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鏡舊印有新聲--寫在《中華再造善本底本印章考釋》出版後
考鏡舊印有新聲
--寫在《中華再造善本底本印章考釋》出版後
徐蜀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項目《中華再造善本底本印章考釋》（以下簡稱《考釋》），靳諾、王若舟編著，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23年9月出版。《考釋》的出版，對古籍藏館的基礎業務建設和古籍整理工作，可以起到一定的促進作用。以下就鈐印的整理情況及相關問題略加論述，不當之處，請大家批評指正。
一、印章的著錄
藏書家及學者之鈐印是考據古籍遞藏、研究古籍發展史的重要資料，也是古籍善本傳承有緒的首要依據，歷來為人們所重視。清代藏書目錄《天祿琳琅書目》及《天祿琳琅書目後編》，便在每個條目後羅列印章的印文、圖形和所在卷數。此後的私家藏書目錄《愛日精廬藏書志》《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楹書隅錄》《傳書堂藏書志》《滂喜齋藏書記》《寶禮堂宋本書錄》《藏園群書經眼錄》《藏園群書題記》等，亦將書中鈐印作為著錄的內容之一。
然而，從清末、民國時期開始建立的公共圖書館，古籍書目因種種原因，不再著錄印章。在私家藏目向圖書館公藏書目過渡的《清學部圖書館善本書目》中，勉強保留了部分印章信息。緊接著江翰編纂《京師圖書館善本簡明書目》，以「簡明」為宗旨，率先刪除了書目著錄中的印章信息。此後夏曾佑所編《京師圖書館善本簡明書目》、趙萬里編《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奠定了公共圖書館古籍善本「簡明」書目的基礎。
所謂「簡明書目」，就是只著錄書的最基本信息—書名、卷數（冊數）、著者、版本，或者再加上後人題識、行款、版框尺寸的書目。趙萬里的《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雖無「簡明」二字，實際也是簡明書目（詳見下文）。此後各圖書館所編館藏古籍書目及聯合目錄，均為簡明書目，但一概不加「簡明」二字。非簡明書目，則多冠以「書志」「提要」「題記」之名，以示區別。
公共圖書館的古籍書目不收錄印章，是有其道理的，這要從古籍目錄的性質與功能說起。古籍目錄包括簡明目錄、書志型目錄（提要、題記、經眼錄），以及圖錄、圖目型目錄。前面提到的私家藏書目錄（包括《天祿琳琅書目》），均為書志型目錄，內容包含了書名、卷數、著者、版本、行款、版框尺寸、題識等基本信息，以及印章、校勘、考釋等諸多內容。私家書目的宗旨，是將所藏經典善本的特色與價值，盡可能多地展現出來。當然，私家書目有話則長，無話則短：既有著錄、考釋字數多達數千者；又有只錄書名、卷數、著者，寥寥數十字的，體例不一，隨意性較強。
公共圖書館藏書規模遠非私家藏書可比，服務對象和功能亦不相同。館藏書目最基本的功能是財產登記管理，以及提供檢索查詢之用。一般目錄中羅列印章，確有不便（各書印章有無、多寡不一，多者可達數十上百方）。但不著錄不等於不重視，至少從趙萬里先生開始，對古籍書目取消著錄印章的做法，是有補救措施的。
趙萬里編《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的同時，確立了一套完整的古籍目錄體系，由簡明目錄、書影（圖錄）、書志三個部分組成。對此，傅增湘在《趙目》序言中代趙萬里作了解釋：「今乃擬定體例，將欲輯為書影，錄為書志，次第刊布，以便編摩。先成簡目四卷授之梓人。」民國二十年（1931）七月至二十一年六月的《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務報告》也提到：「除簡目業已告竣付諸木刻外，並由趙萬里君編一善本書志，詳述每書之版本及收藏源流。已完成全數五分之二，擬次第刊行，以補簡目之未備雲。」
從《趙萬里文集》（冀淑英、張志清、劉波主編，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2年11月出版）中可以看出，趙萬里20世紀20至30年代初，撰寫併發表了書志、提要、經眼錄、題記110餘篇，其中均有印章信息。但這項工作僅僅開了一個頭，未能延續下去（趙萬里50年代雖撰寫了數百條善本書志，但主要是為《中國版刻圖錄》作準備，重點在版本考證，未涉及鈐印），館內也沒有其他人來系統地編撰善本書志，賡續著錄印章、考究遞藏的傳統。其他各圖書館大同小異。以致日積月累，隨著時代的變遷，在國學日益小眾化、繁體字僅為少數人使用的大背景下，近幾十年來古籍鈐印及遞藏關係的考證與揭示，已然成為古籍編目及版本研究者的軟肋，于敏中、彭元瑞、張金吾、瞿鏞、楊紹和、王國維、張元濟、傅增湘等前賢相關著述幾成絕學。
上述情況，到大型古籍影印叢書《中華再造善本》出版後，有了一定的改觀。《中華再造善本》正續編共收唐、宋、金、元、明、清時期的古籍1341種，撰寫提要1341篇，集合成《中華再造善本總目提要》《中華再造善本續編總目提要》出版。在提要的編撰上，編委會充分考慮到印章的作用，要求提要作者將「各該書所鈐蓋的閒章雅印、遞藏關係等，一一向讀者作簡明扼要的交代」（《總目提要•前言》）。又在「凡例」第六條規定：「本書每篇提要末段印文著錄採用原印文用字，圖形文字隸定成通用繁體字。」《總目提要》1341篇共著錄印章3000餘方，並對其中的750餘方印章，直接或間接注明印主。這兩項均打破了之前的紀錄。注明非姓名印章的印主，對讀者瞭解古籍的遞藏及版本鑒定，尤為重要。
《中華再造善本總目提要》雖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古籍編目及版本界在印章識讀、考釋方面的頹勢，但著錄印章的底本數量不足叢書底本總量的一半，且多數條目著錄印文後，便以「迭經名家收藏，流傳有緒」一類的文字收尾，不對印章作任何考釋。加之數十年來業界對該領域的忽視，積重難返，因此整體效果有限。
為更好地說明問題，特將最近三十年來，著述中有關鈐印的疏漏和差錯，歸納數例如下：
首先，因大量印章不能識讀，或搞不清印主為何人，著者介紹藏印時往往避重就輕，列舉數例一帶而過，漏掉了大量古籍遞藏信息。識讀還不時出現差錯，例如將明代著名學者王世貞的連珠藏印「貞」「元」誤為「鼎」「元」者大有人在，皆因「貞」的篆文與「鼎」字字形相似。
其次，印主張冠李戴的現象，屢見不鮮。比較典型的是對華亭朱氏相關藏印的誤解，將朱恩的藏印「華亭朱氏珍藏」歸到朱大韶名下。朱恩是朱大韶的伯祖父，係華亭朱氏藏書的創始者，亦為藏書大家，其藏印名目繁多，超過了朱大韶，大致有「華亭朱氏珍藏」「玈溪」「玈溪草堂」「玈溪後樂園得閒堂」「宗伯」「大宗伯」「榮慶堂」「松郡朱氏」「廣乘山人」「子孫世昌」等。國家圖書館藏宋刻本《禮記集說》《後漢書》《春秋傳》《古文苑》《應氏類編西漢文章》《三國志》《杜工部草堂詩箋》《外台秘要方》《晉書》《資治通鑒綱目》，元蒙刻本《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上海圖書館藏宋乾道七年蔡夢弼東塾刻本《史記》等，均經朱恩收藏並鈐印累累。然而很長一段時間，朱恩及他的藏印卻很少有人提及。
再次，著錄印章時的一大通病，是不按印主的年代早晚排序，或將同一印主的不同印章割裂開來，與他人印章穿插排列。出現此種情況，多半是撰者對一些印章不知印主為誰。不少藏書家、學者的印章繁多，姓名、字號、堂號、鑒賞等印章經常在一書中混用，最易出錯。例如某書提要云：「此書鈐有‘三晉提刑’‘臣筠’‘健庵’‘乾學之印’‘崑山徐氏家藏’‘宋犖’等印記。」「三晉提刑」「臣筠」為宋筠藏印，宋筠系宋犖之子，故二印應排在「宋犖」之後。又如某書提要介紹鈐印，依次為「百衲」「宋本」「乾學」「徐健庵」「貴池劉世珩假觀」「季振宜藏書」「季振宜印」「滄葦」「御史之章」「御史振宜之印」「蔥石讀書記」「汲古閣」「汲古閣圖書記」「毛」「毛氏藏書子孫永寶」「海虞毛表奏叔圖書記」。以上印章排列至少有兩個問題：其一，「百衲」係袁世凱第五子袁克權（字規庵，號百衲）藏印，不應置於首位；其二，「貴池劉世珩假觀」「蔥石讀書記」均為近代藏書家、刻書家劉世珩（字聚卿，又字蔥石）之印，不應分開敘述，排序亦不對。
上述類型的問題比較普遍，因篇幅所限，不予贅述。這種狀況對古籍整理、研究和出版工作的進一步發展，十分不利。《考釋》的出版恰逢其時，為業界提供了大量詳實、有針對性的古籍印章參考資料。
二、《考釋》其書
《考釋》收錄印章6449方，是《中華再造善本總目提要》所收印章數量的兩倍多；據統計，涉及印主1388人，翻了近兩番。《考釋》印章的來源，是《中華再造善本》叢書，原書一些印章因年代久遠等，本已模糊，重新印刷後狀況更差，因此有些印章已不可識讀，加上目前暫未能辨識著錄者，推測有400多方。總體上看，《考釋》的辨識率已超過90%（《再造善本》共有鈐印約7000方）。這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數字，而無論古代印譜還是古籍藏印，50%左右的印文較常見，容易辨識，余下的部分，識讀難度會成倍增長。
識讀印文尚有文字規律可循，要想將古籍中數量巨大、種類繁雜的鈐印的印主及相關信息查找出來，必須過目海量的文獻資料，猶如大海撈針，難上加難。清代以下古籍書目，著錄印章者極少提及印主，《再造善本》兩種《總目提要》注明印主的數量為750餘方，佔著錄總數3000方的25%，已屬不易。據統計，《考釋》中標明印主的印章為5200餘方，約佔收錄總數6449方的80%以上。《考釋》收錄印章及考釋印主數量的大幅增長，對釐清古籍收藏、流轉、配補、研究之頭緒，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下面僅以宋刻本《皇朝文鑒》為例，予以說明。
宋嘉泰刻本《皇朝文鑒》，早期的相關著述提及印章不過數方，且不標明印主。《考釋》則收錄印章100方，印主26家。其中既有常見的藏書家、學者葉盛、吳寬、項篤壽、項元汴、毛晉、錢曾、錢大昕、張蓉鏡等，也有較少見的李東陽、李日華、張丑、王掞、楊希銓等。使《皇朝文鑒》遞藏、傳播、版本（包括配補者和年代）的信息愈加完善。
又，按《考釋》所收印章查閱，之前善本書目著錄《皇朝文鑒》者，皆謂「序、目錄下、卷一至三……配清張蓉鏡抄本」。其實序並非張蓉鏡抄補。《皇朝文鑒》抄配之序文共有四篇：呂喬年序，嘉泰甲子（1204）沈有開序，嘉定十五年（1222）趙彥適序（跋），端平元年（1234）劉炳序。其中序一首葉有「錢大昕觀」鈐印，錢大昕（1728-1804）年齡比張蓉鏡（1802-？）大得多，故此序不可能是張蓉鏡所抄。序四末葉有「顓庵補錄」四字題識，鈐「顓庵」「王掞」二印。《考釋》云：「王掞（1645-1728）字藻儒、藻如，號顓庵、退軒、無住道、西田主人等。太倉（今屬江蘇）人。有拙修堂、揖山樓。王時敏子。」按年代，此序也不會是張蓉鏡所抄。序二、三雖無印章可核對，但筆跡明顯與張蓉鏡不符。從生卒年及序四題識、鈐印看，四篇序文大概都是王掞所配補。
《考釋》內容豐富，資料系統，可以通過釋文、印主和書名筆畫檢索查閱所需資料，不但適合日常檢索查閱，更可對古籍善本條分縷析，進行系統的考察、研究。例如宋刻《資治通鑒綱目》條目，便揭示出一些隱匿較深的版本信息。
此本《資治通鑒綱目》經周叔弢先生多方蒐集配補而成，鈐印甚多，其中就有朱恩之印。之前的書目和相關論述，皆未觸及。《考釋》收錄了「松郡朱氏」「廣乘山人」二印，並注明為朱恩藏印。更可貴的是，在「廣乘山人」印章下，列舉宋本《晉書》亦有此印。查《晉書》條目，得知朱恩尚有「大宗伯」「玈溪草堂」「榮慶堂」「華亭朱氏珍藏」等印章。又注曰：「據聶溦萌《〈晉書〉兩種宋刻二十七字本的考察》一文研究，《晉書》中朱恩所鈐五印，均係由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別一宋刻本（或為覆刻本）相關鈐印頁調換而來，時間約在清康熙晚期至同治元年（1862）間。」此條注文非常重要，國圖藏兩部宋刻《晉書》，其中海源閣藏本中的朱恩五印，係從另一部《晉書》中竄入，因此造成版本系統混亂。見此注文，即可消除誤解。
此條目又收錄「欣遇艸堂之章」「海曲馬氏」兩印，注釋曰：「馬官和印記。馬官和（1875-1936）字惠階，號仲平。日照（今屬山東）人。」兩方印及注釋，解開了此書題跋題寫者為何人之謎。《跋》曰：「此乾道壬辰四月刊本也，丁日昌《持靜齋書目》有此本。惠皆記。丁卯正月八日。」「惠皆」即馬官和。
此前，因不知「惠皆」為何人，幾乎所有書目均漏載此跋及兩方藏印。馬官和，現代藏書家，家藏宋元本及抄校本40種，明清善本240多種，共計6800餘冊。所藏善本除《綱目》外，尚有蒙古本《史記》、元本《列子鬳齋口義》、《文選》（宋刻六臣注本）等，均收入《中華再造善本》。1928年因其銀行業務失敗，虧欠公款無力償還，藏書遂被政府充公，入藏山東省圖書館，這也是該館第一次批量入藏善本古籍。從印主檢索馬官和得知：他又有「惠階校閱」藏印，鈐於《列子鬳齋口義》《文選》中。
另外，該條目記載《綱目》卷四十六有一方「周暹」鈐印，此印意義非同小可。大部頭古籍的印章，不在首卷及末卷，而鈐蓋在中間某卷，實屬罕見。故不少善本書目未發現並提及此印。多年前，我翻檢《綱目》時偶然見到此印，因其不合常理，遂下功夫深究一番。終於搞清楚弢翁分四次購置配齊此書，並最終轉手潘宗周寶禮堂的曲折經歷（見拙文《弢翁配補及轉售宋刻〈資治通鑒綱目〉略考》）。《考釋》提供的印章信息，可以省卻讀者大量翻檢原書的時間和精力。
通讀《考釋》還發現，以往耳熟能詳的一些印章，印主往往有多人。例如「宋本」，早先印主僅以毛氏汲古閣、季振宜、汪士鍾而著稱，《考釋》則羅列了多達18方，印主還有顧若琳、胡珽、潘祖蔭、丁清度、溫澍梁、蔣祖詒等人；「子孫世昌」有7方，印主分別為項元汴、朱恩、周春等人；「子孫永保」7方，分別為項元汴、張蓉鏡、甘福等所有；「子孫保之」7方，近似「子子孫孫永保之」的藏印9方等等，不一而足。早期的書目或著述，不乏搞錯的事例。
三、《考釋》引發的思考
《考釋》的兩位作者，分別出生於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比較年輕，職業是古籍圖書編輯，並非專業的古籍編目和版本研究者。但他們卻做了此前專業人士未能做到的事情，這是為什麼？
回答這個問題之前，再舉一個例子：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22年1月出版的《國家珍貴古籍題跋叢刊》（全十八冊），從組稿到編輯審稿，再到出書，歷經數年之久。該書稿來自多家圖書館，質量參差不齊，問題較多。開印前，國家圖書館成立審校組，集中館內外學者20餘人對書稿進行終審，總審校亦為80後的年輕人，他在終審中發現並糾正了大量差錯。但他也未編過古籍書目。
因業務往來，我對《考釋》的作者和《題跋叢刊》的總審校比較瞭解，他們的共同之處是熱愛古籍事業，具有較深厚的古文字功底，善於識讀印章及古籍中的手書題識（字跡潦草難識者不少）並作出相關考訂。而這些，正是做好古籍編目和版本鑒別工作的基礎。還有一點，他們是互聯網古籍專業平台上的活躍者，善於利用古籍數字化成果，與日常工作相結合，因此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回想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老一輩學者編纂《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時，複印機都是稀罕之物，要想對照不同館藏的善本書影，多半要靠腦子記憶和文字描繪。其實能夠看到書，已屬不易；多數情況下，只能依靠各館的書目或目錄卡片記載。由於條件所限，很多古籍書目只能採用「從目錄到目錄」的編纂方式，差錯自然難免。如今國家大力倡導、支持古籍數字化建設工作，經過多年努力，成績斐然，已經在古籍整理、出版上發揮出巨大的作用。《考釋》便是利用古籍數字化成果的一個成功案例。當然，利用好古籍數字化成果，在浩如煙海的文獻中找到所需資料，也是一門學問。《考釋》的作者找到了門徑，獲得了成功。
另外，《考釋》的作者，作為「行外人」，客觀上也少了一些束縛，受早期古籍書目及相關論述的影響較小，更加註重「目驗」和舉證的結果。這也是他們能夠有所突破的原因之一。
毋庸諱言，早期古籍書目的著錄，存在大量遺漏和差錯。其原因除當時技術條件較差外，在編目思想和方式上也有所欠缺。對此本文不展開論述，只提兩個具體問題：
其一，對所編之書走馬觀花，沒有認真閱讀。這是我對數百部古籍逐葉查閱後，得出的結論。書目中出現的許多問題，並無多少技術含量，僅是翻書不夠，一些關鍵信息沒有看到而已。逐葉認真看書其實並不難，《考釋》的兩位作者，在幾年的時間中便將1341部善本翻遍，輯出幾乎所有印章並加考釋，即可證明。
其二，認為遺漏某些信息無關大局。以往的古籍書目（含書志、提要），藏印和題識遺漏的現象比較嚴重。其中主要的一個原因，就是編目者識讀印文及題識落款的能力不夠。關於印章，有《考釋》為證。關於題識，我用《再造善本》對照某善本書目後發現，凡落款字跡潦草，難以識別，或落款為字號、堂號等，不知真實姓名的題識，均不著錄，即使題識就在卷首明顯之處。這些遺漏的印章、題識中，保存了大量有用信息，對書的遞藏、版本鑒定，關係重大，而不是無關大局。
古籍善本書目是古籍整理、研究最基本的工具書，是選用文獻資料的標準器，其優劣與否，直接關乎古籍整理、出版的效率和質量。在古籍數字化取得重大成果的背景下，是時候投入力量，重新修訂早期的古籍善本書目了。
本文原刊《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202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