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韻悠悠一脈香--沈津書目文獻論集自序
書韻悠悠一脈香--沈津書目文獻論集自序
沈津
去年的今夜，我在為即將交給出版社的《顧廷龍年譜》寫序，而現在我又在為自己的集子寫序了。我的心情仍然是那麼不平靜，因為在前幾天，我還在為我的另外兩本書寫序。寫序實在是一件苦差事，它和寫別的文章不一，但因為是自己的書，又不得不寫，而且還得抓緊寫。
回顧那已逝去的歲月，還是有著許多依戀。我在圖書館工作，屈指算來，也有四十五個春秋了，雖不算長，也不能說短。從上海圖書館到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再到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從東方至西方，兩個半球，從亞洲至美洲，兩國三地。三個圖書館各有特點，「上圖」是國內除國家圖書館之外的最大的省市一級的公共圖書館，善本書更是琳琅滿目、縹囊緗帙，觸手皆為難得之本。「中大」雖是起步較晚，但是珍本圖書也有一些，且採購經費充足，對於購置各種新書，更是不遺餘力。「燕京」則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藏書之豐富，那是無可置疑的，早在1936年，羅振玉就揮毫寫下了「擁書權拜小諸侯」的贊句。它的明清善本加上日、韓古籍，當在萬種以，,亦是廚羅珍羞、百味雜陳，若和國內一般省市圖書館相較，或在他們之上。而「上圖」、「燕京」二館的特藏文獻也是各有千秋。
每一個人，在他的一生中，都充滿著無數次的機會，當然，如果不能把握，那機會也會失去，所謂「機不可失，時不再來」。有時我會想到，我和我當年的同事吳織大約是60年代初期至80年代後期中國圖書館學界中最幸運的人了，那是因為我們能先後追隨上海圖書館館長顧廷龍先生，在他身邊工作。顧先生是中國圖書館學界屈指可數的重要的圖書館事業家、目錄學家、版本學家。我永遠不能忘懷的是顧先生諄諄教導我們如何從事古籍版本、碑帖、手札的整理､編目及鑒定的事。那時，潘景鄭先生、瞿鳳起先生兩位從旁襄助，他們的提攜，以及毫無保留地將他們幾十年來積累的經驗傳授於我們，許多書本上沒有的知識，以及他們的謙虛和謹慎，對於我來說，直到今天都受用不盡。我一直覺得那段時光對我來說，實在是最美好的。
我也不能忘懷的是，我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委會的八年中，參與了在各地舉行的幾乎所有的編輯工作會議以及主任委員擴大會議,我能在具體的實際編輯工作中，時時向當時國內的第一流專家請教，實在是難得的機會。也正是因為這樣的「機遇」，我和我的同事在國內的不少圖書館去鑒別版本，開闊了眼界，也增長了不少見識。再加上這些年來，在香港、臺北及美國所見善本書，大約在2萬部左右，包括敦煌唐人寫經、宋元舊槧、明清精刻、名家抄校稿本、版畫、活字本、套印本等。我相信，這種實踐雖多是「煙雲過眼」，但是它卻給了我不會再忘卻的經驗。
我至今還記得，在1961年時顧廷龍先生對我說過的話，他告誡我說：你不能老是去看古籍善本，也不能鑽進去就不出來了，你以後要跳出來，要找幾個題目去做，你將來要做研究，那樣才可以成為一個學者。所以那時，顧先生給我出的題目是收集清代乾嘉間重要學者翁方綱的資料，他要求我將來寫一本《翁方綱年譜》，編本《翁方綱題跋手札集錄》。70年代初，我和顧先生談起我想寫一篇論證繆荃孫的文章。他又對我說，不要急於寫文章，還是要打基礎，要多讀點書，多收集資料，這對你將來有好處，你要大器晚成。對於顧先生的教誨，我一直記在心頭，時刻不敢忘記。
自70年代中期開始，我方才寫一些有關古籍版本知識以及版本鑒定方面的文章，不過，那都是為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編寫的小冊子和上海圖書館古籍版本訓練班授課的講義，以及受命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委員會編輯工作會議（江西南昌）工作「關於版本鑒定的一些問題」的專題論述而已。我清楚地記得，我的第一篇用個人名義發表的習作是「校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殘稿的新發現」，題目是顧廷龍先生起的，發表在80年代初的《中華文史論叢》上，這也是我第一次拿到稿費，心情之激動那是不言而喻的。
這些年來，我在海外的寫作一直沒有停止過，除了那二百多萬字的善本書志以外，其他的都是和書、人及圖書館有關的，加起來也在二百萬字之譜。即以這本集子中的文章來看，其中有九篇是在國內時所寫，其餘的都是在美國工作之餘抽暇所做的，由於大部分是發表在台北的學術刊物上，所以大陸的讀者不易見到。而從其內容來看，大致上分為三個方面，其一為古籍版本的考證，再就是對國內的北京圖書館、上海圖書館的善本文獻介紹和美國所藏善本圖書的敘述，第三部分是我為自己的幾本書和影印古籍寫的序、後記及敘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