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存藏古籍概況概論（六）

中國大陸存藏古籍概況概論（六）

沈津

陸、近代以來公私藏書的損失

對于古籍圖書來說，它的損毀莫過于戰爭。隋代牛弘的〈五厄說〉、明胡應麟的〈續五厄論〉等，多言戰爭對于公私藏書的破壞。大凡較有遠見的統治者，大都會在戰亂平息之後把崇儒尙文、搜求圖書當作修明政治、發展社會的一個重要方面，因此歷代的皇家藏書往往頗具規模。但是，也正因為是皇家藏書，又最容易在改朝換代的政治征戰中成爲首當其衝的犧牲品。每次政權更替，幾乎都伴隨著焚燒皇家藏書的沖天大火。公元前213年，秦始皇下令焚燒除秦國史籍之外的各國史書及私人所藏儒家文獻、諸子百家之書；六年之後，項羽入關，又縱火焚燒秦國的阿房宮，火三月不熄，秦國的皇家藏書也基本焚毀。再以宋代｢靖康之亂」為例，陸游云：「本朝藏書之家，獨稱李邯鄲、宋常山公，所蓄皆不減三萬卷」，「李氏書，屬靖康之變，金人犯闕ㄝ散亡皆盡。收書之富，獨稱江浙，繼而胡騎南鶩，州縣悉遭焚劫，異時藏書之家，百不存一。」近人鄧實（秋枚）跋《禁書目合刻》又云；「西漢蘭台、石渠33,090卷盡于王莽之末，東漢東觀、仁壽萬3,269卷盡于董卓移都，晉秘書、中外三閣29,945 卷盡于惠懷之亂，東晉秘閣3,014卷、孝武時36,000卷、宋總明觀齋64,582卷、學士館18,010卷盡于末年兵火，梁文德殿、華林園23,106卷，江陵70,000餘卷盡于元帝自焚。二秦4,000卷，北齊仁壽、文林30,000餘卷，後周虎門、麟趾15,000卷，隋修文觀103,278卷盡于砥柱舟覆，唐集賢院四庫89,000卷盡于安祿山；十二庫7萬餘卷盡于黃巢；宋三館、秘閣36,280卷盡于祥符之火，崇文院30,669卷別藏于龍圖閣、太清樓盡于靖康之變；中興44,486卷盡于紹興之災。」歷史上的戰爭，不論其性質如何，它總是對當時的經濟、文化帶來破壞,這是無可置疑的。

從1840年到1949年，在歷史的長河中，僅僅是一百零九年。但是，對于中國文化的摧殘卻是較唐、宋、元、明以及清代前期、中期以來任何一個時期都有過之而無不及。近代以來，圖書毀于水災的例子，較之兵燹、祝融來說要少許多。甘鵬雲是湖北的藏書家，其少壯辛苦所得之書，藏之家者,悉為洪水收去。其《崇雅堂書錄》序例云：「癸亥秋，忽得潛陽潰堤之信，漢水灌潛城，將廬藏書十萬卷盡付洪流矣。惜哉！惜哉！此十萬卷者，皆予儲積賣文錢，節衣縮食所聚，與有力購致者不同，可惜一也。其中有先君子編輯及手鈔點治之書，可惜二也。有鄉先生著述孤本，僅存之書，可惜三也。有予手鈔手校之書，可惜四也。予有句云：『潛陽老屋小如舟，石墨盈車書汗牛。可惜無人勤守護,，金堤一決付洪流。』詠此事也，已矣，已矣，莫如何矣！」

近代人們大書特書的毀書，首推清乾隆帝為編輯《四庫全書》而「寓禁於征」，大興文字獄，凡不利于滿清統治的，或加禁燬、或加刪節、或加篡改，這些書竟達4,000餘種，超過了《四庫全書》收書3,503種。據光緒年間上海國學保存會出版的焚書目錄中說：「蓋自秦政之後，實以此次焚禁，爲書籍最大厄，………蓋秦火之後，大厄凡十有一，而以本朝乾隆時，焚禁之一厄爲最後而最烈，何也？蓋昔之毀，乃官府之所藏，而山岩屋壁尙有存者。今之毀，並毀及民間，而比戶誅求，其所遺留者亦僅矣。」實際上，在中國的歷史進程中，焚書、毀書最多的並不是秦皇、乾隆，近代以來最大的損失莫過于太平天國戰爭以及八國聯軍侵略中國的戰爭、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戰爭。

太平天國運動，除了對于社會經濟造成了特大破壞之外，還焚毀了大量圖書。八國聯軍侵華雖是局部地區的圖書受毀，但損失的卻是重要版本。近代日本走上侵略道路後，不惜採用種種卑劣手法，掠奪中國文物圖書，特別是1931-1945年，這長達14年之久的侵華戰爭中，使中國的文化事業蒙受了巨大的損失。在抗日戰爭中，中國的國家損失之大罄竹難書，而文化事業也多遭到日寇的破壞，對于圖書館來說，損失尤大。據1939年國民政府教育部《教育年鑑》的統計，截至1938年12月止，大學及專科以上學校，全國共118所。十八閱月來，十四校受極大之破壞，十八校無法續辦。……在各大學之損失，當以圖書館爲最甚。以國立學校言，則損失1,191,447冊，省立學校，104,950冊，私立學校，1,533,989冊。總計達2,830,386冊之多。但此僅就淪陷區內之四十校計，其數已如是之巨。

淪陷區及戰區之圖書館，凡2,500餘所，損失之最低限度，以平均每館五千冊計，全部損失至少當在一千萬冊以上。這實在是一場浩劫。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隨校西遷時，舟行川江不慎，沉沒十餘箱。抵渝以後，又遭轟炸，損失一部分，原有圖書40餘萬冊，致僅存18餘萬冊。江陰南菁中學，所藏宋版書及首創南菁書院王先謙珍藏名本，俱遭焚燬。國立中山大學圖書館，散失圖書10餘萬冊，戰後追回147箱。嶺南損失較少，惟存香港中國文化研究室之圖書雜志約11,000冊，內有《大清實錄》1,120冊，全部散佚。寄存香港嶺南分校之善本圖書12箱，亦失去6箱，內有影印明本《金瓶梅詞話》及4種罕見《廣東縣志》。

據戰時全民通訊社調查ㄝ盧溝橋事變後，公共圖書爲日寇掠運者，北平約20萬冊，上海約40萬冊，天津、濟南、杭州等處約10萬餘冊。南京市立圖書館則與夫子廟同燬于火。八一三滬戰發生，上海市中心區圖書館又燬於日寇炸彈之下，此爲上海圖書館損失之最大者。南市文廟市立圖書館、鴻英圖書館等圖書館，亦散佚甚多。國府文官處、教育部、內政部、外交部及其他機關學校圖書被敵運走不下60餘萬冊。1943年前，美籍人士實地考察，估計中國損失書籍在1,500萬冊以上（韓啟桐《中國對日戰事損失之估計（1937-1943）》，中華書局1949年版）。而國民政府教育部1938年底的統計，中國抗戰以來圖書損失至少在1,000萬冊以上。又據1939年度的統計，淪陷區專科以上院校運出圖書1,190,748冊；而留置淪陷區者爲數1,923,380 冊。侵華日軍在南京不但掠奪國家圖書館藏書，而且搜掠私家藏書，東門盧冀野藏書不下數十萬卷，多有珍貴古籍，悉為日軍焚竊。大石填街50號石筱軒家，被日軍搶走名貴古籍四大箱、字畫古玩2,000餘件。從1938年3月起，日軍又進一步搜掠南京的公私圖書，多達88萬冊。在上海松江,姚石子收藏中國典籍甚富，淪陷後，被敵全部運去。日本《赤旗報》1986年8月17日，刊登題爲「日本侵略軍進行的文化大屠殺」的文章，揭露日本侵略軍1937年在南京進行了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大屠殺後，又掠奪了大量的圖書和文獻。當時日軍特務部工作人員檢查了可能有重要書籍和文獻的地方共70處，其中有外交部、國民政府文官處、省立國學圖書館和中央研究院。他們搜集散亂的圖書，裝滿卡車，每天搬入十幾輛卡車的圖書，在調查所主樓一、二、三層的房間裡，築起了二百多座書山。參與「文化大屠殺」的人員，有特工人員330人、士兵367人、苦力830人。共動用了卡車310輛次。爲了對圖書進行整理和分類，日軍調動了在中國的滿鐵圖書館工作人員，和滿鐵調查部、東亞同文書院以及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的專家。據大連圖書館管理科主任大佐三四五說，中國政府的中央和地方的公報種類繁多，而且非常齊全，一直到事變之前的公報都在。全國經濟調查委員會的刊物中，最近對中國經濟產業的調查和事業計畫書佔了大部分，非常珍貴。此外，還有3,000多冊《清朝歷代皇帝實錄》。在整理完這些圖書之後，才知道掠奪到的圖書共有88萬冊。

東方圖書館在戰爭中所受到的損失最大，1932年1月29日上午10時，上海商務印書館總廠在日寇轟炸中，全廠焚燬，五層大樓僅剩斷壁殘垣，三十年來搜羅所得的大量中外圖書，全部化爲灰燼。所幸涵芬樓所藏善本古籍，有500餘種早在1927年即寄存在金城銀行倉庫中，「一二八」之役幸免于難。東方圖書館爲中國東南圖書館之巨擘，被燬後，張元濟先生痛苦地說：「這也可算是我的罪過。如果我不將這五十多萬冊搜購起來，集中保存在圖書館中，讓它們散失在全國各地，豈不可避免這場浩劫。」國內文化學術團體和教育機關會先後通電全國及世界各國政府、民眾團體等，控訴日寇暴行，並在國際上引起關注。國民黨中央委員孫科、孔祥熙、吳鐵城等通電全國，謂日本對中國「交通文化教育機關，輒付一炬」。南京重要文化團體及教育機關如中央研究院、中央大學、中央政治學校等、上海律師公會、各大學聯合會、中國著作者協會以及北平學術界胡適、蔣夢麟、丁文江、翁文灝、傅斯年、梅貽琦、袁同禮、陶孟和、任鴻雋、陳衡哲諸人，以及上海英美籍基督教傳教士百餘人無不發表通電和宣言，認為日軍暴行慘無人道，應請全世界人民群起制止其暴行。蔡元培先生在該館被燬後，即領銜並聯合蔣夢麟等五人致電國聯，請制止日寇暴行。電文說：「日本陸戰隊及飛機二十餘架，屢在上海之閘北、江灣等地，橫施暴行，並故意摧毀文化機關，即如中國最大出版事業商務印書館、東方圖書館、暨南大學等被焚燬殆盡……。」當時中外輿論界，如《申報》、《大公報》、《大陸報》、《時事新報》等，都對上海商務印書館被日機炸燬，無不義憤填膺、備致惋惜。

先師顧廷龍先生〈涵芬樓燼餘書錄序〉云：「倭寇肆虐，俱罹焚如，僅少數善本先期移存他所者倖免浩劫，損失之重，曠古所無，豈特一館之事，蓋攸關國家文化者甚鉅。忽忽二十年，尙無可以繼而起者，思之能無餘憤！當先生初闢圖書館，以爲祇便閱覽，未足以廣流傳，遂發願輯印善本，博訪周諮，探摭畔合，成《四部叢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等，皇皇鉅編ㄝ嘉惠來學。先生嘗言，景印之事，早十年，諸事未備，不可也；遲二十年，物力維艱，不能也。此何幸於文化銷沉之際，得網羅僅存之本，爲古人續命，而又何不幸於甄擇既定之本，尙未版行，乃嬴火橫飛，多成灰燼，是真可爲長太息者也。館中藏庋，燬者什七八，存者什二三。」三十年的積累，在日軍侵略戰火中全部毀盡，僅物質上損失即在百萬元以上，文化事業上的損失更是無法估計。誠如後來商務印書館所稱：書籍損失一項，以東方圖書館收藏圖書爲最多係宋元精本、明清佳刻ㄝ與夫中日著名孤本珍籍，價值連城，無法估計。據該館初步估算，這些書籍當初購進時的價值，約爲16,283,395 元，損失時的價值較原價高出何止數倍?1943年，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所研究戰爭損害專家韓啟桐呼籲，「陷區古物如何徹底清查，實為我國損失調查重要問題之一，應從速慎籌計」（《中國對日戰事損失之估計1937-1943》，中華書局1949年版）爲此，教育部設立「向敵要求賠償文化事業研究會」。1944年1月22日，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先生照准該會併入行政院抗戰損失調查委員會。日本投降後，中國人民要求盡速追回被掠文物圖書的呼聲十分強烈。1945年8月31日，浙江大學農學院教授蔡邦華致函教育部，建議調查國內教育文化機關之損失，以責令日本賠償。9月，張道藩向蔣介石先生提交「請組織清理日本掠奪中國文物委員會案」，國民政府對調查、追索被掠文物一事，也十分關切。在獲悉爲緩和戰後日本的經濟惡化，日本商工省建議以日本盜取的藝術品和古物作爲向國外貸款購買糧食的抵押一事後，1945年10月1日，行政院長宋子文即令「外交部轉達盟軍佔領日本統帥部通知日本政府禁止對自甲午戰爭以來劫自我國文物作轉讓變買」。10月5日，教育部社會司戰時文物保存委員會擬具歸還劫物的初步意見：一、抗戰期間被日本掠奪之古代書畫、美術品、古物、各校館圖書、儀器、模型、機械及其他有歷史意義學術價值之文物，應責令日本將原物歸還；二、被掠奪文物因損失或其他原因，原物無法償還者ㄝ均應責令日本有相當價值器物照價賠償；三、將損失情形調查具報；四、擬由本部派員駐東京盟軍總部，協助調查文物被掠奪情形。11月8日，國防最高委員會商討擬定「關于索賠與歸還劫物之基本原則及進行辦法」，規定日本應將自中國境內（包括東北）奪取之一切公私財物，凡經證明者，悉數歸還，日本政府應提供劫物清單。11月26日，外交部約集軍政、經濟、教育、內政各部代表，討論辦理歸還动物案情形。教育部趕製了「日本公私機關收藏中國古物者之清單」、「見于著錄在日本之中國古器物目錄」及「日本應歸還我國及應作抵償甲午以來我國學術文化損失用之文物簡表」供會議參考。會議商定，「應先由各有關機關遴選派代表專家組織綜合代表團，赴日調查日本可先充賠償之各種實物，及調查或鑒別日本掠奪我國之文獻古物」。爲適應戰後調查文物爲敵掠奪或破壞所致損失，以備向日本搜尋和追償，1945年11月1日，行政院訓令教育部戰時文物保存委員會改名爲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戰後雖追回部分文物圖書，但所獲與實際被劫數遠非可比。如戰時損失的書籍，據國內調查ㄝ不下300萬冊。

柒、結論

編輯《中國大陸古籍存藏概況》的構想，早在七十年代後期就已有萌芽了。爲了說明這一點，必須話說從頭。1978年3月，在南京召開了第一次《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工作會議，當時，筆者除了負責會議的會務工作，也參與了具體的討論。隨著工作的進展，我有時追隨主編顧師廷龍先生去一些省、市圖書館看書、講課、開會。1980年夏，《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委會在北京開始彙編書目的工作，各省、市圖書館的專家及工作人員雲集北京，十來萬張善本書的卡片也都齊聚一處。《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的編輯出版，不僅是對大陸的中國古籍善本作了一次較全面的清查和鑒別，基本上摸清了家底，同時也對現有的古籍目錄編輯力量進行了一次大檢閱。可以說，這項花費二十年巨大工程，將大陸八百餘個圖書館收藏的古籍善本，以書目的形式呈現在讀者面前，這在過去是難以想像的。然而，這僅是一個方面的工作。那時我得出的印象是，有不少省、市圖書館或大專院校館的藏書都有自己的收藏特點，如果能把各館的收藏來源、歷史、特點等系統地作一介紹，那麼讀者定可得到啟迪，而如果將各館的介紹彙總起來，即可成爲圖書館收藏古籍的一個專集，對於海峽兩岸以及各國的漢學家、研究學者將有很大的幫助。

本文摘自潘美月、沈津編著中國大陸存藏古籍概況（臺北市：國立編譯館，2002年12月）第一章概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