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存藏古籍概況概論（一）

中國大陸存藏古籍概況概論（一）

沈津

中國是一個有五千年悠久歷史、版圖廣袤的文明古國，我們的祖輩繁衍生息在這片土地上。先民們以其勤勞、智慧和才華，胼手胝足，世代相傳，創造了燦爛卓越的華夏文明，也造就了一大批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科學家和許多優秀人物。

文化，是人類物質生產活動和社會生活在觀念意識上的反映。文化的傳播以及交流，都是文化的特質之一，而作爲文化的重要載體—圖書，它決定了一個民族或區域文化發展的水準。從有確切可考的文字記載商代算起，已有三千餘年。但是，從中國的紙張和印刷術發明以來，中國的古籍如今存於世者到底有多少？現代的學者各人說法不一。

1946年，楊家駱先生曾統計先秦以至清末存佚圖書共181,700餘種，流傳至今者僅七、八萬種。（參見傅振倫〈漫談整理我國古籍問題〉，載《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85年3期）但是，根據山東大學教授王紹曾先生的推斷，傳存量至少在12萬種左右，他的根據是：收入《中國叢書綜錄》的即達38,891種（包括《四庫全書總目》著錄的3,461種，不包括存目的6,793種）；全國地方志約8,200餘種；《清史稿•藝文志》及《補編》著錄20,071種；王紹曾主編的《清史稿藝文志拾遺》，又增補了54,880種，合起來就在12萬種以上。如除去重複，補上部分遺漏估計12萬種應該是可靠的。（參見〈關于編纂《中國古籍總目提要》的若干意見〉，載《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1994年3期）如果沒有歷代的兵燹戰亂、自然災害以及文字獄等等，那先民們傳世的著作，種數將更可觀。

中國近代史的開端，是在清道光二十年（1840）。英帝國主義向中國發動了第一次鴉片戰爭，它打開了中國「閉關自守」的大門，西方的文化,伴隨著帝國主義的炮火，衝擊著有二千多年歷史的文化。從清同治到光緒年間，少數的私人藏書樓從不公開對外閱覽，而逐步轉變成為大眾服務。這是一種進步，是一種改革，由封閉式的藏書樓轉變而爲以後的公共圖書館雛型。

清同治十一年（1872），浙江瑞安人許拙學創辦了心蘭書社，「定議之初，人約二十家，家先出錢十五千，合三百千，購置書籍……于是鄉里皆知有書社。長江以南，漸有仿行者」。清光緒二年（1876），國英即構藏書樓五楹，取名「共讀樓」,，邀各方嗜古者，暇輒往觀。國英，字鼎臣，吉林人，爲滿洲世胄，敏而好學，會為粵東鹾使，治績卓著。公餘輒搜羅書籍，凡二十餘年。據光緒六年（1880）所刻《共讀樓書目》國英自序：「時值髮捻回各逆滋擾，半天下版籍多毀于火，書價大昂，藏書家秘不示人，而寒儒又苦無書可讀。余早有購藏書籍之志。同治甲子，勸同志諸君子共立崇正義塾，嗣屢蒙恩擢，廉俸所餘，獨以購書。光緒丙子，于家塾構藏書樓五楹，顏曰共讀。其所以不自秘者，誠念子孫未必能讀，即使能讀，亦何妨與人共讀，成己成人無二道也。」《書目》末附條規引曰：「予今竭廿餘年之心力搜羅積聚，始克有此數篋書，唯望後世永不亂所定規條，或可少保久遠，有不肖子孫擅將書私攜出樓，則散亡必速，汝等亦當體吾聚藏之艱難耳。」共讀樓藏書，總計3,200餘種、25,000餘卷，法帖430餘冊。這樣的藏書樓，實際上已成爲私人所籌辦的公共圖書館性質，它的作用在于保存國粹，增進文明，輔助教育之進行，啟迪人民以知識。

從這之後，不少有見識的學者在迷惘和傾慕中覺醒了，他們要求仿效東西洋文化，變法維新。其中的一些人撰文闡述公家設立書院、藏書院、書籍館之事。如鄭觀應撰〈藏書〉、馬建忠撰〈擬設翻譯書院議〉、康有爲〈上清帝請大開便殿、廣陳圖書摺〉、孫家鼐奏請官辦書局、清刑部左侍郎李瑞棻奏請推廣學校摺等。王韜〈徵設香海藏書樓序〉中說：「夫藏于私家，固不如藏于公所。私家之書，積自一人，公所之書，積自眾人。私家之書辛苦積于一人，而或子孫不能守，每嘆聚之難，散之易。惟能萃于公，則日見其多，無慮其散矣。」清光緒二十三年（1897），北京通藝學堂設圖書館，並制定了會章十二條。

這是中國有據可查的最早使用「圖書館」這個專用名稱和制定章程的圖書館。而在清末，影響最大的而又備受後人推崇的是古越藏書樓。此樓爲徐樹蘭建於紹興，為地方勸學起見，故名古越藏書樓。徐樹蘭，字檢庵，浙江山陰人，生于1837年，曾爲兵部郎中，曾爲一品封鹽運使銜補用道候選知府，後因母病，不再爲官，回返故里。他和其弟友蘭，都是清末具有維新思想的人物。1887年，徐樹蘭墊費四千元，創辦紹興府中西學堂，延訪中西教習，聘請督課生徒，兼及譯學、算學、化學，成效漸著，爲地方培養了不少有用人才。但因受到入學人數的限制，又參考「泰西各國講求教育，輒以藏書樓與學堂相輔而行」，于是乃萌生興建藏書樓之想法。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徐樹蘭捐銀八千六百餘兩，購郡城西地一畝六分，議辦「古越藏書樓」，並於光緒二十九年（1903）告成，次年即對社會開放。

舊時一般藏書家，往往得一善本，沾沾自喜，秘不使人知之，以私其子孫。徐樹蘭是一個在當時社會中具有較為先進思想的郡神，他獨捐世捨，不以所藏私子孫，而推惠於鄉人。他認爲「人才之興，必由學問；學問之益，端賴讀書。蓋聞見廣，斯智巧出；服習久，斯研究精也……近數十年來，環球各國，市舶雲集，聘使交通，採風問俗，遍及海外，探知五大洲萬國盛衰強弱之由，罔不視文教之興廢以爲准盆，恍然於聖祖神宗所以樹國家萬年不拔之基者，深識遠慮,固非海島群雄所能,外此而別圖遠略也。所可惜者,沿歷日久,漸成具文,海外列邦，轉熟審天演物競，優勝劣敗之故，各出其全力相爭，莫肯相下。法國巴黎書樓，藏書至2,072,000卷；英國倫敦博物院書樓，藏書112萬卷；俄國彼德堡書樓，藏書1,045,000卷；德國麻尼希城書樓，藏書81萬卷。而奧國維也納書樓、丹國哥本海書樓、美國華盛頓書樓、比國勃羅塞爾書樓藏書，亦皆數十萬卷。且聞法國巴黎書樓書架，積長18英里；英國博物院書架，積長32英里。歲入樓觀書者，約91,000人。日本明治維新，仿效西政，亦不遺餘力。其舊幕府之紅葉山文庫、昌平學文庫，初移爲淺草文庫，後集諸藩學校書，網羅內外物品，皆儲上野公園，稱圖書館，藏書亦數十萬卷，歲入樓觀書者亦不下數萬人。文學蒸蒸日上，其獲與歐美列強並峙也，豈無故哉？方今朝廷孜孜求治，迭奉諭旨，廣興學校，東南諸行省，集資建藏書樓者，已接踵而起。樹蘭自維綿薄，平日購藏書籍，雖僅7萬餘卷，竊願公諸同好，於郡城西偏購地建樓，為藏書觀書之所，並酌擬章程，歲需經費，亦由自捐。請諸疆吏上聞於朝，以垂永久。明知涔涔之水，不足慰望洋之嘆，區區此志ㄝ猶望後之君子，匡其不逮，或由此擴充，則為山九仞，亦一籤之基也」。這種捐建藏書樓，以開社會風氣，造就人才，功在藝林的社會人士是值得表彰的。徐樹蘭由於建樓,心力交瘁，樓成即逝去。遺憾的是，在不少有關浙江或紹興的名人錄中，都無徐樹蘭的一席之地。

張謇撰〈古越藏書樓記〉云：「會稽徐氏，世多賢者，藏書亦有名於時。吾友顯民察使之太翁仲凡先生，乃舉其累世之藏書樓以皮之，公於一郡。凡其書，一若郡人之書也者。其事集議於庚子，告成於癸卯。凡度古今及域外之書，總七萬餘千卷，圖器悉具。」在清末的藏書樓中，古越藏書樓也算有一定的規模，屋凡四層，前三層皆係高樓，分藏書籍，以中層之廳事爲閱覽室。徐樹蘭即參酌東西各國藏書樓規制，擬議章程，並以家中所藏經、史大部及一切有用之書7萬餘卷悉數捐入。並延聘專人將之分類排比，所有當時的譯本新書，以及圖書標本、雅馴報章，亦皆購備。古越藏書樓與中國歷代封建藏書樓之最大區別，就是向社會公眾開放。這不僅裨益紹郡地方士子，其在江浙兩省也爲首倡，其功在藝琳，自不必說，然其重要意義，乃標志著中國私人藏書樓開始向公共圖書館的產生邁出了一大步，它直接推動了中國近代公共圖書館事業的發展。

除了古越藏書樓外，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冬，在杭州東城的杭州藏書樓，改名爲浙江藏書樓，並移建於大方伯里。浙江藏書樓有書目，分甲、乙二編。甲編計4,492種、67,360餘卷；乙編計1,077種、2,570餘冊。書目按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新譯各書以類相從，間有無類可歸者，酌增子目附編於後。該藏書樓之設，旨在廣開民智，造就人才。故其「閱書借書章程」有「無論進士舉人、貢監生童，但志在通知古今中外者，均准入樓閱書借書。」

清宣統元年（1909）前後，有不少地方大吏紛紛上奏，請求創設省圖書館，這似乎成了一種風氣。如山東巡撫袁樹勳奏請山東省創設圖書館、山西巡撫寶棻奏山西省建設圖書館、浙江巡撫增韞奏創建浙江省圖書館、湖南巡撫龐鴻書奏建設湖南圖書館、雲南提學司葉爾愷奏設雲南圖書館、廣西巡撫張鳴岐奏廣西建設圖書館、奉天總督徐世昌等奏建設黑龍江圖書館、安徽巡撫馮煦奏探訪皖省遺書以存國粹並設圖書館。此外，又有直隸總督陳夔龍奏爲前署提學使盧靖捐建圖書館請獎。

當然，地方大吏中所上奏摺中最重要的還是張之洞的請求設立京師圖書館摺。京師圖書館成立後，民國5年（1916）3月，教育部通令，謂「凡國內出版書籍，均應依據出版法，報部立案，而立案之圖書，均應以一部送京師圖書館支藏，以重典策，而光文治。」此當依據歐美各國圖書館之收集圖書辦法，於國家圖書館之藏書大有裨益。這一年的11月，教育部通咨各省、縣圖書館，於搜藏中外圖籍之外，尤宜注意於本地人士之著述，以保存鄉土藝文。民國9年（1920），內務部通飭各縣立圖書館，謂「各縣立圖書館，應將公私藏書及舊刻板片、印刷器物，一律切實蒐求，以保存之。」

民國15年（1926），教育部訓令各縣，凡商店出版及私人著述圖書，應以四部送各省教育廳署，由廳分配。以一部呈部，轉發國立京師圖書館，一部逕寄國立編譯館，二部分存各省立圖書館，及各該地方圖書館。又中華教育改進社，爲中國最大之教育會社，社內設有圖書館教育組，成員為中國有名之圖書館專家。其第二屆年會議決案指出：省立圖書館，應徵集各省縣志及善本書籍。請中華教育改進社，轉請全國各公立圖書館，將所藏善本及一切書籍，嚴加整理佈置，酌量開放，免除收費。其第四屆年會議決案又有「請教育部，並函達各省區，搜集古籍，以保存國粹。」

從近代至現代，中國的圖書館始終存在著一種極其明顯的格局，即華東、華北、華南三大區域是圖書館事業較為發達的地方。據中華圖書館協會發表的全國圖書館調查表顯示：1925年，整個西北五省區，僅有圖書館7所，1928年33所，1930年129所，雖至1931年增加到134所，但這個數字僅占當年全國圖書館總數1,527所的8%，而其省份卻占所統計的省份總數的10%。相比之下，1933年僅江浙兩省的圖書館總數就達422所，占全國圖書館總數的27%，而其省份卻只占總數的1%。由此可以知道，圖書館越多，該省的文化則越呈繁榮。從古籍的保存來說，也是如此。實際上，藏書的歷史，也是中國文化史發展過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而自宋至清，從國家到地方，從家到私人，各代的藏書家、藏書史，多有研究者的文章、專著加以闡述，這豐富了中國文化史的內容。而近代以來，尤其是處在歷史的轉折點，也即從清末至民國這個階段，而較少有學者去進行有系統地開拓。本文概括地介紹自1900年至1949年北平圖書館、中央圖書館以及部分省市圖書館，重要的私立圖書館和大學圖書館：私家對于古籍圖書的收集、整理、保存的情況，探討舊書店保存古籍和圖書館的關係，以及近代以來私藏書的損失等。

本文摘自潘美月、沈津編著中國大陸存藏古籍概況（臺北市：國立編譯館，2002年12月）第一章概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