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文津掌理哈佛燕京
吳文津掌理哈佛燕京
人才引進是吳文津對哈佛燕京圖書館的一大貢獻，他用耐心和誠心為圖書館招攬了很多人才，其中他最得意的兩位，一位是賴永祥，一位是沈津。
吳文津任館長初期，書籍採購和編目都照舊由中、日、韓文部各自負責。因為編目工作沒有統一，所以有時同類書可能編為不同號碼。他認為這個工作應該統一來做，於是進行了改組，專門成立一個編目部，但是問題就跟著來了：應該找誰來負責呢？
找一個合格的負責人比成立編目部更加困難。我自己在胡佛 研究所進行編目工作近十年，深知要勝任這份工作，不僅要是具有高超業務水平的圖書館專業人員，還要有傑出的管理、交流、創新能力，此人要對東亞文化有足夠的了解，同時中文、日文、英文都要流利。最後想到了臺灣大學圖書館系的賴永祥先生。
賴永祥出生於1922年，與吳文津同年，本科在東京帝國大學攻讀法律系，畢業後回到台灣，原本被聘在籌備中的延平學院任教職，後來學校因故（整理者按，二二八事件）停辦，1951年開始在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工作並任閱覽組主任，當時美國支援台灣圖書館的發展，賴永祥在1958-59年被推薦到美國田納西州范德堡大學（Vanderbilt University）畢包德（George Peabody）學院深造，獲得圖書館學碩士學位，後籌辦成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學系並擔任系主任，他的「賴式分類法」，台灣的大學 圖書館都採用，對於吳文津來說是最理想的人選。
我專程到台灣對他說：「賴先生，我們想成立編目部，想請您去主持這個事情。」他說：「我想一下。」最後對我說：「對不起啊，我家人都在此地。」我當然不能勉強他，但也沒有放棄。後來我又到台灣去，專程去找他，這次他說和家人商量以後覺得可以考慮。後來他來了，那時候大家都不敢相信，居然把此人請來了。他在台灣聲譽很高，能夠放棄那邊到這裡來很不容易。他後來把編目工作做得井井有條，包括更新裘開明先生的《漢和圖書分類法》和後來負責出版哈佛燕京圖書館共72大冊的中日文卡片目錄。因為他來哈佛燕京貢獻良多，可以說是「大才小用」，應該以適當的方式來表示感謝，當時圖書館還屬於哈佛燕京學社，人事方面都是由我決定，因此升賴先生為哈佛燕京圖書館副館長。
我寫作本書之時，賴先生也已經98歲高齡，對於吳文津當初邀請他的不懈努力，依然記憶深刻：吳先生對我實在是很好，他就任館長後不久—大概是1967 年—當時哈佛燕京圖書館日文部的負責人離開，他就寫信問過我是否考慮到哈佛燕京圖書館工作。我當時在臺大的工作還算是很順利，所以並不想離開，不過他專門安排我到美國去一趟，參加當時的「國際東方學者會議」，我去參會後，就到哈佛燕京圖書館訪問。記得他也曾經到台灣當面問過我是否願意到美國去。1970年他再次寫信給我，詢問我是否可以考慮到燕京圖書館工作，那個時候我就心動了，答應他會考慮。所以在1972年去美國，在當年二月開始在哈佛燕京圖書館工作，一直到1995年12月退休，最後離開是1996年。
對於吳文津的領導才能，賴永祥給予很高的評價：
我們到美國一切都是吳先生安排的， 作為領導他的考慮非常周到，當時他想讓我主持編目部，但他並不是一下就讓我去做那個工作，而是給我相當充分的時間，讓我了解館內的運作，以及當時館內編目所使用的裘開明先生的分類法，還要我了解每一個部門的情況、出席圖書館工作的相關會議，然後才讓我組織編目的工作。後來我做副館長，主要還是主持編目部，只有在吳館長不在的時候，才暫時管理圖書館的事務。吳文津作為館長， 對圖書館的同仁都非常和善，很尊重每一位館員。為了哈佛燕京圖書館的擴大和發展，他想方設法將他認為最有能力的人才請來幫忙，中文資深編目員陶任簡曾是台灣國立中央圖書館編目部主任，韓文編目員白麟曾是韓國漢城大學圖書館編目部主任，聘用沈津為善本部主任又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作為一個領導人，吳館長的能力是有口皆碑的。
另一個最讓吳文津得意的人才就是哈佛燕京圖書館善本室主任沈津，他是著名版本目錄學家、文獻學家、上海圖書館館長顧廷龍（1904-1998）先生高足， 原本在顧先生手下做善本室主任。從前裘先生想把哈佛燕京善本室的古籍做一個目錄，吳文津一直沒忘記裘先生的夙願：
最初請到北京圖書館善本室主任李致忠，他來了半年，給我們大致看了一下，就回去了。有一年沈津從大陸到美國各處有中文善本的地方訪問，除了哈佛，還去了普林斯頓、哥倫比亞、國會圖書館、耶魯等。他到我們這裡來了一個月，走的時候給我們寫了一個大致的目錄，寫得很好，那時候他很年輕，我感到很震驚，覺得這個人非常理想。我就通過哈佛燕京學社，邀請他來哈佛做訪問學者，開始做個比較詳細的中文善本目錄，一年以後他完成了一份草稿，之後我們又弄到一筆經費，就請他留下來任善本室主任，工作基本上就是做個完整的善本目錄，同時協助使用善本室的哈佛教授、研究生和外來的訪問學者。後來出版的《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是美國所有東亞圖書館最完整的善本目錄。當時最難的是鑑定哪一些是孤本，但是沈津都盡可能查證出來了。
從大陸請人到美國長期任職還沒有先例，也不好操作，吳文津是偶然在香港中文大學看到沈津，才得知他的舅舅楊振寧在中文大學執教，由楊振寧建議香港中文大學邀請沈津從上海到香港任職，打算全家在香港定居。因為吳文津十分看重沈津的能力，就費盡心血將他請到哈佛，為此沈津的老師顧廷龍先生還專門為求賢若渴的吳文津寫了一幅單條，稱讚他在甄選人才的時候慧眼識珠。在沈津的《書海揚舲錄》中，專門提到顧先生對其赴任哈佛燕京圖書館的支持和對吳文津的讚譽：
顧先生後來又得知「哈佛燕京」要請我去寫作該館善本書志時，馬上又寫信力主我就任。有云：「您有赴哈佛之意，我很贊成，他們條件好，編書志，與您很適宜，待遇亦較優。我與哈佛燕京還有點感情，我助裘開明先生編卡片，校書本目錄，您必知之。我上次赴美，未能前往，實一憾事。」顧93歲時致我的信又說：「裘之後任，是否即吳文津繼任？吳延請您去哈佛，編撰書志，他有見地，亦能識人，為事業著想。忠於事業之人，最可欽仰。」
沈先生如今也已年過古稀，但談及與吳先生的多年情誼，許多細節依然能夠娓娓道來：
和吳先生初次見面是1986年在哈佛燕京圖書館。當時從中國大陸到美國的訪問學者還非常少，社科人文方面的更是寥寥無幾，中國圖書館界也少有人能夠到美國來，我的目的非常明確—了解美國所收藏的中國古籍到底是什麼情況？如此多的古籍是通過什麼方法獲得的？「物以稀為貴」，這些圖書中有哪些是國內沒有的？當時我在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University in Stony Brook, New York）做訪問學者，從石溪坐火車到紐約，在好友鄭培凱教授開車陪同下到哈佛燕京圖書館參觀，在這之前我對哈佛燕京的了解是從香港《明報月刊》上錢存訓的文章中得到的，錢先生在文中介紹了美國東亞圖書館的概況，不過講得並不細緻。只有在一座圖書館的書庫裡盤桓許久，才能夠了解其大致情況。我到了哈佛燕京圖書館，他們讓我隨意遊弋，我就在書庫裡待了整整三天，得出一個結論——這是一個東方文化、尤其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寶庫。吳先生得知我的專業正是圖書館版本學和目錄學，很希望我能夠為哈佛燕京圖書館做點事情，這也是我非常願意的。跟鄭培凱教授去的那次算是「打前站」，後來吳先生又請我去了三次，每次兩個禮拜，一開始是到地下室的普通書庫中尋找善本書，那裡線裝書、平裝書、精裝書、雜誌等都混放，我就在書庫中兜兜轉轉。我選擇善本書的標準很高，第一是根據中國大陸《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的「收錄範圍」，第二是參考國立中央圖書館（現改名國家圖書館）善本書目的「收錄標準」。後來吳先生請我把善本室中一個很大的保險箱裡所有的東西都看一遍，寫一個報告，我在報告中糾正了許多前人的鑑定錯誤。經過這幾次的經歷，我產生一個強烈 的想法—一個大學的東亞圖書館，能夠收藏如此豐富的中華典籍，是非常了不起的。這個過程也增進了吳先生對我的了解，並認為我的專業和能力能夠對哈佛燕京有所貢獻。
四次訪問哈佛燕京圖書館後， 沈津回到上海圖書館，工作很忙，按照中國大陸的規定，訪問學者回國後兩年內不能再受邀請，因此與國外基本斷絕了音訊，但後來為了和太太團聚而定居香港，竟然得以與哈佛燕京再續前緣：
有天我在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辦公室工作，早晨十點多鐘，辦公室的門一開，怎麼是吳文津先生進來了？我馬上站起來說：「吳先生，您好！」他非常驚訝，因為我回大陸後就沒有對外聯絡，他並不知道我在香港。 他看到我後就講了兩句話—第一句話是：「沈先生？你怎麼會在這裡？」於是我告訴他已定居香港了，他的第二句話是：「非常之好，這下我們請你就容易了。」中午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館長請他吃午飯，我也作陪，他就約我一起吃晚飯。我記得地點是他酒店附近的小飯館，非常簡單，只有我們兩個人，兩三個菜，他提出請我再到哈佛燕京圖書館去，經費由他向當時哈佛燕京學社的社長韓南教授提出申請。當時負責善本室的是戴廉先生，他是吳先生在成都時的高中同學，中文造詣很深，當時他在美國沒有合適的工作，善本室需要一位管理員，吳先生就把他請來了，他在哈佛燕京圖書館工作了十幾年的時間，後來我去的時候，他已年高，走路都顫顫巍巍的，不久就退休了。吳先生當時告訴我，戴先生退休之後，我可以負責善本室的工作。
到哈佛燕京圖書館工作，對我來說是重要的機會，也是新的 抉擇。我首先向他提出，如果到美國去全家可能都要一起去，他說「好」，並且還主動提出，如果我需要帶參考書，可以郵寄到美國，所有的郵費由哈佛燕京報銷。因為圖書館工具書參考書雖然多，但每種只有一本，如果我拿到辦公室長期使用，其他人就沒法用，由此可見吳先生心思細密。這兩個諾言，吳先生後來全部實現了。
我辭掉了香港中文大學的職位，把香港的房子賣掉了，「破釜沉舟」到了美國，在一個並不非常熟悉的國家從零開始。我在中國大陸的時候，已經是八○年代中國圖書館學界最年輕的研究館員，頭上有十三頂「帽子」，從上海市政協委員到各種學會的理事、委員、 部門主任等，雖然這些頭銜對我意義不大，但也是通過努力得來的。從大陸到了香港，就把這一切都拋之腦後，從香港到美國，是再一次清零，可謂「孤注一擲」。我到美國的那天是1992年4月29號，從香港飛到波士頓，晚上十點多鐘到達，吳先生和哈佛燕京中文部主任胡嘉陽，還有我的表弟，三個人開了三輛車來接我們一家三口。吳先生非常周到，他為我們物色的房子靠近哈佛大學，在安全和方便上都為我們考慮。他把我們接到新房子，幫忙將行李安置好，已經是凌晨一點鐘了，我心裡非常不好意思。第二天他安排我們去中國城購買油鹽醬醋、熟悉環境，5月1日我就開始工作了，吳先生和胡嘉陽幫我辦理好手續，他還親自開車帶我去附近的大商場買電視機等，並陪我去國際學生辦公室辦事。可以說，吳先生把我從香港請到美國，改變了我的人生，如果沒有他的厚愛和幫助，我們也很難在美國立足。
當時吳文津的想法是寫一本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一樣的書志，沈津則認為《中國善本書提要》就是「一張卡片的放大」—無非是書名、卷數、作者、版本等，這樣太 簡單了，他的想法是把哈佛燕京善本書的內涵—這之中包含經、史、子、集、叢五部—全部揭示出來，對於沒有條件親身和長期在哈佛燕京查閱善本書的學者會有極大說明。這需要寫到作者是什麼人、為什麼寫這本書、書裡面的內容、這本書有什麼特點、流傳的情況等。沈津非常珍惜這個寶貴的機會，從上班第一天起就全力投入：
我要求自己每天必須完成3篇（大約3千字），寫得非常辛苦，用兩年的時間完成了152萬字，除了一些重要活動—如泰國的公主詩琳通來參觀的時候，吳先生讓我準備一個小型展覽向她介紹，剩下的時間幾乎一直都在翻書寫作。戴廉先生曾寫了一首詞給我，錄在辭書版《書志》的「後記」中，那就是我當年工作的寫照， 非常真實：「經一篇，史一篇，書志撰成百萬先，小樓人未閒。風一天，雪一天，廢寢忘餐志不遷，世間難此緣。」
在這期間，吳文津一直給沈津最大程度的信任和自由：
吳先生是極端聰明的人， 也是真正的圖書館「事業家」，他非常大的特點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哈佛燕京圖書館善本室在三樓，他很少上樓「檢查工作」，完全靠每個人自覺。「士為知己者死」，吳先生對我如此信任，我也用努力工作回報他。每月第一天，我一定會在早晨把上月寫完的書志複印一份給他看，我當時寫作用的是從香港帶去的500格一頁的稿紙，沒有多久，我帶去的幾大包稿紙全部用完了，有人幫我想了個聰明的辦法—把稿紙拿去複印，於是我又複製了很多稿紙，繼續拚命寫，每個月交給吳先生的書志很快在他辦公室堆起了高高的一沓，他看到我的成果總是非常高興，因為他知道，這是我「屁股不動」，整日坐在那裡一字字寫出來的。
後來我正式擔任哈佛燕京圖書館善本室主任，吳先生給我三個工作：服務讀者、管好善本書庫、繼續撰寫清代部分的善本書志。還記得吳先生跟我說過一段話：「沈先生你知道嗎？善本室主任這個位置是為你而設的，在全美國只有你一個人擁有善本室主任這個正式職位，我專門為你申請的。」有了這個職位，我才能拿到和圖書館下屬各部門主任一樣的薪水，可以以這個身分對外聯絡、開展工作，有這個頭銜的名片我還保存著。吳先生非常照顧我，我一直心存感激。
直到今天，對於任何一個規模宏大的圖書館，從善本書志的撰寫方面，「哈佛模式」是不可超越的經典，《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依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和參考價值。後來《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的清代部分提上日程。沈津邀請了嚴佐之、谷輝之、劉薔、張麗娟四位中國學者合作撰寫，請人的要求和吳先生當初請他一樣苛刻—訪問學者需具備一、二十年的專業訓練基礎、到美國之前需熟讀《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宋元明部分）。沈津說吳館長在圖書館只談工作，不和別人搭訕閒談，他自己也是走馬上任的第一天就開始提筆寫作，因此他所挑選的四位學者也是馬上進入工作模式，每人完成兩百篇善本書志，二十多萬字，這部書志將哈佛燕京館除方志之外的所有中文古籍善本悉數囊括，總計3,098種， 400萬字，四位學者共撰寫100萬字，沈津一個人完成300萬字的任務。為了與之前的宋元明部分有所區別，這部書志取名為《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書志》，書名中增加一個「藏」字。2011年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 社出版，榮獲中國新聞出版範疇的最高獎—「中國出版政府獎圖書獎」。
沈津記得吳文津工作時非常認真專注，館長辦公室在一樓，吳文津在地下室裡還有個辦公室，那是整個圖書館最小的房間，他常在那裡思考問題、處理各種事務、回覆信函，那間小屋的門一關上，「沒有人敢去打擾」，大家在走廊裡看到吳文津手拿一張信紙，就知道他剛剛回覆完信函，從地下室那間小小的辦公室出來。回憶起在哈 佛燕京的歲月，吳文津的管理才能和人格魅力也令沈津記憶深刻：
吳先生從沒有大發雷霆或飛揚跋扈的樣子，但是工作起來非 常嚴肅，工作人員都有點敬畏他，只有在這幾個地方，他才會說說笑笑：大家在圖書館附近的草地上露天燒烤的時候、在哈佛燕京的公共休息室裡或是耶誕、春節大家在外面餐廳聚會的時候，還有就是在中文編目部辦公室裡參加大家potluck（每人帶一個菜的聚餐）的時候，他私下裡是非常放鬆活潑、不拘小節的。吳先生在美國東亞圖書館系統中的威望極高， 和他個人的魅力是分不開的，他工作時候有一種威嚴，但對待人之道非常了解，走到哪裡都很受歡迎，也很有識人之明，別人到他的辦公室，交談幾分鐘他就知道誰值得信任。作為一個被他請來的學者，我感受到了極大的尊重，和他希望我為哈佛燕京圖書館做出貢獻的期望。吳先生在任期間，我工作時身心都非常愉快，沒有任何包袱。吳先生是一個正直的人，作為學者他說話實事求是、見多識廣，他待人真誠、樂於助人，這也與他的基督教信仰有關，我認為他也是一個儒者，行事寬厚而具有分寸。因為對他的感激之情，我在1996年出版處女作《書城挹翠錄》的時候，在扉頁上將此書獻給兩個人，一位是我的老師顧廷龍先生，還有一位就是吳文津先生。
另一位由吳文津請到哈佛燕京圖書館，後來成為他的老同事、老朋友的就是日本學者青木利行先生，青木先生原本在耶魯大學東亞圖書館任職，成績有口皆碑，1968年吳文津請他主持哈佛燕京圖書館日文部，因日文部急需學術期刊和政府文件，二戰之前的社科類資料也不多，青木先生接手後就和日本的大學與學術機構積極交換資料，還參加了哈佛燕京與其他東亞圖書館分工合作收集資料的項目（這一項目在下一節有詳細介紹），1985年他協助賴永祥先生出版了 長達33卷的哈佛燕京日文編目卡目錄，1994年參與編纂了早期日本圖書的目錄，讓哈佛燕京圖書館日文部更加為人所知。青木先生在這個職位上工作了31年，於2016年去世。在吳文津的回憶裡，青木先生是 一個沉默謙遜，而又對圖書館事業充滿激情的人，吳文津的許多老友都是沉默寡言的，但他似乎總能感受並且欣賞他們細膩豐富的內心世 界，在他悼念青木先生的文章中，吳文津深情地說，如今他閉上眼睛，「似乎還能聽到青木先生在哈佛燕京圖書館同仁們的聚會上，吹奏著他的單簧管。」
本文摘自王婉迪著書劍萬里情：吳文津雷頌平合傳第七章部分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