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讀者瞭解善本的導航—讀中國珍稀版刻圖錄

普通讀者瞭解善本的導航—讀中國珍稀版刻圖錄

南江濤 

凡有力好事之人，若自揣德業，學問不足過人而欲求不朽者，莫如刊布古書一法。但刻書必須不惜重費，延聘通人，甄擇秘籍，詳校精雕。其書終古不廢，則刻書之人終古不泯……

以張之洞《勸刻書說》置於卷前，用宋人沈括《夢溪筆談》所言「板印書籍，唐人尚未盛為之，自馮瀛王始印五經以後，典籍皆為版本」殿尾，即是向我們明示—《中國珍稀版刻圖錄》（李致忠、韋力著，三晉出版社2023 年版）不同於其他綜合性古籍圖錄，而是一部專門講解雕版印刷產生以後的古籍「版本」工具書。20 世紀60 年代，著名版本學家趙萬里先生有《中國版刻圖錄》，堪稱古籍版本圖錄之大成。近些年尤其是2007 年以來，隨著全國古籍普查登記工作的開展，以《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圖錄》為代表，包括省級、市區縣級圖錄，公共館、高校科研機構館等藏圖錄的出版勢如雨後春筍。同時，本書作者之一李致忠先生，先後編纂了《中國古代版印圖錄》和《圖鑒宋元本敘錄》。在這樣的背景下，李致忠先生和韋力先生強強聯合，共同編纂這部《中國珍稀版刻圖錄》用意何在？是我讀此書之前比較關心的問題。

然而，這個問題展卷釋然。《出版說明》即言道：「《中國珍稀版刻圖錄》取中國古代極具代表性的古籍圖書一百零二部，集中展現善本的版本特質、流傳印跡。……旨在集中展現中國古代珍稀版刻概貌，為版本學習提供可信參考，為古籍鑒賞提供原樣善本。」翻閱全書，我覺得這個說明的「旨趣」可以再擴大範圍，應該是為普通讀者親近古籍善本的原貌提供了精美豐富的盛筵，其受眾當不局限在版本學習和古籍鑒賞者。細說而來，這部書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值得注意。

首先，內容豐富，樣態多姿。全書收錄的善本品種102 種，雖然數量不算太多，但代表性比較強。這100多種善本，分藏於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遼寧圖書館、大英圖書館等國內外數家古籍收藏大館，在編纂調用圖版時自然費心頗多。從所收善本的時代看，涵蓋了唐代咸通九年刊刻的《金剛經》、兩宋的佳刻精槧、金元的稀見獨特樣本和明清萬千版刻之優選；此外，活字本、套印本精品的入選，讓「版本」的樣態更為全面。為了彌補一些典型版刻不傳的缺憾，更是補入了少量影鈔本，雖然原刻本不復存世，但下真跡一等的影鈔之件，也可以讓我們領略其精神風貌。按時代而論，兩宋版本（含影抄宋本，蒙古、金刻本）佔據40%以上，其中更是充分考慮了地域的代表性。例如《周易註疏》《尚書正義》《禮記正義》《河東先生集》《昌黎先生集》等代表著宋代浙刻的風格；《駱賓王集》《王摩詰文集》《李太白文集》《孟浩然詩集》展示著蜀刻本的風貌；《詩集傳》《春秋繁露》等呈現著江西刻本的字體特徵；乾道七年蔡夢弼刻本《史記集解》《老子道德經》等則綻露出閩刻本的風韻。蒙古和金刻本，重點觀照著彼時北方刻書的特點。例如蒙古刻本《歌詩編》，以其精美的版印，凸顯著北京地區早期刻書的上乘水平；蒙古刻本《重修政和經史類證備用本草》、蒙古刻本《太清風露經》、金刻本《南豐曾子固先生集》、元刻本《中州集》均刻於平水，即今山西臨汾，當時作為北方的刻書重鎮，為我們留下的實物既精且多。

從內容編排看，並未按照版本類型和時代、區域排序，而是按照經史子集傳統典籍四部分類法排列，雖然對專業的古籍版本研究者來說感覺不夠過癮，但對普通讀者的觀感較為友好。古籍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是遠離了普通讀者的視線的，所以大多數讀者對之頗為陌生。他們心中想象的善本，或許就是那些深藏館閣秘不示人的「老古董」，這些書具體長成什麼模樣，講的什麼內容，似乎超出了大家的想象，也逐漸成為眾人漠不關心的對象。隨著近些年古籍拍賣的繁榮、專題展覽的增加，加之國內外收藏機構公佈的大量古籍圖版，讓那些曾經沈睡在博物館、圖書館的古籍逐漸回到公眾的視野。然而，普通讀者一次性還是很難看到上百種頂尖善本的集中展示，尤其帶著著名版本專家的提要和批注。兩位作者的分工明確：李致忠先生負責撰寫提要，即勾勒各書行款特徵、版刻年代、作者小傳、版刻流傳、選錄版本特點、遞藏源流等內容，令人翻看圖版的同時，能瞭解一書的來龍去脈。提要有時順帶介紹重要的文化常識，便於讀者系統瞭解，如《貞觀政要》一條，因為是明代內府刻本，鈐蓋有「廣運之寶」，所以在提要最末總結到：「明代皇帝御印凡二十四璽，嘉靖以前十七璽：曰『皇帝奉天之寶』……嘉靖十八年（1539）又新制七璽：曰『奉天承運大明天子之寶』’……」有時則對此前的著錄進行修訂，更趨嚴謹，如《新編張仲景註解傷寒百證歌》《新編張仲景註解傷寒發微論》一條指出：「元刊本許叔微《傷寒百證歌》及《傷寒發微論》今仍傳世者蓋有二部……原藏鐵琴銅劍樓者，後歸中國國家圖書館，著錄時將其看成了兩部書，分頭立目，造成《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也分成兩款，《百證歌》著錄為元刻本，《發微論》著錄為明刻本。《中華再造善本》選目時亦未注意這個問題，遂只造了《傷寒百證歌》五卷，而相同版本的《傷寒發微論》二卷卻仍付闕如。」

韋力先生的批注，則著力於選錄圖書創作背景的鈎沈，補充提要無法詳細介紹的缺憾，但又不局限於此，偶爾也會涉及版本流傳、收藏佳話，或是印章辨偽等。如《尚書正義》一條，在「楊守敬跋」圖版上方，他批注道：「清光緒六年至光緒十年（1880-1884）間，楊守敬隨駐日公使黎庶昌出使日本。於此期間，楊守敬拜訪日本漢學家森立之，兩人以筆談方式進行版本探討，所談內容整理成《清客筆話》一書。」既對楊跋的背景和內容進行了補充，又毫無痕跡地向讀者推薦了《清客筆話》一書，拓展了閱讀書目的範圍。又如《春秋左傳正義》一條，他先是批注了經注合刊的源流，又言明此本乃天壤間孤本，曾著錄於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並引用張元濟先生對此本的判斷結論。最後，他對卷內印章「秋壑圖書」提出了自己的意見：「該書內鈐有‘秋壑圖書’藏印。然賈似道不及元，兩本書內有元代補版，故該印亦偽。」有時又能從書的內容中抽繹出思考的線索，如《夢溪筆談》一條有：「遼代所刻之書一項流傳稀見，《夢溪筆談》在談到《龍龕手鏡》一書時稱：『契丹書禁甚嚴，傳入中國者法皆死。』為什麼遼代對書傳入中原之人處以極刑，沈括未做解釋，然後世絕難見到遼代刻本確是事實。」正如韋力先生所言，遼代刻本稀如星鳳，而恰恰他本人收藏了一卷遼刻本《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疏》，或許這樣的思考，正是其他人難以想到的。有時還能從圖書內容引申開來，給人以啓迪，如《顏氏家訓》批注有：「《勉學篇》云：『觀天下書未遍，不可妄下雌黃。』聞此語能不惕惕然乎？然今日新書如汪洋，窮畢生精力難及一年所出之本，以此尊家訓，豈不終生難吐一言乎？」對比古今人處境差異，提出了自己不同的觀點。這些批注內容，不但可以幫助讀者系統簡要地瞭解該書的編纂背景、內容大要、版刻特徵，更能提高讀者的鑒賞和辨識水平，非常有益。

其次，關鍵信息展示全面。如上所言，如今圖錄的出版並不稀奇，但有個共同的問題，就是為了節約成本，圖版放置非常少，大多只有一兩幀，很多關鍵信息還是主要靠文字描述，讓大多讀者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在這個方面，本書堪稱表率。一是卷端書影的「原大」處理。古籍板框大小不一，要做到原大，就得照顧板框尺寸大的，是以要求成書開本闊大。此前大多圖錄用十六開本，極少使用八開，自然是對成本的控制。此本即用八開，滿足了所選全部圖書的「原大」展示，例如《揚子法言》卷端，即便在這樣的開本下，也要做「出血」處理，才能完整放下。卷端的「原大」，一者可以直觀讓人看到原書的尺寸，能夠形成真實的感性認識；再者對古籍版本工作者來說，比勘非常方便，有經驗的專家都明白，文字描述的板框往往有誤差，有時甚至產生錯誤，容易讓人產生誤解。而有了這個原大的圖版，就不用再根據文字描述拿尺子丈量，直接可將圖書與此比對，避免了以訛傳訛。二是對古籍版心的用心製作。既往的古籍圖錄，大多圖版裁切用的是「半葉」。因為現在的古籍數字化過程中，一般不會拆書，所以掃描出的一幀影像基本上都是一葉的下半葉和下一葉的上半葉，直接裁取半葉非常簡單。這樣一來，讀者看到圖錄時，版心信息也都是只有一半文字。書名還好，可以根據卷端題名核對，但字數記錄、刻工姓名則需要連蒙帶猜，很不方便。這部圖錄則是不惜成本（取完整版心，至少要多支付一幀圖像的費用；另拼接製圖也會造成成本的增加），把卷端葉版心拼接完整，版心的書名、魚尾、字數、刻工等信息一覽無餘。例如《孝經》一條，我們不但可以從版心看到常規信息，還可以發現一處特別有意思的記錄，即「。七五」。古籍版心一般會記錄大字若干、小字若干，像這類將板片雕刻中的「。」也記錄在案的情況，較為稀見。這起碼可以提示我們，《孝經》刻板結算刻工費用中，除了大字、小字，還有圈號。圈號在明代的套印本中更為常見，但其工價等信息卻較少受到關注，或許此類材料有所積累後，可以為我們的古籍版本研究提供更為細緻的話題。當然，這個發現歸功於版心的完整呈現。三是圖版選取極具代表性，序跋和重要附件內容呈現完整，為讀者完整展現了所錄圖書的關鍵核心信息。第一，是對抄補信息的標注。卷端葉是圖錄的核心要素，一般要選取卷一的第一葉。但有時第一葉是補鈔內容，並非原刻，這就需要選取完整卷次的首葉，才能揭示原本最重要特徵。這一點一般圖錄都能注意到，但是如果卷端符合常規，而一書之內有其他卷次為補鈔，就會被忽略掉，是誰所鈔，抄寫得怎麼樣，往往不得而知。本書則是擇取重要的補鈔頁面，或整葉放置，或像卷端葉一樣，版心完整，雖然一般不再是原大，但其載錄的內容信息，卻非常重要。如《史記集解》即收錄了「配清光緒元年楊保彝影宋抄本」，《荀子》收錄了「卷第五抄配」頁，《駱賓王集》收錄補鈔並標注「此蜀刻本缺第六卷及第十卷，毛晉以影宋方式補充為全本」等，不但讓我們一睹原本風采，也能略窺補鈔頁面的樣貌。第二，是題跋收錄完備。手書題跋既是古籍流轉過程的見證，又是不斷增強其文物附加價值的物質文化符號。明清以來的名家如黃丕烈、顧廣圻等人的題跋，歷來為藏書家所重視，是清代文獻學史上的文化名片。正因如此，模仿作假者也略見不鮮。所以，二人題跋的真跡，除了其本身對於所跋善本的附加值，更具有實際的比對鑒定價值。這部圖錄凡遇顧、黃二人跋語，不是截取一頁作為代表，而是一則一則羅列手跡，全部收錄。例如《東坡樂府》收錄黃丕烈跋語，《稼軒長短句》收有顧廣圻抄補及黃丕烈、顧廣圻等諸家題跋，《韓非子》收錄黃跋三則、顧跋三則，《中州集》則備列黃丕烈跋語五則等，可謂既美且富！其他如《資治通鑒》《洛陽伽藍記》等更是羅列諸家題跋批校數10 條之多。這些名家手跡的高清呈現，為我們查找、比對和鑒定提供了極大的方便。第三，書內割褾他紙或粘貼「書札」等附件的收錄，細緻而富有史料價值。如《黃氏補千家集注杜工部詩史》最後一頁圖版上標注「刊記遭割而褾接他紙」，指出此書經人割褾的歷史狀況，給讀者以提示。又如《陸士衡文集》在黃丕烈跋語之後有陳鱣一札，云：「來柬並《玉海》三冊領悉，其書已修至神廟時，似不及周氏本。暫留一閱，即日奉報命也。弟近得明正德時翻宋本《晉二俊文集》，甚精，即《敏求記》所載者。今日又得成化活字銅版《蔡中郎集》，亦佳，喜不自勝。何日便道過我一觀？明日早入城往吊彭遠峰後，即至侍其巷。後日至拙政園，或來奉候，未知在府上否？此送尊大老爺。鱣草復，廿五日。」短短百餘字，為我們映現出陳鱣、黃丕烈之間善本互借閱，佳槧共賞析的真摯情誼，令人艷羨！又如《洛陽伽藍記》粘有周叔弢書札一紙，乃致翁克齋：「克齋道兄足下：昨奉手書並《嵩山文集序》一通，拜領，謝謝！宋本《孫子》、校本《洛陽伽藍記》鄭重奉還。《伽藍記》張紉庵曾從黃蕘圃借校，張本今藏寒齋，閱一百卅年，復聚於一堂，洵異數也。（尊藏校簽五紙及張氏手跡。）專此，敬請刻安。弟（期）周叔弢頓首。廿七。」雖然收錄圖版未能得見翁氏印章，但從此札可知，這部《洛陽伽藍記》曾經翁克齋（翁萬戈之父）收藏。周叔弢札內所言他收藏的張紉庵（紹仁）校本，今亦藏國家圖書館，二本真正的實現了永久「聚於一堂」，張紉庵、周叔弢等藏書印章累累在目，與此札形成了跨時空的對話。其他又如《鹽鐵論》收錄汪紹楹致趙元方信札，亦可概見二人討論《鹽鐵論》版本流傳狀況。此外，圖錄在古籍牌記的揭示上也很豐富，如傳統的文武竪框牌記、亞型牌記而外，更有精美的「晦明軒記」鐘形、「平陽府張宅印」琴形、螭首碑座牌記，別具一格的文武線框內鈐蓋朱印的「承德堂」牌記等，都給人以賞心悅目之感。

最後，製作用心，印裝精良。一部好的圖錄，除了編纂者選目、分類排序、提要撰寫等學術工作的基礎前提，還要有編輯、製版、印裝人員的用心協作，幾者缺一不可。如上文提及完整版心的拼接，既要拼得嚴絲合縫，又不浪費空間，可以想見編輯和製版之間的細心溝通。又如對古籍顏色的把握，有些編輯因為較少見到古籍原本，會想當然地讓製圖人員加大紅色，感覺黃黃的紙張顏色更像古籍。這當然是錯誤的，從敦煌遺書到宋元佳槧，從明朝白棉紙到清代開化紙，歷代都不乏色白如玉的紙張，雖然歷經千百年風霜，依然觸手如新。這就要求編輯懂得古籍紙張的特點，才能與製圖人員共同做出更接近原書的色澤。從這個方面講，這部圖錄做得非常出色。如此大的開本，近700頁厚重的紙張，如何連綴在一起，才能既美觀又結實，也是編輯必須考慮的問題。在鎖線精裝的基礎上，採用書脊不黏連方式，方便翻看。為了加強保護功能，精裝封面外又加上類似於古籍函套式的精裝封面設計，用一個「書」字扣合，既可以更好地保護內頁，又與古籍圖錄的內容相得益彰。這些看似細微之處，恰恰體現著做書人對古籍的理解和用心。

當然，這樣一部大書，也難免有些許疏失之處。例如《初學記》一條，提要所寫為國家圖書館藏傅增湘舊藏明嘉靖十年錫山安氏桂坡館刻本（索書號為00227）；但配圖出現了失誤，用成了國圖藏楊鑨九州書屋重修本（索書號為02669），讓我們又一次錯失了安氏刻本的顏容。又如胡三省音注《資治通鑒》，如今有上海圖書館藏初刻初印本，卻依舊採用明遞修本，當屬未關注《通鑒》版本研究前沿之缺憾。其他尚有個別文字疏失，如《徐霞客遊記》唐翰題跋誤為「唐翰跋」，《鐘嶸詩品》提要印章著錄「藏園明士」當為「藏園居士」之訛等等。總而論之，瑕不掩瑜，作為一部厚重的古籍工具書，《中國珍稀版刻圖錄》仍不失為一部幫助普通讀者瞭解古籍善本的導航之作。

本文原刊《名作欣賞》2024年2月刊，本文為第三屆「名作欣賞杯」晉版圖書書評大賽二等獎獲獎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