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一氓與古籍整理

李一氓與古籍整理

沈津

報載李一氓先生與世長辭了。這位受人尊敬的長者是古籍整理出版事業的領導者、規劃者，他的逝去，不能不說是一個重大損失。

古籍整理，是對原有的古籍作種種加工，而這些加工的目的，就是使古籍更便於今人以及後人閱讀利用。因此，整理古籍，把祖國寶貴的文化遺產繼承下來，是一項十分重要的、關係到子孫後代的工作。李一氓對於古籍有著較深造詣，他對古籍整理這一事業專心致志，傾注了大量心血。在他的主持下，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制訂有長期的規劃，使國內收藏的不少珍貴古書不僅得到重印，而且標點、注釋、校勘、今譯、索引、匯集、影印等各項工作都進行得有條不紊，質量較高的大部頭書也接連不斷地面世。由於他是這方面的領導者，致使許多出版上的困難，諸如經費、人員、底本等等，都或多或少地得到解決，當然這也推動了出版，同時也使研究領域更為廣闊。

他近年所寫的關於古籍整理方面的文章，較重要的，我看到三篇，一篇是《古籍整理的幾個新問題》；另一篇是談《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的成就；再一篇是《對當前古籍整理的一些想法》，表達了作者對古籍整理的深思熟慮的看法，這也是具有一定指導意義的。

我手頭有一本李一氓的《花間集校》，是1960年香港商務印書館版。《花間集》是我國最早的一部詞總集，收錄晚唐及五代十八家詞五百首，此集因為反映著漢魏樂府的蛻變和唐詩的流派發展，更直接成為宋詞的先導，所以自宋至清，代有刻本，故版本繁雜。從《花間集校》中可以看出，李一氓為搜求《花間集》的各種版本，為權衡字義，花費了不少時間和勞動。封建時代和近時的一些藏書家多有「佞宋」之癖，大有凡宋必珍、凡宋必異的氣勢。然而對於李一氓來說，他做全書的校勘，態度是認真嚴謹，他不是偏好那一個版本，也並不以宋本為主，而是用宋代和明代的版本加以比較，肯定明本的好處。甚至於在他所用的六個不同明代本子中，即使最差的本子，只要有一二處精到的地方，他也要利用，這種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是令人贊賞的。的確，一本《花間集校》就是作者兩個宋本、六個明本通讀而校的。此外，還利用了王國維輯的唐、五代二十一家詞。他並為此書寫了一篇校後記，備述《花間集》的版本源流，使人有娓娓道來，如數家珍之感。後來我看到1986年四川文藝出版社出的《花間集注釋》，所使用的底本，主要就是李校本，於此可見李一氓之用力於《花間集》是很深的。他曾講過「我要求讓隨便念念的人不會撞上一個錯字，亦給治文學史者有一個可信賴的依據，更沒有其他的侈願。」

李一氓於1983年還編選了一本《明清人游黃山記鈔》，他是以酷愛黃山自然美的心情來編選的。他覺得，這樣一本小書可以供遊人晚上休息時，或在旅途中欣賞風景之餘隨便翻翻，以助遊興。當然，這本《記鈔》今天在香港是不易見到了。他所選用的底本是很難得的。他從明代版本一直到清嘉慶刻本，以及他收藏的幾個抄、稿本，把幾乎關於黃山的著作中最重要的遊記都收入了，這就使人讀後更覺得這座風景變化無窮而又具有極大自然美的黃山顯現在眼前了。

李一氓是愛書的人，說他是學者也不過分。他愛收古書，但不是藏之高閣，秘不示人，而是加以研究，使之古為今用。他的藏書中有幾類很特別的專藏，那是別人比不上的。一是毛澤東的早期著作，包括各種單行本以及各種不同的版本。我在二十年前見到他贈予上海圖書館保存的三十、四十年代各地出版的毛澤東著作數十種，每冊都鈴有小印一方，記得好像是「一氓珍藏毛主席著作版本之印」。二是唐代詩人杜甫的詩集，他收得很多，最早的版本有宋刻本《杜工部草堂詩箋》《草堂先生杜工部集》，至於明代的杜集善本也不少。他曾有一印，曰「存杜第一」，取的是私人收藏杜集第一的意思。我曾見四川成都的杜甫草堂陳列展覽的數種杜集珍貴版本，即是李一氓贈送的。三是詞書，這是他「放手收」的書，用他的話來說，「從小說到詞集，專為了趕時髦」。他藏的每一種詞書上都有一方印，曰「一氓搜藏詞書種種一九七七年記」。此外，他所收集的黃山志書及版畫書等，都是令人矚目的。

李一氓留給後人有二本集子，一本是北京三聯書店印的《一氓題跋》，一本是《存在集》。《一氓題跋》收有李一氓所作序、題詩、題記共九十二篇。我曾讀過此書，感覺是跋中有物，而不泛泛，而且考證也精當，有的還直接了當地說出他的看法。如明刻本《人相篇》，此是相書。李跋云：「此類書，頗為近世學人所不善，既非宋槧，又屬迷信。但迷信乃人類歷史之社會與自然現象，自為中國民俗學所當研究者，何得操持機械唯物論而薄之？」我想這是有感而發的。他的書中有不少罕見之本，是他1949年入京後陸續在各地買到的。

李一氓又是個極謙虛的人，他曾說過：「我瞭解我自己，原也不是做學問的坯子，七十多年過去了，我無可悔，也不想悔。我做了我可能做的事情——說不上什麼事業。我沒有對不起這個歷史，也不曾辜負這個時代。」對於李先生，我是很敬仰的。他的許多收藏，包括精心保存的名畫家石濤設色山水軸、石濤蘭竹冊、石濤山水冊等，都沒有留給家屬，而是捐給了有關單位保存了。他說「余書畫收藏，均繳公庫」。這種化私為公的品德值得贊揚。我不願意拿他去和別人作比較，但我認為他是這項事業的內行，懂得如何去團結從事古箱整理出版和研究的知識分子，他瞭解他所領導的工作中各種困難之癥結所在，為了促進這事業的繁榮，他出了不少好主意，做了不少工作。總之，他已經盡了他的所能，這是值得人們懷念的。

本文原刊於1990年12月21日香港《大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