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主要東亞圖書館所藏中國古籍文獻及其展望
美國主要東亞圖書館所藏中國古籍文獻及其展望
沈津
摘要
本文對於美國東亞圖書館所藏中文古籍，尤其是善本書的收藏做了較全面的敘述，並從宋、元、明、清的不同版本、抄本，稿本及有特點的圖書等層面做了揭示。同時，也指出東亞圖書館應該在原有的基礎上更上層樓，包括：編製各種專題目錄，如：撰寫書志，從而更進一步達到資源共建共享的境界。
關鍵詞（Keywords）
美國東亞圖書館；美國國會圖書館；哈佛燕京圖書館；普林斯頓大學東亞圖書館；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芝加哥大學東亞圖書館；中國古籍
一、前言
由於歷史的原因，1949年以前，不少古籍圖書通過各種渠道，自中國大陸流往海外，其中不乏宋元舊刻、珍本秘籍，至於敦煌經卷，重要者多在英、法、日、俄等國。目前遺留在海外的古籍圖書，以歐美地區來說，當推美國爲最，從亞洲地區來看，則數日本爲多。
在美國，收藏中文古籍圖書較多的，有美國國會圖書館、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芝加哥大
學遠東圖書館、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康乃爾大學華生圖書館、耶魯大學東亞圖書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東亞圖書館、紐約市立公共圖書館等。其餘如猶他州族譜圖書館、楊百翰大學圖書館等雖有一些中文書，但古籍甚少。然而，美國國會圖書館以及各東亞圖書館所收藏的古籍圖書到底有多少？目前沒有人作過較精確的統計。其中主要原因在於美國的一些大學東亞圖書館，如；哈佛燕京館、普大葛思德館、哥大東亞館、芝大遠東館等館藏的普通古籍都採取與平裝書統編並置放在一起的原則，而將歷代的善本書作爲珍藏，另闢專庫保管，這也是普通古籍難於統計，善本書的數字較易得出的原因。根據筆者所見及所得到的資料，除了複製品、微捲及新印古籍外，線裝原本古籍的總數似不超過70萬冊，也就是說，不及大陸上海圖書館所藏古籍總量的一半。
據統計，收藏善本在4,000部以上者爲哈佛燕京館，3,500部左右者有國會館，而普大葛思德館有1,100部、芝大遠東館爲394部、哥大東亞館爲250部、耶大東亞館65部、康大華生館20部、華大東亞館138部、紐約市立館近百部。無論從數量和質量來看，美國所藏的中文古籍善本都遠遠超過了歐洲（如英、
法、德等國），是除中國大陸和臺灣地區以及日本外，收藏最多的國家。
二、來源
美國開國於1776年，歷史並不長，相當於中國的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然而追溯其收藏中文圖書的歷史，則始於19世紀的後半期，僅有一百多年。據錢存訓博士的研究，最初是在1867年，美國國會通過一項法案，即將美國政府出版品每種留出50份，責成司密遜學院（Smithsonian Institution）向其他國家辦理交換事宜。該院隨即經由國務院通過駐北京使館行文中國政府請求辦理，但是清廷擱置未覆。同治七年（1868），美國農業部派專員訪華，除帶有植物種子外，並攜有關美國農業機械、地圖等圖書，希望和中國交換同類物品。不久，美國國務院也因聯邦土地局之請，再度訓令其駐華公使請求交換有關中國戶籍和賦稅的資料。清廷總理衙門於此不便再予拖延，因此奏准選購《農政全書》、《本草綱目》、《皇清經解》、《針炙大成》等十種並植物種子等，於同治八年（1869）4月27日一併送交美國使館，以作還答。這批圖書至今仍保存在國會圖書館。因此可以說，這是中美兩國間圖書交換的開始。[1]
但之所以形成以後美國國會圖書館及各東亞館收藏大宗中文圖書和古籍圖書的原因，主要在於中美之間文化交流的需要，同時也與美國的教會有計畫地積極向亞洲發展，迫切需要了解中國。又由於美國的高等教育也一直受到歐洲的學術研究風氣的影響，不少大學課程都做照歐洲的體系，「漢學」也成為美國的東方研究之一支，因此，對中文資料的需求，大大增強。
另外，在第一次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出現了不少新興的學術團體，如成立於1925年的「美國太平洋學會」，1926年的「華美協進會」，1928年的「遠東研究促進委員會」（即「遠東學會」及現在的「亞洲研究學會」的前身）及「哈佛燕京學社」。他們出錢出力，有系統地蒐集圖書，培育人才。同時和這些學術團體同樣重要的則是幾個著名的基金會，如洛克菲勒基金會、福特基金會等。不可否認的是，美國的國勢強大，財力也盛，這對於促進「漢學」的研究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
關於美國東亞圖書館和國會圖書館收藏的古籍圖書的來源，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清廷的贈送
清光緒三十年（1904），中國政府將其參加在美國聖路易斯的路易斯安那購置百年紀念博覽會（Lauisiana Purchase Exhibition）的一批圖書二千多冊購送國會圖書館；光緒三十四年（1908），爲了答謝美國退還庚子賠款，清廷特派唐紹儀爲特使，親至美國華盛頓，贈予國會圖書館一套《古今圖書集成》，計5,040冊，爲光緒二十年（1894）同文書局石印本。而前文提及的最早的第一批贈書十種。計934冊，分裝130函，每函的封套上皆貼有白紙書籤，印有「1869年6月，中國皇帝陛下贈送美國政府」的英文說明。這批圖書從版本上來說，最早的一種爲明永樂十四年（1416）內府刻本《性理大全》，其餘多為乾隆、道光間刻本。[2]
(二)派員在大陸蒐集
此爲美國各東亞館補充館藏的重要來源，早在1915至1926年間，美國農業部的一位植物學家施永格博士（Dr. Walter T. Swingle）三次到中國各地廣爲蒐羅，陸續採購到中國農書、類書、叢書、地圖和方志等約68,000餘冊，其中方志即有1,500種之多，並由此奠定了國會館收藏中國方志的基礎。1929年到中國考察植物的羅克博士（Dr. Joseph F. Rock）也代國會館蒐購到西南各省方志一批。1933年，國會館又通過王文山的介紹，購得山東濰縣高鴻裁所藏的山東各縣方志118種。1934年，國會館東方部主任恆慕義（Arthr W. Hammel）也親自到中國，又收得近8,000冊中文圖書。[3]
義理壽（(Irvin Van Gillis,1875-1948)，這位能說相當流利漢語的美國駐華公使館海軍上校武官，是美國人在中國大陸收集古籍善本圖書最多的一個，20年代初到40年代中，義理壽總共購得古籍圖書共75,000冊之多，其中如清乾隆木活字版《武英殿聚珍版叢書》的原本，他就分別購得四套（現在二套在葛思德館，一套在哈佛燕京館）。這些古籍圖書於抗日戰爭前存於加拿大麥基爾大學，1937年價讓於普大葛思德東方圖書館。
又如哈佛燕京館的創始人裘開明先生，在30年代至40年代也委託北平的燕京大學圖書館等有關機構，爲之尋覓。如今那些大部頭的叢書、各省之方志、眾多的明清人文集等等，都是那時購得的。
(三)購自日本和臺灣（私人的轉讓與捐獻）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50年代初期，日本這個戰敗國的經濟跌入到谷底，不少人家將收藏的古籍變賣，以換取有限的糧食。由於這樣的背景，使得市面上不少舊書店古籍充斥。就在此時，裘開明先生慧眼獨具，他二次赴日，委託友人並選購了包括經史子集各類的古籍善本，其中就有百餘部明代所刻而經日本人重新裝幀的善本書。[4]
40年代末，美國國會圖書館也從日本某收藏家手中買到1,500餘部古籍圖書，包括一小部分的碑帖。這批圖書後經筆者鑒定並編目，屬於善本書一類的在二百種左右，包括有宋刻佛經、明清文集、類書、小說、印譜，其中有部分是大陸本土和臺灣地區沒有收藏或流傳罕見的，如宋奉化王氏詞堂刻本《大般若波羅蜜多經》殘本等。[5]
60 年代初，臺灣私人收藏的二批古書相繼爲美國東亞館購得，原書都爲河北高陽人所有，他們是齊如山、李宗侗（玄伯）。齊先生是中國現代著名的戲曲研究專家，他一生收集的有關戲曲小說的圖書多達1,000餘種，其中有數百種都是比較稀見的珍本。齊氏於1962年病逝臺北，其哲嗣即將齊氏藏的部分戲曲小說善本計 72 種價讓哈佛燕京。李宗侗的祖父即爲光緒朝的重臣李鴻藻，叔父即爲李石曾。他早年曾爲故宮博物院秘書長，後任北平中法大學教授兼文學院院長，去臺灣後爲臺灣大學教授，1974年去世，他的書不多，但有潘祖蔭致李鴻藻手札八大冊、文廷式稿本《知過軒隨錄》等，都爲芝加哥遠東館購得。至於轉讓、贈送給有關圖書館的也不少，如清光緒五年（1879），美國駐清廷的首任公使顧盛（Caleb Cushing）將他在中國時所收集到的2,500冊滿、漢文書籍轉讓給國會圖書館。這批藏書中有太平天國文獻，但明刻本很少。又如加大柏克萊東亞館購入賀光中藏佛經一批，佳本頗多。此外，該館藏的全套江南製造局所譯中文教科書及科技圖書即是該校中文講座教授傅蘭雅（John Fryer）所購。傅蘭雅是英國人，江南製造局譯書館主持人之一，也是西方科技文獻傳入中國史上的著名人物。近代來華傳教士形形色色，其中以全部精力投諸科學書籍翻譯的僅有傅蘭雅。傅在江南製造局譯書館與中國學者合作翻譯了 129篇譯文，其中77篇由江南製造局刊印成書。1915年，接傅蘭雅任之講座教授爲江亢虎，江早年曾任北洋編譯局總辦兼《北洋官報》總纂，他離任時又將其私藏的1萬3,000餘冊圖書也捐給了該館。又如耶大東亞館的早期收藏即爲中國第一位留美學生容閎所贈。70年代，太平天國史研究專家簡又文先生又將其所藏的有關太平天國書籍320種600餘冊捐贈該館。
三、 宋元明清刻本的收藏
從版本學的角度來看，宋元刻本不僅傳世悠久，且在校勘學上也有其特殊的價值，故清代藏書家多有癖宋元之好。然而宋元刻本傳至今天,已經很少，目前大陸所藏的數量，大約在三千部以上，主要集中在北京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南京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等館。臺北國家圖書館約五百種以上。
（一）宋元刻本
美國各東亞館所藏宋元刻本，據資料顯示，大約超過百部，多集中在國會館、哈佛燕京館、葛思德館。國會館共有宋本11部，爲宋紹興間刻本《後漢書補志》30卷、宋刻明初印本《魏書》140卷、宋刻元印本《國朝諸臣奏議》150卷等。元刻本14部，爲元刻明印本《禮經會元》4卷、元刻明印本《儀禮圖》17卷等。哈佛燕京館藏宋元本僅30種，有宋刻元明遞修本《名臣碑傳琬琰之集》107卷、宋建刻《纂圖互注揚子法言》、宋刻《洪州分寧遇禪師語錄》等。元刻本有元至治三山郡庠刻本《通志》200卷、元鄞江書院刻本《增廣事聯詩學大成》30卷。普林斯頓葛思德館藏宋本僅2種，元刻本有6部。最重要的就是《磧砂藏》，存1,479種6,014卷。
目前收藏在各東亞館的宋元刻本中，孤軼或較突出者甚少，殘本較多，同時佛經較之其他文集、史籍等在品種上佔去較大比例。宋元兩代的幾個大藏（除《平江府磧砂延聖院大藏》外），如：開寶藏、萬壽大藏、毗盧大藏、安吉州思溪法寶資福禪寺大藏、湖州思溪圓覺禪院大藏以及元代的《普寧藏》、《毘盧大藏》等，在大陸和臺灣地區都不全，僅有不全的零本。而今美國藏的這些藏經之零本都是大陸和臺灣地區所未入藏的。同時在柏克萊加大東亞館收藏的佛經中，據說《大般若波羅蜜多經》600卷，爲信主善虎私人所刻，保存相當完整。又有三大箱的佛經，是二次世界大戰後購自日本者,，其中多爲宋元明刻本，如萬壽大藏的零本《廣有論釋論》、《大中靖國續傳燈錄》等，都爲大陸所未藏。至於葛思德館藏的《磧砂藏》，其中宋代原刻約700冊，元代所刻約1,600冊，餘爲配補明南藏本或天龍山本，約 800 冊，又有明萬曆間白紙精鈔補本約3,100餘冊,總計5,359冊，其中可補當年商務印書館影印本之處甚多，而價值也最高。
然而，在此需補充說明的是，美國所藏的宋元刻本最多者不在圖書館，也不在博物館，而在於私人收藏家翁萬戈先生。翁萬戈先生是常熟翁同龢的五世孫。其家傳的近百種善本（不包括碑帖），從數量上來說，雖無法與美國其他東亞館匹敵，但其所藏宋元刻本卻是全美第一，多爲極精之品，沒有一所圖書館能望其項背。翁氏所藏，如：宋淮東倉司刻《註東坡先生詩》、宋浙江刻本《重雕足本鑑戒錄》、宋刻本《丁卯集》、《會昌一品制集》等都是名重一時或罕見傳世的佳槧。這些秘籍已由北京圖書館書目文獻出版社以《常熟翁氏世藏古籍善本叢書》影印出版。目前這批圖書的95%已轉讓給上海圖書館珍藏。
（二）明清刻本
除哈佛燕京圖書館外，在不少東亞館的善本書中以明刻本居多數，而清刻本版則很少入「善」，或入「志」。這可以從國會館及葛思德館的書志上得到證明。國會館藏的明刻本計1,439部，其中明人別集類的書有226種。細核之下，有一些明刻本是很難得的，如明人文集中的羅治《大月山人集》（天啓刻本）、王公弼《抱琴居集》（明刻本）、吳伯宗《吳狀元榮進集》（萬曆刻本）)等十數部都是大陸所未存藏的。而哈佛燕京館藏明刻本有1,400餘部，清初刻本則在2,000部左右。在明刻本中有77部是乾隆間編《四庫全書》時被禁燬的「禁書」。又有180餘部是大陸、臺灣地區、日本等地所未收藏的罕見本，如明金陵唐氏刻本《新刻出像漢劉秀雲臺記》、《新刻出像點板張子房赤松記》等。如果從數量和質量上看，哈佛燕京館所藏絕不亞於國會館，甚或可以說略勝一籌。
普大葛思德館的明刻本有1,047部，也有不少難得的書。哥大東亞館藏的明刻本約二百部，最好的是三種寶卷，《靈應泰山娘娘寶卷》、《救苦忠孝藥王寶卷》、《泰山東嶽十王寶卷》。還有30餘部禁書，多爲史部之書，如：《皇明典故紀聞》、《昭代典則》等。西雅圖華大遠東館有明刻本138部，真正屬於善本者僅50部左右，其餘多爲叢書零種。較稀見的有鹿善繼《鹿忠節公認真草》15種20卷（崇禎刻本）、姜寶《稽古編大政記綱目》8卷（萬曆刻本）等。耶魯東亞館的線裝古籍並不多，但藏有一些明清小說很不錯。如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程偉元萃文書屋木活字本《石頭記》，大陸僅二、三部而已。又如：清初刻本《金瓶梅》、明刻本《楊家府世代忠勇通俗演義》、明嘉靖刻本《三國志通俗演義》、明郁郁堂刻本《水滸四傳全書》、明刻本《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真本》、明遺香堂刻本《三國志》等,都是值得一提的收藏。
在上述東亞館的普通書庫內，也有一些屬於善本書的收藏，像國會館就有較多的清乾隆以前的刻本靜放在書架上，隨手翻閱，即可發現不經見之本。如：清康熙刻本《百尺梧桐閣詩集》（清汪懋麟撰,，上海古籍出版社因其罕見，故影印入《清人文集珍本叢書》，前言即為筆者所撰）。至於哥大東亞館藏的清人文集約九百種，幾乎全都集中在普通書庫，其中頗有一些康熙、雍正、乾隆間所刻的難得之本，如：清晏期盛《楚蒙山房集》、陳至言《菀青集》、儲掌文《雲溪文集》等數十種。
還有像芝加哥遠東館藏的明刻本並不很多，約300種2,200餘冊。但館藏線裝書中最有特色的是經部圖書，全美第一，品種極多，約1,700餘種，有些較爲罕見。筆者在芝館時，曾作過一個記錄，即從經部善本的卡片中選了32種不多見之書，經查核，其中11種爲《四庫全書總目》所未收，《續修四庫全書提要》僅收一種。同時，32種中有16種爲臺灣《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未著錄，即一半。再查《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連查五部，有一部未著錄。其經部中之「書類」圖書，確較50年代後期出版的《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中品種要多，和臺灣《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不相上下，且有大陸和臺灣地區所未入藏者。
至於清代的兩部大書《武英殿聚珍版叢書》（乾隆間武英殿聚珍版）和《古今圖書集成》（清雍正四年銅活字印本），美國也有收藏。《武英殿聚珍版叢書》原印全帙流傳不多，哈佛燕京館有一套，葛思德館有二套，每套138種820卷。當年胡適先生說，這部書全世界共有四套，除葛思德館外，還有二套，一套在臺灣故宮博物院，一套在哈佛燕京。胡先生此說不確。[6]實際上大陸還藏有九套，分藏北京圖書館、天津圖書館等館。但是美國所藏卻佔去了近七分之一。
《古今圖書集成》爲一萬卷，目錄40卷，分裝52 函，共5,020冊。美國共藏二部，一在哈佛燕京館，原爲重華宮舊藏；一在葛思德館，舊藏南京王府者。清雍正時，是書僅印64部及樣書1部。書印成後分藏多處，除內府中的一些宮殿外，文溯、文匯、文宗、文瀾四閣各一部，此外重要官員及民間也有獲賜頒。二百年來，各處所藏歷遭兵爽，迭經喪亂，存世無多。大陸僅北京圖書館、中國科學院圖書館、甘肅省圖書館、徐州市圖書館四館有全帙，又臺灣國立中央圖書館一帙、故宮博物院三帙。歐洲爲英國大英博物院、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德國柏林圖書館各藏一部。其餘均爲殘軼。如此，大約共存13部。而哥大及國會館所藏，經筆者目驗，實爲清光緒二十年（1894）上海同文書局石印本。臺灣學者黃仲凱先生說葛思德館藏本僅爲所存之三四套之一，顯然是不確的。[7]
四、稿本抄本及有價值的資料
稿本，尤其是未刻稿本的價值更大，這是不言而喻的。同樣的道理，對於抄本來說，如據傳世罕見的稀刻孤塹影抄、傳抄，也是非常珍貴的。因爲一旦稿本或孤槧佚亡，那抄本就起到了延其一脈的作用。美國東亞館所藏稿本、抄本中屬善本的不很多，據筆者所見到的和間接了解的情況是，收藏最多的要數哈佛燕京館了。其表面上的數字約1,200餘部，但是大部分並非善本之屬。那是於60年代購自齊耀琳、耀珊後人。
齊氏弟兄爲吉林伊通人，二人皆爲光緒間進士，耀琳官至江蘇省長兼代督辦：耀珊官至內務總長，雖然他們官位很高，但卻沒有什麼珍貴的版本圖書，所藏卻多任內的各種文書檔案、工尺譜、各種輿地圖等等。燕京館較重要的稿本有書畫家高鳳翰的《南阜山人詩文類稿》、藏書家吳騫的《皇氏論語義疏參訂》、學者周廣業《蓬廬文鈔》、宗室敬徵的《敬徵日記》、巡撫丁日昌的《砲錄》、數學家李銳的《觀妙居日記》。而抄本中之姣姣者，則爲明黑格公文紙抄本《明文記類》、明黑格抄本《天運紹統》、《南城召對》、明藍格抄本《欽明大獄錄》、《觀象玩占》、清初抄本《牧齋書目》、《漢事會最人物志》、《春秋年譜》、清東武劉氏嘉蔭抄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又如：毛氏汲古閱抄本《離騷草木疏》，字體工整齊麗，繕寫精絕，紙墨均佳。而清初抄本《文淵殿》，則不見各家戲曲目錄著錄。此外，又如：清光緒十六年（1890）海軍遊歷章京鳳凌、彥愷的《四國遊記》,實爲二人赴法、意、英、比考察四國海口、兵防、砲臺、船澳及軍火製造廠埠、水陸武備學堂，並於各要隘形勝、水陸軍情、船砲製造、隨所見聞,據實察記，近30萬字，極爲詳細。又如《嵩年奏稿》20冊，記述嵩年自嘉慶九年至二十一年（1804-1816）在江寧織造、長蘆鹽政、及熱河總管任內所上之奏摺，在研究嘉慶朝政治、經濟等方面頗具史料價值。
國會館藏的抄本中有清曹炎抄本《南部新書》、舊抄本《馬氏家譜》、《馬相輯要》、《三番志略》、清內府寫本《多爾袞家譜》、清抄本《古訓堂詩》、《青海奏疏》等較爲重要。特別要指出的是清末寫本《膳房辦買肉斤雞鴨清冊》，清光緒三十三年、三十四年（1908）全套，分裝四函24冊，極爲難得。而這樣的寫本，上海圖書館、南京圖書館僅有零本而已。
又柏克萊加州大學館有稿本、抄本20餘部，其中以翁方綱未刻稿本《易附記》十六卷附二卷、《書附記》十四卷、《春秋附記》十五卷，吳騫稿本《拜經樓詩話續編》爲最好。又有清陳澧《東塾存稿》不分卷、明黃暐《蓬軒類記》、清觀瑞《竹樓擬稿》、清祝石《知好好學錄》等，這些書多爲劉承幹嘉業堂舊藏，爲 1949年初由美國人艾爾溫（Richard Irwin）購自上海，而轉入柏克萊的。
《永樂大典》作爲明代重要的抄本，一直引人矚目。由於兵燹等原因，如今所存，距原數相差甚遠，除大陸本土和臺灣地區外，歐洲所藏主要集中在英國，計大英博物院藏45冊、倫敦大學亞非學院3冊、牛津大學19冊、劍橋大學2冊。而美國所藏爲51冊，分藏國會館41冊、哈佛燕京館2冊、葛思德館2冊、康乃爾華生館6冊。
作爲第一手資料的手札，不僅能反映當時政治、經濟、文化、歷史等現況，同時又可窺見名人學者的風法。美國所藏此類文獻不多，有些還被列入博物館的收藏，如普林斯頓大學博物館就有明代名人手札15冊。從東亞館的收藏看，筆者歷年所見僅有芝加哥遠東館藏的清潘祖蔭致李鴻藻手札八大冊，潘、李皆爲爲清末重臣，如若能請專人將手札抄出，當可反映光緒朝政治之另一側面。另外是哈佛燕京館的《明諸名人尺牘》，是最重要的收藏之一，計七大冊，以日、月、金、木、水、火、土分集，共480餘人，733通（又有名刺190通）。其中所收都是嘉靖、隆慶、萬曆間重要官員、大名士乃至小知識分子，如：周天球、盛時泰、王世貞、汪道昆、田藝蘅、姚舜牧、詹景鳳、沈鯉、申時行、李維禎、戚繼光等名人致方用彬的信。不要說美國，就是在大陸或臺灣地區的大型圖書館或博物館，像這樣數量眾多的明人手札也是不多見的[8]。以上海圖書館為例，雖然該館藏的明、清兩代的尺牘數量爲各地之冠，計3,500種，4,000冊以上，達數萬通，但是明人尺牘卻不超過800通。
歷史文獻的價值，不須我來贅述。但各館所藏，除非有人專門撰文揭示，不
然的話，很難窺知其廬山真面。那是因爲不少類似文獻性質的資料基於其本身的內容、形式,在圖書館內難以編目，因此在讀者目錄中較不易反映。如:哈佛燕
京館藏有乾隆間契約、嘉慶二十年車票、道光年借票及合同議單、咸豐年期票、同治年田畝賣契票、光緒年的護照、憲照、執照、功牌、國子監照、租簿；民國年間的收款冊、置產簿；以及彩繪十三陵園、奉天省並吉林省地券集冊、光緒元年向日本開拓判官照會冊、光緒年擴充使館界止之告示、江南製造總局帳冊等等，都是研究清代政治、經濟及其他方面資料性很強的實證。又如：芝大遠東館藏有抗日戰爭時期的身分證、糧票、通行證、配給券、招貼、地圖、傳單、標語以及日本佔領下的地下報紙等等。
五、方志、家譜、太平天國文獻
中國地方志現存的種數約爲8,000種，根據筆者的了解，北京圖書館所藏最多，計6,066部，上海圖書館次之，爲5,400部。（兩個館的數字都包括1949 年以後出版的排印本、油印本、膠卷、複印本以及60年代初上海古籍書店影印出版天一閣藏明代方志，各總共1,000種上下）80年代出版的《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中國科學院天文臺編輯） 一書，收錄了大陸各圖書館所藏方志，並就臺灣地區及美國國會圖書館所藏也予以增入，是學者了解方志存佚及收藏何處的重要工具書。但由於條件的限制，同時又由於美國其他東亞館並無方志專目的編製（就是有，大陸也很難見到），所以很難了解其收藏情況。
實際上，美國收藏的原本方志數量很多，總數約在1萬4,000部以上。其中國會館居其首，約3,750餘部，,約6萬冊。朱士嘉先生在1943 年所編《美國國
會圖書館藏方志目錄》，共收方志2,939部，計有宋代23種、元代9種、明代68種、清代2,376種、民國463種。而以河北、山東、江蘇、四川、山西省爲多。
國會館明刻本方志中最重要者爲《新修成都府志》五十八卷(天啟刻本)、《滇略》十卷（萬曆刻本）、《常熟縣志》十三卷（嘉靖刻本）、《八閩通志》八十七卷（弘治刻本）、《富平縣志》十卷（萬歷刻本）等等。該館藏的山東省方志，主要得自高鴻裁，那是1933年，由王文山介紹而流入美國。鴻裁，字翰生，山東濰縣人，生於咸豐元年（1851），卒於民國七年，其藏書均鈐有「濰高翰生收輯全省府州縣志印記」。又國會館藏鄉鎮小志品種也很多。
哈佛燕京館的原本方志有2,600餘部，若加上一些影印本，也有3,858種之多。[9]在中國的大學圖書館中，收藏方志最多的當推南京大學，藏有4,090種（是否都是原本不詳）。燕京館收集方志始於30年代，其時除向北京、上海等地書直接購買外，北平的燕京大學圖書館也協助採購。這2,600餘種原本方志中種數最多者爲山東、山西、河南、陕西、江蘇及浙江等省。筆者會作過一個統計，存世的浙江省方志大約總數在600種左右，今浙江省圖書館藏有370餘種，而哈佛亦有300種。該館藏的明刻本方志有《山陰縣志》、《崑山縣志》、《華陰縣志》、《常熟縣志》、《汶上縣志》等都是其中之白眉。而燕京館所藏的《廣西通志》、《吳江縣志》，大陸亦僅存各二部，前者且爲藍印本，更爲少見。至於萬曆十九年（1591）修天啟五年（1625）增修的山西《潞城縣志》，則更為珍貴，大約是存世唯一的刻本了。
此外如芝大遠東館藏方志2,700餘種，和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所藏相伯仲，又較南開大學館多出700種。該館所藏以江蘇、浙江、河北、山東、陝西省方志最爲宏富。哥大東亞館，藏方志1,560種，約17,000餘冊。耶大東亞館所藏方志也在1,400種以上。這些館的藏量都幾乎相當於大陸一般較重要大專院校和除北京、上海、南京、浙江、中科院圖書館以外之省市一級公共圖書館的所藏，或有所超過。至於西雅圖華大館藏洛克（Joseph Rock）收集的方志約830種，也較清華大學圖書館所藏爲多，內四川省方志143種、雲南省方志146種、臺灣8種，都是較齊全的收藏。
家譜的史料價值歷來爲學者們所認可,被視爲極爲有用之資料。美國所收藏的家譜，可以說是除中國大陸之外收藏最多的地方了。美國各東亞館之中，又推哥大東亞館爲第一。在中國的抗日戰爭時期，不少人家的藏書陸續散出，家譜也不例外。哥大當時即指派人員在北京、上海等地大力採購，其中顧子剛就是其中的一個。至珍珠港事變，四年之間，竟獲900餘種。現哥大有家譜1,041種，約1萬冊，筆者曾去過該館十數次，所見書品均佳，其中明刻本有《張氏統宗世譜》十一卷（嘉靖刻本）、《涑水司馬氏源流集略》八卷（萬曆刻本）。只是可惜，哥大至今沒有做出一個專題目錄，而只能在60年代日本學者多賀秋五郎編的《家譜的研究》（資料編）中窺其大概。
除哥大東亞館外，國會館所藏約在四百數十種左右，其中明刻本有十餘部，如《大槐王氏念祖約言世紀》三卷（崇禎刻本）、《涇川吳氏統宗族譜》五卷（萬曆刻本）、《休邑牧寧劉氏本支譜》十三卷（嘉靖刻本）、《馬要沈氏族譜》七卷（萬曆刻本）、《新安畢氏會通世譜》十七卷（正德刻本）、《裴氏族譜》二卷（萬曆刻本）、《新安汪氏重修八公譜》五卷（嘉靖刻本）、《汪氏世紀》不分卷（嘉靖刻本）。又有《浙江山陰白魚潭張氏族譜》六卷（明抄本）、《會稽樊川陳氏宗譜》五卷（明抄本）等。
哈佛燕京館藏的家譜並不是該館的收藏特色，僅有300餘部而已，在美爲第三位。其中有一些爲未刻稿本，如：乾隆《梯山汪氏族譜》、咸豐《荻溪章氏支譜》等。又有抄本十數部，也較難得。明刻本僅有《休寧蓀浯二溪程氏宗譜》四卷（嘉靖十九年刻本）。
當然，集方志和族譜縮微膠片和複製本最多的是猶他州鹽湖城的族譜學會圖書館，該館自1960年起，攝製臺灣、香港地區、日本、韓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度、菲律賓以及美國各東亞館收藏的中國家譜和方志。並從1985年始，和北京第一檔案館合作，攝製了部分家族檔案和族譜。1987年初，筆者會去鹽
湖城族譜學會圖書館參觀考察，並於1988年牽線達成上海圖書館和鹽湖館之間的合作，提供了數百種的族譜微捲。如今鹽湖館庫藏家譜及方志微片至少各達6,000種了。
早在1879年，,國會館購入美國駐清廷第一任公使顧盛所藏的237種，2,500冊滿、漢文圖書中，尤以太平天國刻本十種爲最珍貴。太平天國刻本是研究太平
天國史和政權的重要文獻和見證，然這十種刻本不爲當年在國會館的王重民先生所見。1986年，筆者第一次見到時，書均未編目，置放在善本書庫末尾的書架上，半年後筆者再訪該館，才將之編竣。這些書爲《太平天國幼學詩》、《太平天國三字經》、《太平救世歌》、《天父上帝言題皇詔》、《天命詔旨書》、《天條書》、《太平詔書》、《太平禮制》、《頒行詔書》、《太平天國癸好三年新曆》以及照片《建天京於金陵論》、《貶妖只爲罪隸論》、《詔書蓋璽頒行論》、《天朝田畝制度》四種。這批文獻均首尾完整無缺。
又美國紐約市立公共圖書館收藏的太平天國刻本甚多，有23種，合訂爲一冊（這無論在大陸、臺灣、香港或日本等圖書館都是不被允許的），紙質發脆，手若觸摸翻閱，即有碎片落下，這也導致筆者不敢「輕舉妄動」，終未錄下書名。這些都是過去研究太平天國文獻的學者所不了解的。太平天國時期,會設立刪書衙出版圖書，據記載，其時共刻印書籍29種，由於戰爭的原因，所刊圖書存世無多，現在大陸和臺灣地區所藏的太平天國刻本多爲零星之本，分藏上海圖書
館、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南京太平天國革命博物館、北京圖書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和臺北的國家圖書館等處。
六、東亞館藏古籍文獻的整理和展望
目前所知，有一些重要的東亞館還有部分普通古籍還沒有整理，如哈佛燕京館，就有1,600餘部尙須編目上架。美國國會館藏的普通古籍數量甚多，但具體數字，多年來一直是個謎。且有不少線裝書梱載堆放，也未編目，連書名也難以得知。而且，自1984年開始，國會館的新書基本上都輸入電腦，可以直接檢索。但是該館前普通古籍和善本藏書卻沒有輸入，讀者除非親自到館翻閱卡片目錄，不然就無法得知圖書的存藏情況。
從整個美國東亞館系統來看，收藏的涉及中國傳統文化的古籍圖書和有關文獻的數量和價值是不可低估的。從它們的內涵來看，其中的一小部分是如今在大陸、臺灣、香港以及他處所沒有入藏者。
1990年由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中
文舊籍書目》，是昌彼得、吳哲夫先生所編，著錄舊籍2,800餘部，近9萬冊，是該館《善本書志》的姐妹篇。這也是美國東亞館中的第一本普通線裝書目（也包括一些清初善本在內）。通過書目，也揭示了該館所藏集部清人別集277部,子部醫書330部等多種數據。應該說，普通線裝書的品種和應用價值較之善本書來說要多、要高。
按照哈佛燕京的計畫，在幾年後，該館會將館藏約16,000部以上的普通線裝書編成《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古籍目錄》，館方始終認爲這是開發古籍文獻、實現資源共享的一種必然手段。對於來館查閱圖書文獻資料的讀者來說，就會在檢索方面提供不少便利，至少是多一種檢索館藏的方法。有了書本目錄，對「燕京」來說，是家底清楚，心中有數。對大陸、臺港、日韓、歐美等地區的學者來說，可以是一目在手，即可獲知燕京館藏，圖書的利用率也會有所增加，對其他圖書館的編自人員來說，也可在古籍圖書的編目中借鑒、參考。
柏克萊加大東亞館的收藏也似謎般地吸引著學者們。該館的主持人周欣平館長上任後，考慮到在美國很難找到此方面的專家後，即決定和上海圖書館合作，借助上圖的技術力量，將該館所藏的中文古籍在近一、二年內全部「審看」一遍，分出善本、普通本，編成書目，不儘讀者使用方便，而且懸了數十年的該做的事也完成了。
自50年代到90年代，整整五十年，東亞館在做好採購、編目、保管、閱覽和各項服務的同時，多有想將館藏的重要書藏或有特點的收藏編成專目的計畫。以「善本書志」來說，書志作爲一種寫作形式，包括一書之書名、卷數、作者、版本、行款、版式以及著者簡歷、內容、牌記、序跋、題識、刻工、諱字、流傳著錄、藏印等。對於一個較重要或收藏甚多的館來說，編著《善本書志》不僅是館藏古籍文獻的詳細記錄，同時也可以提供給有關讀者各種資訊，也可爲其它圖書館編目人員核對版本提供依據。所以，書志的編著也是一些重要收藏單位在具備了各種條件後，必須做或最終一定會做的工作。
至今已經完成的《善本書志》有《美國國會圖書館藏中國善本書錄》（王重民著，1957 年，華盛頓，著錄1,775部，約35萬字）、《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
方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王重民著，屈萬里重訂，1974 年，臺灣藝文印書館，著錄1,136部，約32萬字）、《西雅圖華盛頓大學遠東圖書館藏明板書錄》（李直方著，1973 年，西雅圖，收明刻本138部，約5萬字）、《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書志》(沈津著，1999年，上海辭書出版社，著錄1,433部，152萬字)。目前，哈佛燕京仍繼續將館藏的清代善本約2,500部作成《書志續編》，估計約300萬字，三年後或可告竣。
在東亞館，有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值得去做，那就是將哥大東亞館藏的家譜全部寫成書志。這些家譜沒有副本，品相極佳，保存良好。如有心人能以大陸近年出版的《中國家譜綜合目錄》（1997年，北京中華書局）、《上海圖書館館藏
家譜提要》（200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做一核對，或有不少爲大陸所未收藏者。而《上海圖書館藏家譜提要》在一般目錄形式上有所突破，即在每種家譜的著錄下有約100至200字的提示，錄有家族的始祖、遷徙及內容等，這是很了不起的進步。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它並非每書之「提要」，不僅對於做研究的學者來說似嫌略簡，而且並不具備「學術價值」。如若將來哥大館的主持者真能進行此項書志計畫，能讓撰寫者在每篇書志的寫作中，將有特點、有價值的內容盡量去予以揭示，那將對譜牒學的研究、對學術界絕對是一大貢獻。
從歷史上看，幾十年來在美國完成的幾部書志及專目，都是借助大陸、臺灣、香港地區圖書館的專業人員，利用他們的專業經驗去撰寫、編輯並出版的。鑒于東亞館（包括國會館）普遍缺乏古籍整理、鑒定以及具備能爲之撰寫書志的專業人員，我們或許可以推論，將來如果要進行一些較爲重要的整理或寫作計畫，必須盡快邀請大陸的訓練有素的、具有實踐經驗的專家協助工作。而大陸重要的省市一級公共圖書館的這類人材在目前來說，也已逐漸呈現出後繼無人、青黃不接的局面，而且少數幾位一流的專家也年齡在七十以上。所以，這類工作如再拖個十年、八年，恐怕再難找到合適的專家來故這項工作了。
反觀大陸，五十年來，雖然在古籍文獻的整理工作方面做了許多工作，80年代以來也出版了一些有關目錄學和版本學的專著，但有影響的並不多，出版的專門書志更少。而且，北京圖書館及重要的省市一級的公共館（上海、南京、浙江、遼寧、天津等）、大專院校館（北京大學、復旦大學等）都沒有自己館藏的善本書志。中國當今最重要的目錄學家、版本學家之一、北京圖書館研究館員冀淑英先生給筆者的信中會說：「回首三、四十年前，北圖亦會設想待入藏之書編目告竣之時，當寫成《書志》，以記錄一代典籍所存，今則已矣，思之慨然。」（津按：冀淑英先生已於今年5月中旬在北京去世）而在臺灣，國家圖書館於1994年開始執行「第二階段古籍整編計畫」，組織了十餘人以撰寫該館所藏善本書志爲工作目的，自1996至1999年6月，相繼出版了《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經史子集叢四部，共著錄12,000餘部。如此，臺灣最大的藏書單位善本館藏的內容，基本上可以一覽無遺。雖然略嫌簡明，但畢竟是嘉惠學林、功德無量的好事。
前文已經提及，東亞館收藏的地方志總數約在14,000部以上，會有人建議能否將這些方志編成一個聯合目錄。這個設想很好。如若能做出來，那可以搞清美國藏中國地方志的存藏情況，並和大陸、臺灣的收藏也可作一比較，更重要的是對歐美地區的學者來說也會帶來很大的方便，這也是一種資源共享。一般來說，編輯一部質量較高、錯誤較少的大型聯合目錄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這不僅僅是財力、時間上的問題，更重要的是要有訓練有素的、懂得包括版本鑒定的專家，去面對原書，本著「準確」的原則，去認真著錄。而這一點，我們只要看一下過去編的已出版的大型聯合目錄就可知道。《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這是五十年來中國大陸出版的最重要、最好的一本大型聯合目錄，動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最後由幾位專家集中精力審訂，費了十多年才告竣的大工程。13萬條款目的著錄，錯誤率微乎其微，以筆者所見，僅數十處而已。而《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實爲集中國地方志之大成，可惜的是，搞了許多年，好不容易編出的成果，著錄的錯誤如同書異錄、誤斷刻年、不辨增續後印、誤定纂修者、以篇卷爲單書等，屬於無可推諉的錯誤率竟達三分之一，實在令人咋舌。至於什麼《中國兵書聯合目錄》、《中國家譜綜合目錄》等等，那其內裏的著錄錯誤又不知凡幾。之所以有許多問題，是因爲各圖書館內的編目人員水平參差不齊，有些人本身就沒有受過版本學、目錄學的專業訓練。
1991年以來，美國研究圖書館組織（Research Library Group）支持的《中國古籍善本書國際聯合目錄》的中心數據庫開始運作，不斷地將收集到的中文善本書的記錄輸入到 RLIN 數據庫，這個組織的中心編輯室設立在普林斯頓大學葛
思德東方圖書館內,，主持者爲前瑞典皇家圖書館研究員艾思仁（J. S. Edgren）先生，他們使用的是《中文善本書機讀目錄編目規則》，旨在爲使用ALA/LC編目規則的圖書館提供一個編目依據，用於編製清乾隆六十年（1795）以前的中國古籍。十二年來他們和美國的幾乎所有的東亞館，以及大陸的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遼寧省圖書館、湖北省圖書館等館，還有歐洲的英國牛津大學圖書館、德國的慕尼黑圖書館等進行合作，完成了古籍善本的條目輸入約16,000個。
目前，一些藏書不多的東亞館已經結束提供數據單的工作。其它較大的館仍將數據不斷送去該中心。這個數據庫是目前世界上最大宗的、質量上乘的古籍善本數據庫，它按照嚴格、詳盡的著錄方式將不同的古籍善本輸入數據庫，以便于學者或專業人員的查詢。它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規範化，而且可以用各種方式去進行檢索。尤其是該數據庫擁有的16,000種善本書的書影，這是一筆巨大的無形的財富，是不能用經濟價值去衡量的版本學寶庫。美國的這個數據庫已經為此投入了大量的資金，但也獲得了相應的成果，它的存在，也一定可以爲大陸或臺北地區圖書館界現在、將來設立中國古籍數據庫所借鑒。
筆者認爲，在東亞館的許多善本書的保管條件一般來說，較大陸要好。一些東亞館的主持人面對不少重要的善本書藏和文獻，也在設想如何使在海外的中國文化遺珍有所發揚光大。以哈佛大學爲例，哈佛燕京學社社長杜維明教授和燕京館館長鄭炯文先生都不約而同地擁有「學術乃天下之公器」的觀點,，故哈佛燕京館爲使館藏較多的罕見之本充份發揮作用，或使「孤本不孤」，經慎重考慮並與大陸北京商務印書館、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合作編印《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珍本彙刊》。同時，該館提供了二百餘種大陸所未見收藏之宋、元、明珍稀版本書目，北京方面組織了專家、學者、教授細細遴選，再經數次刪，最後核定確爲版本鮮見且有重要學術研究價值67種予以影印，讓大陸和臺灣、香港地區所未存藏的有價值的圖書文獻得以化身千百，使所有的研究者都能利用。我們希望此事在今年內即有成果呈現。
[1]錢存訓，〈中美書緣：紀念中美文化交換百週年〉，載於：《中美書緣》（臺北市：文華圖書管理，1998），頁5。
[2]同註[1]。
[3]同註{1}。
[4]沈津，〈哈佛燕京圖書館訪書記〉,《明報月刊》，12：6（1987.6），頁1-2。
[5]這批已經編目的善本卡片，當時留存國會圖書館東方組王冀先生處。
[6]筆者當年所見別人轉引胡適先生的話，惜沒有記下雜誌的名稱及刊期。
[7]黃仲凱，〈羅徹斯特憶懷〉，《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新3：1（1970.1），頁44-45。
[8]陳智超，《明代徽州方氏親友手札七有百通考釋》（安徽：安徽大學出版社，2001）。
[9]吳文津，〈哈佛燕京圖書館中國方志及其他有關資料存藏現況〉，《漢學研究》3：2 = 6（1985.12），頁369-378。
本文原刊於國家圖書館館刊九十年一期，第97-114頁，2001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