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存藏古籍概況概論（四）
中國大陸存藏古籍概況概論（四）
沈津
肆、私家藏書對於古籍的搜集與整理
私家藏書，是一種有別于公家、學校、寺廟藏書的私人收藏。根據史料考證，中國的私家藏書起源于公元前770至221年的春秋戰國時期，比古希臘的私家藏書早一百年左右，又比古羅馬的私家藏書早五百年左右。《莊子·天下篇》即有「惠施多方，其書五車」之記載。人各有嗜好，有些人爲陶情養性之舉，意在收集各式各樣的藝術品，因爲可以涵濡其情性。也有人所嗜在詩書文學之倫，則意在典章文獻，以修養其身心。收藏圖書，和廣搜古董一樣，都是一種高尙嗜好。私家藏書是中國社會藏書事業的主流，它是在一定的歷史和經濟條件下，社會文化及文明的積累、保藏和傳播的重要一環。不論是從藏家數量、藏書數量,還是從社會作用和影響來看,私家藏書都遠遠超過公家藏書。中國從宋元以至近代，大大小小的私人藏書家、各省都有一些專門敘述藏書家的專著，如清代有鄭元慶著有《吳興藏書錄》、丁申著有《武林藏書錄》。民國葉昌熾的《藏書紀事詩》，倫明的《續藏書紀事詩》、《辛亥以來藏紀事詩》，王佩諍的《續補藏書紀事詩》。直到洪有豐的《清代藏書家考略》，楊立誠、金步瀛的《中國藏書家考略》（命運之校補），近人吳琀根據江蘇、浙江兩省的方志以及其他的一些資料，編有《江浙藏書家史略》。鄭偉章、李萬健的《中國著名藏書家考略》，蘇精的《近代藏書三十家》，李玉安、陳傳藝的《中國藏書家辭典》等。從宋元到民國，全部相加,藏書家人數幾達一千二百人之多。
」《魏書》卷90〈李謐傳〉有云：「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南面者，指地位之崇高；百城者，指土地之廣大。此用以喻藏書家藏書之多。從歷史上看，凡藏書家集中的地方，多是文化昌盛、人文薈萃、交通發達（不管是水路或陸路）的富庶地區。大凡地方愈富，教育就愈振興，所出人物愈多。江浙兩省，自南宋以後，一躍而爲中國文化之中心，與兩省之經濟有絕大的關係，這也必定孕育出藏書世家。有人做過統計，據說清代的私人藏書樓有五百餘座，其中半數以上位于江浙兩省。
確實，江南地區因經濟文化的繁榮而人才輩出。科舉制是當時的讀書人通過科考試而進入仕途的必要途徑，也是古代行政人才的主要來源。據統計，明代自洪武四年（1371）至萬曆四十四年（1616）的245年間，每科的狀元、榜眼、探花和會元共244人；江南地區的人士有215人，占88%。清乾隆元年（1736）詔舉博學鴻詞，先後被舉薦者267人，南方地區人士爲201人，占75%，而江浙兩省竟有146人，超過全國的半數。如果再據《明史》中的宰輔年表，可得189人，其中南方占了三分之二強。學而優則仕，讀書人離不開書，而江浙兩省的藏書也是這些榜上有名者成功的必要條件之一。以浙江來說，浙地山川清麗，地靈人傑，久爲文化之邦。藏書之士，櫛比相望，元明以來，浙中大儒、藏書舊家，亦連延不絕。而浙之學風，在顧炎武、黃宗羲等大儒的倡導下，求是返古，崇尙漢學，因之士大夫有志于學者，多以廣儲書籍爲務。又如浙江之湖州，歷史悠久，山水清遠，人文薈萃，素以「魚米之鄉、絲綢之府、文化之邦」著稱，清代至民國，出了好幾位重要的藏書家。
作爲藏書家，不僅要花費大量的精力，也要有足夠的財力作保證。尤其是後者。劉承幹（1881-1963），字貞一，號翰怡。湖州南潯人。當地老百姓有「劉家的銀子、顧家的房子、張家的才子、龐家的面子」之說。他的父親劉錦藻，爲清光緒甲午進士，因家擁巨資，不樂仕宦。承幹博學能文，于光緒三十一年（1905）考秀才，後因廢科舉，故未得功名。他曾投資于實業，用賺得之錢大買古書，並築嘉業堂以藏之。其最盛時，共費銀三十萬兩，購書60萬卷。計藏有宋刻本77種、元刻本78種、地方志書1,200種、叢書220餘種，並有大量明刻本、抄本、稿本。是東南地區的著名藏書家。
近代以來的幾位大藏書家幾乎都是以從商起家，或繼承祖上遺書再在原有基礎大加發展的。李盛鐸的木犀軒藏書，部分是從他父親手上承接下來的，部分爲他隨父官湖南時購買袁芳瑛臥雪廬的藏書，大部分則是他自己幾十年來收集起來的。清末的四大藏書家瞿氏鐵琴銅劍樓、楊氏海源閣、陸氏苗宋樓、丁氏八千卷樓，都是靠自己的力量，且是數代人所精心積聚的。如陸心源（1834-1894）字子稼，一字剛父，號存齋，晚號潛園老人，浙江湖州人。自幼聰慧好學，被譽爲苕上七才子」之一。咸豐九年（1859）中舉，曾以知府銜任職廣東，後爲南韶兵備道、福建鹽法道等。因故告官隱退，回鄉養息。陸氏學識淵博，酷嗜藏書，其購書始在廣東、直隸為官時，所得俸金，大量購書。值丁父憂，由京城歸里時，所攜物中有書百圓。同治十一年，其到福建任職，又去各書坊選購。辭官後，求書之志更勤，經過幾十年的辛勤搜集，到光緒八年，不計普通坊刻本，已達15萬多卷，其後又不斷收集，遂達20萬卷，約4萬餘冊。陸氏的藏書，主要購自上海郁松年宜稼堂、歸安嚴元照芳椒堂、河南周星詒勉熹堂、福建陳徵芝帶經堂、楊浚雪滄冠悔堂、烏程劉桐暝琴山館等。所藏多宋元舊版。據說宋元版本在二百部左右，故有「皕宋」之稱。他的藏書樓「皕宋樓」專藏宋元刻本、而「十萬卷樓」則藏明刻本以及精抄、精校本。二樓均在湖州月河街陸氏居室的樓上。此外又有「守先閣」，專藏普通線裝書。陸心源的祖父和父親雖爲國學生，但藏書有限。但陸的曾祖景熙在湖州經商，開陸集成煙店，生意頗好。陸氏本人在上海開辦了繅絲廠，並經營錢莊、當鋪。其家的當鋪，最盛時，曾發展至六家。其藏書不似有些藏書家那樣，視爲秘藏不供借閱，他將守先閣的藏書先向公眾開放，並向湖州府提出申請立案，其目的在讓更多的學子充分利用藏書。而善本書也有目錄，親朋友好故舊等也可開單借閱。
藏書家有兩種，一種是專收宋元本以及佳繫精抄，這主要是從收藏文物的角度去搜集的，,另一種是藏書求備而不求精，與世之專尙版本者不同。前一種如潘宗周（1856 – 1939），字明訓，廣東南海人。幼入私塾，讀四書五經，十八歲赴滬經商，與張元濟、徐森玉、朱疆村諸人結交，耳濡目染，漸有收藏古籍善本之念。其藏書先是得自袁克文（寒雲）。袁克文藏書美富，自號後百宋一廛，其藏宋刻《禮記正義》、《公羊經傳解詁》、《韋蘇州集》、《曾南豐先生文粹》、《六臣注文選》等，皆爲清宮中之珍本秘籍。二十年代初，袁克文由北京南下，卜居上海，以日用不繼，急以所藏善本求售。潘宗周不計高價，悉予收購。潘氏藏書處曰寶禮堂，蓋因所得《禮記正義》爲宋紹熙三年（1192）兩浙東路茶鹽司刻本，該書原藏曲阜孔府，爲海内孤本，日人曾欲圖謀購之，後爲潘氏以巨資購得。潘氏歡欣之餘，即以「寶禮」名之。十餘年中，潘氏旁搜博採，共得宋本111種、元刻6種，共計1,088冊。張元濟先生爲之編有《寶禮堂宋本書錄》，舉凡各書卷帙分合、版本源流、文字異同、版式行款、刻工姓名、各家题跋以及收藏印章等，無不詳加著錄。張元濟〈寶禮堂宋本書錄序〉云：「每個人挾書登門求沽，輒就余考其真贗，評其高下，荀爲善本，重值勿吝，但非宋刻，則不屑措意。十餘年來，旁搜博採，與北楊南瞿相頡頑。」1951年，潘氏所藏悉數捐獻北京圖書館庋藏。
後一種如吳引孫測海樓藏書。吳引孫序《測海樓舊本書目》云：「自赭寇亂後，散佚幾盡，宋元以前奇編異帙爲希世寶，懸價購求，所遇輒鮮，即明以後精刊舊繫暨國朝殿版各書，亦復昂值居奇，艱於購置。余惟視力量所及，耳目所周，不拘一格，凡元明刊本、舊家善本、尋常坊本、殿刻局刊各本，隨時購貸，意在取其完備，不必精益求精。」吳氏自宦游浙粵十餘年中，廣購儲藏，共得8,020種、計247,759 卷。
又如王孝箴序《博野蔣氏寄存書目》云：「往者，吾祖與諸祖析居，所得書籍不過千百卷，泪先父潛心著述，搜羅購置，不遺餘力，日漸月累，爲數滋多。先祖舊有洗心精舍，先父遂承之闢爲藏書之館，且曰購書爲便讀也，非直爲收藏而已，宋元珍本價恆千百，吾力有所不逮，節吾之力，多有所聚，子孫獲益良多。更嘗示孝箴等曰余所購書，皆讀書人不可須臾或缺者，子子孫孫世守不失，則祖業可從不墜。」又如徐恕（字行可），武昌人。其所儲皆實用書，大多稿本、精校本。南北諸書店，每得一善本，必爭致之。暇則出游，志不在山水名勝，而在訪書，聞某家有未見書，必輾轉錄得其副本而後已。一切仕宦聲，悉謝不顧，日汲汲於故紙，版不問宋元，人不問遠近，一掃向來藏書家舊習，其以清代學術著作爲多，明刻本也收藏不少。
藏書家中不少人本身就是讀書人，,如甘鵬雲，自幼別無嗜好，惟好書，朝斯夕斯，非書莫適。其少時，有以《史記》求售者，值僅二，然甘氏囊中空無有, ，「謀之先太夫人，以衣物付質庫乃得之，其艱如此。」顧其家貧，不可必得。每閱市，,輒流連不忍去，如聞人有秘籍，即輾轉假抄，刻期歸還無爽以爲常。中年後，嗜書之癖更甚，凡足以輔德業、資治理、廣知識、備參考者，必審其緩急後先，次第搜集之。自清光緒十四年（1888）至二十八年（1902），凡十五年，計得書10萬卷，藏于潛江將廬。自光緒二十九年（1903）至民國6年（1917），又十五年，再積書20萬卷，藏諸北平息園，蓋四部要籍略備。對于甘氏來說，「以書求己,以書養心。處境之困，以書慰窮愁：拂逆之來，以書煩惱；恨古人之不可作也；，以書爲師友；欲周覽四海九州之大也，以書當臥游。守官以書經世務，垂老以書娛暮年，蓋終其身不廢書冊，無一日不與書爲緣焉。」
再如四川藏書家嚴谷孫（1889-1976），祖籍陝西渭南，累世僑居成都。其嗜書成癖，酷愛收藏，擅鑒別，對金石、書畫、古籍版本頗有研究。他畢生致力於搜藏古籍，整理精刻善本，旁及金石書畫，家有「賁圍書庫」，所藏甚豐，經、史、子、集，四部皆備，以奇書、精刻善本、孤本馳名。全部藏書，於1949年以後全部捐獻，共計30萬卷（善本書約5萬卷，藏書總數較其先父原藏11萬卷多出三倍）。自刻木板3萬多片，珍貴書畫碑帖文物多件。嚴谷孫父岳蓮先生，購置書籍5萬卷，並開設書坊「鎬樂堂」，晚年志在興學建祠、校勘古籍。谷孫輯有《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音韻學叢書》。嚴氏藏書，經傳版本最豐，史部類多而雜，醫書較爲整齊集中。又其收集的地方志約有2,000餘種，大凡各地之著名縣志，賁園均有收藏。清顧炎武《肇域志》抄本，雲南、上海、四川各一，以賁園所藏爲最完整。其收集古籍、地方志的渠道，除由他經營的鎬樂堂書坊外，還四處託人搜羅。另又所藏歷代碑帖拓片十大箱，其又整理古籍約百餘種、500多卷，雕版3萬多片。于右任曾爲賁園寫下谷孫先人自撰書庫楹聯一副云：「無爵自尊：，不官亦貴；異書滿室；，其富莫京。」
藏書家和圖書館不同，在選擇圖書時，可以顧到自己的癖好，不旁鶩，不雜取，不兼收並蓄。其中有一些是專心致力于某一個專題的,如地方志、醫書、小說、戲曲、佛經等等。如地方志的收藏家中在民國年間最著名的有王經珊九峰舊廬、劉承幹嘉業堂以及張國淦、任鳳苞等。任鳳苞，字振探，江蘇宜興人，銀行家。家有天春園，爲其藏書之所。後因又獲抄本《大清一統志》、武英殿本《方輿路程考略》、《皇輿全覽》三書殘本，又題其室爲「三殘書屋」。任氏雅好文史，嗜書成癖，尤致力于收集各代地方志書，聞有異塹珍籍，必百方鉤致而後快，瘁其心力，共積至2,500餘種。如明弘治刻本《八閩通志》，明嘉靖刻本《南畿志》，明隆慶刻本《雲南通志》，明萬曆刻本《鎮江府志》、《徐州志》等等，從而成爲北方地區藏地方志之巨擘。謝國楨序《天春園方志目》云：「舟車所至，通都名衢，荒江冷肆，探奇攬勝，恣意搜尋。宋元佳槧，固所必收，而零圭斷羽亦所不棄。」任鳳苞序瞿宣穎《方志考稿》中對他刻意收藏方志作了敘述：「鳳苞少小粗解文字，即好聚書。長隨宦轍，獲奉教于當世賢達，始稍關學問之藩，而頻歲奔走，學業漸荒，將欲收視返聽稍尋墜緒，則歲月侵尋，已鄰炳燭之境。竊念方志一門，爲國史初基。典章制度之恢閎，風俗土宜之纖悉，於是焉備。……邇年謝事，杜門卻掃，發篋中所藏諸志先爲編目。所未見者，百計訪求。友朋馳訊，必以相屬。北極窮邊，南屆海噬，郵裏釋，浸以日多。生平所見，已公布之志目，學部圖書館所藏倬乎不可及矣。」
再如收藏戲曲的藏書家，近代以來齊如山、周明泰爲最。齊如山，是戲劇界大師,眾所周知。而周明泰，爲安徽東至縣人。東至縣係東流和至德兩縣合併而成，是明末徽池雅調盛行之地，也是清代徽班的搖籃。周氏出生在官宦世家。幼年隨宦居京師，中年入仕，久官部曹，暇輒去市廛聽戲，癖之既久，習聞掌故亦多。他在北平時的書齋爲幾禮居。歷年搜羅的梨園載籍甚富，精本頗多，如最難得的版本有明刻本《昔昔鹽》、《怡春錦》、《夾竹桃掛枝兒合刻》。而明刻本《寶晉齋明珠記》、明師儉堂刻本《鸚鵡洲》、明繼志齋刻本《重校紅拂記》、明倘湖小築刻本《兩紗》、明刻本《僧尼共犯》（與《不伏老》合冊）等也不多見。又有大量的清代南府和昇平署的抄本和精抄本。其中有較大一部分係周向合肥方氏出重價收得，方氏先人曾供奉內廷，故所得頗有精品。此外各種特藏資料也多，如從清光緒三十三年至民國三十六年止，每年都有各種戲班的戲單（包括北京、天津、上海，以及堂會的戲單、民初北京各戲園海報）等，共2,861張。周氏的收藏是中國戲劇史料的一大寶庫，總共爲2,876冊、3,983張，其中雜劇、傳奇、單齣抄本50餘冊；單齣崑弋譜一百數十冊；抄本戲詞總講280種；內庭戲曲之類、崑弋亂彈的承應戲、燈戲、壽戲、誕生承應、月令承應、開場戲、戲曲提綱等500餘種，都是很珍貴難得的本子，後來都捐贈上海合眾圖書館保存（今在上海圖書館）。周氏中年居天津、上海、香港，後移居美國加州，悉心著述。他的著作頗多，如《幾禮居雜著》、《讀曲類稿》、《明本傳奇雜錄》、《續劇說》、《幾禮居隨筆》、《枕流答問》、《幾禮居戲曲叢書》6種（《都門紀略中之戲曲史料》、《道咸以來梨園系年小錄》、《五十年來北平戲劇史料》、《清昇平署存檔事例漫抄》、《近百年的京劇》、《楊小樓評傳》）等。
再如傅惜華，字仲涵，原名寶泉，別字涵廬、曲庵，滿族富察氏。會爲國劇學會編纂主任、華北國劇學會理事長，平生喜研究古典文學，尤嗜藏書，著重于戲曲小說的搜訪，數十年中從未間斷，其兄芸子（原名寶珍）由日本所收善本也歸其收藏，所藏戲曲小說多罕見之本。如明萬曆刻本《荊釵記》、《紅梨記》、《千金記》；明繼志齋刻本《旗亭記》、《義俠記》；明金陵唐振吾刻本《七勝記》，明天啟刻本《博笑記》，明崇禎刻本《花筵賺》、《四大痴傳奇》等。傅氏曾編《西廂記說唱集》，內中曲類繁多，約140餘種，版本皆其所藏明、清刻本，或珍貴抄本。
藏書家中也不乏專收鄉邦文獻者，如無錫人孫道始，精通法律，見善勇爲，劬學不倦，其篤好鄉賢遺著，歷時十數年，費貲萬餘金，各方蒐羅，近600種。其中孤本、稿本與不經流傳之本約百種，曾編成《無錫先哲遺書目》。民國初年，無錫縣圖書館由邑人創辦，其時即以搜藏鄉賢著作爲職志。侯鴻鑑序《無錫先哲遺書目》曰：「避難來滬，晤孫君於玉鑑堂，左圖右史，,滿目琳瑯。其尤可敬佩者，鄉賢遺籍竟搜羅至590餘種，與邑圖書館藏本重複者220餘種，不同者370種，內有稿本、抄本及罕見印本百餘種。此孫君以個人之嗜好及表揚先哲廣傳遺籍之意，殊爲鄉人中不可多得之士也。」又如柳亞子，爲江蘇吳江人，吳江自古以來就是文學淵藪，人才輩出的地方。清末民初，吳江有識之士即致力于收集吳江鄉邦文獻，柳樹芳輯有《分湖詩苑》、《笠澤竹枝詞》，陳巢南有《松陵文集初編》等，但僅收輯了吳江文人的少量作品。柳亞子大力購求吳江文獻是在1917年間，他發狂的收買舊書，凡是吳江人的著作，從古代到近代,不論精粗好歹，一律收藏。柳亞子序《靈蘭精舍詩選》云：「棄疾復以狂臚鄉邦文獻，盡耗其金。」一年後，他收集的吳江文獻已達650餘種。其中部分是從友人處借，或友人餽贈。附近書賈如得吳江文人著作，即託人送至柳處。由于柳亞子的刻意收集，「保存其故有，而更搜求其未有」，並著眼于「一家一卷一首之叢殘，吉光片羽亦當掇拾收藏，俾無放失」，使得許多有價值的重要文獻得以保存。
私人藏書家的藏書不少都是流傳有緒的。寧波李氏萱蔭樓藏書有宋元刻本26種、680冊，明刻本556種，抄本189種，清刻本2,109種，總共2,945種、30,494冊。萱蔭樓藏書主要得自蔡鴻鑾（字菉卿）墨海樓，其家有書十萬卷。而墨海樓藏書大部分得之于鎮海姚燮（字梅伯）之大梅山館及盧址（字青崖）之抱經樓，盧氏書中又多全祖望（字謝山）之雙韭山房藏書。又如馮貞群（1886-1962），號孟顓，一字曼孺，號伏跗居士，晚號妙有子，浙江慈谿人，後遷居寧波。年輕時，繼承祖先遺業經營錢業，生平好讀書，精于目錄版本之學,1932-1941年間，曾任鄞縣文獻委員會委員長。其父有「求恆齋」，遺書2,000冊。貞群苦于藏書不足，即摒棄嗜欲，節衣縮食，搜訪古籍。其時，爲民國初年，軍閥混戰，政局動亂，又因廢科舉、興學校，社會上不少人認爲古書用處不大，致使一些故家藏書流散，如趙氏種芸仙館、董氏六一山房、柯氏近聖居、徐氏煙嶼樓、趙氏貽谷堂、陳化文則樓等。馮氏深以國家文物古籍毀失爲慮，出資專收有用之書。經過六十年之積累，所藏古籍已達十萬餘卷、碑刻400餘種。其藏書處曰「伏跗」，出自《文選》王延壽〈魯靈光殿賦〉中。有「伏處鄉里不求顯，而致力于學」之意。其藏書中重要者有宋刻本《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元刻本《春秋屬辭》、《樂府詩集》，明刻本《劉隨州詩集》等，而名人手稿尤多。
私家藏書，多有書目傳世，然詳簡不一。曾見《粹芬閣珍藏善本書目》，目錄前有經、史、子、集、叢五類版本詳細統計表，最後再製作「全部統計表」，自「宋紹興」至「清光緒」，計書數、卷數、冊數皆有統計。更有甚者，對于藏書之用紙也作了詳細的統計，如白棉紙、桃花紙、白紙、太史紙、東洋紙、竹紙、抄本紙等。粹芬閣主人姓沈，名知方，早歲治商，後嵌力于出版事業。生平無它好，惟雅好藏書，于孤本精刊，尤爲神往，訪貸搜羅，不遺餘力。其先世沈復粲鳴野山房所藏在清嘉慶、道光間已聲播東南，而復粲後人藏書亦富。粹芬閣所藏不在繁浩，,但求精雅，首重書品寬大，精刊初印；次則楮色古雅，如白棉、桃花諸紙，亦時入選。否則均摒棄不顧。自民國初年至二十年代初，搜羅甚富，較著者爲秀水王氏信芳閣、會稽徐氏鑄學齋的舊藏，多世所罕見之本。
藏書家們不僅僅是藏書、收集,而且校書、刊書，對于傳播文化起到了極大的促進作用。如董康之《誦芬室叢刊》、劉承幹之《吳興叢書》、張壽鏞之《四明叢書》、劉祝群之《括蒼叢書》、黃溯初《敬鄉樓叢書》等等。
清黃梨洲有言，藏書難，藏之久而不散則尤難。湖北崇雅堂主人甘鵬雲于此而有感，其云：「予每誦其言而悲之，古今書籍之厄，蓋悉數之而不能終矣。但就予所知者言之，歸安陸氏宋樓、聊城楊氏海源閣，藏傳至有名，一流入東瀛，一爲駐軍席捲而去。常熟瞿氏、錢唐丁氏，亦藏書家表表者，聞其後人亦不能守也。潘吳縣、翁常熟兩相國，王廉生、盛伯羲兩祭酒，在光緒初亦侈談收藏，身後楹書皆散如雲煙不可問。江陰繆筱珊、武昌柯遜庵、長沙葉煥彬，皆富藏書，身沒以後，散落廠肆殆盡矣。宜都楊惺吾，藏宋元本極多，其後人以七萬元屬之他氏矣。黃岡王洪甫、漢陽周退舟、江寧鄧孝先，所藏頗不寂寞，乃及身而售之。黃陂陳士可精于鑒別，頗多海内孤本，其後人以賤價售之廠估，並不問篋內何書也。然則梨洲所云久而不散之難，豈不信然也耶？」
古往今來的藏書家，有不少人怕身後藏書散佚，往往在給子孫的訓誡或是遺書中，都要約定如何保管圖書。明代山陰人祁承漢淡生堂藏書逾十萬卷，他寫有《淡生堂藏書約》，要求子孫們永遠珍惜藏書，不將藏書瓜分變賣。名揚四海的寧波天一閣，垂世四百年之久，它的主人范欽，立下家規，書不借人、不出閣，凡閣櫥鑰匙，分房掌管，不是各房子孫集齊不得開鎖，家規甚嚴。正由于范氏後裔恪守范欽遺訓，天一閣藏書竟歷四百年，而將大部分的圖書保存了下來。但是，藏書家中鮮有百年長守之局，能把書籍保存到第二代、第三代的罕之又罕。清查慎行《人海記》云：「義烏虞氏，藏書萬卷，,署曰樓不延客，書不借人。迨虞氏父子歿後，胡應麟以賤直得之。然胡氏之書，旋亦散佚。」一般說來，私人收藏，多在身後爲兒孫所流散。明楊循吉既老，即散書與親故，曰：「今蕩子炊婦無復著手。」
藏書家精心所聚之書，不能傳之久遠，也是有多種原因的。就以清末四大藏書樓來說，浙江陸氏宋樓因後人經濟不支，變賣藏書，而後竟爲日人全部捆載而去，這是國人最爲引以爲恥的。丁氏八千卷樓後人也因經商失敗而破產，全部藏書賣給當時正在籌設的江南圖書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山東一股匪患占據聊城，楊氏海源閣藏書因此遭到洗掠，匪亂之後，海源閣第四代傳人楊敬夫將精善本裝了十幾箱帶到天津。由于楊敬夫揮金如玉，在天津住了不到十年，就把這些古籍出售換錢了。再如王經珊是一個具有才識的藏書家，但他去世後，他的哲嗣不善保存遺書，陸續予以出售，致使藏書全部散出。朱遂翔會說，王氏購買舊書從普通書而能識宋元版，才識聰明，曾不可及。但他的兒子均未深授教育，這是他的短處。當時雖在鹽務場所掛名，,月可支薪，眼光不遠，只度日前，故後人無一技之長，坐守家園，百無聊賴，生活雜艱，不及商人、工人有一技之長，能敷衍度日。王氏聚財共有七百萬元，抗戰之前該財何等值錢。王瞑目後，財產均爲兒女瓜分，所購之書原付値四十萬元，皆陸續分散出售，實為可惜。朱遂翔于此而慨嘆說「故子孫賢，要財何用？子孫不賢，要財何用？余閱世太深，故有此感慨耶！」
為了不使書籍遭受到流失損壞的命運，並且讓它發揮更大的作用，國家收藏就比私人收藏要好得多。實際上，不少開明的藏書家早就看出了這一點，並爲之作了實踐。三十年代初，王孝箴家故居為軍士所駐，遂將其家洗心精舍藏書870餘種，移皮北平圖書館保存。促使他作出這樣的決定還因爲：清末之際，「先父棄養，國家愈盆多故。鼎革之後，世變頻仍，新學聿興，舊業都廢，孫曾多負籍京津，從事於所謂科學者。聖賢墳典，反視同芻狗糟粕，莫或考究。內憂外患，更迭覆起，顯沛流離，迄無寧歲。於是洗心精舍諸書，求其如石鼓之自閑於興亡百變之間，而爲鬼神所護守，蓋不可得矣。嗣後，變端日福，渡假而波及吾縣，洗心精舍亦一變而爲萬灶貔貅之所，殘毀盜賣之端見矣。余聞而忿焉傷懷，以爲累世之澤不應自我而斬。乃遂謀之國立北平圖書館館長袁君，將盡我所有存斯館，,既獲保存，又與社會人士同其用焉。」
私家藏書委託公共圖書館代爲保存，這在歐美各國並不鮮見，但在中國最早者當爲梁啟超之飲冰室藏書，梁氏遺囑中即有將藏書永遠寄存北平圖書館之說。後繼者又有紫江朱氏、善化瞿氏、深澤王氏等。在北方，和李盛鐸、傅增湘齊名的是周叔弢。周叔弢（1891-1984），名暹，以字行，號弢翁。原籍安徽省東至縣，出生在一個書香門第的仕宦家庭。1914年移居天津，幼年在私塾念書，一生學問全憑自學。他立志創辦實業，振興中華，是北方民族工商業的代表人物。周氏是一位精敏通達、博學多才的人，他博覽群書，涉獵佛典，精于版本，以收藏宋、元、明三代的經、史、子、集善本書名揚海內外，他爲收藏中國古籍，幾乎花了一生心血，經營企業所得，大部分用來購買圖書，其中不少善本，都是無價之寶。周氏歷年來收得海源閣楊氏書凡55種，其見于《楹書隅錄》及《海源閣書目》者，凡50種，目外者5種。他收得的第一部書即是宋刻本《南華真經》，于1931年以前從文在堂魏子敏處購得。周氏藏書齋名爲「自莊嚴堪」，取《楞嚴經》「佛莊嚴,我自莊嚴」之意。周氏又藏敦煌寫經250餘卷，這在私人收藏中也是少見的。這批藏經大多是從方地山（名爾謙，別號大方）手上購得。而且，在他晚年又收集了400餘種清代活字本。1952年，周叔弢把自己多年所積宋、元、明代的刻本、抄本、校本715種、2,672冊，全部捐給北京圖書館保存。1954年，又贈給天津南開大學中外圖書3,000餘冊。1955年及1972年，又二次贈與天津圖書館清代善本書11,000冊。
有盛就有衰，有聚就有散，這是一切事物都難以逃脫的規律。對于藏書家來說，他們的所作所爲，我們應該充分肯定。許多藏書家節衣縮食，傾囊購書，或四方搜訪，借抄不綴，不論是爲讀書治學，或是賞鑒把玩，沒有他們的刻意保存，設法流通，許多珍貴的歷史文獻就難以流傳後世。即使是極少數人藏書是爲了借此炫耀、標榜和附庸風雅，在客觀上也起到了保存文獻圖書的作用。因此，藏書家最大的貢獻莫過于對古代歷史文獻的保存，這種對于中國文化傳統的延續，使我們的祖先對人類文明的遺產能借藏書家的力量而傳至今日。但是，由於歷史的演進，從四十年代以至六十年代，大陸社會的變革和歷次的政治運動，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蕩滌，私人收藏古書者百分之九十九都受到無情的衝擊。其中的小部分甚至連進入造紙廠的機會都沒有，就被紅衛兵付諸祝融了。1967年初，筆者會參與上海地區文物圖書清理小組的籌備工作，故對文革間的抄家圖書略有所知。實事求是地說，大部分的被抄圖書都爲圖書館或舊書店的有關人員集中清理，而最後分別歸諸這些單位。我們可以說，浩劫之後，私人藏書家就再也呈現不出1949年以前的情勢了，他們辛苦收集的古舊藏書基本上都進入了國家收藏單位或流通單位，就是文革後期落實政策而退還的部分圖書，也由于後人的愛好或專業不同，以及住屋的陋小而不能收藏，而轉讓于各地的圖書館或舊書店了。而如今在大陸，新出現的能稱得上古書收藏家的，也僅北京、上海地區的數人而已。以藏書規模和藏書質量來說，那和過去三十年代的藏書家相比，實在是小巫見大巫，不可以道里計了。
本文摘自潘美月、沈津編著中國大陸存藏古籍概況（臺北市：國立編譯館，2002年12月）第一章概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