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圖書館藏李盛鐸題跋輯釋

國家圖書館藏李盛鐸題跋輯釋

孫天琪

［摘要］

李盛鐸是近代江西籍著名藏書家，一生收藏宋元本三百餘種、敦煌寫本五百餘號，版本目錄學造詣極深。李氏不僅熱衷於校勘個人藏書，還為袁克文、傅增湘等所藏珍本撰寫了眾多題跋，對晚清民國時期書籍史有重要影響。國家圖書館藏書中存李盛鐸題跋九則，前人未曾關注，藉此可窺其研究成果與治學方法，故輯錄並詳加考釋。

［關鍵詞］ 李盛鐸；袁克文；題跋；中國國家圖書館


晚清民國時期藏書家之中，江西德化李盛鐸堪稱執牛耳者，庋藏之品類、質量皆為並世稀見。傅增湘贊曰：「統觀藏書全部，量數之豐，部帙之富，門類之賅廣，為近來國內藏書家所罕有。」［1］1096李氏木犀軒積書近六萬冊，兼具宋元本、四部普通善本、舊鈔本、名家校本和日本、高麗舊本，包含宏博，尚多妙品。這既得益於家學傳承，又與其身居高位緊密關聯。其利用擔任學部大臣職務之便，蒐羅敦煌寫本精品五百餘號，尤可寶貴。出使東瀛期間，結識目錄學家島田翰，回購大量宋元版書，對典籍文化傳承不無貢獻。藏書之外，盛鐸又喜抄校、刻印書籍，輯刻有《木犀軒叢書》及《續編》。光緒十三年（1887）在上海創辦蜚英館石印局，率先引進石印技術，印行《皇清經解續編》《古經解匯函》等重要著作，在出版史上頗具標誌性。李氏身後，所藏珍籍經由傅增湘介紹歸入北京大學圖書館（以下簡稱北大圖書館），成為該館古籍收藏大宗。
李盛鐸晚年寓居天津，以整理個人藏書為樂，撰成《木犀軒藏宋本書目》《木犀軒收藏舊本書目》《木犀軒藏書書錄》等，並手書跋語述版本源流、校勘得失、遞藏經過，這些書目和題跋對研究其藏書思想至關重要。趙萬里先生主編《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李氏書目》之時，就曾提出輯錄李氏書跋構想。1985年，張玉範先生從北大圖書館藏李氏書中輯錄題跋一百七十三篇，整理成《木犀軒藏書題記》，學界受益頗多。此外，《木犀軒藏書題記》還附錄了國家圖書館藏李盛鐸題跋十三則，皆屬李氏為袁克文藏書撰寫的跋文。近年來，筆者在國家圖書館藏書中又發現了李盛鐸題跋九則，為《木犀軒藏書題記》所未收，這些題跋涉及遞藏源流、校勘過程、版本質量及價值品評，對研究李盛鐸藏書思想和交遊不無裨益。茲予以整理，並加以考釋，供學界同仁參考。

1 《群經音辨》七卷，(宋)賈昌朝撰，南宋紹興十二年汀州寧化縣學刻本。書號：12354
此書各家著錄多係景宋本，以宋刊原帙久歸天祿石渠，無由獲見。此本璽識宛然，殆何時失散流出，歸於鬱華閣。今為抱存所得，洵可珍也。此紹興壬戌汀州寧化縣所刊，故避諱至「覯」字止，於宋代為此書第三刻。乙卯夏日，盛鐸記。（下鈐「李盛鐸印」朱文印）
按：《群經音辨》專辨群經音詁殊別之字，趙宋朝凡三次刊行，《天祿琳琅書目後編》記載詳備［2］。北宋國子監刻本早佚；南宋紹興九年（1139）臨安府學據國子監舊版重雕本存一部，曾在朱承爵處，後入清宮天祿琳琅，今藏國家圖書館，《中華再造善本》據以影印，是本校勘不精，訛誤較多［3］；南宋紹興十二年汀州寧化縣學刻本存一部，亦在國家圖書館，即李盛鐸題跋者。此本流傳頗複雜，先經陳惟允、唐寅、毛晉遞藏，後入清宮天祿琳琅。其中，卷一、卷二、卷五至卷七久貯內閣大庫，未曾流失，鈐印有「汲古閣」「毛晉私印」「乾隆御覽之寶」「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之寶」等。而卷三和卷四在清末散出，歸入盛昱鬱華閣，尋為完顏景賢購得，而後轉售袁克文。袁克文稱贊此為「盛氏書中之上駟」，並題跋兩則，認為裝幀古雅，校勘精審。傅增湘曾假袁克文藏本對校康熙五十三年張士俊翻宋本，凡得七十餘字。1920年，袁克文藏殘本被傅增湘買去。1930年，周叔弢用唐寫本《鶡冠子》與傅增湘交換此殘卷。故卷三、卷四中多「皇二子」「寒雲秘笈珍藏之印」「雙鑒樓主人」「周暹」諸印。1947 年，周叔弢將卷三、卷四捐贈故宮博物院，復成完帙，新中國成立後撥交國家圖書館收藏［4］。毛氏汲古閣曾據紹興十二年汀州寧化縣學刻本影抄一部，經皕宋樓收藏，今存日本靜嘉堂文庫，《四部叢刊續編》據以影印。盛鐸言「各家著錄多系景宋本」，「景宋本」並非指毛氏汲古閣影宋抄本，而指清康熙五十三年張士俊《澤存堂五種》本。張氏據宋本翻刻，在清代流傳較廣，惠棟、顧廣圻等皆據是本校勘。光緒十四年（1888）李盛鐸開辦的上海蜚英館石印局曾影印《澤存堂五種》。
袁克文於民國初年開始收藏古物，先師從方爾謙，後專從李盛鐸習版本之學，萃集宋元名槧百數十種，遂有「後百宋一廛」「皕宋書藏」室名。李盛鐸之子李滂回憶：「抱存乃奉贄家君，從而受學。家君與袁氏舊有年誼，且悅其聰穎，悔之不倦，曾鈔瞿楊丁陸四家書目貽之。半載後，學大進，試舉一書，抱存皆能淵淵道其始末。」［5］李盛鐸在1915 年前後頻繁為袁克文所藏宋元珍籍撰寫題跋，袁克文也曾為李盛鐸所藏宋劉氏天香書院刊《監本重言重意互注論語》（今收藏在北大圖書館）等撰寫題跋，書札往還不斷，這是二人書籍交往最緊密的時期。袁克文《寒雲日記》亦記載與李盛鐸討論珍籍之事，其中錄李盛鐸撰寫的詠書詩及題記，曰：「乙卯夏日，暑熱殊甚。抱存仁弟每約過流水音，出所藏古書名畫相與玩賞。率拈小詩，以志眼福。」［6］178此時，袁克文之父袁世凱復辟帝制，故袁克文常鈐「皇二子」細朱文印。

2 兩漢書  存六十卷，清初影宋抄本。書號：18135
此景宋寫本兩漢書惟缺列傳，經藏大興朱氏、常熟翁氏，筆墨精妙，字畫蔪方，真印鈔之極工者。相傳出自汲古閣，但無毛氏圖記，為可疑耳。然開卷標題師古結銜、行款、字數皆與景祐本及福唐本為近，決非三劉《刊誤》以下所能比擬。偶撿高紀二年六月置中地郡，服虔注「中地在扶風」，宋祁曰「注文‘在’字改作‘右’」，此本正作「右」，可為源出景祐本之一證。矧如此巨帙閱二百餘年完好如新，豈非毛氏所謂「在在有神物護持」者耶！當定為三琴趣齋景宋本之冠。李盛鐸識。（下鈐「李氏木齋」朱文印）
按：此本半葉十行，行十八字至十九字，小注雙行二十七字至三十字，黑口，左右雙邊。《漢書》存帝紀十二卷、志八卷，計二十卷；《後漢書》存帝紀後紀十卷、志注補三十卷，計四十卷。經大興朱氏、常熟翁同書、袁克文、陳澄中遞藏，今藏在國家圖書館。《後漢書》卷末有「毛晉」、朱錫庚、翁同書、袁克文、李盛鐸跋語。李盛鐸之前的諸家跋語有較多因襲成分，在版本鑒定上貢獻不多。李盛鐸率先指出毛晉跋語恐不足據，值得重視。袁克文在李盛鐸跋後注曰：「木齋師題時惟見首冊，謂無圖記為可疑，蓋未知有毛晉手跋也。」然全書確無毛氏汲古閣鈐印，《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未著錄。細審毛晉跋語書跡，與國家圖書館藏汲古閣抄本《清塞詩集》等附毛晉手跋相差甚大，頗疑為後人偽作。
《寒雲日記》1916年正月初五日載是書為「錢葆奇自上海購得」［6］155。袁克文兩跋皆作於1916年，李盛鐸跋則是當時受袁克文囑託另紙撰寫並貼於書後的［7］。「毛晉」跋語中言「借牧翁宋本繕寫」，故袁克文、傅增湘皆以為從絳雲樓所儲景祐本影寫。經趙萬里、尾崎康兩先生研究，兩漢書之「景祐本」實際是北宋末南宋初之覆刻本。國家圖書館藏北宋遞修本《漢書》即「景祐本」，曾經毛氏汲古閣收藏，《中華再造善本》據以影印。細勘「景祐本」與袁克文舊藏影抄本，行格雖同為半葉十行，但各行大小字排列並不一致，且存有諸多異文。如《漢書•高帝紀第一下》「入蜀漢定三秦者，皆世世復」句下，顏師古注曰「復音方目反」。「景祐本」無顏師古注，而影抄本有。又如《漢書•高後紀第三》「夏五月辛未，詔曰……高皇帝兄姊也」句下，張晏注曰「高帝兄伯也」。「景祐本」無張晏注，而影抄本有。另外，「景祐本」因剜改版面出現的諸多擁擠或稀疏之處，在影抄本中並未出現。「景祐本」版心有刻工姓名，而影抄本無。現存「景祐本」「福唐郡庠本」、慶元本、明正統本皆為半葉十行，版式特徵相近，源流關係十分密切，影抄本應當屬於此一系列。李盛鐸已經注意到了這個問題，明言「與景祐本及福唐本為近，決非三劉《刊誤》以下所能比擬」，並通過校勘認為源出於景祐本。可見，其在古籍版本學上是有一定造詣的。至於影抄本與「景祐本」一系的具體關聯與差異，仍需細考。

3 《中吳紀聞》六卷，（宋）龔明之撰，明弘治七年嚴春刻本。書號：11307
《中吳紀聞》，各家著錄僅有明宏治本。昔毛斧季借葉九來菉竹堂藏本，從盧公武本傳錄者，改正一百三十餘處，並多翟超一則。此後，義門校本亦從葉本傳出，是毛、何當年皆未目睹元槧也。此本字仿歐波，為至正廿五年盧公武所刊無疑。乃後斧季二百七十年，寒雲竟得藏此元刻，覺隱湖縹帙皆形減色，而我輩亦得以眼福自於矣。乙卯中元日德化李盛鐸識。（下鈐「李氏木齋」朱文印）
按：《中吳紀聞》為兩宋之際文人龔明之記述吳中風土人文之筆記，可補范成大《吳郡志》記載缺憾。李盛鐸跋語對版本鑒定存在較大失誤。此本為明弘治七年嚴春刻本，李氏誤定為元刊本。是本半葉十一行，行二十一字，黑口，四周雙邊。前有行書龔明之序言。鈐「武丘山人」「南畇」「吳樹葑印」「香嚴審定」「沈氏藏書」「石埭沈氏藏書」「吳興沈氏淵公考藏書畫之印」「三琴趣齋」「寒雲秘笈珍藏之印」諸印。《藏園群書經眼錄》著錄，並附註「余藏」二字，可知在袁克文身後歸傅增湘持有，而後入國家圖書館。傅增湘判定為明弘治嚴春刊本，1935年撰跋語曰：「此書董氏誦芬室覆刻，號為元本。後見毛斧季跋及正德龔弘本跋，始知為弘治嚴春本，別為跋詳志之。」［8］362李盛鐸以及清代的諸多藏書家為何會出現鑒定和著錄失誤呢？主要是因為至正二十五年（1365）武寧盧熊（字公武）曾校補《中吳紀聞》並撰記語，故很多藏家認為該書在元代有過刊印過程。張元濟則指出「昔人僅見盧記，故多認為元刻，然記實云校正增補，記其大略，並未有刊行之語。」［9］其實弘治本卷首原有弘治七年（1495）崑山知縣楊子器《新刊中吳紀聞序》（國家圖書館書號：03443、07447），曰：「元運迄至正三十二年，及至皇明，通記三百六十餘年，未有刻而傳者，乃重加校勘，命邑義民嚴春刻而傳之，所以成公武之志也。」已經明確指出了元代未曾刊行。後世坊賈射利，多將楊序抽毀，加之弘治本字體頗有元代風氣，故常被誤定為元槧。
《中吳紀聞》又有明正德九年龔弘刊本，乃據弘治本重壽諸梓。龔弘跋曰「武寧盧氏刻之，是為元至正二十五年」［10］，對盧熊校補亦存在認知錯誤。李盛鐸有一部正德刊本，並撰跋曰「從宋本校過」且認為書內另紙校語七行「係蕘圃手筆」［11］10，皆不足據。毛氏汲古閣據葉氏菉竹堂所藏舊錄本校刻，訂誤一百三十餘處，並補錄「翟超」一則，是本流傳較廣。毛扆跋語述菉竹堂本尚出盧熊。康熙三十九年（1700）何焯手校汲古閣刊本，又有所補。而後，《知不足齋叢書》《四庫全書》《學海類編》《粵雅堂叢書》《彙刻太倉舊志五種》皆收錄是書。另有抄本、校本數種，陸貽典、黃丕烈、繆荃孫、羅振玉等批跋，校勘價值很大。中國臺北「故宮」藏「影元抄本」一部，末有黃丕烈跋語，言為絳雲樓主人借汲古閣藏元本影抄，頗不可信。粗校是本，或源出於明弘治刻本也。《中吳紀聞》明清諸刻本、抄本、校本的源流關係尚不明晰，但筆者認為均源出弘治本、汲古閣本兩端。

4 《述史樓書目》不分卷，（清）徐維則撰，清抄本。書號：16851
此書目一冊，不知誰氏所藏，意當日必求售或托鑒定者，已茫不記憶矣。目中所列多注重需用之書，不計版刻遠近，然明刻、秘鈔亦間有一二。藏書至數萬卷，而名氏翳如，頗為惜之。目中抄本書，多不題何人所抄，獨有題「述史樓抄本」者十餘種。《信摭》一卷，題「述史樓刊本」，或即藏書人歟？姑記此以俟考。乙卯中秋前三日，盛鐸記。
目中所收，於光緒甲午以前新刊善本書籍略備，可以知其藏書之時代。又各省府志中，省志有三，而浙居其一。府縣諸志，浙尤多。新府縣誌則廣東為多，且有《廣東圖說》等書，意其人必浙籍而游粵者。並志於此，為他日考證之資也。盛鐸又記。
按：此書一冊，卷端手書「述史樓書目」五字，分經、史、子、集四部，著錄書籍兩千餘種，簡記書名、卷數、版本，無提要。李盛鐸前一跋作於1915年，後一跋未題時日，大概兩跋作於同一時期。該書卷首鈐印「長樂鄭振鐸西諦藏書」，卷末鈐印「長樂鄭氏藏書之印」，可知李氏身後歸鄭振鐸收藏，《西諦書目》收載，其後捐贈國家圖書館。《國家圖書館藏稀見書目書志叢刊》影印。
李盛鐸在跋語中提到此抄本的來歷，「意當日必求售或托鑒定者」。盛鐸注意到書目中著錄版本項有「述史樓抄本」「述史樓刊本」，猜測為藏書處名，但未詳為何人。後一跋中又通過著錄書籍刊印年份下限和收載方志地區分布，斷定藏書者為「浙籍而游粵者」。現在來看其推論方向基本上是正確的。鄭偉章等已考定述史樓為浙江會稽徐友蘭、徐維則父子藏書處［12］,［13］189-197,［14］。徐氏藏書處有鑄學齋、述史樓、八杉齋、融經館等名。光緒時期，徐友蘭在上海從事工商活動，命其長子徐維則廣搜珍籍，辟鑄學齋、述史樓藏之。《述史樓書目》即為父子二人收藏書籍的簡目。徐友蘭差旅中逢日俄黃海海戰，備受驚嚇，次年（1905）病卒。徐維則繼承了父輩的藏書、刻書、校書事業，「徐氏藏書目錄亦由他手編而成，他學問頗深，徐氏鑄學齋藏書題記一類文字多出自其手。」［13］193徐友蘭病逝後，藏書陸續散出，部分經蔡元培介紹歸入商務印書館涵芬樓。徐氏父子藏書在當時似乎名聲甚微，與之同時代的大藏家李盛鐸竟不知其人。李盛鐸在上海開辦蜚英館石印局，具體業務由費念慈等人操辦，雖與徐友蘭同為上海農學會會員，但未有交集。1918年徐維則前往北京大學工作，並且與蔡元培共同促成了李慈銘藏書入藏北平圖書館。1922 年徐維則病逝，精抄之本多歸沈知方粹芬閣。
徐友蘭、徐維則父子藏書以抄本最具特色，沈知方稱「徐氏鑄學齋舊藏鈔本，尤為精絕」［15］。從《述史樓書目》看，徐氏藏書中抄本和明清刻本佔多數。除李盛鐸提到的「述史樓抄本」「述史樓刊本」之外，書目中還有鑄學齋抄本《串雅外篇》四卷等。今尚存數種徐氏藏書目錄，浙江圖書館藏稿本《述史樓書目》一冊，藍格，書口下方印有「鑄學齋」三字。浙江圖書館藏本著錄書名、卷數、著者、版本，比國家圖書館藏本多著者一項，但著錄書籍數量比國家圖書館藏本少。如：國家圖書館藏本易類書籍有二十五種，而浙江圖書館藏本僅著錄八種；國家圖書館藏本書類有十九種，而浙江圖書館藏本僅七種。國家圖書館藏本的編成時間可能晚於浙江圖書館藏本。另外，浙江圖書館還有抄本《述史樓藏書目》一冊；湖北省圖書館藏稿本《述史樓語古錄》一冊，藍格，書口下方印有「鑄學齋」三字，首列「精本書目」百餘種，其中抄本六十餘種，屬徐氏藏書上品。

5 《虞山毛氏汲古閣圖》 明崇禎十五年（1642）王咸繪本。書號：09656
古今文字奧，讀者聖賢躋。朝廷置寫官，捲軸分綠綈。天水富雕板，官私名各題。汲古多儲藏，善本互考稽。高閣倣石渠，羅列如町畦。晨興或啓櫝，夜坐偶然藜。風流三百載，迄今無與齊。乙亥秋日，李盛鐸題，男少微錄。
按：長洲王咸（字與公）在明崇禎十五年（1642）應毛晉之請，為汲古閣繪圖並係五言詩一首。王咸題中曰「予寓讀湖齋，遂盈一紀」，可見其與汲古閣關係是極為密切的。其寓居汲古閣之時，曾襄助毛氏勘校書籍。國家圖書館藏元至正元年（1341）集慶路儒學刻明修本《樂府詩集》，乃毛晉、王咸據錢謙益藏宋本手校並題跋，並以此為底本刊成汲古閣本［16］。《虞山毛氏汲古閣圖》在嘉慶間為嘉定瞿中溶購得，延請錢大昕、黃丕烈、顧廣圻、段玉裁、鈕樹玉等三十位著名學者題詩，多沿用王咸題詩原韻，盛贊汲古閣藏書、刻書事業，使得文物和文獻價值倍增。道光間轉歸上海徐渭仁，又請韓崇、楊文蓀等續題。關於《虞山毛氏汲古閣圖》流傳及題跋，鄭炳純《汲古閣圖及諸家題詠》［17］一文已有著錄與研究。陳紅彥《明崇禎十五年繪本〈虞山毛氏汲古閣圖〉》進一步提到：「徐渭仁之後，此畫曾為著名藏書家李盛鐸收藏，後轉歸銀行家許漢卿手中，並於1938 年請人重裝。」［18］1949年前後，陳澄中攜往香港，20世紀60年代由國家回購，入藏國家圖書館。
李盛鐸題詩在1935年秋，由其第十子李滂（字少微）代為錄寫。民國時期曾有連史紙套色影印件，含李盛鐸題詩，說明是在1935年之後影印的。瞿鳳起《虞山毛氏汲古閣圖題詠》雲「曩年武進陶蘭泉湘書據以石印」［19］，這說明民國影印本可能是陶湘所為。李盛鐸對毛氏汲古閣藏書、刻書、抄書極為推崇，其藏有毛氏影宋抄本《九僧詩》（現藏國家圖書館）、影宋抄本《謝宣城集》（現藏北大圖書館）、毛氏抄本《神機制敵太白陰經》（現藏北大圖書館）、明抄毛校《宋元名家詞》（現藏北大圖書館）等皆屬汲古閣精品。李滂繼承了盛鐸的藏書事業，並在版本目錄學領域有一定的成績，撰有《黃蕘圃先生年譜補遺》一卷、《宋金元本書行款考略》六卷、《二十四史疑年錄》十二卷、《息厂讀書隨筆》十卷、《校書述例》二卷、《麐嘉居士年譜》《近代藏書家考略》等［20-21］，李氏藏書最後由其經手售歸北大圖書館。

6 《憶書》六卷，(清)焦循撰，清光緒間李盛鋐抄本。書號：11848
此為少軒六弟手鈔。弟名盛鋐，戊子優貢，朝考以教職用，寫是書時在癸未、甲申間也。辛酉六月撿書因記。茮微。（下鈐「木齋」朱文印）
按：《憶書》（六卷），焦循撰，輯錄平日所見奇聞軼事，共一百三十餘條。稿本在上海圖書館，卷末有趙之謙跋語。光緒間趙之謙得手稿本，刪節「微傷忠厚」者十條，刻入《仰視千七百二十九鶴齋叢書》。李盛鋐抄本半葉十一行，行二十字，黑格，黑口，左右雙邊。卷端鈐「李盛鐸印」「木齋審定」，抄寫工整。卷末李盛鐸跋語曰「寫是書時在癸未、甲申間也」，即光緒九年至十年間，彼時《鶴齋叢書》還未刊印。詳校諸卷，李盛鋐抄本恰比《鶴齋叢書》本多十條，應是據稿本抄錄，具有校勘價值。上海圖書館藏稿本卷末趙之謙跋語雲：「光緒九年，兒子壽佺見之揚州市肆，書來告余，因命購歸。朱君養儒聞余之求是書也，買以見贈。十年三月，始寄南城。」［22］李盛鋐抄錄當在趙之謙得書之前。李盛鋐，字少軒，生於清同治三年（1864），為李盛鐸叔父李明塾長子［23］。此跋作於1921年，彼時李盛鐸已辭官隱退，寓居天津，專注於藏書、校書。李盛鐸向來對焦循著作十分用心，其收藏有焦循稿本《注易日記》、稿本《大衍求一釋》、手抄本《西鏡錄》等，今存北大圖書館。另外，在《木犀軒叢書》中重刻了焦循的《易余龠錄》《論語通釋》《開方通釋》。
另一部：憶書六卷　（清）焦循撰　手稿本　趙之謙跋　上海圖書館

7 《席上輔談》二卷，(宋)俞琰撰，明抄本。書號：08354
沅叔新得此本，持校寶顏堂所刻，互有勝處。戊辰長至，李盛鐸。
按：此本為傅增湘舊藏，後轉售周叔弢，今在國家圖書館。半葉十行，行十七字。卷末錄商丘老人宋無志跋，曰「玉吾余友也」，知宋無志與俞琰生活在同一時期。宋跋後有「常熟周異繕寫」一行，周異或即此本抄寫者。又有朱存理、沈文、金俊明、黃丕烈、李盛鐸、邵章跋，鈐「停雲」「鳳巢藏書」「俊明」「孝章」「黃丕烈印」「秋清逸史」諸印，遞藏之跡可以考見。《藏園群書題記》卷十「明鈔本《席上輔談》跋」及《藏園群書經眼錄》卷十皆錄諸家跋語。朱存理注意到了書名和卷數的問題：「舊見俞氏家集雲腐談四卷，今止二卷，卷後有宋無志跋，蓋全書也。今本曰輔談者，恐後世易此字，非以音相近而致訛也。」［1］526《四庫全書總目》則言：「考《永樂大典》所引或作輔，或作腐，參差不一。觀存理跋，知當時本自異文，非有兩書矣。」［24］今傳明清諸抄本、刻本，有作「輔談」者，亦有作「腐談」者。眾書目著錄有「一卷」「二卷」，乃因原書分上下卷，著錄規則有別也。傳世之本未有四卷者。
李盛鐸言「持校寶顏堂所刻，互有勝處」，「寶顏堂所刻」指明嘉靖陳繼儒編纂的《寶顏堂秘笈》，共六集，收書二百餘種。傅增湘也曾取《寶顏堂秘笈》對校，改定凡八十一字，較刻本為長者多。李盛鐸藏清抄本《席上輔談》二卷，現存北大圖書館，內有據傅增湘藏明抄本校改處［11］29。邵章跋語云：「戊辰一歲中，藏園主人所得書以宋抄《洪範政鑒》為稱首，次則正德抄本《席上輔談》……十二月歲除前二日，舉行祭書之典，沿往例也。」［1］527能入藏園祭書會，足見是本之精善。李盛鐸跋語作於「戊辰長至」，即1928 年夏至日。

8 《月屋漫稿》(元)黃庚撰，清康熙十二年王乃昭抄本。書號：08504
天台山人《月屋漫稿》，一名《月屋樵吟》，余曩年曾假鈔一帙，嗣得劉燕庭藏本，經前人校勘者，以為精美。茲又獲見嬾髯野叟王乃昭手錄本，謂「得元人手鈔天台山人集，喜而錄之」，末有「清源門壻林伯良編集」「西秦菊存張楧校正」字樣，為他本所無，因以重值收之。當攜歸南中一校，必有異同也。丙寅元日試筆。盛鐸。
按：《木犀軒藏書書錄》著錄《月屋樵吟》一部，言「自序題‘漫稿’。鐸從舊鈔本傳錄。」［11］313盛鐸跋語中「余曩年曾假鈔一帙」當指是本。《書錄》又有舊鈔本《月屋漫稿》一部［11］33，嘉慶、道光間謝寶樹校並跋，或即經劉喜海收藏者，兩本今俱存北大圖書館。國家圖書館藏抄本卷末有王乃昭識語：「康熙癸丑小春廿有四日，嬾髯野叟偶得元人手鈔《天台山人集》，喜而錄之，時年六十有六。」［25］故而著錄為「康熙十二年王乃昭抄本」。王乃昭為明末清初藏書家。鈐印有「王氏乃昭」「謙牧堂藏書記」「兼牧堂書畫記」「禮邸珍玩」「周暹」，知其先後經納蘭揆敘、禮親王昭槤、李盛鐸、周叔弢收藏，後歸國家圖書館。
《月屋漫稿》不見元代刻本傳世，一度被認為是偽書，王乃昭抄本恰好提供了諸多證據①楊鐮在《元詩文獻辨偽》（《文學遺產》2009 年第3 期）一文中明確「《月屋漫稿》與《月屋樵吟》都是偽題書名、虛擬作者。」葉會昌《〈月屋漫稿〉「偽書說」考辨》（《中國語言文學研究》2019 年秋之卷）對楊文觀點進行了反駁。。
李盛鐸在跋語中說：「末有‘清源門壻林伯良編集’‘西秦菊存張楧校正’字樣，為他本所無，因以重值收之。」這說明他已經注意到了王乃昭抄本在版本和辨偽方面的獨特價值。王乃昭在康熙十七年又將《月屋漫稿》抄錄一部（大倉文庫舊藏，今存北大圖書館），卷末亦有林伯良、張楧題名。王氏抄本之外，清代還有金俊明抄本、王聞遠抄本，卷末均有林、張二人題名。林、張皆為元人，可視為《月屋漫稿》成書於元代之一證。

9 《攻媿集》一百十二卷、拾遺一卷，(宋)樓鑰撰，國家圖書館藏清光緒二十五年廣雅書局重刻《武英殿聚珍》版。書號：387
沅叔是本缺校此二卷，假吳氏藏宋本補之。丁卯處暑後一日，盛鐸。
按：是書為傅增湘舊藏，諸卷末有傅增湘識語，然識語均極為簡短，主要注明校勘時間。如卷二十末葉識曰：「丙寅正月十一日校宋本，訂正五十六字。」［26］傅氏在丙寅正月十一日至二月廿二日據宋刊本校勘，並補抄缺文，書末附紙補錄了缺卷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真德秀序言、目錄。那麼，傅氏所校宋本是誰收藏的呢？《藏園群書經眼錄》卷十四載宋刊本，言「余嘗取校聚珍本，補正甚夥，別為跋詳之。（瀚文齋送閱，徐梧生遺書，丙寅正月十一日。）」［8］1033傅增湘據校宋本即指是本。傅氏又著錄宋本鈐印有「吳」「孟章」「青華小閣藏」「楝亭曹氏藏書」「長白敷槎氏堇齋昌齡圖書印」「滇生珍藏」等印［8］1033。此宋刻今在北大圖書館，為《攻媿集》傳世唯一宋刻本。從鈐印看，先後經徐乾學、曹寅等遞藏，近代歸徐坊。李盛鐸跋語在傅增湘舊藏本卷五十末葉，言語中可知傅氏未校勘卷四十九和卷五十，盛鐸助其補校。李氏言「假吳氏藏宋本」，吳氏即吳孟章，與傅氏據校本當指同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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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於《圖書館研究》202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