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廷龍年譜自序
顧廷龍年譜自序
沈津
辭舊迎新，年年如此。當二◯◯四年新年的鐘聲悠揚響起的時候，我的耳旁似乎聽見了紐約時代廣場百萬人的歡呼，同時還夾雜着波士頓查爾斯河橋畔人群的互相祝福聲，當然，我彷彿也看到了北京、上海競放的那映亮天際的五色繽紛的焰花，以及那載歌載舞歡慶喜悅的情景。這個時刻，我的心情也並不平静，我仍然在爲這篇序言作最後的文字潤飾。有道是，有一分耕耘，就有一分收穫。回首那一年又四個月已逝去的業餘時間，我實在是把我幾乎全部的心力投入到這本《年譜》的寫作上去了。
無論是編例、本譜，還是人物索引、書題留影，這其中的許多內容，都是從書桌旁堆叠至桌面的各種有關資料的複印件而來，那千萬字的資料已被閱讀並被濃縮成了這百萬字的《年譜》。看到已輸入到電腦中的每個字符、每個句子、每個段落，我都會有一種親切的感觸，因為正是這一條條、一段段的累積，才逐步使全書形成了有條理的譜文。在即將寄出《年譜》的光碟之前，我還是想對自己說，我做了一件十分有意義的事情，因爲我以爲這本《年譜》或許是我一生中寫作的最重要的一本書，它和我寫的其他幾本書最大的不同，就在於這本書是帶着我對先師的感情去寫的。
二十世紀初，我國的公立、私立圖書館相繼建立。百年來，在中國圖書館學界裏，出了不少知名的專家、學者、教授，如繆荃孫、柳詒徵、沈祖榮、袁同禮、蔣復璁、劉國鈞、皮高品、汪長炳、李小緣、姚名達、王獻唐、王重民、趙萬里、屈萬里、顧廷龍等等，他們在分類法、目錄學、版本學以及圖書館的管理上都作出了非凡的、重要的貢獻。有的學者雖然沒有專著出版，但他們默默無聞地用圖書館的專業知識提供給研究者許多訊息和便利，或編出了各種專題目録、索引，他們爲他人作嫁衣裳的工作是值得人們贊賞的。可是，在這些有貢獻的專家、學者、教授去世後，後人雖會記得他們，但是幾十年來爲這些學者樹碑立傳，或有關研究他們的專著卻少有出版，至於寫出年譜更鮮見其有。
這本書的寫作原先是我的朋友吳格兄所做的。二年前，他曾寫信給我，希望我能支持此事。當然，我毫不猶豫地答應了。
後來我才知道，吳兄作爲博士生導師，再加上本身的業務工作，自己手裏的幾個大項目都壓在他的肩上而分身不開。由於二◯◯四年是先師一百周年誕辰紀念，所以《年譜》要趕在其時出版恐怕有些困難。
二◯◯二年七月下旬，上海圖書館迎來了五十周年慶典，我被邀作爲嘉賓而自美飛滬，而先師哲嗣顧誦芬院士夫婦也由北京蒞臨上海出席盛會。在慶典的最後一天中午，上圖的繆國琴書記、吳建中館長宴請誦芬夫婦，我也叨陪末座。席間談及先師一百周年誕辰紀念之事，也議論了先師未出版的文稿以及爲先師編寫年譜一事。誦芬先生非常清楚年譜的寫作不易，且也知吳教授的困難所在。我作爲先師的學生，理解並明瞭家屬和領導們的心情。這天晚上，我想了很多，並和内子趙宏梅在越洋電話上談了此事，並表達了我想接手此年譜的寫作意願。次日下午，我將返美，在上海浦東機場候機廳內打了幾個電話給上圖舊日的同事和朋友，,徵求他們對寫作先師年譜的看法。承蒙他們的鼓勵，並應允將先師手札等予以提供，這對我來說，更增添了寫作的信心。
返美後的第二天晚上，我即開始了《年譜》的寫作，一周後，我將寫出的樣式約十餘張稿子以及我爲什麼想寫先師年譜的信寄給顧誦芬。不多久，誦芬即有回信，表示支持此一寫作，並願意提供先師的日記原件覆印件，以及先師和顧頡剛先生之間的互通信件等。在此期間，我也打電話詢問吳格兄，如果他願意繼續此年譜的寫作，我願支持，如若有無法分身及時間上的問題，我可否接此題目。吳兄很爽快地說，希望我能撰寫此一年譜。
今年一月，吳兄即把他寫的約二萬字的初稿全部用計算機傳給了我。這是我非常感謝他的。
截止到二◯◯二年十月底，根據我手頭上的材料，三個月內我寫就了大約十二萬字。其問我和誦芬通過幾次電話，也寄了碟片給他，請他就寫作上的事提出意見。十一月初我利用休假，去了香港、北京、濟南、南京、上海，除了探望我父母外，主要就是收集有關先師的材料。在北京，誦芬、江澤菲已爲我準備好了先師的日記，他與顧頡剛之間的互通信件以及有關家世的資料（均影印件）。我也將先師遺留的小記事本全數翻閱一過，並將有資於年譜寫作的線索或可提供時間考證之處全部覆印。這十來斤重的覆印件在我返滬和返美之時，均刻不離身，因爲它們對我的寫作來說實在太重要了。
二◯◯三年十月底，《年譜》的初稿已大體就緒，大約寫了近八十萬字。十一月中旬，我再次抽暇返國，在上海、蘇州、廣州繼續收集材料。誦芬爲配合我的寫作，在百忙之中，亦如約飛滬。在先師上海的寓所内，誦芬和我翻閱了大約數千通先師友人的來往信件及其他材料，並選出部分有價值者，在上海圖書館的幫助下全部覆印了下來。然而我却再也擠不出時間到上圖去查原合眾圖書館及歷史文獻圖書館的檔案材料了，當然，我也無法再飛北京翻看在北苑所存的部分友人來信了，這是十分遺憾的。
年譜之作，昉于宋，盛於清，是以人為主，並繫以年月之人物編年史。蓋以一人之道德文章、學問事業關係史學甚鉅，而其焜耀史册秩然不紊者，則有賴于年譜表而出之。津早年嘗讀年譜十數本，有自訂年譜，也有子孫爲其先人所作，也有門生爲其師尊所著，又有後人因嘆服譜主在學術上造詣之深，而搜輯行實作譜者。究其目的，均在表彰前人之學問事業。所以說年譜的重要，是因爲那是爲歷史存真，為歷史作證的學術著作。年譜的難作，難在蒐集資料的不易，許多資料都必須點滴積累，而絕非立馬得來，一蹴而成。即使得到了資料，也需要時間去思考、研究，甚或考證。因此，,近幾十年來，出版的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方面重要學者的年譜很少，津曾對一九八◯年至一九九九年出版的《全國總書目》作了一次統計，,即二十世紀中的哲學、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教育、體育、語言、文學、藝術、歷史、地理、科技、衛生、農業、林業等領域方面名人的傳記很多，但是年譜却出版了不足百種。由此可見，年譜的編著有一定的難度。
由于年譜叙事詳明，並可循是以求其時代背景，以及其在社會上之地位與所留給後人之影响，故先師對於年譜的撰著極爲重視。一九四九年時，他曾自告奮勇，欲爲張元濟、葉景葵編撰年譜，但「因循坐誤，至今引爲憾事」。先生所著《吳憲齋年譜》，其始輒苦事蹟多湮，搜訪不易。及讀其家書並致汪鳴鑾手札，所獲稍多，事無公私巨細，往往詳悉。而後來所編的《嚴久能年譜》則遲遲不能定稿，蓋材料仍不足也。
日記是寫作年譜的重要依據，我始終認為，日記雖非系統而詳細的叙述，但卻是片段的真實史料。先生的日記內載有其個人讀書、友朋交往、其時之學術動態、清末民初文史掌故、遺聞軼事，以及版本書畫鑒賞等。我在邊閱讀邊輸入的情况下，彷彿也陪侍先生，進入那段我尚未出生或在童年時的時空感覺。因此，這本年譜的四十年代所載，多以日記爲基礎，然而，《日記》也並非完整。最初存有一九三七年，但是斷斷續續，直到一九三九年下半年始，方始爲每日功課。這樣完整的日記延續到一九四五年，以後直至六十年代則所記寥寥了。日記都是寫在印有「合衆圖書館「的格紙上的，先生的書法在四十年代即小有名氣，日記上所書多爲行書，偶作楷法。四十年代的日記最長的爲一九四二年，大約有四萬餘字。
先生嘗謂，近三百年來先賢年譜，其材料得自尺牘中者最爲親切，故余亦甚留意于此。也正是如此，先生昔日多次告我，整理、鑒定、運用尺牘的重要性。因此，,在寫作這本《年譜》時，我盡我之所能將收集到的先師書信及友朋手札，多選取有用的内容編入年譜。我以爲如果我也像某些年譜那般，僅僅寫上某月某日致某人信，那别人就不知所云爲何？也不知從何處去進一步查，它的價值也就無從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