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嘉靖徐必進刻本《陽明先生文錄續編》考論
明嘉靖徐必進刻本《陽明先生文錄續編》考論*
蘆婷婷
內容摘要：通過對比明嘉靖四十五年徐必進刻本《陽明先生文錄續編》與明隆慶六年謝廷傑杭州刻本《王文成公全書》續編前四卷和世德紀及附錄部分，兼及明萬曆元年謝廷傑南京重刻本《王文成公全書》和當前在學界使用範圍較廣的陽明全書、全集的對應部分，考查《陽明先生文錄續編》的刊刻緣起、刊刻者、卷數及卷次，所存佚詩、脫文、佚文及形成背景、原因等，並以此為切入點剖析隆慶本《全書》的編纂、刊刻過程及時代背景。《陽明先生文錄續編》編者錢德洪秉持應收盡收的原則，編輯續編之初衷更多體現傳播陽明學術、激勵後學的醇正目的。但《全書》之編纂則帶有一定政治性，對所收單行本進行了不同程度的增補和刪改。
關鍵詞：王陽明 《陽明先生文錄續編》 《王文成公全書》 嘉靖本 隆慶本
明隆慶六年（1572）浙江巡按御史謝廷傑仿《朱子全書》之例，在杭州主持刊刻《王文成公全書》（以下簡稱「《全書》」），將陽明先生《傳習錄》《文錄》《文錄續編》《年譜》諸單行之書匯於一體，此即在陽明學發展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全書》之初刻本——明隆慶六年謝廷傑杭州刻本（以下簡稱「隆慶本《全書》」，見圖1）。隆慶六年九月，謝廷傑調任南直隸督學御史，於萬曆元年（1573）至二年間在南京據前書主持重刻《全書》，此即《全書》明萬曆元年謝廷傑應天府重刻本（以下簡稱「萬曆本《全書》」，見圖2）[1]。
首都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有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徐必進刻單行本《陽明先生文錄續編》（以下簡稱「嘉靖本《文錄續編》」，見圖3），入選《第五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名錄編號11955），係該本目前僅見的傳本，可以校正、增補隆慶本《全書》相應部分的錯訛、缺失，對梳理《全書》的版本源流和成書過程也具有重要意義。然今人整理陽明全書、全集，輯佚陽明文獻時[2]均未注意此本。本文即以嘉靖本《文錄續編》與隆慶本、萬曆本《全書》等對應部分相較，考前者所存佚詩、脫文、佚文等，擇其大端述之，並略考其形成緣由，請方家指正。
圖1隆慶本《全書》圖2 萬曆本《全書》圖3 嘉靖本《文錄續編》[3]明嘉靖四十五年徐必進刻本《陽明先生文錄續編》，明王守仁撰。線裝，一函八冊，每卷各成一冊；缺卷二第六葉、卷三第三十三葉、卷七第三十四葉、卷八第二十四葉；卷三至五個別書葉有污損；無私人收藏印記和手寫題識題跋等。版框18.9×13.9釐米，四周雙邊，版心白口，單白魚尾。半葉九行，行十九字。全書八卷。前五卷為文錄續編，正文卷端題：「陽明先生文錄續編卷之一」，「門人餘姚錢德洪編述、山陰王畿增輯、後學六安徐必進校刻」；後三卷為所附家乘，正文卷端題：「陽明先生文錄續編卷之一家乘」，「門人餘姚錢德洪編述、後學六安徐必進校刻、嗣男王正億奉錄」。全書字體方正，墨色燦然，白綿紙印行。卷前有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胡宗憲敘（殘）[4]、明嘉靖四十五年錢德洪識語。
（一）嘉靖本《文錄續編》的刊刻緣起
關於此書之刊刻緣起，卷首錢德洪識語曰：
德洪葺師文錄，始刻於姑蘇，再刻於越，再刻於天真，行諸四方久矣。同志又以遺文見寄，俾續刻之。洪念昔葺師錄，同門已病太繁，茲錄若可緩者。既而伏讀三四，中多簡書墨跡，皆尋常應酬、瑣屑細務之言，然而文理昭察，仁愛惻怛，有物各付物之意。此師無行不與，四時行而百物生，言雖近而旨實遠也。且師沒既久，表儀日隔，苟得一紙一墨，如親面覿。況當今師學大明，四方學者徒喜領悟之易，而未究其躬踐之實，或有離倫彝日用、樂懸虛妙頓以為得者，讀此能無省然激衷！此吾師中行之證也,而又奚以太繁為病邪？
明嘉靖七年（1529）王陽明卒後，其弟子錢德洪等人以蒐集、刊刻陽明遺書為使命，先是於嘉靖十五年（1536）將蒐集的遺書按照正錄、外集、別錄的分類，刊刻《陽明先生文錄》於姑蘇，後於嘉靖三十六年再刻於杭州天真書院。至嘉靖四十五年，錢氏又收集到一些陽明先生遺文《大學問》《五經臆說》、序、記、書、疏等。在錢氏看來，刊刻這些遺文的原因有三。其一，遺文意義深遠。這些遺文雖多為「簡書墨跡，皆尋常應酬、瑣屑細務之言」，但「文理昭察，仁愛惻怛」，言近而旨遠。其二，讀書如先生臨。陽明先生去世已久，如能得其一紙一墨，就如同親自見到先生。其三，指引陽明後學。當時陽明學大盛，但各地後學更喜容易實現的頓悟之學，往往忽略陽明學強調躬行實踐的真諦，錢氏希望讀到此書的陽明後學能有所醒悟。因此將遺文匯為五卷，命以「文錄續編」，以示接續《陽明先生文錄》之意[5]，專收文錄所未收之遺文；同時另附《陽明先生家乘》三卷於書後，於嘉靖四十五年一並刊刻。
需注意者，今上海圖書館藏明嘉靖十四年（1535）王杏貴州刻本《新刊陽明先生文錄續編》三卷（下文簡稱「《新刊續編》」），各卷按文體類別編次，依序為：卷一《文類》、《書類》，卷二《書類》、《跋類》、《雜著》、《祭文》、《墓誌》、《詩類》，卷三《詩類》。該書接續廣德本系統《陽明先生文錄》，專收此版文錄所未載者[6]。《新刊續編》刊刻時間在《文錄續編》之前，兩者分屬陽明文獻的不同版本系統，後者接續錢德洪姑蘇--杭州二十四卷本《陽明先生文錄》。在內容上，《文錄續編》卷一至四收錄陽明詩文百篇，內有31篇詩文[7]與《新刊續編》重復，餘如《五經臆說》等篇皆為《新刊續編》所無。由此亦可看出《文錄續編》在整個陽明文獻尤其陽明文錄版本系統中佔據重要地位，是陽明文錄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嘉靖本《文錄續編》的刊刻者
關於此書之刊刻者，嘉靖本《文錄續編》卷一錢德洪識語曰：
今年十月，洪過嘉禾，郡侯徐君必進方與諸生講學於育材別館，洪出示之，遂捐俸入梓，以嘉惠多士。凡五卷，題曰《文錄續編》。師胤子王正億嘗錄《陽明先生家乘》凡三卷，並刻之。嘉靖丙寅一陽日，德洪百拜識。
「郡侯徐君」即嘉興知府徐必進，「嘉靖丙寅」即四十五年。據此，嘉靖本《文錄續編》是四十五年由徐必進刊刻無疑。而隆慶本《全書》卷二六《續編一》錢德洪識語卻曰：
今年九月，虯峰謝君來按吾浙，刻師《全書》，檢所未錄盡刻之。凡五卷，題曰《文錄續編》。師胤子王正億嘗錄《陽明先生家乘》凡三卷，今更名《世德紀》，並刻於《全書》末捲雲。隆慶壬申一陽日，德洪百拜識。[8]
「虯峰謝君」即浙江巡按謝廷傑，「隆慶壬申」即六年。據此，負責隆慶本《全書》匯編工作的錢德洪將刊刻《文錄續編》之功勞全部歸於謝廷傑，對徐必進卻只字未提。為何隆慶六年錢德洪將徐必進刊刻《文錄續編》的功績抹殺？其原因恐與徐必進當時之政治處境有密切關係。徐必進，字以正，安徽六安人，嘉靖三十五年（1556）進士，自嘉靖四十四年（1565）至隆慶四年（1570）任嘉興知府[9]。《文錄續編》刊於嘉靖四十五年。然而隆慶五年（1571）徐必進卻因「貪酷異常」被革職，且所涉貪腐案由內閣首輔高拱親抓[10]。故隆慶六年匯刊《全書》時徐必進已身敗名裂，是一個有政治污點的人。此時，錢德洪是否仍樂意將其恩師著作與徐必進牽扯在一起，恐怕要深思熟慮。由此不難推測，徐必進刊刻嘉靖本《文錄續編》的事實被掩蓋，是錢氏力圖撇清《文錄續編》與徐必進的關係而有意為之。但必須指出，徐必進刊刻嘉靖本《文錄續編》的事實在隆慶本《全書》中並非無跡可尋，而是殘存於該書卷前大學士徐階所撰《陽明先生文錄續編序》中。徐序曰：「餘姚錢子洪甫既刻《陽明先生文錄》以傳，又求諸四方，得先生所著《大學或問》《五經臆說》、序、記、書、疏等若干卷，題曰《文錄續編》，而屬嘉興守六安徐侯以正刻之。」[11]概因隆慶六年匯編《全書》時，錢德洪可將自己撰寫的識語略加修改付梓，但未慮及徐階原序，故對徐序照收照錄。
（三）嘉靖本《文錄續編》的卷數及卷次
嘉靖本《文錄續編》總計八卷，分別為《陽明先生文錄續編》五卷、《陽明先生家乘》三卷。但由於錢德洪所編《陽明先生年譜》附錄一將嘉靖本《文錄續編》的卷數誤記為「六卷」，加之隆慶本《全書》對《陽明先生文錄續編》五卷、《陽明先生家乘》三卷在卷次上作了調整，嘉靖本《文錄續編》原書的卷數及卷次問題給後世學者造成誤導和困擾。如錢明、鐘彩鈞均據《陽明先生年譜》附錄一將嘉靖本《文錄續編》的卷數記為「六卷」[12]，張雅評雖指出隆慶本《全書》中《文錄續編》卷前錢德洪識語與《陽明先生年譜》附錄一關於嘉靖本《文錄續編》卷數的記載互相抵牾，但只是推測錢德洪識語有筆誤[13]，沒有慮及《陽明先生年譜》附錄一亦可能有誤。現將嘉靖本《文錄續編》與隆慶本《全書》對應卷次[14]及篇章異同梳理如下表1：
表1 嘉靖本《文錄續編》與隆慶本《全書》
對應卷次及篇章異同
由表1可知，隆慶本《全書》對嘉靖本《文錄續編》的增補多於刪減。增補側重關係王陽明事功及封贈、祭葬、從祀、復爵等方面的公文、奏疏、事略等，其原因則與錢德洪、謝廷傑等陽明弟子及後學編刊《全書》的目的直接相關。在陽明生前和卒後，其學說均曾遭遇朝廷方面的攻擊。自嘉靖八年（1529）陽明學被嘉靖皇帝定為「邪說」，終嘉靖一朝官方對陽明學的禁令沒有解除[15]。至隆慶朝，使陽明學得到朝廷認可，推動陽明從祀孔廟，以確立其道統地位，是陽明弟子及後學著力開展的一項重要工作。在理論方面，隆慶元年（1567）陽明弟子御史耿定向首次提出學術與事功合一的真儒從祀標準。匯刊一部類似《朱子全書》的陽明全書，也成為陽明弟子及後學推動陽明從祀的重要實踐[16]。而根據耿定向提出的從祀標準，匯刊陽明全書時補入體現其重大事功的「三徵」（南贛、寧藩、思田）公移、《平寧藩事略》等，無疑非常必要[17]。
二、嘉靖本《文錄續編》所存佚詩
嘉靖本《文錄續編》卷四原有《雨中與錢二雁魏五松約游龍山次日適開霽錢公忽有歸興遂乘晚晴攜酒登絕頂半酣五松有作即席次韻》（下文簡稱「《次韻》」）詩五首，隆慶本《全書》此詩題目精簡為《雨霽游龍山次五松韻》，且僅收其中詩兩首（二、三），刪去三首（一、四、五），其文如下：
冒雨相期上釣台，山靈特地放陰開。兒童叩馬知將別，草木餘光惜再來。晴渚鳧眠江色淨，暮天鴻帶夕陽回。共憐岩菊寒猶盛，為報溪梅且讓魁。容易誰當到此台，草亭唯與子陵開。高風直節公何忝，野性疏才我亦來。斜日半江人欲醉，紫雲雙闕首重回。暮年不獨雄文藻，豪興猶堪四座魁。日落滄江雲滿台，眼前詩景逐時開。疏鐘暝靄千峰寂，一鶴青霄萬里來。身遇明時唯可飲，醉分禪榻未須回。行廚不用愁供給，一味山羔足芋魁。[18]
據束景南《王陽明年譜長編》考證，弘治九年（1496）十月王陽明歸餘姚，居秘圖山王氏故居，結詩社於龍泉寺，與魏瀚、韓邦問、陸相、魏朝端諸人唱酬交遊[19]。五松，即魏五松，名瀚，字九淵，一號嘗齋，浙江餘姚人。明景泰五年（1454）進士，初授御史，巡按雲南，復歷福建，旋按遼東，中忌者左遷嘉定知州，升雷州知府，所至為民興利，終江西右布政使，才名藉甚，著有《嘗齋稿》《江湖唱和集》，今存其《敘州懷古》詩等[20]。魏瀚與王陽明祖父王倫是同輩，《全書》卷三八《世德紀》有魏瀚為王倫所撰《竹軒先生傳》。約在弘治九年下半年，魏瀚致仕歸餘姚，距陽明十月歸餘姚不遠。《陽明先生年譜》載：「致仕方伯魏瀚平時以雄才自放，與先生登龍山，對弈聯詩，有佳句輒為先生得之，乃謝曰：‘老夫當退數捨。’」[21]《次韻》佚詩第二首「暮年不獨雄文藻，豪興猶堪四座魁」兩句正是陽明稱贊魏瀚之言。陽明之於魏瀚，殆如詩文之忘年交，《文錄續編》卷四另有陽明詩《次魏五松荷亭晚興》兩首。錢二雁生平目前未見相關文獻記載，待考。
對於錢德洪等陽明弟子及後學而言，嘉靖三十六年以後，凡陽明生平之作，「雖一字一句，皆視如連珠拱璧，不忍棄」[22]。而如此珍貴的三首詩緣何在隆慶本《全書》中被刪，還需從錢德洪對陽明「應酬諸作」所持編輯態度來考察。嘉靖十五年前後，錢氏對陽明遺文的態度居於黃綰「集文不必擇其可否」與鄒守益「凡不切講學明道者，不錄可也」之間，而「竊若有附於東廓子（鄒氏）者」[23]。據錢氏稱：「是卷師作於弘治初年，筮仕之始也。自題其稿曰《上國游》。洪葺師錄，自辛巳以後文字釐為《正錄》；已前文字則間採《外集》，而不全錄者。蓋師學靜入於陽明洞，得悟於龍場，大徹於徵寧藩。多難殷憂，動忍增益，學益徹則立教益簡易，故一切應酬諸作，多不匯入。是卷已廢閣逸稿中久矣。」[24]據此，錢德洪編輯《陽明先生文錄》時已注意到《上國游》，但因其屬於「應酬諸作」，不符合當時錢氏以講學明道為要的編輯態度，故對此卷棄而未錄。但嘉靖三十五年以後，由於陽明的地位和影響直線上升，其所有文字都顯得非常珍貴，錢氏也逐漸改變了不收「應酬諸作」的態度[25]。因而嘉靖四十年（1561）開始著手編輯《文錄續編》時，錢氏「復取（《上國游》）而刻之」[26]。至隆慶六年匯編《全書》時，錢氏對陽明諸書中與學術、事功無關宏旨者採取了統一體例和刪繁就簡的態度。如《文錄續編》卷四《來兩山雪圖賦》文末原有「弘治己未季冬」[27]六字，在《全書》中被刪[28]。這一態度在《陽明先生家乘》（下文簡稱「《家乘》」）中體現尤為明顯，篇題小注、作者爵里等被刪現象比較突出。如《家乘》卷二「陽明先生墓誌銘」作者原題「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前南京兵部尚書、國子祭酒、翰林侍讀、同修國史、經筵講官、賜一品服八十一翁甘泉湛若水撰」[29]，至《全書》被簡化為「甘泉湛若水撰」[30]；《家乘》卷三分別題「呂應陽」「葉溥」所作的祭文均為代作[31]，《文錄續編》皆有小注說明，至《全書》則全部被刪。這一態度雖在體例上使隆慶本《全書》整齊劃一，但也失去文章的撰寫時間、作者爵里等重要信息。在錢氏這一編輯態度下，《次韻》詩題被簡化、詩文被刪減（篇幅佔半個筒子葉），也就不難理解。由此亦可窺見，錢氏匯編《全書》時對陽明「應酬諸作」的態度又出現些微糾結與反復，而其憑一己之見擅自刪減陽明詩文，致使詩文不夠完整，又略顯武斷[32]。
嘉靖本《文錄續編》卷四有《送方壽卿廣東僉憲序》一篇，與萬曆本《全書》卷二九《續編四》收錄的此文相比，多「而無辜以死也是」以下、「俗之論皆然」以上的323字。由於後世刊印的各種陽明全書、全集三十八卷本，大都依據萬曆本謄抄、刻印、整理、點校而成，「題名《王文成公全書》或《陽明全書》、《王陽明全集》的三十八卷木刻本、鉛印本約計二十餘種，各種選本、節要本、單行本則有數十種之多」[33]，脫去此段文字者居多。脫文（加粗部分）如下：
……訟之大者，莫過於人命；惡之極者，無甚於盜賊。朝廷不忍一民冒極惡之名，而無辜以死也，是以屢下矜恤之詔，以求必得其實。今強御之徒，自東廠、錦衣而來者，歲不下數百，彼且唯利是射，獲一人而蒙一級之賞，則亦何所不至。然而數年之間，未聞有一平反者，豈其間盡皆心伏其辜而無復可寬者耶？無亦或有撓於理法，而求苟免於禍敗也。蓋嘗以是而質之當事者，則往往歸過於上，以為莫肯為民而任怨，其爵祿是固，而毀謗是虞，則其籠絡掩抑之術，將必至於其而後已。在下者雖有分寸之，亦何從而直之。嗟夫！逆天而從欲，殺人以媚人，苟猶有人之心也，而忍為之耶？莆田方君壽卿以進士為刑曹主事，凡數年皆居廣東。既又擢其司之員外郎，亦以久矣，而未嘗外有動色之悔、忤言之謗，豈亦偶免於斯耶？！然而人之論者，又未嘗謂有所屈撓，則其間無乃別有一道以善處之歟？今年擢廣東按察司僉事，僉事祿薄而位淹。既為員外郎，則三四年之間，上可以希京堂，次亦不失為副使。僉事之於副使，猶在數年之外，時俗之論皆然，而壽卿獨以僉事為樂，此其間夫亦容有所未安，是以寧處其薄與淹者，以求免於過慝歟？夫知其不安而不處過慝之懼而淹薄是甘焉，是古君子之心也。吾於壽卿之行，請以此為贈。
因此段文字不僅關係陽明早年對東廠、錦衣衛勢力及刑部違法官員的態度，且關涉《全書》編刊的歷史背景，故略述陽明撰寫此文之原委如下。方壽卿，名良永，號松崖，福建莆田人。明弘治三年（1490）進士。十年，任刑部廣東司主事，任內「訊鞠詳明，斷決平恕，事乾權貴，略不撓屈」[34]。三年考滿，署本司員外郎。十三年十月，升廣東按察司僉事[35]。此前六月，陽明授刑部雲南司主事[36]，與方氏共事四月左右，二人有同寅之誼。因方氏即將南行廣東，王陽明作此序以贈。
此段文字消失於萬曆本《全書》，究竟是出於筆削還是漏刊，需進一步查究。隆慶本《全書》卷二九《續編四》亦有《送方壽卿廣東僉憲序》全文[37]，並無文字脫漏，說明隆慶六年謝廷傑初刻《全書》時此文已經校定，故脫文絕非錢德洪筆削，而是萬曆元年謝廷傑重刻《全書》時漏刊所致，而其漏刊內容恰好是隆慶本《全書》卷二九《續編四》的一個筒子葉（葉三十二）。
此段文字漏刊，從側面反映出謝廷傑重刻萬曆本《全書》在時間上比較倉促。隆慶六年謝氏在杭州首刻《全書》，次年又在南京據以重刊，前後僅相差一年時間。謝氏如此迅速地重新開雕《全書》，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隆慶本《全書》刻成後，「刻王文成公全書姓氏總目」所列的35人中,有兩名浙江地方高級官員浙江左布政使姚世熙、右布政使郭鬥因被謝廷傑論劾，在隆慶六年十二月遭到貶斥，謝氏不願刊刻《全書》一事與這些「奸貪無忌」[38]的官員有所瓜葛；其二，隆慶、萬曆之交，朝廷關於陽明從祀問題的爭議十分激烈，贊成與反對其事的雙方均壁壘鮮明[39]。謝氏為在萬曆元年向朝廷疏請陽明從祀孔廟，急於重刻《全書》。另，在謝氏疏請陽明從祀孔廟後，曾就此事兩次致信內閣首輔張居正[40]。這一系列行動說明謝氏迫切希望促成陽明從祀這項事業。謝氏的這種心理反映在重刻陽明全書一事上，便有些急於求成，導致《全書》出現漏刊而未察。
通觀《全書》，似此直斥東廠、錦衣衛勢力及刑部違法官員的陽明文字並不多見。陽明在嘉靖初年所作《太傅王文恪公傳》，收入《王文成公全書》卷二五《外集七》，雖也有揭露宦官勢力行為跋扈的文字，但也僅是使用「中官傳諭甚厲」「中官語塞」[41]等詞，語氣遠不及《送方壽卿廣東僉憲序》激烈。陽明早年在刑部任職，故深悉部內弊害。其在文中怒斥東廠、錦衣衛勢力及刑部違法官員草菅人命、「殺人以媚人」等逆天罪行，顯示出錚錚傲骨。而這段文字借嘉靖本《文錄續編》、隆慶本《全書》以傳，對世人研究陽明早年的政治思想和精神世界提供一段新材料。
四、嘉靖本《文錄續編》所存佚文
嘉靖本《文錄續編》中《陽明先生家乘》卷三《親友祭文》首列湛若水祭文，次列費宏祭文，再次列汪俊、熊浹、汪鋐、胡東皋、徐璽、儲良材、王堯封、王暐祭文。而隆慶本《全書》卷三七《世德紀》僅存汪俊以下八人祭文，刪湛若水和費宏祭文。湛若水祭文今存《甘泉先生文集》中[42]，且已被整理本《王陽明全集》作為佚文收入，故不贅言。因費宏祭文不見於傳世文獻如《費宏集》《費宏年譜》等中，今據嘉靖本《文錄續編》錄全文如下：
嗚呼！公負超世之才，絕倫之智，名滿海內，功在朝廷，固可垂諸百代而不朽矣。然而經綸之略未究，而天遽奪之，是乃民之無祿，可以為天下痛，非公一身之不幸也。嗚呼哀哉！昔者宏忤逆濠，恆憂禍及。己卯之亂，自分無生。賴公處變以權，旋即勘定。一家百口，幸而保全，常愧無以報公。嗚呼！公今已矣，宏卒無以為公報矣。前臘過我，言笑怡怡。曾幾何時，凶聞忽至。憶公顏面，有櫬在舟。宴豆莫陳，奠觴爰舉。無涯之慟，誄以斯文。嗚呼哀哉！
費宏字子充，號健齋，一號鵝湖，晚號湖東野老，江西鉛山人。成化二十三年（1487）進士及第，官至內閣首輔。嘉靖七年十一月，王陽明在平定廣西之亂後返鄉途中，卒於江西南安。次年正月，陽明櫬抵江西貴溪，「鄉宦大學士費宏、尚書汪俊，各就位哭奠」[43]，費宏祭文即當作於此時。在祭文中費宏除表示對陽明離世的哀痛外，還回顧了正德、嘉靖年間與陽明的交往。所謂「昔者宏忤逆濠，恆憂禍及」，指正德九年（1514）時任大學士、戶部尚書費宏因力阻寧王朱宸濠謀復王府護衛，而遭構陷被迫致仕還鄉一事。「己卯之亂，自分無生」，指正德十四年寧王朱宸濠在南昌起兵造反之際，身處江西的費宏闔家陷入危難一事。「賴公處變以權，旋即勘定」，指時任南贛巡撫王陽明僅用四十餘天便率軍勘定寧王叛亂一事。費宏在祭文中自言「一家百口，幸而保全」，並非虛語。又，祭文中費宏稱「前臘過我，言笑怡怡」，指嘉靖六年十月陽明路過江西弋陽與費宏、江潮相聚浩歌樓一事。該年二月，費宏因受朝廷議禮新貴張璁、桂萼等人逼迫，再次致仕還鄉；同年三月，盧蘇、王受據廣西思恩、田州叛，兩廣總督姚鏌不能定；六月，在桂萼舉薦下，閑居浙江六年的陽明被起復，總制兩廣、湖北、江西軍務，赴廣西平叛；九月，陽明自紹興起程，十月中旬抵江西弋陽，並於此地拜訪江潮（號理齋）[44]，與費宏同聚江氏謫居之所浩歌樓[45]。
費宏祭文緣何在隆慶本《全書》中被刪？這不得不從費宏與陽明二人晚年的實質關係進行考察。在學術上，費宏尊崇程朱理學，對陽明自立門派的做法及所創心學持否定態度。《費宏墓誌》載：「（公）見近世學士大夫言論過高，好立門戶，尤非公所喜。」[46]在政治上，費宏對擁有較高政治聲望、立有平叛奇功的王陽明比較忌諱，竭力進行排擠與壓制。嘉靖皇帝即位後，費宏再次入閣，並於嘉靖三年（1524）膺內閣首輔。禮部尚書席書及陽明弟子方獻夫、黃綰等在朝官員多次主張陽明入閣，「將召用，而費宏故銜守仁，復沮之」[47]。陽明入閣受阻與費宏的阻撓有直接關係。費宏晚年在學術思想和政治立場上多與陽明不協，二人關係也並非費宏祭文表面所呈現的那樣和諧。
錢德洪匯編《全書》很大程度是站在王陽明後來的態度和立場上進行編纂[48]。如，王陽明弘治十二年（1499）入仕後與座師李東陽關係甚密，頗有唱和之作。但正德初年李東陽依附宦官劉瑾，將群臣彈劾劉瑾的內容提前洩露給劉氏，導致群臣彈劾失敗，王陽明等人也隨之付出慘重代價。王陽明由此對李東陽甚為鄙夷。王陽明與李東陽之間的唱和詩作及書信等文字也沒有收入《全書》。今《全書》僅收費宏文一篇，即關係正德年間王陽明平定江西民亂的《陽明先生平浰頭記》[49]，而《費文憲公摘稿》則存正德年間費宏所作《水龍吟•賀提督王公伯安克平逆賊》《賀大中丞陽明王公討逆成功序》《賀中丞王公平定逆藩啓》《答王伯安書》等與陽明互動的作品四篇[50]，與《全書》所收陽明與費宏互動詩文、書信數量形成鮮明反差。可見，陽明與費宏雖在正德年間尤其是陽明擔任南贛巡撫期間互動頻繁且相交頗厚，但進入嘉靖年間後隨著費宏重返朝廷並阻撓陽明入閣，陽明在政治上備受冷落和壓制[51]。直至陽明卒後，費宏在嘉靖皇帝面前對陽明平定廣西之亂的功績也是極力抹殺[52]。因此，費宏在祭文中稱「常愧無以報公」及「公今已矣，宏卒無以為公報矣」，實屬違心之論。基於此，隆慶六年錢德洪匯編《全書》時將費宏祭文刪除，是緣於陽明晚年甚至陽明弟子或錢氏本人對費宏的態度和立場重新做出的決定。
五、結語和餘論
嘉靖本《文錄續編》接續錢德洪姑蘇--杭州本《陽明先生文錄》，在整個陽明文獻尤其是陽明文錄版本系統中佔據重要位置。此書由徐必進刊刻，而非隆慶本《全書》中錢氏所稱的謝廷傑，徐必進刊刻《文錄續編》的功績之所以被抹殺，是錢氏力圖撇清王陽明著作與徐必進的關係而有意為之。《文錄續編》總計八卷，而非《陽明先生年譜》附錄一中所載的「六卷」，「六卷」說屬於錢德洪誤記。《文錄續編》卷四存陽明佚詩《次韻》三首，在隆慶本《全書》中此三首詩被刪。這與錢氏匯編《全書》時對陽明「應酬諸作」的態度有關，是錢氏對陽明諸書與學術、事功無關宏旨者統一體例、刪繁就簡的結果。《文錄續編》卷四、隆慶本《全書》卷二九今存《送方壽卿廣東僉憲序》全文，而萬曆本《全書》卷二九所收此文則脫323字，此段文字漏刊從側面反映出謝氏重刻萬曆本《全書》在時間上比較倉促。隆慶本《全書》刪費宏祭文，是錢氏基於陽明晚年甚至陽明弟子或錢氏本人對費宏的態度和立場重新做出的決定。
嘉靖本《文錄續編》是隆慶本《全書》的重要版本淵源之一，編者錢德洪改變嘉靖十五年前後編輯《陽明先生文錄》時強調講學明道的編輯態度，對陽明遺文「應酬諸作」亦一體收錄，編纂初衷更多體現傳播陽明學術、激勵後學的醇正目的。但隆慶本《全書》的編刊則帶有一定政治性，對所收各單行本進行了不同程度的增補和刪改[53]。單就《文錄續編》而言，增補側重王陽明事功，刪改則著眼於編刊《全書》的最終目的——助力陽明從祀孔廟，確立陽明的道統地位，使陽明及陽明學得到朝廷公認。由此可見「全書」不全，這也是今天學界開展陽明文獻考辨、輯佚工作的價值和意義所在。
注釋：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先秦諸子典籍的清人批校本研究」（項目批准號：22BZW055）階段性成果。
[1]詳參朱鴻林：《〈王文成公全書〉刊行與王陽明從祀爭議的意義》，《孔廟從祀與鄉約》，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第125-150頁。據該文考證，《王文成公全書》有明隆慶六年杭州刻本、明萬曆元年應天府刻本兩種。兩種刻本均為謝廷傑主持匯刊，卷次及文字內容基本一致，但字體風格不同，編校人員姓氏的位置亦不同，匯、刻全書姓氏不完全相同。因隆慶本「刻王文成公全書姓氏總目」首列郭朝賓，亦稱「郭朝賓本」，台北漢學研究中心圖書館（該館誤著錄為隆慶二年刻本）、日本國立公文書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有藏；因萬曆本「匯集全書姓氏」單列謝廷傑一人，故通稱「謝廷傑刻本」、「謝氏刻本」，國家圖書館、天津圖書館、浙江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復旦大學圖書館、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等處有藏（但常被誤為隆慶六年本），通行的《四部叢刊》本即此本。整理本如上海古籍出版社《王陽明全集》、中華書局《王文成公全書》等以萬曆本為底本。
[2]如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王文成公全書》（中華書局2015年版），束景南、查明昊輯編《王陽明全集補編（增補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等。
[3]圖1複製自2020年廣陵書社影印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本；圖2來源於中華古籍資源庫天津圖書館藏本；圖3首都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本。
[4]敘缺首葉，據殘存文字，應為明嘉靖三十六年胡宗憲《重刊陽明先生文錄敘》。
[5]嘉靖本《文錄續編》卷前綴有胡宗憲《重刊陽明先生文錄敘》，而該敘是胡氏為明嘉靖三十六年杭州天真書院刻本《陽明先生文錄》而作。
[6]廣德本《陽明先生文錄》是嘉靖六年由鄒守益刊於廣德，應為陽明文錄最早的刻本，今存佚不明。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陽明先生文錄》殘本三卷極大可能是廣德版的增修本。廣德本系統有別於後出的黃綰序刊二十八卷本和錢德洪姑蘇二十四卷本兩大系統，其篇目的編排不分文體類別，而是按年月先後。參見﹝日﹞永富青地：《關於上海圖書館藏〈新刊陽明先生文錄續編〉》，《版本目錄學研究》第1輯，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年，第228-254頁；劉昊：《關於〈陽明先生文錄〉的文獻學新考察——就新發現的〈文錄〉三卷本及黃綰〈文錄〉本而談》，《中國哲學史》2018年第3期，第73-87頁。
[7]從《新刊續編》角度言，《新刊續編》與《文錄續編》重復詩文有32篇，《新刊續編》卷一《澹然子敘》與卷二《澹然子四號》在《文錄續編》卷四中合為一篇《澹然子序》。
[8]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二六《續編一》，影印明隆慶六年杭州刻本，廣陵書社，2020年，第8冊，第239頁。下文所引隆慶本《全書》皆據此本，不再一一出注。
[9]〔萬曆〕《嘉興府志》卷九《郡職》，《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505號，成文出版社，1983年，第588頁。
[10]高拱：《高文襄公集》卷一四《掌銓題稿》，《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08冊，齊魯書社，1997年，第189頁。
[11]徐階：《陽明先生文錄續編序》，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第1冊，第41頁。另，隆慶本《全書》卷三五《附錄四•年譜附錄一》記曰：「（嘉靖）四十五年丙寅，刻先生《文錄續編》成。師《文錄》久刻行於世。同志又以所遺見寄，匯錄得為卷者六。嘉興府知府徐必進見之曰：‘此於師門學術皆有關切，不可不遍行。’同志董生啓予徵少師存齋公序，命工入梓，名曰《文錄續編》，並《家乘》三卷行於世雲」（第11冊，第243-244頁）。此處雖提到徐必進，但沒有明確說《文錄續編》是徐必進刊刻。
[12]錢明：《〈陽明全書〉的成書經過和版本源流》，《浙江學刊》1988年第5期，第75-79頁。鐘彩鈞：《錢緒山及其整理陽明文獻的貢獻》，《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8卷（1998年）第3期，第69-89頁。
[13]張雅評：《〈王陽明全集〉「謝氏刻本」考（下）》，《鵝湖月刊》第44卷（2018年）第6期，第40-50頁。
[14] 隆慶本《全書》較前者還多卷三〇《續編五》的《南贛公移》《思田公移》和卷三一《續編六》的《徵藩公移上、下》。
[15]嘉靖元年（1521），禮科給事中章僑上疏批判陽明學為「異學」；嘉靖八年，吏部會廷臣議王陽明，稱其「事不師古，言不稱師，欲立異以為名」（《明世宗實錄》卷一九「嘉靖元年十月乙未」條、卷九八「嘉靖八年二月甲戌」條，「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第568-569、2299-2300頁。又參呂妙芬：《陽明學士人社群：歷史、思想與實踐》，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45-49頁）。
[16]朱鴻林：《〈王文成公全書〉刊行與王陽明從祀爭議的意義》《陽明從祀典禮的爭議和挫折》，《孔廟從祀與鄉約》，第125-150、151-174頁。
[17]為突出陽明的顯赫軍功，隆慶本《全書》文錄部分的體例也做了調整，將收錄陽明先生奏疏和公移的別錄提前，置於外集（收錄學術性較弱的詩文）之前（鄒建鋒：《〈陽明先生文錄〉版本源流考》，《浙江社會科學》2019年第1期，第113-119頁）。
[18]王守仁：《陽明先生文錄續編》卷四《雨中與錢二雁魏五松約游龍山次日適開霽錢公忽有歸興遂乘晚晴攜酒登絕頂半酣五松有作即席次韻》，葉四十一。
[19]束景南：《王陽明年譜長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122頁。
[20]〔萬曆〕《閩書》卷四五《文蒞志》，《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205冊，齊魯書社，1996年，第106頁。〔萬曆〕《四川總志》卷三四《詩四》，《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200冊，第187頁。
[21]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三二《附錄一•年譜一》，第10冊，第131-132頁。
[22]胡宗憲：《重刊陽明先生文錄敘》，王守仁撰，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卷四一《序說•序跋》，第1768頁。
[23]錢德洪：《刻文錄敘說》，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第1冊，第64頁。
[24]王守仁：《陽明先生文錄續編》卷四錢德洪識語，葉一。
[25]參見錢明：《〈陽明全書〉的成書經過和版本源流》，《浙江學刊》1988年第5期，第75-79頁。
[26]王守仁：《陽明先生文錄續編》卷四錢德洪識語，葉一。
[27]王守仁：《陽明先生文錄續編》卷四《來兩山雪圖賦》，葉四十。此六字系陽明撰寫《來兩山雪圖賦》的時間。
[28]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二九《續編四》，第9冊，第146頁。
[29]王守仁：《陽明先生文錄續編》附《家乘》卷二，葉一。
[30]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三七《附錄六•世德紀》，第12冊，第64頁。
[31]呂應陽文為「禮科給事中少華詹泮作」、葉溥文為「玉山庠生程煇作」，分見王守仁：《陽明先生文錄續編》附《家乘》卷三，葉十、二十一。
[32]錢德洪在編輯《傳習錄》時亦憑主觀之見對陽明語錄進行擇取，將82條語錄棄而不收，致使陽明語錄散佚不少（參見陳來：《王陽明語錄佚文與王陽明晚年思想》，《中國近世思想史研究（增訂版）》，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年，第700-710頁）。
[33]吳光：《王陽明全集•編校說明》，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頁。
[34]焦竑：《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四八《方良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102冊，第528頁。
[35]《明孝宗實錄》卷一六七「弘治十三年十月甲午」條，第3032頁。
[36]束景南：《王陽明年譜長編》，第183頁。
[37]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二九《續編四》，第9冊，第127-131頁。
[38]《明神宗實錄》卷八「隆慶六年十二月庚辰」條，第310頁。
[39]詳參朱鴻林：《〈王文成公全書〉刊行與王陽明從祀爭議的意義》，《孔廟從祀與鄉約》，第125-150頁。
[40]張氏均有回信（張居正：《張太岳集》書牘卷五《答文宗謝道長》《答南學院謝虯峰》，中國書店，2019年，第96、108頁）。
[41]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二五《外集七》，第8冊，第174頁。
[42]湛若水祭文作於明嘉靖八年，嘉靖十五年刻本《甘泉先生文集》收有全文，題為《奠王陽明先生文》。嘉靖本《文錄續編》所收湛若水祭文，除個別文字與原作略有不同外，最大的差異是刪去了264字。而這段文字恰是祭文最核心的內容，關涉湛若水與王陽明關於儒釋道問題的三次論辯。其文如下：「言聖枝葉，老聃、釋氏。予曰同枝，必一根柢。同根得枝，伊尹、夷、惠；佛於我孔，根株咸二。奉使安南，我行兄止；兄遷太僕，我南子北。一晤滁陽，斯理究極。兄言迦、聃，道德高博。焉與聖異？子言莫錯？我謂高廣，在聖範圍。佛無我有，中庸精微。同體去根，大小公私；斁敘彝倫，一夏一夷。夜分就寢，晨興兄嘻。夜談子是，吾亦一疑。分手南北，我還京坼。遭母大故，扶柩南歸。迓吊金陵，我戚兄悲。及逾嶺南，兄撫贛師，我病墓廬。方子來同，謂兄有言：學竟是空，求同講異，責在今公。予曰豈敢，不盡愚衷。莫空匪實，天理流行。兄不謂然，校勘仙佛，天理二字，豈由此出？予謂學者，莫先擇術，孰生孰殺，須辨食物。我居西樵，格致辨析，兄不我答，遂爾成默。壬午暮春，予吊兄戚，雲致良知，奚必故籍？如我之言，可行廝役」（湛若水撰，董平校點：《甘泉先生文集》內編卷十八，《儒藏》精華編第253冊，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864-865頁，引文標點略有改動）。湛、王之間的三次論辯圍繞儒釋是否同聖、「學竟是空」說、良知與禪的關係展開，兩人觀點並不一致，而湛若水顯然不認可陽明之論（參見張立文：《儒佛之辯與宋明理學》，《中國哲學史》2000年第2期，第14-25頁）。湛氏祭文在收錄到嘉靖本《文錄續編》時論辯內容被刪，至隆慶本《全書》時則全部被刪，這與錢德洪等人為確立陽明學術的正統地位、避免該文被反對陽明從祀的官員所利用有密切關係（按，自隆慶元年陽明弟子提出陽明從祀之議後，反對者屢以陽明學術「學近於禪」、「空寂」為由加以反駁。詳參《明神宗實錄》卷二六「萬曆二年六月庚午」條，第659頁）。
[43]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三七《附錄六•世德紀》，第12冊，第229頁。
[44]江潮字天信，號鐘石，江西弋陽人。弘治十二年進士，與王陽明同年。官至右副都御史。嘉靖六年九月，因不附張璁勢力罷歸弋陽。
[45]〔同治〕《弋陽縣誌》卷一三《藝文志》存王陽明《和理齋同年浩歌樓韻》和費宏《和理齋浩歌樓韻》詩各一首，兩詩均作於嘉靖六年十月（參束景南：《王陽明年譜長編》，第1902-1904頁）。
[46]夏言：《費宏墓誌》，費宏撰，吳長庚、費正忠校點：《費宏集》附錄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771頁。
[47]《明史》卷一九五《王守仁傳》，中華書局，1974年，第5166頁。
[48]參楊正顯：《覺世之道：王陽明良知說的形成》，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15-25頁。焦堃：《陽明心學與明代內閣政治》，中華書局，2021年，第35頁。
[49]全集收入的《移置陽明先生石刻記》《陽明王先生報功祠記》《田石平記》並非費宏所作，其中《移置陽明先生石刻記》為羅洪先撰，《田石平記》應為「汪必東」撰（詳參黎業明：《王陽明全集（新編本）點校指瑕》，《明儒思想與文獻論集》，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275-276頁）。
[50]費宏撰，吳長庚、費正忠校點：《費宏集》，第24、500-502、529-530、516-517頁。
[51]王陽明在嘉靖初年仕途受阻不能完全歸罪費宏一個人，內閣首輔楊廷和一派的打壓和嘉靖皇帝的猜忌也是重要原因。
[52]嘉靖十四年，費宏向嘉靖皇帝推薦三邊總制人選時言及王陽明，君臣對話如下：「宏曰：‘三邊今缺總制，臣敢薦一人。’上問為誰，曰：‘姚鏌往在延綏，甚得志心。時言鏌處兩廣亦是，後來王守仁卻未是。’上曰：‘守仁徒虛名耳。’」（《明世宗實錄》卷一七八「嘉靖十四年八月乙巳」條，第3833頁）
[53]隆慶本《全書》對所收各單行本的增補、刪改，不僅體現在《文錄續編》上，《傳習錄》《年譜》等亦有所體現，《年譜》尤甚（說詳﹝日﹞永冨青地：《王守仁著作の文獻學的研究》，汲古書院，2007年，第21-94、438-453頁；《陽明學研究における文獻學の意義——〈王文成公全書〉所収の〈年譜〉への挑戦》，﹝日﹞大澤顯浩編著:《東アジア書誌學への招待》第2卷，東方書店，2011年，第123-146頁；楊正顯：《王陽明〈年譜〉與從祀孔廟之研究》，《覺世之道：王陽明良知說的形成》，第285-323頁；焦堃：《陽明心學與明代內閣政治》，第10-11、31頁等）。
本文原刊於《文獻》202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