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廷龍全集•文集卷編後記
顧廷龍全集•文集卷編後記
沈津
先師顧廷龍（1904-1998）先生是中國圖書館事業家、目錄學家、版本學家、文獻學家、書法家。他從1932年任職北平燕京大學圖書館，從事採購古書的工作，1939年為上海合眾圖書館總幹事、1953年任合眾圖書館代館長、1955年任上海市歷史文獻圖書館館長、1958年任上海圖書館副館長、1962年改任館長、1979年再任館長、1985年為名譽館長。先師的貢獻並不在於曾主編《合眾圖書館叢書》、《中國叢書綜錄》、《中國近代期刊篇目索引》、《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續修四庫全書》等重要圖書，也不在於編有《葉景葵雜著》、《涉園序跋集錄》、《王同愈集》、《尚書文字合編》（與顧頡剛合編）、《明代版本圖録》（與潘景鄭合編）等，而是更在於上個世紀的四十年代，他夙興夜寐，備嘗艱辛，殫精畢力，竭心盡意地協助葉景葵、張元濟等創設合眾圖書館，為國家、為民族保存了大量重要傳統文化典籍。
津以為從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端方在南京奏准清廷創設江南圖書館（南京圖書館前身）始，至2007年止，中國圖書館事業的百年中，出現了許多重要學者專家，他們博古通今，見多識廣，業精於勤，自強不息，在事業上功成事立，作出了出色成績，如王重民、趙萬里、潘景鄭、冀淑英等。但在館長任上，有傑出成就及貢獻者卻不多，前輩如沈祖榮、袁同禮、蔣復璁、杜定友、劉國鈞、李小緣、裘開明、錢存訓等皆屬此類人傑。而先師從事圖書館工作近六十年，老成練達，處實效功，視圖書文獻為生命，將自己的一生都貢獻給了圖書館事業，他是事業上的德厚流光、北辰星拱的人物。
先師的《文集》於2002年7月由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出版，至今已有12年了。今年恰逢先師誕辰一百十週年，津無以為獻，謹以重編並輯《顧廷龍文集》作為紀念。
先師文集的編輯，始於1980年秋，當時先生和我都在北京香廠路招待所參與《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的編輯工作，先生是主編，我是經部分科副主編，師徒兩人朝夕相處。某日晚，我對先生說：除了《吳愙齋年譜》、《古匋文孴錄》外，您過去還寫過不少文章，包括在一些書上的題跋，我很想回到上海後，將之收集起來，將來或許能編一本集子。先生聽後並未反對，只是說，當年在燕京大學時，有過幾篇文章，在某報上也發表過一些，但時過境遷，再找就不容易了。你想做，那就試試看吧。
次年，我們在上海進行善本書目經部的複審，有一天，先生交給我一個大信封，裡面是他的幾篇論文的抽印本。從此，我就以此為基礎，開始了先生文章的收集工作。星期天，我根據先生提供的線索，在徐家匯藏書樓翻閱舊報紙老期刊；星期六的下午是業務學習時間，我就抄錄在善本書庫中的某些顧跋，加上先生陸續交我的一些抄件以及印刷品，到1986年年初，已有近百篇約二十萬字的初步成果了。
也正在這個時候，我作為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的訪問學者，將去那裡作圖書館學的研究。離滬前的一天晚上，我去先生處辭行，並帶去了我整理收集的先生舊日發表的文章和題跋。我告訴先生：我雖去一年，但不知道這期間會發生什麼事，為了保險起見，這些抄件及收集的文章還是由您保管，等我從美返國後再継續收集整理吧。1987年秋，我回到上海沒幾天，就和先生一起去深圳參加中國圖書館學會第三屆理事會了。在火車上，我們又談起編《文集》的事，我表示，等我有暇，當再繼續您的《文集》編輯工作。先生也告訴我，他又有了幾篇新作，還想起「文革」前寫就的幾篇前言。然而，這之後，我工作的擔子加重，部門工作之外，會議應酬接待，使我難以分身。1990年4月，我離滬定居香港，在香港中文大學工作，自此為先生所作諾言終成空談。
然而，文章的継續收集及編輯並未中斷，先師又委託陳秉仁、任光亮先生代為查找並複印，1995年6月20日先師致陳任札云：「親友每勸吾收拾舊稿，自問實無佳什。文革前沈津兄為我抄了不少，甚為可感。」信中提供了一些線索，請陳任收集（按，此當為1981年時事）。誦芬院士在前期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文集》編後記中説：「此部文集，蓋由先父弟子沈津先生始輯於1981年，繼而由王煦華、朱一冰先生續輯並繕錄整理於1996年，約得25萬言。……遂委陳君先行為之增補而總其成。」
《文集》出版之前的2002年3月末的一天晚上，在北京的誦芬院士打來電話，他問我，你是否知道我父親的文集已編好，馬上要付印的事？聽了此言，我表示已有較長時間沒有此方面的消息了，且先師健在時有言：文集的序言，要請王煦華、沈津寫。所以我還在等通知呢。誦芬院士囑咐我説，那就請你將《文集》的目錄細看一遍，如有修改意見還來得及。由於時間緊迫，我請他立即致電上海圖書館，請有關人員當天（國內的早上）必須將目錄送到上海書店出版社，交金良年總編輯第二天赴美交我。三日後，金總和我在華盛頓的美國亞洲學會圖書館年會上晤面，當晚我即將目錄匆匆瀏覽一遍。
返回哈佛後，我抽暇將《文集》目錄和我在「燕京」期間陸續收集到的數十篇先師文章加以核對，汰其重復，補其所遺，共得十四篇，請金總返國後交有關人員增入。匆匆之間，津對目錄中某些訛誤還是未能驗出，如非先師之文也混入其中，又相同內容且引文一致的兩文也未能去其一，這是頗為遺憾的。
《文集》出版後，我曾細讀一過，校出一些訛字，2003年我在編纂先生《年譜》時，曾於先生在上海淮海路寓所、誦芬院士在北京北苑家居里蒐集到先生部分書信、日記、筆記、雜錄等材料，也發現了先生在不同時期所寫序、跋、傳、文等數十篇，也有工作之暇巡架翻書所得，以及姚伯岳兄提供的二篇。這些內容經整理後，以時間先後均錄入至《年譜》之中。後來，我又將序跋等《文集》佚文，再以《集外文》之名，刊發於《四庫》。
還是2012年，誦芬院士告訴我，他曾將先生留存在北苑的遺物作一整理，並將有關圖書、書信等全部入袋裝箱，悉數捐贈上海圖書館。沒多久，誦芬院士又將我未曾見過的有關材料掃描後錄入U盤交我，而我又利用在上海的短暫時間將那些捐贈的書信等材料全部翻閱一過，又覓得多篇佚文，並拍成照片存檔。我想說明的是，在原《文集》之外，連同過去拾遺補苴，所得約一百餘篇，都7萬餘字。
近三年來，我很想做的事情之一，即是將先生《年譜》重加修訂，因為《年譜》出版後，我一直沒有中斷過材料的補充，目前已積至25萬字，只要有時間，我會完成《年譜》的增訂，並作為研究先生的重要材料提供給讀者。
先師一生勤奮，學識淵博，治學嚴謹，著述不輟，所撰大部皆已在此，津所見有限，或有遺漏，亟盼大雅君子，多有遞補為感。
謝謝沈燮元先生，他曾助我收集到數篇佚文，又將我編定的目錄重新加以編排，使之更具系統性。誦芬院士一直對我的補遺工作予以支持、鼓勵，而黃顯功兄也在工作不斷提供方便，使編訂之事得以順利進行。上海辭書出版社王有朋、朱榮所兄，早在選題的溝通上，我們即有共同的話語，不管我身處美國，還是在上海、廣州，我們都會保持密切聯繫，他們為了此書的出版，盡心盡力，這是我要十分感謝他們的。
2014/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