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廷龍年譜》編纂小記

《顧廷龍年譜》編纂小記

沈津

辭舊迎新，年年如此。當2004年新年的鐘聲悠揚響起的時候，我的耳旁似乎聽見了紐約時代廣場百萬人的歡呼，同時還夾雜著波士頓查爾斯河橋畔人群的互相祝福聲。當然，我彷彿也看到了北京、上海那勁放的映亮天際的五色繽紛的焰花，以及那載歌載舞歡慶喜悅的情景。這個時刻，我的心情也並不平靜，我仍然在為這篇前言作最後的文字潤飾。有道是，有一分耕耘，就有一分收穫。回首那一年又四個月已逝去的業餘時間，我實在是把我幾乎全部的心力投入到這本《年譜》的寫作上去了。無論是編例、本譜，還是人名索引、人物小傳，這其中的許多內容，都是從書桌旁堆累至桌面的各種有關資料的覆印件而來，那千萬字的資料已被閱讀並被濃縮成了這百萬字的《年譜》。看到已輸入到計算機中的每個字符、每個句子、每個段落，我都會有一種親切的感觸，因為正是這一條條、一段段文字的累積，才逐步使全書形成了有條理的譜文。在即將寄出《年譜》的光盤之前，我還是想對自已說，我做了一件十分有意義的事情，因為我以為這本《年譜》或許是我一生中寫作的最重要的一本書，它和我寫的其他幾本書最大的不同，就在於這本書是帶著我對先師的感情去寫的。

二十世紀初，我國的公立、私立圖書館相繼建立。百年來，在中國圖書館學界裡，出了不少知名的專家、學者、教授，如繆荃孫、柳詒徵、沈祖榮、袁同禮、蔣復璁、劉國鈞、皮高品、汪長炳、李小緣、姚名達、王獻唐、王重民、趙萬里、屈萬里、顧廷龍等等，他們在分類法、目錄學、版本學以及圖書館的管理上都作出了非凡的、重要的貢獻。有的學者雖然沒有專著出版，但他們默默無聞地用圖書館的專業知識提供給研究者許多訊息和便利，或編出了各種專題目錄、索引，他們為他人作嫁衣裳的工作是值得人們贊賞的。可是，在這些有貢獻的專家、學者、教授去世後，後人雖會記得他們，但是幾十年來為這些學者樹碑立傳，或有關研究他們的專著卻少有出版，至於寫出年譜者更鮮見其有。

年譜之作，昉於宋，盛於清，是以人為主，並繫以年月之人物編年史。蓋以一人之道德文章、學問事業，關係史學甚鉅，而其焜耀史冊秩然不紊者，則有賴於年譜表而出之。津早年嘗讀年譜十數本，有自訂年譜、也有子孫為其先人所作，也有門生為其師尊所著，又有後人因嘆服譜主在學術上造詣之深，而搜輯行實作譜者。究其目的，均在表彰前人之學問事業，所以說年譜之重要，是因為那是為歷史存真，為歷史作證的學術著作。年譜的難做，難在蒐集資料的不易，許多資料都必須點滴積累，而絕非立馬得來，一蹴而成。即使得到了資料，也需要時間去思考，研究，甚或考證。因此，近幾十年來，出版的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方面重要學者的年譜很少，津曾對1980至1999年出版的《全國總書目》作了一次統計，即二十世紀中的哲學、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教育、體育語言、文學、藝術、歷史、地理、科技、衛生、農業、林業等領域方面名人的傳記很多，但是年譜卻出版了不足百種。由此可見，年譜的編著有一定的難度。

由於年譜敘事詳明，並可循是以推求其時代背景，以及其在社會上之地位與所留給後人之影響，故先師對於年譜的編著極為重視。1949 年時，他曾自告奮勇，欲為張元濟、葉景葵編撰年譜，但「因循坐誤，至今引為憾事」。先生所著《吳愙齋年譜》，其始輒苦事跡多湮，搜訪不易。及讀其家書並致汪鳴鑾手札，所獲稍多，事無公私巨細，往往詳悉。而後來所編的《嚴久能年譜》則遲遲不能定稿，蓋材料仍不足也。

日記是寫作年譜的重要依據，我始終認為，日記雖非系統而詳細的敘述，但卻是片段的真實史料。先師的日記內載有其個人讀書、友朋交往、其時之學術動態、清末民初文史掌故、遺聞軼事，以及版本書畫鑒賞等。我在邊閱讀邊輸入的情況下，彷彿也陪侍先生，進入那段我尚未出生或在童年時的時空感覺。因此，這本年譜的四十年代所載，多以日記為基礎，然而，《日記》也並非完整。最初存有1937年，但是斷斷續續，直到1939年下半年始，方始為每日功課。這樣完整的日記延續到1945年，以後直至60年代則所記寥寥了。日記都是寫在印有「合眾圖書館」的格紙上的，先生的書法在四十年代即小有名氣，日記上所書多為行書，偶作楷法。四十年代的日記最長的為1942年，大約有四萬餘字。

先生嘗謂，近三百年來先賢年譜，其材料得自尺牘中者最為親切，故余亦甚留意於此。也正是如此，先生昔日多次告我，整理、鑒定、運用尺牘的重要性。因此，在寫作這本《年譜》時，我盡我之所能將收集到的先師書信及友朋手札，多選取有用的內容編入年譜。我以為如果我也像某些年譜那般，僅僅寫上某月某日致某人信，那別人就不知所云為何，也不知從何處去進一步核查，它的價值也就無從體現。

我清楚地記得1996年上圖新館開館慶典前，我先飛去北京探望先師的情景。大約有一年多沒有見面了，所以老人家見了我表現得很興奮。我告訴他，我們師生兩人實在是有緣份的，因為六十年前他在北平燕京大學圖書館任中文採訪主任，後又兼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駐平採訪處主任，為「哈佛燕京」選購圖書。而一個甲子後的今天，我卻在「哈佛燕京」司善本書管理之職。這難道是巧合嗎？抑或「命中注定」？先師笑而不答，卻和我談起了和「哈佛燕京」的裘開明館長的交往。美國哈佛大學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大學之一，近百年來，國內的莘莘學子和有志青年都希望進入哈佛攻讀，三十年代的先生也不例外。實際上，先師和「哈佛燕京」是有關係的。先生的《吳愙齋先生年譜》和《古匋文孴錄》，就是得到「哈佛燕京學社」的資助而出版。三十年代末的哈佛燕京圖書館的分類法、四十年代初的《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藏書目錄》在出版前，就是美方寄去北平，或轉往上海請先生審定修改的。而該目錄的封面最早也是先生所題。我在採集資料的過程中，在先師的《日記》中看到了當年「哈佛燕京」欲聘先生去「燕京」就任中文編目主任的記載。而程煥文教授竟在「哈佛燕京」的舊存檔案裡意外地發現開明和先生的通信，其中也透露了美方想請先生去耶魯大學、加州柏克萊大學、哈佛大學圖書館工作的設想。但是由於種種原因，先師放棄了出國的機會。如若先生去了美國，那麼歷史又會重寫。

這本《年譜》希能表彰先生劬學之點滴，故片紙隻字，只要以詳淵源者，靡不備錄，先生一生事跡，要盡於是。昔趙甌北詩云：「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我有時會想，如果在國內省市一級的公共圖書館、大專院校圖書館中再找一位真正懂得校勘學、目錄學、版本學、古文字學、圖書館學、歷史學、文獻學和對中國書法藝術有精深造詣的學者，那實在是難乎其難的了。這本《年譜》或許也可以反映出一位知識分子在時代的變化和發展過程中的事業、著述、藝事、思想等等，或許能給後來之人有所啓迪。

《年譜》中「文革」前後的一段時間，材料是十分稀少的，我雖和先生同在上圖，但當時知道的一些事，卻隨著時光的流逝，逐漸地淡忘，三十多年前的往事，依稀得有些許印象，而當我再轉而詢及當年的同事時，他們也和我一樣，在具體的年月上卻很難再回憶或寫得準確了。《年譜》中有些材料的補充多是靠電話、信件、傳真及電子郵件的聯絡進行的。近十多年來，先生又曾為國內的一些重要名勝古蹟題有匾額、對聯等，但收集頗為不易。而數十年來，先生為喜愛其書法者所寫條幅等那更是難以數計。在我收集到的各種資料中，尚有極少數的信及材料，因為考不出年月，而只得割愛。先師生前的願望之一，即是想把自己為各種書籍出版的題簽，編輯成集。津歷年來僅收集了三百數十種，加上朋友補充者，或當倍之。津擬暇時，當專門編一本先生的《書題留影》，以了先師遺願。

先生是長壽的一族，在他的晚年，仍是律己甚嚴，績學不倦，他不顧高齡，還主持了規模宏大的《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和《續修四庫全書》的工程，他實在是做到了鞠躬盡瘁，把自己的一生都獻給了中國的圖書館事業。先生功在學術，不可沒也。

今年為先師一百週年誕辰紀念，當我完成這本年譜的寫作時，我深深地懷念先師。我以為，做先生的學生是我的緣份，和先生相處又是我的福份。三十年來，津受業門牆最久，相知最深，屢承餘論，備受啓迪，獲益良多。津去國後，先生也定居北京，安享天倫之樂。師生兩人，雖然大洋相隔，但心確是相通的。先生騎鯨西去，實是中國圖書館界之莫大損失。為紀念先師，我願將這本紀錄先生一生之《年譜》，化作一瓣散髮著幽幽清香的花片、一盆茂密而勃勃生機的文竹獻給先師。

本文原刊《國家圖書館學刊》200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