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冀淑英先生
懷念冀淑英先生
沈津
今年是中國著名版本目錄學家冀淑英先生誕辰—百週年紀念。2019年11月，我仍在為先師顧廷龍先生做《顧廷龍年譜長編》，在不斷增入新材料時，又錄入二通新發現的冀先生寫給顧先生的信件，很奇妙的是，腦海裡即閃出冀先生的影像，繼而想到我或許應該寫一篇回憶冀先生的文章，但當時只是一閃念而已，並未動筆。12月3日，我有北京之行，當晚，在與國圖善本部同仁會面時，我問道，冀大姐是什麼時候走的，明年有什麼紀念活動嗎？陳紅彥館長即告我，2020年是冀大姐誕辰百年紀念，國圖擬編一個紀念專題，並囑我寫稿。四天後，我回美休假，直到今年元月臨近春節，才趕快構思此文。
01
冀先生是版本目錄學家，是業界的前輩，早我整整十五年，我是非常敬重這位溫潤敦厚的老人的。清人趙翼云：「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我曾經在《一掬笑容何處尋，千秋矩矱仰前型—懷念昌彼得先生》一文中寫道：「在中國近現代圖書館學界裡的版本目錄學家中，值得我傾慕服膺的大家不多，除了顧廷龍、潘景鄭、趙萬里、冀淑英先生之外，昌先生也是我心儀的人傑大匠。」之所以「傾慕服膺」，不僅是因為版本目錄學的實踐造就了他們，更是因為他們在各自的圖書館崗位上對於中國傳統文化做出的巨大貢獻。
冀先生之所以能夠成為一代重要的版本目錄學家，我以為有三點，一為師承，二為實踐，三為參與重大工程。下面分而述之。
名師出高徒。從1945年開始，冀先生即追隨趙萬里先生，在趙先生的指導下工作，時間長達二十年之久。趙先生長冀十五歲，早年從吳梅習詞曲，再從王國維研流略之學，是三十年代成名的版本目錄學家。可以說，冀先生的成長，始終沒有離開趙先生。
冀先生是一位完完全全從實踐中走出來的專家，如果細細爬梳她的學術軌跡，我們即可知道，她曾參與過幾項大的古籍編目實踐，具有編製大型古籍善本書目的經驗。早在1945年她就參加了北京大學收購李盛鐸藏書的整編工作，那一年她二十五歲，正是風華正茂之時，也是她接觸版本目錄學之始。面對近萬種的線裝古籍，其中有相當一部分宋元刻本，大量的明清版本，以及明清以來著名學者和藏書家的抄校稿本，此外又有許多日本刻本、韓國刻本，她在具體工作中，見聞益廣，眼界大開，有若商界人士貧兒暴富，掘得了「第一桶金 」，成果就是參與完成並出版的《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李氏書目》。
1948年9月，冀先生轉到北京圖書館善本部工作，仍做古籍善本編目，主要編楊氏海源閣藏書以及抗戰期間在上海收購的一批善本書，工作都在趙先生的指導下進行。在這段時間裡，她的業務水平又有了新的提高。使冀先生鑒定能力產生質的飛躍的，則是在五十年代初，那個時期，國內許多重要藏書家，如瞿氏鐵琴銅劍樓、潘宗周寶禮堂、常熟翁氏，天津周叔弢、劉少山，以及張壽鏞、邢之襄、陳清華、吳梅、朱偰、趙元方，還有上海商務印書館涵芬樓等機構的藏書，分別以捐贈或收購的方式，陸續進入北京圖書館。用冀先生的話來說，這些藏書「大多是明清以來藏書家幾代的收藏，或是幾十年精心收集的精品。過去藏書為私人所有，要看到是不容易的，而且也看不到很多。名流學者尚且如此，勞動人民和—般知識分子更無從看到了。現在這些歷代流傳的古刻名鈔、先賢墨跡，都進入國家圖書館，這是意想不到的機遇。編目過程就是學習過程，集中的書多了，對於圖書版本的發生和發展，版本的鑒別，刻版印刷的技術等等，有了互相比對的條件，由此可以比較順利地解決某些書的版本問題了」。
鄭振鐸在1957年墜機遇難以後，他的夫人高君箴即遵照鄭先生的夙願，將全部古籍藏書捐獻給北京圖書館，其中包括明清詩文集、唐宋以來詞人著作、明清戲曲（散曲、寶卷、彈詞、鼓詞）小說、歷代版畫等，共七七四九部，這些書的數量和質量在當代私家藏書中是名列前茅的。次年，冀先生與王樹偉、朱家濂、馮寶琳共同整理並出版了《西諦書目》，她又得到一次實踐的昇華。在五十年代，冀先生還參與了《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中國版刻圖錄》的編纂工作，六十年代還編有《自莊嚴堪善本書目》，而這些書目都是我在工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書。
北京圖書館經過幾代人的辛勤收集，逐步形成了豐沛的館藏，這讓冀先生每天都置身於宋元舊槧、明清精本、名校舊抄之間，汲取了寶貴的實踐經驗。她留給人們的《冀淑英文集》，即是她五十多年來始終在一線工作的經驗總結。津曾細讀此書，深深體會到冀先生是屬於那種大手筆寫小文章，以小見大，舉重若輕的人。有道是「內行看門道，外行看熱鬧」。她的文章沒有高深的理論，說的都是實在話，不囉嗦。大凡專業性很強的小文章最不易寫，尤其是道理的深入淺出，我以為非有大量的實踐，是不能做到厚積薄發的。
《冀淑英文集》中的一篇《談談版刻中的刻工問題》，是1959年在《文物》雜誌發表的。刻工題名是雕版印本中載及的可據以鑒定版本的重要材料，尤其是宋代刻本、明代刻本，清代以前學者均未留意於此，民國開始引起學人重視。周叔弢先生早就注意此事，不但在題識中著錄之，在鑒別版本時利用之，還曾將經眼的宋刻本刻工題名資料編成一本《宋本刻工》資料集，供自己查檢。而冀先生也認為，刻工「是一個明顯的佐證，是決定版本時代的有利條件之一。如果與其他資料互相對照起來，即使書籍本身殘缺不全，也可以幫助我們順利地解決版刻時代和刻書地點的問題」。她調閱了五十種明代刻本，列出安徽徽州地區的刻工；又調閱了另外五十種明代刻本，列出蘇州、無錫地區的刻工。這是兩個明代刻書較多的文化區域，有些書是知道確切刻版年代的，這樣排列起來，刻工的時代先後也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這種坐冷板凳的工作，一般學者很難想到或去做此種題目，又因為列表中的不少明刻本較為稀見，一般研究者也很難得見，所以，沒有冀先生的細緻揭示，是很難做到的。
《關於穴研齋抄本》，是冀先生為了填補抄本研究之空白而寫的，別看僅有二三千字，但將穴研齋的抄書時代、現存之本、下落如何都盡可能地交代清楚。這種推本溯源的小文章極不易寫，因為探賾索隱、鈎深致遠並非一般人可為。我也喜歡讀《文集》中的《檢書隨記》，短短的五則，乃至下編的四十二則，介紹北圖所藏有代表性的珍貴版本（其中二十一篇是與林小安合寫），冀先生曾說：「我—生最大的心願，就是希望把館藏那些珍本的來龍去脈逐書——寫下來。」遺憾的是，她走得太早了。所幸留下這些短小的文字，亦可窺見她的殫見洽聞和言之有物了。
冀先生是—位對古籍版本獨具慧眼之人，那種睿智很少表露。我最喜讀的是1988年她寫的《關於古籍善本的範圍》，分別就「時代問題」「內容問題」「印刷技術」「書中的批注校跋」「書品」「外界事物對書籍的影響」細細闡述。另一篇是《我和中國版本學》，我是在2000年讀到的，那是張世林兄寄我—整套他編的《學林春秋》，在二編的上冊第一篇即是冀先生的大作。還有一篇是《什麼叫善本書》，這是1957年寫的，發表在當年的《圖書館工作》上。我們知道，《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收錄範圍中，提出了歷史文物性、學術資料性和藝術代表性的所謂「三性」。而這「三性」冀先生早在1957年就提出來了，她在這篇文章中指出：「善本書的標準，可以說是具備思想性、歷史性、藝術性的罕見本，各具其一或二均可。」這實在是對善本書超越一般的理解能力，是真知灼見的體現。
陳紅彥女史做了—件大好事，她不僅編出了《冀淑英文集》，更將其中《百川歸海 蔚為大觀》（冀先生介紹館藏善本源流的錄音整理稿）增訂為《冀淑英古籍善本十五講》，配了大量的圖版。我相信，只有冀先生才能這樣娓娓道來地講故事，暢所欲言地將北圖各家藏書中的人物、佳本、特點介紹給館裡初涉此領域的年青人。你不得不佩服冀先生博雅宏達，見多識廣。如果沒有長年累月的辛勤努力，又怎能出口成章，咳唾成珠，幾句話就把一部館藏重要典籍勾勒並形諸筆墨。我以為這種拉家常的聊天形式，沒有贅言廢話，對於聽者是—種高質量的享受。但凡剛踏入古籍整理、研究目錄版本學的青年人，真可將《冀淑英文集》《冀淑英古籍善本十五講》當作敲門磚、必讀物。
02
周恩來總理1975年在病中指示：「要盡快地把全國善本書總目錄編出來。」這之後的幾年，《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的編纂工作有序地開展起來，而冀先生是最早參與者之一，且在編纂過程中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的主編是顧廷龍，副主編冀淑英、潘天禎，顧問潘景鄭，這幾位都在版本學、目錄學專業領域辛勤耕耘數十年，他們經驗豐富，克己奉公，是圖書館學界公認的一流古籍善本專家。編纂《書目》是前所未有的大事，是過去許多學者專家想也不敢想的工程，因為要把全國大大小小各種類型的圖書館收藏的善本書集中起來，編成書目，其中涉及普查、編目、鑒定、分類，以及培養青年專業人員等工作，困難可想而知。即以初期的北京匯編來說，上海、南京、浙江的同仁，都克服了地域、飲食、健康等各種困難，在北京工作了將近一年，可以說，中國最好的專家與業務骨幹、精英全都匯聚一處了。
1977年，冀先生五十七歲，參加《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的編委會籌備工作，一直到《書目》出版結束。在整個編纂過程中，無論是在北京，或是上海，冀先生都有大局意識，她協助主編顧廷龍先生善始善終、持之以恆、鍥而不捨地完成了極為艱巨的任務。而她一生中最大的成就與貢獻，就在於參與編纂《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這項大工程。冀先生認真細緻、一絲不苛的工作作風，是所有參與者有目共睹的，一般人認為編一部善本書目並不難，看全國各圖書館匯總來的卡片很容易，無非是書名、卷數、作者、版本著錄是否正確而已，殊不知這裡面的問題叢生，情況之複雜難以想象。直到最後的復審、定稿，都呈現出參與者剖毫析芒、擘肌分理的智慧，謹慎對待各圖書館報來的每一張卡片，是對善本書的極其負責與敬畏。比如，各館報來的卡片有不少錯誤，涉及書名、卷數、作者、版本，尤其是版本鑒定的訛誤、藏印的真偽，甚至行款點數的不確。所以在初審、複審、定稿過程中，我們發出了逾千的函調信，請求各地圖書館代為重新核查，因此糾正了不計其數的訛誤。遺憾的是，最後定稿時，因為很多版本的行款無法一一複核，為了保證《書目》質量，避免因行款誤導研究者，只得忍痛割愛。我還記得，顧、冀、潘三位在和我們討論是否保留行款時，因為大家都沒想到，連這樣沒有技術含量的行款點數都會出錯，幾乎沒有爭論，全都同意刪除行款這個著錄項。
我們在工作中，遇到「疑難雜症」，都會請教顧先生和冀先生。1981年冬，我和沈燮元、任光亮隨冀先生去山東看書，要看的書都是在滬審看經部書目時發現問題的，必須看書解決。在山東某館，我看的一部題「宋刻本」的書（書名不記得了），覺得還不錯，為了慎重起見，我又請冀先生把把關。她看後僅說了一句話：「你再看看。」這話一出，我趕忙多翻了幾頁，細看了幾眼，這一看，問題可就來了，這部書的版本確實到不了宋，而是一部明初刻本。這件小事讓我體會到，什麼叫鋒芒不露、老吏斷獄，有些事只可意會，不可言傳。
1981年2月，我在複審經部「小學字書類」中的清馬氏叢書樓刻本《班馬字類》時，發現北圖與常熟文管會所藏為同一版本，且都有清褚南崖錄清顧廣圻校，並錄宋李曾伯補遺及清袁廷檮跋，因此產生疑問：怎麼會同書、同版本、同題跋？於是我寫信給冀先生，請她對北圖所藏再進行鑒定。沒多久，她即有復信，云：「北圖《班馬字類》袁廷檮跋係真跡，此書鐵琴銅劍樓舊藏，與常熟文管會本，看來的是『雙胞』。北圖藏本袁跋八行，與常熟藏本字跡、內容全同，所寫位置亦同。北圖本袁跋有改字，常熟本悉依改處照寫。……北圖本卷中朱筆校字，與袁跋確出兩手，袁跋稱『因屬塾師褚南崖錄之』，未知常熟本校字如何？」
顧廷龍先生對冀先生是很倚重的，試舉兩例：1988年5月，顧先生已屆八十五歲高齡，身體時有不適，他以「衰老日甚，不克肩荷重任」，致信國務院全國古籍整理規劃小組組長李一氓，請求辭去副主任委員和主編的職務，並「請原副主編冀淑英同志擔任主編，她是著名的中國版本目錄的專家」。1989年2月，顧廷龍先生應美國研究圖書館聯合會之邀，去華盛頓參加「美國中文善本書聯合目錄國際咨詢會議」，在事前回答美方有關專家的問題答卷中，有「您認為誰可以參加《全美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纂工作」？顧先生寫了三個人的名字：沈燮元、冀淑英、沈津。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主編顧廷龍先生和副主編冀淑英、潘天禎是至好的絕配，三人的合作、團結，貫穿於整個工作的始終。為了工作的順利進行和維護學術的權威，他們拒絕了碌碌無能、志大才疏的別有用心者。《書目》編委會副主任委員方行說：「《書目》早十年編，做不起來，因為『四人幫』的干擾；晚十年也做不起來，因為沒有人能擔綱。」再次揭示了人才的重要。回首《書目》的編纂，其中發生了許多風波，但冀先生和顧先生、潘先生一起，都挺過來了。在上海的史部複審中，協助主編、副主編工作的有沈燮元、丁瑜、沈津、任光亮、陳杏珍、宮愛東等人。我們都感到幾位先生的品德、業務能力及工作方法是值得我們學習的，作為後輩能夠追隨他們一起工作，機會實在是太難得，所謂「機不可失，時不再來」，今後再也不可能有這樣的緣份了。
上海圖書館舊館東大樓206室曾是《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委會經部、史部複審、定稿的所在地，除了顧、潘、沈、任是上海圖書館的參與者，其他人都來自北圖、南圖。206室的工作氛圍，一直處於緊張狀態，很少有輕鬆的時間，七八月的上海，正是炎暑，辦公室內的一個吊扇無力地轉著，打出來的風根本驅散不了屋內的燥熱。當時在辦公室工作的冀先生六十四歲，潘天禎先生六十五歲，沈燮元先生六十歲，上圖唯一有空調的就是201外賓接待室，為了改善一下幾位老年人中午的休息環境，上圖領導毅然將外賓接待室的鑰匙交給我們，讓冀先生他們飯後去接待室休息。
03
我去美後，在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工作，1993年1月，我仍在寫作《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見有《精選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句解》一書，作「元刻本」，諦審再四，以為紙張雖為皮紙，然不似中國所制，或為日本、韓國紙，另一方面怎麼看也到不了「元」。由於《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錄北圖有此書的元刻本，於是我就寫信給冀先生，並附上書影二張，請她鑒定是否為元刻本。沒多久，冀先生覆信云：「承示《精選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句解》書影二幅，經與北圖所藏此書元刻本及元刻明修本對比，兩元本與此本行款全同，字體版式十分近似，細察並非同版，北圖藏元刻本與元刻明修本亦非同版。元刻本存八卷（卷一至八），卷一末葉割裂八行（即書影卷一後『梅軒葉氏』牌記位置），元刻明修本卷一末與書影牌記相同位置，有牌記餘痕，牌記鏟去無字。元刻明修本行款、版式、字體，與元刻本及書影皆同，惟每葉右下方有耳，耳在右上方（即卷端書名版框之外），而一反耳在左端之例。弘治七年刻本與元刻二種及書影行款同，字體不同，板框較大，黑口，四周雙邊，卷一後有『弘治甲寅孟秋梅軒蔡氏新刊』牌記。此本有弘治甲寅（七年）梅軒蔡紳守道序，云：『然不敢自私，命工鋟梓，以廣其傳。』又弘治七年姚昺序云：『蔡君名紳，字守道，衡之新城人。』兩序皆寫刻，而兩本皆題『梅軒蔡氏』，不知是延襲家族舊號，或屬巧合。書影之本，鄙見以為當屬元刻，類此之書，多出建本，當是竹紙，色微黃。如是皮紙，細緻堅韌，可能是日本（或高麗）翻刻，確否，請細察紙質再定。」使我感動的是，為了這部書的鑒定，她花了許多時間去比對，且詳細地排列幾種版本，從牌記、紙張、耳題、前序、版式、字體等闡述，這樣的細針密縷、條分縷析，為我對書志的寫作取捨提供了新的佐證。
1999年，《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由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我於6月將新書寄給冀先生請求指正。7月15日，冀先生即有覆信云：「大作《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已收到，當時適有瑣務牽掣，未及函謝，惶歉無似，尚祈諒宥。哈佛燕京昔年在北平訪書多年，入藏甚富。大作彙成書志，讀之借得識其珍秘，受益良多，深感盛意，煌煌巨製，成於兩年之間，精於斯業，又敏於行事，敬佩之至。回首三四十年前，北圖亦曾設想，待入藏之書編目告竣之時，當寫成書志，以記錄一代典籍所存，今則已矣，思之慨然。」
冀先生所指，五十年代，趙萬里先生在完成《中國版刻圖錄》後，擬將北京圖書館藏古籍善本寫成書志，但因當時的形勢，工作無法開展。冀先生2001年致筆者信又云：「1958年，在趙萬里先生的主持下，《中國版刻圖錄》完成後，北圖善本部就想將寫作館藏善本書志列入工作計劃。遺憾的是，這之後政治運動不斷，寫作的氣候不復存在。」儘管趙先生是善本部的主任，想做也不是那麼得心應手的，這個事情就一拖再拖，到後來「文化大革命」期間就更不能談了，最後趙先生受到造反派的迫害也走了。所以冀先生非常傷感並不無感慨地說：北圖今後再也不會有自己的館藏善本書志了。因為大家都知道，北京圖書館那麼多年來所編的最好的一部圖書就是《中國版刻圖錄》，直到今天，它的歷史地位仍不過時，就因為書內的含金量。如今改革開放已四十多年，圖書館領域也發生了顯著變化，津以為國圖人才濟濟，專家多多，又有明智者執掌帥印，若假以時日，何愁國圖善本書志不成？昔年，北圖以《中國版刻圖錄》在業界獲掌聲數十載；今朝，國圖若將館藏善本書志竣事，到那時，模式高懸，嘉惠學林，則不以時間計矣。
冀先生是國內數一數二、名列前茅的古籍版本鑒定專家，當他人遇到疑惑不決的重要善本時，她總能思維敏捷地做出判斷。1981年，江蘇地區突然出現了兩部明末常熟毛氏汲古閣抄本《梅花衲》《翦綃集》，南京圖書館因一時「吃不準」，正在猶豫之中，而正好這時冀先生與丁瑜先生為《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事要到上海，他們經過南京時看見了這兩部唐人小集，當場即為北京圖書館購下。
「為學不作媚時語 實踐方能出真知」，是冀先生的座右銘，前句為清代學者戴震語，原句為「為學不作媚時語，獨尋真知啓後人」，冀先生將後句改成「實踐方能出真知」，更凸顯沒有實踐，何來真知的道理。
我和冀先生一起工作時，曾注意到她平時總在小筆記本上作記錄，雖然我不清楚記的是什麼，但我知道那是在審查各類卡片時發現的問題，或是有特點的例子。冀先生走後，我特別在意的就是她的那些小筆記本。多年後，我在國圖向紅彥女史徵詢這些小本子的去向，紅彥笑著打開辦公桌的一個抽屜，告訴我說：「看，都在這裡。」原來，冀先生去世後，她的女兒孫曉修很想在《冀淑英文集》出版後，再將她母親的歷年小筆記本所載內容整理後出版，就將這些筆記本轉交紅彥保管。後來出版機構鑒於筆記本所載內容雖多，但編排不易而擱置，所以紅彥和她的同事就將這些重要材料都保管起來了。這讓我寬慰許多，因為我曾見到冀先生的零星信件在某網上拍賣，我更不希望她的小筆記本散落在外。老太太的字都是工工整整的，從來都不草，她常年不輟地寫筆記，自有她的道理，這些道理零零散散的，你看不出來，必須要經過整理，就可以成為一條鍊子，可以看出個所以然來。所以這些小本子非常重要。
或許有人以為，這種筆記本算什麼呀？實際上，學者在其治學道路上，大都有自己的學習筆記，隨時隨地將自己讀書的重要段落或是感悟心得，錄於小本或紙片上。1960年冬，我投在顧先生門下，他就告訴我，一定要勤作筆記。我在他身旁工作了整整三十年，經常看到他從自己口袋裡掏出小筆記本來記什麼。七十年代中，我隨侍顧先生去杭州的浙江圖書館、寧波天一閣看書，七十年代末去四川成都杜甫草堂、三蘇紀念館，以及在樂山大佛寺講課，他都有小本子隨身。2002年，我在寫《顧廷龍年譜》，收集了大量的資料，那時，我在北京北苑、上海淮海中路先生的住宅裡，也看到了數十冊小筆記本，那熟悉的筆跡，又一次引發了我的感慨。這些年來，我時常翻閱自己的舊時筆記，所載多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末所見善本圖書的記錄，尤其是1978年至1985年為多，蓋其為參與《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委會的初審、複審、定稿時所記。其中有些記錄是在審校善本圖書以卡核書時所發現的問題，有的是根據覆印件或照片判斷出的不同版本特徵，有的是請教顧師廷龍、潘師景鄭、冀先生後所得。當時隨手做的記錄，涉及書估作偽、著錄錯誤、著錄不妥的較多，這在今天看來，或許對有些研習版本鑒定者，或圖書館專業人員有些借鑒。如若當年不及時記錄，那也就煙消雲散，記憶不再。所以，冀先生的那些小筆記本就顯得十分重要了。
在「文革」浩劫中，像冀先生這樣一位平時勤懇工作，對人和靄，淡泊名利，與世無爭且沒有任何政治歷史問題的老同志也受到了莫名的衝擊，北圖善本部的造反派頭目對她橫加迫害，部門裡的批判、咒罵對她來說是家常便飯，甚至將她的頭髮胡亂剪成了「陰陽頭」。在上海的一次閒談中，冀先生告訴我，當時在那種惡劣的情況下，她只能每天戴著帽子上班。冀先生是堅強的，她沒有自殺，沒有低頭，沒有抗爭，也沒有悲觀失望，她相信總有一天，當天空中的陰霾掃去之後，天瑩淨鏡、雲興霞蔚的明朗日子必然會到來，歷史也將還她清白，造反派頭目強加在她頭上莫須有的罪名，以及潑在她身上的污垢一定會洗淨。她終於等到了那一天，又以新的積極的姿態投入到工作中去了。
冀先生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七屆、第八屆委員會委員，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國人民對外友好交流協會理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學術顧問、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成員。她生於1920年，卒於2001年4月18日，享年八十二歲。冀先生御鶴西歸的消息，是時任北圖善本部副主任張志清告訴我的，那是在台北故宮的一次會議中，張先生對我說，冀先生前兩天去世了。這個消息突如其來，讓我一時回不過神來。猶記得1998年8月，我去北京辦事，當然探望冀先生也是日程中排定的。老太太家住紫竹院國圖附近，是舞蹈學校的家屬宿舍，而我住的湖北大廈賓館，也離她家不遠。那天，我在旁邊的一座旱橋上向挑賣的女孩買了兩把蓮蓬，老太太看見我特別高興，雖然多年不見，但她仍然精神矍鑠，氣色絕佳，從她的臉上，我看到了曾經滄海的飽經風霜，然而和過去又沒有什麼大的變化。當年的情景記憶猶新，誰又知道這是我們見的最後一面呢？那次相見後，她給我的信上說：「（相見）機會難得，可惜竟在這樣的場合之下，實意想不到之事。」
冀先生從1948年9月轉至北京圖書館善本部工作，那一年她二十八歲，至1998年退休，在國圖整整工作了五十年。她把青春全部奉獻給了中國圖書館事業，把年華統統給了北京圖書館，她是最優秀的版本目錄學家。冀先生走了，她最喜愛的座右銘「為學不作媚時語 實踐方能出真知」，以及她敦厚率直、不求聞達、克盡厥職、篤行不倦的品格，永遠是我們牢記、學習的榜樣。如今，先生墓有宿草，人天永隔，津請益無從，又豈無山陽鄰笛之思。但願先生在天之靈，有上蒼保祐，一切如願。
2020年元月於美國北卡羅來納州之維克森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