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和刻本」的幾個問題
關於「和刻本」的幾個問題
前言
《和刻本中國古逸書叢刊》是南京大學金程宇教授於2012年主持編纂的一套大型叢書，凡70冊。叢書彙聚日本刊刻的中國古逸書共110種，因其「逸」，則顯其貴。在這套叢書的前言中，金教授詳細闡述了和刻本的概念、發展、價值等問題。本篇筆記即是對叢書前言中闡述的一些問題進行摘錄。其中的按語為本人的一些簡單的思考與補充，未必正確。
一、「和刻本」的概念
「和刻本」的概念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的「和刻本」包括「百萬塔陀羅尼經」（按：據日本古籍載，稱德天皇於天平寶字八年即公元764年至寶龜元年即公元770年六年間製成一百萬座小木塔，將所刻印的《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分藏此中，因而得名）、「五山版」、「古活字版」、「江戶刊本」、「近世木活字本」（按：一般來說，日本歷史在鐮倉之前為「古代」，鐮倉至江戶幕府成立時為「中世」，江戶時代為「近世」，自明治至二戰戰敗投降為「近代」，1945年至今稱「現代」，木活字本古已有之，並非近世之專利）」。（按：或可簡單認為「和」即指日本，凡於日本所刊刻之漢籍均可稱為「和刻本」。）狹義的的「和刻本」則僅指「江戶刊本」。這兩種概念在過往的文獻學（尤其是目錄學）著作中均有應用。杭州大學出版社（按：杭州大學已合併入今天的浙江大學，杭州大學出版社也與原浙江大學出版社合併組成今天的新的浙江大學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王寶平主編的《中國館藏和刻本漢籍書目》所用的就是和刻本廣義的概念；日本汲古書院昭和五十一年（公元1976年）發行的由長澤規矩也主編的《和刻本漢籍分類目錄》用的則是狹義的和刻本概念。（按：金教授的這套叢書顯然用的是廣義概念。）
二、和刻本的大致發展
1.早期和刻本（按：所謂早期和刻本，對照和刻本的廣義概念，應指「五山版」出現之前的和刻本。這一時期並非只有上述的「百萬塔陀羅尼經」，還有很多其他的版本）。鐮倉前期有興福寺刊行的「春日版」（按：一般全稱為「鐮倉春日版」），寬治二年（公元1088年）刊行的《成唯識論述記》就是「春日版」的代表。鐮倉中期，有在貞應二年（公元1223年）至嘉祿三年（公元1227年）期間刊行的「嘉祿版」，還有在建長五年（公元1253年）開始刊行的「高野山版」（按：有時簡稱為「高野版」，高野山在日本和歌山縣，是日本佛教密宗真言宗的本山，上有金剛峰寺）。早期的和刻本主要刊行的都是佛經。
2.「五山版」。這時的刊刻不限於佛典，自鐮倉中期、南北朝（1334~1392）至室町時代後期，以「鐮倉五山」與「京都五山」為刊刻中心。（按：五山本是南宋的官寺制度，即政府任命住持的五所最高的禪寺。日本中世時，用以表示寺院的等級。所謂「鐮倉五山」定於1386年，建長寺為第一，次後為圓覺寺、壽福寺、淨智寺、淨妙寺等。室町幕府根據此制，確立京都五寺為南禪寺、天龍寺、建仁寺、東福寺、萬壽寺。後又以相國寺列南禪寺之後、圓覺寺之前，則五寺之首變為相國寺，南禪寺地位則居五寺之上。）正中二年（公元1325年）版《寒山詩》是現存最早的外典印刷品實物。此外，「臨川寺版」（按：現存日本南北朝應曆四年臨川寺刻本宋代釋克勤撰《佛果圜悟真覺禪師心要》）、「俞良甫版」（按：俞良甫為中國元明之際的刻工，後來帶著一批刻工東渡日本，傳授給日本刊刻技藝，並且在寓居京都附近時也刊刻了一大批古籍如《李善註文選》、《昌黎文集》等，被稱為「俞良甫版」）由於出現在這一時期，所以也被通稱為「五山版」。
3.古活字版。室町末期至近世初期（1596-1643）是古活字版的時代。慶長（1596-1615）年間，豐臣秀吉於朝鮮掠回大量的銅活字，又用木活字刊行了《錦繡段》（按：此書是五山時期日本僧人天澤龍隱所編的宋金元絕句選本）等十二種漢籍，此為「慶長敕版」；大將德川家康命令三要元結在京都圓光寺（按：圓光寺乃德川家康於慶長六年主持修建）刊行《孔子家語》，此為「伏見版」（按：伏見為地名，本是豐臣秀吉晚年的居城，後由德川家康入主，一度為日本軍政中心），又稱「圓光寺版」；德川家康後歸隱駿府（按：地名，在今日本靜岡縣，原是駿河國的一座城堡，後由德川家康改造重修），令林羅山等人用銅活字刊行《大藏一覽》、《群書治要》等書，此為「駿河版」；戰國後期的名將直江兼續命令要法寺（按：一處位居京都的寺院）刊行《增補六臣註文選》，世稱「直江版」；後水尾天皇元和七年（公元1622年）以木活字刊行的《皇朝類苑》，稱「元和敕版」。
4.江戶刊本。江戶時期是日本出版史上的繁榮期。德川家康獎勵文教，任用林羅山為幕府的儒官，自此外典的刊刻成為一時主流。江戶前期（1644-1703）的刊行書中，經部有《四書集註大全》、《五經大全》等，史部有《史記評林》、《伊洛淵源錄新增》等，子部有《性理大全》、《周子全書》等，集部有《古文真寶》、《聯珠詩格》、《三體詩》等。江戶中期（1704-1763）漢學繁興，一代大儒荻生徂徠排斥程朱，提倡儒學本義應溯源先秦，故《詩經》、《周禮》等經書古註於此時盛行。史學方面，由於幕府《本朝通鑒》及水戶藩《大日本史》的編纂，推動了和刻本史書的出版，尤其是有關中國南北朝的正史。此外，這一時期地志方面有了《大明一統志》的和刻本，法律上又有了《大明律》、《大唐六典》的和刻本。集部由於古文辭派（按：荻生徂徠創立了古文辭派，強調以古言徵古義，即通過研讀經典原文去探究經典的內涵，「宋詩」由於重議論、重才學、重典故，因而宋詩本身不能算作「古言」，且日本人對於宋詩的理解主要來自江西詩派，江西詩派明確其祖為杜甫，因而唐詩在這一時期地位上升）的影響，由宋詩轉向唐詩別集及選本的刊刻，代表有《韋蘇州集》、《唐詩正聲》等。江戶後期（1764-1829）到末期（1830-1867）值得注意的是「官版」、「藩版」之分。官版指江戶昌平坂學問所（按：亦稱「昌平黌」，日本德川幕府直轄的高等學校，江戶時代儒學教育的最高學府，前身為林羅山建立的弘文院）校訂刊行的典籍，共199種，書目見《官版書籍解題略》（按：此書我未檢索到單行本，在廣谷國書刊行會於大正十二年即1925年刊印的《解題叢書》中有此一種）。「藩版」指地方諸藩所刊書籍，見《諸藩藏版書目筆記》（按：此書同上述《官版書籍解題略》情況同，亦見於《解題叢書》）。此外有私家刻書，其中林述齋（按：名林衡，日本人，號天瀑山人）的《佚存叢書》（按：取司馬光《日本刀歌》「徐福行时经未焚，佚書百篇今尚存」中「佚存」二字為名，輯為六卷，合17種111卷，每書卷末附跋注）最為有名，開海外佚書叢刻之風。
三、和刻本之底本源流
1.古鈔本。古鈔本多為隋唐寫本，部分為唐末的刊本。例：
《論語義疏》，[南朝梁]皇侃 撰，底本為日藏舊鈔本。
《遊仙窟鈔》，[唐]張鷟 著，源自古鈔本。
2.宋元刊本。日本自平安中期，入宋入元僧侶甚多，大量的宋元版書傳入日本。此外，宋日商貿、宋元移民日本，也是宋元刊本傳入日本的重要原因。例：
《歷代帝王紹運圖》，[宋]諸葛深撰，此書終宋幼帝，且引《事林廣記》，底本當為元刊本。
《纂圖附音增廣古註千字文》，[南朝梁]周興嗣次韻，此書避宋諱，底本當為宋本。
3.明清刊本。這一時期，雖然也有入明入清人士將漢籍攜歸日本，但已不是主流。這一時期漢籍的傳入主要在於商船貿易，具體參見大庭修《江戶時代唐船持渡書研究》。例：
《聖朝破邪集》，[明]徐昌治撰，底本為明崇禎十二年（公元1639年）刊本。
《晚香園梅詩》，[清]林潭著，底本為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序刊本。
《花曆百詠》，[清]翁長祚撰，底本為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序刊本。
4.手跡、稿本。例：
《一帆風》，即入宋日僧南浦紹明（1235~1308）在咸淳三年（公元1268年）及四年歸國時，虛堂智愚等44人所作送別詩墨跡之合刊本。
《獨庵外集》，即明僧道衍（按：道衍俗名姚廣孝，明初戰略家、政治家、佛學家，靖難之役的主要策劃者，死後追贈榮國公）將手稿託付給了日僧刊刻。
5.朝鮮本。朝鮮與日本的圖書交流，參見李俊傑《朝鮮時代與日本書籍交流研究》一書。例：
《草書韻會》，[金]張天錫輯，底本為朝鮮於洪武二十九年（公元1396年）刻本。
《文章一貫》，[明]高琦、吴守素編，底本為朝鮮銅活字本。
（按：本部分中出現的所有漢籍，均收錄在《和刻本中國古逸書叢刊》中。）
四、和刻本之傳入與存藏
1.享保十七年（公元1732年）刊刻的太宰純整理本《古文孝經孔氏傳》，大概是今知最早傳入我國的和刻本，先後為《知不足齋叢書》、《四庫全書》收入。較早傳入的還有山井鼎（按：此人乃江戶中期大儒荻生徂徠之弟子，享保年間日本西條侯掌書記）、物觀（按：此人生平尚不可知，只知他享保年間官居「東都講官」）的《七經孟子考文補遺》（按：大約於雍正年間傳入中國），雖非和刻中國古籍，但涉及到了足利學校所藏日本古活字本《周易》、《禮記》、《論語》、《孟子》，因此十分珍貴。此書山井鼎先為《考文》，而後物觀《補遺》，乾嘉學者王鳴盛、盧文弨、阮元等均用過此書，並給出了極高的評價。（按：此書已有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6年出版的影印日本享保十六年（清雍正九年）日本東都書林刻本。山井鼎由於此書的貢獻與浦鏜、盧文弨、阮元並稱“《十三經註疏》校勘四大家”。）此外還有《正平版論語》鈔本的傳入，見錢曾《讀書敏求記》。
2.清末民國時期和刻本古籍的存藏情況，權舉幾例：
楊守敬於清末赴日本求書，歸國後編成《日本訪書志》（按：据楊守敬自謂，「（古籍）藏在其好古家者，不可以金币得。属有天幸，守敬所攜古金石文字，乃多日本所未見者，彼此交易。」又說「每得一書，即略為考其原委，别紙記之，久之得廿馀册，拟歸后与同人互相考證，為之提要。」由此可知楊守敬訪書之不易）。
藏書家李盛鐸藏有不少和刻本古籍，觀其《木犀軒藏書題記書錄》可知一斑。李盛鐸之書現藏於北京大學圖書館，其中和刻本書目均載於《北京大學圖書館日本版古籍目錄》（按：李玉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
學術大家羅振玉亦有存藏，見其《貞松堂秘本書提要》（按：此書由羅振玉先生之孫羅繼祖編成）、《大雲書庫藏書目錄》。其所藏五山版《獨庵外集續稿》為存世最佳善本。
和刻本佛教典籍的收藏，以楊仁山（1837-1911）為代表，金陵刻經處現藏和刻本佛經150餘部皆其所羅。
盛宣懷（1844-1916）收藏和刻本以實用為主，雖乏善本，但門類齊全，今藏於華東師範大學。
（按：部分書目可見於2012年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出版的由李萬健、鄧詠秋編纂的《民國時期私家藏書目錄叢刊》。）
五、其他
實際上，金老師在這篇前言中還談及有關和刻本的其他三個問題，包括「和刻本的價值」，「和刻本在中國的翻刻」及「和刻本古籍研究展望」。這三部分中，「和刻本在中國的翻刻」知識性較強，但也較瑣碎，另外兩部分知識性較弱，主要包含了一種學術意識，即相信和刻本是有研究價值且其研究價值尚未被完全深入開發。由此，金老師呼籲更多學者加入到和刻本古籍研究中（按：或許應將範圍擴大到整個域外漢籍領域）。因此，在這裡，對於這三部分只摘錄、整合一些瑣碎的論述。
1.和刻本的研究價值：保存逸書；保存異本；保存古籍原貌；可資校勘、補遺；出版史之價值；藝術價值（包括版刻書法、版畫價值）；書籍史之價值；思想史價值。
2.和刻本版本流入之原因：明治維新以來，漢學衰微，傳統古籍不受重視，故有大批古籍舶載而西，其中不乏和刻本的版木。
3.如果把《古逸叢書》視為和刻本（以刻工定）的話，那麼現存揚州印刷博物館的版片，大概就是我國和刻本版片（其中含我國補刻者）保存最多之處。（按：《古逸叢書》一部是清末外交家黎庶昌出使日本時，在閱讀《經籍訪古志》後遍求散落在日本的中國古逸書，揀選出二十六種凡二百卷，請日本超一流刻工木嘉平刊刻而成。此次出使隨員中有楊守敬，亦頗有所獲，撰成《日本訪書志》。）
4.在中國經營的日本書店，也多把版木攜至中國。岸田吟香（1833-1905）的樂善棠書店即是。他出售的書籍不少用原版木刷印。如《重刻儀禮經傳通解》、《通雅》、《新定松氏儀禮圖》、《朱子文語纂編》、《明季遺聞》、《清嘉錄》等。
5.清末以來有不少根據和刻本刻印的書籍。著名的如陳榘覆《二李唱和集》江戶刻本、董康仿宋翻刻活字本《皇朝類苑》、貴池劉氏所刻《五燈會元》（《玉海堂影宋叢刊》收，書中有日本貞治年號，故所據實為五山版）等。今人謂之為「華刻本」。有兩個較為罕見的本子，一是光緒四年（1878）翻刻日本享保十三年（1728）《維摩詰經疏會本》刻本；二是1923年上海胡光國覆日本弘化四年（1847）《注解章泉澗泉二先生選唐詩》刊本（題作「胡刻謝註唐詩絕句」，另有無刊記之後印本）。
6.和刻本未來之研究，應包括「學術論文及著作的譯介」、「資料整理、收集、刊刻」及「研究方法的革新」。（按：關於資料整理，金老師強調了目錄的編纂，比如佛教典籍目錄、歷史目錄、書志與目錄解題等。）
本文原刊知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