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皆貴金不貴書，書價誰知倍不足--說清代的書價（上）
世皆貴金不貴書，書價誰知倍不足--說清代的書價（上）
沈津
書歷來都是商品，在各種商品的物價中，書的價格有著特殊意義。有位朋友在北京某出版社工作，業餘時間就在研究書價，他想寫一本有關中國書價的專著，即收集自宋至清末各個不同時期的書價（包括刻本､抄本、版畫等），加以分析排比研究，但雖經努力，成績卻不甚理想。他告訴我，不易著筆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第一手的資料難得。此外，也不知道什麼書中有零星的點滴資料可覓。我認為這個題目去研究，是件好事，只要有心去做，必定會修成正果。所以，我費了一些工夫，從舊日的讀書筆記中尋得多則，錄於下，或對朋友的研究有些許小補。
書價的資料太少，尤其是清初，所以很難查找。上海圖書館藏《顏氏家藏尺牘》，有李漁致友朋札一通，云：「漁行裝已束，刻日南歸，所餘拙刻尚多，道路難行，不能攜載，請以貿之。同人或自閱，或贈人，無所不可。價較書肆更廉，不論每部幾何，但以本計，每本只取價五分，有套者每套又加壹錢。南方書本最厚，較之坊間所售者，一本可抵三本，即裝訂之材料工拙，亦絕不相同也。不用則已，用則別。」李漁是明末清初文學家、戲劇家，明末秀才，入清後無意仕進，從事著述，後居於南京，其居所即為「芥子園」。李曾開設書鋪，編刻圖籍，他既為書商，便有他自己的生意經。此札可證售書以冊計，且每冊紋銀五分，如一部書以三冊計算，那即為一錢五分。有無函套，裝幀不同，價也有異。如若李漁不欲南歸，並不急於找友人處理這批圖書，那麼書價必不至廉。清初書價資料，極難得，此其一證也。
清初常熟毛氏《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也列有價目，讀者諸君自可閱之，至於其他文集（含題跋）、筆記中也略有涉及，但不多。
喬衍琯先生有《乾嘉時代的舊書價格及其買賣—讀蕘圃藏書題識札記》一文。黃丕烈是清代著名藏書家，他蒐集的善本書裡，多寫有自己的題跋。其中涉及當年購書的價錢，喬先生於此得出：從乾隆末年到道光初年的四十多年中，書價是有變動的，而且這中間的銀價、物價也影響到書價；從明末毛氏汲古閣到黃氏的百餘年間，書價漲了數倍乃至六十倍：算出了當時番錢合銀兩的比價；收書的時間不同，價也懸殊；書價可以商榷，逾時書即漲價，得書與借錢，二者不可兼得；書估哄抬書價，書估利潤可觀，用家刻書換書，藏家之間也相互買賣等。黃丕烈跋中的這些材料，都非常有用，且是研究中國貨幣史的專家學者所不注意的實例，經喬先生的提示，研究者必將多受裨益。黃丕烈晚年，其長孫習業，開設書籍鋪，其家藏圖書亦皆鋪中之物。
張美川頗嗜古書，因向黃氏購宋刻本《纂圖互注荀子》二十卷。黃氏致張信云：「鋪中以市道待人，何妨議價乎？且計較多寡矣無已。擬直拾洋，合繩錢每冊一六，不為多也。特送上，即希付價與來人。實緣今日乃掛牌吉日，取生意興隆，得此十金，是佳讖也。敢以實情奉告，諒允行矣。外附去元版《通考》一函，實直六洋，留則給值，否則還書可也。」黃氏為藏書家，他的另一面則是賈人，所言直為生意人語。
我選擇書價的第一手資料，是基於清代刻本的書名頁上所鈐「木記」。此「木記」材料為木，非石質，或方或長或圓，乾隆刻本往往在書名頁的右下角，嘉道以後，則或左下角或右下角不等。因為這種「木記」中的內容都是該書的售價，和明代萬曆及天啓、崇禎時一些圖書書名頁左下方有售價的「木記」一樣，是明季刻本有書價資料的延續。這種有書價的「木記」較稀見，它是當年坊肆書賈所鈐，對於研究中國貨幣史、物價史、圖書史、出版史者來說，是第一手的不可或缺的資料，而且不見於它書之記載。
以下為我所經眼的清代刻本（含活字印本）的書價材料，並以時間先後列如下：
《醫門法律》六卷，清初葵錦堂刻本。書名頁刻「醫門法律。豫章喻嘉言先生著。是集窮致物理，發明心地，法開廣大之門，律簡微細之慝，言言間奧，字字竿頭，儼具藥王手眼，醫聖爐鞲。敬授之梓，以為世範。葵錦堂主人識」。並鈐有「價紋壹兩貳錢不折」木記。「不折」者，不打折扣也。
《撫豫宣化錄》四卷，清雍正五年（1727）刻本。序之第一頁下鈐「價值紋銀拾肆兩正」。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經史待問三略》不分卷，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刻本。書名頁刻「經史待問三略。乾隆癸巳仲冬。經史識略附策。經濟要略附策。經史紀數略。一本堂藏板」並鈐長形術記「甲午增校定本，實價紋銀壹錢，不折不扣」。甲午，當為乾隆三十九年（1774）。此書稀見，不見各家書目著錄。坊賈深知顧客討價還價，頗費口舌。索性開誠布公，「不折不扣」，價僅壹錢，沒有商量餘地。
《安居金鏡》八卷，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周氏壽南堂刻本。書名頁刻「安居金鏡。錢塘周梅堂手輯，仁和王司直參閱。壽南堂藏板」。鈐有「仙根周氏圖書」及「每部紋銀實價四兩」木記。周南序署「錢唐周南梅堂氏書於壽南堂中」，壽南堂為周南堂號，則此為其自刻本。此為趨避書，民間百姓，富商大賈，均以冀求平安為要務。此書價甚貴，當非一般人所能購買，乃奇貨可居之書。
《甫里逸詩》二卷，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周氏易安書屋活字印本。卷上姓氏目錄後鐫「印一百部，五十分送四方，五十待售紋銀貳錢」。此為私家活字印本，每部紋銀貳錢例。
《紅樓夢》一百二十回，清代有乾隆五十六年萃文書屋活字印本及乾隆五十七年（1792）萃文書屋活字印本二種。清毛慶臻《一亭考古雜記》云：「乾隆八旬盛典後,京板《紅樓夢》流行江浙，每部數十金，至翻印日多，低者不及二兩。其書較《金瓶梅》愈奇，愈熱，巧於不露，士夫愛玩鼓掌，傳入閨閣，毫無避忌。」弘曆八旬盛典後,當為乾隆五十五年（1790）之後，所謂「京板《紅樓夢》」，即乾隆五十六年萃文書屋活字印本及乾隆五十七年萃文書屋活字印本。書價，以原本流傳稀少為貴，一旦翻印重刻，則為習見，但是低者不及二兩，那高者或數倍於是。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二百卷，清乾隆六十年（1795）沈青等刻本，藏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書名葉上鈐有紅色圓印「遵照文瀾閣本敬刊」。又有長方印，鈐「奉憲印行。每部制錢二十四兩,，定價不貳」。末有阮元撰「恭紀」，云：「乾隆四十七年（1782），《四庫全書》告成，特命如內廷四閣所藏，繕寫全冊，建三閣於江浙……《四庫》卷帙繁多，嗜古者未及遍覽，而《提要》一書，實備載時、地、姓名及作書大旨。」「乾隆五十九年（1794）浙江署布政使司臣謝啓昆……恭發文瀾閣藏本校刊，以惠士人。貢生沈青、鮑士恭等咸願輸資鳩工蔵事，以廣流通。六十年（1795）工竣。」這是我所見到的清代刻本所鈴木記中記錄書價最昂的書，二十四兩，絕對不是一個小數字，當然,此書也是大部頭，有一百十二冊之多。
《陳忠裕公全集》，清嘉慶八年（1803）籃山草堂刻同治印本。書名頁有「同治己巳五月重古廬何氏重修刻刷。每部工價洋錢兩圓四角」。同治己巳為同治八年（1869）。
《古文苑》九卷，清嘉慶十四年（1809）孫氏重刊宋淳熙本。書名頁有「古文苑九卷。宋淳熙本重刊」。並鈐有小木記：「工價紋銀壹兩捌錢」。
《隸韻》卷附碑目一卷考證一卷，劉球撰。清嘉慶十五年（1810）刻本。書名頁刻「隸韻。宋石刻本。劉球纂。碑目一卷考證一卷附」。有木記，「板存揚州百尺樓書坊，每部紙墨工洋錢貳元」。
《續古文苑》二十卷，清嘉慶十七年（1812）刻本，封面上有「冶城山館藏版」。鈐有「每部工價紋銀肆兩」。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年華錄》不分卷，清嘉慶二十年（1815）刻本。書名頁刻「年華錄。全謝山先生輯。嘉慶二十年鐫。日新堂藏板」。有木記，「每冊計七折，銀叄錢貳分」。這是打了折的書，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折價處理。
《可廬著述十種序例》（清錢大昭撰）及《既勤著述七種序例》（清錢東垣撰），於嘉慶初合刻出售，封面鈐有價格表，除上述書外，尚有其他三種，當時的價格是：十七種序例（每部一錢四分）、建元類聚考二卷（錢東垣撰、每部一錢二分）列代建元表十卷（錢東垣撰、每部四錢二分）、三國志辨疑三卷（錢大昭撰、每部一錢二分）。
《元遺山詩集箋注》十四卷，清道光二年（1822）刻本。書名頁作「南潯瑞松堂蔣氏藏版」，為家刻本，又鈐「每部發價英洋壹元」。
《群芳列傳》四卷，清道光三年（1823）刻本。書名頁有「道光癸未年，新鐫，盧秀閣藏本」，下鈐「每部板工價紋銀六錢」。
《絕妙好詞箋》七卷、續鈔》一卷，清道光八年（1828）刻本。書名頁有「每部紋銀查兩貳錢」。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關帝全書折中》□卷，清道光十一年（1831）刻本。刻「湖北漢陽縣鐵門關上首大生堂善書局藏書」。鈐有「定價口平實紋銀查兩陸錢」。
《校補金石例四種》，清道光十二年（1832）吳郡李瑤泥活字印本。書名頁有「七寶輪藏定本仿宋膠泥板印法」牌記，並鈐「每部實兌紋銀四兩」朱文長方術記。
《桂杏聯芳譜》四卷，清道光十七年（1837）漱潤齋刻本。書名頁有「桂杏聯芳譜。道光丁酉冬鐫。板存京都琉璃廠東門內路北漱潤齋刻字鋪，每部竹連紙工價銀貳錢陸分，杭連紙工價銀叄錢肆分」。
《撫黔奏疏》八卷，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海寧楊氏述鄭齋刻本。書名頁有「道光二十有五歲在乙巳春三月海寧楊氏述鄭齋重雕」牌記，左下有「每部大錢壹仟肆佰文」。
《關帝覺世真經闡化編》十六卷，清道光二十五年刻本。書名頁刻「關帝覺世真經闡化編。道光乙巳年重鐫。板存京都琉璃廠廠東門外桶子衚衕內路南會文齋刻字鋪每部工價紋銀八錢」。
《詩毛氏傳疏》三十卷，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陳氏掃葉山莊刻本，十冊。書名頁有「每部工價紋銀陸兩」墨記，各卷末左欄外有「武林愛日軒朱兆熊鐫」一行。按：此書為家刻，印量定然不多，成本也高，故書價六兩銀子，雖甚貴，但和書坊之書不同，應屬不牟利者。
《大生要旨》□卷，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刻本。刊「板存京都前門外西首眾善君子施□□□□內路北龍元齋陳姓刻字□□□□，川紙工價紋銀一錢二分，□□□□□」。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春暉堂試帖詳注》四卷二集四卷，清同治六年（1867）刻本。書名頁刻「春暉堂試帖。分的詳注。退思書屋藏板。同治六年孟春新鐫」。有木記，「每部一百八十文」。
《吳興科第表》，清同治十一年（1872）刻本。內有刊板、印數及書價之資料，為難得。此書最初有乾隆五十八年（1793）刻本，然戴氏解組歸田，版已遺失，書之存者，亦寥寥不可多得。嘉慶二十五年（1820）璐子春溪有增補，由毛謨重付梓人印行。至道光二十五年（1845）蔡賡颺又「悉心披覽，參以群書，詳加釐訂」，予以重刻。此道光本有「規條」四則，其一云：「此書板多字少，梓人刻價，連板片並包承辦，故議定每百字白銀一錢八分，其刷印裝訂用太史連紙，每本白銀二錢二分。」「此書初成時，仍以公項刷印百部，分送京外同郡縉紳先生暨留京公車應京兆試諸君。此後索者或多，未能為繼，擬照刷印工價每部取白銀二錢二分交值年收存，為刷印之資。每歲值年處，刷書三十部備用。」然而，歲久漫患，以次續增，故同治十一年，再有重刻之舉。重刻本有續增規條二則，其一云：「此書刷印裝訂原價每部銀二錢二分，現在篇頁較多，議定仍用太史連紙，分訂兩本，外用布套，每部價銀三錢。重刊告成，先提公項刷訂百部，分送同郡京秩及會試朝考諸君。此後如有索取者，每部收書價銀三錢，以抵刷訂之資。」
《舒藝室隨筆》六卷，清同治十三年（1874）刻本。牌記作「同治十三年冬十月金陵冶城賓館刊張裕釗署首」，應為私人出資刻本，又有鈐「定價劃一每部兩洋」。
《金石四例》，清同治李氏活字本。書名頁鈐有朱記「每部實兌紋銀四兩」。
《檀弓論文》二卷，清光緒七年（1881）刻本。書名頁刻「檀弓論文。光緒七年重刊。常州狀元第莊藏板」。有木記「每部工料英洋兩角」。英洋，即鷹洋，舊時來自墨西哥的一種銀元。
《中西紀事》二十四卷，清光緒十年（1884）當密（塗）夏氏江上草堂活字印本。書名頁有「甲申孟夏月用活字版重印於江上草堂」，左下木記鈐「每部實價洋錢壹圓」。
《暗室燈註解》二卷，清光緒十五年（1889）南州植固堂刻本。書名頁有「重刻暗室燈註解。光緒己丑年鐫。此書刷印紙張裝訂每本需工本銀捌拾伍分，如有同志者請赴江西省廣潤門內甲戌坊熊雨粟齋刻字店存板刷印刻捐送姓氏籍貫。南州植固堂重刻。」
《播紳全書》，清光緒十五年春季榮錄堂刻本。書名頁刻「白《文播紳》每部市白銀六錢四分、白《武播紳》每部市白銀三錢二分、袖珍《文播紳》每部市白銀三錢二分、袖珍《武播紳》每部市白銀一錢六分」。發售時間以朱色木戳記於旁，為光緒十五年二月十九日。四種《播紳》四個價。武播紳相較文播紳價錢少一半，那內容也就少一半。一般來說，《紳錄》傳世多為文縉紳，武播紳很少得見。袖珍本的開本較一般本子小，所以價錢也就便宜一半，一分銀子一分貨，倒也合理。十五年是己丑科，一甲三名，二甲一百三十二名，三甲一百六十一名。其中後來名聲較大者如一甲第二的李盛鐸，二甲中有費念慈、江標、葉昌熾、王同愈、金蓉鏡､梁渭等，三甲中如陳三立、邱逢甲、楊深秀等。《縉紳錄》，多為北京琉璃廠的坊肆所刻，記載京朝及外省職官姓名、籍貫、出身、履歷等，乾隆初同陞閣刻《滿漢播紳全書》、乾隆五十七年寶名堂刻《大清縉紳全書》。而鴻遠堂、崇壽堂、五本堂等亦刻賣各種縉紳冊子。所以，買《縉紳錄》的顧客，當是官府中人，因為這是極為實用的「聯絡圖」，對於尋常百姓人家是沒有什麼用的。清光緒十八年（1892）冬季北京榮錄堂刻本《縉紳全書》，原裝紅色函套，內裡粘有該堂廣告一紙云：「榮錄堂縉紳店。本堂專刻各種例書、六部奏定新章程，南紙筆墨減價發售。」下列各書名及價銀若干，如「《新刻律例精言》二錢，《奏對合編》三錢」等。
《今文房四譜》一卷，清光緒十六年（1890）刻本。書名頁有木記，「一得閣寄賣。每部京錢壹千文」。
《音釋坐花志果》八卷，清光緒十七年（1891）竹簡齋石印本。書名頁有「圖詠音釋坐花志果。辛卯年武林竹簡齋石印」。有木記：「是書每冊有夾板計洋叄角正，無夾板貳角五分，托杭城啓源錢莊照本折售，以冀推廣。特白。」
《蘭蕙同心錄》二卷，清光緒十七年石印本。書名頁有「蘭蕙同心錄。光緒十七年春景修。竟芳仙館藏」。有木記「娛園集議定價每部足紋壹兩」。
《達生編》，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慶福齋刻本。書名頁刻「達生編。光緒乙未年重鐫。每本紙張工價錢肆拾文。板存省城鹽道街慶福齋」。
《新訂第四版衛生學問答》，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無錫丁福保疇隱廬石印本。書名頁木記鈐「每部三百文,翻印必究」。
《桐城吳先生全書》，清吳汝綸撰，計六種，清光緒三十年（1904）刊印出售。其中四種封面頁印有價錢。另二種僅作附錄無價錢。當時的價錢是：第一種《易說》。每部定價庫平足銀貳兩。第二種《尚書故》。三兩。第三種《文集》二兩。第六種《尺牘》。三兩。除此之外。又見此書的二個後印本。價錢與前者不同。其一之第六種《尺牘》。每部定價庫平足銀三兩。如與《文集》合售。共四兩捌錢。其餘三種標價同上。其二者。在總目前封面有朱文木記。「每部定價大洋五元整」。此實為全書之價錢。
《天咫偶聞》十卷，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甘棠精舍刻本。書名頁鈐「洋壹元肆角」。
《洗冤集錄詳義》□卷，清光緒刻本。刻有「京都琉璃廠榮祿堂重刊。發售每部紋銀壺兩整」。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測地膚言》，清末定海夏仁傑活字印本。有日新齋告白，云：「精校足本《測地膚言》，附繪圖分角片一塊，每部紋銀三錢六分。《測繪淺說附秦鄂輿圖章程》，並繪圖，分角片、計步尺各一塊，每部銀三錢六分。《增廣中西度量權衡表》，每部銀一錢二分。以上三部，共價紋銀八錢。《三角測量說》，每部銀一錢。《富國精言》，每部銀一錢。零售繪圖，分角片、計步尺，每塊計銀一錢。上白對方紙測量冊，每百張計銀八分，均由經售處代售。外埠零加寄費。日新齋特白。」定海，在浙江省，書屬科技富國類，三種書計紋銀八錢。
《古文淵鑒》六十四卷，清宣統二年（1910ㄢ學部圖書局石印本。書名頁鈐「每部二十四冊，定價陸圓貳角」。
《廣輿古今鈔》，清刻本。書名頁刊「廣輿古今鈔。古歙臨河程氏訂。有誠堂藏板」，並鈐「每部紋銀貳錢四分」木記。
以上是書之扉頁上有木記的書價資料。除此之外，在牌記上有時也會出現刊刻的書價。較早的如乾隆十年（1745）刻本《景州志》六卷，卷末有刊書牌記六行，云：「是書選材鐫刻頗費心力，校對字畫一無舛訛。用粉連紙刷印，細藍布做套，每部需工料銀錢五分，用太史連紙減銀五分。但刷印、裝訂本地並無良工，鄰境德州尚有能手。嗣後刷印此書照數發價，責成禮房萬勿克臧，委之拙匠，致書不堪寓目也。」景州，在河北省。德州為大邑，在山東省。書的價錢，有時也因印書用紙不一，而有不同之價。蓋因紙張原料、粗細、產地、成本之故。一種書用二種紙刷印，標明不同的售價，這種情況似乎最早見於清代中期的書中。如《戒士圖說》，清道光十五年（1835）刻本。書名頁刻「是書足錢。頭號毛太紙二百文，次毛太紙每部足錢一百六十文。加布套四十二文。凡好善信士發心印送者，向嘉定南翔鎮東街漱芳齋范綬章刻字店承辦，庶不致誤。特此謹白」。嘉定，清代屬江蘇太倉州，今屬上海。毛太紙，也分頭號、次號，之間相差四十文。商家做生意，按質論價，真的是一板一眼。
《普濟應驗良方》，清咸豐七年（1857）刻本。書名頁刻「板存寧郡又新街三味堂元記書坊。刷印，其竹紙每部錢一百十二文，連史紙每部一百六十八文」。連史紙較之竹紙細白，兩者相差五十六文。
《得一錄》十六卷，清同治十一年（1872）刻本。有扉頁，鈐「版存汴省布政司東首北興街聚文齋，杭連紙八開每部壹千二百五十文，十開每部壹千五十文，裝訂夾板在內」。
《說文引經考證》八卷，清光緒十年（1884）三益廬刻本。有一方小記，「竹連毛邊壹千五四百文」。即竹連壹千五百文，毛邊壹千四百文。兩者僅差一百文。
還有一種情況是民間百姓常用書，如經書、善書、醫書等書板雕成後，存放於書肆或刻字店內，供顧客付錢刷印，在書板上刻有用紙及價錢。如《最樂編》，
清同治十三年（1874）刻本書名頁刻「板存浙省大井巷內張翰文齋刻字鋪。刷印白竹每部制錢一百六十二文」。
《觀音靈簽》，清光緒十年刻本。扉頁刻「觀音靈簽。光緒十年孟夏重鐫。普陀原本,校正無訛。□□□□□簽，方先須沐手，一心敬信，庶不褻瀆。板存上海新北門內穿心街文藝齋刻字店內。如有樂善好施印送者到店預定刷印，用重毛太紙，觀音簽每本五十文。大士方合訂每部九十六文。每簽上有空白，凡寺院中用，可刻某處某某寺補印在空白內。」
《聖諭像解》，清光緒十三年（1887）寶善堂石印本，書名頁刻「咸豐丙辰。廣州味經書坊重鐫。光緒丁亥湖南寶善堂重鐫。板存南陽街聚德刻刷店。杭連紙每部壹千壹百文，官堆紙每部捌百文」。
《拱宸橋竹枝詞》，清光緒刻本。拱宸橋位於京杭大運河南端的杭州老城區北，橋為三孔石拱橋，是杭州標誌性古橋之一。此書亦題《瓜山新詠》，收七言四句竹枝俚詞120首，詠拱宸橋一帶自清末開埠後出現的新鮮事物與百業之形態，當為地方上之文獻。此本鈐有紅色木記：「每部取工料洋貳角。借板刷印抽取三成。板存察院前文元齋。」可以知道，此本非為牟利之書，只取紙墨等工本費而已。借板刷印，當為傳播流通。文元齋，為杭州書坊，當為刊刻此書之處，也可推理為售賣之肆，地點在察院之前。此見《上海嘉泰2011春季藝術拍賣會古籍善本圖錄》。
《岳忠武王文集》，清光緒刻本。書名頁刻：「板存河南省城南書店街中路西喬文耀齋刻字店內。刷印每部紙料工價錢：毛邊、杭連紙柒、陸百五、八十文；棉、連紙四百六十文。」（即毛邊柒百五十文、杭連紙陸百八十文；棉紙及連紙都是四百六十文。）
同治十二年（1873）曲水書局活字印本《易經如話》十二卷首一卷，書名頁刻「安徽獻書」，封裡左下刻「常郡韓文煥齋承刻聚珍排印，並用為上白連紙，及寫校之費，每篇本價銀三釐，裝潢每帙本價銀一分」。
方志中亦有不同紙張不同定價的例子，如道光《長清縣誌》十六卷末一卷，清道光刻本。卷十六末孫觀跋後刻有「白紙印本工價大錢壹千壹百文」「竹紙印本工價大錢陸百文」。白紙和竹紙兩種，白紙貴，竹紙賤。這種例子亦少見。
以上各書的刊刻地,分別在北京､河北､江蘇､浙江､湖南､廣東地區,
書價大多在二百文以下，因此書的冊數定不會多，但書坊所用紙張，卻大有講究，有竹紙及連史紙、杭連紙及官堆紙、粉連紙及太史連紙之別，即使是毛太紙，也有頭號及次等之分。因此,不同的紙，包括其質量，都是決定書價的因素之一。
清末的一些坊肆，如李光明莊、掃葉山房等，都在自己刊刻的圖書中，附有已刻書目，包括書名、價目等，那些資料都較為易得，此處不再贅述。實際上，除了坊刻本、家刻本外，清廷內府刻本也可以標價對外售賣，那是因為所印書籍太多複本「充溢庫內，不特書籍繁多，日久存貯為難，且安放多年，將來保無霉蠹」。所以這種處理也算是「皇上嘉惠士林有加無已之至意」。據乾隆三十九年（1774）五月十一日永城、王際華、英廉、金簡等請旨：「伏查武英殿修書處刊印各種書籍，向例預備多部，以供內廷傳用陳設，其餘頒賞之外，有蒙聖恩准令通行者，神願讀中秘之人，交納紙張工價請領，歷久遵行在案。查通行書籍，隨印隨發，存下者甚少。惟預備傳用陳設之書，緣初告成時，各宮殿應行陳設之處，俱經陳設，嗣後即有傳用，為數無幾，現在存積甚多。又自康熙年來臣工陸續奏進之書，向例不在通行之列。如《佩文韻府》，現存一千九十餘部，此即外進之一種，其他《性理精義》《御選唐詩》《朱子全書》等類，現存六七百部至一二百部不等，充溢庫內，不特書籍繁多，日久存貯為難，且安放多年，將來保無霍蠹。臣等公同商酌，請將前項書籍，無分外進內刊，凡數至一千部以上者，擬留二百部；一百五十部以上至六七百部者，擬留一百部；其一百五十部以下者，擬留五十部。此各種書籍，俱係原板初印，紙墨較通行者尤善。臣等仰體我皇上嘉惠士林有加無已之至意，合無請照通行書籍之例，概予通行，俾海內有志購書之人，咸得善本，必皆踴躍鼓舞，益感我皇上右文惠士之恩於無既矣。」（翁連溪編《清內府刻書檔案史料匯編》，揚州：廣陵書社，2007，第191 頁。）
一個多月後的六月二十六日，售書事有了新的進展。「今將因何賤售緣由及原印若干部，已售去若干部，據實聲復交臣查奏等因。各行知去後。茲據英廉復稱，查得此項《佩文韻府》，向來用台連紙刷印發售，每部價銀十一兩六錢二分九釐。今次所售因係庫存原板初刊，又系竹紙刷印，是以按照紙色工費，每部銀十二兩四錢六分，較台連紙書每部增價銀八錢三分一釐。至此外尚有《淵鑒類函》等書十種，亦係精好適用，現在出售價值，均按舊例，分別連四竹紙、榜紙作價，比之台連紙，亦皆稍增。謹分別繕單寄覆」等語。又據金簡復稱，「武英殿通行書籍，自乾隆九年奏准售賣，悉按部數多寡，計其所需紙張、棕墨、工價外加耗餘合計作為定價發售。查舊日通行之書，亦有《佩文韻府》，但係台連紙刷印，每部紙張、工價作銀九兩五錢四分八釐，外加耗餘銀二兩八分一釐，共銀十一兩六錢二分九釐，具係散本散篇，並不裝釘。現在所售庫存《佩文韻府》，因係初刊，字畫明白，又係竹紙刷印，較舊時發售者更為精好。是以未敢照台連紙舊價售變。公司酌核，遵照竹紙定舊例，每部作價十二兩四錢六分，亦係散本散篇，並不裝釘。此項《佩文韻府》，原有一千九十六部，奏明存庫二百部，應發售八百九十六部，已賣去四十四部，得價銀五百四十八兩二錢四分，尚餘八百五十二部，現在存庫。再，此項發售書籍共五十四種，此內有榜紙、連四竹紙之分，亦俱按其紙張等差，照例分別三等量加耗餘作價。如定價太昂，轉恐售變壅滯。此亦公同按例定擬之事，非筒自敢獨出魔見。今蒙聖誨，不勝悚懼」等語。奴才查英廉、金簡所復情形，「以《佩文韻府》一書，因係庫存初印，又係竹紙本，是以酌增價值，較之通行台連紙刷印者已增價銀八錢三分，且係草釘散本。若加以裝釘做套，精緻者約需銀二十餘兩，其次亦需銀十餘兩，即每部不下二三十兩以上，較外間書肆所售，裝成紙本其價轉覺浮多。再，查此書共計八百九十六部，自本年五月奏准發售之日起，迄今僅售去四十四部，擬外間尚無貪圖賤價趨買情形。應否交英廉、金簡另議，加增價值，抑或仍照現定價值發行之處，請旨遵行，並將送到各單一並呈覽。謹奏。」（《清內府刻書檔案史料彙編》第194-195頁。）所以，《佩文韻府》的內府刻本，對外的發售價為每部作價十二兩四錢六分，亦系散散篇，並不裝釘者。像這樣的一百六卷的大部頭書，坊間不僅沒有資格去刻印，即使交付雕板，也是難以完成的。
其他這類書價資料，在有關目錄、書影或跋中亦偶有所見，曾見趙烈文撰《天放樓書錄》（封思毅編注，臺北：商務印書館，1981），中有同治光緒年間書價事數則。趙烈文為江蘇陽湖（常州）人，字惠甫，號能靜、能靜居士，室名天放樓、能靜居等，曾國藩、曾國荃之幕僚。有《能靜居日記》等。茲錄於下。
同治九年（1870）九月廿九日：初印汲古閣《新唐書》。早食後，同傅清渠入德州城游觀，進自大西門遵大路，至南門，於書肆見初印汲古閣《新唐書》，甚精好，索價八十緡。余為述書板之所在及相當價值，肆主亦啞然，自笑其言之不當也。終以俯仰懸殊,，買之未成。
同治十年（1871） 三月廿四日：以去歲購得之宋板《十七史詳節》《鶴林玉露》、明北監本《廿一史》，易殿板《廿四史》一部，貼銀壹百八十兩。紙本完好，印雖不初，尚為中品，惜缺頁多耳。
光緒七年（1881）十一月十二日；得汪文盛本前後《漢書》，各缺數卷，其直番銀八餅。
光緒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買《容齋隨筆》等書二十部，直洋銀二十八圓。
光緒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書賈鮑叔寅，持明人重刻宋紹興無注本《通鑒》來售，其佳處可以是正元興文署本者幾百餘條，真寶書也。以番銀二十六餅易之，書林又增一壯觀矣。
光緒八年（1882）五月朔日：蘇州侯氏書肆得元板《宋季三朝政要》，書止二冊，其直至六銀餅。蓋斯書僅有存者，季滄葦家舊物，故甚貴重。又元板《禮記集說大全》十本，價四圓。又抄本《都公譚纂》二本，價二圓。都公、南濠，都穆也。書係小說，因孤本，又士禮居物，中有黃蕘圃記得書始末一紙，故亦留之。又明板《醫統正脈》五十九本，缺五本，價十二圓。
又讀臺北「中央圖書館」《標點善本題跋集錄》，錄得清代書價之交易記錄二十四則：
《中州雜俎》三十五卷，清陳氏德星堂抄本，八冊。「道光十五年（1835）方載豫以錢二千文得自考棚書肆。」
《千頃堂書目》三十二卷，舊抄本，十六冊。清吳騫手校並跋，杭世駿、鮑廷博手書題記。乾隆三十六年（1771）鮑氏云：「鮑氏知不足齋收藏,其值六金。」
《說苑》二十卷，清王謨刻《漢魏叢書》本，四冊。清光緒十年（1884）姚覲元手校並題記，有云：「此書今在海寧查司馬處，光緒甲申十月，同鄉書賈郁老寶持來求售，索值番銀一百二十餅，許以五十餅，不售。已而僕人崔福復持以來，僕亦海昌人也，增至六十餅，仍不售……」
《朱子聖學考略》十卷，舊抄本，十冊。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惲毓鼎題記，云：「今年正月，游琉璃廠，乃於火神廟敝攤中遇此本，以白金五兩得之，欣喜如獲至寶，以知物必聚於所好，專心求之，未有不得者也，樂而志之。」
《雪庵字要》一卷，明抄本，一冊。有黃丕烈跋，有云：「余以繩錢一千易之。」
《塵史》四卷，明藍格抄本，四冊。有清初毛扆校並跋，又韓應陞題記。韓題記云：「咸豐己未（九年，1859）十一月朔日得之金順甫，價銀三元。」
《游宦紀聞》十卷，明抄本，四冊。清黃丕烈跋，跋中有云：「愛出白金陸兩易得。」
《新編宣和遺事》二卷，黃丕烈跋。跋中有云：「其直十二番云。」
《藝文類聚》一百卷，明初刻本，二十四冊。1916年沙元炳有題記，云：「丙辰六月，書友周應禎持此書來視，云以銀十五圓易諸馬塘舊家者，雖甚囊蝕，而古香騰溢，辨其印識，知為邵山人潛夫舊藏。」
《改正湘山野錄》三卷《續錄》一卷，舊抄本，二冊。清周星詒及其妻李蕙校並跋，又錄清黃丕烈跋。周跋中有「同治丙寅秋九月，購之福州陳氏，為價七錢。季貺。」丙寅，同治五年，為1866年。
《楓窗小牘》二卷，明萬曆間會稽商濬刊《稗海》本，二冊。近人瓶粟居士跋，跋云：「民三夏幕，予應陳公之招，溯江入川，道經安慶，得之於某舊書肆，以墨銀四枚易歸。」
《衝虛真經》八卷，明萬曆九年（1581）兩淮都轉運司慎德書院刊四子本，二冊。清同治七年（1868）李公弼題記，云：「同治戊辰六月十五日，由蘇返閩，道經無錫，泊舟西門，間行見席地賣廢棄物者，於故紙堆中得此本，以錢兩百購之，紙板完好。」
《石林燕語》十卷，明正德元年（1506）河南官刻本，一冊。清葉樹廉題記。有云：「庚子歲夏五月，用青錢二百五十，貿於東塔前書鋪，隨裝訖。」庚子，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
《神農本草經》三十卷，明天啓五年（1625）海虞毛氏綠君亭刻本，十冊。清劉漢臣題記。云：「咸豐辛亥，余與三弟科試白門，見坊間有此，翻閱之，知為毛氏綠君亭刻本，繆氏之書固不易購，若綠君亭刻本尤為希有，亟以青蚨四千以易之。」咸豐辛亥，為元年（1851）。
《方氏家傳喉科秘法》一卷，清初朱墨抄本，一冊，清陳念祖跋。跋云：「余昔在都市地攤以壹百六十文購得《方氏喉科秘法》，此方閱而妙之。查未有傳本，永遠保存。嘉慶十二年秋後日陳念祖錄。」
《五曹算經》五卷，清乾隆歙縣鮑氏知不足齋抄本，一冊。清丁傳跋。跋云：「予二十歲時，有以宋雕此書來售者，許以十二金而不賣，因為手模一本。雕本即毛氏物，丁酉六月二十ㄝ以毛氏影宋本為校此冊，深幸與是書獲奇緣也。希曾記於貞復堂。」
《北齋先生奧論》八卷，明刻黑口本，八冊。清韓應陞題記。題記云：「咸豐九年七月二十三日，得之蘇州書友蔣恕口，價洋一元六角。讀有用書齋主人識。」
《昌黎先生集》四十卷外集十卷，明萬曆間東吳徐氏東雅堂刻本，二十四冊。清韓應陞題記。有云：「咸豐庚申二月十六日，淞滬營兵由省中調去開船，余於寶晉齋書坊內見此及《□□齋集》，共還價洋二元五角，主人不售，已□□□□□續告警。時隔一月有餘，又閒行到彼，仍以原還價收之。此書價約得二洋，書係初印，紙張開闊。」庚申，為咸豐十年（1860）。
《晦庵先生五言詩鈔》一卷，明宣德十年（1435）錢宣刻本，一冊。此本有清黃丕烈抄補並題記，又韓應陞題識。題識云：「咸豐戊午六月朔日得於士禮居，洋銀三角廿分。應陞記。」戊午，為咸豐八年（1858）。
《守黑齋遺稿》十一卷，明永樂十一年（1413）上虞葉氏刊正統五年（1440）補刻本，二冊。有清黃丕烈跋、清韓應陞題記。題記云：「咸豐己未十一月得之金順甫，價洋銀二元五角。」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宋刻本（配補元刻本），存六卷又目錄一卷，八冊。清汪泰基跋。跋云：「宋槧本書珍與宋拓碑帖等，季滄葦、錢遵王、黃堯圃所藏，可謂空前絕後，然不全者十之八九，且元明時刷印居多。茲真西山《文章正宗》，雖僅有八冊，妙在宋築之初印者，斯時紙簾紋闊可證也。其裝訂襟面，尚是前明ㄝ真希所見也，不必抄補齊全，亦不得其為寶也。己丑夏日，梧桐鄉人汪泰基得於申江寓次，其值英洋肆拾餅。」
《文章正論》十五卷《緒論》五卷，明萬曆十九年（1591）徐圖廣陵刻本，二十冊。清溫君勒跋。跋云：「是書去取雖未盡當，而紙版頗精，以二十金購得之。時在光緒甲申乙西之間，今則西學盛行，古籍日少，明版書更不易得矣。」甲申，為光緒二十五年（1899）。
《陶杜詩選》二卷，清乾隆三年（1738）查岐昌手稿本，一冊。清黃丕烈、韓應陞跋。黃跋云：「近日書直昂貴，苟有舊本出，無論刻抄，每冊動以番餅論價。此一冊亦索直半餅，余故以書相易。及付裝池，又需青蚨二百餘文。此書兒七折制錢一金矣，後人勿輕視之。余得時，有座客斥為故紙者，因書此解嘲云爾。復翁。」
《聖宋文選》三十二卷，宋刻本（有抄補），十二冊。清黃丕烈、繆荃孫跋。黃跋云：「此宋刻《聖宋文選》三十二卷，舊時抄補，而仍缺七至十一。常熟蘇姓書賈攜以售余者也……客冬，書賈來，余因其家在常熟，毛錢諸家物必多，屬渠搜訪。書賈遂舉此書以對，至今秋始來，余一見即詫為異書，雖無二古（汲古閣、述古堂）藏書圖記，而墨敝紙渝，頗饒古趣，即有殘缺，亦不失為片甲殘鱗。愛問其值，須以新刻《十三經》易之，遂與交易（時間門書業堂新翻汲古閣《十三經》，每部需銀十四兩……）。」
以上書價多道光、咸豐間，而康熙、乾隆、嘉慶朝各一筆，同治朝二筆，光緒朝三筆，餘為不明時代及民國間者。版本不同，地區不同，售價自然亦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