稀奇古怪話譜牒—思綏草堂特色藏譜述略

稀奇古怪話譜牒—思綏草堂特色藏譜述略

勵雙傑

無論是收藏，還是研究，「稀、奇、古、怪」這四個字也算是繞不過的坎，似乎很少有人不喜歡那種偏門的、稀少的、奇特的、邊緣的藏品。作為珍貴的歷史文獻典籍—家譜，其重要性也正在為人們逐漸所認識。對於我來說，其一些特殊的版本，更是引起我莫大的興趣。在這些能引發人們好奇心的藏品中，也往往蘊藏了許多不為人知的信息。「稀奇古怪」這一成語統指「很少見，很奇異，不同一般」。下面就以「稀奇古怪」四字為引線，略說思綏草堂收藏的一些比較有特色的家譜。

1 藏譜之稀

物以稀為貴，家譜也不例外。家譜「稀」的含意又可分為幾種。首先，就是家譜的存世量。從《中國家譜總目》可以看出，幾乎是百分之八十的家譜，只有一家收藏單位，也就是說，這百分之八十的家譜，名義上都能算是「孤本」，至少可以說是「稀見品」。

再就是家譜的印量。家譜服務的對象，是本家族，以傳承為目的，為了防止被別有用心的人利用及其它種種原因，在印數上有嚴格控制，一般僅在數部、十部、數十部之間，百部以上者就較為罕見。

思綏草堂有一部清宣統三年木活字本湖北興國（今陽新）《京兆杜氏族譜》不分卷一冊，據「領譜字號」載，當時共印四部，分為「光、前、裕、後」四號。這四部家譜，其中白紙本兩部，為「光」「後」字號，黃紙本為「前」字號，而「裕」字號則是極為稀見的紅紙印本。依照「領譜字號」記載，這「光、前、裕、後」四字號四部家譜應該分別由水口、墩下、李坑等地的族人領收，但不知何故，這四部品相奇佳的家譜在2000年左右同時出現於武漢的古玩市場，被思綏草堂購得。只能猜想是由於政權更替，社會動蕩，而集中在一起並沒有及時散髮。

思綏草堂另一部印量稀少的是民國十六年木活字本浙江嵊縣《剡北李氏宗譜》，當時共只印了「天、地、人」三部。其它還有江西玉山《張氏宗譜》，光緒七年清河堂木活字本，也只印了兩部。作為印刷品，印量只有幾部，與以營利為目的的古籍相比，是不可想象的。

除了印量稀少，家譜中還有一個「稀」，即稀見姓。稀見姓，又作稀姓、罕見姓，指的是分布人群較少的姓氏。錢文忠教授在「百家講壇」中講《百家姓》時稱，姓氏人數排在一百位之外的，都可稱為「小姓」。明朝楊慎著《稀姓錄》、清孫星衍撰《兩漢稀姓錄》，都說明瞭歷代學者對稀姓的關注和重視。姓稀見，存世的家譜更稀見。數千上萬個姓氏中，有家譜流傳的，據2009年出版的《中國家譜總目》著錄，僅608個姓氏，極大部分稀見姓氏，並沒有修纂家譜或修纂後已經失傳。思綏草堂收藏比較稀見的有可、信、郤、衷、庫、陰、誾、元、支、玄、冉、雙、司、衣、危、晉、朋、利、焉、嵇、闕、戢、開、井、亓、雍、生、鳳、邊、伊、扶、眭、斯、門、補、官、宛等姓氏家譜。

2 藏譜之奇

在上面提到的湖北《京兆杜氏族譜》中，有一部「裕」字號是紅紙印本。傳世的古籍，歷來是白紙黑字，或者紅字、藍字，但印刷的載體依舊是白紙，或者黃紙，從來沒有用過紅紙印刷的。而在湖北的黃、麻地區周邊，就有用紅紙印刷家譜的習俗，至今依舊。這是一個非常特殊的現象。

為了弄清這個現象，我查找了很多資料，後來在民國三十六年懷本堂木活字本黃岡《李氏宗譜•舊凡例》中看到：「譜成之日，紅譜議藏東祠；南祠存白譜一卷（部），均屬公共。至分派各甲之譜俱有字號為記，歸長房收藏，如次房調閱，長房不能固執。」另在「續修凡例」中亦有記載：「譜成之日，新紅譜及老紅譜仍藏一分祠，即東祠；二分祠即南祠，仍存新白譜及老白譜各一卷，均屬全族公共……」再又在民國三十五年四箴堂木活字本黃岡《程氏宗譜•凡例》中看到也有類似的內容：「譜竣之日先印紅譜一卷（部），務須置木箱一口，秘密藏祖廟中，後如有事查閱，以紅譜為據。其各房所請之譜編以字號，如有添減等情，一經查出，重懲不貸。」原來家族中修印完成的家譜中，紅紙印家譜只有一部，是專門用來珍藏於宗祠或祖廟中，既為祖本，亦作為核查對照白紙印家譜有無添減等作弊行為所需。故這一類紅紙印家譜，應該都算是獨一無二的「孤本」。思綏草堂現共藏紅紙印本家譜近三十部，譜籍在黃岡、麻城、羅田、紅安、商城、羅山等一帶，雖涉及湖北、河南兩省，卻屬毗鄰之區。

與上面印量少相對應的，還有一種印量奇多的家譜，如民國二年中華圖書館鉛印本浙江慈溪《師橋沈氏宗譜》。據沈嘉瑲在《翻印宗譜芻言》中雲：「復慮財政困難，不定印譜部數，則以六百元為限額。議決後即托俊卿、佐卿二君，向上海各印書館探明宿（縮）小印價問題。旋據排板工程費鉅，印刷紙料較省，部數多則價廉，部數少則價雖減亦微。於是十月二十日，又在大宗祠復議，決以印刷壹千部，限價洋壹千壹百伍拾元。其費由宗祠新草畈地租花抵付，而不取各房分文。」印數達到一千部的家譜，恐獨此一家，再無分店。這亦為一奇。

而思綏草堂藏品中，最讓人拍案稱奇的，是《圳上文聯社譜》和《韓氏女譜》。

《圳上文聯社譜》二卷首一卷三冊，民國二十九年木活字本。據《社譜》載，清乾隆三十年，江西萬載縣秀才喻桂林、曹沂川、林嚴谷、王華川、曹雲亭等十二人「敘尊卑長幼，結為異姓兄弟」，取名「聯社」。後考慮到「朝夕過從相勸勉者大都不離乎學問文章」，改名為「文聯社」，並於乾隆五十七年各出銀兩，創辦「文聯書院」，鄉鄰童子，均可入院求學。至道光五年，十二結義兄弟僅剩七十八歲的曹雲亭一人，見「社中諸子姓生齒日繁，無譜以系之」，深恐「伯叔而等於途人，兄弟而視同秦越，前人之信義不將自此墮乎」，由他主持，在原有《金蘭譜》的基礎上，沿襲家譜的纂修方式，創修了《文聯社譜》，以「令尊卑長幼，等級分明」。

這部民國二十九年《社譜》，即為道光五年後的遞修本，是由十二結義兄弟的後人喻受祉、王鳳林、曹炳生等發起續修的，此時距上次修譜已有一百十六年，從十二兄弟結義之時起，已傳至八世。《圳上文聯社譜》當時共印十三部，除一部保存在「文聯高等小學」外，其餘十二部由十二兄義兄弟的後人領收。今思綏草堂陸陸續續收藏到了其中的六部，除此之外，尚未見有其它相同或類似譜牒的報道。

山西絳州《韓氏女譜》，清宣統二年稿本，絳州庠生韓勤學主修。他在自撰的《韓氏女譜序》中說：「竊見大家宗卷，凡條例無微不至，乃略於女，而詳於婦，用意周祥，無可非閒。即適人，有賢孝節烈之行，乃始得附註於父之名下，未聞有女譜之設耳！邇者余修族譜之暇，乃更為女譜一卷，非自相矛盾乎？雖然子婦能承我宗祀，繩繩不已，而女不能邀朝廷之褒，賞榮施於父族耶。故立為專譜。」

「女譜」一詞，在道光時，開封人常茂徠曾經用過，輯有《春秋女譜》一卷，有道光三十年夷門怡古堂刻本。其雖亦有「女譜」兩字，但那是把古代女性的資料收集在一起，卻與家族家譜一點關係也沒有。以女性為主體而修纂家譜的，韓勤學的《韓氏女譜》為獨一份，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產生這樣的一部家譜，說是驚世駭俗，也不過分。

而如此類般奇特的譜牒，思綏草堂還有宣統元年木活字本江西《吉贛撫寧佛門總譜》不分卷四冊、光緒十三年崇文堂木活字本湖南湘潭《易氏義塾社譜》三卷三冊、民國二十五年影印清乾隆七年的《南山宗統》十卷四冊、天寶二年（民國）精鈔本《代宗家譜》不分卷一冊、光緒三年臨濟堂木活字本湖南平江《釋氏宗譜》二卷首二卷四冊等。這些譜牒雖然嚴格依照家譜的體例修纂，但大部分本身並沒有血緣關係。

3 藏譜之古

家譜多由家族自己保管，保存的環境條件與古籍相比明顯要劣勢許多，故現在能保存下來的家譜中，毫無爭議確為宋版家譜的僅為宋皇室《仙源類譜》寫本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元代家譜也無從談起，一般已知較古的家譜，都是明代所修纂。而且大都為明中晚期，明中前期的也較為稀見。以收藏家譜原件最多的上海圖書館為例，最早的家譜，是明成化四年的《新安孫氏重修宗譜》不分卷一冊。

思綏草堂藏品中，清乾隆以前的約有二百餘部，明版家譜有二十幾部，其中「天順二胡」是比較有特色的。天順是年號，明代天順年間所纂修；二胡，就是兩部胡姓的家譜。

這兩部天順年間的胡氏家譜，譜籍一在婺源，一在歙縣，都屬於以紙、墨、刻著稱的徽州地區。《清華胡氏族譜》六卷一冊，天順二年刻本；《璜田胡氏族譜》三卷一冊，天順八年刻本。這兩個胡氏家族同出一源，璜田胡氏是從婺源清華胡氏分支而來。據《璜田胡氏族譜》載，始祖福公，「諱福佑，字緣善，任姑孰守，今太平府是也。仕至宣歙間刺史，善得民心，歿後民以王禮葬之，立廟祀焉。五世十八常侍公諱學，字真翁，年十八隨父曈游婺源靈觀炷香，至古邑清華，見其地址，曰此中佳山水，住此，子孫必有興者，於是遷居。十三世百十七公，諱汝從，字元吉，自清華而遷績溪大石門。十五世墐公，諱世基，字永圖，遷歙之定潭。十八世十公，諱再還，字聖保，宋嘉祐七年贅於璜田江氏婦，為始居璜田之祖。」

今《清華胡氏族譜》國家圖書館藏相同版本一部，而《璜田胡氏族譜》當時共印十三部，現或已為孤本，不見其它書目著錄。《璜田胡氏族譜》珍稀之處在於譜中收錄的《重修譜後序》中，末有「大明天順八年歲在甲申清和月畢文灝重書」的紀年，並有「新安歙西仇川黃文海、文敬、文齊刊」字樣。李致忠先生在《歷代刻書考述》中曾描述：「明代歙縣虯村黃氏，從黃文敬、黃文漢於弘治二年始刻《雪峰胡先生文集》起。」今以《璜田胡氏族譜》所載，歙縣虯村黃氏刻書之始，當以明天順八年的《璜田胡氏族譜》為最早實物佐證。

4 藏譜之怪

袁世凱為了過皇帝癮，做了八十三天的「洪憲皇帝」。因為時間短，有「洪憲」紀年的實物極少。1998年中國書店曾拍賣過一冊1916 年教育部中央觀象台印本《洪憲元年曆書》，河北有名的方志學家賈佩卿曾跋之曰：「民國五年丙辰，袁世凱復帝制，改元洪憲，未幾身殄國除，有如泡影。是書在當時刊而未布，實歷史上之絕大紀念品也。異日考史者，當視為驚人秘笈矣。」薄薄的一冊《曆書》從起拍價1000元竟拍到了6600元。而家譜比之於《曆書》，只有更少。如上海圖書館，二萬部二十萬冊家譜中，聽說沒有一部有洪憲紀年的家譜。思綏草堂經過多年探訪，至今共藏「洪憲元年」紀年的家譜五部，譜籍涉及江西、湖北、浙江等地，其中浙江嵊縣《剡西李氏宗譜》四卷四冊，還有設色彩繪的祖宗像七十二幅。

這類特殊年份的家譜，在思綏草堂還有康德年間、昭和十幾年及民國四十年以後的好幾個版本。康德是偽滿洲國溥儀的年號，昭和十幾年的家譜是台灣地區所修，而民國年號在大陸只到三十八年，像這樣的紀年都是名不正言不順，稱之為「怪」，相信是不過分的。

除此之外，還有一些紀年也很獨特。如浙江鄞縣《鄞東史氏支譜》，修於1922年，題作「宣統後十一年壬戌」；湖南新化《謝氏三修族譜》，修於清宣統三年即1911年，題作「大漢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辛亥」；湖南臨澧《李氏族譜》，修於1912年，題作「漢族光復壬子元年」；江蘇揚州江都《史氏宗譜》，修於民國元年壬子即1912年，題作「宣統壬子年」；湖南慈利、石門《熊氏族譜》，修於1913年，題作「中華湘國元年」，蓋此年湖南曾宣佈獨立；安徽桐城《麻溪吳氏族譜》，修於1913 年，題作「癸丑年」，全譜三十二冊找不出一個「民國」字樣來。耐人尋味。

思綏草堂還有一部浙江《新昌南洲丁氏宗譜》，民國七年木活字本，十二卷十二冊，譜中有彩繪祖像二十二幅。浙東地區家譜有彩繪的習俗，以彩繪祖宗像、墓圖等最為常見。在這部《丁氏宗譜》中，有「明朝僉都御史川公像」彩繪一幅。丁川，字大容，號東陵，新昌人，明天順八年進士，官至左僉都御史，巡撫延綏，有《東陵文集》行世。令人不解的是，在這一幅彩繪像中，丁川的左肩上另繪有一隻左手，輕扶在他的左肩上，這顯然不可能是他自己的手掌，頗有些怪誕不經的味道，何以如此，至今難解。

早些時曾經在《最大、最小家譜》的文稿中說過思綏草堂收藏的幾部大開本和小開本的家譜。其中有浙江永嘉《劉氏宗譜》，光緒四年藍格寫本，長66釐米，寬33釐米，如果攔腰一切，就是方的。還有光緒七年的木活字本江西南豐《汪氏族譜》，長68釐米，寬48釐米，版框的高度達到53釐米，七卷七冊，這是我所見過最大的木活字本家譜。與之遞修的還有這個家族的明代萬曆和清代乾隆的遞修本。這兩部家譜，每一部都是兩冊，不同的是，乾隆修本仍是活字本，而萬曆修本是刻本，五百多頁，光雕版用的大型木料，也是一筆不得了的投資。

在「最小」方面，思綏草堂有一部九冊湖南邵東《楊氏添發公直系譜》，是民國三十年四知堂木活字本，長16.7釐米，寬10.6釐米，是我見過最小的印本家譜。製作這樣小的家譜，據家譜凡例稱，「原為便攜帶也，因族譜繁重，難以隨身，故修此小譜，家藏一冊，以防遷徙」。還有一部更小的鈔本家譜《姑蘇葑溪李氏家乘》，光緒九年李麟佑修，長11.7釐米，寬7.3釐米，是思綏草堂所藏一千八百部家譜中開本最小的一部。

從開本的大小再說厚薄。江西地區的家譜，似乎自古就盛行大而厚的風格，像明代嘉靖間刻本江西廬陵《瀘江曾氏族譜》就厚達10釐米，幾近千頁。如果不用大開本，根本就沒法翻閱，所以長和寬各分別有47和35釐米。有些家族一部家譜就是十數冊、數十冊，僅憑外觀，就十分的壯觀。除了江西省，還有與江西省毗鄰的廣東始興、南雄、乳源及湖南郴州等地區，也是以盛產大厚家譜著稱。思綏草堂所藏大而厚的家譜，基本出自這些地方。

除了厚，還有薄。思綏草堂有一部民國二十七年木活字本浙江蘭溪《王氏宗譜》不分卷一冊，全譜上下除了民國二十七年序言外，還有太原王氏遷居滕家排行字母、世系、行第，僅此而已，共計十頁。這是我所見過最薄的印本家譜。然而，沒有最薄，只有更薄，因為在《王氏宗譜》的這十頁裡面，竟然是相同的兩部《王氏宗譜》裝訂在一起，每一部僅為五頁，是用白、黃兩種顏色的紙張印制，還有比這僅有五頁更薄的印本家譜嗎？

也許，從「稀、奇、古、怪」的角度去談論歷史典籍未免有失偏頗，但作為家譜來說，幾乎沒有哪一種研究著作關注過它的版本，所以也不見得多此一舉。我認為，無論是研究還是收藏，最好的老師就是興趣。在閱讀欣賞研究的過程中，能讓自己獲得最大的快感，並能從中發現點什麼，自然是最好不過了。

本文原刊《圖書館研究與工作》201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