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鉛相依，殆同性命—傅增湘校勘通典述略
丹鉛相依，殆同性命—傅增湘校勘通典述略
劉毅超
傅增湘（1872-1949）是民國時期享有盛譽的藏書家、學者，在平津一帶與李盛鐸、周叔弢鼎足而三。據傅熹年先生統計，傅增湘生平藏書二十萬卷，其中「用善本手自校勘的約一萬六千卷」[1]。在他漫長的校書生涯中，對《通典》的校勘可謂成果豐碩，卻又歷經波折，值得深入研究。關於傅增湘與宋本《通典》，前賢已從不同方面加以探討。最值得參考的自然是傅增湘本人的《校宋本通典跋》[2]，他在跋中回顧了得書經過及校勘歷程，指出了明本脫漏之嚴重。玉井是博、仁井田陞、尾崎康等學者著重探討傅增湘舊藏宋本《通典》的校勘價值[3]，韓昇先生梳理了傅增湘舊藏宋本《通典》的來源、年代、校勘及流散，鈎沈出傅增湘東游日本，親訪宮內廳書陵部藏宋本《通典》的來龍去脈，詳細評述了日本學者關於《通典》版本的研究成果[4]。孫靖考察了傅增湘對自藏《通典》斷代的差異及成因[5]。以上研究豐富了我們對於傅增湘校勘《通典》的認識，但對傅增湘校勘《通典》的具體經過、學術價值及干擾因素等方面關注較少。筆者擬在前賢的基礎上，對此加以補充。
一、傅增湘對《通典》的校勘
（一）底本及校本的選擇
傅增湘以「手校宋元八千卷」而聞名，遇宋即校。他於庚申年（1920）夏獲得寶應劉啓瑞家藏宋本《通典》，手中有了堅實可靠的版本依據，隨即開始了對《通典》的校勘。傅增湘選取的底本為明刻本，每半葉十行，行二十三字，白口，四周雙邊。共二百卷，四十冊。今藏國家圖書館，善本書號為00096。傅增湘曾撰《校宋本通典跋》，認為此書為「嘉靖戊戌方獻夫本」[6]。傅增湘選取的校本，為一補配本。《藏園群書題記》表述為「北宋本」配「宋翻殘本」[7]，《藏園群書經眼錄》表述為「宋紹興刊本，配元元統三年重修本」[8]。原書為寶應劉啓瑞家藏宋本《通典》，為傅增湘庚申年夏「游黃山雁蕩，歸途迂道維揚」時所得[9]（圖1）。傅增湘考察其遞藏，認為「此書先藏於薛氏，繼歸明晉府，後庋內閣大庫，光宣之交流入私家」[10]。此處的私家，即是劉啓瑞。劉啓瑞，字翰臣，江蘇寶應人，光緒甲辰科進士，累官內閣中書、侍讀學士。宣統初，張之洞委其董理內閣大庫所藏檔案，劉氏遂將包括宋本《通典》在內的諸多大庫舊藏攬入私囊。此書共二十八冊，一百四十卷。每半葉十四行[11]，行二十六字。蝴蝶裝。尾崎康先生認為此部分為南宋前期所修[12]。補配部分行款與原書略同，共七冊三十三卷[13]。尾崎康先生認為此部分為南宋前期、中期及元代遞修[14]。傅增湘舊藏的這部補配過的宋本《通典》，經田中慶太郎流入日本，今藏天理圖書館[15]。
（二）校勘方法與符號運用
傅增湘校書以對校為主，對於《通典》的校勘也不例外。對校是古已有之的校勘方法，也稱為「死校」，在清代甚為流行。毛氏父子、黃丕烈、顧千里等校勘名家，均以對校法校勘過大量典籍。受此風氣影響，傅增湘以明本為底本，宋本為校本，用朱筆將二者相異之處直接寫在底本之上。對校法具有保存古本原貌的優勢，但缺點在於工程浩大，瑣碎異常。為了提升校書的效率，傅增湘校勘《通典》時，運用了大量的校勘符號與簡便方法，筆者結合傅增湘所撰《通典校勘記》，將主要類型總結如下：
A某字明本無而宋本有，則在明本相應位置畫一「乀」符號，於右側補寫該字。如明本卷十七第十四葉「不達其意而酌其三公」，宋本「其」字下有「文」字。傅增湘在明本「其」字與「三」字之間畫一「」符號，並在符號右側補寫「文」字。如圖2所示：
B某字明本有而宋本無，字數少時，用小圓圈「○」符號點在明本對應字的中心位置；字數多時，用「𠃊𠃍」符號標明起訖。如明本卷四第三葉「璆玉名鏤剛鐵也」，宋本無「也」字。傅增湘遂在明本「也」字中心位置點上「○」符號。如圖3所示：
又如明本卷三十一第一葉「王侯」，宋本無此二字。傅增湘用「𠃊𠃍」符號將「王侯」二字圈出。如圖4所示：
C某字明本作甲，而宋本作乙，則在明本甲字處塗抹筆畫，改寫成乙字。如明本卷四第二葉「三國當致貢之」，宋本「當」字作「常」，傅增湘遂直接將「當」字下半部分「田」改寫成「巾」。如圖5所示：
有時各字間距緊密而無處落筆，或者筆畫構件不易塗改，則在甲字旁另寫一乙字。如明本卷六第二葉「其雜匠及募士」，宋本「募」作「幕」。傅增湘遂直接在「募」字旁另寫一「幕」字。如圖6所示：
D某字明本作甲乙，宋本作乙甲，則用類似「己」字形的符號，表示此處有倒乙。如明本卷四第四葉「若今宗室」，宋本「宗室」作「室宗」。傅增湘用「己」字形的倒乙符號加以標識。如圖7所示：
按「己」字形的倒乙符號古已有之。南宋人方嵩卿就已經運用「己」字形的倒乙符號校勘韓愈的文集。他在《韓集舉正》中羅列了四種校勘符號，最後一種「殽次當乙」即用「己」字形符號表示[16]。
E某字宋本殘泐或漫漶不清，則沿明本對應字邊緣描畫一圈，表示宋本此字殘缺。如明本卷六第一葉「租損六分以上免」，宋本「分」字殘缺，傅增湘沿「分」字邊緣描畫一圈，模仿水漬洇染的痕跡，表示宋本此處殘缺，十分醒目。如圖8所示：
（三）校勘記的撰寫
以上，筆者簡單歸納了傅增湘校勘《通典》時所用的校勘符號及簡便方法。這些符號的使用，雖然提升了校書的效率，但還不能完全體現校勘者的個人意圖。作為一個完整的校勘過程，校勘記的形成才是校勘的最終結果。傅增湘自然充分認識到了校勘記的重要性，《藏園群書經眼錄》雲「其詳擬別為校記，臚列異詞，是亦治史者之一助也」[17]。但校勘記整理起來非常複雜，需要耗費大量的精力，一時片刻恐難完成。故《校宋本通典跋》又云「考其異同，勒為校記，文字繁重，或俟諸異日耳」[18]。傅增湘校書數量雖多，成型的校勘記卻甚少。幸運的是，傅增湘校勘《通典》雖然前後延宕九年，但《校勘記》最終得以整理成書。國家圖書館藏有民國二十七年（1938）傅增湘《通典校勘記》抄本，書號為9407。此書後由賈貴榮輯入《九通拾補》，影印出版[19]。筆者即以此影印本為依據，從格式及內容兩方面，對《通典校勘記》略作分析。
格式。《通典校勘記》以卷次為序，在一卷之下，先以雙行小字標注異同之處的位置，即位於某葉某行。再以單行大字謄錄明本正文。最後以雙行小字交待宋本情況。若出現文字異同，一般寫作「宋本某字作某字」或「宋本作某字」；若宋本有溢出於明本的文字，則曰「宋本某字上\下有某字」；若明本有溢出於宋本的文字，則曰「宋本無某字」或「宋本無」；若宋本某字殘缺，則曰「宋本某字殘缺」。此外，如文字模糊、側注、小注、節目、空格、提行等特殊情況，也均在校勘記中予以交待，基本能夠提煉、歸納出兩個本子的主要異同。
內容。校勘一般包括「考異同」「定是非」及「釐篇章」等三方面的內容，校勘記作為校勘活動的最終成果，自然也應當囊括這三類內容。傅增湘所撰《通典校勘記》，以「考異同」最多，「定是非」次之，「釐篇章」則甚少。這樣的比例安排，與傅增湘採用的「對校法」及《通典》本身的特點有關。筆者以「定是非」為例，試對校勘記的內容略作分析。作為反映校勘水準的重要指標，「定是非」一類的校記，在整部《通典校勘記》中所佔比重雖然不大，但類型多樣。大致可分為以下四類：
糾正訛文。如卷一百五十二「留其將何澹之郭銓郭昶之守湓口，宋武將何無忌等次桑落州」，傅校雲「宋本作‘留其好何澹之郭銓郭昶之守湓口，宋武將何無忌等人桑落州’，按‘人’當是‘入’字」[20]。卷一百七十一「以魏近鎮守」，傅校雲「‘魏近’二字，宋本明本均同（按當是魏延）」[21]。按點校本《通典》未出校記而逕錄作「魏延」[22]，或是參考傅校本。
增補脫文。傅增湘校《通典》時，若脫文較少，則逕補於旁。若脫漏嚴重，則補於別紙，並在明本天頭處以眉批的形式加以說明，以便將來匯總。如卷九十四存在多處較為嚴重的脫漏，傅增湘在對應位置的天頭處題寫「此前二十行宋本多注文，補錄於別紙」「以上別鈔補注於別紙」等眉批。「問故又哭盡哀」一句，傅校雲「宋本作‘問故哭盡哀’，且此下有注文為明本所無，補抄如下：親父母也以哭答使者，驚怚之哀，無辭也。問親喪所由也，雖非父母，聞喪而哭，其禮皆然也。[23]」「親父」至「然也」共35字，為明本所脫漏。傅增湘校勘此卷，事在丁卯（1927）十月。直到戊辰（1928）冬至，他總結校勘《通典》的始末，還忍不住提出卷九十四，《校宋本通典跋》曰：「尤異者，第九十四卷中前二十行，宋本行間有小注凡十五處，通三百一十一字，而明本皆失去，未審其傳刻源出何本也。[24]」可知此卷脫漏多達十五處，脫字多達三百餘，這給傅增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刪除衍文。如卷一百二十一「授刺史刺史受幣」，傅校雲「宋本‘刺史’二字不重復」[25]。卷一百二十六「通典卷第一百二十六終」，傅校雲「宋本無‘終’字」[26]。卷一百六十五「則人淳然而質樸」，傅校雲「宋本‘淳’字重」[27]。卷一百六十九，「於事為誤者，其文則輕」，傅校雲「宋本‘誤’字重」[28]。
乙正錯簡。如卷十七有前後相連的兩處錯簡。第一處「請授中縣尉之類」，傅校雲「宋本‘類’下有‘判入第三等及蔭高授上尉之類’，明本誤入下文第七行中」[29]，第二處「兩經出身授上縣尉之類」，傅校雲「宋本‘類’字下有‘判入第三等及蔭高用緊縣尉之類’」[30]。點校本《通典》的處理方式也與傅校相合[31]。
對於存疑之處，傅增湘則謹慎地表達自己的意見，如卷八十八，「周制為人後者至（注）如親子也」，傅校雲「宋本此節在前節，以明據庶子言之也之末（案似誤）。[32]」卷九十六「亦何居而不服，庶子若先受重承事」，傅校雲「宋本作‘亦有居而不服，庶子若先受重可傳，亦何居而不服，庶子若先受重承事’（按所多十四字疑復出）」[33]。卷一百六「諸太子廟並為中祀」，傅校云「宋本作大字正文（按似誤）」[34]。
當然，傅增湘也偶有判斷失誤之處，如卷五十四「鄭玄注尚書云：每歸用特者，明每一岳即歸也。如尚書、王制之文，所以不一岳之後而云歸者，因明四岳禮同，使其文相次，是以終巡狩之後乃始云歸耳」，傅校雲「宋本此注在下文第二葉上二行小注‘天道之備數’下，今本誤接於此」[35]。他認為明本存在錯簡，應以宋本為是。點校本《通典》沒有採納傅校本的意見，其校勘記云：「自‘鄭玄注尚書云’至此共五十九字，北宋本、傅校本、明抄本置之於下文注中崔靈恩云‘取歲星一周天道之備數’一語之後，非。[36]」按明本此處注文為對「歸，格於藝祖，用特」的註解，主要是疏釋「歸」，文義連貫無礙；若置於「天道之備數」之下，即成為「周制，十二年一巡狩」的注文，於義未當。故明本此處無誤，而是宋本出現了錯簡。傅增湘誤信宋本，蓋智者千慮之一失，無足深怪。
二、傅增湘校勘《通典》的學術價值
（一）保存宋本原貌
傅增湘校勘《通典》主要使用的是對校法。對校法的優劣，前人已有清醒的認識。葉德輝《藏書十約》云「書不校勘，不如不讀。……今試言其法：曰死校、曰活校。死校者，據此本以校彼本，一行幾字，鈎乙如其書，一點一畫，照錄而不改，雖有誤字，必存原本，顧千里廣圻、黃蕘圃丕烈所刻之書是也」[37]。陳垣先生指出「此法最簡便，最穩當，純屬機械法。其主旨在校錄異同，不校是非。故其短處在不負責任，雖祖本或別本有訛，亦照式錄之；而其長處則在不參己見，得此校本，可知祖本或別本之本來面目」[38]。可見對校法雖然有「校錄異同，不校是非」的劣勢，但優長也極為明顯，可以避免校勘者的臆改，得以保存古本的原貌。傅增湘校勘《通典》時，對於宋本的異文、俗字、格式等要素，都原樣照錄，最大限度的保留了宋本的原貌。以下分類略述。
異文。傅增湘自稱「改訂者殆逾萬字」，在這上萬字的異同中，包括明本誤而宋本不誤，二者均可通，明本不誤而宋本誤這三種類型。第一種類型具有糾謬補正的功能，歷來受到學者重視。傅增湘據宋本校出大量明本的訛誤，其價值已被學界充分肯定，此不贅述。第二種類型雖不能糾謬補正，卻有助於豐富對版本衍變的認識。故前二種類型的異文，往往出現在各類點校本古籍的校勘記中。第三種類型的異文，屬於底本不誤而校本誤，按現代通行的校勘方法，此類異文沒有必要寫入校勘記中。如點校本《通典》以浙江書局本為底本，其《校勘凡例》云「凡局本不誤，他本誤者，一般不出校記」[39]。傅增湘校出的異文，卻有不少屬於宋本誤而明本不誤。作為清季民初的學者，他承襲了清人遺風，如此處理並無問題。
在客觀效果上，傅增湘保留宋本的「訛誤」，更加有利於學術研究。試舉一例言之，如明本卷二十五「載初元年」，傅校云「宋本‘載初’作‘戴初’」[40]。按載初為武周年號，明本不誤而宋本誤。卷四十二「少昊載時以象天」，傅校云「宋本‘載’作‘戴’」[41]。按「載時象天」典出《史記•五帝本紀》，宋本此處誤「載」為「戴」。卷一百五十四「弘遂大戰移日，赤眉佯敗，棄輜重走。車皆載土，以豆覆其上」，傅校云「宋本‘載’作‘戴’」[42]。顯然以車載土於義為長。可見宋本誤「載」為「戴」較為常見，並非孤例。但亦有明本誤「戴」為「載」而宋本不誤之時。如明本卷一百六十七「不與二祖同載天日」，傅校云「宋本‘載’作‘戴’」[43]。顯然宋本義長，點校本《通典》即作「戴」。若依現代通行的校勘方法，因為底本不誤，宋本誤「載」為「戴」的「錯誤」似乎不會寫入校勘記中。但我們仔細分析上述四個例子，似乎可以發現，「載」「戴」相亂是一個普遍現象。不僅存在誤「載」為「戴」，也存在誤「戴」為「載」。應如何解釋此類現象呢？楊樹達先生認為古時兩字通用，並舉出先秦典籍中的若干例證：「戴與載古恆通用，《左傳•隱公十年》經：宋人蔡人衛人伐戴，《穀梁經》作載。《禮記•月令》‘戴勝’，《釋文》戴本作載。又《郊特牲》‘戴冕躁’，《釋文》載本亦作戴。《荀子•解蔽》篇云‘唐鞅蔽於欲權而逐載子’，楊注云：載讀為戴。《列子•黃帝》篇章載，《釋文》云：一本作章戴。《詩•絲衣》載弁俅俅，《爾雅•釋言》注引作戴。此皆二字通用之證也。[44]」敦煌遺書中也有二者相亂的例子，如P.2661+3735《爾雅注》「錯革鳥曰旟」注文「即《禮記》所雲戴鴻及戴鳴鳶也」[45]，《十三經註疏》本前一「戴」字作「載」，且無後一「戴」字。周祖謨先生認為此注文典出《禮記•曲禮》「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鴻」，並指出「載戴唐以前寫本多混」[46]。可見古人經常混同使用「載」「戴」二字，在先秦典籍和敦煌遺書中，尚能找到不少例證。故在《通典》形成的時代，「載」「戴」相亂本不屬於重大的錯誤，甚至可以說是唐人的用字習慣。易言之，宋本《通典》屢屢出現的載戴相亂，正是其時代性的鮮明反映。
俗字。在寫本時代，俗字的使用極為普遍。五代以降，雖然印刷術不斷普及，刻本大量流通，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規範文字的作用，但仍常見俗字的身影。相較於民間流行的俗文學作品，作為內容嚴肅的典志體史書，《通典》的用字理應更加嚴謹。從明本《通典》來看，似乎的確如此。但細繹傅校，可知宋本《通典》仍有若干俗字留存。如明本卷五第六葉「畝一斗」，傅校云「宋本‘鬥’作‘㪷’」[47]。按「㪷」為「鬥」之俗字，在寫本時代極為常見，敦煌遺書所在多有。如法藏敦煌遺書P.3833《王梵志詩》「生時不須歌，死時不須哭，天地捉秤量，鬼神用鬥斛」，「鬥」字即寫作「㪷」。明本卷八第八葉「猶無厭足」，傅校云「宋本‘厭’作‘猒’」[48]。按「猒」為「厭」之俗字，P.2160《摩訶摩耶經》「亦宜自應，厭離諸苦」，「厭」字即寫作「猒」。卷二十七第十四葉「主船官也」，傅校云「宋本‘主舡官也’」[49]。卷二十七第十四葉「主天下水軍舟船器械」，傅校云「宋本‘舟船’作‘舟舩’，下同」[50]。按「船」字寫作「舡」或「舩」，是寫本時代的常見現象，如俄藏敦煌遺書Ф96《雙恩記》：「善友船舫沈」「久諳船舫由（猶）為可」，「船」字均寫作「舡」。又英藏敦煌遺書S.1722《兔園策府》：「地陣籠山，天船蓋海」，「船」字寫作「舩」。黃徵先生認為「蓋‘船’字先草作‘舩’，方口變尖口也；再草作‘舡’，連筆速寫也」[51]。宋本《通典》中俗字的應用還有不少，此不贅述。宋本《通典》保留了不少寫本時代的用字特徵，是寫本時代向印本時代過渡的真實寫照。傅增湘的校勘成果，無疑為後人準確地提煉宋本《通典》中留存的俗字，提供了便捷的途徑。
格式。傅增湘校勘《通典》，對於宋本的格式也非常注意，尤其是正文與注文的區分。如明本卷十二第七葉小注「之事為此」，傅校云「宋本‘之事’二字作正文，並無小注」[52]。卷一百五第十葉小注「上利下利」，傅校云「宋本此四字作正文」[53]。卷一百二十四第十一葉正文「鑾駕出宮如前讀令儀」，傅校云「宋本此九字作雙行側注」[54]。同卷第十三葉正文「鑾駕還宮如前讀令儀」，傅校云「宋本此九字作雙行小注」[55]。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不再枚舉。
傅增湘重視正文、注文的區分，有其時代背景。注文闌入正文，導致文義不通，是古書常見的現象，清代學者長於校勘，對此類錯誤也有較為系統的總結。清人王念孫在《讀書雜誌•淮南內篇》中總結了六十二例具有規律性的古書「致誤之由」，其中便有「正文誤入注者」「注文誤入正文者」[56]。對《水經注》的校勘，是清人區分「經」「注」的典型案例。全祖望、趙一清、戴震、楊守敬等知名學者，均對釐清《水經注》淆亂錯雜的注文做出了貢獻。繼承了清代學術傳統的傅增湘，也多少會受此風氣影響。值得注意的是，傅增湘與楊守敬交誼匪淺，《宋刊殘本水經注書後》云「憶辛壬之交，晤楊君惺吾於海上。其時君方撰《水經疏》，為言研治此書歷四十年，窮搜各本以供參證，獨以未睹宋刻為畢生憾事。余語君曰，此書宋刻之絕跡於世固已久矣，設一旦宋刻出世，吾恐經注之混淆、文字之訛奪，仍不能免，未必遂優於黃、吳諸本也。洎余獲此書，而君已久謝賓客，不得相與賞異析奇，一慰其平生之願，思之愴然。[57]」可見傅、楊不但交誼深厚，而且傅增湘對於「經注混淆」一類現象本就時時記掛在心。面對明本《通典》不時出現的「經注混淆」，傅增湘校書時自然要重點關注，乃至巨細無遺了。
此外還有若干格式方面的異同，也在傅增湘的校勘記中有所體現。如提行：卷十三傅校云：「‘通典卷第十三’，宋本此下即選舉一，子目不另分行」[58]。卷一百十「伊耆氏祝文至有憑宜慶」，傅校云「宋本自‘伊耆氏祝文’起接於第十六葉上第一行‘祝版燔於齋所’，下不另提行」[59]。空格：卷一百三十四「子為父」，傅校云「宋本‘子’字上空一格」[60]。同卷「嫡孫為祖」，傅校云「宋本‘嫡’字上空一格」[61]。同卷「為人後者」，傅校雲「宋本‘為’字上空一格」[62]。分層：卷十五傅校云：「‘武太后’，宋本‘武’字上有大圈」[63]。此大圈表示朝代的區分，起到劃分層次的作用。
以上筆者從異文、俗字、格式三個角度，分析了傅增湘的校勘，如何能夠準確地保存宋本的原貌。要之，宋代是寫本與印本並存的時代，宋本《通典》雖然是印本，但也會繼承寫本時代的諸多特徵。傅增湘以對校法校勘《通典》，並以校勘記的形式，不憚煩瑣地將宋本、明本的異同詳細羅列，鈎沈出大同之中的小異，才使得印本中隱藏的若干寫本時代的特徵得以浮現，便於學者取用。傅增湘校勘《通典》，忠實於宋本原貌，乃至於一個空格也不放過，從這個角度來說，傅增湘的校勘，具有化身千百的作用。假設宋本《通典》沒有流入日本，而是毀於兵燹，後人即便讀其校勘記，也能遙想宋本風采。不僅如此，傅增湘的校勘，對於保存明本的原貌也大有裨益，如明本卷八十二「夫禮有仰引而違□□」，傅校雲「宋本‘違’字下為‘情者’二字，明本此字不清」[64]。據此即可得知明本此處字跡漫漶。
（二）為點校本提供版本依據
作為名家校勘本，傅校本《通典》的校勘價值已經得到後世學者的重視。由王文錦、王永興等先生點校的《通典》，即以傅校本作為主要的校本。據《點校前言》及《點校凡例》可知，點校者以浙江書局本為底本，版本校以日本影印北宋本，傅增湘校南宋本為主，通校明嘉靖無刊記本、清武英殿本，以宋刻元遞修本、明人抄宋本、明王德溢吳鵬刻本參校。值得注意的是，明抄本亦是照宋本而抄錄，點校者卻沒有將其與北宋本、傅校本並列，而是將其作為較為次要的參校本。傅校本雖然不是南宋原本，點校者卻將其與北宋本並列，作為重要的版本依據。這一方面與明抄本「抄得潦草，缺文也多」有關[65]，另一方面也與明人好妄改古書有關，但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傅校本能夠忠實地保存宋本原貌。故點校本《通典》將傅校本作為重要的校本。點校本《通典》多次以傅校本作為校改的版本依據，據筆者統計，計有289條校勘記徵引了傅校本。徵引傅校本可分為兩種情況。
A傅校本與其他校本共同作為校改依據。如卷九十小注「鄭玄曰：築宮廟於家之門外」，校勘記云「築宮廟於家之門外，‘之門’原作‘門之’，據北宋本、傅校本、明抄本、明刻本乙。[66]」此類事例甚多，茲不贅述。
B傅校本獨自作為校改依據。此類事例雖然較少，但能充分反映傅校本獨特的版本、校勘價值，因此更為重要。茲略述如下：
a據傅校本正訛字。如卷十「五十萬斛乃經三年。臣聞鄭、白之渠，遠引淮海之粟，泝流數千，週年乃得一至，猶稱國有儲糧，人用安樂。求於□□山在今平涼郡高平縣，今筓頭山」，校勘記云「筓頭山‘筓’原作‘算’，據傅校本改。」[67]
b據傅校本補脫字。如卷二十二「齊左右僕射行則分道，左僕射領殿中、主客二曹，掌諸曹郊廟園陵」校勘記云「掌諸曹郊廟園陵，原脫‘掌’，據傅校本補。」[68]
c據傅校本刪衍字。如卷四十六「諸侯百畝於東郊。」校勘記云「諸侯百畝於東郊，原‘畝’下衍‘謂借’，據傅校本刪。」[69]
由以上數例，可見傅校本獨自作為校改依據時，依然能涵蓋改字、補字、刪字等主要的校勘問題，反映出傅校本校勘價值的全面性。傅增湘舊藏宋本《通典》，作為世所罕見的較為完整的南宋本《通典》，其本身的版本價值自不待言，但「書非校不能讀也」，不通過細密的校勘，便難以準確把握其價值。傅增湘在全面校勘的基礎上，臚列了足夠豐富的異文，使其校本眉目清晰，重點突出，為後人點校《通典》節約了時間，提供了版本依據。
（三）推動日本的《通典》研究
傅增湘校勘《通典》，具有國際影響，推動了日本學者對《通典》的深入研究。1930年，內藤湖南的弟子，日本學者玉井是博逗留北平，並拜訪傅增湘，獲准抄錄《通典》的校語。玉井是博回國後，利用抄錄而來的校語，排比異同，撰寫文章，並不時尋求機會，廣為介紹傅增湘的校勘事業[70]。昭和八年（1933）六月，玉井是博在「支那學」大會上發表了此成果，後經修改，在《支那學》上發表《論宋刊本〈大唐六典〉與〈通典〉》一文[71]。「與學界不少的興奮」[72]。該文辟有專節，以「江安傅氏的校宋本通典」為題，概述了傅增湘校勘《通典》的始末，並回憶了獲允抄錄傅氏校記的經過。玉井是博此文將傅增湘舊藏南宋本、無刊記明本及清代武英殿本《通典》作了對比研究，進一步揭示了宋本的校勘價值。此後，仁井田陞、尾崎康等著名學者，都投身於《通典》版本的研究。仁井田陞1935年發表《通典刻本私考》[73]，也辟有專節「傅氏校本《通典》及玉井學士《通典》刻本之研究」，與傅增湘及玉井是博對話，提出了若干商榷意見。仁井田陞對傅增湘的校勘事業極為佩服，他說「傅增湘氏藏有宋本《通典》，又費九年之久，校勘明刻本《通典》，此對學術界上頗有貢獻之處，彼經幾許苦心繼續研究，余對之極為敬服。[74]」《支那學》與《東洋學報》均是彼時日本東洋史領域的一流刊物，在不長的時間內，接連有《通典》版本研究的文章面世，可見由於傅增湘的校記傳入日本，激發了日本學者的研究興趣，掀起了《通典》研究的小小高潮。尾崎康是《通典》版本研究的集大成者。他對《通典》的研究，可參韓昇先生《杜佑及其名著〈通典〉》的相關介紹[75]，此不贅述。尾崎康也同樣高度評價傅增湘的校勘事業，認為是「何等有益於社會的事業」[76]。要而言之，雖然日本宮內廳書陵部亦藏有宋本《通典》，但《通典》研究在日本的持續推進，卻與傅增湘校記的輸入密不可分。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學者的《通典》研究，很快便譯介到了中國。兩年後的1937年7月，《史學消息》便刊載了江順成譯《通典版本考》[77]。此文即是仁井田陞《通典刻本私考》的中譯本。《史學消息》是燕京大學歷史系主辦的一份學生刊物，旨在「與國內外史學界溝通消息、提倡歷史研究興趣、介紹史學研究成績、聯絡會員感情、供本系同學練習編輯之用。[78]」譯介日本「支那學」論文，是此刊的內容之一。刊載《通典版本考》的這一期為「翻譯特刊」，僅刊載兩篇論文，另一篇是白鳥庫吉著，劉選民譯《可汗可敦名號考》[79]。白鳥庫吉是日本東洋史的權威，而彼時仁井田陞只是33歲的青年學者，但北平文史專業的學生卻未必不知曉此人。1935年2月，名譟一時的《食貨》半月刊便刊載了仁井田陞著，汪兼山譯《唐宋之家族同產及遺囑法》一文[80]。1930年代的《食貨》半月刊，在文史專業的青年學子中有著非同尋常的影響，甚至成為上海大夏大學「最風行之讀物」[81]。仁井田陞的文章由《食貨》刊載，可謂「一經品題，便作佳士」，在中國學界也必然有了知名度，故而得以在學生刊物《史學消息》中與白鳥庫吉並列轉載。由《史學消息》的選目，似亦可窺見北平青年學生好尚之一斑。由傅增湘開啓的《通典》版本研究，經由玉井是博的發揚，仁井田陞的商榷，又回流到了中國，這是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話。
三、傅增湘校勘《通典》的干擾因素
傅增湘校勘《通典》，前後延宕九年之久，一方面由於《通典》本身體量過大，是一部多達兩百卷的巨著。傅增湘手中的宋本《通典》，雖非完帙，卻仍有一百七十餘卷之巨。且《通典》的內容為典章制度，枯燥乏味，遠不如傅增湘酷愛的集部書那樣「情韻兼美」，這無疑會削弱傅增湘校書的動力。另一方面，傅增湘校勘《通典》之時，也受到多種因素的干擾。在《校宋本通典跋》中，傅增湘回顧了校勘《通典》的始末，「自庚申歲（1920）展卷，至甲子（1924）只畢十卷而輟。丁卯（1927）入秋，人事稀簡，乃發奮從事。自中秋以至歲暮，程功殆已過半。今夏（1928）猝遘凌夫人之戚，意緒摧傷，無以遣日，乃銳志復理丹鉛。起自六月之杪，訖於冬月之初，於是全書一百七十五卷乃得竣功。溯庚申訖於茲，時閱九年，時事之變遷劇矣。外而朝政之翻覆，內而家族之喪亡，所歷駭心怵魄、勞神摧志之境，殆非人所堪。而余一身蝨處其間，摩挲卷帙，倚徙山林，幸得粗完此類，日盡一二卷，多或至五六卷，少或數日得一卷。然總計點勘之工，頻歲在清泉吟社、鳳窩丙捨春花秋月中居其泰半焉。蓋山中歲月，固視城市為永也」[82]。傅增湘的跋語已經簡要提及校書時遇到的種種干擾因素，筆者結合相關史料，試對此略作分析。
（一）政局變動
1920年代，對於當時的民眾而言，感受最深的恐怕便是劇烈的政權更迭，即傅增湘所言「朝政之翻覆」。先是政權在北洋系統內流轉授受，後是國民革命軍北伐推翻北洋政府。傅增湘清季由科甲入仕，久居平津，與北洋要人袁世凱、徐世昌、王士珍、馮國璋等交誼匪淺。1917年，由於王士珍、馮國璋以私交敦促，傅增湘出任教育總長，「王聘卿拜組閣之命，浼余相助。馮華甫方攝白宮，亦以舊交敦促，遂入閣任教育總長。在職一年有半，總統一易，總理三易，而余連任如故。[83]」但總體來看，傅增湘愛書勝於做官，自1919年辭任教育總長後，他便不再出任政府要職[84]。至於文化領域的職務，他也是有選擇的接受。1927年秋，傅增湘出任故宮博物館圖書館館長，不滿一年即卸任。1929年7月，陳垣誠邀傅增湘出任輔仁大學董事長，傅增湘致信婉拒，提及自己「退閒已逾十年，惟以閉戶讀書為事，於外事極少交接。……且屏伏王城，逃名匿跡，更不願以姓字彰聞於世。[85]」由於傅增湘在1920年代逐步遠離政治，故政治上的擾動，對他的校書事業影響不大。
（二）家庭變故
家庭變故是傅增湘校勘《通典》最主要的干擾因素，《校宋本通典跋》中只以「內而家族之喪亡」一筆帶過，實際上傅增湘承受的「非人所堪」的「駭心怵魄、勞神摧志之境」，均由家庭變故而來。1925年至1928年，短短四年之中，傅增湘連喪父、兄、侄、叔、女、妻、子，承受了常人難以忍受的悲痛。隨之而來的還有經濟上的困境以及心情的低落，導致《通典》的校勘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
1925年1月，傅增湘之父世榕去世。同年，對傅增湘有督促進學之恩的伯兄傅增淯去世。1926年六七月間，侄子與十叔又相繼去世。更加不幸的是，數月之後，傅增湘之女厚謨亦去世。1928年夏，傅增湘髮妻凌夫人、次子嘉謨又相繼去世。
接連而至的家庭變故，不但給予傅增湘精神上的打擊，更加劇了經濟上的困難。他在給張元濟的信中說：「初二日到京。始知捨侄已於廿七日夭逝。驚痛殆不可為懷。先兄既亡，尚冀此子支持門戶。今則悉集孤身矣。初三日十叔又以久病不起。連遭二喪。兩宅奔走。勞頓悲傷，殆非人境。叔家更貧無立錐。弟妹及老嬸等七人義須教養，更增重負。天之阨我，其可逃乎！我公聞此，當代為淒惻也。[86]」1926年營辦紅白兩事，兼撫育遺孤，導致傅增湘負債累累。他甚至不能按時歸還張元濟墊付的書款，不得不在信中吐露了自己的窘境「尊款月底可奉趙，須葬事畢業。然今年負債不可言矣。[87]」直到1927年11月，傅增湘仍未擺脫拮據的困境，「侍此次入山安葬先叔、先伯兄及弟、侄、大女等共六棺。半月蕆事。費去千餘元。冒險經營，飽聞炮聲。回京即臥病兩日。今日愈矣。但資用窘迫為慮耳。[88]」1928年7月，傅增湘致信張元濟「至於經濟情況，則大非昔比。各種股票收入銳減，而支出加多。益以家事迭有喪亡，用款更不能預度。先叔先兄兩房及川中家族皆須貼補，每年總在三千元以上。以此五年以來積欠至三萬餘元。[89]」
由於以上種種變故，傅增湘校勘《通典》的時間，無疑被大大壓縮了。維持家庭的正常運轉，顯然是當務之急，傅增湘為此付出了很多時間與精力。至於校勘如此大部頭的《通典》，不得已只能延後。由明本《通典》各卷卷末的校勘跋識可知，1925至1926接連兩年，傅增湘都沒有繼續校勘《通典》。1927年入秋，由於「人事稀簡」，傅增湘抓緊機會，重理校書事業。但好景不長，1928年夏，由於傅增湘髮妻凌夫人身故，家中事務更無人主持，原本重拾的校書事業又暫時擱置。
傅增湘在數年之中，連喪至親，哀痛之深，不難想見。傅增湘所謂「所歷駭心怵魄、勞神摧志之境，殆非人所堪」，當是此時的真實寫照。但他很快意識到，校書反而是排解憂愁的有效途徑。1927年2月25日傅增湘致張元濟：「家門不幸，頻遭慘戚，辱承注慰，心感實深。然侍亦自知此身負責至巨。只可事來則應，事過則忘。仍借素所嗜者排日為之以自遣，決不敢含憂過勞以自苦也。中年以往，樂少哀多，昔賢所同，寧獨我輩可幸免耶！[90]」張元濟也鼓勵傅增湘重拾校書事業，「我兄年來迭遭變故，庭帷淒寂，情何以堪。惟聞晉生兄言，貴體尚能支持，時以校書強自排遣。事到無可如何之際，惟有將吾心別求一安頓之處。吾輩既不能念佛打坐，則亦惟有觀書而已。[91]」
決意以校書解憂之後，傅增湘隨即重拾對《通典》的校勘。《通典》卷一百三十二末葉記有傅增湘跋語「戊辰六月二十八日校畢。自凌夫人殤後，匆匆已歷月余，意興慘悽，懶親筆硯。近日雨後生涼，乃鼓勇復理前課，聊以遣日耳。書潛漫志」[92]。傅增湘給張元濟的信中也提及「適又遘次男嘉謨之戚，意緒益復頹沮，懶親筆硯，近日乃始收召魂魄，粗理文字。[93]」要而言之，傅增湘經受住了家庭變故的打擊，終於集中精力，重新著手校勘《通典》，並於當年年底完工。
（三）身體疾患
傅增湘校勘《通典》期間，已經年逾五十，病痛時常襲擾，他患有腸胃方面的疾病，且時常發作。1923年八九月間，傅增湘胃病復發，囑張元濟往購平胃散[94]。1925年初，傅增湘大病一場，張元濟勸勉他「惟以始衰之年，大故之後，繼以劇痢。元氣必已大傷。務祈加意珍衛。[95]」1927年十月初二日，傅增湘再次積勞成疾，乃至不能獨立行走，須人攙扶。《通典》卷一百五末葉跋語雲「連朝經營北塋，奔走疲苦，胃痛增劇。今日履視杏園，忽爾致疾，汗出如漿，偃臥荒原，良久乃定，諸郎夾持得歸。聊志於此，知茲行冒險，抱疾力完，此願實具深心，九原有知，當所鑒佑。[96]」
傅增湘的病痛，一定程度上會對校書造成干擾。如《通典》卷一百二十六末葉跋語雲「初八日校。昨自山中歸，適有小疾，遂輟課一日」[97]。與常人不同的是，傅增湘以「丹鉛相依，殆同性命」，自言「二十年中，七千餘日，自非凶喪疾苦，官職羈縻，未嘗不展卷相對。……惟校讎之事，劬瘁畢生。[98]」只要病情稍有好轉，他便提振精神，繼續校書。就在他病到「汗出如漿，偃臥荒原」的當日，還趁病痛緩解之際，勉力維持，校書竟多達六卷[99]。至於尋常的小疾，他一般盡力克服。《通典》卷九末葉傅增湘跋語云「甲子七月廿三日，病小愈，強起校此」[100]。突發的小疾，甚至成為傅增湘安心校書，推卻俗務的契機。卷二十五末葉跋語云「丁卯八月二十八日，小病不出，校得三卷」[101]。卷四十一末葉跋語云「九月初五日，小極不出戶，得竟此帙」[102]。
（四）會客與出遊
會客與出遊也是傅增湘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事項，會客是人情往還，有時難以推卻。出遊則是自身愛好，傅增湘自言「余夙性疏簡，澹於宦情，獨於山水清游，卷帙古芬，乃有殊尚」[103]，出遊尚排在古書之前。但為了不耽誤校勘《通典》，傅增湘只能返回後加快進度，彌補消耗的時間。如卷一百二十五末葉「今日游龍泉寺、鷲峰寺、朝陽院、金仙庵，歸仍校得四卷。初五日沅叔記」[104]。卷一百四十二末葉「戊辰七月二十六日，校於清泉吟社。時山雨忽來，向晚乃霽。同游者楊蔭北、李揖珊、陸慎齋，酒後談文說藝，辯論甚樂」[105]。傅增湘甚至常常挑燈夜戰，《通典》各卷卷末，留下了大量深夜校書的跋語。如卷十四末葉「八月二十日校畢，已三鼓矣」[106]。卷四十二末葉「九月初五日校畢，已三鼓矣」[107]。卷五十末葉「九月十四校畢，已丑正矣」[108]。卷一百六十二末葉「初八夜三更，月色沈山，萬籟不作，獨坐校此」[109]。卷一百七十五末葉「初三日夜三更勘竟，訂一百十五字。[110]」等。由以上數條跋語，可知傅增湘夜間校書，有時甚至持續至三更、醜正，即凌晨時分。其焚膏繼晷的校書精神，值得稱嘆。
（五）嚴寒天氣
傅增湘久居平津，冬季嚴寒，導致他冬季的校書環境甚為艱苦。雖然可以擁爐取暖，如卷一百七十四末葉跋語云「雪夜嚴寒，擁爐展卷，復竟此帙。西峰居士記。訂正五十六字」[111]。但效果似乎不甚明顯。如《通典》卷一百八十末葉跋語云「十月初六日，日色陰沈，殘雪生寒，蟄居斗室，十指如椎矣」[112]。卷一百六十五末葉跋語云「十月初九日午後大風，甚寒，蟄居山廬校此，訂正三十五字」[113]。卷一百七十二末葉跋語云「十月初三日晨起，環峰積雪，光照幾案，呵凍校此。書潛記」[114]。總體來看，嚴寒對於傅增湘校書，干擾不大，他總能盡力克服。《通典》卷一百一十六末葉跋語云「十月初四日，是日風寒，不得出，校得六卷。晚御羊裘」[115]。傅增湘在風寒的天氣，仍能校勘多達六卷，其精神令人敬佩。
以上筆者分析了傅增湘校勘《通典》時的主要干擾因素，家庭變故居首，身體疾患次之。至於政局變動、會客出遊、嚴寒天氣等潛在的干擾因素，都被傅增湘一一克服。故《通典》雖然文繁，但傅增湘有始有終，完成了校書事業。
四、結語
傅增湘以明本為底本，宋本為校本，歷時九載，完成了《通典》的校勘。在校勘的過程中，他運用了很多校勘符號，以提升校書效率，卻沒有交待符號的含義及用法。幸而有《通典校勘記》存世，我們對照明本《通典》，即可大概推知各類符號的用法。由於種種原因，傅增湘校書雖然多達上萬卷，但整理成文的校勘記卻為數不多。存世的傅校本散見於世界各地的圖書館，為數尚不少，頗有丹黃滿紙，詳加校勘者。如果能結合《文苑英華校記》等其他存世的傅增湘所撰校勘記，即可總結出藏園校勘符號的使用通例。如此便可準確提煉傅校本蘊含的學術信息，恢復若干珍貴散佚版本的原貌，對於古籍的校勘及研究大有裨益。傅增湘的校勘以對校法為主，校勘《通典》自不例外，忠實地保存了宋本《通典》的原貌，為點校本《通典》提供了堅實的版本依據，推動了中國乃至日本的《通典》研究。傅增湘慷慨地允諾玉井是博抄錄自己來之不易的校勘成果，展現了他以學術為公器的精神。他對流通古籍，向來不曾吝惜，自言「夫文章公器，非可自私，聚萬卷之奇秘，歸之一人，經累代之堙沈，顯於一旦，此其付畀之意，非徒詡鴻富，飾觀美而已。必發揚昌大，使光氣精神，藉吾手而被於天下。庶幾上無負於古人，而下亦自慰其辛苦。……故余之藏書，手校者十居八九，傳播者十居四五，職是故也。[116]」「發表校記暫濟人急」亦是傅增湘流通古籍的主要渠道之一[117]，故傅增湘的慷慨，有其一貫的思想淵源，令人敬佩。傅增湘校勘《通典》之時，正是他一生中最困難的時刻，備受至親離世的打擊，但他以驚人的毅力克服了種種干擾，最終完成了校書，無愧於以「丹鉛相依，殆同性命」的自我期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