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啓鈐《貴州碑傳集》及相關新見材料研究
朱啓鈐《貴州碑傳集》及相關新見材料研究
牟昆昊
摘要：
本文以朱啓鈐編撰的《貴州碑傳集》為研究對象，首先對該書稿的編寫與著錄情況經行了梳理，其次又以新發現的卞孝萱手抄資料為線索，討論了卞抄本的真偽及其價值，最後通過篇目和內容分析了《貴州碑傳集》的具體編撰特徵及文獻價值。《貴州碑傳集》是朱啓鈐先生晚年的重要作品，原稿的丟失將會有不可估量的損失，本文希望通過上述梳理引起學界對其學術價值的重視，對發現原稿事宜的關注；同時認為在目前原稿未現的情況下，卞抄資料有其獨特的價值，會對《貴州碑傳集》的深入研究產生積極影響。
關鍵詞：
《貴州碑傳集》；朱啓鈐；卞孝萱；抄本
朱啓鈐（1872-1964），譜名啓綸，字桂辛，晚號蠖公，貴州省紫江人。朱先生是民國時期知名黔籍學者和愛國人士，同時他還是著名的文獻學家和藏書家。其對涉黔文獻有著收拾整理的貢獻（詳見《黔南叢書別集》），而對於貴州歷史人物資料的蒐輯和整理研究，則主要體現在其晚年耗費極大精力編輯完成的《貴州碑傳集》一書中。該書收明代至民國貴州人物的行狀碑傳，有著獨一無二的文獻價值。
貴州人物傳記的整理研究，應該首推民國《貴州通志》中的《人物志》，該志書在2001年已經點校整理出版，內容豐富，資料翔實，體例完整。但是《貴州碑傳集》與之相比，在資料的收錄方面仍具有不少優勢。其一，《貴州碑傳集》不少人物資料選取可與《人物志》互補，比如遵義蹇誾，《人物志》資料來源為《清史稿》本傳、《續遵義府志》、《拙尊園叢稿》以及《蹇公紀功碑記》[1]，而《貴州碑傳集》則選取了《蹇氏忠勤錄》一書中蹇詵撰《先仲兄子和先生行略》及趙廷璜撰《晉授光祿大夫布政使銜四川即補道蹇公墓誌銘》，這兩種資料更具一手性，再如廣順但鐘良，《人物志》選擇《家傳》、劉源灝《奏片》、《黔詩紀略後編》等資料[2]，而《貴州碑傳集》則選取了凌惕安《貴州咸同軍事史》中關於但氏殉難的相關內容；其二，《人物志》失收的人物，《貴州碑傳集》皆有收錄，比如銅仁徐如澍，是少有的參與《四庫全書》纂修之黔人，《貴州碑傳集》收錄徐承錦撰《通政使司副使徐公雨芃事略》一文全其生平，再如貴築鄧維琪，他書失收，朱啓鈐先生則在《貴州碑傳集》中專門為之整理事輯，還如印江王德輔，較少被人關注，而《貴州碑傳集》則收錄辜漟撰《王德輔傳》以及蘇鳳文撰《署廣西陸川縣知縣王德輔傳》；其三，《貴州碑傳集》所收資料較之《人物志》更為豐富，比如貴陽楊文照，《人物志》資料採自《芋香館詩集》和《黔詩紀略後編》[3]，其中《芋香館詩集》即為朱啓鈐所編《楊劍潭先生遺詩》，其傳略也是朱老所撰，但拘於體裁所涉楊氏生平內容不多，而在《貴州碑傳集》中朱老又為其單獨立傳，內容更加豐富。總體而言，《貴州碑傳集》對於貴州歷史人物資料的保存和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
但是該書在朱老身後一直行蹤不明，至今也沒有準確的收藏著錄，編輯出版更是無從談起。在此背景下，筆者無意間發現了一批關於此書的新材料，本文就以《貴州碑傳集》為研究對象，對該書的編撰、著錄以及內容做一點初步的研究與分析。
一、《貴州碑傳集》的相關情況
（一）編撰情形
朱啓鈐先生開始關注涉黔文獻，大概要追溯到《澹勤室詩》（1927年）與《楊劍潭先生遺詩》（1928年）等文獻的刻印出版，此時朱先生刊印黔籍的目的還是以保存家族和世交文獻的目的而進行的。在這之後朱氏逐漸將研究對象集中到了涉黔文獻整理方面，1935年的《河乾問答》、《定齋河工書牘》、《塞外紀程》是首批以《黔南叢書別集》為名出版的涉黔文獻。但其真正大規模的文獻研究與整理工作，應該在日本侵華前後，從1941年到1943年，朱氏陸續整理出版了《永城紀略》、《劉貴陽遺稿》、《訓真書屋遺稿》、《西笑山房詩鈔》、《伯英遺稿》、《于鐘岳別傳》等稀見涉黔文獻；而在貴州人物研究方面，則以編撰《貴州碑傳集》為代表性工作。
不止一篇文章中提到在日據北平時期，日偽政權不斷拉攏朱啓鈐先生，但其通過編書、臥病、立遺囑等方式堅拒。先有日偽漢奸江朝宗邀請朱老加入維持會，後有漢奸王克敏強迫朱老參加偽臨時政府，在都遭到拒絕後，對朱老的迫害也接踵而至，甚至因此被迫遷居，[4]而朱老以為擋箭牌的編書並不是虛言，正是編撰《貴州碑傳集》。不少學者的回憶文章中提到《貴州碑傳集》的編撰，應該在1937年日本侵華之後，但其發軔應該早於該時間，正是因為日據期間朱氏閉戶索居，才有了較多的時間完成編寫工作，到1945年秋季，蒐集資料已有百篇之多。值得注意的是，不少文章中都將該書的完成時間記錄為1946年，但是通過劉宗漢先生的記錄，他在60年代初仍然協助朱氏補充了貴州民國人物平剛的傳記[5]，由此可知對《貴州碑傳集》的增補工作一直在持續。或可理解為該書稿在1946年初具規模，但這之後朱老一直進行補充和完善。
關於書稿更加詳細的記錄應該是邢端[6]先生為《貴州碑傳集》所寫的序文，由於該序記錄了朱氏書稿的具體體例，故擇要錄下：
……有清季枼錢衎、石給諫裒集《碑傳》，蔚為鴻編，厥後繆續閔補，咸遵往則。……紫江朱丈桂辛，耄年劬學，篤志文獻，感國事之淪胥，慮典型之廢墜，乃蒐集鄉賢傳狀，都為一集。踵嘉興之義例，效滇南之命名，百方蒐採，片楮必珍，造端既宏，程功匪易。語其艱鉅，厥有二難：……地處華離，語淆夷漢，日銷月鑠，……欲訪銘刻，殆同揀金，此其一；……且比年烽燧頻驚，衣冠垂盡，楮墨貴於珠玉，故書雜於薪槱，欲求遺稿，苦乏相如之文，待訪陳編，或遭深源之使，此又其一。而公……以皓首之高年，幸汗青之有日，詎非築國之珍聞，黔靈之盛業也哉。[7]
文中所謂「裒集《碑傳》」者，是指清錢儀吉於道光三十年（1850）編寫完成的《碑傳集》（一百六十四卷），該書廣泛蒐集從金天命至嘉慶共二百年人物的碑傳行狀和地志別傳；「繆續閔補」則是分指繆荃孫在宣統二年（1910）成書的《續碑傳集》（八十六卷）和閔爾昌在1923年編寫的《碑傳集補》（六十卷，卷末一卷）。其中，《續碑傳集》補充了道光至光緒四朝的人物傳記，《碑傳集補》則補充了《碑傳集》和《續碑傳集》的缺漏。除此之外，下文「踵嘉興之義例」則指朱氏《貴州碑傳集》使用錢儀吉（嘉興人）編寫《碑傳集》的體例，具體而言錢氏書籍的類目分為宗室、功臣、宰輔、部院大臣、內閣九卿、翰詹、科道、曹司、督撫、河臣、監司、守令、校官、佐二雜職、武臣、忠節、逸民、理學、經學、文學、孝友、義行、方術、蕃臣、列女等，由此可知《貴州碑傳集》的類目應該與之相似；「效滇南之命名」則似是因為錢、繆、閔等人所著乃從全國角度進行編寫，而以省為單位撰著者首推民國方樹梅所編之《滇南碑傳集》（三十二卷），朱老的《貴州碑傳集》就仿此書，將採集範圍確定為只收貴州鄉賢的碑傳行狀。
（二）著錄情形
在釐清了《貴州碑傳集》關於撰寫和體例方面的一些細節，關於書稿的流傳情況則更顯得撲朔迷離。自從1946年手稿的初步完成，不同文獻之中就有著零星記錄，除去上文《蟄廬叢稿》收錄邢氏撰序之外，首先值得關注的是瞿宣穎所撰之文字。
在《陶樓詩鈔序》一文中，瞿宣穎有「紫江朱蠖公，昔年有《貴州碑傳集》之輯，余亦曾從事其間，每具此感」[8]之語，該序乃為《陶樓詩鈔》所撰。《陶樓》一書的出版頗費周折，先是有黃彭年日記稿本主人黃襄成秘而不宣，其歿後手稿被家人賤賣不得蹤跡。難得的是朱老不辭辛勞，多方努力從日記中輯出《詩鈔》而成書，此時已是1959年，朱啓鈐當時家資不豐而只能以較為低廉的油印方式刊印出版。瞿宣穎感慨朱老蒐輯鄉邦文獻的精神，故有感言。由此可以看出，《貴州碑傳集》確實在民國時期就已進行，之後是漫長的資料補輯階段。但是關於稿本的流傳情況，瞿氏則並未明確寫出。
與此類似，在《蠖公紀事—朱啓鈐先生生平紀實》一書中收錄有劉宗漢所撰《回憶朱桂辛先生》一文，其中提到朱老1937年編撰《貴州碑傳集》以及建國後90多歲仍然增補該書的情形[9]；另外，葉祖孚所撰《朱啓鈐與存素堂賬目一文》中提到「他曾編印過《黔貴叢書》（此誤，當為《黔南叢書別集》），另編成《貴州碑傳集》。對這些書，他曾留下字條：‘將來我死了，即送回貴陽’」[10]等內容。上述著錄多提到書稿的一些具體情形，但對於存藏情況則皆未涉及。
與之相比，能找到的最早書稿流傳記錄應該是《文獻家通考》一書，該書中有朱啓鈐先生的傳記，文中寫到「又輯錄《貴州碑傳集》若干卷，‘於鄉邦文獻，發潛闡幽，蔚為巨觀’」，又言「一九六二年朱氏將所藏黔南文獻由北圖撥給貴州省圖書館。故其遺藏可從兩館尋覽」。[11]但通過分析發現有兩個信息值得關注，一是鄭偉章著書時應該沒有見到《貴州碑傳集》原稿，否則不會只以若干卷籠統而言，二是說明朱老的藏書目前主要收藏在北京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和貴州省圖書館，至於《貴州碑傳集》具體藏於何處，則沒有明確記錄。至此，手稿在建國後是藏於朱老家中還是圖書館中都沒有明確證據。
最後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貴州省志•文化志》「第一章 民國以前的圖書收藏」部分，有「田雯以實際行動大興教化，從政之余，‘則葺學捨贈書籍以教黔之士子，風俗大合。’（《貴州碑傳集》卷19《田雯神道碑》）」[12]的記錄，另外還有「清雍正年間，馮光裕任貴州布政使，‘喜讀書，好禮士大夫，篤交誼，葺貴山書院，取諸生之優者肄業其中，僻遠無從得書，遣官之江南購經史群籍數百卷，俾眾讀之。’（《貴州碑傳集》卷七十《馮公墓誌銘》）」[13]的材料引用。那麼是不是可以證明《貴州碑傳集》目前藏於貴陽，且被貴州省地方誌編纂委員會所採集使用呢？
在仔細考查這些資料後，本文相信真實情況並非如此。首先的證據就是與邢端《貴州碑傳集序》中「蒐集鄉賢傳狀，都為一集」的體例相矛盾，田雯為山東濟南人，馮光裕乃山西代州人，皆不該出現在集中。其次，細翻錢儀吉所撰之《碑傳集》，其卷十九正有周彝撰《通奉大夫戶部左侍郎田公雯神道碑》[14]，而在卷七十亦有彭啓豐撰《通奉大夫巡撫湖南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馮公光裕墓誌銘》[15]一文，卷數與內容皆可與《文化志》的記錄一一對應。由此可知《貴州省志•文化志》的編者未使用《貴州碑傳集》作為引用材料，文中只是誤記，《貴州碑傳集》的存藏情況仍是不得而知。
但較為幸運的是，本文幾經找尋發現了關於書稿的存藏情況的記錄，這些信息比較詳細地收錄在了《冉冉流芳驚絕代》一書之中。該書乃是2004年在貴陽召開的「朱啓鈐學術研討會」的參會論文集，其中劉宗漢《朱啓鈐先生的貴州情結》、楊祖愷《朱啓鈐對我國古建文化及貴州歷史文獻的貢獻》等文，有較多重要的信息記錄。劉文中涉及書稿的情況極為具體，故摘錄如下：
先生「發願搜輯貴州碑傳」在1944夏季，至1945年秋季，蒐集「已近數百篇（清代尤多）」。《碑傳集》沿襲常例，按人物的身份分類編排，用先生專門用木板印制的一種黑欄單邊稿紙抄寫，書口下方好像還印有「貴州碑傳集」字樣。共抄成大約20冊左右，分兩疊，裝在1個特製的小書箱中。書箱前面有插板，向上提去，即可看到中有隔板，一邊一疊書稿。舊式書箱……前面的插板上……竪帖1個中有長方紅框的中式宣紙信封，信封中央是先生親筆所書「貴州碑傳集」5字。……建國後，先生根據原編纂時無法見到的資料，又對《碑傳集》作了局部的補充。上世紀60年代初，我就協助他從《貴州文史資料》上，補充了貴州辛亥革命時領袖人物平剛的傳記。1964年先生去世後，經家屬研究，將《貴州碑傳集》捐給了貴州。[16]
親歷人的記錄詳細描繪了《貴州碑傳集》具體的形態。那麼在這之後關於書稿的流傳則可參閱楊祖愷《朱啓鈐對我國古建文化及貴州歷史文獻的貢獻》一文的記錄：
至於此書全稿交回貴州的大概過程，在我館原副館長陳恆安先生逝世前，我曾詳細詢問過，他當時說：「書稿經我在朱老家中看過，是大開本40冊左右，其中有部分是朱老親自抄寫的。」又說：「我是1959年十年大慶後去北京，因有親誼，去拜訪朱老，他年近90，正在病中，耳重聽，又有湘音，交談時以書代言。朱老表示，《貴州碑傳集》要交給家鄉貴州」。……回省後，陳先生轉告省府參事諶志篤，托他與在京黔人李仲公，賀梓儕諸人設法前去取回，後諶、賀等曾去朱家，仍無結果。後田君亮先生出席全國政協大會，會後代表省府前去拜望朱老……才將書稿取回，交省府秘書處。後經「文化大革命」，已不知詳情。我館復館後，陳福桐官員亦曾面詢君亮先生，亦言書稿經他取回的。[17]
綜上可知，朱啓鈐先生在1937年開始進行《貴州碑傳集》的編寫工作，體例依錢儀吉《碑傳集》等書，收集範圍只限黔籍人士，書稿1946年基本完成，建國後又有一定的增補，該書稿冊數不能確定，但是朱老明確表達希望交給家鄉的願望，之後六十年代確實被帶回到了貴州省府，其後則行蹤不明。實際上，在不少學者的紀念文章中都表達了對《貴州碑傳集》學術價值的認可，希望這一重要著作能得以出版。但是目前書籍的原稿存佚未知，書籍的具體情形甚至連卷數都不能確定，也成為諸多貴州文史學者長久以來關心且揪心的事情。
二、新發現的《貴州碑傳集》相關資料
（一）資料來源與真偽
在2022年本文作者偶然間與卞孝萱先生的哲嗣卞深先生取得聯繫，之後獲悉卞先生生前曾抄錄一批《貴州碑傳集》的相關資料。在得到卞深先生拍攝的圖片之後就開始了資料的辨析和研究工作，該批資料皆為毛筆手抄文獻，有使用空白紙張者，有使用朱絲欄信箋者，有使用中國聯合準備銀行空白箋紙背面者，有使用「中國聯合準備銀行總行行號信用箋」者，竪行而左，不少資料首頁右上有「貴碑集」字樣。正文首行為傳狀碑誌名稱，下方還有資料來源或者撰者姓名，正文皆頂格書寫，每行字數不一。資料都是一人一傳一裝訂，並未綴成一集，各傳之間也沒有擺放順序。資料總計有二十六種，每種頁數不一，另有序言、凡例、目錄合計十二頁，尤其值得重點關注。
最先要弄清楚的事情是這批資料的真實性，據卞深先生回憶，卞老抄錄這批資料的具體時間不詳，大約在建國初期，當時卞先生調至中國銀行總行工作。至於何處抄錄也不得而知，但是不外乎從友人處借得抄錄或者在京圖書館抄錄。至於抄錄原因，則可從其生平找尋線索。卞孝萱（1924-2009），江蘇揚州人，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建國後著力於收集、整理辛亥革命時期重要人物碑傳，有《辛亥人物碑傳集》、《民國人物碑傳集》出版。卞先生一生都在孜孜不倦地蒐集人物傳狀資料，找尋並抄錄《貴州碑傳集》也是這一學術工作的組成部分。
由於目前卞孝萱先生的資料仍在整理之中，可見的《貴州碑傳集》抄件只有二十多種，除此之外還有卞氏抄寫的序言凡例目錄十二頁。雖然材料不多，卻極具文獻價值。但是在使用該材料時，仍應首先進行一定的真偽辨別工作。本文將從以下幾個方面著重討論一下這些資料的真實性問題：
首先，資料來源比較可靠。該批資料得自卞老哲嗣卞深先生，中間並未有轉手情況，仔細辨析抄本文字，都符合卞氏的字跡特徵。同時在這批資料中不少都有卞老明確標注的「貴碑集」字樣，可知這些資料確實是卞老直接錄自《貴州碑傳集》原稿，至於卞氏是自朱老手中得錄，還是轉錄自北京圖書館，則不得而知。
其次，資料體例合乎史料記載。上文提及的邢氏序言已說明《貴州碑傳集》仿《碑傳集》之體例，所收人士皆為黔籍。細查卞抄目錄，前十卷未抄錄，從卷十一起分別是：卷11清部院大臣，卷12清九卿，卷13清科道，卷14清詞林，卷15清疆臣，卷16至18清監司，卷19至23清守令，卷24清校官、清雜職，卷25清儒林，卷26清文教，卷27清軼才（耆學附），卷28至29清武臣，卷30清忠烈，卷31清孝友，卷32清隱德，卷33清處士，卷34清義士，卷35清篤行，卷36清流寓、遊俠，卷37清方技，卷38至45清列女，卷46清方外，後附補編一卷民國人物備徵、民國列女。其卷帙安排與《碑傳集》體例基本一致，且更加細化。同時，卞抄目錄於每卷之下還抄有卷內涉及人物以及資料來源，只是抄錄內容有詳有略並不全，但所收人物皆為黔籍，並無他籍人士。現試舉卷11清部院大臣為例：
李世傑 子華國附 管世銘撰墓誌銘 子華封撰行述 陳田撰傳證（《黔詩紀略》） 洪亮吉書遺事 《大定府志》本傳 附李華國附傳
韓鑅 《畢節縣誌》
石贊清 黎庶昌撰神道碑銘 方宗誠記刑部侍郎石公事 凌惕安撰遺事一則（見《貴州名賢像傳》附錄）
李端棻 梁啓超撰墓誌銘
以上四人皆是黔籍官員。還可看到，卞抄目錄不僅記錄部分卷內所收人物，也記錄了這些人物碑傳行狀的資料來源。
最後，序言獨特，凡例詳實。在卞抄目錄之前，有兩頁文字，首頁有「貴州碑傳集序」字樣，未知是自序還是他序，第二頁經過辨識本文認為應該是《貴州碑傳集》的凡例。這兩頁文字風格深沈，內容獨特，他書未見，該批資料應該之前並未被他人轉引使用。由於資料的重要性，雖水平有限，仍嘗試轉錄於下：
貴州碑傳集序黔地僻左，去京師七千餘里，士風樸僿，鮮與都人士相接。入錄者百無一二，斯豈限於地歟？單詞片楮，咸同珍弆，海內秘笈，昔賢鮮見。幸得假觀，竟多創獲。然清代巨人長德，或後時而不獲與進，或嗇與過而乏傳人，不得已求之方志，乃簡者或人僅數行，繁者或家存數卷。凡諸紕漏，平亭至難。魯魚之誤以展持鈔假，校正乏術。補其闕失，匡其訛誤。
從序言可以看出，《碑傳集》等諸書收黔人傳狀不多，故由此而撰稿；同時也可看出蒐集資料過程十分困難。這些內容非親身參與工作者所不能言之，此序當為朱老親筆或協助者為之。第二頁凡例內容更為豐富，現整理如下：
人之仕履有不盡，能以一事概、以一節舉者，無已，只可擇其所重者而繫之。稍有不倫未能悉計。錢繆之書，去取務慎，本集以博採為主，寧濫無遺。蓋以故家遺獻日就淪墜，及今不錄，後嗣何觀？故有明知兩篇同出一源而互有詳略，即不欲遽加裁斷。又有子孫事狀記述弇陋，文筆俚庸，本不足登大雅，而所載子孫、姻戚、姓字、爵里，或有數字差詳，足備將來徵考，亦不予刊落。碑誌之作多出其時名流鉅公，或竟隨筆點染，但教成文而不足備史乘之採。其他或詩文集序，或哀誄，或軼事隨筆，反有極親切真實之事跡可傳者，錢繆之書所不恆載，本集則收錄較多。所取寧在此而不在彼也。與其過廢，無寧過存。諸人事跡，有雜見各處而不獲一較詳備之傳者，躊躇再四，刺取諸書而為之集傳者有之，雜錄諸文而使其事得自見者有之，不敢拘一格也。方志諸傳必有所本，於例不當收，然其人不可沒而又未見他碑傳，則姑即錄方志原文，以俟續訪。要之，有傳而其人未必可傳，人可傳而適無傳，皆事之。無可為何者，無已，則為兩存之術而已。名為採詩，實則徵獻，所撰傳徵類多極具苦心。幸於易世之後覩斯秘籍，得以補徵其遺失，他如近人家集，或佚而復獲，或存而未刊，皆得抉剔而彰顯之。猶恨南北阻隔，文物凋殘，未能盡如所願，非敢自以為功，抑古今時會，時之然也。
從凡例可以看出《貴州碑傳集》在人物履歷、與他書資料的互補、資料的收錄等方面都有一定的設計，皆與目前可見的碑傳行狀內容相貼合。
綜合上述證據可知，卞抄資料合乎史料所記書稿特徵，其序言、凡例、目錄皆具有獨特性，非編撰者所不能為之。幸得卞老抄錄稿本，今人方能知曉《貴州碑傳集》的具體內容，當然這批鈔稿也是極為重要的研究資料。
（二）《貴州碑傳集》的傳狀情況
卞抄資料除去十二頁的序言凡例目錄，還有對內容的具體抄錄。目前所見者止二十六種，部分資料前有「貴碑集」字樣，現將人物傳名與資料來源等信息梳理如下：
從上述資料可以看出《貴州碑傳集》內容有以下特點：
第一，書中所收人物多清代，也有不少民國時期人物，這些黔籍人士既有如李世傑、唐炯等官員，也有如楊文照、姚華等文人，最值得肯定的是還有部分平民傳記選入，如高文秀，皆可與卞抄目錄互相印證。這些信息表明朱老編撰書稿時豐富且開放的思路。
第二，書中人物傳狀來源豐富，有採自方志者，有錄自他人稿本者，還有家集、詩文集等處輯出的資料，許多資料今日已不容易見到，且書稿本著不輕易刪減的原則，不僅有利於文獻的保存，也符合卞抄凡例中材料收錄的設計。尤其是部分人物，如蹇誾、唐炯等，並不以一篇為限，但有足徵者，並選入書中。
第三，書中分類較之《碑傳集》等書，更加細緻合理，也更合乎貴州歷史人物特點，如卷32清隱德，卷35清篤行，卷36清流寓、遊俠等類別的設置各有其獨特之處；另外部分類別中的小分類也體現書稿對碑傳類文獻撰寫體例的豐富，比如列女類之中，又分為了賢淑、節婦、貞女、烈行、才學等，其中才學類應為《貴州碑傳集》獨有。
第四，書中人物傳狀如他書無存，朱老則蒐集各處資料為其立傳，如鄧第武、鄧維琪、何鼎、蘇鳳文、唐炯、楊文照等人，都是朱老親自立傳，史料價值更為珍貴，其不僅為該書的編輯者，也充當著傳狀的撰寫者，這和貴州文獻的流存情況有著密切的關係。例如楊文照，朱老之前刊印過《楊劍潭先生遺詩》，該書分別從《黔詩紀略後編》、家藏手卷、於德懋處、後人舊抄本等合輯出遺詩三百多首，較之《黔南六家詩選》多出將近一倍，可謂收錄楊詩最全者。楊氏為朱老外祖父傅壽彤至交，朱老對其生平較之他人更為熟稔，而《楊劍潭先生遺詩》序中介紹文字限於體例未能全面，但在《貴州碑傳集》中則為之單獨立傳，如無朱老之文恐怕對楊氏的生平只能依賴《遺詩》中的記錄。
結語
綜上，本文以《貴州碑傳集》為研究對象，先從各種資料中梳理了朱啓鈐先生編寫書稿的具體情況，以及該稿一些碎片化的記錄，指出該書的巨大文獻價值。在原稿存佚未定的情況下，卞孝萱先生抄錄的資料成為瞭解《貴州碑傳集》具體內容的唯一材料。依據這一資料可知，《貴州碑傳集》合計有46卷，後附補編1卷，體例仿《碑傳集》、《滇南碑傳集》等書，所收傳主皆為黔籍，材料來源有方志、詩文集、隨筆、哀誄等，部分人物傳狀為朱啓鈐先生親自撰寫，多以「事輯」、「傳略」等名之。由於卞老的抄本還未完全整理完成，相信在之後還會有更為豐富的相關資料出現。
最後，本文還希望貴州學界能夠認識《貴州碑傳集》的巨大史料和學術價值，能促成尋找朱啓鈐先生原稿一事盡早提上議程，書稿的發現會對貴州文史研究帶來不可估量的影響。與此同時，在不放棄尋找原稿的前提下，也應該重視卞抄資料的獨特性，或以其為線索，組織各方專家積極恢復《貴州碑傳集》的風貌，以上當可以告慰朱啓鈐先生拳拳桑梓之情，更可便利今日貴州文史研究的深入開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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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