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師範大學圖書館古籍目錄序
山東師範大學圖書館古籍目錄序—兼論古籍簡易目錄之發展及其重要作用
王紹曾
山東師範大學圖書館張宗茹、王恆柱兩同志，積數年辛勤編撰館藏古籍目錄既成，即將交齊魯書社出版，館長李伯齊教授囑為之序，余不敢以不文辭。夫目錄之學，肇自向歆，自西漢以還，代有述作，而班固《漢書藝文志》實開史志目錄之先河。厥後公私藏去廾書，咸有簿錄，惟自魏晉以迄隋唐。作者實繁有徒，而十不存一，其中如鄭默《中經》，荀曰助曰助《新簿》，王儉《七志》，阮孝緒《七錄》固無論矣。宋元明清以來，藏書之風日熾，自晚清以至民國，公私圖書館如雨後春筍，相繼成立;益以私家藏書，均以宋元校抄相標榜，日人長澤規矩也撰《中國版本目錄學書籍解題》，著錄各類古今目錄題跋500餘種，《北京圖書館普通古籍總目》第一卷《目錄門》著錄者竟達1‚948部（以上二種均包括目錄學理論性著作），《北圖普通古籍目錄》目錄門一種有不同版本若干部。而《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史部目錄類》著錄善本目錄267種，尚不與焉。洵可謂夥頤沈沈者矣。上列目錄之書，就其體制而言，不外三類：一曰部類之後有小序，書名之下有解題者：二曰有小序而無解題者：三曰小序、解題並無，只有書名者，近人余嘉錫《目錄學發微》中曾詳論之。余氏以為「昔人論目錄之學，於此三類，各有主張。而於編目之宗旨，必求足以考見學術之源流，則無異議」。然余竊以為此僅就其大較言之。若考諸章學誠《校讎通義》，持論則有所軒輊。章氏於《校讎通義序》中嘗謂「校讎之義，蓋自劉向父子，部次條別，將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非深明道術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與此。後世部次甲乙，紀錄經史者，代有其人，而求能推闡大義，條別學術異同，使人由委溯源，以見於墳籍之初者，千百之中不十一焉」。章氏此言，最為明顯。蓋劉向父子《別錄》、《七略》之所以「部次條別，將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與「後世部次甲乙，紀錄經史者」，截然不同。推此以求, ，則每一目錄），必須「部類之後有小序, 書名之下有解題」, 而「部次甲乙, 紀錄經史者」, 不足以語此。章氏所稱「部次甲乙，紀錄經史者」，所指實為第三類目錄，所謂「小序、解題並無，只著書名者」也。章氏復於《互著篇》中加以申論，謂「古人著錄，不徒為甲乙部次計，如徒為甲乙部次計，則一掌故令史足矣，何用父子世業，閱年二紀，僅乃卒業乎」？章氏於甲乙部次，只著書名之目錄，如此菲薄，不免令人瞠目。清人朱一新於《無邪堂答問》中，又以章氏之說極盡推波助瀾之能事，以為「以甲乙簿為目錄，而目錄之學轉為無用」。其實平心而論，甲乙部次，亦談何容易。鄭樵之言曰：「學之不專者，為書之不明也。書之不明者，為類例之不分也。」又曰：「類例既分，學術自明。」（《通志•校讎略•編次必謹類例論》）鄭樵之言，最為宏通。可見類例分明，即使部類之後無小序，書名之下無解題，亦足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古今來無小序、解題之書目多矣。上至《舊唐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宋史藝文志》、《明史藝文志》、《清史稿藝文志》、《通志藝文略》，下至《書目答問》，未嘗不能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就《書目答問》而言，張之洞雖為生童問學而作，實則包羅古今典籍，分門類別，秩然有序，且類例多所創新，如將叢書於四部外另立部類，子部中增列周秦諸子，以糾《四庫全書總目》分類之失。每書均著錄版本，多至兩三種，大都為常見易購之書。類目下所加簡注，均與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有關。此書首刊於光緒元年（1875），實為近代簡易目錄之濫觴。迨宣統間（1910-1911） 繆荃孫編《清學部圖書館善本書目》（民國元年上海國粹學報社排印《古學匯刊》第一集），一仍簡易目錄之體裁，雖偶有題記，亦頗簡要，每書必詳著版本，兼及行款、尺寸、版心、魚尾、邊欄、牌記及藏書印記，為古籍簡易目錄體式奠定基礎。此後各圖書館藏書目錄，大抵均著錄版本，讀者循是以求，閱讀及校印古籍，咸多利賴。而古籍簡易目錄，為用之廣日宏，其作用遠在有小序、解題目錄之上。惟《清史稿藝文志》成書於民國16年（1927），章鈺雖有意著錄版本，而主修《清史稿》者，以為此非史志目錄之舊例，因不予著錄版本（此乃顧廷龍先生謂余言者。顧老時任職燕京大學圖書館，向章氏時有請益，章氏所言如此）。朱師轍承章鈺之後，重行董理，竟亦一仍舊貫，置版本於不顧。此實為史志目錄之一大失誤。本世紀30年代之初 （1933-1935），趙萬里編《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民國22年朱印本），趙錄焯編《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乙編》（民國24年鉛印本），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編《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圖書總目》（民國22-24年鉛印本），相繼問世，簡易目錄著錄版本遂定於一尊。而《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圖書總目》較之《四庫全書總目》類例益加縝密。建國以來，全國古籍館藏目錄，日益繁富，迄《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中國叢書綜錄》（第二冊《子目分類目錄》）、《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先後出版，海內外中國古籍編目遂有所憑借。全國公共圖書館、綜合性高等學校圖書館爭相編印館藏古籍目錄、館藏古籍善本書目，蔚然成風，學者咸有所取資。此殆張之洞所謂學問之門徑也。設非簡易目錄之蓬勃發展，曷克臻此。此類目錄，大都出自圖書館專業人員或專家學者之手，故其分門別類,，秩然不紊，決非章學誠所謂「部次甲乙」，乃「一掌故令史」所能為。若就章氏所言，必須如劉向父子「部次流別, ，申明大道，敘列九流百氏之學」，則非有小序、解題不可，否則即不能「窮源至委, ，竟其流別」，以副「著作之標準」。竊以為果能如此，則所有書目，豈不陳陳相因，稿如山積，更非一般圖書館專業人員所能為，且亦無此必要。鄭樵《通志•校讎略》即以《崇文總目》於每書之下，必有論說，以為「文繁無用」 （見《泛釋無義論》），朱彝尊《曝書亭全集•崇文總目跋》及《四庫全書總目•崇文總目》提要，遂據以評擊漁仲，後世《崇文總目》傳本之所以去其序釋，即諉罪於漁仲，杭世駿《道古堂集》、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已力辨其非。是鄭樵所言， 雖有偏頗，不謂無見。若每一書目，必須於部類之後有小序，書名之下有解題，不根據具體情況， 排斥但記書名之簡易目錄，是無異見樹木而不見森林。每一書目工作者，果能從實際出發，俾三類書目，並行不悖，各顯其長，方稱妥善。余且以為章氏所言，於史志目錄及國家大型書目，自有其指導意義。如宋王堯臣、歐陽修之於《崇文總目》，清修《四庫全書總目》，本世紀20年代以柯劭文心文心為首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所編《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從1993年起，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則小組開始編纂《中國古籍總目提要》，此類大型書目，規模龐大，於四部書兼收並蓄，或包羅古今，或增四庫所未收，標舉一代著作之盛，搜亡剔隱，匡補前修，厥功至偉，讀者人手一編，亦已足矣。倘要求所有書目，必須有小序、解題，豈非畫蛇添足。至於公私藏書著錄稀見之宋元校抄，輯為書目，或撰為題跋，記其授受源流，訂文字之得失，評版刻之精粗，由來已久，於清為烈。以言公藏，其最著者，有《天祿琳琅書目》、《天祿琳琅書目後編》。以言私藏，自錢曾《讀書敏求記》、黃丕烈《蕘圃藏書題識》、吳壽騫《拜經樓藏書題跋記》、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以迄晚清瞿、楊、丁、陸四大藏書家，乃至烏程蔣氏（汝藻）《密韻樓藏書志》，江陰繆氏（荃孫）《藝風堂藏書記》、《續記》、《再續記》，長沙葉氏（德輝）《郋園讀書志》，吳興張氏（均衡）《適園藏書志》，劉氏（承幹）《嘉業堂藏書志》，南海潘氏（宗周）《寶禮堂宋本書錄》，東莞莫氏（伯驥）《五十萬卷樓藏書目錄初編》，長樂鄭氏（振鐸）《劫中得書記》，類此簿錄，林林總總，無慮數十家，中華書局已輯為《清人目錄題跋叢刊》，陸續付印，蔚為奇觀（《近人目錄題跋叢刊》尚未付印）。公私藏書目錄題跋之外，尚有知見書目，如獨山莫氏（友芝）《宋元舊本書經眼錄》，宜都楊氏（守敬）《日本訪書志》，江安傅氏（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藏園群書題記》，以及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路工《訪書見聞錄》，沈津《書城挹採錄》等，所有題跋、提要，各有特色，大抵上追晁《志》、陳《錄》，集考訂、校讎、收藏、賞鑒於一體，就其作用而言，實與簡易版本目錄相表裡。兩者共存，則相得益彰，亦猶聊城楊氏，既有楊紹和《楹書隅錄》、《楹書隅錄續編》，復有楊保彝《海源閣宋元秘本書目》，繁簡有別，足以互補。蓋簡易版本目錄，便於普及，而宏篇巨著，非人人所得而有，亦非人人所必讀。如全國所有館藏古籍，均能編印古籍目錄，然後由國家匯編《中國古籍總目》（(以線裝古籍為限，包括影印本)，不特可以摸清現存古籍之家底），過去以為亡佚之書，或將顯露人間。此於弘揚優秀傳統文化，推動學術研究，其貢獻之大，自不待言。然環顧山東地區，各公共圖書館、博物館、綜合性高等院校圖書館，編印有館藏古籍目錄者，寥若晨星。即使備有公務目錄，有書名目錄而無著者目錄，甚至有無分類目錄者，以此檢索，困難重重。即以公務分類目錄而言，類目混亂，一書重出者，比比皆是。圖書館之基本建設，如此不受重視，遑論編印古籍目錄。此次山東師範大學圖書館張宗茹、王恆柱兩同志率先編成館藏古籍目錄，按四庫分類，吸取前人經驗，酌加變通，詳細著錄版本，善本書則兼著題跋，學者得此一編，庶幾左右逢源，得心應手，章學誠所謂「即類求書，因書究學」，得以實現。在山東地區高等院校圖書館中開風氣之先，尤為難能可貴。（聞曲阜師大圖書館1998年編有館藏古籍目錄油印本兩冊，惜余未之見。）然余不能不重有感焉。山東省圖書館，藏書甲於齊魯，然見於《北京圖書館普通古籍總目》目錄門者，僅有清宣統三年（1911）保釐東編《山東圖書館辛亥年藏書目錄》（宣統三年石印本，二冊）， 民國六年（1917）袁紹昂編《山東圖書館書目》九卷（民國六年山東圖書館濟南石印本）。自1929年王獻唐前輩長館後，先後收購海南寺明南北藏殘卷2‚275冊，復以10萬元購得日照馬氏藏書286種，其中頗多宋元舊槧及名家校抄，繼而河南柳氏又有所捐贈，不乏宋元佳刻。自1929年至「七七」事變，閱時九載，凡得唐人寫卷、宋元舊槧、明清精刻及名家校抄本、稿本，都1714種，35000餘冊，大抵來自新城王氏池北書庫，德州田氏古歡堂，益州李氏大雲山房，曲阜孔氏微波榭，諸城劉氏嘉蔭簃，日照許氏攀古小廬，聊城楊氏海源閣，海豐吳氏雙虞壺齋，濰縣陳氏石鍾山房，高氏辨蟲覃居，十九為齊魯故物，館藏已增至二十萬八千餘冊，獻唐先生建「奎虛書藏」以貯之。迨「七七」事變爆發，獻唐先生，冒敵機轟炸之險，間關跋涉，將宋元校抄，鄉先賢稿本及大批珍貴文物，輾轉運抵四川樂山，雖欲編撰書目，而終未如願。及解放後，圖書文物運回濟南，盡交山東省文物管理委員會，轉歸山東省博物館。惟五十年來，山東省博物館亦未嘗有館藏書目問世。在抗日戰爭期間，濟南人士辛鑄九、苗蘭亭、張蔚齋諸先生，於1944年以偽幣300萬元向海源閣第四代主人楊敬夫購得海源閣藏書2‚175種，2‚289部，即楊保彝《海源閣書目》中所謂「版刻較近、抄胥勿精、為世間常見」之書。然其中不乏宋元明珍本。1945年10月，辛鑄九等悉數捐贈山東省圖書館，山東省圖書館別辟專藏，以示珍秘。於是失之東隅者，又收之桑榆。據該館覈實統計，其中宋本2，元本1，明本296，校本19，抄本66，稿本2，其他清本，亦多精刻精印。1978年，山東省圖書館復接受北京易學文獻收藏家盧松安捐獻其易廬專藏890種，1‚400余冊。於是山東省圖書館《易》類專藏海內外無出其右。1987年，益以原有館藏《易》類著作，編成《館藏易學書目》，著錄1‚317種，並附以知見傳本《易學書目》（齊魯書社1993年版），為海內外《易》學研究者所稱道。但「奎虛書藏」運川者僅為一小部分，如海南寺《大藏經》殘卷、唐人寫卷等，固仍在「奎虛」，以山東省圖書館館藏之富，至今並未有館藏目錄問世。早在解放以前，齊魯大學圖書館，館藏古籍至豐，且每書均有青布四合函套，保存之善，堪稱上乘，然亦未嘗編印書目。迨解放後院系調整，齊大裁撤，齊大圖書館古籍，遂為山東省圖書館、山東大學圖書館、山東師範學院圖書館等所分享。齊大庋藏, 已無從考見。山東大學圖書館，歷經滄桑，抗戰期間，運抵四川萬縣之書，因未在巴蜀復校，全部圖書奉令全部交與中央大學圖書館。洎抗戰勝利，在青島復校，古籍已寥寥可數。解放後，部分得自齊大，部分得自捐贈、收購，其時古籍已近10萬冊餘，並編有油印本目錄。1958年遷校濟南，繼續由張長華、林靖若諸同志，奔走南北，足跡遍冷攤舊肆，迄「文革」前，館藏古籍，已達3萬種， 30萬餘冊，其中宋元明舊刊及校抄本、稿本，即近2000種。1964年古籍部開始編古籍目錄，重新鑒別版本，準備陸續分冊出版。先從集部開始，由余及林靖若、高傳章兩同志分工，歷時兩載，集部甫告完成。其後全國高校批判厚古簿今，館領導即令停辦，並將線裝書庫封閉。文革期間，山大一度與曲阜師範合併，山大改名山東科技大學，所有古籍，全部轉歸曲阜師院圖書館。在運輸途中，因管理不善，甚至整箱墜車，而押車人員竟一無所知。1987年撥亂反正，恢復山大建制，所有古籍，復從曲阜運回濟南，堆存文史樓西側樓上書庫（現為歷史系圖書室），高及屋頂。其時國家文物局遵照周總理遺志，決定在普查全國古籍善本書基礎上，編纂《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館領導始令余一人登樓按類上架，余以67歲高齡，獨任艱巨，繩拉背牽，歷時數月，始行完成。余又先後從書庫中，逐架陸續清理善本，按規定著錄標準，報由山東省古籍善本整理小組，轉報《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委會。1981-1982年間，在張長華同志主持下，復由余編成《館藏古籍善本書目》，著錄古籍善本凡1‚200種，原稿交山大印刷廠排印，擱置三年，僅排印樣張一頁, 以形式欠佳, 要求重行設計, 從此即無下文, 館藏古籍善本書目出版, 竟成泡影。其後張長華同志又從書庫中繼續清理善本書數百種, 余則已調至古籍整理研究所，從事古文獻教學與研究工作。1993年，館領導責成高傳章同志，繼續編古籍善本書目，稿既成矣，沙嘉孫同志復在書庫中繼續挖掘善本，頗有所得，並以原編古籍善本書目，未及著錄行款、邊欄、版心、魚尾、刻工、題跋及收藏印記，與《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體式尚有距離，因而又重行覈實，逐一增補，目前即將蕆事，共計著錄善本書約二千種，館長蘇位智同志決定交齊魯書社出版，然館藏古籍目錄，則尚有所待。今山東師範大學圖書館，一舉而成館藏古籍目錄，宋元校抄，盡入其中，可謂一舉兩得，兼而有之。在山東高校圖書館中堪稱翹楚。書目凡著錄古籍7‚884種，1萬餘部，17萬冊。計經部964種，史部2‚546種，子部1‚628種，集部近2‚000種，叢書746種。其中善本書近千種，15‚000餘冊， 計經部150餘種，史部286種，子部各223種，集部300餘種，叢書20餘種。若就版本而言，有宋元本3種，明本300餘種。清乾隆前刻本精良、流傳稀少者400餘種，抄本、稿本近200種。在山東高校中僅次於山大圖書館，而館藏則各有特色，有非山大圖書館所可比擬者。如清咸同間歷城解鑑撰《益智錄》十卷稿本（存六卷），與山大所藏《煙雨樓續聊齋志異》八卷，清光緒19年（1893）抄本，實係同書異名，而山大藏本，經清宋翹刪節，已非完書。(萬曆) 《冠縣誌》六卷，為冠縣知縣談自省修，杜華先撰，據明萬曆36年（1608）刻本所抄，原刻本僅存北京圖書館。《春秋宗孟》十二卷，清歷城賈璇撰，張英麟題簽，精抄本，為馬國翰玉函山房藏書，馬氏《玉函山房藏書簿錄》卷五著錄；題尊經堂原本，彌足珍貴。《歐陽先生文集》八卷（存五至八卷），宋歐陽詹撰，為清代著名藏書家吳焯繡谷亭抄本，有法式善題記，吳焯子「吳城之印」。其附錄一卷，宋宋祁等撰，內有十三篇，四庫本所載僅六篇。四種內府寫本，均出自名家之手。如《御製八徵耄念之寶記》一卷，清彭元瑞書。此書藍紙金字，金格金邊，卷末鈐「瑞」字朱印。《御製史論問》一卷，清紀昀書。此書用花箋紙，無格、無邊欄，末鈐「臣」、「昀」朱印。《開惑論》一卷，清竇光鼐書，扉葉及卷末有「太上皇帝之寶」、「八徵耄念之寶」、「古稀天子」等七方朱印。《御制文淵閣記》一卷，清陸錫熊書。此書有「乾隆御覽之寶」、「寶笈三編」、「嘉慶鑒賞」等朱印。上列四種,，皆為清高宗弘歷所撰，經摺裝，木夾板。在各家藏書簿錄中極為罕見。彭元瑞、紀昀、竇光鼐、陸錫熊，皆一代名臣，學貫古今。紀昀、陸錫熊均系《四庫全書》總纂官，《四庫全書總目》出紀昀之手，尤享盛名。彭元瑞與紀昀同有才人之目。竇光鼐為山東鄉先賢（諸城人，乾隆進士），充南書房總師傅，立朝十年，風節挺勁，無所阿附。歷官河南、浙江學政。詩文宗韓杜，工擘窠書，著有《省吾齋詩文集》。今山師大圖書館所藏內府寫本中，有竇光鼐墨跡，當以景星卿雲視之，非徒為書法之工拙也。在名人題跋、批校本中，如清康熙刻本《因樹書屋書影》，有著名書法家、畫家傅山親筆批注120餘處，每處多者一、二百字，少者三、五十字，字體老練勁秀，彌足珍貴。所藏明吳興閔、凌二家三色、五色套印本，足與武進陶氏《明吳興閔版書目》（《武進陶氏書目叢刊》之一）相發明。明嘉靖刻本《古今合璧事類備要》，為葉德輝舊藏；明抄本《記事珠》，為王世貞、納蘭成德、翁方綱所遞藏。若此之類，均非世間經見之書。在書目中，尚有人間孤本，如清朱宏祚《清忠堂奏疏》，清康熙刻本，《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委會，四出訪求不得，竟在山師大圖書館得之，幾乎失之眉睫。清雲間子集撰《草木春秋演義》，清大文堂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輯影《中國古本小說集成》，以為其書久佚，山大袁世碩教授，偶得於山師大圖書館，為之喜出望外。以此類推，館藏中四庫未收之書，當不在少數。至如明袁黃撰《兩行齋集》，明刻本;清屈大均《廣東新語》，清康熙刻本；清鄧漢儀撰《慎墨堂全集》清道光抄本等多種，均為清代禁書，其文獻價值之高，更不待言。數年前山東省古籍整理規劃小組，為摸清山東先賢現存著作家底，囑余主編《山東文獻書目》（齊魯書社1993年版），以時間倉卒，未及徵詢山師大圖書館，該書出版後，經張宗茹同志核對館藏，為之增補山東先賢著作百餘種（包括不同版本），現已收入《山東文獻書目補編》，使山東先賢著作暗而復彰。預見《山東師範大學圖書館古籍目錄》一旦問世，非徒為山師大師生教學與科研服務，並將沾溉學林，其有功於學術文化，未堪限量。
竊余尚有不能已於言者，余嘉錫在《目錄學發微》中闡述書名目錄時，嘗謂「蓋吾國從來之目錄學，其意義皆在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所由與藏書之簿錄，自名賞鑒，圖書館之編目僅便檢查者異也」。持此立論，則所有私家藏書簿錄，圖書館編目：均不足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與目錄學無緣。余氏此說，未敢苟同。余氏在《發微》中，以大量篇幅闡述自周至清目錄學源流，所言均屬公藏目錄，對私藏目錄，避而不談，即享有盛名之晁《志》、陳《錄》，亦無只字道及。意圖所在，不難推見。然私藏目錄，遠肇任日方。考諸阮孝緒《七錄序》，自宋、齊以來，王公搢紳之家，各有名簿，校之官目，多所遺漏。私藏簿錄之重要，於此可見。惟時代久遠，早已亡佚，逮趙宋之世，始傳晁《志》、陳《錄》及尤袤《遂初堂書目》。《四庫全書總目》評《遂初堂書目》，謂「宋人目錄存於今者，《崇文總目》已無完書，惟此與晁公武《志》為最古，固考證家之所必稽矣」。又於《直齋書錄解題》云：「古書之不傳於今者，得借是以求其崖略；其傳於今者，得借是以辨其真偽，核其異同，亦考證之所必資，不可廢也。」而尤目之所以重要，尤在「一書兼載數本，以資互考」，開書目著錄版本之先河。可見四庫館臣對私家簿錄評價之高。明清以來，藏書家中固不乏「自命賞鑒」之徒，然多數簿錄，與徵文考獻有關。清代版本、校勘之所以卓然成家，群經子史之得以精校精刻，不能不歸功於藏書家之廣羅宋元校抄。以黃丕烈為例，上承錢（謙益、錢曾）毛（晉）、季（振宜）、徐（乾學）之餘緒, 下開有清一代風氣之先，其最大貢獻，在於版本、校勘，相互為用，使古書文字舛誤，得以校正，黃校黃跋，為世推崇，不為無因。然自洪亮吉《北江詩話》將其貶低為藏書家中之賞鑒家後，嚴可均從而附和，近人張舜徽亦以賞鑒家目之，而余嘉錫更百般詆毀（(見《余嘉錫論學雜著》567-572頁《藏園群書題記序》)，余已在《如何正確評價黃丕烈在版本學上的貢獻》一文中（台灣《中央研究文哲研究所集刊》第9期），據理反駁。著名目錄版本學家顧廷龍先生認為拙作評論蕘翁「極為精當」；冀淑英先生則以為「二百年來學人於黃蕘翁之誤解，為之一掃而清，還蕘翁開一代校勘學、版本學新風尚之學術地位」。當非阿好之論。余嘉錫對《蕘圃藏書題跋》尚且如此詆毀，其他私家藏書簿錄，自應等而下之。《發微》中將藏書簿錄，一概摒棄於目錄學之外，不難窺見其底蘊。並就圖書館編目而言，其編印有古籍目錄者，大都類例分明，著錄精詳，且有《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中國叢書綜錄》作為依徬，對中國目錄學發展起重要作用，迥非余氏所謂僅便檢查而已。若就余氏所論，所有館藏目錄 （包括國家圖書館目錄）不加辨別，均視為部次甲乙之作，是仍未擺脫章學誠《校讎通義》之窠臼，與時代要求，背道而馳，《中國目錄學史》，勢必留下一片空白。此余之所以期期不可者也。並以此質諸當世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