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日本翻刻建本漢籍圖釋》窺見中日兩國書籍交流史之一隅
從《日本翻刻建本漢籍圖釋》窺見中日兩國書籍交流史之一隅
陳旭東
福建建陽曾經是全國三大刻書中心之一，是「明代印書最多」的書坊聚集地，在中國古代出版史和中國文化發展傳播史上佔據重要地位。將和刻本漢籍與建本聯繫起來考察，以見中日兩國書籍交流史之一隅，或不無小補。
和刻本漢籍的學術價值，自晚清以來日益受到學者的重視，尤其是新世紀以來，域外漢籍研究已經成為一個熱點，學界為此做了大量有意義的工作。從出版方面看，《佚存叢書》的刊行和《全唐詩逸》收入《知不足齋叢書》，被當作是日本漢籍回流的標誌。黎庶昌在日本刻印《古逸叢書》，多據日本刻本、舊抄本影刊，此書歷來為學人所推崇。20世紀70年代，長澤規矩也編撰出版《和刻本經書集成》《和刻本諸子大成》《和刻本漢詩集成》《和刻本漢籍文集》《和刻本類書集成》《和刻本書畫集成》，岡田武彥、荒木見悟主編《和刻影印近世漢籍叢刊》（共四編）等一系列圖書，影印了大量稀見的中國典籍和刻本，為學者所重。近年，金程宇編《和刻本中國古逸書叢刊》（鳳凰出版社，2012年），北京大學圖書館編《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日本版漢籍善本萃編》（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段志洪、徐林平主編《和刻本中醫古籍珍本叢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8年），從不同著眼點出發，挖掘整理出眾多珍貴的和刻漢籍文獻。
今天常用的和刻本漢籍專門目錄，有長澤規矩也編《和刻本漢籍分類目錄》及其補正（汲古書院，1978年；1980年），王寶平主編《中國館藏和刻本漢籍書目》（杭州大學出版社，1995年）。而森立之等 《經籍訪古志》、楊守敬《日本訪書志》、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等前賢著作，大多只限於對部分珍貴漢籍進行著錄。沈津、卞東波編《日本漢籍圖錄》（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收錄約1800部，可謂皇皇巨著，對學界大有裨益。日本曾大量刊刻中國文獻典籍，但究竟哪些是翻刻本，哪些是重刻本，所據是何底本，二者關係如何，則鮮見系統研究。即使是《和刻本漢籍分類目錄》《中國館藏和刻本漢籍書目》《日本漢籍圖錄》等書目、圖錄，在版本信息上也沒有太多的有效傳達。通過調查海內外現存建陽刻本（以下簡稱「建本」）可發現，大量和刻本漢籍是以建本為底本翻刻或重刊的，它們大多保留了建本的版式、行款、牌記以及其他可供判斷底本來源的相關信息。眾所周知，福建建陽曾經是全國三大刻書中心之一，是「明代印書最多」的書坊聚集地，在中國古代出版史和中國文化發展傳播史上佔據重要地位。將和刻本漢籍與建本聯繫起來考察，以見中日兩國書籍交流史之一隅，或不無小補。這正是本書編纂的初衷所在。
建本東傳日本
中國文獻典籍東傳日本，大約在六世紀初，刊本傳入則是在平安時代（794-1192）後期。日本漢籍的再生產，在印刷術發明之前乃至之後較長時間內，多通過抄寫來實現。飛鳥（593-710）、奈良時代（710-794）甚至出現了專門抄寫漢籍的機構「寫經所」。而印刷術在日本的應用，起初亦如中國，主要用於佛經，鐮倉時代（1185-1333）始用於外典。根據可靠記載，最晚在南宋，建本已流入日本。1241年（南宋淳祐元年，日本仁治二年），日本僧人辯圓圓爾（聖一國師）從中國帶回數千卷書籍，收藏於京都東福寺普門院。1353年，東福寺第二十八世大道一以根據這些藏書編成《普門院經論章疏語錄儒書等目錄》一書，其中外典內有《纂圖互注周易》一冊。「纂圖互注」 的形式為建陽書坊所創，大抵不誤。因而有理由相信，這一批宋本書中存在一定數量的建本。宋末元初建陽本地學者亦有「書籍高麗日本通」之語（熊禾《建同文書院上梁文》，《叢書集成初編》本《熊勿軒先生文集》卷五），描述了建本遠銷高麗、日本的事實。
隨著中日交流的頻繁，尤其是商業往來日益密切，建陽刊刻的書籍大量東傳至日本。即使是在德川幕府閉關鎖國時期，中國商船依然被允許停靠在指定港口—九州的長崎，書籍得以不間斷地進行貿易流通。福建具備天然的港口優勢，外銷本地特產—產量驚人的建本，尤為得天獨厚。日本現藏明人別集中，包含大量閩人著作，其中一些在國內極為罕見甚至失傳。這表明，當日此種閩地「特產」，或未進入全國市場而已先由本地港口遠銷外洋。保守估計，如今日本各大圖書館所藏建本，當有上千部，其中僅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就藏有400余部（《（改訂）內閣文庫漢籍分類目錄》著錄350部左右，尚有數十部僅著錄作「明刊本」，實亦是建陽所出）。其他如中國國家圖書館、臺灣「中央圖書館」各藏有約350部，數量亦相當可觀。
建本的海外流布，不僅限於日本，同樣深受漢文化影響的朝鮮、越南等國家也是重要輸出地。如今世界各地數十百家藏書單位，或多或少藏有不同歷史時期的建本，建本的流播可謂無遠弗屆。如此大量的書籍輸入，對輸入國尤其是日本、朝鮮、越南等近鄰在政治、經濟、文化及社會生活方面的影響如何，值得探討。但這顯然不是這本小書所能勝任的。本書僅就日本翻刻建本漢籍做個案考察，即在傳統文獻學範圍內做些具體而微的工作。需要特別說明的是，為了行文簡潔，「翻刻」一詞往往是指根據建本翻制刊行，與版本學上的語義不盡相同。
日本翻刻建本的三種形式
全書收錄78部和刻本漢籍，後附錄抄本7部。刊刻、傳抄時間自南北朝時代（1336-1392）至江戶時代後期，跨度300餘年。在這78種和刻本中，日人以建本為參照，通過覆刻、重刻、選刊三種形式進行本地書籍再生產，而後兩種形式多創造性地施以日文訓點。
一、覆刻。即原樣翻雕，不僅行款、版式保持一致，牌記也照樣重刻，甚至字體亦多模仿而高度相似。置於原本之間，不經比對，難以發現其為和刻本。乃至今天在原刻本已不存的情況下，不用根據牌記等直觀信息，僅審其風格便大抵可見所據底本之概貌。此以五山版最具代表性。如日本永和二年（1376）觀喜刻本《集千家注分類杜工部詩》（據元皇慶元年建安余氏勤有堂刻本翻刻，見本書第64部），南北朝刊本《趙子昂詩》（據元後至元七年虞氏務本堂刻本翻刻，見本書第70部）、《聯新事備詩學大成》（據元至正十五年劉氏翠岩精捨刻本翻刻，見本書第61部）等，較之明代建陽的翻刻本，字體更顯自然生動，宛然有元刻建本風致。再如南北朝刊本《集千家注批點杜工部詩文集》（據明洪武元年雲衢會文堂刻本翻刻，見本書第65部）、《增廣事吟料詩韻集大成》（據明洪武七年宗文堂刻本翻刻，見本書第60部），元和七年（1621）銅活字印本《新雕皇朝類苑》（據宋紹興二十三年麻沙書坊刻本重刊，見本書第52部）等，無不保持著底本風貌。即使晚至日本文化九年（1812），根據元至正二年（1342）建陽余氏日新書堂刻本重刻之《四書輯釋大成》（見本書第8部），行款雖改動，但仍常常被誤為原本。下文所附元皇慶元年（1312）建安余氏勤有堂刻本《集千家注分類杜工部詩》（圖1）及明洪武元年（1368）雲衢會文堂刻本《集千家注批點杜工部詩文集》書影（圖2），讀者自行比對，當能深有體會。
二、重刻。如果說不作任何改動的覆刻，是對漢籍原刻的尊重，其實也只是一種簡單的「複製」（校勘重刻不在此例），而重刻時施以訓點則是一種再創造。重刻時，在漢字旁添加假名和符號，方便日人閱讀，是為掃清閱讀障礙而做的創造性舉措。而刊刻時增大開本，同時減少每葉行數，甚至減少每行字數，取得「字大行疏」的效果，則閱讀更為舒適。如《直音傍訓周易句解》（圖3），原刻本細行密字，閱讀時頗費眼力。日人據以重刻時行款俱改，雖然盡失原本面貌，但卻頗便閱讀（見本書第2部）。
圖3 元泰定三年（1326）敏德書堂刻本《直音傍訓周易句解》書影
即使是抄本，也往往如是。如日本寬文七年（1667）高木正則抄本《春秋諸傳會通》（見本書抄本第2部），所據底本為元至正十一年（1351）崇川書府刻本，抄寫時改底本的每半葉十二行為八行。又如日本江戶時代（1603—1868）抄本《春秋胡氏傳纂疏》（見本書抄本第1部），所據底本為元至正八年（1348）建安劉叔簡日新堂刻本（圖4），抄寫時改底本的半葉十一行為八行。兩種抄本較之原本，均更顯疏朗。
圖4 元至正八年建安劉叔簡日新堂刻本《春秋胡氏傳纂疏》書影
一般來說，重刻本與原刻本相較，很難根據版式、行款判斷底本來源。但日人往往將底本內容一字不落地重刻，內封、牌記、卷端題署等相關信息得以保存在重刻本中，據此可知其淵源。從這個角度看，謂之「翻刻」，亦不為過。如日本正保四年（1647）京都林甚右衛門刻本《書蔡氏傳旁通》（見本書第3部），據元至正五年（1345）余氏勤有堂刻本（圖5）重刻，行款版式俱改。如果不是保留了卷終牌記，怕是難以知曉其所出。正是這種忠實保留底本信息的做法，使得在原本亡佚的情況下，和刻漢籍體現出重要的版本價值。
圖5 元至正五年（1345）余氏勤有堂刻本《書蔡氏傳旁通》書影
一書屢次重刻，也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即各本雖然均保留祖本的信息，但若不經仔細比對，往往很難區分各自所據是原刻本、早期和刻本還是朝鮮本。如《大魁四書集注》，現存有明代建陽余明台克勤齋刻本、朝鮮刊本、日本寬永間（1624-1643）刻本。一般認為朝鮮本與和刻本均據余氏克勤齋翻刻，今以和刻《大魁四書集注》本《孟子集注》（見本書第5部，下方左圖）卷五後牌記比對明刻本（圖6）、朝鮮本（圖7），發現和刻本更似從朝鮮本翻出。因此類刻本仍可見與建本的淵源，故本書酌情給予收錄。
圖6（中） 明建陽余明台克勤齋刻《大魁四書集注》本《孟子集注》書影
圖7（右） 朝鮮刊《大魁四書集注》本《孟子集注》書影
三、選刊。往往是抽取底本部分內容重刻，並施以訓點，重新命名，以新書面目出現，與原本相去更遠。如元代孫允賢《醫方大成》十卷，首論病候，次選醫方，共分七十二門，收錄醫方二千餘。日人曾根據建陽鄭氏宗文書堂刻本，萃取醫論部分，總七十二門成一卷，題曰《醫方大成論》，而實際上孫允賢並無名為《醫方大成論》之書。又如清初遊藝《詩法入門》（圖8），日本元祿三年（1690），日人據以重刻。日本文化三年（1806）星文堂據元祿本抽印卷三，改題《李杜詩法精選》並分為二卷（見本書第77部）；日本文化十四年（1817）京都玉枝軒植村藤右衛門又據元祿本抽印卷四，改題《古今名詩選》（見本書第78部）。儘管經過改頭換面，選刊本仍忠實保留有祖本的版刻信息，或是牌記，或是卷端題署，後世仍可據以判斷其來源。
圖8 清刻本《詩法入門》書影
和刻本漢籍的學術價值
以上是對日本翻刻建本三種主要形式的基本認識，而為數眾多的以建本為底本但未標明來源的和刻本漢籍，暫不列入本書討論範圍。相較而言，和刻本漢籍的學術價值，更有待充分研究。就本書所收的數十種來說，其對建陽刻書史研究有如下價值：
一是可補充建陽刻書品種。本書收錄八十餘部和刻（抄）本，所據建本近三分之一或亡佚，或殘缺不全。如倪士毅撰《四書輯釋大成》三十六卷，元至正二年（1342）建陽余氏日新書堂刻本今僅北京大學圖書館存《論語集注》卷十一至卷十四，日本尊經閣文庫藏本缺《論語》首三卷、《孟子》卷一至卷四、卷七至卷十，又上海圖書館藏元刻本存《論語》卷十一至卷二十。以三家所藏配補，仍然不能補全一部完整元刻本。而和刻本從原本翻出，完整無闕，無疑具有重要的版本價值和史料價值。又如明潘府撰《孔子通紀》八卷，考質經史，上至先聖傳授之統，下及從祀諸子之學，無所不載。原有弘治十七年（1504）廣東新會刻本、明正德八年至十一年（1513—1516）潘正建陽刻本及嘉靖重修本，如今見諸著錄者僅安徽省圖書館藏明刻本殘存卷二至卷四，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清嘉慶八年（1803）朝鮮泰仁田以采、朴致維翻刻明弘治本八卷，而日本慶長間（1596-1615）銅活字印本為完帙，刊行較早值得重視。其他如經部《四書集注》之楊氏清江書堂刻本、劉氏慎獨齋刻本等，子部十餘種及附錄之熊氏大集堂刻本《浮山此藏軒物理小識》、劉氏日新書堂刻本《周易參同契註解》、書林張懷耿刻本《鼎刻江湖歷覽杜騙新書》等，原本均已不存。
圖9 明萬曆間（1573—1620）張懷耿刻陳懷軒存仁堂印本《鼎刻江湖歷覽杜騙新書》書影
現存日本漢籍中保存有珍貴的史料。如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明陳懷軒存仁堂印本《鼎刻江湖歷覽杜騙新書》（圖9），卷端已將原刻者「漢衝張懷耿」五字剜去。由本書所收日本抄本（見本書抄本第7部），可知曾有余獻可居仁堂印本，且是書乃書林張懷耿原刻。又如，日本正保四年（1647）京都安田十兵衛刻本《五刻增補萬病回春》（見本書第32部）卷端題「閩萃慶堂余昌宗梓行」，據此知余昌宗為萃慶堂主人。萃慶堂原為明萬曆間著名書坊主余彰德（字泗泉）堂號。余彰德有三子，季子余應虯是明末清初著名書坊主，有近聖居等刻書堂號，未以萃慶堂刻書行世。余彰德身後，萃慶堂的歸屬問題長期以來一直是個謎團。余應虯子三人：長昌會，次昌年，季昌歷。余昌宗與余應虯子同為「昌」字輩，為從兄弟。綜上可知萃慶堂為余彰德之孫、余應虯之侄余昌宗所繼承（參見圖10）。
再如根據日本正保三年（1646）刻本《新鐫古今帝王創制原始》（見本書第53部）、日本明歷二年（1656）京都小島彌左衛門刻本《御覽頒行忠經集注詳解》（見本書第26部）等，可知明末清初建陽從事刻書業者尚有餘昌年、餘震等，他們長期以來並未進入學者的研究視野。由此可見，北宋至清初數百年間，建陽的刻書量與現存量之間的差額比，恐怕已難估算；建陽從事刻書業的人員數量，也比已知的龐大得多。
二是可作為版本鑒定時的參照物。日本南北朝時代的覆刻本，所據底本多為宋元舊刻，故而在內容、版式、字體等方面保留了底本原貌。有研究者曾據建陽刻書字體的發展與演變，結合日本南北朝刊刻本《聯新事備詩學大成》等書，考證《中華再造善本》「宋元編」所收《聯新事備詩學大成》（圖11）「更像是明代前期的重刻本」（劉春華、孔慶茂《翠岩精舍刊〈聯新事備詩學大成〉版本探究》，《圖書館雜誌》2018年第12期），即是一例。
又如《明清中醫珍善孤本精選》收錄之《名方類證醫書大全》（圖12），提要稱「據中華醫學會上海分會圖書館珍藏的成化三年丁亥（一四六七年）熊氏種德堂刊本影印」，然較之日本大永八年（1528）泉南阿佐井野宗瑞刻本，提要所言「種德堂刊本」，一如和刻本。阿佐井野宗瑞因「今所刊之書與大明板有斤兩分銖之異，彼板有藥種之下不載斤兩者，又有藥種同者，竊考諸方改之」，並作《辯誤》七則附書後。根據《辯誤》所載，我們即使未見明本原刻，仍可知二者不同之處。如卷七氣門「姜合丸」條，「大明板‘每一斤作二十圓’，今據《和劑方》改作‘每一兩’」；「去鈴丸」條，「大明板‘冷鹽湯’，今據《袖珍方》改作‘冷鹽酒’」。《明清中醫珍善孤本精選》收錄本均與和刻本同，據此可見該底本當為阿佐井野宗瑞刻本而非熊氏種德堂原刻本。前人將和刻本書後《辯誤》抽去以充明代原刻本，後人未加比對，遂致誤判。
圖12 《明清中醫珍善孤本精選》本《名方類證醫書大全》書影
其他如日本江戶時代活字印本《鐫溫陵鄭孩如觀靜窩四書知新日錄》（見本書第9部）、日本文化九年（1812）刻本《四書輯釋大成》，均存在被誤錄的情況。如將重刻本與原刻本比對，當不至於有此誤。
即使原刻本尚存，和刻本仍具有重要的版本價值，尤其在判斷初刻本與重修本，初印本與後印本時，往往具有參考意義。如明萬曆三十四年（1606）建陽知縣周士顯委託書林余彰德、余象鬥刻印《古今韻會舉要小補》，是為初刻本。後又有重修本，書前周士顯序後所署年月被剜去，書葉多有重雕替換。該書刊行以後，建陽書坊又屢次重印，乃至重修。今筆者所見重修本二種亦有不同（圖14），內封一題「李本寧先生/輯韻會小補/本衙藏板」（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本），一題「方子謙先生訂/韻會小補/三台館藏板」（福建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本），均鈐「本館重/加校訂/一字不/敢存訛」印，殆系余象鬥三台館所為，但亦有差別。經比對，和刻本《古今韻會舉要小補》（見本書第12部）確據初刻本翻雕，如周士顯序仍署「萬曆丙午上元日」，首卷卷端書口上有魚尾，但原有內封「本寧李太史公/校輯韻會小補/書林余（泗泉/文台）刻行」（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本）則未刻。因而推測，和刻本所據底本很可能為初刻後印本，而非初刻初印本。
以日本翻刻建本為中心，探討和刻本漢籍的學術價值，本書不過是管中窺豹，權當引玉之磚而已。建陽刻書肇始於北宋（約10世紀末、11世紀初），至清初式微，有近700年的輝煌歷史。建本或作為饋贈的禮品，或作為貿易的商品，或作為被搶掠的物品流入日本的時間，不晚於南宋（約12世紀中期），截至20世紀中期，也有700多年。有關建本刊刻及其價值的研究，近年來已經取得較為豐富的成果；而建本在海外的傳播、典藏情況，其對東亞文化圈的影響等諸多問題，則有待更為明晰的調查與深入的討論。
最初設想開展關於建陽刻書的一系列基礎研究，依次產生建本經眼錄、書目、圖錄、書志、中日韓翻刻建本漢籍敘錄等成果。如今最先面世的卻是這本小書。搜訪未周，錯訛在所難免。雖幸獲陳誼兄、林振岳兄悉心批評指正，劉斯倫兄慨贈書影，出版社編輯認真編校，亦不免惶恐。因此也更加企盼同道之友，不日為學界奉獻精深大作，以取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