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掬笑容何處尋 千秋矩矱仰前型—懷念昌彼得先生
一掬笑容何處尋 千秋矩矱仰前型—懷念昌彼得先生
沈津
十月末，我對要隨同去台北的兩位同事說：我們到台北後，一定要抽暇去探望昌彼得先生，他是我尊崇敬佩的台灣地區最重要的版本目錄學家。然而沒幾天，艾思仁（J.S.Edgren）兄自美國飛廣州，飯局前，他突然告訴我，聽說昌彼得先生去世了。這讓我嚇了一大跳。忙問：你怎麼知道的？聽誰說的？艾兄只是說：聽說的。當天晚上我上網查核，卻沒有任何報導，我真不希望這是事實。
11月3日下午，我從廣州直飛台北，早已在桃園機場等候接機的是台北「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的黃文德先生，寒暄之後，我直接了當地就問起昌先生的事。黃先生告訴我：昌先生的追思會，在上個星期就開過了。次日，我在台北大學舉辦的第二屆漢文獻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又見到了陳仕華兄，他在昌先生御鶴西歸時協助家屬操辦後事，又是《昌彼得先生傳略》的撰稿人。仕華兄說，昌先生走後，他就想盡快通知我，但一時聯絡不上。
昌先生是湖北孝感人，1921年生，本名瑞卿，因幼時受洗，教名彼得。號蟫庵，晚年又號宗陶老人，蓋仰慕元儒陶宗儀也。1945年夏，自國立中央大學歷史學系畢業後，即由系主任張致遠教授介紹至國立中央圖書館特藏組服務。1949年「中央圖書館」之善本文物運送台灣，昌先生為押運人員之一。他自1954年起任央館特藏組主任，1970年轉任台北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處長，1984年升任台北故宮博物院副院長。他在央館特藏組前後25年，在台北故宮博物院也有30年之久。
昌先生號蟫庵，那是有來歷的。蟫者，本義為生活在衣箱、書箱深處的蟲，別名蠹蟲，俗名蠹魚。這是因為昌先生與古籍善本長期為伍，又讀南宋名相李綱「平生長作蠹書蟫，老去猶資慰我心」句，故以「蟫庵」名。說起「蟫」（蠹魚）字，津與昌先生卻是有些緣分，昌先生的集子即名《增訂蟫庵群書題識》及《蟫庵論著全集》。無獨有偶的是，津亦常以「老蠹魚」自稱，我的著作中《老蠹魚讀書隨筆》及《書叢老蠹魚》二本即是。蓋因清徐畹芝有「浮生願向書叢老，不惜將身化蠹魚」，張元濟有「我是書叢老蠹魚，駱駝橋畔自欷歔」句。無論是「蟫」、還是「蠹」，那都是津追隨前輩菊老、昌公之後，在書叢殘編中尋覓樂趣，做一點力所能及的事而已。
在中國近現代圖書館學界里的版本目錄學家中，值得我傾慕服膺的大家不多，除了顧廷龍、潘景鄭、趙萬里、冀淑英之外，昌先生也是我心儀的人傑大匠。我以為是版本目錄學的實踐造就了昌先生，他是台灣地區經眼善本圖書最多的學者，無人能望其項背。昌先生在特藏組專司善本的編目工作，央館所藏善本計一萬二千部，從1946年5月到1948年12月，兩年多裡，他編了2000-3000種明代善本書。後來，昌先生說：「每天上班開箱吹晾圖書，就此機會，將當年未經我手考編的書，全部閱覽一過。原來不敢接觸的佛教典籍，因編印書目的需要，也細心地看過，去瞭解它的分類指向。」「過去我不敢接觸的宋金元版，此時因奉命編《宋版圖錄》《金元版圖錄》而予以全部檢閱……一直到五十四年全部善本移運台北的十一年多時間，是我一生的黃金時代，在版本目錄學方面的知識與經驗充實了許多。」
我手上有兩套《蟫庵論著全集》，上下兩厚冊，其中一套是台北故宮博物院馮明珠院長所贈。我曾讀過其中的一些篇章，我以為如果沒有大量的實踐，是很難寫出如《中國舊籍編目談》《古書作偽舉例及如何鑒別》《鑒別版本的方法》《我國版本學上的幾個有待研究的課題》等一系列的專文和論文。
由於兩岸一度隔絕，昌先生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貢獻，以及他在文獻學、目錄學、版本學上的造詣，很少為大陸學者所知悉，他的著作及編著的工具書、參考書也不為國內研究者瞭解。昌先生著有《中國目錄學講義》《圖書版本學要略》《版本目錄學論叢》《增訂蟫庵群書題識》《蟫庵論著全集》。在「中央圖書館」期間，他主編了《「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台灣地區善本線裝書聯合目錄》《台灣公藏宋元本聯合書目》《宋本圖錄》《金元本善本圖錄》《明人版畫初輯》《台灣族譜解題》等；編輯《宋人傳記資料索引》《明人傳記資料索引》，又參與編纂《四庫全書索引》四種。在台北故宮博物院期間，又主編了《故宮善本舊籍總目》，主持影印《歷代畫家詩文集》《元人珍本文集彙刊》《明代藝術家文集彙刊》（又彙刊續集）《故宮叢書》《明代版刻叢刊》《文淵閣四庫全書》《宛委別藏》；推動出版了《宮中檔奏摺》《起居註冊》等。特別要提出的是，1969年，台北「中央圖書館」與漢華文化事業公司合作，影印《善本叢書》十一種，由時任特藏組主任的昌先生編選，元代至正元年（1341）資福寺朱墨套印本《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即為其一，此本比歐洲第一部帶色印刷的德國《梅因茲聖經詩篇》早了116年，而此影印本，仿其原式，力求逼真（按：我曾多次調閱原本及影印本鑒賞，此經去年又由台北「國家圖書館」再次影印，為巾箱小本，可愛至極，我珍藏的一本為「國圖」館長曾淑賢博士所贈）。
這真是一份亮麗的成績單。昌先生的這些書大部分我都用過，他50、60年代寫的善本書志，我在1986年在美國做訪問學者時就已拜讀，後來在「哈佛燕京」時又全部覆印存檔。我深感昌先生的博學，也為他積極推介珍本秘籍、影印稀罕孤帙而起敬稱羨。先師顧廷龍先生在1996年2月致我的信中，談到哈佛燕京圖書館的館長吳文津先生，有雲：「為事業著想，忠於事業之人，最可欽仰。」
這句話，亦適用於昌先生。
我第一次見到昌先生，是在1999年4月，那是我第一次去台北，是「中央研究院」文哲所邀請的，在台十八天，除了一次演講外，都是自由活動。我到台北後，即由潘美月教授向昌先生報告。昌先生立即決定請我吃飯。那天在台北的福華飯店就座的還有潘教授夫婦、荷蘭萊頓大學漢學圖書館的吳榮子館長。我印象中昌先生身著藍色唐裝，但席間談的什麼內容卻一點兒也記不起來了。使我最為感動的是，在飯局結束後，昌先生提出要他的司機送我回「中研院」學者交流中心，那是我住的招待所。我說：這怎麼行，那是您的專車，我可以打個車回去的。昌先生說：你是我的客人，理應要送你，況且你是第一次來台北，我自己會坐出租車的，你不要管。面對這樣質樸的前輩，我只能從命。第二天，我上午即去故宮，專程致謝。在昌先生的辦公室裡，他將他的《增訂蟫庵群書題識》送給了我，中午又在故宮餐廳招待了我。
有道是：受福無疆錫純嘏，杖朝有典祝遐齡。由於昌先生在台北地區的德高望重及他對學術界的貢獻，2004年，他的學生們為賀其八五之誕，發起編了一本《昌彼得教授八秩晉五壽慶論文集》，次年由台北學生書局出版。津不揣其陋，也寫就小文《說「本衙藏板」》一篇，以恭賀先生壽誕。
我不知道昌先生在大陸還有沒有親戚，但我知道他有一位好友—潘天禎。潘天禎先生是南京圖書館前副館長，也是《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委會的副主編，我們在一起工作了八年。早在1981年初，《書目》的複審工作在上海進行，當時還有主編顧廷龍先生、副主編冀淑英先生、顧問潘景鄭先生，以及沈爕元、任光亮和我，我們同在一間大辦公室工作。潘天禎先生曾告訴我：他和昌先生是南京中央大學同學，相處非常融洽，兩個人的酒量旗鼓相當。2002年11月，我到南京，專程去探望了潘先生。我告訴潘先生：「我曾在台北見到昌先生，也說了您參與編輯《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的事。昌聽了很高興，他說：可惜我們不能再聚在一起喝酒了。」當時我還對潘說，這種人為的原因，使得海峽兩岸的同學友朋不能握手而把盞盡歡，這太遺憾了（2004年1月，潘先生因胃癌，也駕鶴西去）。
1989年2月末，昌先生出席了在美國研究圖書館組織《全美中文善本書聯合目錄》國際顧問會議。會議是在華盛頓國會圖書館召開的，顧師廷龍先生也參加了。事後，顧師告訴我，他見到了昌先生。而當年的4月，昌先生有信致顧先生，將顧先生所需之台北央館所藏清職思堂抄本《讀史方輿紀要》參考之頁覆印，並托友人帶滬轉呈。那時顧師在做顧祖禹《紀要》的稿本研究，想影印出版稿本《紀要》，所以他需要台北央館藏本來作比對，而昌先生助了這一臂之力。90年代中，兩岸的文化交流，進行得仍然十分緩慢，但昌先生還是抓住了一次機會，去北京參觀訪問。他告訴我，由於他的身份是台北故宮博物院的副院長，是特任官，所以非常低調，沒有幾天就返回台灣了。我知道，那是1996年8月，昌先生還抽暇參加了在北京飯店頤園召開的《四庫存目叢書》子部出版的慶祝會。這些事，在《病榻憶往》裡都沒有提到。
近百年來，中國圖書館學界裡，出了不少知名的學者、專家、教授，如繆荃孫、柳詒徴、沈祖榮、袁同禮、蔣復璁、皮高品、李小緣、汪長炳、姚名達、裘開明、王獻唐、王重民、趙萬里、屈萬里、王大隆、顧廷龍，等等，他們在分類法、目錄學、版本學以及圖書館的管理上都做出了非凡的貢獻，可是，在這些高才偉器去世後，後人雖會記得他們，但是幾十年來為這些先達樹碑立傳，或有關研究他們的專著卻少有出版，而寫出年譜者，僅有程煥文兄的《裘開明年譜》及我的《顧廷龍年譜》而已。我注意到的是，即使是這些人物生前自撰的回憶錄也不多，我看過錢存訓先生送給我的回憶錄《留美雜憶—六十年來美國生活的回顧》，也讀過昌先生的《病榻憶往—宗陶老人自述》（一至五）。
在昌先生的所有文章中，文字寫得最活潑、最真實的就是他的回憶錄《病榻憶往》，也是我最喜歡讀的。回憶錄最初發表在陳仕華兄主編的《書目季刊》上，但僅發了二期就停止了，後來交由《「國家圖書館」館訊》分五次刊登，其中前二篇係轉載原《書目季刊》所刊。那是在他大病初愈後的2004年開始撰寫，直至2007年10月完成前二篇，他說得好：「小人物的傳記，本來令人乏味，但我一人經歷北伐、抗戰、內戰，來到台灣已近一甲子，目擊台灣由貧窮進入小康，再由小康而富庶，又逐漸停滯而衰退，……記錄下來，或許能供修史者的一條線索，倘若我的學生想替我寫傳記，有若干他們不知道的軼聞趣事，可供參考。我若以說故事的方式來表出，也可供作茶餘酒後聊天的資料。」回憶錄分22個章節，總共4萬字。對其身世、童年、高中、大學有詳細的回顧，之後進入「中央圖書館」在特藏組的工作、押運善本去台、「央圖」在台北復館、蔣復璁調長故宮、兼任故宮、故宮專任、籌辦雜誌等亦多有敘述。我隱隱感到敘述似乎意猶未盡之感，大約是昌先生的身體條件，只能在淡水小築裡靜思療養，而不允許他超負荷地工作之故。
記得2004年初我應台灣大學的邀請，前去一星期，除去演講，又看了不少台大圖書館所藏善本。陳仕華兄還開車帶我去昌府探望先生，那次我帶去的禮物是剛出版不久的《顧廷龍年譜》，算是「秀才人情紙一張」。昌先生坐在輪椅上，由他的長公子推出來和我見面。他的精神很好，他告訴我，「國立歷史博物館」曾派了一位女生對他進行採訪，想做口述歷史的整理，並且還錄了音。但昌先生的一口湖北孝感話，以及版本目錄學方面的造詣，卻讓在台灣土生土長的女生無可適從，又由於口述歷史的計劃未獲「文建會」的資助而告中輟，所以女生去了四次就停止了。我當時還想，如果我有時間，在台多待三個星期，那一定可以整理出若干萬字的文稿來。
我也想做前輩的口述歷史，那是1986年4月至1987年9月，我在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作訪問學者，其間我去了七八個東亞圖書館，大看中國古籍善本，尤其是在哥倫比亞大學東亞館，我還瞭解到有關口述歷史的情況，特別是唐德剛先生為胡適、李宗仁先生做的口述歷史整理工作。1987年10月，我返滬後不久，很想做的一件事就是想為顧師廷龍先生、潘師景鄭先生錄音，我希望將他們的早年，以及和古書打交道時的所見所聞，一生中所做的重大事情做詳細的回憶錄。但是，那時的「氣候」不對，我向當時主事的副館長申請購買錄音器材時，他以「根本就沒有錢」回絕了我。
有一件事，是我始終也沒有弄明白的，那就是：1990年4月，我離滬定居香港，兩年後的4月末，我又去了美國，在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學社任訪問學者。沒多久，在哈佛燕京圖書館，台灣大學潘美月教授告訴我：你到香港後不久，昌先生就知道了，他很想請你去台北工作。我不知道在當時的那種情況下，我從未和昌先生有過通信，而我又是一個無名小輩，我居港的消息竟然會被昌先生所知悉。後來喬衍琯先生於1994年給我的一封信中有「前年秋路過香港，承昌彼得先生之命，電詢中文大學，而文旆已去美國，致未能識荊」之語。「前年」，也即1992年。
昌先生在台灣，於中華傳統文化貢獻良多，且桃李滿園。津去台北數次，每次皆蒙召見，最後一次探視先生，只覺得先生僅有重聽及腿腳之不便，餘皆好也。我沒有想到的是，雖然台北有良好的奉養環境和優良的醫療照護，但都沒能輓留住昌先生，他走得太匆遽了。青山雖在，哲人其殞。昌先生將他的一生都貢獻給了台灣「國家圖書館」和「故宮博物院」了，他的《蟫庵論著全集》和其他著述，正是他留給後人的學術思想及遺產。撰聯高手張佛千先生曾贈昌先生聯云：「舉杯必乾，和牌必大；讀書務博，考訂務精」。這確實勾勒出了昌先生閒暇時豪放不羈、瀟灑跌宕以及做學問之博聞強識、一絲不苟的作風。
昌先生生於1921年，卒於2011年，享年九十一歲。大約每個人騎鯨西去前，都會帶有一點留戀和遺憾，他們會給後人留有夙願，昌先生也不例外。他的遺願是質樸無華的：兩岸和平永續，國泰民安，中華文化弘揚世界。諸君好友一同，身體健康，心想善成，平安幸福。
2011年12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