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胡適關注「水經注學術公案」引出的新發現
由胡適關注「水經注學術公案」引出的新發現
劉亮
胡適關注的「水經注學術公案」
關於對《水經注》的研究，在清代乾隆時期盛極一時，最著名的全祖望（號謝山，1705-1755）、趙一清（字誠夫，號東潛，1709-1764）、戴震（字東原，1723-1777）三家，都有各自校的《水經注》本子。戴震是從乾隆三十年（1765）開始校勘酈書的，到了乾隆三十七年（1772），已經有他的定本，曾在浙東付刻，但刻不及四分之一，由於奉詔入《四庫》館而中輟。戴震在《四庫》館也校勘《水經注》，到乾隆三十九年（1774）校畢，由武英殿聚珍版刊行，即所謂殿本。戴震去世以後，逐漸有學者懷疑戴震在校勘過程中抄襲了前輩趙一清的成果而沒有注明。這件事後來發展成酈學研究史上的一樁公案，影響頗為深遠。
20世紀二三十年代，胡適開始關注這段公案，並認為這樁公案中戴震是被冤枉的。據楊家駱所說「民國二十五年（1936）胡適之先生過滬，謂將為東原撰冤詞」。又據胡適自己在1960年所寫的《評論王國維先生的八篇水經注跋尾—重審趙戴水經注案之一次審判》一文所稱「我是從民國三十二年（1943）十一月開始研究一百多年來所謂『趙戴水經注案』 （又稱全趙戴三家水經注案）的一切有關證件，到於今已經十六七年了」。由於胡適當時的地位和聲望很高，許多人都將有關《水經注》研究的信息提供給他。胡適因而蒐集了一大批《水經注》的研究版本。
顧廷龍與《水經註疏證》
1948年10月，顧廷龍和胡適通信時提到沈欽韓所著《水經註疏證》一書十分罕見，並托胡適向傅晉生（傅增湘之子）打聽此書。11月14日胡適回覆顧廷龍說，他去拜訪傅增湘，問起《水經註疏證》一書。傅增湘記得當年在揚州買到過一部，後來讓給了別人（可能是嘉業堂藏書樓主人劉承幹）。
有趣的是僅僅12天之後的11月26日，胡適再次致信顧廷龍，告訴顧廷龍一個「絕妙的喜信」。那就是國立西北大學校長楊鐘健（時兼任國立西安圖書館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在國立西安圖書館發現了《水經註疏證》的稿本，並說已經請楊鐘健雇人分抄。兩天之後的11月28日，胡適再次致信顧廷龍，字裡行間仍然流露出掩飾不住的興奮。他得意地說：「我近年到處宣傳我正治《水經注》，其用意正欲使各地的《水經注》都出現耳。如此一事（指西安發現《水經註疏證》之事），即可見我的宣傳確有用處。」
由於《水經註疏證》一書具有重要的版本和學術價值，顧廷龍對此書亦十分關心。1948年12月6日，顧廷龍致信胡適，信中特別關心《水經註疏證》一書是否寄到胡適手中。信中還談到他（時任上海合眾圖書館館長）願意籌措經費「為之印行」的想法。1948年12月是北京大學五十週年校慶。北京大學圖書館在胡適的大力支持下舉辦了《水經注》版本展覽，共展出各種版本的《水經注》9大類41種，其中包括胡適本人花960萬元買的一部重要明版本。可能就在《水經注》版本展覽期間，1948年12月11日的《世界日報》刊登了一則來自西安的航訊，報導了國立西安圖書館發現沈欽韓所著《水經註疏證》8冊35卷，稱「西大楊鐘健校長電告胡適，胡氏聞訊大喜」。
1948年12月13日，胡適寫成《北京大學五十週年》一文，敘述北大自戊戌誕生以來的歷史。同日函告顧廷龍，楊鐘健已經答應雇人將國立西安圖書館所藏《水經註疏證》抄一副本寄給胡適。信中說：「楊校長已來信，說：『同人商討結果，為萬全計，先由此間抄一份，俟抄竣後，或將原本奉上，或將抄本奉上，均無不可。』我已去一電云，『乞抄副本見寄，抄費由適擔負』。」12月14日，胡適、陳寅恪等人乘專機離開北平。實際上，胡適當時已經無力承擔這部《水經註疏證》的抄書費用，乃由合眾圖書館顧廷龍後來設法支付。由楊鐘健雇人抄出的那部書稿，後來也就歸合眾圖書館收藏。
1982年，顧廷龍在《圖書館雜誌》上發表了「關於整理出版稿本叢刊的管見」一文。文中談道：「沈欽韓還有一部稿子名《水經註疏證》，經多年訪求，上圖從西北大學傳抄得一部，但有缺卷。」上圖這部傳抄本應該就是楊鐘健抄給胡適的那一部。
「清抄本」還是「謄清稿本」
1949年初，國立西安圖書館停辦，其藏書後來被西北大學接收。《水經註疏證》從此成為西北大學圖書館的藏書。西北大學圖書館過去將這部《水經註疏證》定為稿本。直到 1978年3月，南京師範大學段熙仲教授在南京圖書館善本書展覽中發現沈欽韓在戴震所校《水經注》殿本上，用小行書加以疏證的親筆手稿。段熙仲為此連續撰寫了《水經註疏證手稿與抄本完書喜在神州》和《沈欽韓水經注疏證稿本概述》兩篇文章。這兩篇文章刊出後，西北大學有關學者在館藏《水經註疏證》到底是稿本還是抄本的問題上發生了分歧。一些學者將其定為「清抄本」，另一些學者堅持認為這是一部「謄清稿本」。筆者認為，西北大學圖書館所藏這部《水經註疏證》無論是「清抄本」還是「謄清稿本」，都不影響它在學術史上和版本學上的獨特價值。
那麼，西北大學圖書館藏《水經註疏證》當初又是如何流傳到國立西安圖書館的？據楊玉麟教授考證，國立西安圖書館籌備初期，國民政府教育部曾撥來一批南京收集的各類無主書刊。又據《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1948年第 3、4期合訂本報導：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教育部將在南京接收的71萬餘冊書刊撥給國立羅斯福圖書館、國立西安圖書館和國立蘭州圖書館三館。《水經註疏證》大約就是在這些調撥圖書中入藏到西安的。
西北大學圖書館藏《水經註疏證》儘管是一部不夠完整的稿抄本，但它仍然具有較高的價值。這是因為：其一，沈欽韓一生清貧，僅僅做過安徽寧國縣學訓導，而且時間也不長。他的著作大多數沒有刻印，流傳很少；其二，沈欽韓一生治學嚴謹，他的著作具有較高的學術研究價值，包世臣稱贊他「強識雄文，而學明統類」，又說他「博聞兼綜」「文採鴻曜」，所以胡適聽說西安發現《水經註疏證》一書後才非常興奮，稱之為「絕妙的喜訊」；其三，從現存的幾部《水經註疏證》版本來看，其內容並不完全相同，因而西北大學圖書館藏《水經註疏證》無疑有著獨特的價值；其四，這部書還承載著國立西安圖書館被歲月淹沒的一段史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