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因略談我國的善本書
讀《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因略談我國的善本書
王重民
民國三十年春天，我從美國到上海去搬運北平圖書館陷在孤島上的善本書，那時候，留在後方的藏書家們，多用善本書來換米吃，被日本人買去的不少。在大後方的教育部就籌了一筆款，委託蔣慰堂先生秘密赴滬會同鄭西諦、張壽鏞、何炳松諸先生組織委員會進行收買工作，以免國寶流出外洋。
三十六年春天，我又回到上海，聽說教部收買的那一批善本書的一部分，已經在日本找到，不久可以運回中國來。當時又看見教部接收來的敵偽書單，正由徐森玉、鄭西諦諸先生分別善惡，擬把好的留給中央圖書館，普通有實用的分到其他圖書館去。我在陳群的書單內，看到有百分之二十是高麗書，便對徐、鄭二先生說：「我們還沒有一個比較完備的高麗書藏，應該勸勸蔣慰堂先生，寧少要幾種宋元本，不要叫這批高麗書分散開。」後來我見到慰堂，又當面說明我的意見，並且說：「這個時代，是古書從私有轉入公有的大時代，要努力收買，不要失掉好機會！」
上禮拜，胡適之先生把油印的《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初稿第一輯》五卷，兩冊，和寫本的《國立中央圖書館甲庫善本書目錄》一冊給我看，因為那是我久想稍窺其內容的一個重要書藏，便一氣讀完，歡忭之餘，嘆為這是我國抗戰期間在文化上的一個大收穫，也就是蔣慰堂、徐森玉、鄭西諦諸先生以及已經去世的張壽鏞、何炳松二先生的一件大功績！我看到書目上著錄了百分之四五的高麗書，知道他們曾經採納了我的意見，叫我個人更得到另一方面的快樂！
上月的報紙上，刊出了一篇美國新聞處的稿子，題為《東西文化的橋梁》，是根據華盛頓的消息，記述國會圖書館的中國書藏。所記國會圖書館現有中國書善本一六二二種，應該佔全世界第三位，那是根據我兩年前的一個小統計。也是在上禮拜，在胡先生沒有給我看這個目錄以前，我已覺得那個統計不對了，曾乘新聞記者訪問之便，發表一段談話，把中央圖書館放在第二位，把國會圖書館放在第四位，今就此目，益可證明我的更正是對了。
中央圖書館的善本書目第一輯，共著錄了善本書三千四百八十四種。可是，民國三十年的時候，我曾在鄭西諦先生處見到的兩三種，都不在此目內。趙斐雲先生說：「中央圖書館買的劉氏嘉業堂的書，十之七八不在書目內」。所以我們疑猜從日本找回的那一百多箱書還沒有編目或正在編目之中，再加入那一百多箱，一共不難達到七千來種。
另一冊《甲庫善本書目錄》是仿北平圖書館善本甲庫的意思成立的，共著錄了七百八十八種，凡宋本一百五十五種，金本四種，元本一百五十一種，明清本一百零三種，鈔本二百四種，批校本一百九種，又附錄宋本十六種，元本二十四種，都是精品。持兩目相校，太半已見《善本書目第一輯》中，又可知道甲庫的選格很夠高。
歐洲的甲庫善本書，他們普通斷自一五○一年。一五○一是明代弘治十四年，再上推五十年是景泰二年，從景泰二年到弘治十四年（一四五一--一五○一）那五十年間，我們印了多少書，現在還存著多少，沒法統計，在歐洲呢，據Dr. Kurt Ohly的統計，現存的數目，在四十二萬五千部與四十五萬部之間。這個數目實在太驚人了！我們從唐末發明印刷術算到弘治十四年，現存的恐不到十萬部，就是算到崇禎十七年（一六四四）現存的也恐怕不到四十五萬部！我們發明印刷術比歐洲早五百年，我們計算善本的年代比歐洲晚一百四十三年，可是我們現存善本書的數量如人家，這不能不教我們驚異，不能不教我們失望！
這種數量的問題，一要看當時我們刷印的數量，我想留待將來寫一篇《姑妄言之》；一要看現在保存的數量，便請暫作一個極粗疏的估計。
清代私人藏書家的善本書錄，普通不過三五百種，後來的陸氏皕宋樓，丁氏善本書室，才突過了一千多種，近來的方氏碧琳琅館，劉氏嘉業堂，李氏延古堂，傅氏雙鑒樓，才有超過一千多種到兩千種的。這因為私人的力量究竟有限，所以不能有較大的書藏。葉昌熾《藏書紀事詩》，記了清代藏書的一百八十六家，假設光緒年間同並立能有一百家，又假設這一百家內，有二十家藏兩千種，三十家藏一千種，五十家藏五百種，則一共才有九萬五千種。更假設還有十萬五千種在政府，市場和不知名的藏書家，用這樣寬大的數目來估計，一共才不過二十萬部，和歐洲比較起來，真是遠不相及，這是我們的圖書館界和文化界應該特別注意的一件事情！
我國自從有了國立和公立的圖書館，善本書就漸漸由私家流入公家，在善本書的本身，由危險地帶得了安全保障，在能利用善本書的學者們，便都有了自由閱覽的機會。而我們作編目的人，作調查與統計的人，得了這樣集中而公開的材料，才得開始作實際調查工作。
趙斐雲先生在民國二十二年編的《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著錄了三千七百四十六種甲庫善本，二十二年以後，北平圖書館又繼續添了一千五百三十五種。乙庫有兩編書目，共收了三千九百零七種。乙庫的範圍稍寬，若想和中央圖書館比齊，可以剔出一千五百種，可是混入普通書庫裡的明本書，想把比較罕見的和印刷比較好的選出一千五百種，並不困難，所以北平圖書館現藏的善本書，說是有九千一百八十八種，是很可靠的一個數目。
民國七年編印的《江蘇第一圖書館覆校善本書目》共著錄了二千五百四十八部，現在應該更多了些。
現在我國三個大圖書館所藏的善本書數量，大約是：
北平圖書館 九一八八種中央圖書館 七○○○種國學圖書館 二五四八種
這三個數目，雖說都不算大，可是已為前古所未有。再有十年二十年更漸漸的把善本書從私家轉移到安全而公開的圖書館裡，是一定自然趨勢。而研究與編目的進行，也就由初期而進入於較有訓練，較有系統的時期了。
話又說回來，我要指出中央圖書館的善本書目有三個特點：一是古今名人的稿本和批校本不少。二是集部比較的好，就《善本書目第一輯》所表現的，宋人別集很夠好。三是高麗書藏在國內居第一位，我在前面已經講過了。
這兩種書目，編的也夠謹嚴。雖說僅是一個簡目，把刻本的年月，批校人的姓氏，臚舉的很夠清晰。就是差字誤字很多，人名和年代上的小問題也不少，這因為是初稿的油印本，將來要排印或雕板的時候，一定能把那些地方改正過來的。我們現有的編目工具書不夠，以往的大學者，對於某一類的書雖說有相當的研究，而對於某另一類的書則認識頗少，又在編目上沒有什麼訓練，所以錯誤的地方總是陳陳相因，後人很少能改正前人的錯誤的。現在請就這《善本書目》的第一輯裡舉幾個犯了舊毛病例子：
經部頁十二下《四書重訂輯釋章圖通義大成》四十卷，宋朱熹彙注，元倪士毅輯釋，程復心章圖，王逢通義，明翻元天歷元年刊本。
按這部書是絕對不能有元天歷元年（一三二八）刻本的。作批注的四個人，王逢是最末後的一個。因為元代有個撰《梧溪集》的王逢，以往的學者們多把他倆混成一個人。這位撰《通義》的王逢，字原夫，號松塢，樂平人，宣德元年薦授富陽訓導，不就；三年(一四二八)蒙皇帝召見，又不肯做官。死的時候八十多歲。從天歷元年到宣德三年恰是一百歲，王逢的《通義》那能有天歷元年的原刻本呢？說明刻是對的，說「明翻元刻本」就錯了。寫本的甲庫目頁十四上，又有一部零本的《大學章句重訂輯釋 章圖通義大成》一卷，定為「元刊四書輯釋本」，輯釋可以有元刊，但書題上明明有「通義」兩個字，那便明明的指示著是王逢的本子，那能是「元刊四書輯釋本」呢？
史部頁二十七上《廣輿記》二十四卷，清陸應揚撰，清初刻本。集部頁四十五上《詳說古文真寶大全》二十二卷，明黃堅編，朝鮮舊刻本。
按黃堅是元代人，此題明；陸應揚是明代人，此題清，這是因為這兩部書都是在社會上極流行極通俗的書，遂為高貴的藏書家們所不注意，在舊書目上沒有什麼好的參考資料。黃堅字子貞，豐城人（有斐堂跋說是永陽人。）錢大昕《元史藝文志》著錄了他的《遯世遺音》一卷，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卻把《古文真寶》誤入明代總集類了。國會圖書館藏的《廣輿記》有馮時可的序，得知著者和申時行有關係，我曾據申時行的《賜閒堂集》考出陸應揚的事跡，今在北京大學圖書館看到一部明刻明印本，就有萬曆二十八年申時行的序文。陸應揚的《廣輿記》在明未風行一時，《古文真寶》在明朝風行一代，後來又在日本和高麗普遍流行。凡是普遍流行的書，多被學士大夫和藏書家們所忽略，久而久之，便讀其書而不知其人，再久而久之，便讀其書而亡佚了著書人的姓氏了。
子部頁十二上《西洋新法曆書》(存)四十二卷，明徐光啓等撰，明崇禎間刻本。
按這部書本來是徐光啓、李天經等在明代崇禎間編譯出來的，當時曾經刻了一些，題為《崇禎曆書》。湯若望抱曆器降了清，清代就採用了這種新法，於是湯若望另編譯了兩種，一同另行付梓，方題為《西洋新法曆書》。後來因避乾隆的諱，又改題為《新法算書》，所以若遇到題為《新法算書》的本子，絕不是康熙間的印本或寫本；題為《西洋新法曆書》的本子，就絕不是「明崇禎間刻本」。
集部頁一上《楚辭章句》十七卷，漢王逸撰，明萬曆庚子（二十八年）吳興凌氏刊朱墨套印本。
按凌氏用朱墨套板來印書始於凌蒙初，蒙初死在崇禎十七年，年六十五。萬曆二十八年他方才廿歲，還沒有開始印朱墨本的書，所以「萬曆庚子」這個年月一定和事實有差誤。萬曆十八年時候，也許已經發明瞭朱墨套印的方法，也許壓根兒還沒有發明套印法。朱墨套法的發明，就我現在所得到的史料，只能說是在萬曆三十年或稍後的時候，徽州人發明的。北平圖書館藏的《閨範》，鄭西諦先生藏的《程氏墨苑》，和流到日本去的《風流絕暢圖》，是三部比較早的朱墨本，都是刻印在徽州。《風流絕暢圖》是萬曆三十四年刻的。《閨範》就是《女範編》，原來的墨板刻在萬曆三十年，套印的朱板大概是萬曆三十五年或前一年方才另刻了加上去的。萬曆三十四年以前印的《墨苑》也只有墨板，帶彩的套板也是三十四年以後新加的。所以我疑猜朱墨套印法的發明，就在萬曆三十年與三十四年之間，可是中央圖書館竟有一部元至正間資福寺刊朱墨套印本的《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善本書目第一輯子部頁四十七下，又甲庫善本書目錄頁二十上）。這真是我國印刷史上一個非常重要的事件！
數月前，我在報紙上看到中央圖書館藏有元代朱墨套印本的消息，便和趙斐雲先生討論，趙先生認為那部套印金剛經是不錯的，不過「僅在燈下看過一下」。我又寫信問鄭西諦先生，他很相信元會有朱墨套印本。我曾留心過《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所說的朱墨點抹法，我又見過部明寫本的「批點韓文」，□□那□的五色點抹，就是程端禮的「廣疊山法」。如果元人已經發明瞭朱墨套印法，作謝枋得、劉會孟、程端禮一派學問的人，一定要拿來套印他們點抹的書，何必待到萬曆三十年以後才肯應用？所以我提出這個問題來，請大家注意，請大家研究和討論。
上面五個例子，都是以往作編目工作的人不很注意的，所以常常有錯誤。我嘗以為清代只有陸心源一個人在編目上的貢獻最大，可是很難再有人能追得上他的學問，所以只有努力準備編目的工具書，才能減少編目上的錯誤。
最末，我向蔣慰堂先生還有一個小小的建議：中央圖書館會買到一些文瀾閣四庫全書零本，我想那都是洪楊時代散出來的。浙江圖書雖說曾就文津閣補鈔，現在既有了文瀾閣的原本，最好叫他一「珠還合浦」！慰堂應該自動的呈請教育部，把所得到的文瀾閣零本，都交回杭州文瀾閣，這不但表示個人的慷慨，將為我國文化界開創一個空前啓後的大合作！我相信，慰堂若肯拿這件事情作倡導，則一部善本書分在兩個地方或三個地方的很多，大家聞風都互相慷慨起來，都互相合作起來，叫一些東逃西散的家屬們，破鏡重圓，都成了「延津之合」，那是多們大的功德！
三十七年六月十八日
本文原刊於《大公報》1948年7月12日第四版圖書週刊，題「讀《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