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氏藏書」回歸背後的故事
「翁氏藏書」回歸背後的故事
沈津
如果要評論2000年中國國內的重大文化新聞，那「翁氏藏書」從美國回歸祖國的消息應是其中的一條。報紙上不是說這是中國當代文化界、文物界和學術界的一件盛舉，也是體現我們黨和國家歷來重視、保護和發展文化事業一貫政策的善舉等等嗎？那年的4月，翁氏藏書正式入藏上海圖書館。
寫翁氏藏書的文章有好幾篇，最詳細的是王世偉的兩篇，分別刊在當年的《文匯讀書周報》（2000年4月29日）、《收藏》（2000年11期）。他是當事人之一，寫得比其他人真實。前文中有1月中旬，上海圖書館通過在美國的朋友瞭解翁氏藏書拍賣或轉讓的有關信息的話，那或許是說我吧。現在時間已經過去8年了，人們的印象隨著時間的推移，也有些淡忘了，可是對我來說，卻有一些和翁氏藏書有關的忘不掉的事。
說「翁氏藏書」，必然要講到翁萬戈先生。1986年4月，由楊振寧教授之介，我才和翁先生相識。大約是4月某日的一個下午，我如約去紐約華美協進社拜見翁先生，並去他寓所觀看翁方綱手稿本《復初齋詩集》，那是40年代天津發大水，翁帶到美國的。翁先生送了一本《中國古籍善本》給我。當晚，我在回石溪的火車上翻閱《中國古籍善本》，那是翁先生在「華美」（一些寫翁藏的文章，都誤為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辦的一次中國古代圖書展覽的圖錄，書中的圖版使我第一次知道在美國（除國會館等大館外）居然還有不少重要的善本，其中《大佛頂如來密因修正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集韻》《長短經》《會昌一品制集》《重雕足本鑒誡錄》《漢書》《分門集注杜工部詩》《邵子觀物內篇》《丁卯集》《施顧注蘇東坡詩》就是翁先生所藏。
再和翁先生見面，那已是1992年的5月了。那時我被邀到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學社作訪問學者，為哈佛燕京圖書館撰寫《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翁先生知道我在哈佛，而且他女兒也在波士頓，所以每次來波城，定會到哈佛燕京找我聊天，幾次下來，我們就很熟了，進而成為忘年之交。
翁氏藏書中有不少難得之本，有鑒於此，文物出版社在1996年出版了《常熟翁氏世藏古籍善本叢書》，選擇了藏書中最珍貴的8種宋本，即《集韻》《邵子觀物內篇》《漁樵問對》《長短經》《會昌一品制集》《重雕足本鑒誡錄》《丁卯集》《新刊嵩山居士文全集》。而1994年初，冀淑英先生即為這8種宋本寫了影印說明，全面闡發了這批書的文物價值和學術價值。
1999年夏天，翁先生又一次來到我的三樓辦公室。記得翁先生大談陳老蓮，還談了翁文恭公日記的整理。不知怎的我想到了翁先生所藏的古籍善本來了。我問翁先生，您收藏的那些書將來怎麼處理？翁說想賣掉。我說怎麼賣？翁說「哈佛」不知能買下否？他希望哈佛畢業的那些個什麼銀行家、企業家等人，把這批書買下來然後捐給「哈佛燕京」。或是大陸的某個圖書館買下，或在大陸拍賣，但是絕不賣給日本人。詢之以價，翁說要500萬美金才可讓出。送走翁先生，我馬上去鄭炯文館長的辦公室，將剛才和翁的談話情況作了報告，並說是否有買下翁藏的可能。鄭說：很難辦到，現在籌錢不容易，況且又是那麼一大筆錢。（那時，我並不知道中國嘉德已在著手和翁先生溝通，當然，那是商業機密。）
11月初，我赴港參加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50週年的學術研討會，會後，即飛滬休假。在上海期間，我去上海圖書館和王鶴鳴先生見面。王先生是上圖黨委書記，一把手，對於文獻的收集整理做過許多有益的工作。那次，我向他通報了幾件事，其中一件即是翁萬戈先生藏書想出手的信息，我希望上圖能夠設法買得。當時，王先生沒有表態，只客氣地說要商量研究。之後，也就沒有聲音了。
不意，2000年2月中旬的一個晚上，我突然接到王先生自上海打來的越洋電話，他說：上次你講的翁氏藏書，現在有些眉目了，上海市政府已同意購買。王並囑我將翁氏所藏情況再寫一下。聽到這個消息，我也很興奮。巧的是2月18日，中國國家圖書館和美國紐約市立公共圖書館合作，在公共館屬下的法拉盛分館舉行中國古籍善本精品展覽，並於次日有一個學術研討會。19日這天是星期六，翁先生也來與會。中午是自助午餐，翁和我坐在一起，邊吃邊聊。我問起了藏書的事。翁先生告訴我說，他後天即和老伴從紐約飛北京，藏書全都托運帶走，到京後之事宜全由嘉德安排。此時，我便將上海圖書館想獲得此批藏書的願望和盤托出，並將上圖歷來重視善本文獻的情況也作了說明。翁先生說到了北京再看。
我的發言安排在當天下午二時，講的內容是「《孔子聖跡圖》的版本及流傳」。發言後沒多久，我即開溜去法拉盛的唐人街，搭四時返回波士頓的大巴。九時到家後，也顧不得休息，馬上寫信並於次日傳真發給上海圖書館王先生。當時，我的感覺就像是在做「地下」工作，即將在會場上獲知翁氏夫婦何時離美飛京的「情報」以及我所瞭解的信息，趕快告訴上海方面，以便他們早作準備。下面就是當時我發給上海的「情報」（傳真底稿）：
上海圖書館王鶴鳴先生: 急件
所囑之事，現報告如下：翁萬戈先生已定於2/21攜書飛往北京，日前已和嘉德拍賣行簽訂合同，委託他們拍賣。翁的原則是整批出售，或為買家購得捐贈藏書機構（或由藏書單位購買）。
其藏書全部為八十種,其中宋本十一種（有八種已影印入《常熟翁氏所藏善本叢書》，書目文獻出版社出版），另一部即為久負盛名的《施顧注蘇東坡詩》，還有一部是《漢書》，存57冊（有幾本配清抄本）。元刻本4部、明刻本11部。餘為清刻本、稿本、抄本。
翁的意思是不售日本，希望留在國內，或北京、或上海。
此事雖尚未公開，但風聞國內單位已有強烈反映。或許二三月間可以見到目錄及圖版。我曾詢以底價,翁說嘉德方面不希望先透露，所以我也不好繼續追問。
翁已82歲，希望在有生之年處理好此事。此事建議上圖可以向嘉德方面細加打聽。
順頌
時祺
沈津上
2000年2月20日
（遠良館長、世偉兄、建中兄皆代為問好，不另)
傳真發出後，我也就算完成了一項任務。
3月下旬，我和翁先生通電話，翁告訴我藏書已由上圖買下，還說了他在北京的事情，說的是北京方面也很想得到這批藏書，他們組織了不少專家學者去鑒定，發表意見，還要層層報批。最妙的是，嘉德方面的人送他去機場，就在要搭機飛滬之前，嘉德人的手機響了。一會兒，嘉德人說，剛才國家圖書館來電，說是今晚館長任繼愈先生要請翁氏夫婦吃飯。但為時已晚，大勢已去。因為上海方面在翁抵京後不久，上圖的幾位館領導在王鶴鳴先生的率領下（只留二人看家）也抵達北京，在嘉德的溝通下，已與翁有所接觸並表達誠意。
我知道，北京有關部門方方面面考慮得細緻周全，主要耽擱在時間上。而上海方面就「精明」得多，時時與市政府領導的彙報溝通是必須要做的功夫，沒有那麼多條條框框，一旦認準，就分工合作，全力以赴，不達目的，決不罷休。當然，翁氏夫婦到滬後，上圖施展的一系列公關包括展現誠意、參觀、實展、資金到位等，都一一奏效，使翁氏認為藏書回歸非上圖莫屬。
3月底的某日夜晚，我居然又接到了王先生的越洋電話。王先生開頭的幾句話就是謝謝我，說翁氏藏書經過大家的努力，終於由上圖收藏。通話結束前，王先生又說了再次感謝的話。我知道王先生專門打電話謝我，並不是應酬我，他是真心的，他沒有忘記一個海外遊子在翁氏藏書回歸祖國之前所做的點滴工作。所以，我在激動之余，馬上又寫了一封信，用傳真發到了上海，傳真的底稿是這樣寫的：
鶴鳴先生：
您好。謝謝您在電話中告訴我的好消息。所以，我還要向您道聲恭喜。
這件事的成功，實在是近五十年來中國圖書館事業發展史上一件重要事情。六十年代初，香港陳澄中先生的宋元珍藏就是在周恩來總理的關懷下，由國務院特撥購書經費，並由北圖善本部主任趙萬里先生秘密赴港洽談，而最後回歸北圖收藏。而三十年後，遠在大洋彼岸的翁萬戈先生秘藏數十年的珍本又通過上海市政府的鼎力支持以及您和馬王繆吳諸位館長（還有燮君兄）的努力，終於達成由上圖典庋，這無疑是在原有汗牛充棟的基礎上錦上添花、如虎添翼。尤其是那十餘種宋元瑰寶更是享譽書林。
俗話說：機不可失，時不再來。貴館也正是應了鄧小平所說的「抓住機遇」而做成了一件大事，你們的「大手筆」也充分顯示了魄力。上圖有諸位當家，必定欣欣向榮，蒸蒸日上。我衷心地祝福你們。
早在1987年，我曾在香港《明報月刊》上撰文,說翁氏所藏在美洲、歐洲地區，無論是大型博物館，或是任何一個國家館（美國國會圖書館等）以及東亞圖書館所藏宋元本都無法望翁藏之項背。1993年，我又在《中國文化》（劉夢溪主編，北京三聯）上發表論文，論述美國所藏中國古籍的文章中也提到了這一觀點。
翁先生現已返回新州寓所，他為上海方面如此誠懇之心意而感動，也對貴館諸位之接待表示謝意。同時,他也對這批古籍善本能有如此順利的轉移，並有如此完美的歸宿大感欣慰。我告訴他，上圖此次是「志在必得」。他深表同意。
....我希望將來有機會，能再為上圖略盡綿薄。
專此順頌
館祺
沈津
2000/3/30
我以為翁氏藏書入歸上圖，這主要是上圖領導鍥而不捨的結果（王鶴鳴先生功不可沒），關鍵之時又得到市政府領導的支持，不然那450萬美金從何籌得？當然還有加上嘉德的配合。
翁氏藏書入藏上海圖書館的同時，隸屬於上圖的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為配合藏書回歸，特意出版了《常熟翁氏藏書圖錄》。知道《圖錄》出版的事，是5月上海聯合時報的記者潘真到哈佛來看我時告知的，我是急性子，當天晚上就打電話給上圖的王世偉，請他將《圖錄》航空寄給我一冊。接下來，又打了個電話給翁先生，問他見過《圖錄》否？誰知翁先生竟說，他有10冊，而且知道我沒有此書，就說你要幾本？我也不客氣地說，能否給我兩本？翁先生說，明天就寄給你。翁先生住在新罕布什爾州，就在麻州波士頓的隔壁，所以他寄的書沒幾天就收到了。可惜的是，《圖錄》雖然印制精美，其中錯誤卻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