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論南宋刻書業的利潤與刻工生活
再論南宋刻書業的利潤與刻工生活
丁紅旗
摘要
現今所能見到宋時較全面的刻書價格史料，主要有《小畜集》等七種，但這些史料的解讀因角度、計算方式、視野等不同而呈現差異。從鏤版的一些關鍵信息——刻書史料的性質、紙張價格、刻字工價等，可以推知這一時期刻版的利潤，至少能維持在40%的高位。與此相連的是刻工的生活：開禧北伐之前，除維持一家四五口人的溫飽問題，還能有不少結餘；之後，生活水平有一定的下降，但仍能維持一家的溫飽。橫向比較，刻字仍舊是一項待遇很不錯的技術工作。這一結論能改變傳統一些不無模糊的刻書觀念。
關鍵字
紙張價格；刻字工價；利潤；刻工生活
作為一項經濟活動，宋代鏤版的利潤、次數、刻工生活等關鍵問題一直受到研究者的重視。但不無遺憾的是，這些問題的解決一直受制於史料的欠缺，而未能有很好的突破。對這一問題的探求，最早可追溯到楊繩信先生《從〈磧砂藏〉刻印看宋元印刷工人的幾個問題》，以《磧砂藏》所載的發願文為基礎，探求刻字的工價及刻工生活。之後，續有學者擴大、深入這一研究。其中，較有價值的是周生春、孔祥來《宋元圖書的刻印、銷售價與市場》、章宏偉《南宋書籍印造成本及其利潤》二文。周文考察印造價、書板價，並得出「似呈下降趨勢」的結論；章文則在考察刻版流程的基礎上揭示《小畜集》的利潤。三文無疑都各自開闢了一條通往真實情形的坦途，讓人看到了縷縷希望。不過，因理解角度、計算方式、視野等的不同，這一研究的關鍵問題實可以持續討論。為此，本文擬以探究刻書的性質、紙張價格、刻字工價等為契機，以別一種視角全面、廣泛地考辨，力求能深入揭示關涉刻工的一些關鍵問題；同時，也希望能對刻書的深入研究有所裨益，並以此請教於大方之家。
01
基礎史料及其性質
現今所能見到的宋時較全面的刻書價格史料，主要有以下七種（含覆宋本兩部）。為避免繁瑣，便於後面的考辨，並補證一些必要的數據：
（一）王禹偁《小畜集》三十卷，南宋紹興十七年（1147）黃州州學刻（因有州學教授梅守卓等的參與）。
黃州契勘：諸路州軍間有印書籍去處。竊見王黃州《小畜集》文章典雅，有益後學，所在未曾開板。今得舊本，計一十六萬三千八佰四十八字。檢准《紹興令》：諸私雕印文書，先納所屬申轉運司，選官詳定，有益學者，聽印行。除依上條申明施行，今具雕造《小畜集》一部，共八冊，計四佰三十二板。合用紙墨工價下項：甲書紙並副板四佰四十八張；表背碧青紙一十一張，大紙八張，共錢二佰六文足。賃板、棕墨錢五百文足，裝印、工食錢四佰三十文足，除印書紙外，共計錢一貫一佰三十六文足。見成出賣，每部價錢五貫文省。右具如前。紹興十七年七月日。
今核，原書共八冊，423版，「版框高22.7釐米，寬16.5釐米」。每半葉十一行，行二十二字，一葉484字，則432版共為20.9088萬字，與16.3848萬字相比，空白為4.51萬字，每版約少104.4字（其中，半葉無字的共三葉）。
沈虞卿跋曰「以家笥所藏《小畜集》善本更加點勘，鳩工鏤板」，則為初刻。
上述費用，「二佰六文」「五百文」「四佰三十文」，加在一起，正是「一貫一佰三十六文」。就是說，這是除去用的「印書紙」，即「甲書紙並副板四佰四十八張」外的費用，「印書紙」的錢另算。
至於「表背（即裝裱書背的）碧青紙」、「大紙」（「八張」，正好能裝「八冊」扉頁，一冊一張）共錢二佰六文足，則每張紙10.8文足。而紹興二十七年（1157）沅州公使庫刻《續世說》時，「裱背青紙……大青白紙共九張，共錢六十六文足」，則一張7.3文足，兩者差距不大，是真實紙價。同時，《續世說》載「大紙一百六十五張，計錢[三百]三十文足」，則一張「大紙」2文足。這樣，如以一張1文計算（一張「大紙」等於二張普通紙，見下），則印書紙為448文足，則總成本為1貫584文足。
又，史料中出現了「文足」「文省」的字樣。「文足」指足量的銅錢，「文省」則指發行的會子。南宋乾道四年（1168）正式發行會子，實行省陌制，但隨物價的起伏，其折算率不同。因紹興十七年朝廷還未發行會子，因此，儘管出現「文省」，也不需要折算。之後，乾道九年已採用會子，因此刻印的《淮海文集》就採用「文省」（見下引），即會子的計算方式，也能佐證這一點。這是需要先說明的。
（二）孔平仲《續世說》十二卷，紹興二十七年（1157）沅州公使庫刻。
卷末有題記二則：
沅州公使庫重修整雕補到《續世說》壹部，計壹拾貳卷，壹佰伍拾捌板，用紙三百壹拾陸張。右具如前。紹興二十七年三月。今具印造《續世說》一部，計六冊，合用工食等錢如後：一、印造紙墨工食錢，共五百三十四文足：大紙一百六十五張，計錢[三百]三十文足（今按：因據總數「五百三十四」減去「二百四」即得，缺「三百」文）；工墨錢，計二百四文足。二、裱背青紙物料工食錢，共二百八十一文足：大青白紙共九張，共錢六十六文足；麺蠟、工錢，計二百一十五文足。已上共用錢八百一十五文足，右具在前。
乍一看，「壹佰伍拾捌板」似與原書285版有些矛盾。其實，這二則題記要結合起來理解，「重修整、雕補」的為158版；但印刷時所耗的紙仍是整個十二卷的用紙（整本印），即用「三百壹拾陸張」，如計算為「大紙」，則為「一百六十五張」，即一張「大紙」等於普通「紙」二張。則「大紙」每張2文，普通「紙」一張1文。
今核，原書每半葉十行，行十八字，則一葉（考慮到每葉空白，按均少18字）342字，共約9.747萬字。
又，裝封面的「大青白紙」，一張約7.3文；又因共六冊，則一冊用1.5張。又，《大易粹言》二十冊，「裝背饒青紙叄拾張」，也是一冊用1.5張。
（三）《淮海文集》四十卷、《後集》六卷、《長短句》三卷，乾道九年（1173）（淮南東路）高郵軍學刻。
卷末載：
高郵軍學《淮海文集》，計四百四十九板，並副葉裱背等共享紙五百張。三省紙每張二十文，計一十貫文省；新管紙每張一十文，計五貫文省；竹下紙每張五文，計二貫五百文省。工墨每版一文，計五百文省。青紙裱背作一十冊，每冊七十文，計七百文省。官收工料錢五百文省。
今核，原書共436版。每半葉有界十行，行二十一字，一葉420字。考慮到空白（平均每葉少20字），則共約17.44萬字。
這一題記也能證明一「張」紙的大小。因「四百四十九板」（今核原書，去掉封面、扉頁，共436版。這一數字的差異說明宋人算刻版時，封面、扉頁均計算在內）共用紙五百張，考慮到印刷時損毀而留有餘地的可能（即「加放數」）以及去掉「副頁」，則一版用紙一張。又，「工墨每版一文，計五百文省（折算為300文足，見下）」，也說明瞭正是按五百版計算；同時，也證實每一版耗墨一文省。這也吻合《漢雋》所載的價格，即「印造用紙一百六十幅」（原書共149版），「工墨裝背錢一百六十文足」，也正說明「一幅」即一版一頁，「工墨」耗錢一文。再如《嘉泰會稽志》，「用印書紙八百幅，工墨錢八百文」（原書共757版，如加上扉頁、封面40版，即為797版），也是「一幅」為一版，一版的工墨費為一文。再如《小畜集》，「計四佰三十二板」，用「甲書紙並副板四佰四十八張」，除去「副板」，也是一版用紙一張。《淮海文集》《漢雋》《嘉泰會稽志》《小畜集》四部書的刻版時間分別是1173、1183、1202、1147年，說明至遲在南宋中期，隨著出版的興盛，為更好地節省用紙（紙張是刷印時的一項大的開支），而固定了紙張的大小，以免浪費。現在看，這幾種刻書的行數、字數也差不多，即大概半葉十行，行二十字。也就是說，當時可能已基本形成了較為固定的專供刷印的規範紙張。
（四）曾穜《大易粹言》十二卷，淳熙三年（1176）舒州（淮南西路）公使庫刻。
卷末載：
舒州公使庫雕造所，今具《大易粹言》一部，計二十冊，合用紙數、印造工墨錢下項：紙副耗共壹阡叄百張，裝背饒青紙叄拾張，背青白紙叄拾張，棕墨、糊藥、印背匠工食等錢共壹貫伍百文足，賃板錢壹貫貳百文足。本庫印造，見成出賣，每部價錢八貫文足。右具如前。淳熙三年正月日，雕造所貼司胡至和具。
今核，原書半葉十行，行二十字，但因基本為注文，且低一格，因此按19字算，則半葉190字，一葉380字；按總字數「四十五萬有奇」（李祐之跋），共約1184版。今核原書共1183版，正相符合。其用紙，考慮到實際印造時有一定的「加放數」（如試印、損毀、印刷效果不好而重印等，要留有餘地），亦是一版用紙一張。
（五）林鉞《漢雋》十卷，淳熙十年（1183）（兩浙東路）象山縣學刻。
其卷末魏汝功《序》後，有象山縣學楊王休題記：
今以善本鋟木，儲之縣庠，且藉工墨贏餘，為養士之助。象山縣學《漢雋》，每部二冊，見賣錢六百文足。印造用紙一百六十幅，碧紙二幅，賃板錢一百文足，工墨裝背錢一百六十文足。
《中華再造善本續編》（唐宋編）存兩本《漢雋》，一為「宋淳熙五年滁陽郡齋刻本」，一為「淳熙十年象山縣學刻本」，但均無楊王休《題》。《古逸叢書續編》亦載有《漢雋》一本，其影印自「上海涵芬樓據宋淳熙刊本」，與《再造》為同一版本，亦無楊王休《題》。
今核，原書共149版。每半葉九行，行十五字，小字雙行，行三十字。一版約910字（除去空白；其中，有兩個半葉空白，再減去一葉），則共約13.468萬字。
（六）《晉二俊文集》，慶元二年（1196）（兩浙西路）華亭縣學刻。
葉德輝《書林清話》卷六《宋監本書許人自印並定價出售》條，載明正德十四年（1519）重刻宋刊《二俊文集》，卷前有記：
《二俊文集》一部，共四冊。印書紙共一百三十六張，書皮表背並副葉大小二十張，工墨錢一百八十文，賃板錢一百八十六文，裝背工糊錢（原按：此下有脫文）。右具如前。二月日印匠諸成等具。
今核，原書共224版，每半葉十行，行十八字，一葉340字（考慮空白，一葉少20字），則共約7.616萬字。
又，因只是「文」，沒提到「文足」，應折算，則賃版錢實為126.48文足。
（七）《嘉泰會稽志》二十卷，嘉泰二年（1202）紹興府（兩浙東路）刻。
明正德五年（1510）重刊紹興府刻本《嘉泰會稽志》卷二十後載：
紹興府今刊《會稽志》一部二十卷，用印書紙八百幅，古經紙一十幅，副葉紙二十幅，背古經紙平表一十幅，工墨錢八百文。每冊裝背文。右具如前。嘉泰二年（1202）五月日，手分俞澄、王思忠具。
今核，原書共757版。每半葉十行，行二十字，一葉共400字，滿字為30.28萬字。又因每版的空白略多，今按葉空白60字（即每半葉空白一行半），為4.5420萬字；則總字數約25.738萬字。
進一步，需先對這些史料的性質，即為何會載這些費用，意在告訴什麼，進行考辨，進而對各項費用進行一些盡可能貼近史實的推斷。不過，這也是在史料不很充分的情況下，不得已而採用的一種下策，實因這一問題直接關涉到宋代刻書的直接動力——即利潤的驅動這一根本問題，是回避不了的。
這七種典籍，都鏤版在社會穩定發展時期。《小畜集》《續世說》，在高宗末期；《淮海文集》《大易粹言》《漢雋》，在孝宗時期；《晉二俊文集》《嘉泰會稽志》，在寧宗初期。紹興十一年十一月（1141），宋金議和，政局趨向穩定。孝宗時，史稱「中興」，其即位當年，就實施郡守「治行臧否，連銜聞奏」制度，以加強對地方官員的考核與監督。這一制度，因前期忙於宋金戰爭無暇積極推進，淳熙八年後則正式推行，令行禁止，違者糾察，為此曾嚴厲處置了鄭丙、句昌泰等官員。真德秀曾說過：「乾道、淳熙間，有位於朝者以饋及門為恥；受任於外者以包苴入都為羞」，可見當日吏治的清明。淳熙中後期，國家也極為富有，國家庫藏左藏庫每年有金銀錢帛共約三千萬余緡，甚至「至貫朽而不可校」。因此，有錢且吏治清明，自會精心選校、刻印一些典籍，如時人熟知的公使庫刻書，有刻本存世（或文獻記載）的，北宋刻的僅3種，紹興年間（1131-1162）刻的4種，淳熙年間（1174-1189）刻的18種。淳熙年間是一個高峰，就充分反映了這一史實。
無一例外，這七種均為官刻，這有其歷史原因。大體而言，這些記載能分兩類：第一，公使庫刻書。孝宗淳熙年間是公使庫刻書的高峰，此後則泯然無跡。這非是刻版散佚或文獻失載的緣故，而是與孝宗時清明的政治息息相關（見前論）。除此之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與公使庫資金的運行制度相關。朝廷「著令（公使庫）許收遺利」，給以政策傾斜，允許經營盈利，由此各地遂「得以自恣」，盈利豐厚，其饋贈的錢，東南一帶「動輒萬緡」；但錢「不得私用」，且一再嚴申其禁，這就產生了公使庫刻書的直接誘因和動力。刻書能盈利，盡可鏤版，但盈利不得私用，又反過來推進刻書、贈書——在彰顯文治之余，也顯示了高雅情趣與敬重前賢。也正是因對各項支出有嚴格的限制，今能在一些公使庫刻書的卷末，如《小畜集》《續世說》《大易粹言》等，能見到比較詳細的支出款項記載——原當是出於向上級或朝廷彙報開支的目的而載錄，《朝野雜記•公使庫》就載「每歲終，上其數於戶部」。從這個角度說，這些數據是可信的。第二，州、軍、縣等學刻書。元祐四年（1089），時任杭州知州的蘇軾向朝廷遞送《乞賜州學書板狀》，請求「用廢罷市易務書板，賜與州學，印賃收錢，以助學糧；或乞賣（賤賣）與州學，限十年還錢」，說明州學的經費緊張，請求朝廷照顧。經濟發達的杭州尚且如此，他地可想而知。再如蘇州州學，範仲淹建後50年，因生徒的倍增，致使「來者無所處（居處）」，當時校長朱長文屢次向州郡及路級長官申請援建資金，但一直無果。直至元祐四年（1089）, 適逢範仲淹兒子範純禮出任制置江淮六路漕事，上奏朝廷，才得到了「十紙度牒」（時度牒每道130貫，即1300貫）以充資費。這可能是看在二範的面子，還是給了，還有屢次申請不給的，如曹州州學，因學捨「壞舊」，「學以狀言州，州言監司，累章數十，莫肯應者」，可見申請經費實在不易。乾道二年（1166），湯修年《夢溪筆談跋》徑直稱「此書公庫舊有之，往往貿易以充郡帑，不及學校」，就是說印版掙來的錢，統統上交郡庫，學校無緣分得一杯羹。種種情形的存在，說明州軍學的經濟都不怎麼充裕，需借助較為盈利的刻書來改善財政或緩解經濟困難，這也就是象山縣學直接表明的「且藉工墨贏餘，為養士之助」。至於市易務，神宗熙寧五年（1072）王安石變法時頒布實施，以平抑物價；元豐八年（1085）後陸續廢除。這樣，如按十三年計算（即其所言的「淨利」「一千八百八十九貫九百五十七文」），則市易務書版一年盈利145貫381文。這一數值在當日是一個較高的收入。如以糧價作比，元祐元年（1086），知樞密院章惇言：「凡內地，中年（中等年景）百石斛鬥，粗細兩色相兼，共不直二十千錢；若不通水陸州、軍（交通蔽塞），不過直十四五千而已。」則內地正常年景糧價每石200文，偏僻的地方更便宜，每石僅140至150文。這樣，即便以200文計算，也能購買9449.785石，近一萬石糧食，可見是一個不小的數字。為此，蘇軾不惜低顏向朝廷申請把刻版賜予州學，以多增加些收入。從這個角度說，州縣學自行開雕書板，增加收入，是很正常的。
但也顯然，政府也不能借國家對雕印的管制而與民爭利，只管掙錢，還要體現服務的性質，即一方面價格不可能太高，另一方面提供租賃印刷，降低購書者的成本。如《淮海文集》只提「官收工料錢五百文省」，沒有出售價格，就明確說明只是提供租賃印刷服務。這也是北宋以來最高刻書機構—國子監刻書所承襲的一個傳統。雍熙三年（986），朝廷「仍令國子監雕為印版。依九經書例，許人納紙墨價錢收贖」。「依九經書例」，說明之前刻版的九經書籍等，都是允許人自行納錢刷印的。到後來這便成了一個傳統，因之後仍能見到這一內容，元祐三年（1088），國子監鏤版張仲景的《傷寒論》，更敕令「只收官紙工墨本價」，維持了一個價格低廉的水平。這說明，作為國家政府行為，鏤板是以普及、服務為目的，不在於盈利。如隆興二年（1164），季翔知台州時，「出帑藏之贏五百緡，置監書三千五百卷，命藏之學」，其價格低廉，且刻印質量高，應是購買的一個主要因素（一卷書合142文，折合109.34文足）。這也是解讀、考辨下列費用的一個大的背景。
02
紙張和刻字價格等
關鍵內容的考察
據上述史料，當日刻版的流程主要是以下事項：
準備梨木板刻字（鏤板）、上墨（工墨錢）、用紙張刷印、裝訂（「裝背」，扉頁、封面用紙）、賃版，以及工食錢（當日刻版提供刻工、裝背者的伙食）等。或者說，雖可能還有其他工序，如光板費、寫本費等；但在當日，或應已含在其他工序中，或因其費用小而可忽略不計。今即據此討論。又，因賃版（向賃版人收取的雕版借用費，也即刻版的折舊費和利潤）的存在，而不再計算梨木版的價格。這裡的成本，是賃版印刷一本的成本，非是刻印一本的成本。不管怎樣，刻工價、紙張費用（含印書紙和裱褙紙，有時是分開寫）是兩項最大的開支，下面分別討論。
印造書籍的重要一項是用紙，這包含兩個方面：第一，印書紙並副板。對「副板」一詞，周生春文指稱「副頁」，其實仍不明確。揣摩之下，估計是刷印時托版而用，但量很少（如《小畜集》為25版，即448減去423版），暫可忽略不計（僅佔整個用紙的5%）。第二，包背紙、封面、扉頁等用紙。宋時書籍一般為蝴蝶裝、包背裝。蝴蝶裝只須朝里對折，中縫對齊，粘接在另一包背紙上，不需打眼穿線裝訂，故文獻常見「裝背（褙）」字樣表述。
先看印書紙。不論何種紙，其大小都有一定的尺寸。就以上材料看，有大紙、普通紙的區別，記載最確定的是《續世說》的題記；即一張大紙等於兩張普通紙。一張「大紙」是2文，那麼，一「張」就是1文。這是1157年沅州公使庫用紙的價格，而不同紙張的價格顯然不同（1173年高郵軍學刻《淮海文集》明確寫出三種不同紙的價格，亦屬顯證）。從成本的角度考慮，地域略偏、經濟不甚好的沅州公使庫一定會使用大眾、普通一些的紙張（不會是精裝本、豪華本等）；就是說，這一價格能成為這一時期刻書用紙價格的一個參照物。又，在土曠人稀的荊湖南路、北路，糧價都較為低廉。如以糧食的價格橫比，1172年底，湖南等地豐收，米價每石不過一貫四百文。1173年甚且更低，「長沙富庶，全紀年四十載，鬥米二三錢」，即一石才二三百文。而同一時期，兩浙的處州，1171年官方糴米價「每石價錢二貫九百文」。這樣，如以糧價大致比較，綜合來算，大約是一倍。以此比率，江浙一帶的紙價約一張2文，這與1173年高郵軍學的3文也很接近，應距事實不遠。
至於高郵軍學提到的最低的「竹下紙每張五文，計二貫五百文省」，顯然是宋代的用錢省陌制度，通常的即一貫文省合銅錢770文。但實際上會子的價格在不同時期有變動，有時差別甚至還很大（可見下表1）。今恰巧有乾道八年的折算比率，「朝廷行下會子，不無折閱，若用會子一貫四百文省得米一碩，以見錢紐算，每升只計錢八文四分足」，此際一文省等於0.6文足。據此折算，最貴的「三省紙」，「每張二十文省（折合12文）」，較低的「竹下紙」，「每張五文（折合3文足）」。這也是現今所能見到的最確切的紙價。
再看「裱背」等紙。《小畜集》八冊，共用「表背碧青紙一十一張，大紙八張」，即包背用十一張（一冊1.5張），封面或扉頁用八張（一冊一張）。但這裡沒再進一步區分兩種紙的價格。《續世說》則作了明確界說，「裱背青紙……大青白紙共九張（六冊），共錢六十六文足」，即裱背的「大青紙」一張7.3文。假如按這一價格來粗略估計（「大青紙」、「碧青紙」應類似），「碧青紙一十一張」為80.3文，則「大紙」為15.7文一張。但據文意，「碧青紙」顯然比「大紙」要貴；就是說，一張「碧青紙」的價格肯定要高於7.3文。如取平均數，則為10.84文，估計實際為12文左右。《淮海文集》作「青紙裱背作一十冊，每冊七十文，計七百文省」，則一冊為42文（還含裱背的工錢）；又據前，裝背用紙，1.5張裝背一冊，那麼，1173年高郵軍學刻書用的裝背紙一張約28文。從1147、1157到1173年，裝背紙的價格出現了較明顯的上漲。
整體上，南宋時期，「以銅錢標示的物價，或未見明顯上漲，或有上漲，但上漲的幅度也未超過一倍」，「銅錢稀缺但幣值比較穩定」。就是說，銅錢價格的穩定正好能據此衡量刻書的價格（即「文足」）。
再看刻字的價格。現有明確記載的是陳之強《元憲集序》「其言八十餘萬，工以字計，為錢幾四百萬」，則刻一字的工價為5文，折合2. 5文足。這是嘉定二年（1209）安州的價格。
楊繩信先生曾據《磧砂藏》中涉及到價錢的發願文，推算過南宋末期即1233至1253年間的刻字價格，如紹定六年（1233），價約7.5文；端平元年（1234），價約6文；嘉熙元年（1237），價約6.5文；淳祐四年（1244），價約35文等；並考慮南宋末期會子的折算、貶值。但其推算對一卷字數的統計可能沒去掉空白（數據略有偏差）；且卷四沒載發願文，又漏了卷五十七的數據；重要的是，會子的兌換價前後變化較大，其折算也需全面考慮。今重新計算，並加上折算率、折後的銅錢兩項內容，製成表1如下：
表1
說明：1.卷70、66、67、68、63分別載寶祐元年六月、七月、八月、八月、九月的五次數據，發願文均明確記載「每字工錢伍拾文」，今為避免繁瑣，一概省去。
2.折算率，據程民生《宋代物價研究•尾語》所列舉的「會子實際購買力」。又，汪聖鐸《南宋各界會子的起訖、數額及會價》對會子的關鍵內容進行了詳盡考訂，可參考。
3.淳祐七年（1247），詔第十七界、十八界會子永遠行使。據汪文，嘉熙末（1240），第十八界將取代第十六界的消息傳出後，第十七界會價猛跌，已至1比0.08、0.13（《鶴林集》卷二三《與馬光祖互奏狀》）。淳祐初，更跌至1比0.06（《梅野集》卷一《十一日進講》）；淳祐十二年（1252）十八界兌換為1比0.2（《可齋續稿》後集卷三《乞貼科四川制總司秋糴本錢奏》）。因此，表中1248年的比率按1比0.06算（因450貫刻一卷，且字數遠少於一般的卷，用的當是十七界會子）。
可見，因物價上漲、會子貶值，以及刻工技術的熟練和不斷提升導致工錢的降低等因素，南宋末期，每字的工價也就是2-3文足左右。而陳之強說的「五文」（實為2.5文足，亦與此吻合），說明工錢仍比較低。這些工價，比起紹興末年5到6文（見下）是低了很多，甚至減半。或者說，整體上，從紹興末到寶祐時期，刻工的工錢一直呈下降趨勢，由每字6文降到3文左右。這也直接導致了其生活水準的降低。還能說明的是，因磧砂藏刻版的地點在吳縣，充其量只能是當日吳縣在南宋末期即1233至1253年間的價格，考慮到1234年蒙古已大舉南侵，南宋境內會子發行失控，物價騰踴等因素，這一數據不一定能推廣到全國甚或整個南宋時期。這就需足夠的量來全面參核、衡較，即用其他地方留存的佛經刻版比較，如靜嘉堂文庫中兩浙轉運司刻的《大方廣佛華嚴經》，有湖州、常州一帶的工價。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一末載紹興十六年（1146）施主的發願文：
湖州烏程縣移風鄉烏墪鎮市北保居住清信崇奉佛弟子張長福，與母親……等，捨錢五拾貫文，開《華嚴經大疏》第一卷……時紹興丙寅（十六年）孟夏望日謹題。
卷二十九末載施主的發願文：
常州無錫縣新安鄉去私里水平大王天子管界居住弟子過元，施錢三貫文足，刊疏一板。
第一卷，即《世主妙嚴品》，約8200余字，則每字工錢約6.1文；卷二十九（即《十回向品》中「四十六嘆佛出世」），今核《大方廣佛華嚴經》，半葉十八行，行十五字，一版540字，則每字5.55文。
與刻工相連的是賃版。今出現賃版費用的，有《小畜集》（權知州沈虞卿跋：「鳩工鏤板，以廣其傳，庶與四方學者共之」）、《大易粹言》（李祐之跋：「是期與同志共之」）、《漢雋》（楊王休題：「今以善本鋟木，儲之縣庠，且藉工墨贏余，為養士之助」）、《晉二俊文集》（徐民瞻《敘》：「亟繕寫，命工鋟之木以行」）四種。前已論，《大易粹言》其用紙，考慮到「加放數」，亦是一版用紙一張。又，整個的「賃板錢壹貫貳百文」，則一版的租賃費恰為一版一文。再如《二俊文集》，「印書紙共一百三十六張，工墨錢一百八十文，賃板錢一百八十六文」，工墨錢與賃板錢基本等同（原書為224版），則工墨錢、賃板錢為一版0.83文，價格略微出現了下跌。再如《漢雋》，「印造用紙一百六十幅，賃板錢一百文足」，今核原書共149版；則一版租賃費0.67文足。但如考慮到技術的成熟，賃版費用會隨刻字的工價一同略有降低，也是很正常的；而且，象山縣學的費用可能比舒州的要低一點。
上引的題跋，雖然有的說得比較含蓄、委婉，但意思都很明確，即希望廣泛發行而獲得最大的盈餘，以此「助學」、「養士」等。這種心理下，也自會考慮通過賃版收回整個刻版的費用（折舊費），即刻版所能刷印的次數，並最好還要有一定的盈利。這樣，如不考慮盈利，只回收成本，則刻版費用除以賃版費用，就是最低的刷印次數：
《小畜集》，1147年黃州刻本，共「一十六萬三千八佰四十八字」，按去年刻《華嚴經疏》的價格6.1文算，則為999472文；一版一文，則約2313.59次。
《大易粹言》，1176年舒州公使庫刻，共「四十五萬有奇」，因無這一年的數值，茲折衷按這一時期的5.5文算，則2475000文；一版一文，共1183版，則約2092.14次。
《晉二俊文集》，1196年華亭縣學刻，共224版，共7.616萬字。按毗鄰的1209年陳之強所言的2.5文計算，則為190400文。除以「賃板錢一百八十六文（實為126.48文足）」，則為1505.38次。
《漢雋》，淳熙十年（1183）象山縣學刻，今核原書共149版，共13.468萬字。如每字工價1.75文足（考慮到縣學的費用要低一點，其賃版費要低一點），為235690文。除以賃版費「一百文足」，則為2356.9次。
可見，整體上為2000次左右（如考慮利潤的存在，即賃版錢相對變少，就需更多一些的刷印次數）。這一刷印次數（當然，最關鍵的還是銷量，但今已無法獲得這一數據，這是假定均能售出），也基本符合於史料的記載，如下引的唐仲友「每集二千道」，就是每集刷印二千次；其所印「四子（書）」，「幾是一千來本」，也是每書印了一千多本。
03
刻版的利潤
在此數據的基礎上，就可來探討最核心的問題，即刻版的利潤。
《小畜集》：按一「張」一文算，印書紙448文足；賃版刷印費共需1貫584文足（30卷，則每卷合52.8文足）。又，每部賣「五貫文省」，則利潤率為215.6%；如每「張」二文算，則共需2.032貫，利潤率為146.1%。因215.6%過高，估計146.1%可能更接近實際情況。就是說，初期的利潤確實高昂，這也符合一般的經濟事實。
《續世說》：如按同一等級的舒州刻《大易粹言》租賃費一版一文，則為285文；整個賃版刷印費為1貫100文（12卷，每卷合91.7文）。因沒售價，無法推知利潤。
《淮海文集》：因其言「官收工料錢五百文省（折合300文足）」，已含賃版性質的費用。這樣，刷印費用（即2500+500+700+500文省）折後共2貫520文足（今暫且按最低的紙價算）。共49卷，每卷合51.4文。同上，亦無法推知利潤。
《大易粹言》：如據《小畜集》陳述的慣例，其「壹貫伍百文」，應是「裝背饒青紙」、「背青白紙」、「棕墨、糊藥、印背匠工食等」的錢，即除去「印書紙」—「紙副耗共壹阡叄百張」外的費用；因為其1183版的印書紙錢，即便是一版1文，也要超過一貫了，即其他項的費用很少了（又，這七則史料，都沒有提及整個刷印紙的價格，也可側面證實這一點）。而紙價，如按時代接近（三年前）的《淮海文集》中最便宜的「竹下紙」，「每張五文省」（3文足）來算，則需3貫549文；這樣，總價為6貫249文（12卷，每卷合520.7文），賣價8貫，則利潤率為28%。如每張2文，則需2貫366文，總價為5貫66文（每卷合422.2文），則利潤率為57.9%。
《漢雋》：按一幅（張）一文算，則賃版刷印費為440（即160+2×10+100+160）文（十卷，每卷合46文）。「賣錢六百文足」，則利潤率為36.4%。
《晉二俊文集》、《嘉泰會稽志》，因文有殘缺或省略，已無法推知。
整體上看，利潤雖在漸次降低，但至少在1173至1186年，在孝宗「乾淳之治」期間，仍維持在40%左右的高位（早期更高，甚至90%到百分之一百以上的利潤）。這也是政府機構或坊賈不斷鏤板的最根本動力。范成大《吳郡志》稱：嘉祐四年（1059），王琪守蘇郡，借省庫錢「數千緡（即幾千貫，宋人碩、石、緡、千混用）」修飾廳堂，「時方貴《杜集》……稗公使庫鏤版，印萬本，每部為值千錢，士人爭買之。富室或十許部。既償省庫，羨餘以給公廚」，有學者懷疑這種可能性。今就《小畜集》來看，一套利潤2.968貫，如乘以刷印次數2313.59次，就有6866.7貫，早已遠超「數千緡」了。再者，當日售價是一部一貫（「千錢」），即便是不能刷印「萬」次，但如按早期146.1%的利率，印2055套，就能賺到三千貫的利潤。因此，這種記載是可信的，這也佐證刻書的利潤確實比較高。
那麼，與鏤版相連的刻工生活，其水平會不會因此高一些呢？這一問題的核心就是刻字工價、數量及在當日的購買力。楊繩信按「刻工每天刻字一百」計算，但沒說出依據。其實，這還是有據可查的，元末陳基《夷白齋稿》卷二一《西湖書院書目序》曾載：
顧書板散失埋沒，所得瓦礫中者往往刷毀蟲朽。至正二十一年（1361），公復釐補之。俾左右司員外郎陳基、錢用董其役，庀工（開始動工）於是年十月一日。所重刻經史子集欠缺，以板計者七千八百九十有三，以字計者三百四十三萬六千三百五十有二。所繕補各書損毀漫滅，以板計者一千六百七十有一，以字計者二十萬一千一百六十有二，用粟以石計者一千三百有奇，木以株計者九百三十。書手刊工以人計者九十有二……明年七月二十三日訖工……至正二十二年（1362）八月丙子序。
其共刻字3637514，又因刻了9個月23天（296天），則每人每天合計刻133.6字。這雖是元中後期，但對刻工每天能刻的字數來說，還是極有參考價值的。考慮到刻工技巧後來會熟練一些（已近200年後），今姑且按一天刻100字計算，可能更貼近事實：
紹興十六年（1146），每字工錢約6.1文，在湖州一地一天能掙610文足。嘉定二年（1209），每字工錢約1.75文，在安州一地一天能掙175文足。紹定六年（1233），每字工錢約3.93文，在平江府一地一天能掙393文足。淳祐四年（1244），每字工錢約2.46文，在平江府一地一天能掙246文足。寶祐元年（1258），每字工錢約2.8文，在平江府一地一天能掙280文足。
那麼，如以當時的糧價來參照，則：
1146年的，刻字一天能買米30.6升；1209年的，刻字一天能買米25升；1233年的，刻字一天能買米11.8升；1244年的，刻字一天能買米13.14升；1258年的，刻字一天能買米8.4升。
顯而易見，所能購買的米數在持續下降，到了南宋末年，這一情況則迅速惡化。大體上，可以1206年開禧北伐為界。之前，一個刻工的收入除了可維持一家四五口人的生計（宋時一般一人日食米1.5至2升）外，還能結餘15到20升（這就可用於其他開銷）。之後，朝廷為支撐急遽膨脹的軍費等，不斷增發巨額會子（第十一、十二、十三界並行，共發行一億四千萬貫，詳見上舉汪聖鐸文），致使會價日益降低。這也直接導致了刻工的生活惡化，但也能維持一家四五口人的生活，可能略微還有一點結餘（下文所舉的開禧北伐時期，一百二十文足「只能養其一身，而不能養其一家」，也能反證這一生活水準的真實性）。又，楊繩信據景定五年（1264）賈似道發行金錢關子，「十八界二百不足以貿（買）一草履」，進而得出「每天刻一百字，每字50文，共計收入5000文，只能買三四雙草鞋」。這其實是一種誤解。最根本的，楊文所推算的刻工價每字50文，應是會子價，是要折算的；而且，其推算的年代最遲在1253，因此不能推知十一年後，即1264年時刻字的價格，更不能以此與經濟瀕臨崩潰時的物價比較。
再從當日社會上的普遍待遇看。宋孝宗（1162-1189）時，陳造討論淮南救災時，建議興修水利，以工代賑，「一夫日與米五升，錢百五十。人食二升，用錢五十，其餘劣可飽二三口，彼何患不樂從」。「人食二升，用錢五十」，這是比較低的救助水準，即溫飽水平。陳造的話也表明，是以「人食二升」來計算，「錢」則可購買其他日用品等，以維持生活。這與上面的推斷也能吻合（即以「二升」來計算）。寧宗（1195-1224）時，湖州按朝廷指令每天造甲二副，「所用工匠，並是追逮（極不情願），則非應募（因開價低廉）。其人在甲局，每日等差支錢，日二百（如按這一時期較普遍的1：0.6折算，折合120文足），下至一百五十文，固不敢減克。然只能養其一身，而不能養其一家。」開禧二年（1206）宰相韓侂胄伐金，嘉定十年（1217）宋金又戰，一直持續到嘉定十四年三月，持續的戰爭，勢必需要大量的甲胄裝備，為此，就不免強迫更多人造甲。從這一點上，一方面是極不情願，另一方面是開價低，「日二百，下至一百五十文」，只能養活一人。嘉定六年（1213），朝廷招募在貢院謄錄試卷者，「每日食錢五百十文（折合306文足）」。這是個體面的文職工作，比起「日二百」，待遇要好很多，但「五百十文」，估計也就是能養活三四人而已，算不上豐厚。程民生曾推斷宋時「普通居民全年所有花銷，每人每天平均100文左右」（但沒說明是否要折算成銅錢）。因此，整體來看，雖開禧以來，刻工的酬勞降低了不少，但仍舊能維持一家四五口的溫飽（與貢院謄錄試卷者待遇接近），只不過，是沒甚結餘了。或者說，刻字仍舊是一項待遇還不錯的技術工作，遠不是像先前有的學者所推斷的那麼差。
04
餘論
不管怎樣，刻書還是維持了一個較高的利潤。因為深知其間的奧妙，淳熙八年（1181），作為台州知州兼書商的唐仲友，利用一切有利條件，來獲得利益的最大化：
仲友自到任以來，關集刊字工匠,在小廳側雕小字賦集（指《後典麗賦》），每集二千道。刊板既成，般運歸本家書坊貨賣。其第一次所刊賦板印賣將漫（指因刷印次數多，而導致刻版漫漶、模糊不清），今又關集工匠，又刊一番。凡材料、口食、紙墨之類，並是支破官錢。
「二千道」，據《按唐仲友第六狀》「共印二千六百餘道（會子）」，「道」就是「次」，即刷印了二千次——已接近前所考訂刷印次數的上限（因雕版被水墨反復刷印浸潤後，易發脹變形，須晾乾復原，才能繼續刷印，即要有一定的時間間隔）。一個「關」字，就有了更多的逼迫意味。甚至，唐仲友還不惜以話語威逼蔣輝（曾犯偽造會子罪）繼續偽造會子，「你莫管我，你若不依我說，便送你入獄囚殺，你是配軍不妨」。這背後利益的驅動，正可因上述利潤、情形的考察而能更好地解讀和說明，也證實刻版的確是一項利潤頗豐的行業（唐仲友在台州最主要的造賣行為就是釀酒、鏤板二項）。《第六狀》又載：1181年3月，唐仲友讓蔣輝「共王定等一十八人在局（公使庫）」開雕《楊子》、《荀子》等印板，直到1182年8月13日，蔣輝被抓，共雕刻了一年半；茲按一人日刻100字，則能雕98.55萬字，是基本能雕完「《荀子》、《楊子》、《韓愈》、《王通》」四子書的。這也是現今仍能見到的台州本《荀子》刊刻最真實的背景。
本文刊發於《中國出版史研究》202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