏重於珍本個案研究；但因為存世李盛鐸檔案、信札、批校等藏書活動相關資料尚待整理，影印或數字化影像遠遠不能滿足研究需求，缺乏版本目錄學和藏書史方面整體性的探究成果，未來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間。
2 李氏藏書歸入北大圖書館前的著錄與利用
傳統的私家藏書研究尤為注重對藏書目錄和藏書題跋的發掘與考索，藉此探繹藏書源流、特色、思想。藏書家對個人珍藏進行著錄、校勘、題跋的過程，往往涉及得書經過、善本分類、版本鑒定、校勘題識、價值品評，實則是其藏書研究的最原始起點。李盛鐸家學淵源深厚，具備極高的版本目錄學功底，尤為注重博取。個人近六萬冊藏書中品類宏富，既有珍稀罕睹秘籍，又有雜學百家之編，範圍既廣，蘊蓄遂閎。李盛鐸在古籍鑒藏方面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所作題跋頗有黃丕烈、顧廣圻風範。正因為李盛鐸歷時數十年熱衷於親自鈐印、題跋、校勘，在書中積攢了豐富多樣的信息，使得這批藏書有了更高的文化價值。晚清民國時期由李盛鐸、袁克文、傅增湘、繆荃孫等藏書大家共同組成了京城書籍交往圈子，相互之間的借讀、借校、題跋、版本探討十分頻繁，諸家書目、信札、日記中記載了對木犀軒藏書的利用情況，在研究李盛鐸藏書流變及思想時不容忽視。
2.1 李氏藏書的來源與聚散
對李氏藏書的來源與聚散問題，學界已有清晰的認識。張玉範《李盛鐸及其藏書》講述較為全面：道光時曾祖李恕在江西德化辟「木犀軒」藏書十萬卷，皆毀於太平天國戰爭。李盛鐸祖父李文湜、父親李明墀亦喜藏書，北大館藏中有「李明墀」「李氏玉陔」藏印者均為見證。李氏藏書真正初具規模是在光緒五年左右收得袁氏臥雪廬藏書之後。彼時李明墀任湖南巡撫，盛鐸隨宦居湘，經朱逌然介紹得臥雪廬珍藏。從光緒初年到民國初年，李盛鐸廣搜曲阜孔氏、意園盛氏、聊城楊氏數家典藏，又在島田翰幫助下從日本購回大批國內久佚或不常見之古本，一躍成為近代藏書家之翹楚[4]。高洋《木犀軒藏書聚散考》在張玉範論說基礎上總結了六大藏書來源，即「巧取臥雪珍本、兩度日本訪書、劫餘敦煌寫卷、輓救內閣檔案、刊印圖籍、書肆訪書」[5]。
總體來看，李盛鐸購藏珍籍大致可以分為三個時期，一是早年隨父親李明墀居湘期間，二是戊戌後任駐日公使期間，三是民國初期。20世紀30年代，退出政壇的李盛鐸因經濟困難數次售書，柳向春《木犀軒藏書兩次夭折的售賣》[6]和欒偉平《李盛鐸與周叔弢的藏書抵押關係小考—兼述北京大學圖書館之鈐「周暹」印善本來源》[7]兩篇文章已有介紹。李氏身後藏書由其第十子李滂管理，高田時雄《李滂與白堅—李盛鐸舊藏敦煌寫本流入日本之背景》詳細介紹了李滂的生平經歷[8]。李滂繼承了乃父治學傳統，所作《近世藏書家概略》品評三十餘位藏書大家事跡，家藏善本信手拈來，遞嬗演變敘述翔實。李氏藏書主體最終於1940年以四十萬元價格售予北京大學，部分零本現存於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台北「國家圖書館」等處。
2.2 李氏藏書目錄編制及其作用
李氏自光緒以來編制了數種藏書目錄，這些目錄雖大多是簡記書名、卷數、版本的登記目錄，但可追溯李氏藏書漸趨豐富的歷史進程，是探討其藏書源流的重要參照，這一點在前人研究過程中被忽略了。
李氏早期購藏之書，可通過國家圖書館藏抄本《木犀軒書目》窺覽。此目二冊，分箱編號，著錄書名冊數，集部書籍為多。封面有李盛鐸十子李滂題記：「先文和公侍先王父中丞公僑居邗江時，讀書思過齋中，此目即齋中所蓄之書，泰半毀於癸巳之火矣。[9]」此目大約成於光緒十九年（1893）李盛鐸任江南道監察御史之時。但常見之書居多，所收臥雪廬珍籍並未存於此處。葉昌熾《緣督廬日記》談及：「知木齋揚州寓廬火，藏書二百篋盡為祝融氏所收。中多明人集部世間不經見之本，亦江左文獻之厄也」[10]。這份目錄大概就是葉昌熾所記「二百篋」者。
今北大圖書館藏有各類目錄十餘種，多是李盛鐸親自編定。《木犀軒收藏舊本書目》稿本一冊，有李盛鐸「丁亥年手書」題識，著錄書籍600餘種，成於1887年前後；《麐嘉館行篋書目》稿本一冊，封面李盛鐸題識「宣統壬子四月錄於北京寓邸」，著錄書籍600餘種，成於1912年；《麐嘉館續藏書目錄》稿本一冊，著錄書籍200餘種；《木犀軒收藏舊本書目》四冊，末署「甲子五月一日抄畢」，著錄書籍2000餘種，成於1924年前後；《木犀軒藏書目錄》油印本殘存三冊，屬於插架目錄；《木犀軒收藏舊本書目》油印本十二冊，著錄書籍一萬余種；《木犀軒宋本書目》稿本一冊，著錄宋本108種；《木犀軒元本書目》稿本一冊，著錄元本94種；《木犀軒宋本書目》《木犀軒元本書目》鉛印本合一冊，著錄宋本113種、元本102種；《李木齋氏鑒藏敦煌寫本目錄》稿本一冊，著錄敦煌寫卷432件。
此外，國家圖書館藏民國抄本《木犀軒收藏舊本書目》、民國鉛印本《木犀軒藏宋本書目》《木犀軒藏元本書目》；芷蘭齋韋力先生有稿本《木犀軒收藏日本舊版書目》、寫本《木犀軒藏書記》[11]；山東大學、日本京都大學有抄本《木犀軒收藏舊本書目》。20世紀三四十年代待售期間，《學瓠》雜誌於1936年第7期刊登了《德化李氏出售敦煌寫本目錄》，《民鳴月刊》於1937年第10期刊登了《德化李氏木犀軒善本書目》，傅增湘編成《德化李氏木犀軒藏書目錄》稿本一冊，李滂編有《木犀軒售書目錄》稿本十二冊。
不難發現，這些目錄貫穿了李盛鐸整個收藏生涯，不同書目之間的著錄差異即為其藏書數量的變遷過程，編目過程中的類屬調整、版本研判、零散札記等信息也是考察李盛鐸版本目錄治學經驗的一種新穎途徑。
2.3 晚清民國寓京文人的書籍交流
晚清民國時期的寓京文人存在著一個書籍交流群體，繆荃孫、江標、袁克文、葉昌熾、傅增湘、張元濟等人的日記中對此有記載。其間借讀、借校、借抄、題詩、作跋、代購、輯印之事不斷，擴大了典籍文化傳播範圍，提高了典籍利用率，是研究近代藏書文化不可忽視的現象。
李盛鐸因官位、資歷較高，在這個群體中影響較大，袁克文、傅增湘、徐森玉皆為其弟子。例如，袁克文在1915至1916年間與李盛鐸的書籍交往最為頻繁，常借李盛鐸藏書進行版本比對，李盛鐸則為袁克文新收善本提供版本鑒定意見，或判定版刻年代，或鑒別藏印真偽，或略論版本價值，或分析源流更迭，或簡述學人往事，或估算收購價格，或給出收藏建議。兩人亦師亦友，書籍交往具有互補性，今國家圖書館袁克文舊藏宋元本中多有李盛鐸跋語，袁克文轉呈之稀見本，李盛鐸常留觀錄副。
從李盛鐸與傅增湘、繆荃孫、袁克文、葉昌熾等人的往來函札中可以看出，李盛鐸的版本鑒定是從實物出發，基於個人豐富的收藏品類和經眼閱歷，重點從字體、紙張、版式、印次、裝潢、翻刻等角度鑒賞，佐以歷代書目著錄，綜合判定版刻年代、刊印地點、版本質量，顯露出卓越的版本學功底。傅增湘對李盛鐸執弟子禮，得以遍覽李氏藏本，《藏園群書經眼錄》中盡載李氏精善之書，在與張元濟的書信往還中也時常提及。1937年傅增湘撰《審閱德化李氏藏書說帖》向公藏單位薦購，列舉了宋元本、明刻本、舊抄本、名校本、日本高麗舊本中的精品，並稱「李氏奮數十年之精力，成此大觀，群推為文章之淵藪，學海之津梁」[12]。這些頗具影響力的藏書家的記錄，從另一視角反映了李氏藏書的地位與價值，不僅可以從他們提到的一部又一部古籍中發現近代藏書聚散線索，還能為宏觀總結李氏藏書特色與思想提供佐證，在今後的研究中值得引起重視。
3 版本目錄學視域中的李氏藏書面貌
李氏藏書以版本精善、品類豐富著稱，所以基於版本目錄學視角的研究是主要方向。李氏藏書的具體數量和類別調查、李盛鐸題跋蒐集與整理以及具有典型特徵的宋元本、日本版漢籍、稿抄本研究均取得了不少成果，展現了李氏藏書的生動面貌。
3.1 李氏藏書歸入北大圖書館及編目過程
關於李氏藏書歸入北大圖書館的經過，欒偉平《木犀軒藏書進入北京大學圖書館的前前後後》一文結合北京大學圖書館檔案對相關史實梳理較為全面[[13]]。1942年下半年，李氏藏書撥交工作完成，隨即進行了編目整理。欒偉平《木犀軒藏書的整理、編目與書目出版》[14]一文介紹了1942年至1957年之間的點收、編制流水號、編目工作，肯定了吳豐培、華忱之、張心沛的貢獻；細緻梳理了1946年至1949年，在趙萬里具體指導下編纂《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李氏書目》詳情，介紹從事實際工作的有常芝英、宿白、冀淑英、趙西華四人，最終成書由常芝英在1957年完成。《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李氏書目》直至今日仍是瞭解李氏舊藏最重要的目錄書。1990年，北大圖書館古籍部最終清點李氏專藏計9303種，59691冊，其中善本書5005種，32367冊[15]。
3.2 李氏藏書題跋及書錄整理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李氏藏書真正進入了研究時期。張玉範從北大館藏李氏書中輯出李盛鐸手書題跋173篇，附錄國家圖書館袁克文舊藏本中的李盛鐸手書題跋13篇，編為《木犀軒藏書題記》；同時整理李盛鐸手稿《木犀軒藏書書錄》（又稱《李盛鐸藏書書目提要》），將二者彙為《木犀軒藏書題記及書錄》，1985年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印行。張玉範在整理前後撰寫了《李盛鐸及其藏書》《李盛鐸與木犀軒藏書》[16]兩篇文章，對李氏藏書源流和特點總結的十分到位。1998年北大圖書館編成《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善本書錄》，其中選載的130種珍本書影大多數為李氏舊藏，並附有簡要敘錄[17]。2008年姚伯岳撰《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刻善本偶錄》，其中選取的嘉靖四年刻本《申鑒》、萬曆十九年刻本《河防一覽》等珍本為李氏舊藏[18]。國家圖書館藏書中還有一批李盛鐸題跋，《木犀軒藏書題記》中未予收載，孫天琪《國家圖書館藏李盛鐸題跋輯釋》[19]進行了補充。
3.3 李氏藏書中的宋元本研究
宋元版書是典籍從寫本時代過渡到刻印時代的最初形態，文本校勘質量總體較高，並且在書法、紙張、裝幀上考究，具有極高的文獻價值、藝術價值、經濟價值。從明中葉開始漸興收藏和鑒賞宋元本之風氣，標誌著古籍版本學走向成熟，如今的古籍版本學和藏書史研究依然注重對宋元本的揭示。傅增湘在《審閱德化李氏藏書說帖》中列舉了《尚書孔傳》《春秋胡傳》等精湛完善的宋元本二十餘種。向達在《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李氏書目》引言中指出了李氏舊藏南宋兩浙東路茶鹽司刻本《周禮疏》、南宋初期建陽刻本《史記》等宋元本的特點，並稱「李氏書中屬於純版本性的古書甚多，在雕版史和書史中有特殊地位的也不少」[20]。《中華再造善本》影印李氏舊藏宋本《尚書》《周禮疏》《京本點校附音重言重意互注周禮》《監本纂圖重言重意互注論語》《後漢書》廿余種，均受到研究者重視。如張麗娟在研究宋代經書註疏刊刻時分析李盛鐸藏本多屬早期印本，特別是宋刊宋印八行本《周禮疏》在傳世諸本中刷印時間最早[21]；元十行本《附釋音尚書註疏》是難得的元刻元印本，保留了元十行本初始面貌等等[22]。這些藏本校勘價值巨大，杜澤遜、顧永新、喬秀岩等在相關研究中亦有涉及。
3.4 李氏藏書中的日本版漢籍研究
日本版漢籍是李盛鐸收藏的一大特色，約佔收藏總量的百分之十，因此北大圖書館也成為日本版漢籍在中國的收藏重鎮。1948年編印《北京大學圖書館善本書錄》之時，由宿白選取李氏藏書中的和刻本47種，並予以簡短提要，後來摘編為《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朝鮮、日本善本書錄》[23]。1995年出版的《北京大學圖書館日本版古籍書目》以及2014年影印的《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日本版漢籍善本萃編》均以李氏舊藏為主要收錄對象。趙昱利用《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李氏書目》《北京大學圖書館日本版古籍書目》統計李盛鐸舊藏日本版古籍數量共計920種，其中子部醫家、釋家兩類數量最多[24]。趙昱的博士論文《北京大學李盛鐸舊藏之和刻本經部文獻研究》整體介紹了李氏舊藏日本版漢籍的數量、種類、版本特徵與優劣，選取《詩經》和《春秋》學若干個案，「分析論述他們對於中國古代經學的繼承以及與日本近世漢學的遞嬗關係」，是目前這一領域最深入的作品[25]。
3.5 李氏藏書中的稿抄本研究
除宋元本、日本版漢籍之外，稿抄本也是李氏舊藏中的主要特色，其中一些精品個案的價值逐漸被揭示。如：《永樂大典•順天府》是現存最早的北京地方文獻，原本亡佚，幸得繆荃孫在光緒十二年至十四年間從嘉靖副本中抄出卷七至十四，後歸李盛鐸。張玉範撰文介紹了由來及史料價值[26]，徐蘋芳據以點校整理[27]。王天然注意到李氏舊藏抄本《結一廬書目》著錄內容豐富，可補刊本失收之目與訛誤。而且李氏舊藏抄本正文之後附有跋文一則和附目一篇，對於討論朱學勤藏書和版本目錄學思想頗有幫助[28]。朱天助認為李盛鐸過錄宋蘭揮舊藏抄本《直齋書錄解題》具有重要的校勘價值，撰文闡述藏本特色並輯錄了天頭李氏校記[29]。蔡芷瑜發現李氏舊藏程乙本《紅樓夢》部分版面與通行本有差異，通過校勘認為李氏舊藏本是程乙本系統中經過改進的後期刷印本[30]。李更關注到李盛鐸題跋《類說》殘抄本與通行明天啓刻本在編卷、條目、文字、標目諸方面的差異，細緻梳理了兩者之間的淵源關係，藉此對天啓本的由來做了新的分析，並認為李跋本對釐清《類說》一書的版本遞嬗關係十分重要[31]。張鴻鳴關注了李氏舊藏中的影抄本，通過鈐印與遞藏之跡判定李氏所藏汲古閣影宋抄《九僧詩》系偽作[32]，通過對校眾本發現李氏所藏影抄本《相台岳氏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的源頭是相台岳氏家塾刻本，並借以探討了古書從影抄到影刻的流變過程[33]。這些學者著眼於個人治學興趣，用專業的眼觀探討李氏舊藏的版本價值，從細微的視角充實了李氏藏書研究範圍，為全面總結李氏藏書特色及思想提供了借鑒。
4 文獻文化史中的李盛鐸及其形象
李盛鐸是近代藏書史中的名家，《中國著名藏書家傳略》《文獻家通考》《中國著名藏書家與藏書樓》《中國私家藏書史》《近代藏書三十家》《沽上琅嬛：天津藏書樓和藏書家》《近代江西藏書三十家》等書中均有簡要傳記資料，介紹其藏書、刻書經歷。有學者注意到了生平事跡中的抵牾之處，並予以辯駁。比如，李盛鐸卒年有1934年、1935年、1937年等多種說法，王菡考證「李盛鐸卒年必在癸酉年（1934）」[34]，而吳密通過訃告和天津《益世報》新聞報道明確了李盛鐸卒於1937年2月4日，還發現了訃聞所附帶的哀啓中對其生平履歷、病重情形的精當概述，糾正了前人沿用多年的錯誤觀點[35]。李盛鐸藏書為世人稱贊，但其在晚清民初政局中的作為和影響卻是毀譽紛紜，《春冰室野乘》等晚清筆記小說中記錄了諸多野史異聞，將其描繪成「官迷」，以往的李盛鐸藏書研究中也時有徵引。隨著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李盛鐸檔案影印公佈，李盛鐸的形象得到了更多解讀。尤其是其兩次出使日本，借機回購大批宋元本和日本版漢籍，在中日文獻文化交流中有突出貢獻，最受學者表彰。
4.1 李盛鐸與中日文獻交流史
李盛鐸早年在上海結識岸田吟香，是時岸田捆載東瀛舊籍舶滬售賣，十餘年間李氏得舊刻古抄甚夥，也因此與日本版古籍結緣，逐漸累積成藏書中的一大特色。辛壬鼎革後，李盛鐸奉袁世凱之命再度赴日考察經濟，光緒、民國間兩次日本之行對其藏書擴充至關重要。在日本期間，李盛鐸與版本目錄學家島田翰相識，回購了一批宋元珍本，又載歸大量日本古抄本、古刻本、古活字本。文廷式《東游日記》中有相關記載。高洋《李盛鐸日本訪書記》回顧了李盛鐸訪書始末與成果，並指出「不能忽視他在中日文獻交流史上的重要作用」，同時強調清末民初赴日官員的訪書活動在中國近代文化史中有特殊意義[36]。王燕均《日本版古籍與北京大學圖書館》介紹了北大藏日本版古籍的來源、地位與價值：「‘李氏藏書’中的日本版古籍的收藏佔據了北大圖書館現有日本版古籍館藏的絕大部分。李氏藏書版本類型全，幾乎涵蓋了和刻本古籍發展史上各個主要階段的代表性版本。如‘春日版’‘五山版’‘俞氏版’‘博多版’‘慶長、元和敕版’‘伏見版’‘駿河版’等」[37]。趙昱在撰寫博士論文《北京大學李盛鐸舊藏之和刻本經部文獻研究》過程中也引用了上述文章，並完善了很多細節。李盛鐸還與內藤湖南、羽田亨等日本學者有交往，高田時雄《明治四十三年（1910）京都文科大學清國派遣員北京訪書始末》一文中的「與李盛鐸的因緣」一節有所交代[38]。
4.2 李盛鐸與近世藏書家的交往
李盛鐸論書尺牘存世數量約有二三百通，涉及晚清民國藏書家交往細節，記載了大量收藏故事，蘊含著豐富的藏書思想。曾庸《李木齋友朋信札》[39]整理了榮祿、張勳等致李盛鐸信札二十一通，其中費念慈、葉昌熾、袁克文、繆荃孫、傅增湘、寶煕、董康、蔡元培的信札皆與購藏古籍有關。李小文、孫俊《李盛鐸致袁克文論書尺牘》[40]釋讀國家圖書館藏札二十一通，集中於1915至1916年兩人書籍交往最頻繁的一段時期，涉及大量宋元本流布歷史，李紅英《寒雲藏書題跋輯釋》中多有引用。孫天琪相繼撰寫了《李盛鐸致袁克文論書尺牘輯補》[41]、《新見李盛鐸致袁克文論書尺牘輯釋》兩篇文章，補充李、袁兩人往還尺牘六通，認為兩人的書籍交往是晚清民國藏書史中的佳話。此外，孫天琪還發表了《傅增湘致李盛鐸書札十一通考釋》[42]，釋讀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李盛鐸檔案和近年拍賣會所見李盛鐸往來書札。欒偉平《李盛鐸李滂父子致王文進信札選注》[43]釋讀北京師範大學藏《文祿堂藏各家手札》所載十七通，涉及晚年經濟窘迫之時與書商的交往。《繆荃孫全集》《汪康年師友書札》《王懿榮書札輯釋》等整理本中也收錄了一些與李盛鐸有關的信札。從這些零散的信札文獻出發，串聯藏書目錄與題跋中的信息，可以豐富李盛鐸藏書歷程研究。
4.3 士大夫李盛鐸與其藏書之關聯
作為士大夫的李盛鐸深度參與了清末新政，這一時期也是其藏書數量迅速積聚的關鍵時期，相關話題是藏書背景及其生平經歷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李盛鐸有維新思想，戊戌前曾和梁啓超在上海擬辦《公論報》。他和康有為、梁啓超同為保國會的發起人和組織者，但李盛鐸迫於榮祿、徐桐等頑固派勢力中途退出，戊戌政變醖釀中為求自保轉而上奏參劾，加速了保國會解散。黃細嘉率先梳理了李盛鐸與保國會的關係，在發起、召開、退會、劾會、入會動機方面均進行了說明[44]。馬忠文利用李盛鐸檔案中的梁啓超信札，補充了李、梁二人策劃《公論報》、組織保國會的細節[45]。與康、梁決裂後，李盛鐸贏得慈禧信任，迅速出任駐日本公使。清廷預備立憲之時，李盛鐸被委任為出使比利時國大臣，並與載澤、戴鴻慈、端方、尚其亨組成五大臣政治考察團出洋考察各國政治，陳丹《清末考察政治五大臣出洋研究》[46]和潘崇《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研究》[47]是目前比較完善的研究成果。李盛鐸在比利時支持王慕陶創辦遠東通訊社，編譯華報所載新聞，影響歐洲對華輿論導向[48]。馬一《晚清榜眼公使李盛鐸駐外事跡述論》闡述了出使日本、比利時期間的成績，揭示了「盛鐸持節期間勉力維持國家主權和民族尊嚴的良苦用心」，認為「其在近代中國文化領域享有盛名，政治領域極具爭議，外交領域則頗有可圈可點之處」[49]。從中國社會科學院藏李盛鐸檔案看，李盛鐸在內閣大庫藏書散出後迅速獲取了部分殘本，駐日期間經常通過電報與盛宣懷等探討時事與書籍收藏，身居高位為其蒐羅善本提供了很多便捷條件，這些背景在研究其藏書經歷時值得細考。
5 李氏藏書研究之不足與拓展領域
5.1 李氏藏書研究的不足之處
倫明《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評價李盛鐸為「吾國今日惟一大藏家」[50]，這一稱號沿用至今，以至於李盛鐸在今人眼中以藏書家聞名，遠遠蓋過其在晚清民國政治史中的風雲地位。在近代藏書史書寫中，常熟瞿氏、聊城楊氏、歸安陸氏、錢塘丁氏組成的「晚清四大藏書家」名號最響亮，均形成了研究專著。若從藏書總量、珍本品質、版本意識、利用程度、存藏狀況多方面考量，李氏木犀軒應當與四者並肩。即使按照洪亮吉「藏書家五等之說」評判，李盛鐸也應排在近代藏書家前列。
《木犀軒藏書題記及書錄》出版之後，有學者嘗試品評李氏藏書地位，如熊學明、高平《我國近代著名藏書家李盛鐸》[51]、沈焱《木犀軒李氏藏書特點考略》[52]、白化文《北大圖書館與李盛鐸》[53]、馮方《淺談李盛鐸在收藏古籍中的功過是非》[54]、劉坤《「木犀軒」—李盛鐸藏書始末》[55]、許麗雯《近代藏書家李盛鐸與他的木犀軒》[56]、施亮《藏書家李盛鐸》[57]等，因為他們幾乎未接觸原書和第一手史料，皆未能超出張玉範《李盛鐸及其藏書》一文的論說範圍，常識性、重復性觀點較多，學術價值有限。碩士論文《木犀軒藏書聚散考》《近代藏書家李盛鐸研究》[58]也是基於張玉範觀點的延展，整體粗疏簡略，未能分析出獨到的藏書思想。現有成果主要是版本目錄學、文獻文化史兩個視角的個案研究，多以單篇論文的形式發表，還未能形成整體性的藏書研究專著，未能突顯李氏木犀軒在近代藏書文化史中的獨特地位。
版本目錄學研究方面，現有成果解決了藏書源流、數量、類別、題跋整理等基本問題，形成了可信的書目文獻，側重對典型的宋元本、日本版漢籍、稿抄本展開了細緻研究。或許是因為外界獲取的影印或電子書影有限，結合原書及歷代版本源流對李盛鐸藏書題跋進行深入的解讀依然不足，間接影響了對其版本目錄學思想的全方位揭示。對宋元本、日本版漢籍的研究，重點關注了經部書籍，其餘部類的書籍研究成果較少。李盛鐸晚年專注批校所藏珍籍，撰寫了《皕宋樓藏書志校注》《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校注》等著作，並在書中批注了大量文字，這些成果還未見學者關注。李氏熱衷於收藏錢謙益、黃丕烈、顧廣圻、戴震、翁方綱、王鳴盛、焦循等知名學者的稿本、校本，至今仍未形成專題討論成果。李盛鐸所藏佛教文獻和科技文獻數量龐大，其中稀見版本的價值與特色尚有待討論。
文獻文化史研究方面，現有成果關注了中日文獻交流、藏書家交往、清末新政中的李盛鐸及其形象。對比近世其他藏書大家研究進展，李盛鐸的生平與交遊、家族書籍收藏經歷、作為士大夫的李盛鐸與其藏書之關聯等研究重復性觀點較多，李氏收藏書籍的具體過程、往來函札中的書籍交流信息、李氏木犀軒出版書籍詳情等有待發掘。比如，李明墀、李盛鐸父子曾選取個人藏書進行刻印、石印。王昭勇調查了現存李明墀早年刻書，敘述了《木犀軒叢書》編刊經過，分析出李氏刻書注重鄉賢文獻及時賢經史著述[59]。光緒十三年，李盛鐸在上海創辦蜚英館石印局，印行《皇清經解續編》《古經解匯函》等重要著作，在中國出版史上頗具標誌性，但這段歷史僅見範猛《晚清出版機構蜚英館考略》[60]和楊麗瑩《清末民初的石印術與石印本研究——以上海地區為中心》[61]提及，仍缺乏細緻研究。另外，李盛鐸還撰寫了《奇門探索錄》，修纂了《德化備志》，這些文獻對於探討其治學旨趣與學術思想頗有幫助。
5.2 李氏藏書研究的拓展領域
綜合分析現有研究成果，筆者認為李盛鐸藏書研究仍有很大的拓展空間，未來一段時期內可在以下三個方面繼續努力。
首先，推進李氏藏書提要撰寫與影印出版。《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李氏書目》《木犀軒藏書題記及書錄》二書是目前外界瞭解李氏藏書面貌的主要途徑。李盛鐸生前編纂的《木犀軒藏書書錄》（又稱《李盛鐸藏書書目提要》）共收書1464種，「大都為記述原書序跋、抄校流傳原委、前人題記、收藏印記和卷帙編次、行格字數、版心題字、刻工姓名、諱字、牌記等」[62]。不僅著錄數量不足總量的六分之一，而且與理想中的善本書志體例相差甚遠。若能集中力量編纂一部類似《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書志》的敘錄體著作，發揮古典目錄學「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功用，全面揭示9300餘種珍籍的卷帙信息、版本類型、行款格式、牌記鈐印、批校題跋、遞藏流變、書目著錄、主要內容，可為李氏藏書研究走向精深奠定基礎，亦可為新時代全國高校古籍整理工作樹立標桿。《北京大學圖書館館藏稿本叢書》《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日本版漢籍善本萃編》《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宋元珍本影印叢刊第一輯：漢書》以及《中華再造善本》影印了一批李氏舊藏，可以發現每當推出一批影印本，學界即能快速產出論題，帶動了文史學者關注這批藏書。未來可分類、分階段的繼續推出影印本並建立數字化檢索數據庫。北大圖書館在這方面經驗已非常豐富，2012 年斥資1.1億元人民幣從日本大倉文化財團大倉集古館整體購回931種28143冊古籍，迅速編纂了《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大倉文庫書志》《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大倉文庫善本圖錄》，2020年精選131種典籍、分六大系列影印出版《大倉文庫粹編》228冊。此種模式可轉移到李氏藏書上來，為研究者提供更多便利。
其次，加強藏書活動資料整理與研究。李氏木犀軒藏書活動資料有書目、題跋、批校、檔案、年譜、信札、家譜等類型。書目和題跋已得到初步整理，其餘類型亟待細緻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李盛鐸檔案已全數影印出版，包含奏折電稿、名刺拜帖、購書賬簿、往來信札，體量龐大。這批檔案是研究李盛鐸與晚清民國政局關係的第一手資料，也是未來編纂李盛鐸年譜、傳記的主要史料來源。其中與盛宣懷、江標、文廷式、沈曾植、費念慈、葉昌熾、王懿榮、徐乃昌、傅增湘、繆荃孫、袁克文、劉啓瑞、劉承幹、陶睿宣的往來信札中涉及購藏、品鑒書籍之事，需要下功夫標點整理。國內拍賣會出現過《清十家致李盛鐸書札》《李木齋函札冊》兩份信札彙編本，又時常出現與袁克文、傅增湘、繆荃孫等人的零散信件，均可廣泛蒐集整理。北大圖書館藏有稿本《麐嘉居士年譜》《李盛鐸印譜》《李盛鐸函稿》等，外界知者甚少，也可予以標點或影印。李氏舊藏中海量的批校文字更是少見揭示。李明墀編有《李氏家譜》四卷，存光緒十一年刻本，彼時盛鐸尚幼，對追索家族歷史仍有幫助。只有將這些副文本和邊緣史料充分利用，才能發現更多的藏書活動細節，避免在常識性問題上反復堆砌。據悉，趙兵兵主持的「木犀軒藏書活動資料整理與研究」已列入2023年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相信未來幾年內在這方面能有顯著改善。
再次，重視藏書思想和歷史功績品評。王安功對近代藏書書寫的視角創新有全面的認識，他認為：「我們如何就典籍在文化、社會和學術生活中所扮演的歷史角色進行大的歷史提問，這是我們必須要正視的歷史現實和可能性問題[63]。」趙益[64]和程章燦[65]倡導結合傳統文獻學、中國書史和西方書籍史思路，開展專題性、斷代性的書籍社會史、書籍經濟史、書籍閱讀史研究，這是李盛鐸藏書研究應該持續努力的方向，爭取形成一部整體性的研究專著、一部體例完善的年譜、一部精彩紛呈的傳記。前文提到，目前對於李盛鐸及其藏書的研究還停留在個案介紹層面，揭示深度與廣度遠遠不能滿足學界需求。如今知見的二百餘則李盛鐸題跋均已得到整理，再結合李氏藏書類別、批校文字、函札文稿，可進一步討論其版本目錄學成績，分析其對毛晉、黃丕烈、顧廣圻、焦循的推崇與繼承，肯定其在近代藏書家中的歷史地位。結合不同時期編纂的藏書目錄與政治經歷，可深入探討李氏藏書的積聚歷史與分類演變。針對李氏藏書中的宋元本、稿抄本、影抄本、批校本、佛教文獻、和刻本，可突破個案研究範式束縛，開展細緻的專題研究，在藏書特色方面尋求更生動的案例。李盛鐸創辦上海蜚英館石印局經過及石印成果傳播情況尚屬學術荒地，李盛鐸檔案中存留的大量與蜚英館往還函件是這一問題的突破口。
藏書文化作為近代社會變遷的重要載體，蘊含著中國文化的精神傳承史和時代變遷史，作為翹楚的李盛鐸是研究這一問題的絕佳切入點。結合藏書家日記、信札，研討晚清民國寓京文人群體的書籍交往，從文化轉型視角分析近代藏書取向與學術嬗變，關注傳統私家藏書的現代轉型途徑與思想變化，總結近代私家藏書的歷史貢獻和人文精神，既能提升藏書史研究層次，也能為高校古籍專題收藏與研究提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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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於《大學圖書館學報》202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