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為前賢行役，不為個人張本
—顧廷龍與《明代版本圖錄初編》的出版工作
王宇、沈津
摘要：民國三十三年，顧廷龍與潘景鄭合編的《明代版本圖錄初編》面世，此書首次以圖錄之稱，輯錄明季善本書兩百零三種，每書採正文書影一、兩幀，並附版本信息，開創了一種版本目錄學研究的新範式，並對後來的《中國版刻圖錄》和《清代版本圖錄》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編輯出版這部《圖錄》時，顧廷龍正應葉景葵、張元濟之邀請，於上海參加合眾圖書館的創建。特殊歷史時期下的圖書館建設，古籍版本圖錄的整理模式，深入研究或可鈎沈出版史料，啓發當下。
關鍵詞
顧廷龍，潘景鄭，《明代版本圖錄初編》，合眾圖書館
「專為前賢行役，不為個人張本」是顧廷龍先生在長期的圖書館工作中，對待前人的累累典籍，以謙遜、公允的態度進行蒐集、整理，不以個人的好惡、私念為謀求、經營，廣納而持正的原則，既是辦館理念，又是工作要求。顧廷龍認為：「圖書館學和目錄學，為科學研究者特別是圖書館工作者需要研究的兩門科學」[1]258，版本之學，並不限於宋、元舊刻。而顧廷龍與潘景鄭合編的《明代版本圖錄初編》，不僅較早體現了這一工作原則，還表現出從傳統目錄學到新式圖錄編目的這一轉變，以及顧廷龍等老一輩圖書館學家的治學思想。顧廷龍的生平事跡與治學成就，其高足沈津編撰的《顧廷龍年譜》、上海圖書館編《顧廷龍先生紀念集》和《顧廷龍全集》編輯委員會所編的《顧廷龍全集》等書已有較為完整的收錄。顧廷龍的一生是不斷為學的一生，也是為圖書館事業不斷貢獻的一生。顧先生早期研治金石目錄之學，除家學帶給他的影響之外， 在外叔祖王同愈家做館師的兩年中，直接受教於王同愈的指點和幫助，而王同愈師從吳大澂，顧廷龍又與吳大澂之孫吳湖帆交往密切，曾經看到過許多吳大澂的未刊稿本，這些機緣促使他日後完成《吳愙齋先生年譜》的編撰。顧廷龍對「譜主經典、金文之學論述甚周，於其軍略國事所為探求更深，即得力於栩緣（王同愈別號）公之學也。」 [2]1待考入北平燕京大學研究院，顧廷龍先後跟隨胡樸安、聞宥、姚明煇、容庚、郭紹虞、魏建功、黎錦熙諸師學習語言文字、版本目錄之學，後來又與藏書家、校勘學家章鈺相識，二人既是同鄉，遂結成忘年之交。顧廷龍編輯的第一部書目是《章氏四當齋藏書目》，此書從編撰者與使用者不同的角度對各類典籍進行了審慎的分析，不但著錄書名、卷冊，還收入了大量的藏書題跋。顧廷龍認為：「強調實用與著錄的嚴謹是編製各類書目的前提，而編製書目又應因書制宜，能充分反映出藏書家的收藏意圖、特點及其讀書治學的傾向。」[1]361過去所編撰的圖書目錄，多不著錄版本信息，同時也缺乏歸納性的總結。顧廷龍基於章鈺私家藏書的情況，著意將章氏校勘、有所題跋的書籍附錄其後，並附索引。可以說，顧廷龍以《章氏四當齋藏書目》的編撰經驗，為《明代版本圖 錄初編》奠定了一個良好的工作基礎。與章鈺為至交的葉景葵看到此書目時，稱其：「體例極善，足以表章式老劬學之裡面，吾兄可謂能不負所托矣。」[1]328後來，葉景葵邀請顧廷龍到上海創建合眾圖書館，即緣於起初對此書的贊賞。
1《明代版本圖錄初編》的出版契機
出版《章氏四當齋藏書目》的第二年，尚在北平燕京大學圖書館工作的顧廷龍就寫信與潘景鄭商議，欲以清代刻本為始，編撰一部版本目錄學方面的書籍，然而這件工作由於受邀籌建上海合眾圖書館，直到顧廷龍南歸後才真正開始。顧廷龍在《圖錄》的《敘》中曾說：余夙有纂輯目錄學一書之志，擬分三編： 曰流略，曰圖錄，曰校讎。斷代為章，復各析以時、地、公、私之作，俾有系統可尋，條理可睹。前年之春，曾欲以清代刻本為始，時與婦弟潘君景鄭郵筒商榷。未幾，張菊生、葉揆初兩丈創設合眾圖書館於上海，招為校理之役，遂中輟南歸。旋邀景鄭來共編摩，接席商兌，重訂體例。
顧廷龍圖書館事業追求的是不斷收書、編書、印書，「七七事變」以後，「公私藏家，摧毀甚烈，後之學者，取資綦難，心竊憂之。」[1]311於是，顧廷龍欣然受葉景葵、張元濟之邀請，辭去北平燕京大學圖書館的職務，抵滬籌辦合眾圖書館。1939年7月12號，顧廷龍攜家人離開北平，14日晚十點乘「盛京號」輪船由天津塘沽碼頭啓碇，經威海衛抵煙台，再到吳淞口，幾經輾轉，歷經數日，終於在1939年7月17日早晨，抵達上海太古碼頭。翌日，顧廷龍即草擬《創辦合眾圖書館意見書》，其中聲明：
本館從事專門事業之理想，書籍專收舊本，秘笈力謀流布，當別設編纂處。即就葉先生藏書而論， 名人未刻之稿當為刊傳，批本、校本當為移錄，彙而刊之。罕見之本當與通行本互校，別撰校記，以便學者。編纂目的，專為整理，不為新作，專為前賢行役，不為個人張本。圖書館之使命一為典藏，一為傳布 [1]312-313。
「合眾」的發起人會於1941年8月1日成立，隨即又於8月6日成立了董事會， 顧廷龍當時在合眾圖書館任總幹事， 後來潘景鄭加入，任幹事。從抵達上海到合眾圖書館正式成立的兩年籌備期內，顧先生整日忙於搜購和整理古書舊帙，極力擴充圖書館的藏書，盡管當時物價飛漲，建館經費不充，諸事又應接不暇，顧廷龍已與潘景鄭開始籌措《圖錄》的出版事宜，積極實現文獻「傳布」這一辦館理念。 合眾圖書館建館之初的五年中， 即出版《合眾圖書館叢書》第一集的十四種，十六冊，由國光印書局承印，印書經費主要依靠捐資的方式來解決。《叢書》除第一種《恬養齋文鈔》為排印本，其後十三種皆為石印本。
顧廷龍與潘景鄭最初的設想是編撰一部《目錄學》，後改為《版本圖說》，再議為《中國版本圖說》《明本圖說》和《明代版本圖錄》。由顧廷龍1940年的《日記》和相關往來信札可知：
2月13日，「約撰《目錄學》，並先付稿費。即與潘景鄭商合作辦法」[3]104；
2月15日，「試撰目錄，得十種。…… 致顧頡剛函。約撰《目錄學》，擬改《版本圖說》，較有精采，並預商印刷辦法」[3]104；
2月16日，「潘景鄭來商《中國版本圖說》體例」[3]104；
5月6日，顧廷龍致顧頡剛的信中說：「《版本圖說》已屬草大綱，宋元部分已成，現擬明清部分，全無依徬，較為萬難，亦較能最有精採，將來分出，即可先出明清部分，尊意何如？」 3]117
6月17日時，「潘景鄭草就《明本圖說》擬目，大致具矣」[3]124。
中國治目錄學者，代有其人，不乏其書，而將視野轉向明本的研究，並以「圖錄」命名的，以《明代版本圖錄初編》為首。王紹曾在《顧廷龍文集》的序言中稱：「1941年先生與潘景鄭先生合輯《明代版本圖錄初編》問世，實為其《目錄學》之一部，此書圖文相輔，綱舉目張，至今為研治明代版本學之準繩。」[2] 6最後顧廷龍與潘景鄭商議，將書名定為《明代版本圖錄初編》，意為將來仍有《續編》刊行。1941年1月23日，顧廷龍在致顧頡剛的信中說：「《版本圖錄》現已決定斷代為之，因宋元本書影已多，並非亟需之作，明代尚無人做過，故特以參考者實急，遂為《明代版本圖錄》，而名之曰‘初編’，敘例、目錄已定，過陰曆新年即當與伯祥商印。現在借書不易，掛漏不免，導此先路，恭候他人之糾繆補缺矣。此事由景鄭兄負責為多，渠現在敝處共案編摹，有賞析之樂。」[3]161其後，顧廷龍又在《圖錄》的《敘》中再次重申：「首輯圖錄，以重雕版之源流，風氣之趨尚。又先由明代入手者，蓋宋、元本書景及景印之本流傳已廣，不難訪致，明本則汗漫無歸，按索無圖，而求之彌難。茲就吾二人研說所得，先為初編，雖不能備，聊補所乏。」
《明代版本圖錄初編》由上海「開明書店」初刊於民國三十三年（1944），該書一函四冊，十二卷，扉頁由顧廷龍篆字「明代版本圖錄初 編」，末有白文「顧廷龍印」， 扉頁後備注「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專著彙編之四」。《圖錄》列舉了明代具有代表性的版本兩百零三種，每書採集正文書影一、兩幀，並標明其著者、年代、版框大小，以及詳述其版本信息的按語。《圖錄》首末， 分別有顧廷龍與潘景鄭於民國三十年撰寫的敘言和跋尾。書後附有索引，便於讀者進行快速查閱。
顧廷龍提倡明本的研究，是當時圖籍整理所面臨的主要問題之一。顧廷龍在《敘》中指出：
明本之於今日，其可貴誠不在宋元之下。蓋清初之去北宋末葉，與今日之距洪武紀元，其歷年相若，一也；經史百家之中，若鄭注《周禮》《儀禮》《紀年》《周書》《家語》《孔叢》等書，無不以明覆宋本為最善，賴其一脈之延，二也；又以前明掌故之作，特盛往代，後世鮮有重刻之本，足以訂補史乘之未備，而晚明著述輒遭禁燬，其中正多關係重要者，三也；模刻舊本，惟妙惟肖，虎賁中郎， 藉存真面，四也。
顧廷龍提出的這四點，實際上在強調明代刻本的歷史價值、文物價值、文獻價值和欣賞價值，相當於20世紀七八十年代顧廷龍主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時，編委會在《全國古籍善本書總目收錄標準和範圍》中規定的古籍善本書的「三性」。「三性」即「歷史文物 性」「學術資料性」和「藝術代表性」，一般認 為，一部古籍最少具有其中之一性，便可視作為善本。明代刻書與宋元時期相比，有其自身的特點：「大率成、弘以前，體尚樸茂；正、嘉之際，漸趨方整；隆、萬而後，寫刻、繪圖、施採列評，技巧百出，而古意寖失矣。」 [4]1明本既能覆刊宋元，又有創新，圖書的形式和種類，較前朝產生了巨大變化，為後來清代刻書奠定了一個出版的物質和文化基礎。顧廷龍 很早便意識到明本書的這些價值，他在後來主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時強調，一定要將明、清兩朝的善本書收錄進來。
2在版本鑒定基礎上輯稿和編目
有關前人明本書目的編撰，顧廷龍認為大多不著錄其版本，信息的缺失給今人的研究帶來一定困難，大多數現代人都無法明確其刊刻年代。顧廷龍在《圖錄》的《敘》中又說：
曩時藏家書目多不著版本，雖載及明人著述而不能考其刻年。范氏天一閣藏明本最富，阮元為編目錄，始稱稍詳。近惟陳氏聽詩齋之《明人別集目錄》、蔣氏傳書堂之《善本書目補遺》、陶氏涉園之《鑒藏明版書目》，是皆專於明本者，而刻年亦未能詳識。若葉德輝、莫伯驥兩家讀書志摭錄較多，原委分明，而惜非專著。故今人欲研究明代版本，無所取證，每感參考無資之苦。
近現代圖書的收藏、研究和傳播較前代有一個轉型，即從藏書家到學者，從藏書樓到公共圖書館。古代藏書家或者文人，衡量善本的標準和版本鑒定的法則，與近現代學者不完全相同，因此研治版本、目錄的方法和編輯手段需要不斷適應新的情況。《明代版本圖錄初編》收錄的兩百零三種明代善本，均考其版本信息，標明版框大小，並附書名、室名索引，為版本研究開古籍斷代圖錄之先河，將研究從宋元轉向明代，填補明版書籍研究的空白，具有畫時代的重要意義。
20世紀40年代初，日軍進入租界，上海淪為「孤島」。顧廷龍主持的合眾圖書館，雖逢國難期間，仍然聚集和搶救了大批古籍，使之免遭失散流亡的厄運，其功不可沒。在聚書的過程中，顧廷龍和潘景鄭時刻不忘為《明代版本圖錄》輯稿，並注意考察書籍的流傳。除此之外，顧廷龍還為一些稀見的明本鑒定、作跋。如嘉靖十四年崇古書院刊刻的《錦繡萬花谷》，前後無序跋。顧廷龍查考：「《藝風堂藏書記》作‘崇德書院’，《四庫簡明目錄標注》 作‘崇政書院’，《南京國學圖書館書目》作‘弘治七年刊’，皆誤也。」[5]葉德輝《書林清話》記作「徽藩崇德書院」[6]，記載紛歧，莫衷一是，後從《東莞莫氏藏書目》確知其為明嘉靖十四年乙未徽藩刊本。因此，《圖錄》中此版本信息記作「徽藩崇古書院刊本」。徽藩為敕崇古書院，而非崇德書院，諸家著錄之誤始得校正。又顧廷龍跋《歐陽修撰集》云：「比歲潘君景鄭與余有《明代版本圖錄》之纂，歷朝以次，惟仁宗在位僅一年，洪熙刻本尤為難得，久訪竟無一遇。施君均秋主南潯劉氏嘉業藏書樓事，承以樓中有洪熙本《歐陽修撰集》見告，並荷商假，於是難得之刻難得之集竟獲展卷覽讀，即以胡刻《飄然集》詳校一過，足資補正者甚多」[1]775。並《圖錄》中按語：「此本首冊系鈔補，卷首第二、第三行題十代孫齊編集，儒士黃寬校正，卷三末有永樂十二年歲次甲午正月日十代孫齊拜錄。《郘亭知見傳本書目》作永樂丙申重刊本，是據唐光祖跋文，紀年不知。尚有王克義序，撰於永樂十五年六月朔者。讀吳溥後序有云：今其十世孫齊復手自謄寫，鋟梓以傳，是必寫梓。稽時至洪熙元年而畢工，當以最後一序為準也。」[4]13因此，在《圖錄》中，顧廷龍將此本定為「明洪熙元年乙巳（一四二五）十世孫永康丞歐陽齊刊本」。但《嘉業堂藏書志》著錄此本時，標明此書「刻於永樂十二年甲午」[7]552。現臺灣國家圖書館藏有此本，按《國立中央圖書館善 本序跋集錄》，所標版本為「明永樂丙申崇仁歐陽氏刊洪熙元年補刊跋文本」。
為編撰《明代版本圖錄》，顧廷龍還通過合眾圖書館的來賓和書肆廣泛汲取版本材料。顧廷龍《日記》載，1941年3月19日，「夏地山偕華毅如來閱書。夏查關於景教文事。華頗收書，有景泰經廠《君鑒》殘本、成化經廠《資治通鑒》、安氏桂坡館《初學記》，雖非奇品，而於吾《明代版本圖錄》大可取資也。」[3]171同年 6月26日，「（顧廷龍）在來青閣查《安徽通志》，檢得畢效欽事跡一則，補入《明代版本圖錄》。」[3]190 1942 年，合眾圖書館用經費購置的明萬曆元年刊刻的益藩本《玉篇》，也被收錄入《明代版本圖錄初編》的 「藩府」一類中。
有了詳審的明本材料，即可進行分類整理，然後決定以何種面目示人。顧廷龍在其《敘》中說：「若僅聞傳本之眾多，而不獲目睹其真面，則誠有釋氏所謂寶山空返之慨矣。故書景之業，尤為從事目錄學者當務之急。」目驗乃是從事版本目錄之學者的關鍵所在，然而客觀原因使得一些善本並非人人都能得見，而 他認為書影最能呈現出版本的面貌，再附說明，能解決目錄學者當前的急務。1946年《中法漢學研究所圖書館館刊》介紹《明代版本圖錄初編》時稱：「楊守敬嘗有《留真譜》之作，輯宋、元、明刻以及舊寫本模形傳影，惜不附說明。繼起之書，又皆偏於宋、元不及明、清。此編網羅朱明一代所刻書籍，分為分代、監本、內版、藩府、書院、家刻、毛刻、書林、活字、套印、繪圖、附錄。每書採正文影片一幀，遇有特點可資參考者，增一二幀。各附原委略說。家刻一類，採錄較多。 有明雕槧程式，粲然大備。條理分明，為治目錄版本者必備之書。」[8]書影，即反映書籍版式和部分正文內容的樣張，它能夠使讀者一窺原本的大致風貌，比文字描述更加直觀和準確。此類出版物以光緒二十七年，楊守敬編輯《留真譜》為始，它包括宋元刊本、古寫本、舊刊本以及木活字本，是我國最早問世的古籍善本書影。
繼楊守敬《留真譜》之後，書影的編撰漸成風尚。宣統二年，繆荃孫受楊守敬的影響，據所藏書籍刊刻《宋元書影》，但未涉及明清兩朝。民國十一年，瞿啓甲編印《鐵琴銅劍樓宋金元本書影》。 民國十七年，南京國學圖書館根據八千卷樓所藏宋元刊本影印編出《盋山書影》二輯。民國十八年，劉承幹編印《嘉 業堂善本書影》。民國十八年，故宮博物院圖書館編印《故宮善本書影初編》。 民國二十一年，劉文興輯錄《宋元書影》。民國二十二年，故宮博物院文獻館編印《重整內閣大庫殘本書影》，這是我國第一部套色影印的書影。民國二十六年，陶湘編印《涉園所見宋版書影》。民國二十六年，王文進編輯《文祿堂書 影》。民國三十年，上海有正書局石印本《宋元書影》。
以上各家書影，都在《圖錄》出版之前，但內容多以宋元本為主，並不涉及明清。而《明代版本圖錄初編》不僅以明代刻本為著錄對象，還有其獨特的亮點所在，如卷十二「附錄」就專門收錄明代覆刻宋元本中的精品，它們不僅是明代刻書的一大特色，也是後世書賈經常拿來撤換序跋、剜改書牌，用以冒充宋元刊本的明代刻本之物，因此顧廷龍又將這些刻本單列一目。《明代版本圖錄初編》不僅收錄明代的善本，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明代普通刻本也選入其中。顧廷龍在《圖錄》的《敘》中又道：
楊氏之輯，宋、元、明刻以及舊寫本兼有所採，惟不著附略說，或僅節模歷代所刻，亦多寡不勻，美猶有憾。然其篳路藍縷之功為不可沒。繼而起者，中外不乏其人，第皆偏於宋槧元雕，莫及朱明。清代藏書之家，僉以其相去未遠， 不甚珍視，雖並列插架，屏諸著錄，是明者之蔽也。而今之嗜書者，猶不能盡祛此 見，人惟宋元、舊鈔相尚，每因也是一章，蕘翁一跋，引為至寶，則又惑矣。
先之以明代者，以宋元書影有傳，而清刻傳布綦廣，臚舉非易，績以用緩。惟朱明承先啓後，繼往昭來，傳遞之跡，有所蹤尋，而其精粗高下，尤足以覘文獻之盛衰。是用分別部居，觕陳綱要，類別十二，影逾皕葉。時值版蕩，瓻借維艱，責全求備，以俟後賢。
《明代版本圖錄初編》的編纂體例確定下來後，於1940年的7月20日由潘景鄭送至顧廷龍處，當時分類已俱。顧廷龍《日記》載：「明代版本大體備矣，分十二項，惟‘經廠’一項，擬易為‘內版’。」[3]130有明一代，內府、藩王、家刻、坊刻皆蓬勃發展，活字、套印、版畫等各種形式又粲然大備、各領風采，《圖錄》所列的這十二項，基本涵蓋了明代各個刻書機構所出版的各種圖書。每卷前又附解題，可對此類刻本作整理把握。
明代私家刻書的規模，比以往任何時期都 要龐大，僅常熟毛晉汲古閣一家，四十餘年間就成書六百餘種， 因此《圖錄》將其單列一目。其他如安氏桂坡館、華氏蘭雪堂和會通館，都以活字印本擅名，圖錄不僅列舉兩家各一種，還兼顧其他三種蜀府、芝城、五雲溪館的活字本。明代的傳奇、雜劇諸書，自萬曆年 開始多附繡像插圖，以金陵、杭州為最盛，因此又特舉富春堂、文林閣、夷白堂等圖籍為代表。
3製版校印不因時艱而苟簡
《明代版本圖錄初編》最初擬採用銅版或鋅版的印刷方式。照相銅板或者鋅版，由法國人稽祿脫（M. Cillot）於1855年發明，約十九世紀末傳入中國，它們的製作工藝大致相同，「首先將原稿拍攝成陰像底片，然後將陰像底片貼敷在塗有感光層膜的鋅版或銅板之上進行曝光，曝光之後，底片上的圖文即可轉移到鋅版、銅板表面，再經化學藥液腐蝕處理，製成 圖文高於版平面的金屬凸版，上版印刷。」[9]銅板印刷效果要好一些，但成本較鋅版高，中國近代印刷工藝中，鋅版多於銅版。
當時，除銅版、鋅版的印刷方式，較理想的還有珂羅版印刷。珂羅版即玻璃板，多印製書畫作品，可表現較為細膩的層次和效果，因此印制的成本更高。1940年4月5日，顧廷龍在致顧頡剛的信中說：「《版本圖說》將來印刷，曾數與伯祥商談，似以鑄銅板為最方便。茲擬目錄定後，按目借書，隨借隨鑄板， 有銅板可以任意編排，較珂羅版為便利而價廉。草創之作願早成書，不計工之精劣，公謂然否？」[3]112由此可見，顧廷龍在銅版和鋅版兩者之間，還曾經考慮過用珂羅版的方式，但根據當時的實際情況，顧廷龍選擇了更為實用的銅 版印刷。
顧廷龍1941年的《日記》中，詳細記錄了此書製版的經過：
1月30日，「訪王伯祥、徐調孚，商《明代版本圖錄》印刷事。經酌定，製銅版，用道林紙印，約下星期中遣製版人來談。」[3]162
3月4日，「馬君眉來，送日前所攝《明代版本圖錄》銅版，皆好。」[3]168
4月16日，「馬君眉來，交《明代版本圖錄》鋅版。」[3]175
1941年春，《圖錄》書葉攝影、製版的工 作陸續地進行著，開明書店主要負責此事的人是王伯祥和徐調孚，他們當時都在開明書店擔任編輯。除去鑄版工人罷工和印刷費用上漲，製版的工作進行得還算順利，很快可以校對的書葉樣張便印出了。
1989年，八十六歲的顧廷龍受邀到美國參加中文善本聯合目錄編輯咨詢會議，在紐約鄭培凱家中，見其收藏的《明代版本圖錄初編》，遂回憶起四十餘年前出版此書的情景。當時顧廷龍曾有跋云：「余應美國研究圖書館協會之邀，參加中文善本聯合目錄編輯咨詢會議。於華府事畢，訪鄭培凱先生於紐約，留宿其家旬日。先生所藏中西書，甚為美富，余曩纂《明代版本圖錄初編》一書亦在焉。忽忽四十餘年，銅板已毀，不克重印。當時上海已淪為孤島，王伯祥先生在開明書店任事，鼎力玉成。每一念及，感不能忘。培凱屬記數語，以留鴻雪。」[1]140此書跋更加說明，《明代版本圖錄初 編》是利用銅版縮印而成，後來銅版損毀，不 復印刷，其中書影以外的文字部分，由活字排 印，此書為銅版與活字混排印刷而成。
輯稿和製版的工作完成以後，顧廷龍便開 始抓緊時間對《明代版本圖錄初編》進行校訂，並請求張元濟為《圖錄》校正、作序。張元濟復信顧廷龍，云：「蒙假閱洪文卿師尺牘，已讀過，謹繳還。命作題詞，不敢污褻前賢箋札，僅於卷末署一觀款，以識鴻爪。大著《明代版本圖錄》亦捧讀一過。琳琅溢目，信為必傳。自慚謭陋，不能贊一辭。原稿並繳，統乞檢收為幸。嘉靖東壁圖書府本《王摩詰集》有先六世叔祖藏印。原書未知何家所藏，乞示及。涵芬樓藏書洪武本卻有數種，建文本已不見，想毀去矣。永樂、宣德本亦間有數種可用。《燼餘書錄》如需閱，候示檢呈。」[10]172
張元濟在《圖錄》中發現《王摩詰集》的 書影，竟存其先祖清綺齋張宗松之印，因此詢問顧廷龍此書的得來。《王摩詰集》為潘景鄭購於蘇州，後欲贈予張元濟，張元濟不受，並將此書與涉園其他藏書一起置於合眾圖書館。並且，張元濟還將《涵芬樓燼餘書錄》稿本借給顧廷龍查閱，擇其中的二十種，借出攝影，為《明代版本圖錄初編》補缺。數年後，張元濟《涵芬樓燼餘書錄》出版，請顧廷龍賡續為之，顧廷龍力擔重任，對書錄進行校閱、增補。張元濟在《燼餘書錄》的序中稱：「起潛邃於流略之學，悉心讎對，多所匡正，不數月遂觀厥成，滋可感也。」 [11] 由此可見張元濟對顧廷龍的贊賞和倚重。
從顧廷龍致顧頡剛的信中可知，到了1941年11月14日，「《明代版本圖錄》已編竣待印矣，陰曆年內必可出版，內容尚足一觀，公將笑其自詡乎？」[3]218 此時，出版《明代版本圖錄初編》的準備工作已基本完成，儘管顧廷龍對《圖錄》滿懷信心，但為何到了1944年初才面世呢？大概有幾個方面的原因：首先，樣張雖出，但內容還有待充實，索引未就；其次，當時物價騰貴，較以往約漲四五成，印刷的費用也勢必增多；再者，太平洋戰爭爆發，兵禍不息，諸事皆艱難異常。顧廷龍在一年後同一天的《日記》中又載：「此時工料皆貴，似不相宜，然萬事須從困難中出來才有價值。現在五千元儲元，合法幣即萬元。約略估計，僅足印毛邊書四十五頁者兩冊，本子十二開，每冊四百部。憶昔時印《邊疆叢書》時，六種七冊，毛邊八開，每冊平均四十頁，印五百至九百部，不過千元，令人能無今昔之感乎！」 [3]270前後一年，印刷的費用猛增，顧廷龍感到，急於出版似乎「並不相宜」。
因此，在1942年時，顧廷龍主要是整理《明代版本圖錄》的樣張。期間，張元濟又 致信顧廷龍， 拍攝書影以補充《圖錄》， 張元 濟說：「需用明本書景印， 有年號篇葉者， 盡 可先請開示。 不妨多舉若干種。 其為所最要者，另作記號，當交館員依便檢取，並乞裁酌。」[10]1176 張元濟前後為《圖錄》增益良多。1943年4月，顧廷龍開始催印《明代版本圖錄》，徐調孚說章錫琛已答應可先付排。顧廷龍又訪王伯祥，交《明代版本圖錄》稿， 開明書店回答立即付排。章錫琛（1889-1969）， 字雪村，紹興人， 他是開明書店的創辦人，新中國成立後，出任我國出版總署的專員，先後擔任古籍出版社和中華書局的副總編輯。到1943年5月17日，終於確定《明代版本圖錄》的排印式樣，約二百四十餘頁，印訂四冊。
三個月以後 開明書店即送來《明代版本圖錄》全部十二卷的排樣，顧廷龍一邊校對、 修改序文， 一邊增補室名、書名索引。9 月， 開明書店來取《明代版本圖錄》索引。幾經出 樣、校對、題簽， 終得付印出版。 同年 11 月， 徐調孚又來，稱《明代版本圖錄》開明書店答 應加印五十部。 顧廷龍《日記》載：1944 年 1月 19 日，「開明書店送《明代版本圖錄》來， 齊魯大學贈十部，附印五十部。此時印成，不 勝快幸。 ……葉景葵購《明代版本圖錄》兩部 贈友，實以助余附印之資耳。」 [3]315 此時，顧廷 龍與潘景鄭合編《明代版本圖錄初編》的工作 已經全部完成。因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助資刊 印，贈送十部。顧廷龍又呈予張元濟一部，張 元濟在復信中稱贊：「昨奉手教， 並蒙賜新印 《明代版本圖錄》一部，捧讀欣感，際此亂世， 捜輯材料，居然保全，且印刷亦殊不惡，是有 天幸， 亦二公之志願有以成之也。 名山壽世， 堪操左券。」 [3]315-316
為了徵求更多的意見，1945年9月1日，顧廷龍致顧頡剛信，云：「拙編《明代版本圖錄》承‘開明’諸公提前印出，極可感幸，惜未獲先呈誨正。此書恐尚未邀覽，出版之訊殆已聞之。索居之中，乏善足述。」[18]同年9月20 日，顧廷龍致裘開明信，云：「龍與潘君景鄭合編《明代版本圖錄》，居然亂中出書，至以為幸，容當呈正。」因許久未得到裘開明的回信，顧廷龍又於11月22日，再次致信裘開明。哈佛燕京圖書館藏裘開明檔案中，有一封顧廷龍致裘開明的信，云：「拙著《明代版本圖錄》出版後，銷行不廣，曾奉贈一部，托人郵寄，僅付普通郵件之資，忘未掛號，不知能 免洪喬之投否？念念。」[3]396 可見，顧廷龍的工作態度非常嚴謹認真，那麼這部書怎會得不 到社會各界的廣泛好評呢？徐森玉曾告訴蔣復璁：「顧廷龍及潘景鄭合編之《明代版本圖錄》，乃為研究所得，非一般收藏家之書影。」
《明代版本圖錄初編》出版後又不斷地影印再版，如臺北文海出版社、上海書店《民國叢書》第五編，都曾將這部重要的著作再版饗予世人。1960年，北京圖書館借鑒《明代版本圖錄初編》，以珂羅版的方式出版了《中國版刻圖錄》，全書分刻版、活字版和版畫三部分，彙集善本書五百五十種，書影七百二十四幅，基本上概括了各個時期的版刻情況。1997年，黃永年、賈二強撰輯的《清代版本圖錄》也受到《明代版本圖錄初編》的啓發，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清代版本圖錄》五卷，收錄清代書影三百五十種，並附黃永年《清代版本述略》，該圖錄繼承了《明代版本圖錄初編》的範式，列舉了清代各個時期的代表性版本，並版刻優劣、版本源流和傳世的情況。
4餘論
《明代版本圖錄初編》出版以後，顧廷龍功成不居，他在敘言之末說：「丁時喪亂，搜輯不易，幸得杭縣葉氏、海鹽張氏、吳興劉氏、天津華氏諸家及涵芬樓慨然相示，至可感篆。攝景撰說，歷時兩年，景鄭之力居多。」在此書的出版過程中，葉景葵、張元濟、顧頡剛等人都提供了重要的版本資料和鼎力支持。而顧廷龍與潘景鄭不僅是工作中的摯友，潘景鄭還是顧廷龍的妻弟，後來他們從合眾圖書館一路走到上海圖書館，為我國的圖書館事業做出了不朽的貢獻。因此，《明代版本圖錄初編》不僅僅是一部研究明代版本的經典著作，它還是一個時代版本目錄學家們群策群力的集中表現。顧廷龍先生終身服務於圖書館事業，他與潘景鄭的《明代版本圖錄初編》， 將傳統的古籍版本書錄，推向了現代意義的古籍版本目錄學研究專著，並率先利用新的影印方法，真實再現了書頁的原貌，為版本目錄學研究首開一代之先河。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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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於圖書館雜誌2022年第1期（總第369期），第106-11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