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本衙藏板」
說「本衙藏板」
沈津
「本衙藏板」是古書扉葉上刻在左下方的文字，它和其他書上的「xx閣藏板」、「xx堂藏板」、「xx齋藏板」都是同樣的意思，即是說明雕刻本書的書版在完成刷印後所藏之處。但是「本衙」的意思過去很少有人去作釋解，一般人也就從「衙」字上去理解，把「本衙藏板」作為板藏官府之衙門或本衙門。
去年，我的二位朋友分別打電話和寫信給我，詢問我對「本衙藏板」的具體看法。二位朋友一位是艾思仁先生，他是美籍瑞典人，全美中文古籍善本資料庫計劃的主持人，也是歐美地區對中文古籍善本很有研究和鑒定力的專家，他所主持的資料庫已存有二萬個款目，包括宋、元、明、清刻本、重要抄稿本、活字本、套印本、版畫等，每種善本書的詳細著錄以及書影。一位是駱偉先生,他是中山大學信息管理系的教授、博士生導師，專任版本目錄學、文獻學的教學，之前曾任山東省圖書館特藏部主任，參加過《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的編纂工作。他們都對「本衙藏板」感興趣，是因為在他們的工作和研究中都涉及到了這個問題。駱教授還說，他想寫一篇文章來談「本衙藏板」。我後來告訴他們的是，這個問題比較複雜，我一時難以回答，至於近十多年來出版的幾本講版本的專書，是不會涉及這種小問題的，而它又確實存在，我必須找些證據，讓證據來說話。
查「衙」者，乃舊時官署之稱。唐封演《封氏聞見記。公牙》云：「近俗尚武，是以通呼公府為公牙，府門為牙門。字稱訛變，轉而為衙也。」《舊唐書。輿服志》又云：「京文官五品以上，六品以下，七品清官，每日入朝，常服褶。諸州縣長官在公衙亦准此。」可知官府稱之為「衙」。另有一說，即「衙」字也可作「宅」解。
宋蘇軾《異鵲》詩云：「仁心格異族，兩鵲棲其衙。」此「衙」當泛指大宅院。又近人包天笑《釧影樓回憶錄》中有「自桃花塢至文衙弄」，云：「我起初以為凡是官署，方可以當得一個衙字，因此那種官廳，都稱之為衙門。誰知從前却不然，凡是一個大宅子，都可以稱之為衙。」
最近有幸見到周紹良教授寫的「談『本衙藏板』」的文章，文不長，但讀後頗有啟發。周教授在舉出《紅樓夢》、《唐詩》、《河防一覽》、《陳迦陵詞全集》後說：「由此更可見『本衙藏板』與官署無關，尤其可以說明問題的是這部《陳迦陵詞全集》題款，它的本衙是『彊善堂』，顯然是一私人。因之可以考定，「本衙藏板」的書，都是私人刻的書。」周教授還舉出小說《姑妄言》中「賈衙」、「童衙」之証，並進一步闡述云：『習俗上都不願用『家』字，故用『衙』字代之，實際仍然是『家』的意思，因之現在可以明白，『本衙藏板』實是私刻本書，是「本家藏板」的意思。』
我是十分敬重周教授的，周教授關於版本學的一些大作我亦從中獲益匪淺，雖然未能有機會趨門拜見，但是津一直是神而往之的。我以為周教授關於「本衙藏板」的說法基本上是對的，然而津又不揣冒昧，亦想附驥尾於周教授之大文，并作一點小小的補充，一方面是求教于周教授，另一方面也算是回答朋友之垂詢。
講到「藏板」，首先讓我想到的就是《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這是中國目錄學史上的一項大工程。記得1978年開始時，在《書目》編輯工作會議上，會就著錄條例中扉葉上「藏板」的問題進行過討論，由于這涉及到善本書的版本項及出版者的問題，非同小可，不能等閒視之。在激烈的討論後，最後大家統一了看法，即考慮到版片可以轉移等原因，藏版者並非都是刻書者自己所藏，因此，除非書口下方刻有出版者之齋樓堂閣名，或序跋等處明確寫出出版者，不然的話，「藏版」者都不能作出版者。這是當時編委會要求所有從事具體工作的成員必須遵守的一條規定。
一
眾所周知，凡木刻本之刊刻，無論宋、元、明、清，乃至近代，皆官刻、私刻、坊刻所為。即以清代來說，二百七十餘年間，流傳下來的經、史、子、集四部圖書，並非每部書都存有扉葉，而有扉葉者，也並非種種都有「某某藏板」之字樣，而有「本衙藏板」者，更是十不達一。筆者所在的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的清代刻本不多，大約二萬部左右，津會就其中小小部分有所翻閱，並對書中扉葉上有「本衙藏板」字樣者多有注意，數月所得，約有數十種。這數十種「本衙藏板」者，大部分應視為私人所刻，即家刻本。今略舉十例。
陸九淵撰《象山先生全集》三十六卷，扉葉刻「陸象山先生全集。雍正六年重鑴。本衙藏板。」
沈初撰《蘭韻堂詩集》十二卷，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沈氏刻本。扉葉刻「蘭韻堂詩集。乾隆甲寅春編。本衙藏板」。
熊一瀟撰《浦雲堂詩集》九卷，清乾隆十一年（1746）熊氏刻本。扉葉刻「浦雲堂詩集。乾隆丙寅冬鐫。本衙藏板」。
韓撰《有懷堂詩稿》六卷《文稿》二十二卷，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韓氏刻本。扉葉刻「有懷堂詩文集。康熙四十二年鐫。本衙藏板。」
李紱撰《穆堂初稿》五十卷，清乾隆五年（1740）無怨軒刻本。扉葉刻「穆堂初稿。臨川李巨來先生著。本衙藏板。」
魏裔介撰《兼濟堂集》二十卷首一卷，清康熙六十年（1721）龍江書院刻本。扉葉刻「兼濟堂集。栢鄉相國魏文毅公著。本衙藏板」。
毛際可撰《安序堂文鈔》三十卷，清康熙刻本。扉葉刻「安序堂文鈔。遂安毛會侯著。本衙藏板」。
李鄴嗣撰《早堂文鈔》六卷，清康熙十七年（1678）黄氏刻本。扉葉刻「早堂文鈔。姚江黄梨洲先生選定。本衙藏板」。
謝道承撰《小蘭詩集》八卷，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謝氏刻本。扉葉刻「小蘭詩集。乾隆癸巳年秋鐫。本衙藏板」。
畢振姫撰《西北文集》四卷，清康熙間牛氏刻本。扉葉刻「西北文集。市王牛月三評鐫。本衙藏板」。
以上所舉之例，全都是清人集子，純粹是有「本衙藏板」字樣者，如果這還並不能進一步說明此為私家所刻。那麼我們再舉一例：
曹之升撰《四書摭餘說》七卷,，扉葉刻「四書摭餘說。蕭山曹氏家塾本。嘉慶戊午春雕。本衙藏板」。此是曹氏家塾為教兒孫讀書所刻。署「本衙」者，當曹氏也。
鄭廉撰《豫變紀略》八卷，清乾隆八年（1743）彭氏刻本。扉葉刻「豫變紀略。中州鄭石廊先生著。彭衙藏板」。此書記河南農民起義事，傳本甚罕，
為清代禁書。彭家屏題辭云：「茲為輯而梓之，以垂永久。」
葉燮撰《畦詩集》十卷，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葉氏二棄草堂刻本。扉葉刻「受業沈歸愚參定。乾隆癸未孟冬重鐫。葉衙藏板」。
清溪道人撰《禪真後史》十卷六十四回，清刻本。扉葉刻「禪真後史。清溪道人批評演義。用公同志，識者鑒之。錢塘金衙梓」。
張自烈撰《四書大全辯》六十二卷首一卷，扉葉刻「四書大全辯。張爾公先生增刪。本衙藏板」。（鈐有「徐衙藏板，翻刻必究」、「天未喪斯」二印）。
章袞撰《臨川章介菴先生文集》十一卷，清乾隆十八年（1753）章氏刻本。扉葉刻「臨川章介菴先生文集。諸城范怡雲、烏程沈泊村兩先生鑒定。乾隆十八年梓。二集嗣出。本家藏板」。
李來泰撰《蓮龕集》十六卷，清雍正十三年（1735）李氏刻本。扉葉刻「蓮龕集。臨川李來泰石臺著、雲間李先生定。雍正十三年新鐫。本家藏板」。
吳澄撰《草廬吳文正公全集》四十九卷，清乾隆二十一年（1750）崇仁縣訓導萬璜刻本。扉葉刻「草廬吳文正公全集。崇仁縣訓導萬璜校刊。乾隆丙子年重鐫。本家藏板」。
朱長文撰《吳郡樂圃朱先生餘》十卷，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朱氏刻本。扉葉刻「吳郡樂圃朱先生餘藁。家藏正本。本衙雕版」。（鈐有「風雅」、「墨池編即出」、「吳郡朱氏」三印）。
沈鯉撰《亦玉堂稿》十卷，扉葉刻「亦玉堂稿。太師府藏板」。
按，「彭衙」、「葉衙」、「金衙」、「徐衙」，實際上就是彭氏、葉氏、金氏、徐氏所刻。而「本家」的意思就更清楚不過了，這也是周紹良教授所認為是『家』的，「太師府藏板」，就更是有所指了。此十例正是意思。至於「家藏正本。本衙雕版」，「太師府藏板」可說明周教授大文中「本家藏板」的推論是正確的。
除了使用「本衙」、「本家」，或冠以姓氏的「某衙」外，也有用「本府」、「本堂」、「本祠」、 「本齋」者，如：
朱松撰《先儒獻靖公韋齋集》十二卷，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朱昌辰刻本。扉葉刻「先儒獻靖公韋齋集。附玉瀾集蜀中草。本府藏板」。（鈐有「理學正宗」、「北宋大儒」、「嘉興王店鎮板橋東朱府發兌」印）本府者，當為朱府。
胡煦撰《葆璞堂文集》四卷，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胡氏刻本。扉葉刻「葆璞堂文集。乾隆壬辰年輯。本堂藏板」。本堂者，當為葆璞堂。
王懋竑撰《王白田全集》二十四卷，清乾隆十七年（1752）王氏刻本。扉葉刻「王白田全集。雜著九卷序誌六卷書五卷詩集四卷。本祠藏板」。本祠者，當為王氏之祠。
高鳳臺撰《書畫舫詩課》十一卷，扉葉刻「書畫舫詩課。古今體選。道光丁桂月鐫。本齋藏版」。齋者，讀書處，也可作書肆解。本齋者，當為高氏之齋。
二
作為「本衙藏板」來說，一般可指為私人所刻，但也有官府衙門所刻者，這是屬於政府行為了。因此，「本衙」者，也即指「本衙門」。清代帝王御覽之書，或政府有關部門一經頒下刊刻（或重刻）之典籍，下面官府絕不敢稍有疏怠，否則「上面」追究下來，是要負罪責的。所以即時遴選寫工字匠，優而為之，以盡責任。津所見有如下數種：
徐文靖撰《天下山河兩戒考》十四卷，清雍正元年（1723）徐氏刻本。扉葉刻「天下山河兩戒考。當塗徐位山注。雍正元年鑴。本衙藏板。」（扉葉上又鈐上「御覽欽定」「翻刻千里必究」兩印）「御覽欽定」這四個字，是不能隨便使用的，私家、坊間更是絕不允許打着這個旗號來從事刻書活動的，就像欽天監頒示的曆書不許翻刻一般，否則便要問罪。
周燦撰「使交紀事」一卷，扉葉刻「使交紀事。御覽。内閣鑒定。附使交吟、安南世系略。本衙門藏板」。（鈐有「海不揚波」印）
毛奇齡撰「古今通韻」十二卷，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史館刻本。扉葉刻「古今通韻。康熙甲子史館新刊。本衙藏板，翻刻必究」。（鈐有「奉旨留覽敕知口部」、「昭代口口」印）
連斗山撰《周官精義》十二卷，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連氏刻本。扉葉刻「周官精義。潁川連叔度編次。丙申仲夏鐫。本衙藏板」。（扉葉上又鈐上「提督學院頒行」、「三餘堂發兒」兩印）
以上這四個「本衙（門）」應視為官家，而非私人。
津也見有《黄石齋先生文集》十三卷補遺一卷，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刻本。扉葉刻「黃石齋先生文集。康熙甲午季冬鐫。本署藏板」。按，「署」字，公署、官署也，此「本署」者，當指官府，私人或坊間似應不作「本署」。因此，「本署藏板」，也應視作同官方「本衙藏板」一個意思。
還有一種情况，即地方志（鄉土小志除外）的組織纂修和刊刻，不是一個家族或是私人、坊間能够承担的。各州府縣均有纂修地方志之責，即以縣來說，各地的「縣太爺」們均會當作大事來做，因為這也屬于「政績」，而纂修後的刊刻，即使是籌資印行，也皆是官府行為，不能視為私人之作。津曾見有「本衙藏板」的地方志兩種，一為河南《登封縣志》，分業刻「登封縣志。乾隆丁未仲秋。本衙藏板」。一為廣東《海豐縣志》，扉葉刻「海豐縣志。金壇于卜熊重修。乾隆拾伍年鐫。本衙藏板」。看來，此二種書之書板是藏之衙署了。據統計，今存地方志，全部相加約八千餘種，美國「哈佛燕京館藏原刻本地方志 2,700餘種（不算影印本、膠卷及四五十年代傳抄本），其中乾隆及乾隆前纂修者約700種，津尚無暇抽閱，如有有心人去翻查，當可尋得更多「本衙藏板」之例。
三
坊間刻本，在歷朝所刻圖書中是最多的，保存到今天的數量，也是官刻本、家刻本所不能望其項背的。中國五千年傳統文化的承傳，書坊刻書流通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筆者在收集到的「本衙藏板」書影中，也有數種應該屬於坊刻的。今臚舉二例：
林挺秀、林挺俊合撰《春秋單合析義》三十卷，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杭州刻本。扉葉刻「春秋單合析義。晉安林仲先生鑒定。山斗傳神。此林氏家藏秘本也，參前賢之臆解，運兩世之心裁，詮義闡經，凡傳必析，標題旨，無法不詳，公之同好，以廣其傳。凡通是經者，皆不可一日離也。奎樓主人識。」並有鈐印，云：「本衙藏板，發兌四方。尊客請認杭城板兒巷葉宗之書館內宅便是。若無此印，即是翻本，查出千里必究。」和它書不同的是，這個「本衙藏板」及其內容，是刻在一方印上的。
從廣告詞上可以知道，此書刻於杭州，書之特色、出版者、出版地、銷售地點及標識、版權一應俱全。此「本衙」之「發兌」所為，皆屬商業行為，津將之列入坊刻。當然，我們也不排斥私家刻印書籍，除了贈送親朋好友外，也會有售賣之舉。
王夢白撰《詩經廣大全》二十卷，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書林何柱臣刻本。扉葉刻「詩經廣大全。王金孺、陳衣聖兩先生編定。太史韓慕盧先生鑒定。本衙藏板、書林何柱臣行。」並有鈐印，云：「授政堂藏板」、「本衙訂定新鐫，翻刻千里必究」、「四書口口嗣出」。按，此扉葉及鈐印上的文字，看來似乎有些刻的意味，尤其是「四書□□嗣出」，更是書林中之「打招呼」廣告。
清代刊刻的小說，無論是品種，還是數量，都是明代所不能比擬的。而且，中國古典小說的傳播，大約都是以書坊所刻為多，私家所為者極少，而官府衙門則絕對不會涉及。根據我所見到的清刻本中有「本衙藏板」字樣的小說，有以下幾種：
清刻本《四大奇書第一種》（三國志演義）一百二十回，扉葉刻「綠蔭巽金批第一才子書。毛聲山先生評點。聖嘆外書。本堂藏版」。
清刻本《皋鶴堂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一百回，扉葉刻「第一奇書。彭城張竹坡批評金瓶梅。本衙藏板。翻刻必究」。
清刻本《新刻鍾伯敬先生批評封神演義》十卷一百回，扉葉刻「封神演義。鍾伯敬先生原本。四雪草堂訂證。本衙藏板」。
清刻本《新鐫古本批評繡像三世報隔簾花影》四十八回，扉葉刻「隔簾花影。古本三世報。本衙藏板」。
清刻本《新鐫秘本續英烈傳》二十四回，扉葉刻「續英烈傳。批評繡像秘本。本衙藏板」。
未曾經眼者尚有：
清刻本《濟公全傳》，扉葉刻「麴頭陀新本。本衙藏板」。
題明萬曆刻本的《平妖傳》，扉葉刻「平妖傳。馮猶龍先生增定。本衙藏板」。
《水滸》是中國長篇小說的開山之作，六七百年來，已經形成了以《水滸》為中心的，包括水滸續書、戲曲、繪畫在內的「水滸文化」。但是，在清代，刻印《水滸》却是法律所不允許的。《欽定吏部處分則例》卷三禮文詞中云：「凡坊肆市賣一應小說淫詞《水滸傳》，俱嚴查禁絕，將板與書一并盡行銷毀。如有違禁造作刻印者，係官革職；買看者，係官罰俸一年。若該管官員，不行查出，每次罰俸六個月。仍不得借端出首訛詐。如該管官任其收存租賃，明知故縱者，將該管官降二級調用。」由此可見，清代政府對於《水滸》的刻印傳播者的處置是十分嚴厲的。當然對於如《紅樓夢》、《金瓶梅》、《隔簾花影》等，也都列入「違礙」之目。
對于通俗小說來說，在清代屬不登大雅之堂之書，官家若有刻版刷印，那頂上的烏紗帽可能是即刻要摘去的，所以說，拿着頂戴去「頂風作案」者尚未見有先例。津所見到的《新鐫李氏藏本忠義水滸全書》一百二十回本，乃清據明郁郁堂本翻刻，它的屝葉上刻着「水滸四傳全書。繡像藏本。卓吾評閱。本衙藏板」。顯然，《水滸》是清代「違禁」的描寫「流寇造反」、「倡亂」之書，朝廷及各級政府豈能置之不理！
此「本衙」定非官府刊刻並藏板。是否私家所為，證據不足，但是一部三十二冊的「大書」，又有插圖一百二十幅，這不是三五日就可以刻就的，也不是僅印個十來部就歇手停工，更不是投入小額資金即可短期得到回報的。而且要印此書，就要罔顧法令，私下偷偷刻版印刷。所以我以為，此書應該是書坊所為，由于利之所趨，才會冒險去做，這和周教授大文中所舉《紅樓夢》有「本衙藏板」之例，性質應該是一致的，即這個「本衙」，既非官非私，那麼書坊刻之則是較為在理的。之所以書坊也打着「本衙藏板」的旗號，不敢亮出自己的招牌，或是意欲不想惹出什麼官司是非來，隨便找個「本衙」來應付一番。因此，「本衙藏板」，但不排斥也有書坊刻書藏版牟利的成份。
有關中國出版史一類的著作，我翻過多本，然多涉及到一些「大事」去叙述，但都不會在「本衙藏板」上去做文章，大約是因為這個涉及到「版權」的問題實在太小了，不會去施加筆墨。「本衙藏板」的存在，雖沒有幾個人去撰文探討，但它却實實在在涉及到出版史和版本學上的問題，研究者想迴避也難。版本學是一門科學，這内裡的學問太多，而且有些問題極為複雜，不深入研究，是難以搞得清楚的。「本衙藏板」的現象，最早見於明末，再早則不會見有。僅是一個「本衙藏板」，就不是輕易能下結論的，具體情況要作具體分析，不能一概而論。所以說，對待版本鑒定要慎重，而見到「本衙藏板」，也不能來個「一刀切」，實際上，家刻、官刻、坊刻都涉及到了。
明年爲昌公彼得先生八五壽誕，有道是：受福無疆錫純嘏，杖朝有典祝遐齡。先生在臺，於中華傳統文化貢獻良多，且桃李滿園。吳哲夫、盧國屏先生及陳仕華兄有心編印壽慶論文集以示恭賀，並索稿于余。津不敏，又迫于時間緊促，即以小文奉上，以求雅正也。本文原刊昌彼得教授八秩晉五壽慶論文集（臺北市：臺灣學生書局，2005年2月）第211-22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