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存藏古籍概況概論（二）
中國大陸存藏古籍概況概論（二）
沈津
壹、公家圖書館對於古籍的搜集與整理
一、國立北平圖書館
它的前身是京師圖書館。宣統元年（1909），清政府廢除科舉制度，推行新政。張之洞以大學士分管學部之名奏請設立京師圖書館。其「學部奏籌建京師圖書館摺」云：「伏查本年閏二月，臣部奏陳預備立憲分年籌備事宜，本年應行籌備者，有在京師開設圖書館一條，奏蒙允准，欽遵在案。自應即時修建館舍，搜求圖書，俾承學之士，得以觀覽。惟是圖書館爲學術之淵藪，京師尤繫天下觀聽，規模必求宏遠，搜羅必極精詳，庶足以供多士之研求，昭同文之盛治。」「近年各省疆臣,間有創建圖書館,購求遺帙,以供眾覽者。江寧省城經調任督臣端方首創盛舉，不惜巨款，購置杭州丁氏八千卷樓藏書，存儲其中。卷帙既爲宏富，其中尤多善本。並購得湖州姚氏、揚州徐氏藏書數千卷，運寄京師，以供學部儲藏。並允仍向外省廣爲勸導搜探。茲者京師創建圖書館，實爲全國儒林冠冕，尤當旁搜博採，以保國粹而惠士林。無如近來經籍散佚，徵取良難，部款支出，搜求不易。且士子近時風尙，率趨捷徑，罕重國文，于是秘籍善本，多爲海外重價鉤致，捆載去。若不設法搜羅保存，數年之後，中國將求一刊本經史子集而不可得，馴至道喪文敝，患氣潛滋。此則臣等所惴惴汲汲，日夜憂懼而必思所以挽救之者也。」（《中國古代藏書與近代圖書館史料》，李希泌、張椒華編，北京中華書局，1982）次年，京師圖書館正式成立。當時館址在什剎海後海北岸的廣化寺。委繆荃孫爲正監督、徐梧生爲副監督。由于京師圖書館是在繼承了宋、元、明、清四代皇家部分藏書的基礎上建立的，當初創辦時，學部即奏請內閣翰林院將所藏《永樂大典》數十百冊，以及內閣大庫「斷爛叢殘，不能成冊，難於編目者，亦間有宋元舊刻，擬請飭下內閣翰林院，將前項書籍，無論完闕破碎，一併移送臣部，發交圖書館妥慎儲藏。」（見《學部官報》第100期）同時購買了歸安姚覲元「咫進齋」和南陵徐乃昌「積學齋」的私人藏書，以及甘肅省藩司採進敦煌石室唐人寫經18箱8,000卷。當時藏書量達十萬冊以上。辛亥革命後由北京政府教育部接管，並調江瀚爲館長。江到任後,，首先查點舊有典籍，又先後調取天津、瀋陽、吉林、黑龍江、河南、山西、廣東、山東、江蘇、江西、四川、浙江、福建、湖北、雲南等省的官書。1912年8月27日正式開館接待讀者。1915年8月，夏曾佑任館長後，根據前請奏案，由教育部咨行內務部，調運前熱河避暑山莊所藏文津閣《四庫全書》充實館藏，並通令各省檢送方志及金石拓本。
1925年6月3日，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該會為保管及處置美國第二次退還庚款之機關）第一次年會，議決文化事業暫從圖書館入手，報告稱：「北京爲人文薈萃之地，宜有規模宏大的圖書館，以廣效用，又以教育部原有之京師圖書館所藏中文書籍甚善，其中且多善本，徒以地址偏僻，館舍亦復簡陋，致閱覽者多感不便。如能兩方合辦並擇適宜之地建築新館，則舊館書籍既得善藏之所，而新館亦可騰出一部分經費爲購置他種圖書之用。爰於十月間與教育部擬定合辦國立京師圖書館。」該年11月，依約成立國立京師圖書館委員會，館長爲梁啟超、副館長爲李四光。由于政局之故，圖書館由董事會暫時經營，並于1926年3月1日，改名爲北京圖書館，後易名爲北平北海圖書館。1928年7月，改京師圖書館爲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址在文津街。年底又遷至中南海居仁堂。該館藏書來源甚廣，有得自文津閣《四庫全書》，以及前北海圖書館者（有西文整套學術期刊及各項中西文書籍）、移存舊教育部圖書室者、歷年購存中外新舊圖書、受贈圖書、接受呈繳圖書、徵購之中外輿圖、徵購之金石拓片、接收津區圖書處理委員會委託保管之書。計藏中文書約60餘萬冊，西文書約15萬冊，日文書約40萬冊。在四十年代後期,中文書購入者，有聊城楊氏海源閣舊藏宋元刊本，包括馳名宇內之四經四史以及罕見古籍。此外，零星採購之善本書約200種。普通書則以東莞倫氏續書堂藏書最為重要，約1,800餘種，又零星採購600種。受贈善本書56種、普通書百種。
京師圖書館的旨趣在輔助科學之研究，故對于各學術資料尤予以充分注意。1926年4月，又發函世界各重要團體與國內各學會及藏書家，徵求出版品。以古籍圖書來說，劉翰怡即贈以《嘉業堂叢書》49種、《求恕齋叢書》12種、《留餘草堂叢書》8種、《舊五代史》、《鄭堂讀書記》、《毛詩正義》、《台學統》、《中興典故彙記》、《柔橋文鈔》等書。為了擴大館藏，北平館還設法徵求各種圖書文獻，家譜即是其一。據該館編《北京圖書館月刊》第一卷一號，載有徵求家譜多啟事〉:「家乘世系，歷代所尊，凡在清門，罔不崇寶，曠觀寰宇，莫與比倫，實我民族精神之所寄焉。顧囊或藏之宗廟，遂罕流傳，亦或散衍四方，時難修訂，則有追源溯本而間缺無徵者，亦有異地同修，而彼此相失者。至于僻俗甚或托付緇流而代遠，竟莫之能究者，是皆未謀傳有以致之。本館不自量度，竊擬薈萃萬宗，庋爲專藏，用啟後昆景仰之思，亦著先哲行言之識，意必於史跡多資考鏡，學術有所發明，海內名家其亦許之乎？倘蒙玉牒頒存，則館藏增光榮幸靡既，不勝翹盼之至，茲用虔敬徵求，敢待明教。北京圖書館謹啟。」此啟事一出，不少人將家藏珍貴族譜、家譜、系譜、支譜等捐給了北京圖書館，這在北京圖書館早期的年度報告中所列私人、機關捐贈圖書目錄中即可一覽無遺。
早在1919年元月，京師圖書館即就採購圖書有〈呈教育部謹擬徵集圖書簡章文〉，其文曰：「竊維中國書籍自清初建設四庫搜採之後，迄今二三百年，公家久未徵求，散佚之虞，匪可舉。私家爲圖書建築館宇者，實屬寥寥。一遇刀兵水火之災，無力保全，最易燬滅。絳雲之禍，前車不遠，一也。私家藏書最久者，海內獨推寧波范氏，然天一閣之書今亦散佚，蓋子孫不能世世保守勿失，二也。海通以來，外人搜求中國善本孤本之書，日盛一日，售主迫于饑寒，書估但圖厚利，數年之後，勢必珍篇秘籍盡歸海外書樓，中國學者副本亦難寓目，三也。名人著作及校本未刊行者，指不勝屈，亦有子孫無力刊行尙知保守者，但數傳之後或漸陵夷，心血一生，空箱飽蠹，四也。且當四庫搜探之時，佚書尙多，加以二百年來名臣學士項背相望，著述之多，尤當及時徵集。敝館雖限於經費不能放手購求，但抄錄校讎，或者尙易爲力。況熱心之士荀知公家保存可以長久，或且樂意捐助，亦未可知。總之，在館中能多一冊書即學術上多受一分利益，倘或再稽時日，竊恐異時徵求更屬不易。」
基于此，該館當時廣購古籍善本，,而以明刻本爲多。其中稀見者如明嘉靖刻本《皇明太學志》、《方山全集》，明刻黑口本《歷代名臣奏議》，萬曆刻本《國朝典彙》等。明抄本如《明名人傳》、《金小史》，明藍格抄本《密諭錄》、《閣諭錄》、《擬禮志》、《明英宗實錄》、《永樂大典》（6冊）等。舊抄本如《明史》、《左司筆記》；明末毛氏汲古閣抄本《切韻指掌圖》；明內府抄本《宋遺民錄》等。稿本如孫承宗《督師奏疏》、焦循《里堂書品》等。批校本如鮑廷博校《顏氏家訓》、黃丕烈《蘆浦筆記》、孫星衍《孫子》、莫友芝《封氏見聞記》等。
1927年，這一年中北京書市頗見蕭條，而時局不寧，私家藏書多不能守。京師圖書館限于經費，故購入普通古籍較多。善本中購有宋刻本5種，如南宋刻本《周禮》、《冊府元龜》、《國朝諸臣奏議》、《李太白集》。元刻本6種，有《事文類聚》、《四書章圖》及《師子林天如和尙剩語集》等。而整批購入者有李慈銘越縵堂藏書，凡爲書9,000餘冊，內有李氏批之書約2,000餘冊，尤以史部書爲多。1929年3月，王國維去世後，他的藏書中有190餘種、約700餘冊，爲該館購入，這批書數量雖不多，但皆爲王氏手批手校之書。王氏生平遇有善本，必移錄其佳處或異同，間有發明，則別作識語，故頗有學術價值。
從三十年代以來，北平圖書館（1928年7月，由京師圖書館改為北平圖書館）每年均有不小的收穫，這促使它的館藏古籍及善本書增幅極快。如1930年7月至1931年6月這一年中，北平館購入的中文善本書，其豐美直開以前未有之記錄，以詞曲小說舉例，該館過去收藏此類圖書不少，但罕見本不多，此年購得武進董氏藏戲曲之半，始蔚爲大觀。其中如息機子輯《古今雜劇》25種、鄒式《金雜劇》三集殘本10種，明刻本傳奇《櫻桃夢》、《題紅記》、《玉環記》、《浣紗記》等。此外在北平還購到如《繡刻演劇》52種，內有富春堂刻本凡十餘種，又收得明刻本《靈寶刀》，凌氏刻《繡襦記》、《拜月記》、《紅梨記》三種。綜合多年所收明刻本戲曲共約在160種左右，合之清刻本，總數在300種以上，而不算尋常之本。1932年7月至1933年6月除了收進寧波天一閣的舊藏多種外，又購得貴陽陳田詩聽閣所藏明代別集600種，其中約五之三不見四庫總目著錄，五之一見《千頃堂書目》載入。又海鹽朱希祖家藏戲曲書籍中抄本居半爲清昇平署舊物，大小名劇凡500餘種有關近代戲曲史之重要史料。其他明清刻本中如《祝髮記》、《白蛇記》、《南北樂府》、《綰春園》、《時調青崑》等。而小說中如明萬曆刻本《金瓶梅詞話》、《三國志演義》、《西游記》等。
又如1934年7月至1935年6月購入元大德九路本《後漢書》及閩刻《續宋中興編年資治通鑒》、《宋季三朝政要》，皆內閣大庫舊物，可配補該館之缺。又《無冤錄》一書，乃清初季振宜舊藏，附宋傳霖《刑統賦》一卷，亦難得之秘籍。而明刻本中名目繁多，美不勝指，有王士琦《三雲籌俎考》、張元汴之《館閣漫錄》、葉盛之《西垣葵草》、張瓚之《安南奏議》、趙世卿之《司農奏議》、潘墳之《淮郡文獻志》等。戲曲中則以屠隆刻之王董西廂爲最名貴。章回小說則有《東西漢志傳》、《三國志傳》可與通行本校勘。此外抄校本也多罕傳之帙，如劉振撰《識大錄》52巨冊，以紀傳體載明初至隆慶間史事。又李文田手校明抄《國朝典故》30冊，也較其他抄本爲完善。另收得歷朝方志甚多，其最罕見爲嘉靖《山海關志》、萬曆《應天府志》、萬曆《嚴州府志》、順治《太湖縣志》、康熙《雲南通志》、康熙《平陽府志》、康熙《安州志》、康熙《鳳陽府志》、康熙《興國府志》、雍正《廣西通志》等，足使該館生色不少。
早期，北平館的善本（指刻本書）與抄本均各房室另樹庋皮藏，並用鎖閉置，取閱不開，以示鄭重。而在1933年7月至1933年6月之間，該館認爲有清一代刻書之精，超越前古，其精刊精印之本價值漸與宋元版相埒，又以名著稿本發見日富，亦宜及時藏購，于是有善本乙庫之籌設。其明本以上之書仍儲之舊善本室，名曰甲庫。自初以來精刊精印、孤本稿本、批校及罕傳之書皆藏乙庫，如內閣大庫所存清初方志，清代賦役全書，,昇平署劇本及檔案，名著稿本，名人批校本，清代殿本書，精刊精印各書。《浙江省立圖書館月刊》1卷2期有〈國立圖書館概況擷要〉，中對北平館庫藏作了較為詳細的統計：宋刻本129部、2,116冊；宋寫本2部、51冊；翻宋本13部、103冊；仿宋本2部、34冊；影宋本15部、93冊；校宋本50部、313 冊。金刊本2部、文津閣藏本，完全無缺，計經史子集四部103架、6,144函、36,300冊，另有分架圖書4函、4冊；殿本《四庫全書總目提要》20函、124冊。唐人寫經8,561卷，以及輿圖、拓片等甚多。
除了購買古籍圖書之外，也有不少著名學者、藏書家或他們的後裔，也將家藏古籍寄存、捐贈給北平圖書館,以作典藏。據1929年7月至1934年6月的統計，先後在該館寄存和贈送的有前館長梁啟超遺族根據梁氏口頭遺囑，將梁氏生平所藏部圖書送館寄存，共2,831種、41,474冊（不包括新書），並有梁氏墨跡、未刻稿本、私人信札等。福建人葉可立（于沅）收藏其閩中舊族藏書甚富，將存放在北平的琴趣樓藏書全數寄存該館。深澤王勤（孝箴）將其洗心精舍舊藏800餘種寄存。後王氏以所藏讓與范陽望族蔣秀武，蔣又贈與北平館。1935年，又接受瞿宣穎寄存之補書堂藏書，共1,811種、59,769卷（外422種為不分卷）。
抗日戰爭爆發之前，即八一三東北事變後，國民政府即決定將該館善本書和故宮古物一起南遷。移存上海，以確保安全。當時送往上海的部分，除善本書籍甲乙庫約5,000餘種、6萬餘冊外，尚有敦煌寫經9,000餘卷、金石碑帖數百件（如漢熹平石經殘石、周鼎、楚器、銅鏡、古錢及梁啟超家屬寄存碑帖等），均存放公共租界倉庫。當時在上海主持北平館駐滬辦事處工作的錢存訓先生，曾有回憶其時設將北平圖書館善本書運美經過的文章。據錢先生的文章，太平洋戰爭發生以前，國際形勢及上海租界內的情形日趨緊張，有關方面深恐存書也遭不幸，於是該館又奉當局密令將這批珍籍運往美國國會圖書館存藏。北平圖書館館長袁同禮先生曾向美國駐華代表磋商，並由當時駐美大使胡適先生通過美國國會圖書館的關係，擬將存滬的善本書再度遷移，運美保管，等戰爭結束，再物歸原主。當時還決定，此批善本並在美拍成縮微膠片，以便留得副本。但是，當時上海存庫善本太多，無法全運。于是在1941年初，袁同禮先生冒險親自到滬佈置一切，並由當時在美國國會圖書館作研究的王重民先生回滬，協同徐森玉先生挑選出一部分較重要的資料，裝成102箱，箱內用鐵皮密封，以防潮濕。這102箱善本書，總共2,800餘種、約21,000冊。有宋版書75種、金版4種、元版131種、明版近2,000種、抄本531種，其餘則爲清代及朝鮮、日本刻木活字本。宋版書中有《冊府元龜》、《三松集》，以及著名的宋刻南北朝七史。元版如張伯顏刻本《文選》等。明版中,有地方志380種；鄉試錄、登科錄48種；明代文集近500種；而詞曲雜劇部分則有顧曲齋《元人雜劇選》、《盛明雜劇》、《玉夏齋傳奇》、《墨憨齋新曲》等。抄本中最著名的爲《永樂大典》和明代歷朝實錄。《永樂大典》有62冊，爲清代翰林院所藏之劫餘，後來撥歸學部圖書館的。這些善本可以說是當時北平圖書館館藏的精華了。
這批善本如何運美，當時擬定了二套方案。一爲通過上海海關丁某幫忙，由商船運美；二、由美國派遣軍艦到滬接運。但是，二套方案都遇到困難。後由錢存訓先生通過海關張君，將這102箱書化整為零，分成十批交商船運送。每批約十箱，用一中國書報社的名義，開具發票報關，作爲代國會圖書館購買的新書。發單上開明的都是《四部叢刊》、《圖書集成》等大部頭新書，但箱內所藏，卻全是善本。送到海關後，箱子並不開啟，即由張君簽字放行。這樣，從十月開始，每隔幾天，當張君値班時，便送一批去海關報關。前後經過兩個月的時間，最後一批便於1941年12月5日由上海駛美的哈里遜總統號（S·S.President Harrison）號裝運出口。據錢存訓先生回憶，如此緊張的工作，剛剛結束，突然12月7日珍珠港事變發生，日美正式宣戰，,同時日軍進駐租界，接著攻佔香港、越南、新加坡和菲律賓。
不久見報載哈里遜總統號已在去馬尼拉的途中被截，當時以爲這最後一批善本，如非失落，必被日軍俘獲。後來到了次年6月初，忽然上海方面的報刊刊登了一則由里斯本轉發的海通社電報，謂美國國會圖書館在華盛頓宣布，北平圖書館的善本書籍102箱，已全部到達華盛頓，即將開始攝製顯微書影云云。但是，這最後一批書箱是如何到達美國，至今仍是一個謎。
1947年春天，錢存訓先生奉教育部之委派，赴美接運這批戰時存美的102箱善本書回國，一切手續都已辦妥，可是上海倉庫擁擠，沒有地方存放，後來又因平滬之間交通斷絕，即使接運到滬，也無法運返總館，因此，又奉命從緩。1965年11月23日，這批善本書由美國運回至臺灣基隆，由國立中央圖書館保存，暫時結束了這一段流落海外的公案。
在抗日戰爭期間，北平館曾一度停止館務，後爲華北政務委員會教育總署派人接收。在北平淪陷後，該館奉教育部令暫在長沙設辨事處。1938年奉令遷昆明。1945年勝利復員，原留平館圖書公物幸無損失，即前存美存港之善本書，亦已次第運回，得復舊觀。抗戰勝利後，該館請得專款，從天津存海學社新記購入楊氏海源閣藏書92種、1,207冊，並建立專室收藏。
據《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務報告》（1929.7-1930.6），該館之「政策」中指出，「本館為行政機關，而非研究機關，其性質與科學研究院迥不相同，故其事業不在研究本身，而在如何供給研究者之便利。本年度中舉辦之事業如：1.各種索引之編製；2.孤本書籍之翻印；3.《宋史》之校勘；4.李慈銘遺書之整理；5.專門目錄之編製；6.北平各圖書館西文書總目錄之編製等等，其宗旨均不外此。惟本館事實上既爲中國最大之圖書館，關于目錄校勘、版本考訂諸問題，各方面前來諮詢者頗不乏人，爱就所知或研究所得，藉各種出版物發表之，以供社會參考。」當年的北平圖書館，出版有《李慈銘讀史札記》、《越縵堂文集》、《宋會要稿》、《珍本叢書》6種、《善本叢書》初集12種和二集12種、《越縵堂日記補》、《孫淵如外集》 《楚器圖釋》等；影印珍本有《全邊略地》2卷、《通制條格》30卷、《埋亭傳奇》2卷、《郁岡齋筆塵》4卷、《平寇志》12卷、《鴉片事略》2卷繁等；參考工具書則有《國學論文索引》一至四編、《文學論文索引》一至三編、《清代文集篇目索引》、《中國邊防圖籍錄》、《叢書子目類編》、《清代文史筆記索引》、《漢滿蒙回藏五體清文鑑索引》等。
二、南京國學圖書館
南京國學圖書館是中國最早的具有一定規模的公共圖書館。清光緒末年，蘇撫端方赴歐考察歸來，盛道泰西之文明首在圖書館之美備。光緒三十四年（1908），端方任兩江總督，在南京奏准清廷創設江南圖書館，館址在南京龍蟠里的惜陰書院舊址。其創建圖書館摺云：「竊維強國利民，莫先於教育，而圖書實爲教育之母。近百年來，歐美大邦興學稱盛，凡各都巨埠皆有官建圖書館，閎博輝麗，觀書者日千百人，所以開盜神智，增進文明，意至善也。臣奉使所至，覽其藏書之盛，嘆爲巨觀。回華後，敬陳各國導民善法四端，奏懇次第舉辦而以建築圖書館爲善法之首。」「江浙地方建立文宗、文匯、文瀾三閣，盡出四庫之藏，以惠東南人士，而揚州、鎮江得其二，由是江左學風冠冕全國。江寧為省會重地，自經粵亂，官府以逮縉紳之家，藏書蕩然，承學之士將欲研求國粹，揚榷古今，輒苦無所藉手，爱建議於城內創立圖書館。舊時揚、鎮兩閣恩賜秘籍，久罹兵燹，擬即設法傳抄，次則四庫未收之書以及舊塹精抄之本，兼羅並蓄,不厭求詳,至于各國圖書義資參考,舉凡專門之藝術、哲學之微言,將求轉益多師,宜廣徵書之路,惟是購書經費所需較巨,亟應先立基礎,徐議擴充。適有浙中舊家藏書60萬卷出售,已籌款七萬餘元,悉數購致。此外仍當陸續採購,務臻美備。並由臣延聘四品卿銜翰林院編修繆荃孫爲圖書館總辦,檄委前江浦縣教諭陳慶年爲坐辦,候補同知琦珊為提調,其司書編校各員均經分別委派。」(見〈國立中央大學國學圖書館小史〉,1929年)端方摺中所謂「浙中舊家」,即丁氏嘉惠堂和八千卷樓。清光緒間,海內數收藏之富稱瞿、楊、丁、陸四大家,而丁氏奮起諸生,搜羅古籍,影響于江浙兩省,其藏書悉爲江南圖書館購藏,館儲丁氏之書,宋刻本有40部,元刻本98部,明刻本 1,120 部、舊抄本84部,四庫本36部、稿本14部,日本刻本34部,高麗刻本9部,合計2,000餘種。從此,私家藏書歸爲公有。辛亥革命以後,該館會多次易名,民國元年2月更名為江南圖書局:7月改名為江蘇省立圖書館:8年改稱江蘇省立第一圖書館:16年6月改名爲第四中山大學圖書館;17年2月改稱江蘇大學國學圖書館:5月改名中央大學區立國學圖書館;18年10月4日,始更立館名稱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1952年,國學圖書館併入南京圖書館。
丁氏書外,又有武昌范月槎藏書4,557種。范氏在同治、光緒間有詩名,然仕宦偃蹇不得志。所藏以集部爲多,其後以負公帑,舉書以償。又有宋教仁(漁父)遺書,宋會助孫中山,爲法制院院長、北京政府的農林總長,後主持黨務,聯合五政黨改組國民黨,助趙秉鈞組閣,調和南北意見。宋卒後,以其身後無所歸,由江蘇省署發交該館儲藏,所藏多爲普通習見之本。當時館中善本,分藏甲、乙、丙三庫,甲庫所貯,均丁氏八千卷樓珍藏善本,每書有丁丙手寫簽語。乙、丙二庫,亦泰半爲丁氏書,木樨軒館范氏藏書,居十之二三。1922年至1923年以後,該館經費支出,增購書籍寥寥可數,僅于1920年江蘇省署撥款2,000元收購山陰薛一鶚家藏清代名人手札 76 冊。
據統計,自開辦至1930年止,國學圖書館藏書凡 24,151 部、450,692卷、173,978冊(內不分卷2,554部)。其中宋版經部8部、183卷、161冊,史部14部、1,207卷、405 冊,子部7部、155 卷、78冊,集部 11 部、225卷、94冊。元版經部26 部、630卷、212冊,史部26部、1,908卷、703冊,子部25 部、779卷、354 冊,集部 28 部、778卷、249 冊。明版經部 229 部、4,166卷、1,922 冊,史部416部、2,232卷、7,430冊,子部856部、20,148卷、6,086冊,集部1,023部、28,075 卷7,988 冊。叢書 35 部、4,030 卷、1,142 冊。地方志22部、226 卷、130冊。四庫底本16部、120卷、46冊。名人稿本13部、75卷、53冊。1928年以前所藏善本爲2,603部、60,828卷、18,785冊。但從1928年始,至1936年止,該館善本書的補充非常之少,每年新購入善本多在數種、十數種左右,從未有超過20種者。該館的善本來源還有各方的捐贈、本館的傳抄以及影印本。而普通線裝書,在1928年以前爲13,259 部、267,995卷、97,180冊。而1935年的統計,則增為20,789 部、336,205卷、130,762 冊。
國學圖書館會設有傳抄部,成立于1927年,以供外界人士傳抄館藏善本、孤本書籍,或向館外接洽傳抄館內未藏之珍本秘籍,增入館藏。傳抄中之巨著,如向北京圖書館傳抄之《永樂大典》,向劉氏嘉業堂傳抄《明實錄》等。在當時的條件下,於傳播、流通古籍方面起了積極作用。
1937年「七七」事變後,南京屢遭日機轟炸,在警報聲中,該館員工不分日夜,將館藏丁氏善本書全部、武昌范氏精本,其他抄本、稿本、校本以及罕見刻本等2萬餘冊,裝就110箱,寄存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地庫。後形勢險惡,又裝運書籍57箱,約3萬餘冊,運存興化西會。1940年,興化淪陷,江蘇省立圖書館館務停頓,寄存興化北門外觀音閣之書 6,808 冊多係木刻叢書及各省方志,亦被焚于火。其寄存北安豐中羅漢寺者,亦爲日寇劫去。清季江南各公署檔案6,488宗及尙未清理者60餘大簍,悉數被敵運去,聞多作舊紙售賣或遭焚燬。逐年印布,及存售各局印刻之書,更被掠之一空,直至勝利後,才先後將散失各處館書,陸續裝運回館。
國學圖書館善本書目,最早有《江南圖書館善本書目》1冊,所錄皆為丁氏八千卷樓藏書歸入該館者,較之丁氏原有書目微有出入。1919年又編印《江蘇第一圖書館覆校善本書目》4冊。館中寫本目錄有2種,一爲《續提善本書目》凡S冊。一爲《閱覽室書目》凡15冊,均按經、史、子、集、志、叢六類編次。
三、國立中央圖書館
1928年5月15日,大學院在南京召開全國教育會議,通過王雲五、韓安的提議,決議在南京籌設國立中央圖書館,由大學院計畫進行。1933年,教育部令派蔣復聰爲籌備委員,旋又派爲籌備處主任,租用沙塘園七號民房辦公。是年9月,經中央政治會議核定,籌備概算後,復添租雙井巷房屋一所。1935年,購中央研究院成賢街總辦事處房屋。 1936年2月遷入。1937年「七七」事變發生,11月18日籌備處奉令西遷,次年2月中旬抵達重慶。1940年8月,奉命結束籌備事宜,正式成立中央圖書館。
在抗日戰爭之前,館藏線裝古籍以及善本書極少,這是因爲該館奉命籌設後,國內外的局勢一直處于動盪不安之中,經費、人員、房舍等都顯貧乏。當時央館籌備處在京的經費每月僅四千元,抗戰之初,會減爲一千元。在陳立夫任教育部長後,逐漸恢復原數。1940年成立後,始定為每月一萬元,然僅供辦公之用,實無餘款採購善本圖書。早期,教育部撥交北平舊教育部檔案保管處收藏的圖書46,000餘冊,以及清順治至光緒間殿試策千餘冊,由此作為藏書基礎。但是這批書中,僅有《仁孝皇后勸善書》為明初內府刻本。後雖接收南京國學書局(它的前身即是金陵書局,後稱江南官書局)的藏書,但被認作善本書的卻不多。此外零星購得少量善本,如明嘉靖刻本《龍江船廠志》、太平天國刻本《英傑歸真》等。1940年教育部向吳興許博明家購得善本書70餘種,撥歸中央圖書館收藏。
國立中央圖書館於戰事發生後,選擇重要圖書封存263箱,以事急時促,僅帶出130箱。所有國學書局版圖書150種亦均遺失。使中央圖書館的善本書收藏直線遽增的是在抗日戰爭期間,即從1940年1月10日起,至太平洋戰爭爆發止。抗戰初期,上海成爲孤島,不少地方故家舊族收藏的古籍圖書以及文獻等,多遭敵騎洗掠,很難保其所有。大江南北文物,多淪煨燼,諸多宋元舊繫、珍本名抄,陸續散佚流出,且大多聚諸滬上書肆及舊書攤上。上海的古書市場較之戰前更為活躍,北方書賈紛紛南下收購,美日諸國也在搶購。在這種形勢下,留在上海的張元濟、張壽鏞、何炳松、鄭振鐸、張鳳舉等人目睹此一危機,莫不憂心忡忡,他們決定組織起來,爲國家搶救古書文獻。在國民政府教育部陳立夫及中英庚款董事會朱家驊的指導、關心和支持下,運用中英庚款董事會中存有中央圖書館的建築費用作爲購書經費,並由當時中央圖書館籌備處主任蔣復聰居間聯絡,組成「文獻保存同志會」。經過二年艱苦的工作,克服了重重困難,為國家、為民族、爲中央圖書館搶救、收購了古籍善本共3,800餘種,其中宋、元版本300餘種。在抗戰中,江南不少藏書家,如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趙氏舊山樓、南潯張氏體輝齋、劉氏嘉業堂、張氏適園、蘇州潘氏滂喜齋等家的圖書,凡有散出者,大都歸為國有,成績極爲可觀。在這些善本書中,經部圖書最少,子部圖書頗為可觀,而史部及集部圖書則是精華所聚。當時的北平圖書館收藏的善本書共3,900種,而鄭振鐸、張壽鏞、徐森玉等人在上海所購善本書的數字差不多相當于北平圖書館數十年之積累,使得中央圖書館有如貧兒暴富,令人刮目相看。故鄭振鐸說:所購古書「不僅足傲視近來一切藏書家,且亦足以匹敵北平圖書館矣!」(鄭振鐸致張壽鏞1940.9.21 信)除了在上海的搶救工作外,在香港由葉恭綽主持,負責購買自廣東散出之書,所獲也有相當數量。
抗戰勝利後,教育部奉行政院令,將汪偽政府內政部長陳群澤存書庫的藏書撥交中央圖書館。陳曾任北伐東路軍前敵總指揮部政治部主任,後投靠汪偽。他在內政部長任內大肆購藏線裝書,包括善本書。澤存書庫在南京頤和路(後為中央圖書館北城閱覽室, 1949年後,為南京圖書館古籍部所在地),藏新舊圖書達 40 餘萬冊,其中善本書計4,400餘部、45,000餘冊,以明刻本爲主,宋元刻本及抄本、校本、稿本也占一定比例。重要者如宋刻本《大易粹言》、《尚書》、《隋書》、《五代史記》、《晦庵朱文公文集》、《臨川先生文集》等。稿本如清趙烈文《能靜居日記》等。
1948年,徐蚌會戰後,江南情勢緊張,中央圖書館奉令,自該年12月至次年2月,由徐森玉鑒定,將館藏善本圖書分四批(第四批未運出)運往臺灣。第一批60 箱由海軍押送;第二批398箱(包括文物),由招商局負責運送:第三批爲普通書 186 箱。據蔣復聰〈國立中央圖書館當前的問題〉(載《珍帚齋文集》,1985.9,臺灣商務)一文所載,所運善本爲宋刻本201部、3,079冊,金刻本5部、16冊,元刻本230 部、3,777冊,明刻本6,129部、78,606冊,清刻本344部、3,076冊,稿本483 部、4,337冊,批校本 446 部、2,415 冊,抄本 2,586 部、15,203 冊,嘉興藏1部、2,241冊,高麗刻本 273 部、1,494冊,日本刻本 230部、2,281冊,安南刻本2部、5冊。此外還有名賢手札、漢簡、金石拓片等。
1934年,中央圖書館會影印《四庫全書珍本初集》220種、1,960冊。並照四庫原樣影印經史子集各1種6冊,由商務印書館承印。1942年,又將所藏善本圖書,選其珍秘而切于實用者,影印爲《玄覽堂叢書》第一集120冊。計有:1.張道宗著《紀古滇說集》一卷:2.許綸等編《九邊圖說》不分卷:3.王在晉著《都督將軍傳》一卷;4.張乃鼎著《遼籌》二卷:5.歐陽重著《交黎撫剿事略》四卷:6.上愚公著《考略》不分卷:7.佚名著《安南輯略》三卷:8.滇時寧著《三鎮圖說》三卷:9.梁錫天編《安南來威圖》三卷;10.楊一蔡著《裔乘》八卷。1947年,又影印第二集 120 冊,計有:1.《皇明本紀》不分卷;2.明孫宜撰《洞庭》四卷;3.明何崇祖撰《廬江何氏家記》不分卷:4.明戴笠、吳撰《懷陵流寇始終錄》十八卷、《附錄》二卷:5.明周文郁撰《邊事小紀》四卷:6.《倭志》不分卷:7.明謝杰撰《虔臺倭纂》二卷;8.明鍾徽撰《倭奴遺事》一卷:9.明王一鶚撰《總督四鎮奏議》十卷:10.元孛菌盼等撰《大元一统志》存三五卷;11.明陳循等撰《寰宇通志》一二九卷:12.明郭棐撰《炎徼瑣言》二卷;13.明王臨亨撰《粵劍編》四卷:14《荒徼通考》不分卷:15.明懋賞撰《四夷廣記》不分卷:16.明黃正賓撰《國朝當機錄》三卷:17《嘉隆新例》三卷:18.明何士晉著《工部廠庫須知》十二卷:19.明李昭祥撰《龍江船廠志》八卷;20.明鄭成功等撰《延平二王遺集》不分卷。
四、浙江圖書館
1949年以前，浙江公共圖書館只有兩所，一爲浙江省立圖書館，一爲溫州籀園圖書館（初名溫屬公立圖書館）。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學政張亨嘉建浙江藏書樓于大方伯里，訂有閱借章程，然名為藏書樓，則尤重藏不重閱。宣統元年春，巡撫增韞奏請建設圖書館，將藏書樓與官書局歸併擴充。次年夏，增韞又請給文瀾閣旁空地為館址，第二年夏興工，于民國元年落成，于是移文瀾閣書于其中。可以說，乾隆時文瀾閣的建置ㄝ實爲浙江圖書館藏書之淵源。民國2年3月25日開幕，而改藏書樓為分館，其名稱則初爲浙江圖書館，藏書凡7萬卷，繼而在1916年1月更名浙江公立圖書館，直至1927年再改爲浙江省立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的藏書，早期分保存、通用二類。據1932年的統計，保存者爲文瀾閣本《四庫全書》36,278冊、宋元明刻本、精抄名校本等，共13,178冊。通用類者為普通圖書、雜志，其中線裝書爲103,496冊。宋元明刻本的來源有購入者，有捐贈者，有前浙江高等學校移藏者，大率購入者居多。由于經費有限，未能多購，據《浙江省立圖書館月刊》一卷二期所載，1933年全年購書經費每月700元，其中購線裝書費用僅為20%，也即140元而已。
因為經費不足，該館對于善本書籍鮮有續購，1931年時，購入單不庵先生遺書，其中有明刻本若干部。又于古本、精抄本價不甚昂者也略有所購。浙館藏宋元版甚少，宋版僅有《周禮注疏》、《禮記注疏》、《春秋左傳注疏》3部，即嘉靖以前刻本也不多。據統計，該館明萬曆以前刻本有79部、萬曆至崇禎間刻本爲316部。1932年，該館會有續徵省縣方志及鄉賢遺著之計畫，但經費、人力有限，所得甚鮮。1933年10月，浙館以三千元巨款購入孫氏壽松堂舊藏宋刻本《新刊名臣碑傳琬琰集》107卷，共32冊，以爲鎮庫之寶。1934年春，又以低價購到國內著名算學家裘沖曼先生雙嘯室藏算學圖書，計300餘種、1,298冊。其中多罕見之本，有明刻本2種、稿本2種、抄本8種，清刻本尤多。
對于浙江圖書館來說，文瀾閣本《四庫全書》是他們的驕傲。據《兩浙鹽法志》，文瀾閣本《四庫全書》凡35,990冊，太平天國戰爭中，閣毀書散，丁申、丁丙兄弟兩人于流離轉徙中搜購凡9,062冊（同治十三年止），其後百計補抄，自光緒八年至十二年冬，成書2,800種，合前共得28,000冊。全書雖大部補得，而待訪尤多。之後又有二次大的補抄工程，一爲乙卯（1915）補抄，前館長錢恂發起以集款補抄，籌得公款及私人捐贈合6,200餘元，補抄缺書缺卷，計33種，共268卷，又購回已有丁抄之舊抄殘本182種。一爲癸亥（1923）補抄，由于張宗祥長浙江教育廳，倡議續前人未竟之續，募集捐款從事補抄，浙督盧永祥捐銀4,000元，張元濟、劉翰怡、周慶雲等46人又集款12,200元，先就杭州所有者補之，繼而赴北京借文津閣本抄其缺者，補其漏者，並逐冊詳校，費時二年，竭寫生200餘人之力，凡補抄缺卷缺書共211種、4,497卷、2,416冊。至是文瀾閣本《四庫全書》除略有缺卷外，已得覆其全璧。自丁氏拾殘之始，迄抄補完成凡六十二年，而閣書得全。至1926年7月，文瀾閣本《四庫全書》實存3,459種、36,278冊。
1937年冬，日寇攻陷杭州，浙館於事先倉皇撤退，因交通困難，圖書分批搬運。《四庫全書》初移富陽，再移龍泉，三貴州，四重慶；其他善本，則移龍泉後，又移慶元；較普通之書，則隨館一遷麗水，再遷青田之南田。其不及搬出分藏杭州民家者，被敵偽查得劫收，設立僞圖書館。戰爭中浙江省立圖書館總館書庫四層及鋼骨書架全燬，館藏之石印《古今圖書集成》與《四部叢刊》、《四部備要》、《萬有文庫》以及各種中外圖書、雜誌、日報合訂本，損失約10萬冊。印刷所已印成之國學圖書數千部完全損失。館藏之《張氏醫通》、《算法大成》、《大學衍義》、《機李叢書》、《近思錄》、《洗冤錄》、《入幕須知》、《素問直解》、《素問集註》、《先後遺規》、《聶氏重編家政學》、《善本書室藏書志》等木刻書板，共計缺少2,000塊。《淳化閣石刻帖》石，損失163塊。1945年，抗戰勝利，全館返杭，《四庫全書》及善本先後運回，並接收僞圖書館劫餘圖書。經此浩劫，損失圖書10萬餘冊。
後來的浙江圖書館陸續蒐集圖書達20萬冊以上，卷帙繁富。浙江館編輯出版之書目、專刊、專著甚多，近20種。除《壬子文瀾閣所存之書目》5卷（錢恂編、《浙江省立圖書館通常類書目》章箴編，收1924年以前該館藏非善本之線裝書）、《叢書子目索引》（金天游編，收館藏叢書凡390餘種、子目12,000餘條）、《別集索引》（收該館1930年以前所藏詩文別集）、《文瀾閣目索引》（楊立誠編）。其善本書則編有《浙江省立圖書館保存類圖書目錄》（章箴編，收1921年以前該館所收的善本書），此外又有《善本書目續編》，自明刻本外，亦及清季焚毀諸書及抄本、稿本，所收較泛，爲1922至1930年該館續收善本之目。《善本書目題識》（陸祖穀編），1932年出版，爲該館歷年所藏善本中之宋元明刻本。所謂題識，乃｢分別著其書之卷數、撰人、版本之年代刊者與其他考證，有印鑒者錄其印文，有圈注者明其手筆，唯于書之內容，無論通行本與否，皆不敘，與提要例不同，故曰題識。」書分4卷，卷1計宋元本22種；卷2爲明本甲，收明嘉靖、隆慶以前刻本，凡書73種；卷3、4爲明本乙，著明萬曆、天啟、崇禎刻本，其中卷三爲經史之屬，凡96種；卷四爲子集及叢書之屬，凡104種。又編有《浙江圖書館館刊》（雙月刊，原名《浙江圖書館月刊》），1932年3月創刊，以提倡學術、介紹書報、傳達圖書文化消息，促進圖書館事業為宗旨。內容有評壇、論文、提要、消息、書目等欄。1933年改名爲館刊。《文瀾學報》，1933年創刊，爲年刊。以闡揚浙省學術，導揚學風爲主旨。內容多載專著，亦列文苑、書評等，惟不載館務雜稿。
浙江圖書館收藏古書舊版片也多。當時，杭州汪氏振綺堂後裔捐入先世刊版32種、5,761塊，丁氏八千卷樓全部刊書版片18,400餘塊，永康胡氏退補齋家刊《金華叢書》、《續金華叢書》版片數千塊，以及壽春孫氏小墨妙亭、富陽夏氏靈峰精舍、慈溪馮氏、山陰樊氏等先後捐存或寄託者，總共23萬餘片，這在全國來說，實無有出其右者。
五、其他公共圖書館
一般來說，許多公共圖書館成立後，它們的藏書基礎多是以私人藏書家所藏爲主，而後再廣收博求。如浙江寧波，民國成立後，廢除道府，改爲六邑公會（六邑為鄞縣、慈谿、鎮海、奉化、象山、定海），爲紀念薛福成，名爲薛樓，將薛福成、吳引蓀（有福讀書堂）)二氏所贈古籍全部庋藏于此。這是寧波有公共圖書館的開端。此後，又接受當地士紳張美翊的部分藏書。至1927年時，藏書已有八、九萬卷。籀園圖書館創立于1919年，是爲紀念瑞安孫詒讓（字仲容，號籀扇），而由地方人士發起成立。經過歷任館長的多年搜集，使溫州地區自唐宋以迄民國的諸家存世論著，基本上得以保存。古籍圖書主要以瑞安孫氏玉海樓、永嘉潘鑒宗養心寄廬、永嘉黃溯初敬鄉樓、永嘉梅氏勁風閣的舊藏爲基礎，由1942年的43,000冊到1949年增爲10萬餘冊。
民國肇建以前，江西並沒有圖書館的設立。有宜豐胡思敬者，歷官御史三年，積書盈屋，宣統三年（1911）辭官南下，將書盡行攜歸南昌ㄝ築問影樓于東湖東岸，藏書其中，題額爲「退廬圖書館」。累年又復添購，凡有書40萬卷，許人入內閱覽。民國以後，胡思敬將其個人藏書，全部移作公共圖書館，供大眾閱覽，嘉惠士林。到了民國9年（1920）12月，江西省教育廳廳長許壽裳，有鑒于此ㄝ于是籌備設立公立及通俗二圖書館于南昌。民國11年（1922）正式成立。至民國16年（1927）歐陽祖經任館長後，力謀發展。並以市中心百花洲爲江西省圖書館館址，次年營造新館，並以四樓庋存線裝古籍。歐陽祖經十分重視訪求古籍，搜得不少明、清及近代精印本。對于江西地方文獻，更是千方百計訪求，在他館長任內，江西省、府、縣志幾乎齊全，僅缺瑞金、石城、浮梁三縣，後請人補抄得全。其又收集江西歷史人物著作，囑人編成《館藏鄉賢著作目錄》。此外，他對于江西所刻的各種古籍版片，也予以設法保存，先後所得嘉慶年間南昌府學所刻阮元所校《十三經注疏》，同治、光緒年間江西書局所刻《江西通志》、《五種紀事本末》、《武英殿聚珍版叢書》、《黃山谷全書》等82種。至于胡思敬輯刻《豫章叢書》104種的版片也收集齊全。後又購得南城李之鼎《書目舉要》以及《通鑒輯要》、《彭城集》、《公是集》等109種。
1915年，江蘇省無錫縣立圖書館、常熟縣立圖書館先後成立。據1926年嚴堯欽編《無錫縣立圖書館藏書目錄》，其中線裝古籍經部書724種、2,249冊史部書1,23 種、10,795冊，子部書2,741種、5,057冊，集部書1,375種、7,114冊，叢書11,450種、4,800冊。（據《無錫文史資料》陶寶慶〈無錫近代圖書館存〉）古籍圖書的來源，率多由本學者名流和私人藏書家捐贈，而其中鄉賢著作、地方文獻較多，爲其特色。1920年劉書勛從當時16,000餘種館藏中，檢出鄉賢著作900餘種，凡七十姓，編成《無錫縣立圖書館鄉賢書目》。1929年秦毓鈞又編印了《無錫縣圖書館善本書目》。常熟縣立圖書館在籌館之初，爲豐富館藏，印有「圖書館徵文啟」。文謂：「……大雅宏達之彥，有願出其藏家祕書珍籍公之于世者，當題名于壁以志勿緩。或寄存善本以供閱覽者之尋繹者，亦當什襲寶藏以盡職守。他日聚書既多能收昌明國學啟發新知之效，功施一州一邑而其澤廣被天下，則諸君子所以嘉惠多士者良非鮮也。」首任館長鐵琴銅劍樓主人瞿啟甲率先捐出部分藏書400餘冊，邑中丁芝孫、邵伯英諸家紛紛也將家藏圖書捐出，成爲該館館藏重要基礎。開館一年後，藏書達2,400種、23,227冊。至1927年，藏書已達5萬餘冊。
有的公共圖書館的前身屬于書院的藏書樓，如雲南省圖書館，就是在經正書院藏書樓以及五華、育材書院藏書的基礎上而發展起來的。經正書院藏書樓開辦于清光緒十七年至二十八年（1891-1902），是清代雲南最後一個書院，藏書不多，但趨于實用。當時，浙江圖書館袁嘉穀先生會將浙江書局刻板歸浙江館印刷的書送給雲南館一套，如浙刻《九通》、《繹史》、《二十二子》等數十種。雲南地處邊疆，交通不便，故採購圖書較爲困難。當時昆明市內的一些舊書店受該館委託，凡收到該省方志、稿本、抄本等，都優先供給該館。昆明書賈華世堯（允三）琴硯齋結束營業后，遺書也全部爲雲南館購入，包括許多雲南舊刻本。民國初年，從雞足山放光寺移送該館收藏的刻本藏經中，就有宋代《思溪圓覺藏》、《磧砂延聖藏》、元代杭州《普寧藏》、明代南京刻《南藏》、北京刻《北藏》以及明末嘉興刻《徑山藏》等。至1938年時，該館善本及重要圖書約有5萬餘冊。雲南館對于地方文獻收集甚多，並輯刻《雲南叢書》，計初編152種、1,148卷，二編53種、254卷，書版總計6萬餘片。此外又收藏了不少其他書籍的版片。
新疆的公共圖書館成立較晚。辛亥革命後，民國督軍楊增新為順應時代，于1912年撤銷提學使，設置教育司（1918年改為教育廳）。于1913年4月，在烏魯木齊籌設了通俗圖書館，並以現洋八百元從內地購來「新學派」圖書1,200冊，公開供人閱覽。1926年，新疆發生「七七」政變，軍務廳廳長樊耀南刺殺了楊增新。
金樹仁又鎮壓了樊耀南，沒收了樊耀南的藏書，並利用某官僚的住宅，設立新疆省立圖書館。其中有樊耀南私人藏書及原通俗圖書館藏書，還有社會各界捐贈的書籍，共計5,000多冊（部）。1938年10月，迪化民眾教育館成立，並附設圖書閱覽室，除接收了原省立圖書館藏書外，並收繳桂芬「逆產」古籍2,000餘冊。抗日戰爭時期，烏魯木齊市各機關、學校都設立圖書館，但對古籍圖書不予重視。1940年，教育廳清理書庫，竟將一批儲藏多年的《新疆圖志》、《補過齋文牘》，甚至《資治通鑑》、《太平御覽》等古籍都當作廢紙處理了。
本文摘自潘美月、沈津編著中國大陸存藏古籍概況（臺北市：國立編譯館，2002年12月）第一章概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