線裝書印數

線裝書印數

沈津

古籍圖書和現在的新書不同，新書都有版權頁，什麼印數、版權、書價、出版時間等信息都有，可1949年以前出版的（1949年以後也有，但極少）古籍圖書就不同了，上面的那種信息很少，所以作中國出版史、中國印刷史研究時就比較麻煩。而作文獻學、版本學、目錄學研究的專家，在他們的著作中也很少或幾乎不會涉及這種小事。這些年來，我一直在關注中國古籍的出版和印刷史方面的材料，尤其是書的印數、書的版權、書的價錢等。

關於書的印數材料，我所見到的如五代刻的《一切如來心秘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即《雷峰塔藏經》），在卷前印有「天下兵馬大元帥吳越國王錢俶造此經八萬四千卷」，「八萬四千卷」，那只是個虛數，或數千，或近萬，或萬卷以上，也即是說印了很多卷，也必定是了不計其數的版子方能印出這麼多的卷子。從現存的藏經來看，有的圖非常清晰，字體並不模糊，我相信這種佛經的刊刻和刷印，都是參與者用非常虔誠的心態去進行的，若有一點不符合要求，如字體模糊，那一定是等外之品而不被採用的。當然這些數千或上萬本印數的書，部頭一定不會大，應該是單本或卷帙少的方可為。而明代萬曆二年（1574）的周堂活字印本《太平御覽》1000卷目錄15卷，它的書口下印有「宋板校正，福建游氏梓製活板排印一百餘部」的字樣。可見當時印數很少，而今全帙國內僅存兩部了。

再就是由政府出面組織編纂、刻（排）印的大部頭書，如雍正年間內府銅活字印本《欽定古今圖書集成》10000卷目錄40卷，也僅印了64部，即使是活字，也沒有印很多。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印書數字。

實際上，刻本的印數材料極少見，無論是官刻、家刻，或是坊刻。有時即使是翻了100種線裝書，也不一定尋得一條有用的記載。今從我的讀書筆記錄出數條，或可供研究者利用。

明代刻印的圖書印數資料極少，曾見明藍格抄本《欽明大獄錄》二卷，明張孚敬撰。此書乃嘉靖六年（1527）九月，署都察院事侍郎張敬張寅（李福達）先後獄詞及上所裁定並所賜敕諭輯錄成書。該案為株連40餘人之重大冤案，40年後的隆慶初年始得平反。查《張文忠公集》奏疏三：「臣隨將臣等捧到諭四道及先後會問招稿節，奉欽依發落事理繕寫成書，上下二卷，刊印共一千七百部，其名曰《欽明大獄錄》。夫大獄一榜，固足以示刑罰之公，要之先後招詞參考，情理曲直之攸歸，則惟此錄為詳備耳。茲謹進呈御覽，其餘欲候命下，分送在京各衙門大小官員各給一部，仍發仰各該巡按轉行都、布、按三司，如式翻刊，分布所屬衙門，一體頒給。」據此，是書除印1700部外，又有內外各衙門翻刊。

《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10卷，明嘉靖四年（1525）刻本。10冊。卷十末有牌記，刻「章聖皇太后謹發誠心，命工刊印《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一百部，冀祈佛力得佑吉祥如意者。嘉靖四年二月初三日施」。（見中國嘉德2009 春季拍賣會《古籍善本圖錄》）明代佛經刊印的數字，極少得見。此《大佛頂》，是明代刊刻的最早之本，之後的萬曆至天啓、崇禎，又有13種不同版本。據《明史》列傳三，章聖皇太后蔣氏，為嘉靖帝生母。弘治五年（1492）冊為興王妃。嘉靖元年（1522）改稱興國太后，三年（1524）乃上尊號日本生章聖皇太后。是年秋，尊為聖母章聖皇太后。九年（1530），頒太后所製《女訓》於天下。「哈佛燕京」有明嘉靖九年刻本《女訓》，鈐有「章聖慈仁皇太后寶」印，但無印數的記載，而《大佛頂》當年僅印100部，或在宮中流通及賜與有關臣工的，如今百僅存一，而此「一」也成為我們瞭解當年印此書數量的佐證了。

《佩文韻府》106卷，部頭不可謂不大，再加上拾遺106卷，115冊之多，這可是清廷內府操辦的事。《李煦奏摺》（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編，北京：中華書局，1976）中有康熙五十二年（1713）九月初十日《進佩文韻府樣書並請示刷釘部數摺》:「竊臣煦與曹寅、孫文成奉旨在揚州刊刻御頒《佩文韻府》一書，今已竣，謹將連四紙刷釘十部，將樂紙刷釘十部，共裝二十箱，恭進樣。再連四紙應刷釘若干部，將樂紙應刷釘若干部？理合奏請，伏乞批示遵行，解送進京。臣煦臨奏可勝悚惕之至。」朱批：「此書刻得好的極處。南方不必釘本，只刷印一千部，其中將樂紙二百部即足矣。」您看，玄燁的口氣，皇家的派頭！「只刷印一千部」，那可不是小數目了。這印書數字可非小事，李煦是蘇州織造，深知主子的脾性，他是決不敢私自決定印數，必定要請皇帝老兒口諭定奪。《佩文韻府》加上樣本20部，總共印了1020部。據《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此康熙本現在國內僅存10部，也真算是難得的了。

我以為在古書中反映印書數字最多的大約就是勸善書了，時間多在清代中期前後。作為封建統治階級，最希望的當然是社會上一片鶯歌燕舞的升平景象，年年風調雨順，百姓安分守己，不要鬧事造反。所以，他們平時對人民實施「教化」。而對於百姓來說，消災保命，刊刻善書，也是緣分，所以在書上再刊上自己捐資刻書之文字或印數，也是應該的。

《增訂遏淫敦孝篇》一卷，清嘉慶元年（1796）刻本。扉頁刻：「如有發心印施者，問蘇州閶門內清嘉坊石萬順參店內，或問閶門外上塘益昌參店亦可。每本印訂紙張計淨錢廿七文。」此書為石開基出資所印，書前有嘉慶元年石開基識語，云：「余業關東，往來航海，於乾隆三十二年（1767）十一月二十日在南金州上海船回南，即於廿一日遇颶風，二日夜，至一山。舟人云：係高麗山，若進此山，舟不能保。乃竭蹶避過。至夜，其風更甚。又漂一日夜，至廿四日，對面又見一大山，浪高風厲，檣傾篷斷。三日以來，不能爨，舟人餓，不起。舟遇山石，必致摧敗，合舟號哭，萬無生理。余於天後堂前，許印此篇五百卷，自後常誦《感應篇》，並遵功過格之願。幸神庇，風浪頓平，船緊靠山傍而過，竟無恙。」「又三十三年（1768），於十月間回南，廿一日即大洋遇風，至廿四日，船打至靜山。風浪雖平，然不能收島，兼之深夜月黑，舟於萬山叢中，漂泊一夜，合舟驚惶。因亦許印此篇二百卷，竟得安然。」「三十四年（1769）十月十六日，余於蓋州坐船回南，十八日鐵山洋遇風。四日夜，將抵福建，四日中，幾覆者數次。亦許印此篇四百卷，其風即息，遂得回收台州之海門，人物平安。」「四十一年（1776）二月廿五日，余患項疽，諸醫不效，勢日就危。因亦於神前，許印此篇五百卷。後遂醫藥奏功，至端午平復如舊。先君子作此篇，已垂五十載，各省諸君來印施者，共計一萬七千卷有奇。原版因已模糊，前於乾隆四十七年（1782），尚洲朱君發願，助余捐貲翻刻，並鐫《感應篇》、《陰騭文》，為之挈領提綱，以圖共垂不朽。余故將所歷危而復安，賴此篇之靈佑者四則，附述於後。其印施諸君之福報，不能盡載茲。又歷十六載，版復漫漶，於今嘉慶元年季冬重印送，但恐力不能繼，倘好善君子發心印施，或千卷、百卷、幾十卷，隨力隨心，裝訂成冊，照數送還，自行廣施。尊氏彙刊編後，以垂不朽，神鑒非遙，福有攸集，普願同人，共襄善舉。板存清嘉坊。」另頁又有「助印姓氏」，刻「石清素堂五百本、陶燕翼堂五百本」。

扉頁上所說的二家參店，當是藏板處。石開基是關東商人，做什麼生意並不重要，但《遏淫敦孝篇》是石老闆的父親所撰，當時印了多少也不清楚，但從乾隆三十二年（1767）至四十一年（1776），石開基卻因避災卻病，許願4次，共印了1600卷（冊），而「各省諸君來印施者，共計一萬七千卷有奇」，乾隆四十七年（1782），尚洲朱君又助石捐貲翻刻，並鐫《感應篇》《陰騭文》，印了多少冊沒有說。印這些書都算是做善事，不收錢的，是「印送」，但從字裡行間，或可推算出印數在2萬冊以上。

善書的刷印流通，是功德之事，有詩曰：「善書傳布種心田，布種心田福澤延。福澤綿延流蕃廣，延流蕃廣善書傳。」即使是無力者，或附印少分，或代為校字，或代為募勸，都是莫大之功德。上面《遏淫敦孝篇》的助印者即是一例。

另一例是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刻的《暗室燈註解》，扉頁刻「暗室燈註解。道光二十九年刻同治三年（1864）印本。板存蘇州掃葉山房」。此書卷後又刻「常州武進縣弟子王悅恆敬印一百二十部」。又「常州府金匱縣原籍向居蘇州府長洲縣住弟子華燾於同治甲子年，因一日被遇惡事，其大難時，誠心暗許印送數百部。畢，忽至一善人，釋悟化吉，從後安身無事，故印三百部。覺口敬送」。兩次所印，相加為420部。

道光二十五年（1845）刻《關帝覺世真經闡化編》，也是一部極有意思的書，這部書的雕版存於京都琉璃廠東門外桶子衚衕內路南會文齋刻字鋪，當年印了若干部不得而知，次年又增印了300部，書之末頁，刻有「刷印武帝闡化編部數，丙午春季捐助項敬二百部、奉宸苑卿德順敬送一百部，印價京錢二百八十吊」。此書還有捐資刻印者的「銜」，計30人，統共捐銀288兩，按時價京錢992200文（續捐8人，銀62兩）。

同治十年（1871）刻的《牧牛圖頌》1卷，是仁和信士朱仁法出資請杭州瑪瑙寺明台經房印造流通的本子，是給修行之人看的，「譬如牧牛執杖，不令縱逸。法本從心生，還是從心滅。生滅盡由誰，請君自辨別」。此書「刊印姓氏」有「錢塘信士陳春發印送一百部、山東比丘風亭、德順敬送二百部」。共計300部。

清刻本《家寶全集》，是所謂「人情世事須知，修身齊家要法」的書，書前有「序」云：「西天佛經甚多，惟《金剛經》是如來微妙心法，乃禪宗之至寶也。予參悟多年，因著《金剛經石注》一部，愚注與眾不同，每節分注、論、講、證四段，仿張居正《四書直解》例，先逐字破義，後以淺言直說，意在闡明佛旨，學者只須由此參悟，自得正果而不錯矣。略曰：此經註解極多，大半隔靴撓癢，須要實悟真參，才得心明性朗。我今直說根源，不用狐思亂想，但能至誠受持，開卷了如指掌。書內文載讀法十條，辟妄十條，以及總旨辨異，極簡極明。但此書每部計一百二十頁，予發願印送一萬部，奉送二年，已足如願，自愧力薄，不能文送。倘有善信，隨意買紙，予出印板聽刷，分文不取，其勷勝舉，凡求如願，功德不亞於河沙寶施也。」這是私家出資印10000部的例子。

民國年間的本子，有時也會有印數，但也極難得。我翻過一本1937年印的《化劫寶卷》，是上海慈航普渡中教收圓第九佛堂鹽城觀音禪寺所印，最後一頁印「讀好書，說好話，行好事，做好人」。又有南西北三方人緣捐資付印名銜，包括上海縣、漢口英租界、南通州、鹽城等地都有。此寶卷捐資付印共8307部。而同年刻的《重刊箋注靈寶畢法》，書末刻有捐印者之「芳名」,「麻錫真敬送一百二十本，陳輔真潘玉川合印一百本，門人王惠卿、呂事先、李明達宮際同合印一百本，劉星川、李明多合印三十本，鄭醴泉、鄭徐淑新名義合印敬送一百本」。合計印450冊。

《呂祖醒心經》，1918年刻本。扉葉刻「呂祖醒心經。戊午年仲冬重刊。板存京都前門外楊梅竹斜街中間路北宏文齋刻字鋪」。序後刻有「誠善堂因心願重刊敬送一百本、忠善堂敬送一百本」。北京的楊梅竹斜街，那裡有不少刻書鋪和書店，我收集到的資料有多則是涉及這條街的。

我一直認為《感應篇》之類的書刊刻及印數比其他書都要多。以1925年刻的《感應篇直講》來說，此書是「印送」人的，僅一卷，而且作者未留名姓,「文辭條直簡括，凡識字者皆能解釋，千錘百鍊而出之，若不費力，絢爛之極，歸於平淡，賅博富贍，而鎔成一片。大作家百讀不厭，躬行心得，而無紙上之空談，字數不多，而易於流通。故此本為《感應篇》中無上第一好本子也。」乾隆四十二年（1777）湖南有黃體端（硯楷）者，得於惜字簏中，於是刻行傳世。不久，此書又為婺源昌璇重刻。至六十年（1795），又有葉夢字者再刻。道光十二年（1832），蘇郡劉子綱再刻於孝善堂，此書出而印者沓至，板漸模糊。十七年（1837），再有青霞齋主人予以重刻。據知，印送最多者為浙江寧波的馬心謙。此書直到1925年，有瀋陽鄭璞山、薛志遠者，又重刻此書，敬送3500本，此外「鄭惠亭因胞兄身體康健敬送二千本、王永民保一方平安敬送一千本、信士薛竹筠敬送五百本、鄭日升堂敬送一百本、劉嵎因血病癒敬送一百本、無名氏敬送五十本」等，總數在8000本左右。如若加上乾隆、道光時的5次刊刻並刷印，似應在萬數以上。此本的扉頁上還刻有「樂善諸君，有欲印送此書者，只收工料，不取板資。京都前外楊梅竹斜街永盛齋刻字善書鋪」字樣。

《春秋正義證釋》4卷，為倪寶麟囑文華齋所刻，時間在1939年。一年中，此書印了兩次，共1500部。第一次是在暮春，印了500部，倪寶麟跋云：「自客歲戊寅四月初間付梓，直至十二月杪始行刻竣，迨經將紅樣本印來，檢閱其中，仍有誤刊之處，當即詳為校修，復送由會員曹靜波君加校正，陸續修版，迄至今歲己卯暮春，板始完全修竣。覆閱後，該處趕即先印五百部（僅一閱月全數印齊計工料總共合洋二千六百六十元）。」

第二次是在仲秋，又續印1000部，倪寶麟再志云：「昔左思賦三都洛陽紙貴，今是書一出，即為世所重，而燕京紙貴矣。此次續印千部，距前印時僅三閱月，而紙價飛漲，較前貴加一倍，且紙料缺乏，購買不易。尋覓數家，始湊得七十八簍以符應用（按每一簍紙計十五刀，每刀九十五張，每張裁六張，計每一部用紙六百十三頁，一千部計共六十一萬三千頁），至印刷裝訂及書套等項，較前價高三成，前後比較,相差甚。為便於異日刊印考核計，不憚煩瑣而記之，亦可謂一段刊印小史。」

不知您見過明代大統曆嗎？在大統曆的封面上皆有紅色楷書記一方，計6行，文曰：「欽天監奏准印大統歷頒行天下，偽造者依法處斬。有能告捕者，官給賞銀五十兩。如無本監曆印信，即同私曆。」明代大統曆由欽天監所頒，各府州縣得原本後再予以翻刻，據記載，明宣德間，共印55萬9千餘冊，後英宗登基，減為11萬9千餘冊。曆書可印萬本，乃至數十萬本，必定是各地所刻相加的數字，書板也絕不可能為一塊或數塊。這是政府行為。

和曆書一樣，方志的編纂刊刻，私家坊間是不可能去做的，那是地方官的政績之一，他憑借官府的力量，或秉承中央政府之命去做，完成後交由書坊剞劂刷印，而絕不允許坊間私自刊刻流通。所以說,像曆書、方志，坊賈是不能翻印的，如果和統治集團唱對台戲，那就必定會受到懲罰。嘗見（宣統）《西安縣志略》13卷，清宣統年（1911）石印本。是書末卷為敘志篇，有云：「都為十三卷，九萬三千六百九十五字，日宣統三年春三月，奉天海龍府屬《西安縣誌略》付之活鋟一千本，綜覆刊費筆札用千餘緡，書一百本副在邑校圖書館，以後增。余或上之長官，貽之同人。」活鋟，當為活字排板，一部地方志竟然印了1000部，也可謂大手筆。每一種書的印數，取決於刻書者的經濟力量，當然還有書的內容。至於紙張、油墨、板塊、刻工、寫工（繪工）、印工以及工具等等，都是不可或缺的開支，資本豐厚者，大可多印些；力薄本小者，先印若干再說。每種書都不一樣，卷帙也有多寡，即板塊用何料，開本之大小，紙張之選用都有講究。工本費捨去，是賺是賠，是積德行仁還是為流通學術，甚或為其他，都是出資者或募來的銀子來決定的。

2008/9/8

本文原刊老蠹魚讀書隨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