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存藏古籍概況概論（五）

中國大陸存藏古籍概況概論（五）

沈津

伍、近代以來的舊書店和圖書館的關係

地區的富庶，交通的發達，必定帶動經濟的發展。而經濟的發展又帶動各行各業，其中也包括文化和出版業。三百六十行，販書也其一。書賈販書，主要目的在于圖利，但是，古舊圖書流通的過程中，也賴他們而得以暫時保存。而舊書業的從業人員多半與其他行業有所不同，他們雖然文化程度不高，沒有進過高等學校，有的或僅有小學的學歷，但他們卻多有一種特殊的素養。

由于政治上和社會上的各種變革，藏書的聚散逐漸由鄉村向城市集中。隨著城鎮商品經濟的發展，部分鄉村地主由于家道中落，或官僚大戶的宦途失意，使得故家舊族世代廝守的藏書，逐漸成爲大城市裏新興的資本家（包括實業家、買辦）、官員以及學者們的書齋之物。圖書館以及藏書家或學者們的收書，都離不開書店。

清末民初的一些重要的書局、書肆主要集中在北方、南方的幾個大城市中。不可否認的是，清末民初的舊書業，在文化傳統的繼承和傳播上，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如北京琉璃廠、上海棋盤街、福州路文化街等等。

北京是一座歷史悠久的文化名城，有三千多年的建城史，遼、金、元、明、清以至民國初期，封建帝王都在這裡建都，溯歷數朝之已往，故典章文物、宮殿街衢以及種種古跡，斐然成爲大觀，它留下了眾多代表中華文明的珍貴文物，使之在華夏文明的發展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也堪稱世界上最雄偉壯麗的大城市之一。

北京既是全國的文化中心，故書籍的流通量也極大。清代北京書肆分佈較廣，但較為集中在琉璃廠、慈仁寺、隆福寺。以琉璃廠來說，清初以來一直是文物、圖書、字畫、文房流通的聚散地。清末民初，書肆在社會動盪中曲折發展，十餘年間，僅琉璃廠一帶開過字號並陸續更替的書肆，前後約220多家。民國年間，隆福寺的書肆有數十家之多ㄝ重要者如東雅堂、修文堂、修梗堂、粹雅堂、文殿閣、鴻文閣、稽古閣、三友堂、觀古堂、寶繪齋、文奎堂、帶經堂、文講閣、大雅堂、信義書店等。此外又有不少專門收購流散書籍的行商，他們走街串戶收購流散于民間的王府名宦家藏，也到外地收購古籍善本，運回北京出售。據1931年成立的北平市書業同業公會統計，琉璃廠古舊書店將近四十戶，行家聚集，歷史悠久，資本雄厚者甚多。打磨廠處書店有十六戶；隆福寺書店有十八戶；東安市場有書店、書攤三十戶左右；西單商場有書店、書攤四十戶左右。不少大店進銷渠道較廣，其圖書來源于名人學者以及官宦人家。書店經常派人前往各省收購，尤其是江南一帶，文風較甚，不乏家藏萬卷的「書香門第」,而讀者對象，則是較高層次的文人、學者、專家、教授以及圖書館員。1936年田蘊瑾編著的〈北平市指南〉（自強書局出版）所載，分佈在東安市場、隆福寺街、楊梅竹斜街、琉璃廠等處的書店共七十七家，而以琉璃廠爲舊書業的一大薈萃地。而至1949年下半年的統計，北京共有古舊書店（攤）一百五十一家。

那時，舊書業頗重舊刻，如宋元版本、名家批校及孤本秘籍，價值甚高，業者把這些書稱作「善本」。其他一般書籍，如近、現代人的詩文集及筆記小說等，則稱作爲「用功的書」。百多年來，書店多爲江西人經營。清末，廢除科舉制度後，其故鄉子弟因路途較遠，交通不便，來京討生活者寥寥無幾，故書店老板所收學徒以河北人爲多，以後彼此引薦子侄，多爲由鄉間入京。民國以來，河北冀縣、深縣、棗強縣、衡水縣、束鹿縣、任邱縣人在北京開設大小書鋪的，已達七、八十家之多。這幾處地方來的人多能吃苦耐勞，勤懇好學，雖然文化程度並不高，大多是小學畢業，但自學成才者不少，如北京通學齋孫殿起（冀縣人）、文祿堂王文進（任邱人）都是舊書業中的佼佼者。琉璃廠舊書業中還有如譚錫慶、魏占良、孫錫齡、魏金水、孫殿榮、孫實君、李建吉等。這些人對于各朝刻本、著者、刻者，歷歷如數家珍，這些實踐經驗都非一般士大夫所能及。以譚錫慶爲例，倫明《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云：「五載春明熟老譚，偶談錄略亦能譜，頗傳照乘多魚目，黃妖宸章出內監。」注云：「正文齋譚篤生熟版本，光宣間執書業之牛耳。惟好以贗本欺人，又內監時盜內府書出售于譚，因以起家。」鄧邦述《寒瘦山房翻存善本書目》云：「余與篤生交六七年，篤生拾伯羲祭酒緒餘，頗能鑒別古籍，談娓娓不倦，雖論價倍于常賈，而爲余致毛鈔《宋人小集》五十冊，間關奔走，力勸收藏，其誼實不可忘。篤生死後，廠肆識古書者又弱一個，是爲商量舊學者加痛惜也。」

舊書業的業主中，不少人精通目錄版本之學，趙萬里會稱書店中能鑒別宋元本者有王文進、王雨、孫助廉、裴子英屬于一把手，其他皆屬二三流。三四十年代間，不少北方書商深入窮鄉僻壤，注意力所及，雖爛紙破書，亦無不搜羅及之，不少罕見秘籍、佳刻孤本都被他們發掘出來。山西各縣是小說、戲曲圖書的集散地，清代以來，山西商人多經營錢莊，富于財，購書也多珍本，但其後人多敗落，子孫不能世守，故藏書時有散出。如1932年，琉璃廠的張修德，以廉值購得明萬曆四十五年（1617）刻本《金瓶梅詞話》20冊，張又以500元售歸魏文傳（笙甫）文友堂。文友堂奇貨可居，後以高價售于北平圖書館，當時由于籌款困難，乃由徐森玉、袁同禮、趙萬里諸先生以「古佚小說刊行社」的名義將此書影印出來，每部定價100元，以所得利潤補償書價。又如鄭振鐸所藏的明清戲曲多是從北平、上海兩地書店購得。

在北京舊書業中最著者首推來薰閣，店主陳杭（濟川）爲陳連彬之侄，頗善經營，對目錄版本也有研究，常往山東、山西、江浙一帶收書，故業務發展甚快，從原先只有幾個人的小店變爲琉璃廠書業中屈指可數的大店之一。1938年，會購得天津李善人家古書兩卡車，中有宋、元版數種。抗戰時，又購得上海孫毓修藏書一批，後又與修練堂合購嘉興沈氏愛日廬藏書。三十年代，陳氏從北京到上海收書，得南潯張鈞衡的《適園藏書》、《擇是居叢書》及南潯劉承幹嘉業堂、廬江劉氏的部分藏書，就在上海擇址開設來薰閣分店。他廣交學者，與徐森玉、鄭振鐸等人往來密切。又有來青閣，店主楊壽祺，蘇州人，頗精目錄版本學，他一方面搜集老藏書家遇變故後散出的古書外，,又派人去江浙等地收購舊書，同時也在店中零星收進圖書文物。由於書的種類多，所以圖書館和新藏書家都喜歡和他來往。

此外又如河北深縣人王雨（字子霖），在琉璃廠開設的蘊玉堂，其人頗能辨識版本，收售多古本、精抄、家刻之書。常往來于飲冰室，爲梁啟超先生收書。曾在天津收得宋刻本唐陸德明撰《經典釋文》6冊，以爲奇遇，後售北京圖書館。此書共24冊，凡四函，原爲清宮舊藏，溥儀出宮時攜出，後流落東北，王雨所得僅爲四分之一，後王遂致力爲北京圖書館配全。冀縣人魏廣洲的多文閣，其與藏書家多有交往，收售珍本圖書，曾與文淵閣、修文堂、來薰閣合資購傅忠謨家藏書一批，有宋刻本《蘇詩》等。河北衡水人劉盛譽的松筠閣，曾于1925年秋在打鼓攤上購得清末車王府抄曲本1,400餘種。河北人孫殿起的通學齋，長于版本鑒定，對版刻優劣，收藏去處了如指掌，所收善本頗多，如舊抄本《續精忠記》、清康熙刻本《東林列傳》等。河北冀縣人李建吉的寶銘堂，常往南方各省收書，會收到宋刻本《二程遺書》、元刻本《層瀾文選》、明末毛氏汲古閣抄本《九儈詩》等。

河北任丘縣人王文進的文祿堂，1941年曾收得宋刻本《莊子南華真經》。王著有《文祿堂訪書記》；輯有《文祿堂書影》等。而孫助廉的修練堂會陸續收入北京昌平縣王萱齡家藏書，今王氏藏書佳者大多皆爲孫氏售于北京圖書館收藏。又購得天津李國松集虛草堂藏書計三間書屋、定州王灝、蘇州王頌蔚、蒯若木、郭世五家藏書等，均數量大,甚多善本書。此外，還分批購到李木齋、郭則澐、徐世昌、張燕卿家的藏書。

上海雖然是一個大的商業城市,但是經營古舊圖書的店鋪,卻多是北方人所開,也有的是江蘇人所爲。如郭石麒、陳乃乾的中國書店:李紫東、黃廷斌、袁西江合伙的忠厚書莊;羅振常的蟫隱廬、王富晉的富晉書社、陳濟川的來薰閣、楊壽祺的來青閣、柳蓉春的博古齋、韓士保的文海書店、孫實君的修文堂分店、孫助廉的溫知書店、于士增等人的萃古齋書局、朱惠泉的秀州鼎記書店、楊文獻的漢學齋、翁闐(又名朗仙)的受古書店、徐紹樵的傳薪書店以及浙江陳立炎的古書流通處等等都是較為重要者。這些人經常奔走于滬寧線、滬杭線以及東南沿海一帶收書,經驗豐富,知識淵博,一些不經見之善本都為他們所發現。因此不少古舊書業者雖然經手的古籍善本有如過眼煙雲,但從另一個角度看,他們又都是書籍遞藏過程的見證者。陳乃乾爲學者型的書商,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他居滬上,江南各大收藏家如繆荃孫、黃彭年、沈德壽、莫友芝散出之書,無不經目。涵芬樓所藏善本古籍和全國地方志,多數是張元濟先生親手徵集的。從1918年至1936年間,幾乎每天下午五時左右,總有二三個舊書店的伙計,帶著大包小包的木刻本,商務印書館發行所二樓美術櫃前等候張先生閱看。對一些值得重視的刻本,他都仔細翻閱。如富晉書店,開辦于1930年左右,是北方舊書業在上海開設分店較早的一爿老店,店主王富山(1893-1982),字一峰,其兄即王富晉。王富晉,字浩亭,河北冀縣王海莊人,其做成的最大一筆交易是1931年揚州吳引孫測海樓的藏書,吳氏藏書計 8,020 餘種,共裝 589箱,中有明弘治刊本《八閩通志》、《延安府志》,明嘉靖刊本《廣西通志》等珍本。出售時,先由北京圖書館、上海涵芬樓、中華書局圖書館、大東書局選購。其餘各類大叢書150餘種及其他各書都留在上海分店出售。又如傳薪書店,店主徐紹樵,江蘇揚州人,他的店中經常有淘舊書的老顧客。鄭振鐸會在該店買到不少珍本好書,《劫中得書記》中提到徐處有數十處之多。著名的明崇禎刻本《十竹齋箋譜》即是徐紹樵售于鄭者。周越然收藏的不少精刻秘本、詞曲小說,也多經徐紹樵手購得。而周氏晚年境況不佳,除了戲曲傳奇之書另售外,其他圖書基本上又都託徐紹樵經手出讓的。

在上海的古舊書店中，沒有任何一家可與古書流通處相抗衡。古書流通處主人陳琰，字立炎，杭州人。始設六藝書局，後閉歇後于次年設古今圖書館（後改名為古書流通處）。陳乃乾〈上海書林夢憶錄〉云：「大江以南言版本者，書肆以古書流通處爲第一，藏書售出者以抱經樓為第一。古書流通處初開幕時，列架數十，無一爲道光以後之物，明刻名鈔，俯拾即是。入其肆者，目眩神迷，如墜萬寶山中。今之抱殘守闕自命為收藏家者，曾不足當其一鱗片甲也。」陳氏會收得南宋書棚本《江湖群賢小集》等重要古書。當時，凡藏家之大批售出者，悉為陳氏網羅，如百川之朝宗於海。其中最著者爲繆荃孫藝風堂及嘉定廖壽豐兩家之藏。古書流通處在結束之際，將存書悉數售于中國書店，價僅萬元，善本仍多。

「上有天堂，下有蘇杭」，杭州和蘇州都是中國最重要的城市之一，杭州是歷史悠久的文化古城，不僅有西湖之美,而且也是浙江省的文化教育中心。杭州大大小小的書店中，有朱成章的經香樓、侯月樵的汲古齋、楊炳生的利川書屋、鄭小林的古權堂書局等，而以朱遂翔（1894-1967）的抱經堂最具影響力。

朱遂翔，字慎初，浙江紹興人，在三十年代的文化界中頗有名氣，是書林中的重要人物，與北京寫《販書偶記》的孫殿起有「南朱北孫」之稱。1915年，他在杭州梅花碑自己開設抱經堂，常往塘栖、湖州、寧波、紹興、蕭山、金華以及徽州等地收書，曾在章宗祥家收到宋刻本《李賀歌詩編》、元刻本《六子全書》以及顧祖禹手稿本《讀史方輿紀要》等。其與杭州拜經堂主人朱立行、松泉閣主人王松泉、上海春秋書店嚴慕陵、秀州鼎記書店朱惠泉等人密切交往。朱遂翔和藏書家王經珊熟，凡抱經堂送至王宅之書，王幾乎都要。朱遂翔序《九峰舊廬方志目》云：「王君綬珊聚書之處云九峰舊廬，是宅係丁氏八千卷樓舊址，內有靈壁石九件，故名九峰，蓋取其意也。余識王君于滬上，時在民國十七年。王君雅好藏書，尤喜蓄各省方志。余爲其奔走南北垂十年，初爲其購瞿氏鐵琴銅劍樓宋元本書十餘種，繼爲其購雙鑒樓傅氏、群碧樓鄧氏等善本書籍數十箱，名間南北。善本書售者亦接踵而至，皆由余一手鑒別。」王經珊自1927年收購舊書始，至1937年止，共用去購書款五十萬元左右，爲近代藏書家化錢最多者之一，其中由朱氏個人經售及代爲介紹的古書，就有三十萬元之多，遂翔獲利也在十萬元以上。王經珊喜收地方志書，而經朱遂翔手售與王氏之方志就達3,000種。因此朱氏的抱經堂是全國舊書業中資金最爲雄厚的一家。

抱經堂還編有《抱經堂書目》，有目有價，一書一價,郵購的生意，遠至日本、美國。朱氏自民國10年起編製書目，直至停業止，共出版目錄30餘冊之多。此外他還印有殘本書目、臨時書目。朱氏由于經營古舊書業致富，他自己也收藏了不少善本書，開始專收各種罕見本的醫書，有初刻初印本數百種，後來又收明版書。抗戰期間，他的書店閉歇，後又轉到上海營業，因各種原因，致使財務上發生危機，無奈才將店內積存的數百擔古舊書籍全部作廢紙去：杭州存書，也陸續售于北京、上海、杭州的古舊書店。

蘇州不僅有園林之勝，而且教化所遺,素有文明鄉里之稱，由于藏書人家多，學子勤讀，于是販書之業爲之興旺。民國年間，吳中護龍街，自察院場至樂橋一段，大小舊書店，林立其中。而在大井巷北的文學山房爲各店之翹楚。文學山房的主人爲江杏溪、江靜瀾、江澄波。他們三代人陸續購得木瀆馮桂芬、無錫朱達夫以及管禮耕、葉昌熾、丁士涵、沈秉成、王同愈、單鎮諸家珍藏。又與吳門學者名流乃至南北俊彥皆有往來。該店販書數十年，經手罕見善本甚多，如宋蜀刻本《陳後山集》、明末毛氏汲古閣抄本《復古編》、明藍格抄本《古今歲時雜詠》（有清何焯、黃丕烈跋）等。

為了賺取更多的利潤，,部分書店的主持者也收集書版進行重印，或對一些學者的學術著作予以影印出版。這實際上，也為傳播文化、嘉惠藝林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譚錫慶藏有《長安獲古編》書版,印刷了百十餘部。魏氏文友堂將貴陽陳田撰輯的《明詩紀事》書版續刻完成，刷印行世。又重新刷印《吉金志存》、《宸垣識略》、《古今集聯》、《景德鎮陶錄》、《陶說》。孫氏修縵堂刻有《左庵集》，影印有《孟鄰堂文鈔》、《祇平居士集》。修文堂印有《誠齋殷虛文字》，來薰閣印有《越諺》、《段王學五種》、《古文聲繫》、《廣韻》、《山帶閣楚辭》等。王富晉影印的書最多，如《說文古籀補補》、《說契》、《四聲切韻表》、《過庭錄》、《太霞新奏》、《新定九宮大成南北宮詞譜》、《文鏡秘府論》、《龜甲獸骨文字》、《述均》等，鉛印本如《索引式的禁書總錄》、《校增紀元編》、《測海樓舊本書目》、《藝概》。

蘇州文學山房江杏溪用木活字聚珍印有《文學山房叢書》（又名《江氏聚珍板叢書》），共印四集28種。屈曦跋曰：「文學山房江君杏溪亦饒有思想之一人……杏溪則揣摹時好，凡叢書中金石書畫書目等類，不易得單行本者，率取以排印，藉廣流傳，積時既久，裒然成帙，因顏之曰『文學山房聚珍板叢書初編』，後有續出，則二三之而不已。」江氏又得蔣鳳藻《心矩齋叢書》、謝家福《望炊樓叢書》書板，重新刷印發行。

王鍾翰〈北京訪書記〉中云：「廠肆書賈，非南宮即冀州，以視昔年之多爲江南人者，風氣迥乎不同。重行規，尙義氣，目能鑒別，心有輕重。九城之肆收九城之書，廠肆收九城之肆之書，更東達齊魯，西至秦晉，南極江浙閩粵楚蜀，于是舉國之書盡歸京市。昔人所不及知不及見者，尋常皆能知之見之，其功曷可沒耶！」這雖是寫北京琉璃廠書肆，但對于舊書業者來說，他們對于保存圖書文獻、促進文化交流,提供公家圖書館收藏是完全盡了心的。

圖書館的藏書來源，一般說來，多是來自私人的捐贈、從書店購買、館與館之間的交換以及其他渠道。而其中以從書店購買爲主要。對于大的或專業圖書館來說，補充古籍善本或有實用價值的線裝書，那就主要通過古舊書業者來提供。我們可以從北平圖書館的歷年採購數字來看它的增長。1926.7-1927.6購入古籍經部1,034冊，史部10,449冊，子部2,500冊，集部4,781冊，叢書1,160冊。1927.7-1928.6購入古籍經部453種、3,741冊，史部1,453種、14,096冊，子部905種、8,730冊，集部852種、5,631冊，叢書114種、5,517冊。1928.7-1929.6購入古籍經部110種、537冊，史部806種、5,497冊，子部455種、2,834冊，集部325種、1,787冊，叢書54種、2,341冊。1929.7-1930.6購入古籍經部63種、382冊（又1卷），史部539種、4,172冊（又55張107頁），子部352種、2,509冊（又1卷1頁），集部618種、4,720 冊，叢書44種、1,182冊。1930.7 - 1931.6購入古籍經部48種、221冊，史部567種、2,950冊，子部213種、1,406冊，集部508種、2,971冊，叢書28種、331冊。1931.7-1932.6購入古籍經部61種445冊，史部465種、2,575冊，子部319種、7,629冊，集部487種、2,784冊，叢書24種、622冊。1932.7-1933.6購入古籍經部16種、147冊，史部477種、4,788冊，子部114種、632冊，集部761種、3,644冊、叢書20種、649冊。1933.7- 1934.6購入古籍經部175種、887冊，史部499種、12,060冊，子部360種、1,818冊，集部82種、2,529冊，叢書58種、2,789冊。1934.7-1935.6購入古籍經部204種、2,447冊，史部718種、5,497冊，子部253部、3,389冊，集部244種、2,005冊，叢書56種、2,346 冊。

至于在1940 - 1941年間，鄭振鐸等人組織的「文獻保存同志會」，,大力爲中央圖書館搜購古籍善本,更是得到各家書店的協助。鄭振鐸的〈求書日錄〉中說：「我十分感謝南北書賈們的合作。但這不是我個人的力量，這乃是國家民族的力量。書賈們的愛國決不敢後人。他們也知道民族文獻的重要,所以不必責之以大義，他們自會自動的替我搜訪羅致的。」

本文摘自潘美月、沈津編著中國大陸存藏古籍概況（臺北市：國立編譯館，2002年12月）第一章概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