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鐵大連圖書館藏《永樂大典》來源考
滿鐵大連圖書館藏《永樂大典》來源考
尹敏志
摘要
中國國家圖書館現藏《永樂大典》中，有52冊為滿鐵大連圖書館之舊藏。本文根據《書香》《書志學》等日文報刊，結合當事人回憶錄、日記等史料，考證1945年前大連圖書館分五批購入55冊《永樂大典》的始末。該館1925年12月前先從北京書肆購入2冊，1934年12月至1937年4月間入藏丁氏百一齋舊藏4冊，1936年10月至1937年4月間入藏嘉業堂舊藏42冊，1943年2月入藏2冊，1944年3月最後入藏5冊。除第二批外，均與松崎鶴雄有關。抗日戰爭爆發前，劉承幹的清遺民立場，與偽滿洲國及日本方面的聯繫，是嘉業堂本轉讓大連圖書館的重要原因。
《永樂大典》（下文簡稱《大典》）是明永樂年間編纂的大型叢書，有永樂、嘉靖兩部抄本，前者明亡時不知所蹤，後者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散佚。對於近代以來嘉靖本《大典》的流傳史，張升已做翔實考證[1]。趙愛學統計中國國家圖書館現擁有嘉靖本《大典》224冊，居各收藏單位之首，並系統梳理其來源，指出其中52冊為滿鐵大連圖書館舊藏，1954年6月從蘇聯中央列寧圖書館歸還[2]。然而，作為戰前收藏《大典》最多的機構，滿鐵大連圖書館藏本的來源、入藏時間等，目前仍留下不少疑點。
大連圖書館始建於1907年，全稱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大連圖書館，從二十年代開始收購《大典》，最多達55冊，以得自南潯嘉業堂者最多。嘉業堂主人劉承幹字貞一，號翰怡、求恕居士，浙江省吳興縣南潯鎮人，聚書六十萬卷，以宋元本、稿抄本、清代禁書收藏最為宏富[3]。七七事變後南潯淪陷，日軍特意保護嘉業堂，藏書樓因此幸免破壞[4]。抗戰中期，劉承幹有意將藏書整體售與大連圖書館，雖以失敗告終，但學界普遍認為嘉業堂藏《大典》是此時轉讓的。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通過尚未被充分利用的劉承幹《求恕齋日記》，結合《書志學》《書香》《圖書館雜誌》等日文報刊，當事人的書信、回憶錄等史料，重新考證滿鐵大連圖書館舊藏《大典》的來源、入藏時間等問題。民國時期，中日兩國藏書界互動頻繁，《大典》的收藏活動也必須放在這一國際視野中理解。本文將重新梳理、考辯史實，以求教於方家。
一、嘉業堂本《永樂大典》轉讓時間新證
1925年12月袁同禮統計《大典》現存卷目，記錄大連圖書館藏卷2739至2740、卷14382至14383兩冊，均為述古堂之舊藏[5]。1927年2月、8月袁氏兩次發表續目，加入嘉業堂等處藏本[6]、日本東洋文庫等處藏本信息[7]。1929年袁氏又發表《永樂大典現存卷目表》一文，記錄嘉業堂藏44冊、大連圖書館藏2冊[8]。以上統計之準確性，得到學界普遍認可。
據大連圖書館館長柿沼介回憶，滿鐵在購入這2冊《大典》後，由於中方的古書出口管制政策，不得不將其暫存於北京某處。1929年1月他與松崎鶴雄共赴北京，疏通各方關係，才將《大典》與海源閣舊藏宋刊本等在內約3萬冊漢籍一起運抵大連：
當時中國政府嚴禁古書外流，我們此番購書還入手兩冊《永樂大典》之事被國立北京圖書館聽說後，對方提出嚴正抗議，要求必須將此書讓渡給該館，因此我們為將購入圖書運到大連花費了不少的苦心。通過北京公所的足立長三氏、押川一郎氏等多方斡旋，4月2日全部書籍安全到達大連碼頭，我們這才安心。[9]
大連圖書館的《大典》數量此後五年未發生變化。證據是1934年12月，柿沼介又在滿鐵各圖書館報《書香》上發表《話永樂大典》一文，引用袁同禮的統計，表示該館仍僅有2冊《大典》[10]。
但袁氏《永樂大典現存卷目表》發表不到兩年後，嘉業堂藏《大典》開始散佚。1931年5月劉承幹通過張元濟的中介，先將卷5248至5249、卷5251至5252共2冊以一千元的價格轉讓給奉天故宮博物館館長金梁[11]。若干年後，嘉業堂剩餘42冊被售與大連圖書館。1945年蘇聯軍隊攻佔大連時，這42冊與其他《大典》一同被接收。然而，對於嘉業堂本《大典》轉讓大連圖書館的具體時間及冊數，學界卻說法各異，大致可分戰時、戰前轉讓說兩大類。
戰時轉讓說分三種。（1）張升認為，1938年「日本滿鐵大連圖書館從嘉業堂買入42冊《永樂大典》」，又稱「松崎鶴雄代表滿鐵從嘉業堂買了44冊」，前後冊數顯然自相矛盾[12]。此說影響甚廣，如趙愛學指「嘉業堂出讓此42冊《大典》的時間，一般認為是1938年」[13]。吳真也判斷「嘉業堂所藏《永樂大典》44冊已於1938年3月被偽滿鐵大連圖書館買下。」[14]（2）張廷銀、劉應梅認為，嘉業堂與大連圖書館的交易發生在「1939年夏秋至1943年間。」[15]（3）尾崎康則主要根據岩井大慧的回憶（詳見下文）指出：「據岩井氏講，大約在1940年，曾想一次購買劉氏嘉業堂的49冊，但因時逢戰亂，資金短缺，未能遂願。通過當時的滿鐵，將其收藏在了大連圖書館。大戰後，它們經過蘇維埃聯邦歸還至北京圖書館。」[16]
戰前轉讓說僅一種。《嘉業堂志》稱，1937年4月「蔣復璁就嘉業堂藏《永樂大典》以三萬元售予大連滿鐵圖書館向劉承幹表示不滿，指出政府可以更高價收購」[17]。換言之，交易在此之前已完成。《嘉業堂志》編者未注明史料出處，經筆者調查，應是劉承幹《求恕齋日記》（括號內原為雙行小注，下同）：
近據培余弟告余，現在中央圖書館主任蔣慰堂（名復璁，硤石人，為生沐之子孫）曾問《永樂大典》只以三萬元售於東瀛，胡弗歸諸公家？政府肯出五六萬元。至若嘉業書籍全部分，令兄如肯脫售，近來財政寬裕，孔部長（祥熙）允撥巨款以購之。余雖未能全信，而對於是項亦殊難於答復。因告培余弟，余之近況雖不甚舒，比之木齋還可支持，故亦不必切實復彼也。[18]
當時瀋陽、大連實質上都被日本控制，都可以算「售於東瀛」，單從此史料看，蔣復璁說的也可能是售於奉天故宮博物館的2冊。但正如前文所述，1931年2冊《大典》的售價是一千元，此處蔣復璁說的是三萬元，顯然是嘉業堂剩餘42冊的價格。
但此判斷仍存在一個疑點。據《滿鐵大連圖書館增加圖書分類目錄》，嘉業堂本42冊《大典》的入藏時間是昭和十四年度，確切說是1939年4月之後、1940年4月之前[19]。趙愛學在調查中國國家圖書館現藏《大典》後也發現，除了被蘇軍接收後去向不明的一冊外，41冊嘉業堂本《大典》鈐大連圖書館印的時間大部分為1939年12月11日[20]。如果1937年4月前交易已完成，為何大連圖書館兩三年後才將其登記、鈐印？即使充分考慮各項手續所費時間，正常情況下這也是不合情理的。
實際上，錄入《滿鐵大連圖書館增加圖書分類目錄》及鈐印時間，與嘉業堂本入藏大連圖書館的時間均有所出入。來源於大連圖書館的其他原始史料顯示，嘉業堂舊藏本《大典》的入藏時間要早得多。如據滿洲建國大學教授瀧川政次郎回憶，1938年9月因松岡洋右的關照，他得以閱覽大連圖書館48冊《大典》[21]。又1940年《書香》刊登《送別柿沼館長》一文，文中稱：
比如有名的《永樂大典》，目前所在地明確的不過三百冊，而且很多流往歐美散佚，幾年前通過當地的松崎鶴雄先生、前參與上村哲彌的斡旋，又得到松岡前總裁的援助，本館得以一次性入藏42冊。加上之前已有的部分總共達到48冊，現在本館該書的數量，在世界範圍內已達到最多。[22]
松岡洋右為滿鐵第十四代總裁，就職於1935年8月2日，1939年2月離職[23]，由此記載可知，嘉業堂本交易、運至大連圖書館必在此之間。文中稱此事發生在「幾年前」（日文原文作「先年」），而不用「去年」或「前年」，很可能因為此事發生在三四年前，而非一兩年前。
可作為旁證的是，曾在嘉業堂工作幾十年的老員工周子美回憶，嘉業堂藏書的散失「第一是主人經濟上的沒落，不得已陸續把書售給他人。如宋本《四史》《竇氏聯珠集》《魏鶴山集》都歸到寶禮堂潘氏，明抄列朝《實錄》讓給中央研究院，《永樂大典》讓給遼寧滿鐵圖書館。其次是抗戰爆發的影響」云云[24]。此回憶明確指出《大典》的轉讓發生在戰前，與《求恕齋日記》的記載、大連圖書館方面的記錄相符。
總而言之，嘉業堂本42冊《大典》最晚1937年4月完成轉讓，1938年9月前肯定已入藏大連圖書館[25]，至1939年正式登記、鈐印，翌年開放閱覽。1940年5月瀧川政次郎再度前來查閱《大典》卷7517、7518中所引《經世大典》《大元倉庫記》[26]。8月仁井田陞查閱卷14620中《吏部條法》、卷14575中《金玉新書》，並表示「同書原本由嘉業堂所藏，廣為學者所知」[27]。進度為何如此緩慢，原因不得而知，但從1929年大連圖書館起運《大典》時北京圖書館的「嚴正抗議」，以及中央圖書館館長蔣復璁的反應來看，很可能是大連圖書館有意低調處理此事。
二、其他《永樂大典》入藏大連圖書館時間
前引《送別柿沼館長》還透露出一個重要訊息：42冊嘉業堂本入藏之後，大連圖書館《大典》數量達48冊，除去1925年12月前購入的2冊，應還有4冊在嘉業堂本之前入藏該館。從趙愛學的統計來看，只可能是鈐1939年入藏印的卷3614、卷5345、卷8979、卷22570至22572、卷22760這5冊中的4冊，皆為丁氏百一齋舊藏[28]。又因大連圖書館明確記載卷8979是1944年入藏（詳見下文），可知是除此之外的4冊。這4冊的具體入藏雖時間不明，必定在1934年年底柿沼介發表《話永樂大典》之後、嘉業堂本入藏之前，即1934年12月至1937年4月間。
對於出售42冊《大典》的原因及過程，劉承幹在1936、1937年的日記中隻字未提，已公佈的劉氏信札也未見任何記錄。關於此次售書最詳盡的史料，是東洋文庫前主事岩井大慧的回憶。岩井氏發表過三篇《大典》統計表，依次為：（1）《永樂大典現存卷目表》，發表於1939年7月1日，統計出大連圖書館藏《永樂大典》共48冊、104卷[29]。（2）《袁氏永樂大典現存卷目表補正》，發表於1939年10月30日，維持（1）的48冊說[30]。（3）《永樂大典現存卷目表（新訂）》，發表於1963年6月30日，文末落款時間1961年10月15日，該文加入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大典》藏地變化的信息[31]。
關於嘉業堂本出售的回憶出自（3）。該文稱從1933年、1934年開始，東洋文庫委託北京某書肆[32]，只要市面上出現《大典》便盡快告知東京方面，東洋文庫願以高於市場價的價格買下。通過這種方式，該文庫成功購入幾冊《大典》。兩三年後，日本國內爆發經濟危機，東洋文庫經費驟趨緊張：
某書肆據說從中國的上海和北京傳來一個新消息。劉承幹氏的某妾因為沈迷於賭馬，欠下巨債，為還清債款，劉已經準備將家藏《永樂大典》出售，附加條件是不許將書分割，必須一次性全部買下。對我們來說這是個好消息。我立刻拜訪林理事長的宅邸討論此事，但林理事長認為，以文庫目前的財政狀況，無論如何是辦不到的，又不忍心再去麻煩岩崎男爵。我也好放置不管。但無論通過什麼方式都要將這批書收歸日本所有，為此想了各種各樣的辦法。我判斷當時既有財力，又有搜書的熱心將書全部買下的，除了滿鐵外沒有其他。我還考慮到滿鐵有松崎鶴雄氏那樣的愛書家和古書通，肯定會做些什麼，於是立即將事情原委告訴松崎氏，並將買入並妥善保存這批書的意願，向當時滿鐵總裁松岡洋右提了出來。多虧了松崎氏等人的支持，理事會通過了將這些書一起買下的提案，於是在昭和十八年二月三日，全部四十九冊《永樂大典》都已入藏滿鐵大連圖書館。[33]
幾乎所有中國學者，以及田仲一成、尾崎康等日本學者的研究，無不基於這段回憶。此回憶時間模糊，尾崎氏轉述時稱「大約在1940年」[34]，未詳何據。從引文來看，1933、1934年的兩三年後最晚也不過1937年。田仲氏將此史料譯為中文（可能是中國學者代譯），但將譯文與日文原文核對，發現原文中某書肆通知東洋文庫、岩井氏與林理事長商議的過程、岩井氏希望由日本方面收下嘉業堂本《大典》而找到松崎氏等細節均遭到刪除，論文集的出版時間也出現錯誤[35]。
田仲氏譯文將引文最後一句譯為「幸而多虧松崎氏推動，得到滿鐵理事會批准，昭和18年2月3日，該書全部49冊就由滿鐵大連圖書館接受了」，並認為岩井大慧記錯了時間，昭和十八年（1943年）應改為昭和十四年（1939年）或十五年（1940年）[36]。然而，田仲氏的譯文未準確傳達出昭和18年2月3日是一個截止時間點之意，容易讓人誤解岩井氏是說昭和18年2月3日49冊《大典》全部由嘉業堂轉交大連圖書館。如張升據此斷定岩井氏回憶的時間、冊數皆有誤：「昭和十八年（1943），應是昭和十三年（1938）；49冊，應是42冊。」[37]
對於田仲一成、張升的觀點，趙愛學提出有力質疑。趙氏發現，國圖藏本《大典》中來自大連圖書館的部分，除前文分析過的抗日戰爭爆發前已入藏的48冊外，還有卷2537至2538、卷7960至7962這2冊《大典》無嘉業堂印，但鈐「南滿鐵道株式會社大連圖書館藏（昭18 2 3）」印，即昭和十八年2月3日，與岩井大慧所說的時間點完全吻合。然而，趙氏未能解答此疑問：「為何有這種差異，實在令人費解。姑且羅列於此，以供進一步研究。」[38]
從岩井氏發表的（1）（2）兩篇論文看，他清楚瞭解大連圖書館48冊《大典》的來歷，1961年的49冊說，應該加入了抗日戰爭爆發後大連圖書館新收的2冊。1941年9月《書香》刊登《大連圖書館藏永樂大典卷目表》，顯示館藏《大典》數量為48冊[39]，亦未見趙愛學發現的鈐「南滿鐵道株式會社大連圖書館藏（昭18 2 3）」的2冊，可佐證卷2537至2538、卷7960至7962的確是1941年以後入藏的。逐一核對《永樂大典現存卷目表（新訂）》，發現該表已將1943年2月前大連圖書館入藏的50冊《大典》全部登記在內，可見岩井氏回憶中「昭和十八年二月三日」的時間點無誤，錯在將總數50冊計算為49冊。
趙愛學指《大典》卷3614、卷5345、卷8979、卷22570至卷22572、卷22760這5冊鈐「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大連圖書館藏（昭14 12 11）」印，均為吳興丁氏百一齋舊藏，並由此判斷它們「約於1939年讓與滿鐵」[40]。但昭和十六年（1937）《大連圖書館所藏永樂大典卷目表》羅列館藏《大典》48冊，包括卷3614、卷5345、卷22570至卷22572、卷22760，惟獨沒有卷8979[41]。昭和十四年（1939）度《滿鐵大連圖書館增加圖書分類目錄》亦未載卷8979[42]。由此來看，與上節所述嘉業堂本的情況類似，大連圖書館舊藏《大典》的鈐印時間與實際入藏時間往往有所出入。而1944年3月《書香》刊登植野武雄的文章，顯示卷8979是此時與其他4冊《大典》一起入藏，為大連圖書館的第五批、即最後一批入藏的《大典》：
本館原有五十冊，此次又得以入手如下五冊，共達到五十五冊。
イ、卷四八二、一東、忠、忠義一七
ロ、卷四八三、卷四八四、一東、忠、詩文、一、二
ハ、卷八九七九、二〇尤、周
ニ、卷一三一九、一送、宋、宋室三
ホ、卷一四六二六、六暮、部、吏部十三
植野氏還透露以上5冊「通過松崎的囑託和斡旋，方能入手」[43]。必須考辯的是，原文「卷一三一九」當作「卷一三〇一九」，疑脫「〇」字，因《永樂大典》卷1319至今未發現，且植野文中將卷數從小到大排列，1319小於8979，不應該排在第4行。另一個證據是1944年6月10日《書香》刊登《本館所藏稀見書解題》，詳細記錄館藏55冊《大典》的卷目與分合情況，僅見卷13019而無卷1319[44]。
綜上所述，1945年前滿鐵大連圖書館入藏《大典》的時間及來源如下：最早1925年12月前從北京購入2冊，1934年12月至1937年4月間收入丁氏百一齋舊藏4冊，1937年4月前通過松崎鶴雄從嘉業堂購入42冊，1943年2月再度購入2冊，1944年3月最後入藏5冊，總數達到55冊。上述《大典》除卷2190-2191、482、483-484這3冊去向不明外，剩餘52冊均由蘇聯國立列寧圖書館贈還，現存中國國家圖書館[45]。
三、松崎鶴雄與劉承幹的交往
如前文所述，大連圖書館藏《大典》55冊中至少51冊與松崎鶴雄相關。本節將從這一關鍵人物入手，討論嘉業堂本《大典》轉讓大連圖書館的時間上限。
松崎鶴雄字柔甫，1867年出生於熊本縣，先後就讀於東京獨逸學校、熊本洋學校、長崎鎮西學院、青山學院等，1908年入大阪朝日新聞社。翌年以通訊員身份赴清，旅居長沙，師從葉德輝、王先謙和王闓運，1920年就任滿鐵大連圖書館漢籍主任[46]。1929年松崎鶴雄從大連圖書館離職[47]，1932年偽滿洲國成立，翌年羅振玉邀松崎氏至旅順整理清朝內閣檔案，任漢文主任[48]。離開大連圖書館後，松崎氏仍與該館保持密切聯繫，定期在滿鐵理事石本憲治的宅邸中講課，其受業學生組成名為「柔父會」的團體[49]。
1936年5月劉承幹赴偽滿洲國，9月4日通過王季烈的介紹在大連認識松崎鶴雄。劉氏在當天日記中記載：「松崎柔甫（名鶴雄）來略談，能華語，知華文，在湖南甚久，為湘潭王壬秋太史（闓運）之弟子。其言語聲音甚低，耳又不便，故筆談也。」[50]《求恕齋日記》的體例，是對初次見面的人加以簡要介紹，可見兩人之前並無來往。十一天後劉承幹赴遼東飯莊午宴，松崎氏亦來，劉氏又記載「此公雖能說華語，而聲音甚低，聽不清楚，且言語甚少」[51]。同年10月8日劉承幹結束偽滿洲國行程，離開大連[52]。約幾個月後，岩井大慧將劉承幹準備一次性出售42冊《大典》的消息告訴松崎鶴雄，隨後松崎說服館長松岡洋右，由大連圖書館出資購入。
不久七七事變爆發。由於劉承幹素來將藏書對藤田豐八、內藤湖南[53]、濱一衛[54]等日本學者開放，故日本學界不少人關心嘉業堂的安危。1938年3月，日本書志學會刊物[55]《書志學》報道「劉氏嘉業堂的書籍似有散佚」[56]。5月又刊登岡井慎吾的文章，否認之前的報道，稱日軍進入嘉興時，松崎鶴雄發電報給嘉興部隊長牧二郎，委託他保護嘉業堂，故藏書樓目前完好無損[57]。
岡井慎吾號柿堂，福井縣人，時任九州帝國大學、東京文理科大學等校講師[58]。岡井氏將牧二郎帶回日本的消息對外公開，稱嘉業堂目前「書庫排列整齊，戰爭爆發後來不及立即作遷移他處之想，也不對外開放」，主人劉承幹「現居上海。雖然在考慮擔任日軍治安維持會的要職，但因怕被人目為漢奸，來訪的日本人一概不見」。岡井氏還透露，雖然現在南潯守備軍數量有所減少，牧二郎還是承諾盡力保護嘉業堂[59]。對於這一好消息，《書志學》主編長澤規矩評論道：
聽聞嘉業堂藏書未散佚、現在仍然保存的消息，感到欣喜的不止我一人吧。但是，該堂藏書一部分在戰爭之前就已被分割售賣，我聽聞包括《永樂大典》等書目前在別處。嘉業堂藏書果真在一個地方完整保存否，我希望得知實情。[60]
此話可作為前文結論的一個旁證，顯示日本藏書界消息人士早已得知抗日戰爭爆發前44冊嘉業堂本《大典》已被分割出售，先後轉讓奉天故宮博物館、大連圖書館之事。
據劉承幹日記，1937年11月他舉家逃離南潯[61]，12月13日抵達上海，居於法租界內[62]。劉氏離開之後，松崎鶴雄先後委託兩位日本軍官保護嘉業堂藏書樓。第一位即牧二郎（松崎信中稱他為牧次郎），時任嘉興守備隊部隊長。牧二郎是松崎鶴雄的內弟，《書香》報道牧在收到松崎的電報後，立即「向駐紮在南潯的隊長下命令，同時向上司請示，要求特別留意該地區。嘉業堂因此免於趁亂打劫的中國人之掠奪，得以安然無恙」[63]。此消息源很可能是松崎氏本人。第二位軍官是杭州警備旅團長松井貫一少將，他是日本軍醫中將飯島茂的女婿，松崎氏以飯島茂為中間人「請松井少將將搬書等保護」[64]，協助劉承幹將嘉業堂部分藏書從南潯運至上海租界。
由於牧二郎的保護，1938年1月底日軍在南潯劫掠，當地房屋十毀其八，嘉業堂未受波及[65]。1938年上半年牧次郎回國，松井貫一成為嘉業堂的新保護人。至1960年代，劉承幹回憶道：
丙子夏五月，余作大連之行，寓王君九學部家，遇日本人松奇鶴雄（字柔甫），為王壬秋太史門生，詩文兼擅，彼此曾往還酬酢。其明年丁醜，戰爨突起。彼邦派遣軍司令松井，為松奇之戚。松奇函松井，謂有湖州友人劉某藏書樓，須加保護。松井以此達杭嘉湖司令牧次郎，能如其言，絕不損礙，且入樓見御賜匾額及先人遺像，均行禮致敬。[66]
此回憶自稱丙子（1936）夏5月作大連之行，《求恕齋日記》也記載劉承幹於陰曆1936年5月7日抵達大連[67]，兩者相符。回憶還能證明此次大連之行結束後，劉氏才與松崎氏相識。但此回憶存在不少錯訛：第一，將「松崎」誤寫作「松奇」。第二，松井貫一是松崎鶴雄朋友飯島茂的親戚，而不是松崎氏本人的親戚。第三，牧次郎、松井貫一由松崎鶴雄分別委託，不存在松井貫一函牧二郎保護之事。第四，《書香》的記載顯示牧二郎的軍職應是嘉興守備隊部隊長，而不是杭嘉湖司令。總之此回憶的史料價值頗高，但人物關係顛倒錯亂，引用時宜慎重。
綜上所述，1936年9月劉承幹與松崎鶴雄初次見面，幾個月後將42冊《大典》售於大連圖書館。翌年9月劉氏為躲避戰亂逃離南潯，松崎氏幫助劉氏保護嘉業堂，其背後動機頗耐人尋味。從事態的發展來看，其考量可能是先借日軍之力保護南潯嘉業堂藏書，然後由大連圖書館出面將其全部買下。雖然劉承幹對此表示同意，但一半滿鐵員工卻反對將四十萬巨款用於「此不急之事業」[68]，交易最終失敗。換而言之，嘉業堂42冊《大典》的轉讓必在1936年10月劉承幹離開大連以後。
根據上文分析，以表格整理大連圖書館藏《大典》的來源及入藏時間如下：
表1 滿鐵大連圖書館《永樂大典》入藏批次、時間、卷目及來源
資料來源：袁同禮《永樂大典現存卷目》，《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第一卷第四期，1925年12月，頁4-10。岩井大慧《永楽大典現存卷目表》，《史學雑誌》第五十編第七號，1939年7月1日，頁942—945；岩井大慧《袁氏永楽大典現存卷目表補正》，《東洋史論叢：池內博士還暦記念》，座右寶刊行會，1940年，頁109—161；《大連図書館藏永樂大典卷目表》，《書香》第一三二號，1940年9月，頁23、34；岩井大慧《永楽大典現存巻目表（新訂）》，《岩井博士古稀記念典籍論集》，岩井博士古希紀念事業會，1963年，頁1-29；趙愛學《國圖藏嘉靖本永樂大典來源考》，《文獻》2014年第3期，頁37-64。
四、餘論
在《求恕齋日記》中，劉承幹呼章太炎、吳敬恆、蔡元培、汪兆銘等革命黨人為「文妖」[69]，貶辛亥革命為「國變」，斥國民政府「搜刮民脂，一律破壞，以較洪楊尚不如，安知保全國粹為本責哉」[70]。清遺民的政治立場十分鮮明。1935年劉承幹首次前往偽滿洲國，謁見溥儀，仍稱之為「皇上」，行前清跪安禮，希望其「早日入關救百姓」[71]。翌年劉氏再游偽滿，結識松崎鶴雄，並得以參觀大連圖書館[72]。考慮到抗日戰爭前劉氏對偽滿洲國的政治認同遠勝於國民政府，出售《大典》時偽滿境內的圖書機構成為優先選擇，並不令人意外。
1929年嘉業堂藏有《大典》44冊，1931年劉承幹先將2冊售於奉天故宮博物館館長金梁，1937年將另外42冊售於滿鐵大連圖書館。金氏為杭州旗人，曾重印被國民政府查禁的《清史稿》，劉亦購得此「關外本」一部[73]。劉氏、金氏兩人顯然志同道合。代表大連圖書館購書的松崎鶴雄則是清遺民葉德輝、王先謙的弟子，又與羅振玉、王季烈等私交密切。羅振玉是著名清遺民，王季烈在辛亥革命後「誓不入仕民國」，為偽滿成立初期重要人物[74]。由此可見，劉承幹更傾向於借助清遺民的關係網絡，與政治立場相近的人進行交易，價格往往不是最主要的考慮因素。
嘉業堂與大連圖書館之間，共發生過兩次售書交涉。第一次在1936年10月至1937年4月間，標的物為42冊《大典》，最終成功。第二次在抗日戰爭爆發之後，標的物為嘉業堂所有藏書，最終失敗。兩次交涉均涉及國民政府、日本、偽滿洲國各方勢力，當事人語焉不詳，給還原史實帶來較大困難。42冊《大典》交易完成後，劉承幹在日記中只提及此事一次，且略去所有相關細節。大連圖書館遲遲不將這批書登記鈐印，《書香》三年內不加報道，諱莫如深[75]。交易之後，松崎鶴雄還囑咐王季烈銷毀有關信件：「關書事敝信中多涉該社之內容者，請焚卻之，以絕後累為盼。」[76]由於人為造成的史料殘缺，兩次售書很容易被混為一談，遂產生嘉業堂舊藏《大典》轉讓時間、冊數的各種版本。
注釋
[1]張升《永樂大典流傳與輯佚研究》，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張升《永樂大典流傳與輯佚新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
[2]趙愛學《國圖藏嘉靖本永樂大典來源考》，《文獻》2014年第3期，頁37-64。
[3]周子美《嘉業堂藏書聚散考》，《文獻》1982年第2期，頁220。
[4]黃建國總結了嘉業堂保全的三種說法：一是嘉業堂有溥儀匾額，日軍見後不再進入；二是日本漢學家松崎鶴雄叮囑南潯的日軍司令、其妻舅牧少將保護藏書樓；三是劉承幹將很多藏書頭冊隱藏，日軍見書多不全便未下手。黃氏認為「上述諸說至今未有充分證據。」黃建國《嘉業堂藏書樓全盛時期的藏書》，《中國典籍與文化》1993年第3期，頁81。
[5]袁同禮《永樂大典現存卷目》，《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第一卷第四期，1925年12月20日，頁4-10。
[6]袁同禮《永樂大典現存卷目續目》，《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第二卷第四期，1927年2月28日，頁9-13。
[7]袁同禮《永樂大典現存卷目續目》，《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第三卷第一期，1927年8月31日，頁9-11。
[8]袁同禮《永樂大典現存卷目表》，《北平北海圖書館月刊》第二卷第三、四期合刊，1929年3、4月，頁230-251。
[9]柿沼介《購書の思い出二、三》，《書香》第一〇一號，1937年11月10日，頁2、3。
[10]柿沼介《永楽大典の話》，《書香》第六六號，1934年12月10日，頁7。
[11]《張元濟全集》第一卷《書信》，商務印書館，2007年，頁449、450。
[12]張升《永樂大典流傳與輯佚研究》，頁105。
[13]趙愛學《國圖藏嘉靖本永樂大典來源考》，頁56。
[14]吳真《鄭振鐸與戰時文獻搶救及戰後追索》，《文學評論》2018年第6期，頁54。
[15]張廷銀、劉應梅《嘉業堂售書滿鐵圖書館敘—兼及鄭振鐸對中華古籍的竭心保護》，《滿鐵研究》2012年第4期，頁27。
[16]尾崎康《日本對永樂大典的收藏、保護、研究情況》，中國國家圖書館編《永樂大典編纂600週年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頁316。
[17]應長興、李性忠主編《嘉業堂志》，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8年，頁16。
[18]劉承幹《求恕齋日記（第十二冊）》，1937年4月13日，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6年，頁174、175。劉氏日記同時記陰曆與公曆，本文引用時以公曆為準。
[19]岩田実《満鉄大連図書館增加図書分類目錄（昭和14年度）》，南滿鐵道株式會社大連圖書館，1942年，頁40、41。
[20]趙愛學《國圖藏嘉靖本永樂大典來源考》，頁57。
[21]瀧川政次郎《元の経世大典と金玉新書》，《書香》第一二四號，1940年8月10日，頁1。
[22]《柿沼館長を送る》，《書香》一二二號，1940年5月10日，頁1。
[23]財団法人満鉄會編《満鉄四十年史》，吉川弘文館，2007年，頁544、548。
[24]周子美《嘉業堂藏書聚散考》，頁223。
[25]1937年6月大連圖書館舉辦「第三十一回全國圖書館大會」，展出館藏善本兩百多種，僅有《大典》四卷二冊。考慮到同時展出的《大明集禮》三十冊，應該不是因為《大典》冊數太多而僅選兩冊，更可能是嘉業堂本尚未運抵大連。（《第三十一回全國図書館大會展覧図書目録》，《図書館雑誌》第二三〇號，1937年8月，頁30）
[26]瀧川政次郎《元の経世大典と金玉新書》，頁1、2。
[27]仁井田陞《永楽大典本宋代法律書過眼錄》，《書香》第一二五號，1940年10月10日，頁1、3。
[28]趙愛學《國圖藏嘉靖本<永樂大典>來源考》，頁56。
[29]岩井大慧《永楽大典現存卷目表》，《史學雑誌》第五〇編第七號，1939年7月1日，頁942、945。
[30]岩井大慧《袁氏永楽大典現存卷目表補正》，《東洋史論叢：池內博士還暦記念》，座右寶刊行會，1940年，頁109-161。
[31]岩井大慧《永楽大典現存巻目表（新訂）》，《岩井博士古稀記念典籍論集》，岩井博士古希紀念事業會，1963年，頁1-29。
[32]該書店可能是來薰閣，其總店位於北京琉璃廠。高田時雄指出：「來薰閣的主人陳杭在琉璃廠的舊書店中是最親日的，以倉石為首的日本留學生和學者們多從該店購買書籍。」（高田時雄《近代中國的學術與藏書》，中華書局，2018年，頁316）
[33]岩井大慧《永楽大典現存巻目表（新訂）》，頁4-5。
[34] 尾崎康《日本對<永樂大典>的收藏、保護、研究情況》，頁316。
[35]田仲一成《日本東洋文庫收集<永樂大典>殘本的過程》，《永樂大典編纂600週年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頁313。岩井大慧出生於1891年，但《岩井博士古稀記念典籍論集》1963年才出版，田仲卻將出版時間記作1961年。
[36]田仲一成《日本東洋文庫收集永樂大典殘本的過程》，頁313、314。
[37]張升《永樂大典流傳與輯佚研究》，49頁。
[38]趙愛學《國圖藏嘉靖本<永樂大典>來源考》，頁57。
[39]《大連圖書館藏永樂大典卷目表》，《書香》第一三二號，1941年9月10日，頁23、24。
[40]趙愛學《國圖藏嘉靖本<永樂大典>來源考》，頁56。
[41]《大連圖書館藏永樂大典卷目表》，頁23、24。
[42]岩田実《満鉄大連図書館增加図書分類目錄（昭和14年度）》，頁40、41。
[43]植野武雄《特別購入による貴重漢籍類に就いて》，《書香》第一六卷第二號（通卷第一五五號），1944年3月10日，頁76-77。該表第十五冊卷數作「二三四五、二三四六、二三四六」，顯然為「二三四五、二三四六、二三四七」之誤。
[44]島田好《本館所藏稀覯書解題》，《書香》第一六卷第三號（通卷第一五六號），1944年3月10日，頁4-9。
[45]張志清《趙萬里與<永樂大典>》，《永樂大典編纂600週年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頁161。
[46]杉村勇造《柔父先生略伝》，松崎鶴雄《呉月楚風：中國の回想》，株式會社出版科學總和研究所，1980年，頁284-286。
[47]松崎鶴雄《回顧》，荒川隆三編《滿鐵教育回顧三十年》，滿鐵地方部學務課，1937年，頁363、364。
[48]甘孺輯述《永豐鄉人行年錄（羅振玉年譜）》，江蘇人民出版社，1980年，頁112。
[49]松崎鶴雄《詩經國風篇研究•序》，第一出版，1937年，頁1。
[50]劉承幹《求恕齋日記（第十一冊）》，1936年9月4日，頁489。
[51]劉承幹《求恕齋日記（第十一冊）》，1936年9月15日，頁496。
[52]劉承幹《求恕齋日記（第十二冊）》，1936年10月8日，頁20。
[53]梁穎整理《求恕齋友朋書札（中）》，《歷史文獻（第十七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頁161、166。藤田豐八在《宋代的市舶司市及舶司條例》一文中，多次引用嘉業堂藏本《宋會要》。（藤田豊八《東西交渉史の研究（南海篇）》，岡書院，1932年，頁312—316）
[54]濱一衛《劉氏の嘉業堂》，《図書館情報 : 九州大學附屬図書館月報》第五卷第七/八號，1969年，頁41、42。
[55]日本書志學會由長澤規矩也、川瀨一馬發起，1931年成立，首批會員有藏書家安田善次郎、德富蘇峰、三村清三郎，宮內省圖書寮鈴木重孝，帝國圖書館鹿島則泰，京都大學圖書館新村出，尊經閣文庫永山近彰，靜嘉堂文庫諸橋轍次等知名人士。（《日本書志學會記事 會の成立》，《書誌學》第一卷第一號，1933年1月10日，頁85、86）
[56]《雑報・人》，《書誌學》第一〇卷第三號，1938年3月5日，頁37—38。此謠言流傳甚廣，《申報》（1939年3月9日，第7版）報道：「吳興嘉業堂劉氏、常熟鐵琴銅劍樓瞿氏、蘇州滂喜齋潘氏、天津木犀軒李氏，藏本之精善，為全國之冠，且有為公家圖書館所不及者，盡數為日人強掠以去。」
[57]岡井慎吾《劉氏嘉業堂の書物》，《書誌學》第十卷第五號，1938年5月5日，頁29。
[58]加藤與次兵衛《岡井慎吾博士略傳》，《漢文學》第四輯，1955年10月25日，頁26—38；寺岡龍含《岡井慎吾博士年譜附岡井氏系譜》，《漢文學》第五輯，1956年10月30日，頁30—43。
[59]岡井慎吾《劉氏嘉業堂の書物》，頁30。
[60]《編輯後記》，《書誌學》第一〇卷第五號，1938年5月5日，頁40。
[61]劉承幹《求恕齋日記（第十二冊）》，1937年11月14日，頁297。
[62]劉承幹《求恕齋日記（第十二冊）》，1937年12月13日，頁319、320。
[63]《剩語》，《書香》第一一〇號，1938年10月10日，頁8。
[64]張廷銀、劉應梅整理《嘉業堂藏書出售信函（下）》，《文獻》2003年4月第2期，頁233。
[65]劉承幹《求恕齋日記（第十二冊）》，1938年1月22日，頁337。
[66]劉承幹《嘉業老人八十自述》，繆荃孫、吳昌綬、董康撰，吳格整理點校《嘉業堂藏書志》，復旦大學出版社，1997年，頁1410。
[67]劉承幹《求恕齋日記（第十一冊）》，1936年6月25日，頁438。
[68]張廷銀、劉應梅整理《嘉業堂藏書出售信函（下）》，頁232。
[69]劉承幹《求恕齋日記（第十二冊）》，1937年2月14日，頁111。
[70]劉承幹《求恕齋日記（第十冊）》，1932年11月22日，頁343、344。
[71]劉承幹《求恕齋日記（第十一冊）》，1935年9月24日，頁313。
[72]劉承幹《求恕齋日記（第十一冊）》，1936年9月15日，頁496、497。
[73]劉承幹《求恕齋日記（第十二冊）》，1937年2月14日，頁111。
[74]王季烈《螾庵未定稿》卷二《乞歸奏折》，文海出版社，1969年，頁127、128。
[75]如1937年4月《書香》島田好的文章介紹《大典》但未言及嘉業堂本。島田好《支那の百科辭典、専科辭典及び類書の話（中）》，《書香》第九四號，1937年4月10日，頁1—3。
[76]張廷銀、劉應梅整理《嘉業堂藏書出售信函（下）》，頁235。
本文原刊《中國典籍與文化》202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