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皆貴金不貴書，書價誰知倍不足--說清代的書價（下）
世皆貴金不貴書，書價誰知倍不足--說清代的書價（下）
沈津
黃丕烈的《士禮居題跋》等書中有不少書價資料，如《續後漢書》二卷，為影宋抄本，僅存二卷，書估以為未見之書，索黃丕烈重值，後易以家刻書乃得，其直合番餅三枚。時嘉慶十七年（1812）。《茅亭客話》十卷,抄本。此雖為抄本，但世不多有，原藏顧廣圻處，後為黃丕烈以白金十八兩而得。《蔡中郎文集》十卷外集一卷，為明錫山華氏蘭雪堂銅活字印本。書賈居奇，售與黃氏番餅五枚。讀趙宗建的《舊山樓書目》中有《張江陵全集》，抄本，二十冊。其備注云：「價人公自□（京）中一筆帖式家買得，價銀四兩，其子殿元公抄錄。詩文均較刊本為少，明本朝諸名人均有題，共有三十二人,真寶貴也。」
清代乾嘉時的善本書價那是不低的，在宋刻本《重雕足本鑒誡錄》（今藏上海圖書館）中有黃丕烈跋（與《蕘圃藏書題識》有小異），跋云：「近年念鞠宦游江西，家中書籍大半散佚，唯此書未見。詢諸伊戚毛榕坪，知此書亦欲售去，以榕坪勸阻，尚為寶藏。余聞斯言，知物主未必無去志，緣謀諸書賈之素與往來者，久而始得見其書，索直白鏹卅金。余愛之甚，且恐過此機會難以圖成，遂易以番錢三十三圓，書計五十七葉,並題跋一葉，以葉論銀，當合每葉四錢陸分零。宋刻書之賢，可云貴甚，而余好宋刻書之痴絕矣。」
我曾在另一則材料中也見到黃氏提到的宋刻本《重雕足本鑒誡錄》，那是顧廣圻告黃丕烈云：「有宋刻《鑒誡錄》，為程念鞠豪奪以去，此事逾二十年矣。念鞠秘不示人，余雖識念鞠，未便索觀也。近念鞠宦游江西，家中書籍大半散佚，惟此書尚寶藏。余謀之書賈之素與往來者，久而始得其書，索白鏹三十金。余愛之甚，易以番錢三十三圓。書計五十七頁，題跋一頁，以頁論錢，每頁四錢六分，宋刻書之貴，可云貴甚。而余好宋刻書之痴，可云痴絕矣。」時嘉慶甲子（九年，1804）正月也。
《清稗類鈔》鑒賞類中還有一例可證，那是說烏程嚴元照年及冠，即好宋槧書。杭州江氏藏宋槧本二十冊，索值五百金，愛甚，必欲得之。求之急，索直廿六萬錢。議既定，顧無從得錢，乃盡賣家所有書，得錢界之。書癖之名，遂播於一時。嚴氏嘗購得宋張洽《春秋集傳》，錢廣伯為之作緣，與朱朗齋明經往來書札，皆議價值之多寡。朗齋復廣伯云：「敝居仃江九先生宋板《春秋》一書，當時置本，實係七折錢六十兩，前需二百金，不為過多。此書雖缺，究屬久佚之遺經，較尋常宋元板書，差為珍重。今讀嚴先生來諭諄諄，,意殊可感。若必執意昂價，是屬市道，非所以待有道也。但照七折錢六十兩之數，斷不可少，勢不能使九先生虧本以曲從耳。」又復廣伯云：「書籍流傳，除《兔園冊子》外，皆無益於舉業者。必謂有益於舉業而後當出價購求，而後當寶愛，此語而出自嚴先生之口，立言為失體矣。要而言之，此書在汪九先生從二百金之價讓至六十金，已屬減無可減。在嚴先生從十六千之價加至三十五千，亦屬增無可增。今為折中之論，勸嚴先生再出三千五百文，足成五十五兩之數。是否有當，伏乞裁定。」三十多年前，見管庭芬筆記兩種，其《破鐵網》卷上有四則涉及其時書價事。其一說的是宋葉適《習學記年》八十卷，舊鈔本，楷法精妙，是非庸手所能，索價甚昂。雖未寫出價值，但用「甚昂」兩字，當是一般人莫能得之。而元刻本之價就是上了幾個等級的了，所載《唐律義疏》三十卷，每卷裝一冊，即三十冊，有楠木匣，索價須百金。而宋刻本呢？自是另價。其載《東萊讀書記》二楠木匣，紙墨字畫之精，非明季刻本所比擬，故佳，索價須兩百金。另一種宋刻《五百家播芳文粹》，二楠木匣，延令季氏物，前有季滄葦私印，後有朱彝尊跋。紙簾闊寸餘，紙色似不甚舊，而沈靜之態大非近世劣紙可比，擬價須三百金。管氏為道光間人，書價亦應是其時之價。
光緒十六年，清末重臣翁同龢收得明萬曆許自昌刻本《集千家注杜工部詩集》（藏四川成都市圖書館），其書名頁有翁同龢題識，云：「光緒庚寅長至，翁同龢收得之，白金四兩。」並鈐有翁印。庚寅，為光緒十六年（1890），但此書僅為萬曆本，且並不難得，翁為顯宦，四兩銀子，自是不在話下。
清人震鈞有《開咫偶聞》，書中記有當年北京琉璃廠書肆之大致書價，云：「咸豐庚申以後，人家舊書多散出市上，人無買者，故值極賤，宋槧亦多。同治初元以後乃漸貴，然收者終少。至光緒初，承平已久，士夫以風雅相尚，書乃大貴。於時南皮張孝達學使有《書目答問》之作，學者按圖索駿，賈人飾棲賣珠，於是紙貴洛陽，聲蜚日下，士夫蹤跡半在海王村矣。然其價亦不一，宋槧本計葉酬直，每葉三五錢，殿版以冊計，每冊一二兩；康乾舊版，每冊五六錢。然如孫、錢、黃、顧諸叢書，價亦不下殿版也。此外新刻諸書，則視紙板之精粗、道途之遠近以索值，大抵真字版較宋字贏十之三，連泗紙較竹紙亦贏十之三，道途之遠較近者又贏十之三，於是同一新版，有倍價者矣。」
孫殿起有《琉璃廠小志》,其332 頁有按語云：「余昔嘗聞吾肆中諸長者言:楊氏《連筠叢書》等板,質於琉璃廠西門南柳巷某當鋪中。《連筠簃叢書》曾經印書,每部售紋銀一兩餘。」
又有《販書瑣記二則》，其一說的是在咸豐、同治、光緒三朝的琉璃廠「唯騾馬市大街，平日書攤不少，時有好書。如姚君大榮（著有《惜味道齋集》《馬閣老洗冤錄》）游此，以紋銀一兩，購得明弘治刊黑口本《元遺山集》一書（即《四部叢刊》影印之底本）」。另一則卻很有意思，說的是：「書商胡君治穩（琉璃廠正文齋書鋪伙友）往某宅送書，經過該地書攤，以紋銀一兩五錢，購得明嘉靖間通津草堂刊本《論衡》一書，隨將此書賣於某宅，得價紋銀二十兩，異常歡喜，返鋪面告鋪長。不意鋪長聞之，喟然不悅，戒之曰：汝能買書獲利，固然可嘉，但此書尚未經吾過目，自主賣去，則於情理有所失當。」（見《琉璃廠小志》270頁。）
曾讀《藏書紀事詩》卷七江標條，王欣夫之補正云：昔年於懸橋老書賈楊馥堂處見建霞手書目錄一紙，係當時托為代售者。茲錄於下：宋刻《通鑒》殘本七十餘卷，即常熟瞿氏所藏之半，兩匣，二百兩。《讀史管見》，宋刻宋印，三十本，一百兩。《古文集成》，宋刻宋印，袁漱六藏本，亦即《四庫》所收原本，此書天下無第二部，二十本，一百兩。寶祐本《晉書》，即九行十六字本，罕見，略缺數卷，六十本，二百兩。宋本《楊子》二本，一匣，四十兩。宋本《鹽鐵論》二本，一匣，八十兩。宋本《中說》三本，一匣，三十兩。宋巾箱本《論語註疏》，即廖瑩中刻本，罕見，廿四本，四函，二百四十兩。元本《李太白集》八本，一匣，七十兩。元本《王右丞集》六本，一匣，四十兩。《華陽國志》，陳仲魚校鈔，四本；《語林》，黃校、周校，一本；《山窗小口》，黃校，一本，共一千五百兩。屈翁山《崇禎宮詞》、顧雲美《三吳舊語》、元本《廣韻》、元本《禮記集說》，共四百兩。元刻巾箱本十六卷本《禮記集說》二十本，有缺頁，銀一百兩；此刻尚在未改十卷本之前，罕見之本，刻印精緻，無異宋槧。
此也可見清末光緒年間之書價，然版本之認定乃江氏所鑒定，或有不妥之處，如宋本《鹽鐵論》是不可能出現的。陳仲魚校鈔的《華陽國志》等三種，竟開價一千五百兩，自是宋本之N倍，當是天價無疑。
清代幣制，和明代相同，大數用銀，小數用錢。銅錢和銀兩之間，為一兩銀子抵和制錢一千文。銀兩憑成色重量流通，以兩計算。制錢則以文計算。在市場上銀兩與制錢並行流通。當然銀錢比價非一成不變，而時有變化。嘉慶十七年至十八年（1812-1813），銀價每兩兌制錢九百文內外（見張廷濟壬申、癸酉兩年日記）。清初至乾隆，使用銀兩，嘉慶以後的八九十年，外國銀元在中國流通。官俸以銀計算和支付，官吏的收入，也並非全為銀兩，還有祿米。
根據記載，清順治元年文官俸銀標準為：正一品，一百四十四兩；正三品，一百二十兩；正四品，七十二兩；正五品、正六品，皆四十八兩；正七品，三十六兩；正八品，二十四兩；正九品，十二兩。一般來說，清代官吏之俸祿並不高，許多吏員的收入難以維持生活ㄝ一個七品縣官ㄝ年俸祿為四十五兩。即使總督、巡撫，每年的俸銀也僅一百五十至一百八十兩。康熙時，一品京官一年僅一百八十兩俸銀。
以山西為例，據清乾隆刻本《晉政輯要》卷一「各官俸銀」記載，督撫兼尚書銜者支食一品俸銀一百八十兩。其兼侍郎銜者支食二品俸銀一百五十五兩。晉撫係兼侍郎銜，照二品俸加二十五兩。按察使俸銀一百三十兩。太原府俸銀一百五兩、通判六十兩、教授四十五兩、訓導四十兩、知州八十兩、州判四十五兩、學正四十兩、知縣四十五兩、縣丞、教諭四十兩､主簿、典史、巡檢及驛丞均為三十一兩五錢二分。如此看來，一般官員的年薪，都在三十兩以上，五十兩以下。我們還可以用河北省康熙時的方志所載來看，《大城縣誌》[康熙十二年（1673）刻本]載知縣俸銀二十七兩四錢九分，典史、教諭、訓導皆十九兩五錢二分ㄝ書辦工食銀七兩二錢。又《保定府志》[康熙十九年（1680）刻本]載知府俸銀六十二兩四分四釐，同知四十二兩五錢五分六釐，訓導十九兩五錢二分，書辦工食銀十兩八錢。
康熙朝如此，那乾隆朝呢？《博野縣誌》[乾隆三十一年（1766）刻本]載知縣俸銀四十五兩，典史三十一兩五錢二分，教諭四十兩，訓導也四十兩。《寧河縣誌》[乾隆四十四年（1779）刻本]載知縣俸銀四十五兩，典史三十一兩五錢二分，教諭四十兩，訓導也四十兩。《涿州志》[乾隆三十年（1765）刻本]載知州俸銀八十兩，學正四十兩。當然，京官最為清苦，枝巢子《舊京瑣記》裡說，五品實缺官歲俸不足百金，兩季米十石餘，正途候補者減半支給，捐納並半俸無之，生活之需多仰給外官之冰炭敬與別敬。所以，要想買一部如《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這樣一部大書，實在是困難之極。即使想買《安居金鏡》，紋銀實價四兩，也不是那麼容易得到的。
《晉政輯要》中，還載有如有中進士者，各縣旗匾賀儀銀三兩三錢三分三釐。而中舉人者，各縣不等，自二兩、二兩五錢至五兩不等。又鋪司兵以遞送公文，其工食每名自三兩八錢二分至七兩二錢不等。而在各省司道府廳州縣佐雜衙門各設民壯數名至數十名，每名歲支工食銀七兩二錢。所以一般百姓，對於價錢略高的書籍，也只能是望「書」興嘆的了。以清代乾嘉時民間百姓對日常糧食的購買力看，《骨董瑣記》載乾隆三年（1738）上諭李衛所開米價：「保定稻米每一倉石價，自二兩六錢至二兩七錢五分，錢為價中。大名每一倉石，自一兩七錢五分至二兩一錢四分，為價賤。豈有如此米價，尚得為中為賤乎？」《石渠餘記》卷五亦云：乾隆二十六年（1761）蘇州米價為：「每石二兩上下為貴，一兩五錢上下為中，一兩上下為賤。麥每石一兩為貴，七八錢為中，五六錢為賤。」鹽，為百姓生活的必需品，乾隆元年（1736），雲南鹽價昂貴，每百斤自二兩四五錢起，竟有賣至四兩以上者。（見《清高宗實錄》元年三月）綢緞，嘉慶二十年（1815）《戶部續則例》規定，杭細綢每匹定價銀二兩八錢五分。大綠、桃紅杭細綢每匹定價銀三兩一錢五分。白熟細畫絹每丈定價銀七錢八分。至於飯局，嘉慶時有「火鍋一品備肥輩，隨常款客無多費，恰夠京錢三百文。」儉者二百四十文（《燕市積弊》卷三）。
按，清代各個時期物價多有不同ㄝ《揚州畫舫錄》，如意館食肆……故老相傳云，舊時此館每席約定二錢四分，酒以醉為程，名曰包醉。《骨董瑣記全編》又有多例，其一云：清初戲酒價，《平圃遺稿》云：「康熙壬寅，予奉使出都，相知聚會，止清席，用單柬，及癸卯還朝，無席不梨園鼓吹，皆全柬矣。梨園封賞，初止青蚨一二百，今則千文以為常。大老至於紋銀一兩者。一席之費，率二十金，以六品官月俸計之，月米一石，銀五兩。兩長班工食四兩，馬夫一兩。石米之值，不足餉馬，房金最簡陋，月需數金，諸費咸取稱貸，席費之外，又有生日節禮慶賀及公祖父母交知出都諸公分，如一月貸五十金，最廉五分起息，越一年即成八十金矣。貸時尚有折數，有輕秤抵色，一歲而計，每歲應積債二千金矣。習以為常，若不赴席，不宴客，即不列於人數。昔人謂都門宴客為酒肉卯，予謂今日赴席為啖債，良不誣耳。又堂邑張鳳翔疏雲，移風易俗，當自輦轂始。邇來官員非有喜慶典禮每酒席，費至二兩，戲班，費至七兩，宜飾令節省。」「乾隆時金價二十換，見陳輝祖案明諭。視明末已倍之矣。又張文敏《咨奏手稿》云：「銀一兩易大制錢九百上下，或八百五十上下。米色雖高下不等，市價以八百文為率，謂一石也。」以乾嘉時飯局之例，杭州富人一席之費，幾至六七千文，蓋又務為精別相高，雖羅列數十品，絕無一常味也。甚而有某姓者，嘗以錢五十千治一席，又以十千買初出鰣魚二尾為嘗新。
富裕人家可以盡情享受,而社會上一般平民百姓所購生活用品,當可反映具體物價,如有心人將之與書價一對比,不難獲知其中之差價。駢渠道人《姜露庵雜記》云：「晉江王伯咨先生命岳《恥躬堂集》，其家訓中述往事云，銀三錢可得錢一百二十文，吾每日買柴一文，三日共菜脯一文，計二十日用二十七文而足，存九十三文買米一斗五升，足家中二日半之糧。按此銀一兩，僅值錢四百，米鬥不過六十文，薪火菜脯之類尤極賤。」又云：「同治初，江南鹹卵一枚值錢二十四，吾越橄欖一枚值錢一百六十。」按駢渠道人未知其詳，據書中自述姓施名山，或為道光至同治間人。
至於上海的物價，則有清初葉夢珠所撰《閱世編》可參閱。茲錄數種之價格：肉桂，香料之一種，從中醫藥來說，有補火助陽，引火歸源，散寒止痛，活血通經之效。用於陽痿、宮冷、心腹冷痛、虛寒吐瀉、經閉、痛經、溫經通脈。肉桂舊價止二三錢一斤，數年以來價至每斤七八兩，甚至十二三兩，幾與人參價相若。近來稍差，最上者每斤價銀五兩而已。再以燕窩菜為例，葉氏幼時每斤價銀八錢，然猶不輕用，順治初價亦不甚懸絕。其後漸長，竟至每斤紋銀四兩，是非大賓嚴席不輕用。又記藕粉價，藕粉是久負盛譽的傳統滋養食品，營養價值高，藥療作用好，味道鮮美，老少皆宜。
在明末，惟露香園有之，主人用為服餌等於丹藥，市無需者。順治初始有騫之於市面，其價甚昂，每斤紋銀一兩五六錢，後減至一兩二錢。九年壬辰夏猶賣紋銀八錢一斤，而鋪主人猶以價賤為恨。而愈往後，在十二三年之際，製作方法傳開，習者甚多，沿街列賣每斤不過六七分。當然,質量不不如前，蓋因半和偽物，味亦大不如前矣。再以眼鏡為例，清初時，得自西洋者最佳，每副值銀四五兩，以玻璃為質，象皮為乾，非大有力者不能致。順治後，價漸賤，每副值銀僅五六錢。又由於蘇杭一帶有人亦製之，並遍地販賣，人人可得，最貴者僅七八分，直有二三分一副者。
《西清筆記》（功順堂叢書），有毛筆之價格，云：「寫泥金字不可用毫筆，於前門筆鋪中市其最下者，董香光所謂三文錢雞毛筆，今則須五六文矣。」從咸豐元年（1851）始，地價就有很大的變動。主要就在於太平天國運動，造成長江下游地區的大動亂，導致該地區地價的劇烈變動。連年徵戰，農民逃亡，地價下降，而到同治三年（1864）達於頂點。以皖浙贛三地水田價格看，從1851-1870年，自12.34兩跌至4.93兩。咸豐間，許多土地買賣以文錢計算，有時又以兩計算。每兩紋銀折錢的比率時有變動。乾嘉時每兩換錢千文，道光初年尚換得一千三四百文，至咸豐元年則成一兩值二千文，咸豐四年（1854）增到一兩二千三四百文。據此,戰爭時，兵燹後書價也會跌至谷底，也就是說，書價及其他生活用品的價格也會隨之變動。
無論是明代還是清代，普通工人的月錢應該在一兩至二兩之間，較為穩定。康熙間，一文錢可以買二個燒餅。袁逸《中國古代的書價》（《圖書館雜誌》1991年4期）），有：「清代的書價也大致與明代持平，平均每冊均在0.3兩銀左右。如嘉慶十年（1805）刻印的《唐才子傳》一部二冊，每部計銀六兩。嘉慶十八年（1813）刻印的《三經音義論孟孝經》，一部一冊，售價三錢二分。其時米價約每兩銀80斤米，每冊書的價值在二十四斤米價左右。而清代一個七品知縣的薪俸為每月八兩銀，約可購書27冊。若要購買當時出版的大型工具書《佩文韻府》（每部12.46兩銀），則需支付一個半月的工資。當時一個普通的政府文書人員（抄書貢生）月薪1.8兩銀，除了應付日常的吃穿用外，買書是十分困難的。」應該說，清代書價較高，一般的讀書人亦苦於無錢買書。馬鎮為長洲人，其《半間雲詩》有《無錢買書》一首，云：「生不恨書無滿腹囊無錢，但恨秦火燒之燒不完，使我耽此空流涎。又恨世人有錢不善用，半為輸半酒俸，平生揮霍如土泥，張目不知漢唐宋。吁嗟乎喟哉，傾箱倒篋無長物，水衡可藉口還吃。琅環福地哪許尋，捃摭殘編辨屢屈。鑿壁余光光虛照，負此三餘堪一笑。天公何故置我不農不士不工間，便欲呼天叩天發大叫。天公笑謂爾有讀書志,使爾他生化作白蠟魚，食盡三千神仙字。」
總之，書價之高低，和成本有著極大的關係：書稿完竣後，由書籍刊刻的書坊為之，或請技工至宅，一般來說，寫工、刻字工、印工，乃至成頁後的折頁、分書、齊欄、添副頁、草訂，外加書衣、截書、打磨、包角、訂眼、穿線、貼簽等都是不可或缺的工序。至於雕版用的木料，如梨木如棗木如雜木及紙張的優劣，或是有繪圖的書，冊數的多寡等，選擇不同，成本都會相應增損。其他因素如地域的環境、交通（陸海）便利與否、豐年災兵燹等等，都影響著書的價錢。
我似乎記得葉昌熾的日記中也記有書價，但無暇再覓。我不僅沒有時間，也沒有本事去作書價的研究，只能羅列點材料，供有心人省卻點功夫。但我相信，總的來說，書價並不便宜。清鮑鈔《道腴堂詩編》卷二十九有《購書詩》云：「俸錢荀有半年儲，喜購從無觸手書。力學何妨從政後，遂心不異服官初。漫留塵牘污褫蟫，頓釋煩襟整部居。三十年來多未見，一床堪傲子雲居。」然而，書價無論高低，對於貧寒之士來說，還是買不起的，他們只能通過借書抄書來解決讀書求知的需求。貴州著名詩人鄭珍，同治二年（1863）時，年58歲，在郡城書院月薪僅鬥米，莫能養家，借貸過活，數月不知鹽味。次年九月即病逝。可想而知，鄭珍應是望書興嘆之一人。
昔釋蒼雪有《南來堂詩集》，其卷一《賦贈毛子晉壬午赴試南場》云：「千金萬金置田屋，誰見揮金買書讀。世皆貴金不貴書，書價誰知倍不足。」最後一句涉及書價，雖不切題，但權以此句用作題目。
2009年12月 20日初稿
2010年4月11日補充
2015年2月6日再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