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增湘致李盛鐸書札十一通考釋
傅增湘致李盛鐸書札十一通考釋
孫天琪
摘要：
傅增湘致李盛鐸書札十一通①集中作於1912至1918年，內容多涉珍籍流通、借鈔、題跋、校勘之事，同時涉及兩人與張元濟、繆荃孫、楊守敬、吳慈培、袁克文、鄧邦述等學人的交往，為瞭解兩位近世藏書大家提供了第一手資料。細考其淵源，對藏書史研究亦有裨益。
關鍵詞：傅增湘；李盛鐸；書札；藏書史
0 引言傅增湘（1872-1949），字沅叔，晚號藏園居士，別署藏園老人、雙鑒樓主人等，四川江安人。北洋政府時曾任教育總長等要職，精研版本目錄之學，藏書處名「雙鑒樓」，著《藏園群書經眼錄》《藏園群書題記》等。李盛鐸（1859-1937）②，字嶬樵，又字椒微，號木齋，晚號麟嘉居士，江西德化（今九江市）人。民國時充參政會參政、國政商榷會會長等職。藏書處名「木犀軒」，積書近六萬冊，輯刻《木犀軒叢書》。1937年，李盛鐸去世，木犀軒藏書存入天津鹽業銀行待售，傅增湘撰《審閱德化李氏藏書說帖》，向公藏單位薦購。李氏藏書歸入北京大學圖書館後，傅增湘多次前往借閱，並於1942年前後撰成《德化李氏木犀軒藏書目錄》。[1]1956年，趙萬里等參編的《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李氏書目》出版<大體反映了李氏藏書全貌。傅增湘與李盛鐸在民國初期書札往來密切，於古籍版本、校勘、收藏多有討論。茲依墨跡謄錄文字，並稍作箋釋。
1
夫子大人鈞鑒：
鈔本三種原擬給以廿元，再三不允，當夜只得再加七元以付之。原函奉閱。再明刻《莊子》，菊生屬函索還。湘擬廿二日南行攜之，不知移校能否可畢。特此奉聞。敬請道安。受業傅增湘謹稟。十月廿二日。
敝處尚存洋叄元，合之《說苑》價，尚欠廿九元，並附及。
此函涉及傅增湘代李盛鐸購置古籍及替張元濟索還明刻本《莊子》之事。傅增湘對李盛鐸執弟子之禮，故稱其為「夫子」。李盛鐸《木犀軒藏書題記》多處稱傅增湘為「門人」。傅增湘代李盛鐸購買三種鈔本，書賈臨時加價七元，遂致信告以詳情。函後附有署名「長發」信函原件，內容為：
沅叔台翁先生大人鈞鑒：
頃接台札並鈔票洋念元，照收。然抄本三種，本晚不擬計較，如此之價實隨難以交帳。內有貳冊，前有顧客許價廿四元，晚不肯售矣。想台翁收藏頗富，果不計較，祈請為酌。雲價頗少，請補七元（頂少）。祈請轉達貴友為禱。晚准於明晨至杭，不及投前，敬修共稟。順請鈞安。晚長發叩對。
「長發」當為鄭長發，係杭州古懽堂書店經營者。傅氏藏書題跋中常稱「杭估鄭長發」。[2]《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中多次提及此人，如「又杭州古懽堂鄭長發處請撥廿四元付之」 [3]等。庚子國變後，珍籍多從內廷及各大藏書家手中流散，古舊書業一度繁榮。鄭長發經營的杭州古懽堂在當時小有名氣，與傅增湘、張元濟、劉承幹等藏書家來往密切，常為他們代買秘本舊籍。
函中所言「明刻《莊子》，菊生屬函索還」，指商務印書館涵芬樓藏清初沈寶研批校本《莊子》，傅增湘曾從張元濟處借得。張元濟在《涵芬樓燼餘書錄》序言提到：「余倡言收書，聞者踵集。最先所得者為清初沈寶研據宋趙安仁刊所校之《莊子》」。[4]張元濟於1904年主持創設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圖書室，沈批《莊子》是最早購入的善本。《吳慈培日記》載：「予壬子春得見張菊生所藏居士校《莊子》」。[5]《慈培書目》中《史通》一條下亦載：「傅丈沅叔攜得涵芬樓所藏校宋本《莊子》，轉假臨校，卷末題‘雍正庚戌夏五月後一日吳門寶硯居士沈岩記」。」[6]吳慈培（1884-1916），字佩伯，雲南保山人。民國前後居天津，與傅增湘往來密切，吳氏因傅氏得見此書。壬子年，即1912年，進而推得此函或作於1912年。
函中提及《說苑》，當為李盛鐸藏北宋殘本《說苑》（存卷十一至二十），現歸北京大學圖書館。傅增湘入京訪得北宋殘本《說苑》，代李盛鐸買下。傅增湘在《藏園群書題記》中詳細回憶了代李盛鐸購買宋本《說苑》過程：
德化李椒微師藏有宋本，版式行格與海源藏本悉同，其書余為師代收者。憶甲寅之夏，文德堂書估韓佐泉持以相眎，巨冊蝶裝，前後微有損浥，望而知為內閣大庫之物，存卷十一至十九（卷二十存首葉），紙背鈐有元代國子監崇文閣印，索價雙栢。適窘乏無以應之，乃攜返津沽，師見之欣然，愛不釋手，遂以歸焉。其後余頻乞賜假一校，終不得請，先後十餘年求一見而不可得，思之輒為悵嘆。[7]
傅氏此跋作於1940年，甲寅歲（1914）或為沅叔誤記。《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載壬子九月廿二日（1912年10月31日）傅增湘致張元濟函札，談及《說苑》：「前月入都所見書：……《說苑》，北宋本，存十一卷至廿卷。首頁十一行二十字，薄皮紙印，寬大。二百元。……《說苑》乃李木齋師所要。」[3]29並於壬子十月初七日（1912年11月15日）復函張元濟說：「《說苑》亦取到，確是北宋本，有元時水印（國子監崇文閣官書）。尚不為貴。亦歸木師矣。」[3]30信函中所提《說苑》與李盛鐸藏本信息完全一致，《尺牘》所記時日更為準確。
函中又言「湘擬廿二日南行攜之」，與購《說苑》一事參照，當在壬子十月廿二日（1912年11月30日）。《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有壬子十一月十八日（1912年12月26日）傅增湘致張元濟函：「申江暢敘，一罄離衷。諸荷大力匡助，尤為感紉。十六日抵津，雪後奇寒。」[3]32傅增湘於1912年12月初抵達上海，與張元濟會面，12月24日返回天津。諸條相合，推得此函作於壬子十月廿二日，即公曆1912年11月30日。
2
夫子大人鈞鑒：
敬肅者。前呈閱宋本《儀禮》，昨吳佩伯來言（此書原由佩伯寄來），刻書主來函，因急欲回家，利在速售。此書前為況某購去，得值百廿元。嗣以他故退還，大約尚可少數元。佩伯主張謂，函丈若留之，大致百元可辦到。但書主言款須電匯去，應請酌奪，速辦為叩。又《楊仲弘集》如校畢，請便寄津，以便走領。此請道安，並侯賜示。受業傅制增湘頓首。十月卅日。
《木犀軒藏宋本書目》《木犀軒藏書題記及書錄》《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李氏書目》均未見著錄「宋本《儀禮》」，李盛鐸或未購入。
此函言「又《楊仲弘集》校畢，請便寄津」，《楊仲弘集》即《楊仲弘詩集》，當指傅增湘藏元刊本。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記：
《楊仲弘詩集》八卷，元楊載撰，存卷一至四。元刊本，十二行二十字，黑口，左右雙欄，上魚尾下記弘詩幾。前有致和元年臨江範梈序（行書）。鈐有「錢受之讀書記」（朱）、「薩道生」（白）、「陳崇本印」（白）、「伯恭所藏」（朱）。按：此書字帶行體，刊刻極為工雅，又為牧翁舊物，惜佚後四卷。（余藏。）[8]
傅氏所藏為錢謙益舊物，曾在陳崇本（字伯恭）處。《木犀軒藏書題記》載：
《楊仲弘詩》八卷，元楊載撰，明末毛氏汲古閣刻本。癸丑（1913）冬至前五日，假傅沅叔新得元刻殘本校改字如右。元本僅存前四卷，字仿松雪體行楷書，佳處固多，然亦間有偽字，似是元時坊間重刊之本。盛鐸記。[9]
可知李盛鐸曾在1913年冬至前後借傅增湘藏元刻殘本《楊仲弘集》，用以校勘自藏明末毛氏汲古閣本，並認為傅增湘所藏為元坊刻本。李氏藏明末毛氏汲古閣本，今在北京大學圖書館。此函信封上書「北京蘇州衚衕中問路南樓房」，為李盛鐸北京寓所。如上述無誤，此函當作於癸醜十月卅日，即公曆1913年11月27日。
3
夫子大人函丈：
敬稟者。南行尚有數日，擬借宋殘本《後山詩注》一校，大約三四日即可了。敬祈檢付為叩。惺吾《左傳》，若欲收之，亦乞將價付下，即可照辦。肅請道安。受業傅增湘頓首。
《後山詩注》，宋陳師道撰，任淵注。《木犀軒藏書書錄》載：「《後山詩注》十二卷，宋刊本。半葉十三行，行二十三字。黑線口，左右雙邊。原詩頂格，注亦大字低一格。詩題均低五格，注低六格。首卷抄配。」[9]286李盛鐸確藏有宋刊《後山詩注》，現存北京大學圖書館，或即函中所指「宋殘本《後山詩注》」。琉璃廠藻玉堂主人王雨丁巳六月十七（1917年8月4日）日記也提到：「同地山師訪木齋師，觀所藏宋刊《周禮》《說文解字》《後山詩注》。」[10]地山，即方爾謙，字地山。王雨和方爾謙曾經眼李盛鐸藏宋本《後山詩注》。
傅增湘曾對《後山詩注》進行細緻校勘。《藏園群書經眼錄》卷十三載宋蜀中刊本《後山詩注》，言「存卷三下至六，計三卷有半，七冊」。[8]1184《藏園群書題記》卷十三《宋刊殘本〈後山詩注〉跋》對此本詳作題跋，乃知此本為文德堂韓逢源所藏，「半葉十三行，每行二十四字，注亦大字，低二格，詩題低三格，其後山自注夾行小字。白口，左右雙欄，板心上魚尾下記‘巳三下’等字」。[7]700沅叔假歸校勘，改定千餘字，跋中詳細記錄了校勘成果。韓逢源藏本，後經袁克文、周叔弢遞藏，今歸國家圖書館。傅增湘藏清光緒二十五年廣雅書局翻《武英殿聚珍》本《後山詩注》十二卷，即辛未年（1931）十月依韓逢源藏宋蜀刻本校勘之底本，今亦歸國家圖書館。卷五末葉有傅增湘跋語：
前日校蜀刻殘本畢，既為跋以詳志之，然缺卷無由補也。昨游敞中，至藻玉堂王芷苓許，出示校宋本《後山詩注》，識為方地山所藏，其云盧抱經手校，亦地山所審定，予未敢以為信。然其以宋刊對勘，則可無疑。因假歸，補此前五卷，遂為手校全秩矣。[2]495
傅增湘自藏多個版本《後山詩注》，有明嘉靖十年遼藩朱寵瀼梅南書屋刊本、清南津勞用霖三鱣家塾寫本、朝鮮古活字本。然所見資料均未提及李盛鐸藏本，待考。
李盛鐸曾經見過楊守敬藏日本舊抄卷子《左傳》。李氏藏日本天文二年（1533）刻本《論語》十卷，今存北京大學圖書館，末有李盛鐸跋語：「楊惺吾在日本得舊抄卷子本《左傳》一帙，‘左右拒’亦作‘距’，余曾見之。」[9]4傅增湘亦曾經眼楊守敬影鈔日本古鈔卷子本《左傳》，國家圖書館存傅增湘舊藏日本安政三年（1856）仙臺書鋪靜嘉堂刊本《春秋經傳集解》，序文之末空白處有傅增湘跋語：「日本楓山官庫藏古鈔卷子本《左傳》三十卷，稱是六朝之遺。楊惺吾先生東游時曾借出影鈔一本。辛亥壬子之交解後上海，始得見之，以索價太昂不及收也。」 [2]14然楊守敬藏日本舊抄卷子本今在臺北。查《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李氏書目》，有日本室町時代覆刻宋嘉定九年（1216）興國軍本，卷三十末有楊守敬摹補及楊守敬、吳慈培、日人市野光彥跋。查《藏園群書經眼錄》又有：「《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晉杜預撰。日本翻宋興國軍本，八行十七字。……有楊惺吾守敬跋二段。（李木齋藏書，壬子）」[8]67，函中所言「惺吾《左傳》」當指是本。推知此函作於1913年。
4
命校《嵇集》，謹勘畢奉鑒。《陶隱居》已得一半，明日可以賫還。《楝亭書目》，價十八元，得便乞擲付。來年《楊仲弘》及《披沙集》若校完，亦祈檢下為叩。此上木齋先生夫子大人座右。受業傅制增湘謹肅上。
《嵇集》即《嵇中散集》，十卷，晉嵇康撰。李盛鐸藏明嘉靖年間汪士賢刊本，半葉九行，行二十字，白口，左右雙邊。今在北京大學圖書館。書衣有李盛鐸題簽：「嵇中散集十卷，明汪士賢刊本。傅沅叔用吳匏庵校本校。椒微臧記。」[2]381卷末有傅增湘跋文：
京師圖書館藏有吳匏庵手校本《嵇康集》十卷，與世行本不同，欲取校苦無底本（張溥本不分卷，次第多改易，又無答文及和詩）。嗣謁木齋夫子，取此本命為校勘，因於校紹興大字本《後漢》之暇，日盡一卷，凡十日而畢，所改正者殆數百字。旋又得程榮刻本，復過臨之，而以此秩奉庋木犀軒中，以竢鑒定。癸醜十一月十四日，傅增湘謹識。時京師圖書館以部令停辦已匝月矣。[2]381-382
癸丑十一月十四日，即1913年12月11日。據《藏園居士六十自述》，傅增湘在1913年到京師圖書館觀內閣藏書，「凡百餘日，校書三百餘卷」[11]。1913年10月，京師圖書館因廣化寺館捨狹隘潮濕而閉館，傅增湘返回天津。傅增湘在跋語中說「時京師圖書館以部令停辦已匝月矣」即指此事。
《陶隱居》即《貞白先生陶隱居集》，一卷，梁陶弘景撰。李盛鐸藏明葉奕抄本，今存北京大學圖書館。卷末有李盛鐸甲寅（1914）立春日、穀雨前一日跋語兩篇，言此書購於廠肆。《藏園群書經眼錄》著錄此抄本。傅增湘藏有明汪士賢刊《漢魏六朝二十名家集》本，半葉九行，行二十字，白口，左右雙邊，今存國家圖書館。傅氏跋語：
癸丑十一月望前一日，從李木師假得明抄此集，蓋葉林宗及李涵仲、奚靜宜三人手鈔者。取校汪刻，改正處殊不尠。據文跋，蓋亦從紹興本出，故多傳一篇，江揔序一篇，梁武別敕一條，卷末集外書、啓各一篇，均照補錄於卷中，其圈點及眉間朱筆均林宗筆，亦照臨焉。時將有南中之行，瀕行漫記。沅叔。[2]388
癸丑十一月望前一日，即1913年12月11日。傅增湘從李盛鐸處借明抄本一事與函中所言相合，印證此函作於1913年12月11日前後。
《楝亭書目》，清曹寅所編藏書目錄，《北京大學藏李氏書目》著錄清抄本二冊。函札二已提到李盛鐸曾在1913年冬至前後借傅增湘藏元刻殘本《楊仲弘集》校勘自藏明末毛氏汲古閣本。
《披沙集》即《唐李推官披沙集》，六卷，唐李咸用撰。傅增湘曾藏宋臨安府陳宅書籍鋪刊本，後歸鄧邦述群碧樓。《藏園群書經眼錄》對讓書經過記載頗詳：
是書楊惺吾得之日本。余於壬子十月在上海以二百銀幣得之，旋以歸之張菊生。嗣鄧孝先聞之，以藏有書棚本《群玉》《碧雲》二集，欲得此使三李合併，癸丑十月始自滬寄來，遂以歸之。一年之間此書四易其主，志此以作煙雲過眼觀可也。沅叔。[8]1111
傅增湘1912年赴上海期間從楊守敬處購入，後因資斧不繼讓於張元濟。鄧邦述欲得之，托傅增湘馳書商討，張元濟慨然相許，並於1913年12月將書托孫端甫帶回天津。傅增湘舊藏清康熙席氏琴川書屋刻本《唐人百家詩》三百二十六卷，其中《唐李推官披沙集》卷首序言末葉有傅氏跋語，述說宋刊本源流，並言「癸丑十月，菊生自海上寄《披沙集》來，取此本再校並記顛末。」[2]701結合前文《嵇中散集》《貞白先生陶隱居集》《楊仲弘集》所涉時間，李盛鐸當在1913年12月前後得見宋本《披沙集》。李盛鐸藏有明徐刻百家本《唐李推官披沙集》六卷，據上述宋臨安府陳宅書籍鋪刊本校，校勘時間當在1913年12月前後，今存北京大學圖書館。鄧邦述在1927年因生活窘迫將所藏宋元珍本以五萬元價格轉給中央研究院，其中包含宋本《披沙集》，今藏臺灣傅斯年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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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弘景集》及活字本唐人集，謹遵繳，敬祈查收。唐人尚有未校者，容北歸再請假。肅上木齋夫子大人座前。受業增湘叩。
《陶弘景集》即《貞白先生陶隱居集》，二卷，梁陶弘景撰。李盛鐸藏明葉奕抄本，傅增湘在1913年12月11日前後借得是本並作跋語，函札四已論及。函中言「容北歸再請假」，與函札四中提到的傅氏1913年《貞白先生陶隱居集》跋語「時將有南中之行，瀕行漫記」相合。《傅增湘年譜》亦言1913年12月沅叔曾到上海。[12]傅增湘計劃由滬返津後繼續借李氏藏書校勘唐人文集。現可確定此函作於1913年12月11日前後。
傅增湘在校勘唐人集方面用力頗深。僅《藏園群書校勘跋識錄》就收錄傅增湘校勘唐別集跋語近七十篇，校勘唐人總集跋語十餘篇。跋語中大都詳細記載了版本、收藏、校勘時間，吳慈培曾予以協助。所用宋元珍本、活字本多從李盛鐸、繆荃孫、陶湘、莫棠、袁克文、蔣汝藻、鄧邦述、周叔弢等處借得。國家圖書館藏傅增湘校勘清康熙席氏琴川書屋刊本《唐人百家詩》三百二十六卷、清光緒二年馮焌光讀有用書齋刊《三唐人集》三十七卷、汲古閣刊《唐人選唐詩八種》二十三卷等，傅氏均詳作跋語介紹所據活字本由來。從李盛鐸處借來校勘的唐人集有宋刊殘本《杜工部草堂詩箋》、宋刊《孟東野詩集》、元刊《增廣音注丁卯詩集》、黃丕烈校明刻《李文饒文集》、明抄本《白蓮集》、清嘉慶十二年吳騫《拜經樓叢書》本《讒書》、清光緒十六年常慊慊齋刊本《李衛公文集》等。另外《藏園群書經眼錄》亦載其經眼李氏所藏唐人集十餘種。李氏身後，藏書歸入北京大學圖書館，傅增湘也多次前往借讀。
6
夫子大人函丈：
頃間趨謁，適鈞駕未回，殊為悵阻。茲特專價馳詣，敬祈賜檢許《丁卯集》二冊，交價攜回，以慰飢渴。專此，肅叩道安。受業傅增湘頓首。二月廿八日。
《丁卯集》即《增廣音注唐郢州刺史丁卯詩集》，二卷，唐許渾撰，元祝德子訂正。李氏藏元刊《丁卯集》，半葉十行，行十九字，黑口。經汪士鐘、黃丕烈遞藏，鈐印「汪士鐘印」「閬源真賞」「丕烈」「蕘夫」「士禮居」，今存北京大學圖書館。有黃丕烈、傅增湘跋語。傅跋云：
木齋夫子以此本見示，取席刻校勘一過，頗有異字。第席刻所依宋本缺各首，此本皆有之。字下所注宋本作某者，亦不盡同。蓋席所據，乃書棚本，此則祝氏單刻本，世不多見，至可寶也。甲寅上巳校畢因記之，傅增湘。[2]432
傅跋作於甲寅上巳，即1914年3月29日。「席刻」指傅增湘藏清康熙席氏琴川書屋刊《唐詩百名家全集》本《唐人百家詩》三百二十六卷，傅增湘曾借李盛鐸藏元刊本進行校勘。其中，《丁卯詩集》卷上目錄末葉有傅增湘跋語：
李木齋師藏宋本《丁卯集》，半葉十行，行十八字，黑口，單邊，蓋亦宋末坊刻本也。取校一過，異字往往而有，與席刻所稱宋本亦多不同，蓋席所見乃棚本，此乃單行本，故首數亦較多，蕘翁跋錄之卷尾。甲寅上元，沅叔記。[2]691
兩跋相證，大可推知此函作於甲寅二月廿八日，即1914年3月24日。
7
夫子大人鈞鑒：
前日聞駕自徐旋，造詣適赴都。前談學堂事，時局如此，更無維持之法。然聽其中止，亦可惜也。前呈《方言》及《通鑒》元本首冊，日內若駕旋津，萬乞攜歸為叩（倘無暇屬筆，請竢他日）。專此，敬請道安。受業傅增湘頓首。四月十二日。
函中所言「前日聞駕自徐旋」，當指1917年5月李盛鐸受黎元洪差遣，赴徐州請張勳出山調解混亂政局一事。《申報》（1917年6月4日）刊載李盛鐸於1917年5月31日回到北京向黎元洪彙報。[13]函中提及「前談學堂事」，或與傅增湘在京津兩地創辦的多所女子學堂相關。傅增湘熱衷教育事業，先後在天津創辦北洋女子師範學堂、天津女子公學、天津高等女學堂，在北京籌辦京師女子師範學堂。1917年12月，傅增湘出任王士珍內閣教育總長。
《方言》，又題《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十三卷。傅增湘藏宋慶元六年尋陽郡齋刻本，為是書現存最早刻本。函中所言當指此本。《方言》傳世刻本甚少，四庫館臣曾從《永樂大典》中採輯成書，並在《四庫全書總目》中認為宋本「今亦不傳」[14]。宋本《方言》經沈氏野竹齋、顧仁效、顧元慶、朱大韶、錢曾、季振宜、秦維岳、盛昱等人遞藏，民國時為書商趙聘卿收得並轉給譚錫慶，後傅增湘以二百金從譚氏處購得。「傅增湘在1912年夏得此書後，攜至上海，請楊守敬、沈曾植、繆荃孫等人同賞，並於書中題識。相繼又有鄧邦述、袁克文、內藤虎、吳昌綬、李盛鐸等人題跋，為此書增色不少。」[15]今存國家圖書館。《藏園群書題記》卷一《宋刊本方言跋》詳細記載了得書經過，並附有諸家跋語。李盛鐸跋云：
此本與盧抱經所校李文授本殊不盡合，如卷九「艗艏」，盧校本「艗首」，此本仍作「艏」。卷十二「䭘音映」，盧校李本音「影」。此本仍作「映」。「盪歇」，盧校李本「歇」下作「許竭」二字，此本作「洩氣」。又，注中「渴」作「竭」，此仍作「渴」。皆不可解。抱經所見殆景寫或傳校之本，必非真本也。沅叔見示此書，因書數語，冀他日重作校記，以匡盧氏之誤耳。丁巳七月，盛鐸。[7]52
傅增湘曾將宋本《方言》借給李盛鐸，李跋作於丁巳七月，即公曆1917年8月至9月間。由此推之，此函或作於丁巳四月十二日，即1917年6月1日。此時間也與「前日聞駕自徐旋」相合。
函中所言「《通鑒》元本」，當指元刊《資治通鑒音注》。《藏園群書經眼錄》記：
《資治通鑒音注》二百九十四卷，元胡三省撰。元刊本，十行二十字，注雙行，黑口四周雙欄。中縫作通鑒幾，或通鑒第幾卷，上記大小字數，下記刊工姓名。前王磐興文署新刊資治通鑒序，次胡三省新注資治通鑒序。首行題「資治通鑒卷第一」，次三行提「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充理檢史上護軍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敕編集」，四行題「後學天台胡三省注」。鈐有「曹溶」（朱）、「潔躬」（白）、「小酉齋」（白）、「三餘堂圖書印」（朱）、「懷玉印信」、「趙氏億孫」。此書余家世藏，有莫友芝、柯劭忞、羅振玉、蔣斧、繆荃孫、曹元忠、董康、鄧邦述、翁斌孫跋，又莫棠、寶煕題詩。（丙辰）後又收得一帙，鈐有英和恩福堂藏印。[8]238
傅氏藏有兩部元刊《資治通鑒音注》，至於借給李盛鐸的是哪一部，今不能詳考。宋本《方言》、元刊《資治通鑒音注》是傅增湘藏書之精品，故致函催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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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齋夫子大人閣下：
前呈之宋本《方言》一匣、元本《通鑒》一冊，近日紛擾，想未蒙題跋，茲特專人走取，希先檢還，異日再奉。此請鈞安。受業傅增湘頓首。四月十七。
此函又言「宋本《方言》一匣、元本《通鑒》一冊」，當作於前一函之後不久，即丁巳四月十七，公曆1917年6月6日。傅增湘本欲請李盛鐸為兩書作跋，久未歸還，故再次致函催要。
傅增湘藏宋本《方言》，今歸國家圖書館。此本有李盛鐸跋，函札七已論及。傅增湘曾致力於影印宋本《方言》，其致繆荃孫、張元濟的多通函札中談到影印過程。《藏園群書題記》卷一《宋刊本方言跋》言：「先付日人小林忠治郎精印制珂羅版百部，又經故人吳佩伯在天津官報局石印數十部，後屬湖北陶子麟影宋刊板，登諸《蜀賢遺書》之首。未幾，涵芬樓創印《四部叢刊》，又取宋本縮印，列入其中，從此千百本流行於海內外。」 [7]48其中，湖北陶子麟影宋刊板由繆荃孫督刻，1917年12月傅增湘致繆荃孫函札中言及此事。[16]
傅增湘雙鑒樓因兩部《資治通鑒》而得名。一為其祖父傅誠從莫友芝處獲藏的元刊《資治通鑒音注》二百九十四卷，元胡三省撰；一為百衲本《資治通鑒》二百九十四卷，宋司馬光撰，用六種宋刊殘本配成全秩，為季振宜舊藏，傅增湘1916年獲之於端方家。「1928年又收得南宋內府寫本《洪範政鑒》，取代元本《通鑒音注》，仍稱‘雙鑒’。」[17]百衲宋本《資治通鑒》、南宋內府寫本《洪範政鑒》今歸國家圖書館。元本《資治通鑒音注》傅氏藏二部，一為祖遺，一為後收（鈐有英和恩福堂藏印），歸屬待考。
傅增湘對《資治通鑒》研究貢獻頗多。得百衲宋本後，曾與章鈺合作校勘一過，又郵至商務印書館支持張元濟編印《四部叢刊》。[8]232還對多個版本《資治通鑒》進行校勘。國家圖書館有傅增湘舊藏清同治八年江蘇書局重修胡克家影元刊本，1916年至1925年先後據百衲宋本、京師圖書館藏宋大字本（龍爪本）、潘復所藏紹興本校勘三遍，每卷手書校勘識語。[2]52-81傅增湘與李盛鐸還就《資治通鑒》版本進行探討，沅叔1914年在上海利川書屋購得杭州吳煦舊藏宋刻本《入注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鑒》殘秩，跋雲：「配本細審標題皆割補填寫，足成卷數。椒微師謂是《呂大著點校抹增節備注通鑒》，考其行款信然。」 [2]82椒微師，即李盛鐸。
9
夫子大人座前：
敬啓者。蘇州寄來書一單，內有明抄本《參同契發揮》二冊（卅元），《武當攬勝集》一冊（廿元），乃天一閣所藏，不知鄴架擬購藏否？書實罕見，為道家言。知為函丈所夙嗜也，敬祈示下，以便還值。此請道安。受業傅增湘謹啓。十月卅一日。
《參同契發揮》，即《周易參同契發揮》，宋俞琰撰。李盛鐸有天一閣舊藏明抄本，今存北京大學圖書館。《木犀軒藏書書錄》載：「題‘林屋山人全陽子俞琰述’。藍格抄本。半葉十一行，行二十二字。有至元甲申（二十一年•1284）四月琰自序，又至大三年（1310）嗣天師張與材序，當塗南穀子林道堅序。每卷標題下題‘止一’至‘之九’，蓋從《道藏》抄出。天一閣藏本。」[9]246查《藏園群書經眼錄》卷十亦載是本，雲：「明寫本，白紙藍格，十一行二十二字。每卷記‘止一’‘止二’等字，亦從《道藏》本出。題林屋山人全陽子俞琰述。前有至元甲申俞琰自序，又阮登炳序，天師張與材序。（戊午）」[8]904
《武當攬勝集》當為《武當紀勝集》之誤記。李盛鐸有天一閣舊藏明抄本《武當紀勝集》一卷，今存北京大學圖書館。《木犀軒藏書書錄》記：「題‘龍興路雲麓樵翁羅霆震撰’。名勝諸跡各系一詩。附《總真集》後，合裝一冊。標題下題‘不四’。」[9]249-250傅增湘在戊午年（1918）亦曾目驗明抄本《武當紀勝集》，《藏園群書經眼錄》卷十載：「《武當紀勝集》一卷，龍興路雲麓樵翁羅霆震撰。明寫本，棉紙藍格，十一行二十字。卷首記‘不四’二字，蓋從《道藏》本抄出也。與《武當福地總真集》三卷合裝一冊。（戊午）」[8]914
傅增湘、李盛鐸二人對明抄本《周易參同契發揮》《武當紀勝集》的版本描述完全一致，結合函札所言，可知李氏藏本由傅增湘在1918年（戊午）介紹入藏。由此可以確定此函作於1918年。
天一閣藏書清初保存完整，嘉慶年間范邦甸等編成《天一閣書目》十卷、《補遺》一卷，著錄天一閣藏書近5000種。其中，子部道家類著錄有「《周易參同契發揮》三卷《釋疑》三卷。○宋俞琰撰」[18]、「《武當勝紀》一卷，藍絲欄鈔本。○龍興路雲麓樵翁羅霆震撰」 [18]330。二本與李盛鐸所收天一閣舊藏本信息一致。道光鴉片戰爭、咸豐太平天國運動及1914年，天一閣三次遭受盜竊，大量珍本流散。鴉片戰爭後，劉喜海於1847年編成《天一閣見存書目》；太平天國運動後，薛福成於1884年主持重編《天一閣見存書目》。劉目、薛目均完整著錄了函札中提到的兩部明抄本，薛目記載詳細並言二書從《道藏》抄出，與傅增湘在《藏園群書經眼錄》中的描述一致。1935年馮貞群《鄞范氏天一閣書目內編》、1996年駱兆平《新編天一閣書目》未著錄二書。可見，李氏所藏天一閣明抄本大概率是1914年天一閣被盜時流散出來的。
李盛鐸留心道教文獻，與函中所言「書實罕見，為道家言。知為函丈所夙嗜也……」相合。1923年，李盛鐸、梁啓超等發起影印了北京白雲觀藏板《道藏》。《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李氏書目》子部道家類共著錄道教文獻152種，計639冊。
10
夫子大人函丈：
敬肅者。《尚書通考》《朱子別集》兩書已由山東寄回，未識大駕何時還津，定要與否？希示及，以便令其來議價。原價開一百四十兩，似太貴，當口還百廿元，渠亦未回信，恐未必肯售也。專此，敬請道安。受業傅增湘頓首。十一月初九日。
《尚書通考》《朱子別集》二書，李盛鐸均有收藏，今具存北京大學圖書館。李氏藏元刊本《尚書通考》十卷，元黃鎮成撰，卷二缺二葉。「黑口，半葉十二行，行二十四字。標題次行題‘昭武存齋黃鎮成元鎮父編輯’。前有天歷三年（1330）鎮成序。」 [9]64《藏園群書經眼錄》載沅叔在癸醜（1913）經眼是本。[8]31《朱子別集》即《晦庵先生朱子大全別集》，十卷，宋朱熹撰。李氏藏明刊本。「半葉十一行，行二十二字。黑口，四周雙邊。無序跋。……收藏有‘葆中’白文方印，‘玉乳山房’朱文圓印，‘吾研齋藏書記’朱文長方印，‘難尋幾世好書人’白文方印。」[9]297《藏園群書經眼錄》亦載沅叔於癸醜（1913）經眼是本。[8]1230推知此函當作於癸丑十一月初九，即公曆1913年11月30日。
11
夫子大人鈞座：
前日面陳鈔書一節，刻小山前輩又來函催，敬祈檢出攜入都，以便錄副（鈔本《轂梁》單疏也）。又增湘前時請賜假何批唐人選數種及宋刻《說苑》殘本，亦祈便中賜下。專肅，敬請道安。受業傅增湘肅上。
小山，即繆荃孫（1844—1919），字炎之，又字筱珊（亦寫作小山、筱山），晚號藝風老人。李盛鐸藏有明鈔本《春秋轂梁疏》，唐楊士勳撰，清嘉慶陳鱣校並跋。今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存卷六至十二。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一字。鈐印「宋本」「稽瑞樓」「鱣讀」「仲魚圖象」等。[19]陳氏手書跋語曰：「《轂梁》單行疏，李中麓抄本，自文公起至哀公止。何北山雖據以改正汲古閣本，亦尚有遺漏，但脫誤亦多，政須善擇。」[9]73繆荃孫曾托傅增湘代為借讀。《藝風堂友朋書札》載傅增湘致繆荃孫：「《轂梁》單疏昨據木師言及，已令人著手照鈔。因紙太破損，不欲出假也。……七月廿日書於中華大學。」[20]因紙張破損李盛鐸未允，命人鈔錄贈予繆荃孫。兩函當作於同一時期。
函中所言「何批唐人選數種」，當指李盛鐸收藏的何焯批校《國秀集》《篋中集》《御覽詩》《河岳英靈集》《極玄集》《中興間氣集》《搜玉小集》等七種唐人集。國家圖書館存傅增湘舊藏汲古閣刊《唐人選唐詩八種》二十三卷，諸卷臨何焯批校，各卷有藏園跋語，記述校勘經過。《藏園群書題記》卷十九有《校唐人選唐詩八種跋》，詳述向李氏借書過程：
余自壬子季春由滬反津，家居奉親，歲月寬閒，日以丹鉛自課。尤篤好唐賢吟詠，偶見善本，輒奮筆點勘，喜其情韻兼美，可以悅性怡情也。嘗謁德化李椒微夫子，遍觀藏書，適有影宋本《才調集》，楮墨精麗，審為述古堂舊物，因假得，以汲古本對勘，是為手校唐選八種之始，凡匝月而畢。嗣見師門有何義門評校唐詩七種，復先後借出。甲寅歲臨《御覽》《極玄》《中興間氣》《搜玉》四集，丙辰歲臨《國秀》《篋中》《河岳英靈》三集，其《篋中集》又兼臨楊惺吾校本。[7]934-935
傅增湘在甲寅（1914）、丙辰（1916）借李盛鐸藏何焯批校本唐人集。此函亦當作於借讀之時，即甲寅七月廿日（公曆1914年9月9日）或丙辰七月廿日（公曆1916年8月18日）。查繆荃孫《藝風老人日記》，繆氏於丙辰歲（1916）從事《轂梁疏》校勘,丙辰七月十六（公曆1916年8月14日）日記有「發天津傅沅叔信」[21]。諸條互證，大致可推斷此函作於丙辰七月廿日，即公曆1916年8月18日。
注釋
①本文前六通書札現藏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後五通書札見於北京大學吳榮曾教授（署筆名「曾庸」）論文《李木齋友朋書札》（《歷史文獻》（第七輯），2004年，第180—186頁）。吳先生未做箋釋，亦未注明收藏地。其中，第七通又曾見於2017年北京保利十二週年春季拍賣會。
②李盛鐸生卒年存有多種說法。吳密《訃告所見李盛鐸生卒年月及其生平事跡》（《圖書館研究》，2016年第3期，第125-128頁），考證尤詳，今採其說。多處記載李盛鐸卒於1934年，當誤。檢《張元濟全集》第二卷（商務印書館，2007年，第56頁），見張元濟先生1936年致李盛鐸書信一通，此證少有提及，特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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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於《四川圖書館學報》202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