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雕版書的版片
說雕版書的版片
沈津
摘要
中國雕版印刷術，對世界傳播文化有著卓越的貢獻。雕版印刷所用的版片，多為梨木、棗木及他種木材。本文根據各種史料及文獻，鈎稽出書版的刷印、流通、價格、重印、禁毀、消亡、聚散，乃至近代以來書版的保存情況，為研究中國出版史、印刷史、版本學的學者提供素材和資料。
津數十年來都在和古籍善本及普通線裝書打交道，然而，在我摩挲宋元明清各朝刻本時，卻從未想到拿在手中的書，在刷印竣工付諸裝訂之前，它的「源」究竟是怎樣的一種狀況。也就是說，最初時的光板，經過刻字工匠鐫刻竣工後的書版，著墨刷印的書版以至書版的質料、價錢、易得與否以及後來的保存、遭遇不測等等。這幾十年來，我就從來沒有去認真思考，並作一些瞭解。前幾年，我的朋友姜尋兄在電話中告訴我，他要辦一個雕版博物館時，我也沒有往深處去想。兩個星期前，竟油然飄生出一個怪念，即趁腦子還沒十分糊塗時，把雕版的版片事好好想一想，找點材料，寫篇小文，算是對自己有一個交代。版片的事，看似簡單，故權威著作《中華印刷通史》等從不屑寫，當然，如果《中國雕板源流考》等版本學著作也都篩眼走漏，那做起來還是有點意思的。所以，當我和姚伯岳兄聊天時，透露此念，姚兄就由鼓勵進而變為督促，催我盡快交卷。他是深知我的，知道我的小文都是急就，出門不認帳。清李漁《奈何天》「籌餉」中不是說麼：「不能夠從從容細繪流民狀，只好在馬上封題急就章。」好在是自己經營的博客天地，所以也就不顧一切，奮力拼搏，用幾個晚上加上休息日，算成就了一篇不像樣的小文。
中國雕版，名目繁雜。《書林清話》「刊刻之名義」云：
刻板盛於趙宋。其名甚繁，今據各書考之，曰雕、曰新雕、曰刊、曰新刊、曰開雕、曰開板、曰開造、曰雕造、曰鏤板、曰鋟板、曰鋟木、曰鋟梓、曰刻梓、曰刻木、曰刻板、曰鏡木、曰繡梓、曰模刻、曰校刻、曰刊行、曰板行，皆隨時行文之辭，久而成為新語。
除此之外，亦有特例。往昔，津嘗見美國國會圖書館藏宋刻《萬壽大藏》本《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存一百九十三），刻工名後有將「雕」字寫作「刁」字者。
中國早期的印刷是將圖文刻在一整塊木板或其他質地的材料上，然後在版上塗加調好的墨汁，鋪上紙，用棕刷均勻刷之，這種方法，稱為雕版印刷。也有作「刻版」的，指用木板刻成印刷的底板。朱熹《書楚辭協韻後》云：「始予得黃叔垕父所定《楚辭協韻》而愛之，以寄漳守傅景仁，景仁為刻板，置公帑。」中國雕版，多用梨木或棗木，故以「梨棗」為書版之代稱。清顧炎武《亭林文集》卷三《答曾庭聞書》云：「《音學五書》四十卷，今方付之剞劌，其梨棗之工，悉出於先人之所遺，故國之遺澤，未嘗取諸人也。」清方文《贈毛卓人學博》詩云：「虞山汲古閣，梨棗燦春雲。」又或作「棗梨」，清周亮工《尺牘新鈔‧王士禛與程崑崙書》云：「（林茂之）詩自萬曆甲辰末付棗梨，茂翁貧且甚，不能自謀版行，行恐盡淪煙草。」過去常以「付諸梨棗」指代「刻書」，是因為古人認為梨木、棗木是最佳的刻版材料。除梨木、棗木外，江蘇、浙江一帶又有用白楊木與烏柏木刻書的。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云：「今杭本雕刻時，亦用白楊木，他方或以烏桕板，皆易就之故也。」另外，皂莢木、黃楊木、銀杏木、蘋果木、杏木等也時有應用。這些樹木硬度適中，紋理細密，質地均勻，易於雕刻，乾濕收縮不大，而且資源豐富，各地均可就地取材。
理想的版片，應該具有木質纖維細密、質地堅柔均勻、乾濕收縮度不大、沒有疤節和裂縫，並具有耐印、吸墨與釋墨性均好的品質。梨木質地堅硬密實，木紋細密柔美。棗木是多年生木本植物，木材堅韌而重，質致密，蟲不易蛀，為器具及雕刻良材。棗樹一般生長很慢，碗口粗的樹幹，需要長上幾十年。
大凡木材經過一定的加工，都可用來雕版。但木材品種多樣，特性也不盡相同，其中梨木軟硬適中、切面光滑、紋理細密成為首選。梨木雖是刻版的上好材料，但並不是想買就可以買到的，徐康《前塵夢影錄》卷下云：「《雲棲法彙》三十三冊，原板已失，近許中丞乃釗、吳方伯在籍，與糧道如公山三人，發願以原書翻刻。奈梨板不易購，及至書成刷印，許吳二公先後歸道山，如公亦升長蘆都轉，三人皆未及目。」所以，刻一部書不容易，許乃釗等三人都是官家，許乃釗又是道光十五年進士，官至江蘇巡撫，應有平常百姓不及之便利，然而還是未能寓目。難，竟難在「梨板不易購」。
前面是官宦人家「梨板不易購」，確實如此。下面請看朝廷的例子，仍是關於梨木板的，且早了一百多年。乾隆元年（1736）二月十七日，和碩莊親王允祿奏並請旨：
雍正十三年二月內臣遵旨議奏刊刻藏經一事，原議刊刻藏經板片，因尺寸厚大，京師難以採買，請交直隸、山東地方就近採買等因，臣覆議得刊刻藏經一部，用長二尺四寸，寬九寸，厚一寸一分梨木板約計七萬三千一百餘塊，每塊用腳價約用銀三錢二分，請內務府人員派出老誠謹慎者，往直隸、山東，照依彼處時價採買。奉旨：知道。欽此。臣隨派內務府員外郎常保、李之綱、內副管領六十八、岱通併發給內雇銀共七千兩，前赴生產梨木地方購買，迄今將近一年，僅得梨木板一萬餘塊，除員外郎常保所辦板片已經照數交納外，其員外郎李之綱、內副管領六十八、岱通承辦日期已久，而所買板片僅交十之一二，以致不敷工程應用，難免遲延之咎，其未交板片，令其作速交納外，請將承辦之員外郎李之綱等，交與該處查議。伏查直隸、山東約有二百四十餘州縣，請將此項板片，交與直隸、山東督撫，分給出產梨木各州縣，照時價採買，不令刻扣民間，亦不使錢糧浮費，此項價值令酌量暫動該地方錢糧，俟板片解齊之日，由臣衙門詳細覈算，將內庫銀兩補給。（《清內府刻書檔案史料彙編》）
雍正十三年（1735），朝廷就近採買梨木板計七萬三千一百餘塊，但將近一年，僅得梨木板一萬餘塊，各方承辦權交十之一二，可見此事不易辦，所以只得交與直隸、山東督撫親自督辦了。
下面三例都是作為政治任務交辦的，非如此，內府刻書之大局必受影響。
乾隆三十七年（1772）十月，上諭：
現在需用刊書梨板約計五六萬塊，若於京城就近採買，恐難如數購覓。著交直隸、河南、山東三省督撫，飭令出產梨木之各州縣，照發去原開尺寸，檢選乾整堅致合式堪用者，即動支閒款，悉依時價公平採買，亦不必一時亟切購足辦解。著三省各先行採辦三百塊解京，以備刊刻之用。但不得混雜翹裂腫節潮濕等版，以致駁換稽誤。板片尺寸，每塊淨長二尺，寬六寸二分，厚一寸四分。今採賣應每塊酌量加荒，以便劊刨做細。
乾隆三十七年（1772）十二月十三日，直隸總督周元理奏：
敕令採辦刊書梨板，先辦三百塊解送應用。茲據委員及各該地方官選擇堅實樹株，公平給價採買，並無絲毫勒派滋擾。照奉到所開尺寸厚薄，酌量加荒，鋸就梨板三百塊，經臣逐一親加挑驗，均係乾正堅緻，並無翹裂腫節潮濕之處，隨即備咨委員解送內務府查收備用。其價值每塊實用銀四錢五分，委無浮冒。
乾隆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五日，河南巡撫何蝟奏：
竊臣於本年十一月十七日欽奉上諭，需用刻書梨板約計五六萬塊，交直隸、河南、山東三省各先採辦三百塊解京等因。當即飛飾生產梨木各州縣，照依頒發尺寸，星速辦解，並恭摺覆奏在案。茲據布政使張鎮詳據祥符等屬如式辦齊梨板三百塊，故屬乾正堅緻，合式堪用，飭委巡檢丁祚梁解送等情。現飭該委員即日領解起程，赴內務府交收。至梨木惟秋冬收脂之時，採買鋸板方得平整不翹，一交春夏難免翹濕。所有其餘應辦板片，仍令出產各州具隨時預為妥協購辦，以備將來陸續解送。
梨木難得，棗木也不易得。康熙五十一年（1712）八月初七日，和素、李國屏謹奏：
刊刻《熱河三十六景》，棗木板才可用。略算之，一個人二十天左右可刻一塊。再，現找得之棗木板雖長寬尺寸勉強夠，但潮濕，乾後方可刊刻。若干，需十幾日。我聞得穿山甲、川膠放入水中，煮二三日，放陰涼處晾乾，乾得快，亦不易裂。營造處來我材料處查找，未找到乾棗木板，現將找到之棗木板煮之，乾後再看。
乾隆三十七年（1772）七月初七日之摺子中也說，棗木木性有鬆緊，板片有新陳燥濕不等，又非一時刊完，其先刻得之板，已經擱放有時致抽縮。其板片內有抽縮者，用水浸泡，使其展放。由此可見，無論梨木、棗木之木板選用，質量必須保證，還要附帶各種條件進行操作，方不變形，這幾種方法也是民間匠人經驗之積累。
梨木板的價格也是有跡可尋的，乾隆元年（1736）的價格可見前文。此外。我所查到的材料是：嘉慶五年（1800）十月十九日，武英殿修書處官員為呈明酌定採買物料價值事。不同尺寸的木板有不同的價格：一種是長二尺二寸，寬九寸五分，厚一寸梨木板，每塊銀一兩二錢八分；第二種為長一尺四寸五分，寬一尺五分，厚一寸梨木板，每塊銀五錢二分；第三種為長一尺一寸五分，寬八寸五分，厚一寸梨木板ㄝ每塊銀一錢六分八釐；第四種為長一尺,寬八寸，厚一寸梨木板，每塊銀一錢五分二釐。
而五十年後的咸豐年間，梨木板每塊長一尺一寸五分，寬八寸五分，厚一寸，時價每塊需制錢五百文。到了光緒年間，梨木板每塊長一尺一寸，寬八寸五分，厚一寸，時價每塊一錢九分三釐。我沒有去比對當時的物價資料，如棉花、布匹、糧油、米麵等的價錢。此外，梨棗之木板應比一般書板價為貴，蓋因難得也，於此想到的是，一般書坊刻書為了降低預算，當取他木為之，理論上應是不大會用梨棗之木做書板的。這些都留與有心者去研究吧。
一塊書版，可作單面鐫刻，也可雙面刻梓，後者物盡其用，可降低成本。雙面刊刻者，元馮福京《昌國州圖志》七卷，福京跋後有字數行云：「《昌國州圖志》板五十六片，雙面五十四，單面二，計印紙一百零十副… 」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刻遞修印本《宋宗忠簡公全集》十二卷首一卷末一卷，其卷末附錄刻：「此集重樣成於康熙四十五年十一月，統計版三百一十四塊，字兩面。」又據康熙五十二年（1713）五月十九日，和素、李國屏謹奏：「由經板庫查出帶來之《文獻通考》、《詩文類舉》、《五經大全》、《詩書大全》，板內有兩面刻者，也有一面刻者。」
又如嘉慶十一年（1806）十二月二十三日，武英殿收到兩江總督鐵保呈進《熙朝雅頌集》板一千七十七塊，亦雙面刊刻者。據今看到的實物，雙面刊刻者居多。書板雖堅，但刷印時間長了，紋理必遭墨汁浸襲，再加上保管不善和氣候的原因，促使木板熱脹冷縮，甚至斷裂。如今所見不少圖書中有斷版，即為實證。
至於版本學上所說的「爛版」，更是指書版因刷印次數過多，字口多磨平，墨汁滲透肌理，再印出的書就屬於「糟少朽模糊」，也就是說版刻漫患，字體顯示不清，有模糊的感覺。以元興文署刻《資治通鑒》二百九十四卷，此書元末明初刻本未經漫患，時印本以為精鑒。然版至明嘉靖年間，已壞二千九百二十一塊。
書板也是流通之物，也屬有價商品，互通有無。如《津逮秘書》十五集一百四十一種七百四十八卷，明毛晉編，明崇禎常熟毛氏汲古閣刻本。此書先是胡震亨輯有《秘冊彙函》，刊未竟而毀於火，殘版為毛氏汲古閣所得，乃增輯為《津逮秘書》。《津逮秘書》凡版心書名在魚尾下者，皆《秘冊彙函》之舊，書名在魚尾之上，而下刻汲古閣或綠君亭字樣者，皆毛晉所增。然也有出其外者，如《搜神記》等書卷後有毛晉跋，此當為書賈以《津逮秘書》之零本，選其無汲古閣字樣者，以充《秘冊彙函》，蓋因《秘冊彙函》傳本罕見也。
這些都是大部頭書，而刻單冊數函者的收購、轉讓就更多。試舉例：明馬世奇的《澹寧居文集》十卷，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周原溥刻本。馬世奇，嗜學有文名，崇禎四年進士，官至左庶子，砥礪名行，都城陷，肅衣捧冠所署司經局印，望朝拜畢，自縊死。贈禮部右侍郎，謚文忠。乾隆《無錫縣誌》卷三十一「忠節」有傳。吳培源序云：
吾邑先賢馬文肅素修先生，當前明末造從容就義，身殉國難，固已彪炳史傳，光日月而泐金石矣。其舊刻《澹寧居詩古文集》梓行未廣，歷今百有餘年，後嗣式微，板片零落，幾至廢失。周子於京大懼先賢遺集之失傳也，出貲購買遺版，刷印校讎，志欲補其殘缺，悉心訪求而詩板得全。
《嘉定四先生集》八十七卷，明謝三賓輯。明崇禎刻清康熙陸廷燦重修本。四十八冊。四先生者，為唐時升、婁堅、程嘉燧、李流芳，皆出嘉定，且皆學有所宗，同氣相求。是集明崇禎時謝三賓於嘉定知縣任上初刻。明清易代，謝氏原刻因兵燹毀壞，清康熙間陸廷燦重修印行。宋菀序云：
四君各有集，明崇禎初，邑令四明謝君為槧板行ㄝ未幾遭亂，板亦毀。後五十年，陸生扶照慨然表章，其已毀者刻之，缺者補之，朽蠹者新之，而四君集復完。
張雲章後序亦云：
是書之刻，始於四明謝三賓為縣令時，而婁、李二集續毀於兵燹，唐、程亦多殘缺。今得陸子扶照重名工刻其已毀，補其所缺，而四先生集復完。表章之功，與謝令等。
《檀園集》缺名後序所述更詳：
乙酉之亂，李氏被禍最酷……檀園既成劫灰，梨棗亦無復孑遺矣。婁思修兵死無後，其板析而為薪，所存不能什二。唐、程二集幸無恙。金治、文渭師兄弟覆為程刻《耦耕堂集》以續之。唐遺稿尚多，惜無人為之補刻。遠近來購四先生集者，久有缺逸之嘆。吾宗開倩暨其伯子扶照，嗜古好學，慨然以復舊為己任，因遂捐金，先校李集付諸梓，將次第及於婁之缺板，唐之續稿，以成大觀。
《居易堂集》二十卷，清徐枋撰。清康熙刻嘉慶二十年（1815）鶯湖趙氏得板重印本。此本有嘉慶二十年趙筠《得居易堂集板序》：
其所刊《居易堂集》者，世但間有印本，而板不知所在，歲月浸久，麻沙靈散，詢諸坊人，卒亦邈不可得。板初刊在爛溪潘氏，潘氏中落，輾轉失守。今年冬，偶過親舊家，見有捆束塵積，若度閣數年不一動者。示之《居易堂集》也。余亦不暇詳所繇來，亟購之歸校，以原印之本，板凡缺失者若干，蝕損者若干，修合完整，棄藏於家，亦以謝潘氏責也。
書板流通，多為後人得板重印，既可為古書作續命湯，又可繼續嘉惠學林。滎陽悔道人輯､顧湘參校的《汲古閣刻板存亡考》，其中有一種記錄為版片流通之證。《八唐人集》云：
板向為山東趙秋谷先生以白金二百易去，今板現存益都趙氏。常州臧在東曰：余在山東畢中丞節署時，偶游濟南書肆，見新印《八唐人集》，字跡完好，與初印書相去不遠。
趙秋谷，即趙執信，康熙十八年進士。由此可見趙氏得此版重印，且與明末毛晉汲古閣原刻「相去不遠」。
而書估得版重印例甚多，民國年間的上海、北平、蘇州都有操此業者。蔣鳳藻輯《心矩齋叢書》印行未廣，世或未盡見，1925年，蘇州江杏溪文學山房得是刻之版片，整理殘缺，得書七種，即再刷版印行ㄝ以廣傳播。七種為洪頤煊《漢志水道疏證》四卷、文震孟《姑蘇名賢小記》二卷、邵晉涵《南江札記》一卷、沈欽韓《蘇詩查注補正》四卷、嚴可均《鐵橋漫稿》八卷、桂馥《札璞》十卷、孫經世《經傳釋詞補》五卷。江杏溪於此得版重印本又刻上「吳縣江如禮杏溪鑒考書籍印」、「吳縣江氏文學山房珍藏之印」。
另有一例說明假借名人作序官司敗訴，導致的結果卻是毀版。繆荃孫《藝風堂文別存》卷三《有學集跋》云：
牧齋尚書《初學集》一百十卷，瞿忠宣公為刊於崇禎癸未。入國朝，所撰未刻稿手編五十卷本《初學集》，舊例名曰《有學集》，在從孫遵王處ㄝ流傳於無餳鄒流綺，漪刻於康熙甲辰，是第一刻也。鄒又刻吳梅村《綏寇紀略》，借名吳伯成興祚序。伯成控諸有司，至毀其版，此集遂同毀矣。趙刻《敏求記》，假傅王露序，亦經官毀版。
鄒為鄒式金，鄒刻即清康熙十三年（1674）鄒式金刻本。趙刻為清雍正四年（1726）趙孟升松雪齋刻本。
書版既竣，則刷印無數，事成，大多藏於本宅某處，或本族祠堂，或坊間壁角，或刻字鋪，或藏經樓，或衙署，或書院。如宋歐陽修的《歐陽文忠公全集》一百五十三卷，清乾隆十一年（1746）歐陽安世刻增補印本，末有乾隆十一年歐陽安世跋云：
於是鳩工聚棗,就祠舉事,仍謀宗族首祠事者各出藏本,互相校訂,自冬十一月至明年六月集成。是集也，向之訛者以正，而疑者闕焉，不敢妄增損一定，存其真也。板二千六百餘面，並藏於吉州刺史公祠。
但以時間上看，書版難有百年長守之局。以毛晉汲古閣而言，當年刻書之多非晉莫屬，然時過境遷，晉刻精本之品，卻為後人做薪炊之物。傳晉孫不知何名，性嗜茗飲，購得洞庭山碧螺春茶，虞山玉蟹泉水，獨患無美薪。因顧《四唐人集》板而嘆曰：「以此作薪煮茶，其味當倍佳也。遂按日劈燒之。」而《四唐人集》中有《唐英歌詩》一種最為善本。所以再嗟乎都沒有用的。（版存坊間之例，可參閱津前兩年所寫《線裝書的印數》）
我沒有細想那麼多坊刻本的木板都到哪裡去了，但我相信，大都是因兵燹以及回祿之災。對於書來說，歷代的兵燹，是其損失之主因。明謝肇淛《文海披沙》卷六敘《物聚必散》云：
大凡尤物，聚極必散，毋論貨財，即書畫器具，裒集甚難。而其究也，或厄於水火，或遘於兵燹，或敗壞於不肖子孫，或攘奪於有力勢豪。黃俞邰有《徵刻唐宋秘本書例》云：
大梁周子梨莊，櫟園司農長公，世以書為業。嘉隆以來，雕版行世。周氏實始此事，游宦所至，訪求不遺餘力。閩謝在杭先生，萬曆中鈔書秘閣，後盡歸司農。兩遭患難，數世所積，化為烏有。
宋蔡襄的《宋端明殿學士蔡忠惠公文集》三十六卷，有《別紀補遺》二卷，明徐燉輯，清雍正十二年（1734）至乾隆五年（1740）蔡氏遜敏齋刻本。《別紀補遺》謝肇淛序云：
先生有集，向行於世，自莆陽兵燹之後，梨棗為灰，余足跡半天下，覓之不得也。
又明崇禎十二年（1639）左光先刻清康熙李榮芳修補印本《宋李忠定公奏議選》十五卷，此本李榮芳識語云：
其子又玄，繼成厥志，鏤版藏家，游經兵燹，原版殘失過半。一場兵火焚掠之後，藏書家所有奇書秘冊，頓時灰飛煙滅，其中應有大量私家坊間刻書的版片。
《歸田瑣記》卷三記載了一段福建麻沙書版被毀之事，云：
弘治十二年，吏科給事中許天錫言：「今年闕里孔廟災，邇者福建建陽縣書坊被火，古今書板，蕩為灰燼。上天示戒，必於道所從出，文所萃聚之地，乞禁偽學，以崇實用。」
明代建陽縣之書坊，一家挨一家，鱗次櫛比，而祝融肆虐，損失真是不可估量。
津曾見清咸豐二年（1852）重刻乾隆刻本的《淮安府志》。此書有陳琦序云：
《淮安》《山陽》二志，版存三台閣，嘉慶乙亥年，寺僧不戒於火，版片煨盡。
又楊慶之序亦云：
吾郡志書，自衛郡伯修後，板藏吾邑三台閣，乙亥歲毀於火。
看來，書版盡付祝融的例子也是有的。
乾隆七年（1742）正月初八日，湖廣總督孫嘉淦謹奏，為欽奉上諭事。
上諭：朕聞謝濟世將伊所注經書刊刻傳播，多係自逞臆見，肆詆程朱，甚屬狂妄。爾等可寄信與湖廣總督孫嘉淦，伊到任後，將謝濟世所注經書中有顯與程朱違悖抵悟，或標榜他人之處，令其查明具奏，即行銷毀，毋得存，悉行焚毀。再飭湖南藩臬兩司並嚴飭謝濟世將已經刷印送人之書，悉行查出，陸續追取銷毀，毋得存留傳布。再謝濟世為人樸直，頗知自愛，其居官操守甚好，奉職亦勤，誠如聖諭，可保無他。朱批：所辦甚妥，止可如此而已。
謝濟世，字石霖，號梅莊，全州人。康熙進士，授檢討，雍正間官御史。直聲震天下，以劾田文鏡遣戍，又以注釋《大學》不宗程朱，坐怨望論死。得旨寬免。高宗登極，授湖南糧道，復坐事解任，事白，改授驛鹽道。謝濟世將所注經書刊刻傳播，在皇上眼裡，真有點罪不可赦。所以追繳經書，銷毀刊板，勢在必行。皇上畢竟是皇上，這點小技也是本事，他本就是內廷禁軍、大內高手之總頭領，小口一張，竟能讓老謝舔血思痛，再輕拂而下，你老謝還想怎樣？不是已落實政策了嗎！這又豈是孫嘉淦等人能學得了的嗎？而三十年過後，就又是另一番景象了。
書籍的版片，在流傳過程中，有一個方面值得引起注意，那就是在特定的政治環境中，被人為地扼殺，被大量地毀掉。乾隆年間編纂《四庫全書》，乾隆三十九年八月上諭明言：
明季末造，野史甚多，其間毀譽任意，傳聞異辭，必有詆觸本朝之語。正當及此一番查辦，盡行銷毀，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風俗，斷不宜置之不辦。
後來由軍機處、四庫館分別令各省隨意收繳，前後近二十年。毀去圖書三千餘種六七萬部以上，種數幾與《四庫全書》收書相埒。
收繳過程中，殃及池魚並接踵而來的則是作者著作的書版。我在《清內府刻書檔案史料匯編》中查得十餘例，都是乾隆年間的，茲列出數條，以見一斑。
三十九年十一月三十日，湖北巡撫陳輝祖奏：
臣於現在繳到書內，檢查得《博物典彙》一部《前明將略》一部，其中竟有悖逆不經之語。謹將原書二部封固進呈，請旨銷毀。但該二書既鋟有板，此等鴟鳴狂吠，豈容潛匿流傳，臣一面通飭各屬，再行詳查，並分咨各省，如有前書及版片盡數銷毀。朱批：知道了。
同日，安徽巡撫裴宗錫奏：
《田間詩集》、《田間文集》、《香雪庵集》、《一木堂詩集》、《潔身堂文集》等，俱有詆毀、觸礙、譏刺語句，惟各項書籍均經刊板，此等悖逆偽妄板片，斷不容其存留，貽惑後世。務期必獲，盡行銷毀。
四十年四月十四日，江西巡撫海成奏：
新城縣查起應毀《孔正叔文集》書板九十四塊、金溪縣查起《明紀編年》書板一百四十四塊，一並解送軍機處。
四十年五月二十二日，浙江巡撫三寶奏：
起出《幾亭叢書》書板一副計八百九十一塊《古處齋詩文集》書板一副計兩百塊、《通紀會纂》書板一副計一百三十八塊。共一千二百二十九塊。
四十年六月初二日，兩江總督高晉奏：
又起到《闡義》等書板八種，計五千七百四十九塊。
四十一年二月二十九日，河南巡撫徐繪奏：
李贄《焚書》一部，令舒赫德繳送應毀書籍及版片到京。
四十一年四月十六日，湖南巡撫覺羅教福奏：
《獨秀軒集》一部，查此書係湖南長沙府攸縣人胡作傳著。內有《旗下山》、《菩薩衫》詩二首，語含譏刺。係胡作傳族孫胡環水繳出，應行銷毀。隨查據縣民胡成興繳出不全板片二百一十四塊，據胡成興供稱，伊故父胡虔佔於乾隆十八年間，見胡作傳幼孫胡紹言將書板作柴煮飯，用米數斗換回，查點缺失過半，是以未經印刷，今已盡數繳出，並無藏匿。現在胡紹言亦已病故，再四駁查，實無遺漏。謹將查出書板，遵旨解交軍機處銷毀。
四十一年十一月初四日，江西巡撫海成奏：
查獲《肖九生集》書板四百二十五塊、《已吾集》書板一百二十五塊、《壺山集》書板三十一塊，一並附解軍機處。
四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高晉奏：
江寧縣繳到《鴻書》書板八百八十塊（不全）、《尺牘新鈔》抽板六塊、《金堡文集》書板十二塊等八種計九百二十二塊。
四十四年七月初九日，兩江總督薩載奏：
又《別裁集》等書二千二百三十二部，又《天傭子集》等板九副，共一千四百二十六塊，呈請奏解前來。分別裝箱，管解進京，送軍機處查收辦理。
四十四年七月十二日，江西巡撫郝碩奏：
所有已經奏明應毀之書，其印本板片嚴飭各屬設法收繳。先於上年八月間，解過書五千八百二十九部，板一百六十七塊。自上年九月至今，據各屬陸續呈繳到局書五千六百七十二部，計二萬六千九百八十八本，又版片二十二種，計四千三百八十六塊。分別裝箱，委員解於進軍機處查收，請旨銷毀。
四十六年二月十二日，直隸總督袁守桐奏：
奉上諭：閱奏繳銷毀書籍內，有河南省解到之明仁宗所製《天元玉曆祥異賦》及不知撰者名氏之《乾坤寶典》二種。此等天文佔驗、妄言禍福之書，最易淆惑人心，自未便存留在外。恐各省查辦，未能搜查淨盡，著傳諭各督撫，令其詳悉搜繳解京，並查明有無版片，一並解送銷毀。將此諭令知之。
當年，收繳到的違礙書籍，由於實在太多，又經各省督撫分起送到，向例俱交存方略館，但箱梱為數甚多，房屋已不能容，多繫於院子內堆積，官員以為應急為焚毀，方不致轉有疏失。後來，,奏准酌派軍機滿漢司員眼同監看，在武英殿字爐盡數燒毀。
那麼收繳的版片呢？有三種下場：
一作柴火。乾隆四十五年（1780），由軍機處交去江西等省解到《名堂緒論》等書板共八次，應銷毀廢板二萬一千九百八十三塊，經查驗，這批版片俱係雙面刊刻，厚達四五分不等，難以鏟刻應用。所以根據向例，凡外省解交武英殿版片，均交玻璃廠作燒柴應用，若有軍機處奏交武英殿版片，據軍機處原奏轉交玻璃廠作為燒柴應用。此項版片照例交造辦處玻璃廠劈碎作為硬木燒柴應用。
再如乾隆四十七年（1782，山西等省解到雙柏廬等書共四次，應銷毀廢板共一萬六百二十五塊，這些版片經奏明後，交琉璃廠作燒柴應用。
一作劈銷。乾隆三十九年（1774）十二月初四日，江蘇巡撫薩載奏，《吾學編》、《蒼霞草》、《遼金小史》、《酌中志》、《孤樹裒談》五種，書板一並劈銷。真是粉身碎骨，連回爐的機會也沒有了。
一作廢物利用。乾隆三十八年（1773）十二月十七日，大學士舒赫德等謹奏：
查從前奉旨諭令各省將錢謙益《初學集》、《有學集》等書解京銷毀，前經臣等將解到各書奏交內務府燒毀，續據各省解到《初學集》等書共二萬三十一本，又未釘者四十部，理合奏明，仍交內務府燒毀。再查有解到《初學集》等書板片共二千九十八塊，應交武英殿收查，其中或有尚可鏟用者，作為刊刻別項書籍之用。其殘損澆薄者，即行燒毀。
版片不易保存，宋開寶四年（971），宋太祖敕高品、張從信往四川益州雕《大藏經》版，至太平興國八年（983），費時十二年，版成，計十三萬塊，凡五千四十八卷，量可謂大焉。即使當年一塊不缺，若干年後則難保此數，連原因都是說不清的。乾隆四十年（1775）三月十九日，浙江巡撫三寶奏：「起到明鄭曉《吾學編》書板一副七百六十一塊，按其書頁較對，原版內缺少三十七頁，詢其後人鄭炳衡，稱原係先人所刻，堆貯貯年久，其遺失實不知其原委等語。」此例是指民間。
曾見《新刊宋學士全集》三十三卷，明嘉靖三十年（1551）浦江知縣韓叔陽刻本，卷三十三末刻：「本祠臨街店房柒間，每年每間該賃錢陸錢，共該銀四兩二錢，二次共銀十一兩五錢三分二釐三毫。每年本縣追收貯貯庫，以備修理本祠，及上司本縣刷印全集紙張工食之費，庶不科擾里申。書一千四百零七張，板七有五十七塊。嘉靖辛亥孟冬十月刊行。」或許縣官大人刻書的版片，也是置放本祠臨街店房裡的。
明代的司禮監，內設經廠庫，藏祖宗累朝傳遺秘書典籍，以及各種書籍版片，皆由提督總其事，下又有掌司、監工等。儘管如此，管理不嚴，致使圖書多被匠夫廚役偷出貨賣，公然羅列市肆。而版片則濕損模糊，甚或劈毀以禦寒，去字以改作。據萬曆年太監劉若愚《酌中志》中所載，有《五倫書》、《周易大全》、《書傳大全》、《詩傳大全》等一百六十五部書之本數、頁數（即版片），而今，四百餘年過去，其片版早不存。
然而，版片即使保存在皇家的武英殿中，也並非萬無一失。康熙年間，首開武英殿書局，康熙十九年（1680），將左右廊房設為修書處，掌管刊印裝潢書籍之事，武英殿所刻之書凡存而不發者，皆貯於敬思殿，後敬思殿則成為存儲版片之處。同治八年（1869）武英殿被火，燒毀正殿、後殿、殿門、東配殿、浴德堂等外，書籍版片毀去不少。實際上，在被火之前的咸豐六年（1856）十一月初九日，武英殿官員即有摺子報告：「本處查順治年間《御注孝經》，本殿現有庫存書三十九部，其板片無存。又查雍正年間《御纂孝經集注》，書板俱無。為此呈報。」
還有一事，也發生在武英殿內，卻是令人匪夷所思。《竹葉亭雜記》卷四有載：
《駢字類編》書板久不存，人家有藏者，亦據為奇貨。嘉慶甲戌夏，武英殿奏請清查板片書籍。時同年謝峻生編修為提調官，查至南薰殿，見爐坑內（燒火坑出灰之坑，都中名曰爐坑）有物貯焉。命啓之，板片堆積，審之則《駢字類編》板也。核校短二千頁，因奏請刻板千補之（板兩面刻字，故只用千板）。今此書發賣，士子俱得見之矣。
看來，武英殿刻書的版片也不全部存放庫房，但置於爐坑，卻是想不到的事。
光緒二年（1876），左宗棠奏准請領書籍現存書板，但他只取到《佩文韻府》、《袖珍淵鑒類函》、《唐宋詩醇》、《十三經註疏》、《文獻通考》、《前漢書》、《後漢書》七種，而《周易折衷》、《書經傳說匯纂》、《詩經傳說匯纂》、《春秋傳說匯纂》、《三禮義疏》、《性理精義》、《唐宋文醇》、《袖珍古文淵鑒》、《史記》、《四書》、《文選》十一種的書板，已無蹤跡可尋。
光緒年間，由於朝廷想重印列聖聖訓，光緒帝有旨「歷朝聖訓板片是否齊全，即行詳細查明，咨覆等因前來」。光緒五年（1879）正月十七日，武英殿修書處官員有摺子報告軍機處：
遵即查得本處現存《高宗純皇帝聖訓》（清文版）一萬八千六百塊，多半糟少朽模糊且有殘缺；《文宗顯皇帝聖訓》（清文版）八千五百六十二塊內，糟少朽模糊二百五十三塊，殘缺六十一塊；《文宗顯皇帝聖訓》（漢文版）三千一百九十九塊內，糟少朽模糊二十四塊，殘缺十一塊。
可見不僅是數代帝王留意刊刻的重要典籍，抑或是皇家祖宗的「聖訓」，也並不是後代帝王子孫所能保管得好的。
當然，朝廷中保管版片的不僅為武英殿一家，禮部也有所屬之版片庫，由本部堂官委任所屬司員管理庫事，但並無定員。其版片庫貯有《欽定三禮義疏》、《大清會典》、《大清會典事例》、《大清通禮》、《禮部則例》、《科場條例》等。羅繼祖先生是現代史學大家，他的筆記《楓窗三錄》大有學問，中有「版片」一則，尤證武英殿板貯情況、偷盜情況以及羅先生之親歷。有云：
武英殿板貯殿旁空房中，積年久，不常刷印，遂為典守者盜賣無數。光緒初，張廣雅之洞官翰林，擬集貲奏請刷印，以廣流傳。或阻之曰：「公將興大獄耶？板久不完，一經發覺，以歷任殿差者皆將獲咎，是革數百人職矣，烏乎可？」廣雅遂止。殿旁余屋為實錄館供事所據，為赴館便也，宿食於斯。冬日炭不足，則劈殿版代炭。又有竊板出者，刨去板字售於廠肆刻字店，每板易京當十泉四千（合制錢四百文）。板皆紅棗木，厚寸許，經二百年無裂紋，竟陸續毀於若輩雜役，故每曝一次必盜一次，亦有學士自盜者（《清代野記》中）。因此憶及吾家書板，吾家著書之刻板者，初皆零星小部，如《陸厝所著書》、《五史斠議》、《王無功集》、《金石萃編校字記》等。嗣官京師刻《宸翰樓》、《玉簡齋》兩叢書，在津沽又刻《永豐鄉人稿》、《雜著》、《昭陵碑錄》及《茫洛》、《鄴下》、《廣陵冢墓遺文》各編，板積日富。居旅順時，以分置書樓樹下大屜中。1945年旅大光復後，與書籍同移出，散亂無紀。予在旅順廢廟理書，廟中住領導人某，取書板劈以代薪取暖，棗木不易燃，且劈且詈，予噤不敢阻，以板出吾家，懼言則啓嫌也。劈且盡，尚餘一二板。書理畢，將移藏市館，忽有檢得板者，大詫曰：「此宋板也，胡委是！」亟令飾而藏之，予為忍笑不禁。今尚在市館。
請注意，「板皆紅棗木，厚寸許，經二百年無裂紋」，那可是上佳之刻材。領導懼寒，以薪取暖，但不易燃，居然也是棗木。說是「今尚在市館」，那必定在大連市圖書館無疑，如今六十餘年逝去，棗木版片安在否？
私家對保護先人著作，也可謂盡心盡力。以清末名臣張之洞為例，張之集，名「張文襄公全集」，1928年王樹柚編。據「張文襄公祠保存全集板片規則」：內一《張文襄公全集》，由漢冶萍公司籌撥刻資，由王晉卿布政擔任編纂，計板片四千三百一十九塊，共五十八箱，由張府委託本祠保管。一板片由王宅運部堂官委任所屬司員管理庫事，但並無定員。一板片由王宅運來，所有箱價、運費由本祠付訖。一板片由本祠備置箱架，以防潮濕。一板片由本祠敬謹儲藏，無論何人不得移動。一板片頗有破損，由本祠補刻完全。一凡自費印資，欲刷印全集者，須商得本祠董事會同意。一凡刷印全集，一律在本祠動工，不得將板攜出。一凡刷印全集板片，應妥為保護，如有損壞，應付賠償之責。由此可見，各項措施，都是為了保護二版片的安全。如今，僅八十年，《張文襄公全集》之二版片之事，則是「泥牛入海無消息」的了。
版片的保存，極為不易，有時還要經得起「折騰」。就拿黎庶昌輯印的《古逸叢書》來說，這兩面刻字的大塊版片，也曾有令人難忘的經歷。這些版片最早藏於李鴻章創辦的江蘇官書局（蘇州城南十全街燕家巷之楊家園）內，1914年，地方士紳沈維驥呈請江蘇巡按使韓國鈞創辦的江蘇省立第二圖書館（後改名為江蘇省立蘇州圖書館），江蘇官書局即併入該館，改名為官書印行所。官書局自成立至1914年，共刻印書206種。其所存的十餘萬片版片，即藏於蘇州圖書館內。民國間，每年都要將這些書版煮過陰乾保存。1951年，館舍借給蘇南工業專科學校使用，將書版移至城東昌善局。1952年，昌善局僻為動物園，又將書版轉至西園寺藏經樓。兩次搬遷中，書版略有損失。1958年在「大躍進」中，吳縣九連鋼鐵廠農民工住在西園寺中，把這些書版當柴燒，待蘇州市圖書館的工作人員趕到制止，又失去一些。書版後來運至公園路蘇州圖書館，至1960年，奉江蘇省文化局令，所剩書版全數移送揚州廣陵書局，其中包括《古逸叢書》版片。
20世紀的40年代以來，書可秤斤做還魂紙，那刻書的書板呢？我瞭解的是，有小部分書之版片可謂糟極。來青閣書估言及顧師廷龍先生，有《楹書隅錄》書板，擬按柴價加半求售，即每擔九百元，計二十五擔。又趙之謙《仰視千七百二十九鶴齋叢書》（清光緒中會稽趙氏刻本）六集，書板亦將為燃料，皆蟫隱廬售出。顧「力不能收，徒呼負責！如書有留存，將來不難重行排印也」。1957年1月13日，鄭振鐸至琉璃廠，「至來熏閣，取回《四唐人集》。晨聞孫助廉云：來熏閣曾將董刻數書的木板作柴火燒去。這時，細細訪之，知只燒去二十多塊，已嚴禁其再作此舉矣」（鄭振鐸《最後十年 1949—1958》）。
我知道，國內也有一些圖書館收藏書版，如上海圖書館。1962年，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長方行指示上海圖書館，上海有些人家有木刻書版可以徵集保存，將來有的書版還可印刷一些，由上海舊書店發賣。當時顧廷龍館長曾想起金山錢家、南匯顧家都是刻過書的，於是他就托人向金山高君賓探詢這兩家書版的情況。高說，現在都沒有了。隔了一段時間，高找顧說，他父親高吹萬《吹萬樓詩集》的木版存在杭州，願意捐獻。顧接受了這一批，並請保管部主任趙興茂專程去杭州取了回來。
天津圖書館藏有金鉞所刻書版，金鉞喜鄉邦文獻，編刻書籍頗多。今存十五種，為《許學四種》、《津門詩抄》、《天津金氏家集》、《天津文抄》、《金剛憨忠表忠錄》、《重刊廣瘟疫論》、《補注廣瘟疫論》、《王仁安集》、《屏廬叢刻》、《妙蓮花室詩詞抄》、《戊午吟草》、《銅鼓書堂詞話》、《吟齋筆存》、《髦學齋日卒語》、《古泉叢考》等。共木刻書板四十八箱，2388塊版片，有部分單面刻字。這批版片「文革」後期被調撥到北京中國書店，2004年天津圖書館古籍部主任李國慶通過努力，又從中國書店索要回來。李國慶做了一件大好事，功不可沒。
而廣東中山圖書館也保存了廣雅書局刻書的許多版片，有20萬塊左右。廣雅書局於光緒十四年（1888）成立，所刻經史子集之書甚多。辛亥革命後，書局停辦，版片存於局內，並無損失。1920年時，廣雅書局易名為「廣雅版片印行所」，利用原存版片，擇取其中尺寸大小差不多者，由徐紹棨（信符）編為《廣雅書局叢書》（清光緒中廣雅書局刻，1920年番禺徐紹棨彙編重印本），《廣雅書局叢書》收書計159種，銷行甚廣。
1975年時，上海圖書館的古籍版本訓練班即將結業，於是有參觀浙江湖州南潯劉氏嘉業堂之行。事前，我告之浙江省圖書館古籍部谷輝之君，請他和嘉業堂方面打招呼，並安排參觀、住宿等一切事宜。嘉業藏書樓建於1924年，一樓平房內，存放著《四明叢書》、《雍正御批》等書的版片。為了防潮，工作人員在書架底部墊有磚頭，記得室內陰暗，沒有照明設備，這大約是為了防火，而切斷了電源。據介紹，其中《四明叢書》的版片就有兩萬多塊。全部版片的來源是浙江官書局書版12萬多張、私人捐贈6萬多塊、嘉業藏書樓劉承幹原藏5萬餘塊。由於版片的多次轉徙、屋宇的屢屢修繕，夏天冬季，冷熱漲縮，保管條件的不盡如人意，致使版片損失嚴重，遺失有六七萬塊，因受潮、蟲蛀、斷裂的3萬多塊，所以僅存13萬塊左右。
書坊是從事雕版印刷的基本所在。福建閩西的四堡，一個客家人聚集的偏僻小鎮，居然是國務院2001年公佈的全國第五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之所以被「重點保護」，就因為它有四堡古書坊的建築群。四堡在清代鼎盛時期，僅鄒氏霧閣村和馬氏馬屋村兩處，就有一百餘家書坊，所謂「印坊櫛比，刻鑿橫飛」也。四堡今有雕版印刷展覽館，陳列有當年烏黑斑駁的雕版，這種雕版是家族賴以生存的財富，有了雕版，就可刷印成書，就可售賣，就可傳世。據說，當年鄒氏、馬氏兩大家族的弟兄家產分割書上，排列第一位的就是雕版的種類和數量。
有人說：「上一百年，最遺憾的倒不是毀了多少書，而是毀了流傳了幾百年的老書板。」這是有見地的話。有了書版，就有了源，春天來了，就可「刷又生」。書板毀了，書源也就「枯乾」了。如今揚州雕版印刷博物館和中國書店等單位還保留著一些清代及民國的雕版。民間和私人手中的版片則數姜尋兄收藏最富。姜尋兄是詩人、書籍裝幀設計家、出版家ㄝ也是我的朋友。多年前，他就不惜重金，大量蒐羅雕版，以個人之力創建了民間雕版博物館。幾天前，電話中向他討教版片之事，他有數例說明之，並說他有一些關於版片的材料可以提供給我。我說，以後吧，我要見到實物，才有想法ㄝ我的小文只是急就章，先人博客，以後再說。
津不敏，於雕版版片之學問，實有大不知者，如有人取一舊版片，詢之為梨?？棗？或他木？津拿在手裡，必然是一頭霧水，迷茫而分不清南北。此必高手，老法師方能辨之。一塊舊版片如此，如詢之以內涵，那學問就更大了。
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造紙、活字印刷術、火藥、指南針）對世界有卓越的貢獻，而隋唐時發明的雕版印刷乃至後世的石印、影印，都是值得細細研究的課題。這篇小文只限於舊時雕版印書的版片以及版片的消亡，版片的事，很值得細做，應有人去作研究，可以去做更大的文章。當然，那是搞中國出版史、中國印刷史、中國版本學的專家的事了。
本文原刊天祿論叢第一卷，第72-91頁，2011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