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方綱題跋手札集錄序

 翁方綱題跋手札集錄序

沈津

有清一代，學術文章之盛，莫如乾嘉。這個時期，人才輩出，涉及各領域的重要學者不知凡幾，諸如戴震的經學、趙翼的史學、段玉裁的文字學、王念孫父子的訓詁學、錢大昕的金石學等，都是屈指可數的大家。而其他深究經史小學，旁及諸子百家，邃於考據校讎者也可舉出不少。然高壽在八十五歲以上的重要學者，僅有錢載、翁方綱、阮元（皆八十六），鮑廷博（八十七）、趙翼（八十八）、王念孫（八十九）、程瑶田（九十）、梁同書（九十三）八人而已。

翁方綱，這位乾嘉時期極為突出的學者，無論是在經學、詩學、書志學、金石考據學以及書法藝術等方面都有很多貢獻。但是，近百年來的學術界中却很少有專門的論文去對他作一個深入的評價。即使有，也僅僅局限在他的「詩論」上，實際上，翁氏著作等身，他留下的著作，包括他的文集、詩集以及散在各處的題跋、序文、筆記、提要、手札等都極為豐富，他的一生和貢獻都很值得研究。

方綱精心績學，宏覽多聞，故乾隆帝嘗說翁氏學問甚好。蓋翁氏學問，皆有根柢，其以古人爲師，以質厚爲本，而又自成一家。法式善云：「予於并世士大夫中所見讀書好古無片時自暇者，先生一人而已。」（跋覃溪先生臨文待詔書）方綱于乾隆十二年舉鄉試，年僅十五。十七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其間曾一任江西副考官，一任江西督學，三任廣東督學，一任山東督學。在山東任內，因得罪權相和珅同黨，未滿任即調京供職。所歷官，中經降革，嘉慶九年，以鴻臚寺卿原品休致。十二年，重預鹿鳴宴，賜加三品銜，十九年，又重預瓊林宴。

乾隆間，京師學者多以宏獎風流爲己任，此中重要人物首推朱珪、阮元，而翁方綱則鼎峙其間，幾欲狎主齊盟，互執牛耳。翁氏耽吟咏，隨地隨時，無不有詩，其詩宗江西派，出入黄庭堅、楊萬里之間。論詩又以杜、韓、蘇、黃、元遺山、虞道園六家爲宗。其謂王士禛拈「神韵」二字，固爲超妙，但其弊恐流爲空調，故特拈「肌理」二字，蓋欲以實救虚。又純乎以學者爲詩，自諸經傳疏以及史傳之考訂，金石文字之爬梳，皆貫徹洋溢其中。清張維屏《聽松廬文鈔》云云「復初齋集中詩，幾於言言徵實，使閱者如入寶山，心摇目眩，蓋必有先生之學，然後有先生之詩。世有空疏白腹之人，於先生之學曾未窺及涯淚，而輕詆先生之詩，是則妄矣。」近人袁行雲又云：「其詩雖有近文之弊，爲姚鼐、洪亮吉所譏，然深厚有得，語不襲人，究爲清中曳一大宗。」其「生平爲詩，幾與乾嘉考據學派相始終，同時及後世以填實爲詩者，無不效之」。

翁氏的《復初齋詩集》六十六卷，爲門弟子吴嵩梁等校訂，又有《詩後》四卷，門人李彦章補刻，共古今體詩五千一百三十八首。近人劉承幹又刻其《集外詩》二十四卷，爲繆荃孫從稿本中抄出，又得二千一百餘首。此外又有不少佚詩。故清人詩作所存之多，或非翁方綱莫屬。方綱之文詞采精潔，才學富瞻，其學術文章，力崇程朱。《復初齋文集》三十五卷，爲序、記、論、說、書札、贈序、傳、贊、銘、志、祭文、雜考等，餘皆跋書籍、碑帖字畫之文。李慈銘說翁氏之文「頗有真意,議論亦有佳者。惟于經學甚淺，而好詆訶，往往謬妄」。此僅為一家之言。《文集》是在翁氏沒後由其門下士於道光間始爲開雕。

從乾隆三十八年開始編纂的《四庫全書》，到四十六年《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完成，翁方綱始終是重要參與者，「四庫全書館」當時數十位纂修官，中如戴震、邵晋涵、周永年、姚鼐等人均爲海內積學之士，而翁氏的具體職務是校辦各省送到遺書纂修官。在那樣的環境下，翁氏和鴻才碩學們在一起切磋學問，真可說是賢俊蔚興，人文鬱茂，這也推動了清代乾嘉間的學術研究風氣。當年的「提要」，現今流傳下來的僅有邵晋涵《南江文鈔·四庫全書提要分纂稿》、姚鼐《惜抱軒書錄》、余集《秋室學古錄》以及翁方綱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其中邵氏僅存三十七篇，姚氏存八十八篇，余氏僅有七篇。而翁氏所存竟達九百九十六篇之多。這一點我們可以從《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藏上海圖書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翁方綱手稿本，藏澳門何東圖書館，原爲一百五十册，後析為二百四十一册）、《蘇齋纂校四庫全書事略》（稿本，藏南京圖書館）中得到證明。

可惜的是，過去從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幾本重要的關於《四庫全書》的著作，如《四庫全書纂修考》、《四庫全書纂修研究》等都没有見到翁氏參與編纂四庫的第一手材料，而僅以「直隸大興翁方綱之擅長經學、金石學」一言略及之。現在，澳門所藏《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已經由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影印出版，足以使人們看到翁方綱在編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大型工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和貢獻。

方綱乃金石學中之正軌，其嗜古成癖，學識兼到，而又不憚煩勞，使節所至，殘幢斷碣，必多方物色，摹拓以歸。後代學者多將翁氏列入金石家之列，蓋其有關金石學著作甚多，諸如《兩漢金石記》、《焦山鼎銘考》、《孔子廟堂碑唐本存字考》、《化度寺碑考》、《漢劉熊碑考釋》、《題嵩洛訪碑圖記》、《蘇米齋蘭亭考》、《痙鶴銘考補》、《九曜石考》、《漢石經殘字考》、《粵東金石略》、《海東金石文字記》等。這些著作考證金石碑版甚多，或究其原，或正其失，言簡而賅，皆於本文互相發明。至金石諸文，訂訛辨異，尤足以資經史參證。

清代書法家代不乏人，然人稱則謂之翁（方綱）、劉（墉）、梁（同書）、王（文治）四大家。翁方綱書法初學顏平原，繼學歐陽率更，於《化度寺碑》尤所得力。隸法則得古鐘鼎款識及以《史晨》、《韓敕》諸碑之法，行書也得《蘭亭》神韻。其書法臨碑，不盡求形似，而含蓄頓挫，寧斂毋縱，直令觀者不得不凝神靜氣也。其金石碑版外，酷愛蘇東坡書，凡力所能購者儲之於齋，而名之曰蘇齋。其不能致者，則假而臨之摹之，鈎而拓之，自唐以後嚮拓之法絕，而方綱復爲之。津嘗見翁氏《宋拓化度寺碑響拓真本》，點畫之間，一絲不苟，真正之絕藝也。方綱短視，一切皆須借助眼鏡，惟作書則去之，且能作蠅頭細楷，嘗為人作《蘭亭序》，紙不盈寸，而筆畫鋒芒，備極其致。其八十歲時，猶能作小正書，細如菽米，點畫皆備，此也可見其稟賦厚而功力之深。劉承幹序《復初齋詩集》序有云：「大興覃溪翁先生，以碑版題跋之學震爍當世，藻鑒家倚爲斗極，今尚流風未沫也。工書法，尤足奔走海內，雖諸城之雄厚，丹徒之華潤，錢塘之秀挺，藝林次其高下，稱翁劉王梁，翕然無歧聲。」

雖然這僅僅是一本《集錄》，但是，爲了這本書，從開始運作直到今天，前前後後竟然費了整整四十年之久，這是我原來怎麼也想不到的。所以，回首往事，細說從頭，也算是一個交代。那是1960年的冬天，我從上海圖書館館長顧廷龍先生研習流略之學。顧師是一位著名的目録版本學家，也是書法家（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他是中國書法家第一次訪日代表團的成員）。工作之餘，每個星期天的上午，他都會像平常上班一樣到上海圖書館長樂路書庫去看書，這個書庫過去是合衆圖書館，一九五二年改名歷史文獻圖書館，一九五八年併入上海圖書館。而在1939年時顧師即為合眾圖書館的總幹事，所以他對那個地方有着很深厚的感情。我在徵得他的同意後，也在星期天的上午去那裏，整理他的藏書，聽他講目録學的源流、版本的鑒定，以及清末及民國老輩學者們的掌故。總之，無拘無束，話題很多。有一次，他很慎重地對我說：你每天都和古籍版本接觸，這可以在工作中提高你的業務能力，但是你應該做一個題目，以後還應該做一些研究，不能把自己框在一個圈子裡。他又說：有一個人很值得研究，那就是翁方綱。翁方綱，是乾隆、嘉慶時期很重要的一位學者，又是書法家，很多有名的碑帖都經過他的鑒定，他的題跋在文集裏有一些，但大多數都没有收入。你可以細查館藏的各種善本、普通古籍以及金石拓本、尺牘，將有關翁方綱的題跋和尺牘抄錄下來，數量一定很可觀，將來有條件，再寫一本《翁方綱年譜》。為翁方綱作譜是值得的，而且有關翁氏的背景、時代及他所涉及的上司、同僚、友朋等等你都可以了解，這對你的工作也有好處。

自那之後，我就在業餘時間裏開始抄錄各種影印本、石印本碑帖中的翁跋，繼而又擴展到拓本，包括宋拓本、明拓本，以及各種尺牘，只要看見就抄。直至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前夕，我大約抄録了二百多篇，并把能反映具體年月日或大體時間的事情作了記錄。十年「文革」，雖然懾于「破四舊」形勢，但我還是將抄件和資料大部分保存了下來，没有被「處理」掉。然幾經搬遷，當年做的筆記和一些資料，却再也找不到了。「文革」後期，此項工作又得以繼續進行下去，潘師景鄭先生為了鼓勵我繼續此一工作，送了一首詞給我，那是調寄「贊成功」。詞云：「盛年奮志，點檢琳琅，書城長護作梯航。廿齡精業，明眼丹黄。幾多錦字，紛留篇章。徙倚圖府，晨夕相商，多君才智證高翔。蘇齋碎墨，收拾珍囊。摩挲老眼，欣看騰芳。」

尤其是八十年代前後，我利用去北京、南京、杭州等地出差的機會，又收集到一部分。而「臺北中央圖書館」珍藏的《復初齋文稿》二十卷、《詩稿》六十七卷､《筆記稿》十五卷、《札記稿》不分卷（臺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是極為重要的手稿，也是研究翁方綱生平、寫作、著述以及編纂《翁方綱年譜》時不可或缺的著作。此手稿中的許多手札、序跋、記事等多爲《復初齋文集》和《復初齋集外文》所失收。多年來，由于原稿字小且密，又多行草，不易辨認，故從中探索者多望而却步，而整理引用者鮮見其有。我在閱讀并作抄錄時，耗在辨字讀句上的時間實在是很多的，有很長一段時間，差不多每天晚上和休息日都用在這上面。直到1990年，基本上告一段落。

現在《翁方綱題跋手札集錄》中收集了翁方綱就其所見歷代碑刻、圖書、字畫以及鼎彝金石文物所作的題跋及致友朋手札，計一千三百八十六篇，五百餘通，約一百餘萬字。翁氏爲有清一代金石大家，其致力校訂金石文字，博證詳稽，確然有據。凡金石碑版，苟具點畫，到眼即知時代，故海内孤本名刻，藏家不遠千里，皆欲登其門，而求其鑒定。方綱復於所醉心者一題再題，而心猶未已，嗜好篤而發為性靈。翁氏所撰題跋之多，在宋元明清眾多學者中推爲第一，没有任何學者可以與其抗衡。這些題跋之價值，不僅對於今人從事文物鑒定、考證字畫源流以及古籍整理等均可提供重要佐證，而且對於已湮没不存之文物，,研究者也可借此以窺原物之一斑。當然，翁氏所見、所跋，在某種方面也有他的局限性，甚至有鑒定上的錯誤，在這一點上，我們或許不必苛求於他。就像著名的清代版本學家、藏書大家黄丕烈，自詡為「老眼」，但也有看走眼之處一樣。而現代有些博物館內所藏歷代珍貴文物（包括器物、字畫等）中，也有極個別或少數尚有争議之品，而專家之鑒定，判斷各異，也會有所保留。

翁氏的《復初齋文集》、《復初齋集外文》，所收題跋四百五十篇，遺漏甚多。近代以來，也有學者進行輯補，但所得有限，且爲稿本，不能廣為流傳。如張廷濟輯《復初齋文》一卷、民國間楊寶鏞輯《龍淵爐齋金石叢書》內有《復初齋文集補遺》一卷、潘師景鄭輯《題跋彙鈔》一卷、佚名輯《蘇齋題跋》二卷等。此集所輯，乃於一般人不易得見的各種稀見善本、珍貴拓本、作者稿本以及字畫碑帖的影印本中進行搜求。歷年所得約九百餘篇，較原來刻本多出二倍，其中部分爲第一次公開，這是已刊行的翁氏著作之外最重要的輯佚，也是翁氏題跋之集大成者。

翁氏數十年間，輕車頻出，勝友如雲，和其來往之學者不可悉數，且又一生勤奮，故所書手札甚多，但今僅輯得翁氏致黄易、阮元、石韞玉、程瑶田、張廷濟等著名學者數十人之書信，計五百通。嘗讀姚文田《邃雅堂文集續編》跋「趙味辛前輩所藏翁覃溪先生書札卷後」云：「先生没後數年，武進趙味辛前輩取先生手札六十五紙，付裝成入卷，屬文田跋後，所言率不離考證，亦間及長安侍酒之會。」然津所輯翁氏致趙懷玉手札僅十八通，爲錄自《國朝名人書翰》，而姚文田所跋之札則湮没不存。

翁氏手札涉及乾隆、嘉慶之際社會生活、歷史文化、藝術品鑒以及學術活動等，是第一手文獻資料。諸如翁氏在四庫全書館之活動、其子樹培（清代重要錢幣學家）患病乃至去世之詳情等，尤其是翁氏六十歲以後之書札，更是研究京官晚年生活的重要史料。至於他和韓國學者的交流，更是傳爲中韓文壇佳話。手札多爲原件，為北京圖書館、上海圖書館、浙江圖書館等館之珍藏，向未對外披露，研究乾嘉學派的學者，過去很少利用書札，蓋因不易得見，此書若能為研究者所利用，可以提供不少鮮為人知之史實，以利學術研究。

如今《翁方綱題跋手札集錄》和《翁方綱年譜》都即將出版。《年譜》將由臺北「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籌備處出版。我不能免俗，還是要說一點我的心裏話。首先，我要特別感謝我的導師顧廷龍先生，四十年前是他引導我進入了目錄學、版本學領域，没有他的悉心指導，我是不可能在這個領域中有所成長的，更不要說能在美國哈佛大學這座殿堂內作進一步的研究了。如今，顧師已經御鶴西歸，他再也看不到我編的《集錄》和《年譜》了。然而我相信，顧師九泉有知，他也會擊節快賞的。潘師景鄭先生，今年高壽九十有六，他曾將所輯翁氏《題跋匯鈔》全部借我抄録，并助我看了部分稿子。沈燮元先生，這位南京圖書館資深研究館員，是我的老朋友，也是目録版本學家，他爲我審看了幾乎全部的稿子。我也要感謝我的內人趙宏梅女士，她始終如一地支持我在上海、香港、美國圖書館工作時所作的各種研究。我也謝謝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他們毅然决定出版這本《集錄》，這是我所感激不盡的。

2001年8月於美國波士頓之宏燁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