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見王國維致吳昌綬未刊信札六通考釋
新見王國維致吳昌綬未刊信札六通考釋
梁帥
摘要：王國維於清末寓居京師期間，吳昌綬是其重要的學術夥伴。近來筆者通過古籍拍賣會、學術展覽等方式，相繼獲讀六封王國維寫於吳昌綬的未刊書信。這些書信基本是圍繞書籍的借用、抄藏展開，內容涉及廣泛。它們多寫於清末，較好彌補了王氏早期書札散佚嚴重的遺憾。
關鍵詞：王國維 吳昌綬 未刊信札
吳昌綬，同治七年（1868）生，1924年去世[1]，字伯宛、甘遯，號印丞（臣）、松鄰等，室名雙照樓。吳昌綬是王國維在從事詞學研究期間極為倚重的學者，無論是《唐五代二十家詞》的審定，亦或《人間詞話》的刊行，吳氏均出力尤多。
「觀堂先生為宇內大學問家，其片紙只字皆當珍視」[2]，王國維書札之輯自羅繼祖始，嗣後經吳澤、袁英光廣搜博採，始有《王國維全集•書信卷》（中華書局1984年版）。新世紀以來，王慶祥《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東方出版社2000年版）、馬奔騰《王國維未刊來往書信集》（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房鑫亮《王國維書信日記》（浙江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等更是勠力於此，尤其是後者堪稱王國維書信整理的集大成之作。自房鑫亮系統整理（2012年）王國維的存世信札後，近十年來王氏書信還頻頻流於古籍拍賣會、學術展覽，然學界並未關注。近年筆者多留意王國維的詞曲研究，相繼發現四川省圖書館藏王國維《唐五代二十家詞》《王靜安手錄詞曲書目》、手抄《陽春集》等手稿，業已向學界披露。受此啓發，筆者還有意蒐羅王氏未刊書信，今共輯得六通王國維寫與吳昌綬信札[3]。現對其繫年、內容、文字等作逐一考訂，以求正於諸方家。
一[4]
前接手書知貴體小極，想早痊可。侯刻《南唐二主詞》，實與《南詞》本同一淵源，唯多《阮郎歸•東風吹水》一首，蓋《南詞》漏云耶。《陽春集》中有雲《花間集》誤作某人，《蘭畹集》誤作某人者，亦系宋人案語。今王刻悉刪去，是知舊本之可貴也。金翻侯刻一冊附還，現沈君擬緩印[5]，請詧入。《王周士詞》暫留敝處，擬轉寫一本。《扣舷》《眉庵》二卷，已於《明初四家詩》中得之。翰文之明人雜劇在士可處[6]，已假得矣，附告。《萬卷》《孝慈》兩目，系叔蘊廣叔雅處代取來[7]，錢鈔《李義山集》二冊亦蘊公贈先生者，並對聯一請詧收為荷。勞校《樂章集》，傅仁沅之物[8]，在曹夔一處[9]，曾去取否？弟近專此，敬請伯宛先生道安。制國維叩頭公之《定盦年譜》如已印成，請賜一二冊為叩。金翻侯刻詞雖草草，尚具大略。第二冊以下，似擬假讀，又及。
案，吳昌綬彼時任內閣中書，此信乃是回覆吳氏早先來信：「連日碌碌，又小恙。……弟綬頓首，初九。」[10]信中提及「翰文之明人雜劇在士可處，已假得矣」，並言借觀傅增湘藏勞權校《樂章集》。王國維影鈔陳毅藏明藩府原刻本朱有燉雜劇是在宣統元年（1909）五月，用勞權所校《樂章集》比勘《宋六十家詞集》本柳永詞則是在本年的「端午後一日」[11]。再結合吳昌綬來信時間為初九日，可知此函當作於宣統元年（1909）四月中下旬。信中多圍繞書籍的相借展開，且所涉事件殊多，茲分述之。
首先，吳昌綬向王國維奉上侯文燦《十名家詞》，此書為光緒年間金武祥《粟香室叢書》覆刻本，與王國維正在校勘《南唐二主詞》一事有關。光緒三十四年（1908）夏，王國維以《全唐詩》《歷代詩余》《花間集》等書為據輯錄《唐五代二十家詞》，是書包括《南唐二主詞》《金荃詞》等二十一家詞人。完稿後，他又將其交予吳昌綬審定；後者在閱讀後認為以《全唐詩》為底本整理唐五代詞人不妥，這也直接影響到王國維在這之後並未急於將《詞輯》付梓。不久，羅振玉、沈宗畸組織編印《晨風閣叢書》，王國維遂有重校《南唐二主詞》想法。
吳昌綬雖然稱「沈君刻書（梁案，即《晨風閣叢書》）大妙，惟宜各自為計，弟不願附驥也」[12]，但是關於書中收錄何種作品及擇取版本等方面，他仍多向王國維建議。王國維重校《南唐二主詞》，吳昌綬盡出雙照樓所藏。吳氏首先提供的是「南詞本」與汲古未刻詞本：「《南唐二主詞》乃汲古寫定未刻之本，中多附註，尚是宋人之舊，似當據以為主。……‘南詞本’同出一源。」[13]王國維此後便以「南詞本」為據整理：「南詞本《南唐二主詞》，與常熟毛氏所鈔、無錫侯氏所刻同出一源，猶是南宋初輯本。」[14]本月，吳昌綬又將侯文燦《十名家詞》寄示：「沈君欲刻詞當以曾見著錄者為佳，如南唐二主詞見《直齋書錄解題》，今以重刻侯本奉上。」[15]侯文燦《十名家詞》收李璟與李煜《南唐二主詞》、馮延巳《陽春集》等十家詞。而侯刻《南唐二主詞》較「南詞本」、汲古未刻詞本多出《阮郎歸•東風吹水》一首，王國維便將其補入：「《南詞》本漏此闕，從侯刻《名家詞》補。」[16]
《十名家詞》中的《陽春集》也引起了王國維關注。靜安對正中詞心摹手追，據劉蕙孫回憶：「馮延巳的《陽春集》只四印齋及《六十家詞》有刻本，沒有單刊，（王國維）就手抄了讀。」[17]光緒三十三年（1907）冬，王國維手抄四印齋本《陽春集》，此書今藏四川省圖書館。至宣統元年（1909）四月，當吳昌綬將《十名家詞》檢出，王國維發現此書保留了《陽春集》與其它諸家詞籍的互見信息，然四印齋本卻「悉刪去，是知舊本之可貴也」。王國維遂將互見信息迻錄至《陽春集》鈔本上，並補記一道跋語：「侯刻《陽春集》有案語‘集，誤作某人’若干條。此猶是宋人案語。崔公度跋所謂《尊前》、《花間》，往往謬其姓氏者也，王刻盡行刪去。茲從侯刻補錄於闋下，宣統元年四月又記。」[18]且從信中內容來看，沈宗畸早先當有意從《十名家詞》中再擇錄部分詞人，但終又放棄：「金翻侯刻一冊附還，現沈君擬緩印。」而就在王國維預備將其返還時，也覺察「金翻侯刻詞雖草草，尚具大略。第二冊以下，似擬假讀」，遂又將原書留在了案頭。
除《十名家詞》外，吳昌綬還向王國維借出《王周士詞》：「《王周士詞》見阮文達《經進書目》，向無刻本，今以傳抄樊榭手寫本奉上。」[19]王國維在獲讀後，將其「暫留敝處，擬轉寫一本」，此過錄本今藏東洋文庫，《王靜安手錄詞曲書目》（下文簡稱《詞曲書目》）著錄[20]。
吳昌綬早先曾言：「孟載《眉庵詞》、季叟《扣舷集》《青田詞》，及弇州、升庵、湘真，若盡刻之亦嘉事。」[21]王國維於此信回復：「《扣舷》《眉庵》二卷，已於《明初四家詩》中得之。」《明初四家詩》四十卷，明陳邦瞻輯，萬曆刊本。後來《晨風閣叢書》僅收楊基《眉庵詞》：「楊孟載《眉庵詞》一卷，從明高安陳邦瞻所刻《明初四家詩》寫錄，即《眉庵集》十二卷之末卷。」[22]而並無高啓《扣舷詞》。
陳毅（1873—1928），字士可，黃陂人，時任學部參事，民國後出任北洋政府總統府秘書、蒙藏院參事等職。陳毅對王國維的戲曲研究多有幫助，《曲錄》多有援引的《傳奇匯考》便得益於與陳氏互相鈔配：「余於廠肆得六冊，同時黃陂陳士可參事（毅）亦得四冊。互相鈔補，共成十冊，已著之《曲錄》卷六。」[23]為了校錄《錄鬼簿》，王國維還從陳毅處過錄了明鈔本《錄鬼簿》：「黃陂陳士可參事，新得明鈔《錄鬼簿》，精妙可喜，因手鈔一過，七日而畢。」[24]此信提及「翰文之明人雜劇在士可處，已假得矣」，可知陳毅所藏朱有燉雜劇藩府原刻本乃是從翰文齋購得。王國維《雜劇十段錦•跋》：「（憲王所撰《誠齋樂府》十冊）平生所見，僅有黃陂陳氏所藏《張天師明斷辰勾月》《呂洞賓花月神仙會》《紫陽仙三慶常椿壽》《東華仙三度十長生》《群仙慶壽蟠桃會》《蟠桃會八仙慶壽》六種。」[25]宣統元年（1909）五月，王國維將陳氏所藏朱有燉雜劇借出並影抄：「明周憲王有燉所撰雜劇六種，均見《錢遵王書目》。宣統改元夏五月，從黃陂陳士可假錄裝畢志。」[26]該影鈔本今藏東洋文庫，《詞曲書目》著錄。
王國維還在信中敦請吳昌綬向傅增湘索借勞權校《樂章集》。王國維論詞「於南宋，只愛稼軒一人」[27]，故柳永詞是其校勘頗為用力的詞籍。然而彼時王氏手中僅有《宋六十名家詞》本《樂章集》，並無其他本相校。王國維經多方打聽得知傅增湘藏有一部勞權校本，此書正在曹元忠處。彼時曹、吳二人同任內閣中書，故王國維托吳昌綬將其借出。至宣統元年（1909）五月，王國維終得以獲讀。他首先將其與《宋六十名家詞》校勘：「宣統改元仲夏，從吳伯宛捨人假得仁和勞氏手抄斧季校宋本《樂章集》三卷，因校錄於此本上，凡三日而畢。……勞鈔則渠轉假諸傅沅叔學使者也。」又將勞權鈔本所溢出者另行謄錄成《校宋本樂章集目並補遺》：「宣統改元夏五，假得仁和勞巽卿先生手鈔毛斧季校宋本《樂章集》。既校錄於毛刻上，復鈔此目及毛刻無而鈔本所有之詞，別為一冊，鈔畢附記。」[28]兩書今均藏東洋文庫，《詞曲書目》著錄。
王國維還向吳昌綬轉交了從羅振玉處借來的三種書冊，即王聞遠《孝慈堂書目》、朱睦《萬卷堂書目》與錢謙益抄《李義山集》。前兩種是羅振玉從丁惠康處借出，而錢謙益抄《李義山集》本就是羅氏舊藏，《羅氏藏書目錄》著錄：「《李商隱集》，三卷，錢牧齋手鈔校本，四本。唐李商隱撰，書衣有：‘東澗家舊鈔善本，牧翁校宋本數過。’」[29]
光緒三十四年（1908）底，吳昌綬出版《定盦先生年譜》。關於此書的編纂，吳氏在序中講：「往歲在吳中輯補《龔禮部集》二十四卷，復撰《年譜》一卷，成亡友程庶常秉釗、陳編修昌紳未逮之志。頃來京師，先刊《年譜》稿本，就質方雅，叢撫兩君遺跡，以弁卷耑。」[30]年譜為程秉釗始創，程氏後托姻戚陳昌紳輯補；陳氏又訪得若干事，以授吳昌綬。吳氏獲此譜後，再請章鈺、張一麐助之整理，並請鄭文綽校閱。王國維對龔自珍濡染甚深，《靜庵藏書目》著錄有《龔定庵全集》，其在《人間詞話》中更多有稱引龔詩，其對龔定庵詩詞的涵詠自然是情理之中事情。在諸家龔自珍年譜中，屬吳昌綬《定盦先生年譜》編纂最早[31]；該書更是提供了諸多定庵鮮未人知的事跡，又經有多位名家審定，這必然引起王國維對此書的持續關注。
二[32]
……桐鄉蔡鶴君甲辰所刻《四家詞》，日昨檢出，奉上一閱。維近疏情，畏寒苦凍，詩文亦鮮有著筆。勉成小詞，殊公斟酌，茲錄呈座前，奉有教之，費神至感。此上，即請伯宛詞家有道文安，並賀年禧。國維頓首 二十九日鶴君名壽臻，曾攝籙薊州，有《艮居詞》，聞前歲刊於京師。未知尊處有無《四家詞》中浙籍者，三恐皆無專集。如能加意增搜，表章桑梓，鄉人所望，君子勤斯也，其有意乎不及。絳蠟紅梅競作花，客中驚又度年華。離離長柄垂天鬥，隱隱輕雷隔巷車。斟醁醑，和尖叉。新詞飛寄捨人家。可將平日絲綸手，系取今宵赴壑蛇。右調《鷓鴣天》，國維未定草。
案，此信缺少前半部分，從信中所提《鷓鴣天》詞與落款，可知是寫於吳昌綬。關於王國維《鷓鴣天•絳蠟紅梅競作花》的創作時間，趙萬里《王靜安先生年譜》將其繫於宣統二年（1910），李慶、陳鴻祥、胡逢祥與陳永正也有撰文。此詞收錄在《苕華詞》中，然國家圖書館藏王國維《苕華詞》手稿題作「庚子除夕」，而彼時王國維與吳昌綬並未定交，不確。李慶參考王國維1913年寫於鈴木虎雄的信中所言「前年在北京和吳伯宛除夕一詞寫呈」，並轉錄有此詞；胡逢祥根據《海寧王忠愨公遺書》收《苕華詞》目錄所標「庚戌除夕」，皆將其定為1911年1月29日。[33]陳鴻祥則以吳昌綬致王國維信中有「己酉除夕偶成小詞」「庚戌元日再賦《鷓鴣天》呈人間先生正和」語，陳永正又據吳昌綬原唱手稿中的「己酉除歲」，認為此詞寫於1910年2月9日。[34]王國維此函落款二十九日，又言「並賀新禧」，且《苕華詞》、王國維致鈴木虎雄信中均有「除夕」之語。查1910年臘月為三十日，1911年臘月則有二十九日，當以李慶、胡逢祥判斷為是。即《鷓鴣天•絳燭紅梅競作花》與此信作於1911年1月29日，農歷臘月二十九日。
信中提及王國維藏蔡壽臻（1833—1904？）光緒三十年（1904）所輯《四家詞》，即《仿宋四家詞選》，《靜庵藏書目》《詞曲書目》皆未著錄。[35]該書傳世甚稀，筆者所見僅國家圖書館藏有一部，索書號：32184。蔡壽臻，字鶴君，桐鄉人，官武清知縣、宛平縣知縣等職，著有《艮居文鈔》《艮居詩話》《艮居詞選》。蔡壽臻與王鵬運交好，半塘老人不僅為《艮居詞選》作序，還親自審鑒詞作，稱蔡氏「論文獨舉一‘真’字，竊欲舉此以評先生之詞，想不以為河漢也」。[36]《仿宋四家詞選》刻成後，蔡壽臻作《金縷曲•刻〈四家詞選〉成感題此拍》：
便合焚香拜，看今日，壽諸梨棗，喜生望外。檢拾零星珍寸紙，留得音容宛在。還管甚唐宋派。一片天真任陶寫，似雨聲點滴殘荷背。知己感，幾人再。儋州遺墨勝光怪。更細向鴛湖尋侶，玉湖等待。紅蓼花軒能驥附，風趣鳧翁是賴。欠多少，離愁詩債。千古才人同一哭，莽天涯，劫火紅連界。欣此卷，流傳快。[37]
是書收四家詞，即夏謙《儋州遺墨》、錢詒曾《絮影樓詞選》、李樹屏《紅蓼花詞選》與周作鎔《玉湖鷗侶選》。夏謙（1801—？），字幼蘭，上虞人。道光八年（1828）舉人，官廣東開平知縣，著《小綠筠堂集》《衡陽余韻錄》《悅情話軒雜記》。李樹屏（1846—1903），字小山，號夢園，別號李髯，薊縣人。早年受知於萬青藜，後館王鵬運家十餘年，半塘刻《四印齋所刻詞》多有襄助。工詩文、篆刻，著《夢園雜著》《夢園辛未日記》《八家村館文草》。周作鎔（？—1893），字陶齋、瀟碧，烏程人。捐粟官南河，後遷丹徒知縣。工書畫，與吳昌碩交好，著《瀟碧詞》。錢詒曾，字蓉初，嘉興人，生平事跡待考。
王國維一直對浙籍詞人十分關注。以《詞曲書目》為例，其除購置有龔翔麟《浙西六家詞》等詞總集，還有朱彝尊、汪日楨、吳衡照、厲鶚等多部浙人詞別集。王國維在此信中言：「如能加意增搜，表章桑梓，鄉人所望，君子勤斯也，其有意乎不及。」吳昌綬與王國維同為浙江人，這種地緣上的關係很容易就將兩人感情拉近。王國維希望吳氏能夠多刊印鄉人詞籍，以表彰鄉邦文化。
三[38]
請稟，昨福全席上頗嘈雜[39]，所詢並未聽得真確，幸祈再擲片箋以教之。南省刻工費較京中稍廉，惟郵訊易失，徒耗時日。凡事多一延宕，便難望其成。荃老興致如此[40]，恐不容於綬圖矣[41]。維文債堆積，襄贊為難。伏希擇吉，代申鄙懷，至謝至謝！專此，敬上印臣先生。國維頓首，二十日
四[42]
遯兄鑒：大理院刻書啓，諒早已入覽，小翁意仍請陶氏主持[43]，綬經££應允矣。惟字體必須用方字，以仿宋太參差，稍欠儼正之姿耳，否則寧可鉛印。且須在京為之，不得在寧、滬另設一局。小翁不以為然，又不願來京，榷商匪易。此老近來愈固執，杏公、積余等均有信來[44]，甚有牢騷也。弟謂輯校尚未盡，宜再延半年。授經庶事繁冗，定要早早了結。蘊師不願豫其事[45]，聽之弗聞，揣其情勢，一切仍未堅確。知聞注念，專此奉陳，即請道安不一。國維再拜，三月廿四日前問《茅亭客話》，敝處有紅墨兩本，今始檢出，謹將紅本奉呈。
按，宣統元年（1909）九月，時任江南圖書館總辦的繆荃孫受命北上，籌建京師圖書館，然而直到次年十月才入京赴任。由兩信中所言「南省刻工費較京中稍廉」「小翁不以為然，又不願來京，榷商匪易」判斷，第二封當寫於宣統二年（1910）三月二十四日，第一封則寫於早些時候。本年王國維協助沈家本、董康校理《慶元條法事類》，此事向未見學界提及，茲略作考證如下。
沈家本於光緒二十七年（1901）升任刑部右侍郎，旋即與伍廷芳等人著手修訂《大清律例》，由此開啓了清末法律變革序幕。次年修訂法律館成立，時任刑部提牢廳主事的董康轉任法律館校理，後升任提調，成為沈家本律政改革的左膀右臂。待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九月，董康又轉至新近成立的大理院任職；至宣統元年（1909）春，董氏出任刑科第四廳推事。
宣統元年（1909）底在得知繆荃孫即將北上後，沈家本向其道賀，並希望借觀江南圖書館所藏《慶元條法事類》：「比來喜有弓旌之賁，想不久當可命駕。……懇者，尊處《慶元條法事例》一書，弟欲得之，以資考證，敢請分神代覓書手照繕一部寄下。」[46]《慶元條法事類》，宋嘉泰二年（1202）謝深甫編訂，翌年正式頒行，是書收南宋初年至慶元年間的敕、令、格、式與隨敕聲明。此書傳至清末，僅有鈔本流世，瞿氏鐵琴銅劍樓、丁氏八千卷樓、莫氏五十萬卷樓、歸安陸氏等均有藏，其中丁氏《八千卷樓書目》著錄：「《慶元條法事類》八十卷，附《開禧吏部右選格》二卷，宋謝深甫等撰，抄本。」[47]光緒三十四年（1908），八千卷樓藏書轉入新近成立的江南圖書館，《慶元條法事類》隨即入藏該館。
在接到了沈家本的來信後，繆荃孫便將《慶元條法事類》委託上海神州國光社、沈佑之與龔子中等人進行謄校：「發《慶元條法事類》與國光。」「電沈佑之來，教戒並交以《慶元事類》一冊。」「送《慶元條法事類》七卷與龔子中，托校。」[48]宣統二年（1910）元月，繆荃孫子繆祿保將新近抄成的部分書稿帶至京師：「祿保入都，帶去《慶元條法事類》£冊。」[49]次月，《慶元條法事類》抄畢：「沈大理托抄《慶元事例》十二冊成。」「交《慶元條法事類》二十冊與圖書館。」四月，繆祿保再將剩餘書稿帶與沈氏：「祿保赴都，帶去沈子惇信、《慶元事類》十二冊。」[50]從宣統元年（1909）底至第二年初，繆荃孫為《慶元條法事類》付出了極大心力，也正是因為此，他對該書後續的出版頗為上心。
沈家本在得到書稿後，有意將其付梓行世，編印事宜便交給了素嗜刻書的董康。董康曾「聚工匠於法源寺刻書，數十年不輟」[51]，是大理院刻印《慶元條法事類》的不二人選。而且董康長久以來追隨沈家本，不僅在清末親率代表團赴日考察法律改革，更有競沈氏未完之業的夙願。正如在兩年之後，誦芬室主人在寫給藝風老人的信中所講：「《慶元條法》已刻數冊，新正兵變原書失去，中途停止，甚為可惜。沈敦老屬轉借長者原本另繕，以踵其功，務祈檢出，徑寄王書衡處是叩。」「《慶元條法事類》已函知沈敦翁矣。」[52]董康全權負責編印《慶元條法事類》；然而殊為可惜的是，原書在鼎革兵焚之際丟失大半，沈家本、董康只得再請繆荃孫惠賜原本。彼時董康提及《慶元條法事類》已刻印數冊，但筆者在搜檢各大圖書館館藏時並未獲見，董氏所言應為托詞。且董氏在1935年5月赴日本靜嘉堂文庫訪書時，其於館中得見皕宋樓舊藏《慶元條法事類》鈔本時言：「余於清季提調法律館時曾借錄罟里瞿氏藏明鈔本付諸剞劂，因值改革中輟，至今耿耿於懷。」[53]直至1948年，燕京大學圖書館將館藏常熟翁氏藏鈔本《慶元條法事類》影印，是書才廣為流播。
回到上述兩封信，王國維主要討論《慶元條法事類》的承印事宜。如吳昌綬所言：「授經刻書志猛，惜無閒空人助之。」[54]董氏雖有意廣印群書，但終究獨木難支。董康在稍早時似曾徵詢王國維的編印意願，而如王氏在首封信中言及彼時他「文債堆積，襄贊為難」，希望吳昌綬「伏希擇吉，代申鄙懷」。考宣統二年（1910）初，王國維除了承擔學部圖書編譯局的日常事務外，還利用閒暇將《元曲選》點讀一遍，並用《雍熙樂府》與其對勘。而從次封信中所言「弟謂輯校尚未盡，宜再延半年」來看，王國維最後仍應下了《慶元條法事類》。
繆荃孫原希望將《慶元條法事類》的刻印交予以摹刻仿宋體著稱的陶子麟，但董康則希望將書稿放在北京上板刷印。王國維也給出了自己的觀點。他認為南方「刻工費較京中稍廉」，但是「惟郵訊易失，徒耗時日。凡事多一延宕，便難望其成」，言語中較贊同董康的處理方式。不過，他也料想到藝風老人「興致如此，恐不容於綬圖矣」。
果然，董康還是沒能說服繆荃孫，但是他格外要求「字體必須用方字，以仿宋太參差，稍欠儼正之姿耳，否則寧可鉛印」，且須在北京刻板印刷。然而由於繆荃孫遲遲不見動身，幾人間的溝通十分不便，《慶元條法事類》的承印進展頗為不順。從宣統元年（1909）七月領命至次年十月北上，中間突遭的種種變故使繆荃孫進京之行耗時甚久。首先是在宣統元年（1909）八月恩師張之洞的病逝，繆荃孫不勝悲痛，他便向榮慶、寶熙等人請辭，盛宣懷對繆氏此舉頗為贊賞：「文襄逝世，公不北上，甚佩。」[55]然而清廷對此卻不准，繆荃孫無奈之下動身赴京；可是在行至上海後又驚聞榮慶調往禮部，北行再次中止。藝風老人行程計劃的反反復復，正如王國維所言，也引起了盛宣懷、徐乃昌等人的牢騷滿腹，盛氏後來力促繆氏進京：「公北上學部，所奏圖書館以熱河書籍、內閣所藏，悉以收儲，誠是大觀。」[56]由於繆荃孫遲遲不能與董康就《慶元條法事類》的編印達成統一意見，且在獲讀該書後，王國維又認為輯校並不完備；加之董康、羅振玉在此事上的虛與委蛇，是書編印遂告廢寢。
王國維的古籍校勘範圍極廣，其中既有其學術興趣的使然，也有好友相邀，而政律文獻的校勘以往鮮被學界關注。查趙萬里《王靜安手批手校書目》，王國維曾用天一閣藏本校《嘉業堂叢書》本《宋刑統》，並據《文獻通考》、敦煌寫本《唐律疏議》殘卷補缺文字若干[57]，而襄助董康校理《慶元條法事類》當為其濫觴。
最後，王國維還將所藏《茅亭客話》呈送吳昌綬。《茅亭客話》，宋黃休復撰，內容多是雜錄蜀中逸聞軼事。吳昌綬索借此書，與其預備撰寫的《蘇台話舊》一書有關。吳昌綬曾向王國維去信言及：「弟欲沿藝風《秦淮話舊》之例，作《蘇台話舊》一書，約可得十卷。少小隨宦，蘇台故事最熟，有吳中人所不及者，久思一一述之。……靜師能助我否？」[58]他還向繆荃孫提道：「公編《秦淮話舊》，綬願編《蘇台話舊》。」[59]光宣之際的繆荃孫曾撰《秦淮話舊》，後改稱《秦淮廣紀》。吳昌綬早年隨父宦游吳中，居丁香巷，多聽聞吳中舊聞。受繆氏啓發，吳昌綬便產生撰寫《蘇台話舊》的想法。民國初年，吳昌綬出版《吳郡通典》：「凡錄自泰伯以來至於明季，數千年閎綱大旨略可省覽。」[60]當是《蘇台話舊》定名。
五[61]
印臣吾兄有道：示悉《易林》已校畢，藝老間有疏忽，別以藍筆圈出，幸不甚顯著。蘊公雲後日見面，當俟走後面繳。弟擬寫一跋附紙尾，尚祈俯允，惟措辭頗費躊躇。耑肅，即請撰安不一。弟維再拜，初十，早
按，此信所記為繆荃孫、王國維襄助吳昌綬校理《易林》一事。宣統三年（1911）十月中旬，王國維攜家眷東渡日本。而繆荃孫將已校勘的《易林》交付吳昌綬是在當年八月十日後，因而此信當寫於宣統三年（1911）九月初十日。
《焦氏易林》十六卷，西漢焦延壽撰，吳昌綬《鈔本〈易林〉題記》：「宣統辛亥歲，內閣大庫書移京師圖書館，同人與校理之役，獲秘籍甚夥。有殘宋槧《易林》，即陸敕先述瞿曇谷語所謂‘全注本’也[62]，存卷三、四、七、八、九、十、十三、十四，凡八冊，惜佚其半。昌綬案頭有鐘子勤先生之女所錄士禮居本，藝風老人攜之館中，以朱筆手校一過。……校成時在八月中旬，昌綬寓西華門內，藝風與董康、羅振玉、王國維諸子旬日必一過縱談讌，輒至中夜。」[63]吳昌綬在京師圖書館獲見一部宋殘本《焦氏易林》，即明末清初瞿元錫、陸敕先所提及之宋本，繆荃孫《清學部圖書館善本書目》著錄：「《焦氏易林注》十六卷，漢焦贛撰。注，不知撰人名氏。宋刊本，每半葉八行，行十五字。……存三、四、七、八、九、十、十三、十四。」[64]即是此書。
繆荃孫到京不久，京師圖書館著手接管內閣大庫的藏書。羅振玉、曹元忠等人在對書目進行清理、編目時，不少以往深藏內閣的善本珍棨被發現，《焦氏易林》便是其中之一：「承詢內閣大庫之書，現已一律移至學部，其中秘籍，未得窺其十一。但在內閣整理，曹君直實任之，玉曾往一觀，……宋槧中如《焦氏易林》等，並為藏書家所未睹。」[65]此時吳昌綬的案頭還有鐘文烝之女過錄的士禮居本，繆荃孫便有意將兩本合校，吳氏對此頗為支持：「《易林》如搜出全本尤妙，此在本朝無人見及。吾師首為發明，注誠不甚佳，亦一勝事，況躬任丹鉛，此寫本洵不朽矣。」對於其中的細節，吳昌綬又去信提及：「《易林》二冊，是鐘子勤先生之女歸馮氏者所寫，如吾師自加校注，即用墨筆，亦可辨別，此本愈足增重。」[66]本年七月，繆荃孫花數日功夫校《易林》並撰跋語；至八月十日校畢，「還伯宛鈔本《易林》」[67]。1917年，當繆荃孫得見蔣汝藻藏汲古閣鈔本《易林》後再撰跋語，亦憶起早先的這段校勘事跡：「宣統辛亥，荃孫在學部圖書館見宋本《易林注》半部，……校訛脫字句於仁和吳甘遯寫本上而跋之。」[68]
待吳昌綬取回繆荃孫校勘後的《易林》，他又將校本交給王國維。從「藝老間有疏忽，別以藍筆圈出」來看，王氏依然是用宋殘本對校。然而殊為可惜，京師圖書館藏宋殘本《易林》此後未再見於館藏目錄；而吳昌綬所藏，又先後經繆荃孫、王國維校勘的《易林》鈔本也已淹沒，至於王國維提及的跋語更未見傳世。在1920年，王國維用汲古閣影宋鈔本校士禮居本《易林》時，跋語中仍提及「內閣大庫有宋刊殘本」[69]。
六[70]
印臣先生左右：叔翁交到手書，並詞集二大冊，槧印精絕，佩佩，感謝無既。東人多支持南軍，至若出兵上海、南京、漢口，確系謠傳。東國各色紙張名目甚繁，能作印書用者則無幾。弟意總以靜謐堅韌為上，余拱花敷彩之類，寫字猶且匪易，印書卻萬萬不可。昔惺老喜用美濃[71]，近年中土刻書風氣愈盛，用皮紙者愈眾。蓋此邦自明治以來，紙坊倒閉者甚多，皮紙因應用較廣，生意未曾衰減故也。弟以亡國之喪家犬，寄顏無所，人以侏優視我不亦宜乎？惟此間生計尚可維持，書價亦較廉。異來日出不窮，弟迭有獲益，差可慰藉，惜不能與兄對面傾談為恨，何如不盡欲言。肅復，敬請台安，並侯闔府均吉。國維再拜，四月初三日附呈東國制墨二挺、紙十葉。又，昨於肆中見蘭葉飛鳥箋一種，甚覺有趣，遂塗以新撰拙句，亦乞哂納為幸。
按，宣統三年（1911）十月王國維與家眷避難日本，此信寫於其到日後的不久，即1912年四月初三日。
自宣統三年（1911）至1917年，吳昌綬從所藏汲古閣影鈔本詞籍中，選出未經毛氏付梓的十七種詞籍進行刊刻，題為《仁和吳氏雙照樓景刊宋金元本詞》，刊布流傳。彼時吳昌綬奉上的兩冊當是最先印制好的部分詞籍。
辛亥革命爆發，部分日本政客大肆宣揚南北分治：「有的報紙說，日本內閣也主張南北分治。」[72]如時任駐華公使的伊集院彥吉（1864—1924）便力主君主立憲，暗中向清政府、南方革命黨分別出售軍火，企圖製造南北對立的局面。此時避難日本的王國維，顯然比吳昌綬更為真切地瞭解日方對中國局勢的態度，他判斷日軍並不會貿然出兵。從中可見靜安雖專心於學術，但並非對政治漠不關心。
此信主要談論日本用於刻印書籍的紙張。彼時吳昌綬正忙於為鄭文綽刻印《樵風樂府》，王國維在一個月後給繆荃孫的信中寫道：「伯宛亦通信，渠在北京為鄭叔問刻《樵風樂府》，乃刻工無事，以此應酬之耳。」[73]伴隨羅振玉、董康、王國維等眾好友的東渡，想來吳昌綬有意將此書交由日人承印。但是對於日本的刻印紙張，王國維認為「印書卻萬萬不可」；不過一年之後，他倒是將新著《壬癸集》交由山田茂助主持的聖華房書坊。
初到京都的王國維，時時表現出對亡清的懷戀；稍早撰成的《頤和園》詞末句「應為興亡一拊膺」[74]，筆間便流露出蒼涼悲憫之感。此信的「弟以亡國之喪家犬，寄顏無所，人以侏優視我不亦宜乎」之語，更是將遺老心態展露無遺。王國維素來心性嚴謹、敏感，而清王朝的傾塌更使他在初到異邦後倍感孤寂，內心充斥著萎靡乃至絕望的情感。
王國維在信中向吳昌綬提及在京都的日常生活，在本年稍早時候，王國維也與繆荃孫言及：「書籍之價尚賤於當日之北京。……此間生活唯米價頗貴，其餘略同中國。維在北京月用約需百金，在此撙節，每月約七十元已足。」[75]這與向吳昌綬「生計尚可維持，書價亦較廉」的描述相近。初到日本的王國維，羅振玉每月支給其一百元；一年之後，借編印書籍之由，費用增加至二百元。[76]正是得於羅氏的幫助，王國維與其家眷在京都的生活得以維持。
如吳昌綬所言，居京期間的繆荃孫、王國維時常到訪其宅，論道問學；然而鼎革之後，繆荃孫避居滬上，羅振玉、王國維與董康又相繼東渡，「回憶甘遯座上數夕談讌，若前世事」[77]，不禁令人感慨。最後，王國維又在所獲蘭葉飛鳥箋上寫示了新作。本年二月，王國維作《頤和園詞》，其是羅振玉以手寫石印的形式分發同好；而《送日本狩野博士游歐洲》《蜀道難》《觀紅葉一絕句》則作於本年秋，僅剩下《讀史二絕句》，王國維所奉或為此詩。
注釋：
[1]關於吳昌綬的卒年，學界一直未有定論。近日筆者在上海圖書館發現《吳伯宛先生遺墨》，其後有顧廷龍跋語：「松鄰生清同治戊辰五月十四日午時，歿民國甲子年十月初七日未時，存年五十七歲。」由此可知其準確生卒年。
[2]羅繼祖：《王國維未刊書札•閱後幫助》，《文獻》1994年第4期。
[3]筆者另有《新見王國維手札十八通考釋》，《文學研究》第十卷第一輯；《新見王國維致陳毅手札六通考釋——兼談究齋藏書的文獻學旨趣》，待刊。
[4] 信函見於2017年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主辦「獨上高樓：王國維誕辰140週年紀念展」，後收錄於展覽圖錄，編號：展2-2。
[5]沈宗畸（1857—1926），字太侔，號南雅、孝耕等，番禺人，清末任禮部主事。宣統元年（1909）沈氏編印《晨風閣叢書》，收錄有王國維著《曲錄》《戲曲考原》及所校《南唐二主詞》《後村別調》。
[6]翰文齋，清末琉璃廠著名書坊，兼刻印書籍，由韓俊華於光緒十二年（1866）設立。繆荃孫藝風堂、董康誦芬室、袁思亮剛伐邑齋所藏古籍，多有出自翰文齋者。
[7]丁惠康（1868—1909），字叔雅，號惺庵，豐順人。丁日昌子，「清末四公子」之一，時官戶部主事。
[8]傅增湘（1872—1949），字潤沅，號沅叔，江安人，別署雙鑒樓主人、藏園居士，光緒二十四年（1898）進士，時任京師女子師範學堂總理。
[9]曹元忠（1865—1923），字夔一，號君直，吳縣人，光緒二十二年（1896）舉人，時任內閣中書。
[10]馬奔騰：《王國維未刊來往書信集》，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80頁。
[11]李慶：《王國維手抄手校詞集題跋校語》，《東瀛遺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4頁。
[12]馬奔騰：《王國維未刊來往書信集》，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82頁。
[13]馬奔騰：《王國維未刊來往書信集》，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79頁。
[14]王國維：《南唐二主詞•跋》，《晨風閣叢書》所收本，宣統元年刻本。
[15]馬奔騰：《王國維未刊來往書信集》，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80頁。
[16]王國維：《南唐二主詞》，《晨風閣叢書》所收本，宣統元年刻本。
[17]劉蕙孫：《我所瞭解的王靜安先生》，吳澤、袁英光《王國維學術研究論集》（三），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461頁。
[18]王國維：《陽春集•跋》，光緒三十三年王國維鈔本，四川省圖書館藏。關於王國維手抄《陽春集》，可參看拙作《新見王國維手抄詞籍文獻三種考論》，《詞學》第四十七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22年版。
[19]馬奔騰：《王國維未刊來往書信集》，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80頁。
[20]王國維：《王靜安手錄詞曲書目》，1912年稿本，四川省圖書館藏。關於此目錄，參見拙文《〈王靜安手錄詞曲書目〉箋注》，《中華戲曲》第六十四輯，文化藝術出版社，2022年。
[21]馬奔騰：《王國維未刊來往書信集》，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80頁。
[22]沈宗畸：《眉庵詞跋》，《晨風閣叢書》所收本，宣統元年刻本。
[23]中國戲劇出版社：《王國維戲曲論文集》，中國戲劇出版社1957年版，第280頁。
[24]王國維：《錄鬼簿•跋》，王國維鈔本，東洋文庫藏。見黃仕忠、金文京《日本所藏稀見中國戲曲文獻叢刊》第二十九冊，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85頁。
[25]中國戲劇出版社：《王國維戲曲論文集》，中國戲劇出版社1957年版，第362頁。
[26]李慶：《王國維手抄手校詞集題跋校語》，《東瀛遺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頁146。
[27]李慶：《王國維手抄手校詞集題跋校語》，《東瀛遺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頁144。
[28]李慶：《王國維手抄手校詞集題跋校語》，《東瀛遺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4、127頁。
[29]王國維、羅振玉：《羅氏藏書目錄》（下），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211頁。
[30]吳昌綬：《定盦先生年譜》，光緒三十四年（1908）仁和吳氏雙照樓朱墨印本。
[31]二十世紀初，先後有吳昌綬《定庵先生年譜》（1908）、黃守恆《定庵年譜稿本》（1909）、張祖廉《定庵先生年譜外紀》（1920）。
[32]此封信函見於「中貿聖佳國際拍賣有限公司2018秋季藝術品拍賣會」，LOT號：1018，拍賣時間：2018年11月25日。
[33]參李慶：《王國維手抄手校詞集題跋校語》，《東瀛遺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頁；胡逢祥：《詩文詞編•校語》，謝維揚、房鑫亮《王國維全集》（十四），浙江教育出版社、廣東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673頁。
[34]參陳鴻祥：《〈人間詞話〉〈人間詞注〉評》，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91頁；陳永正：《王國維詩詞箋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570頁。
[35]《國家圖書館古籍普查登記目錄》著錄《仿宋四家詞選》為佚名所輯，李睿《清代詞選研究》亦作佚名選，不確。由王國維此信可知，《仿宋四家詞選》編選者為蔡壽臻。參：國家圖書館編：《國家圖書館古籍普查登記目錄》（六），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5年版，第473頁；李睿：《清代詞選研究》，安徽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311頁。
[36]王鵬運：《艮居詞選•序》，光緒三十二年刻本。
[37]蔡壽臻：《艮居詞選》，光緒三十二年刻本。
[38]此封信函見於「北京弘藝2022春季藝術品拍賣會—古籍善本專場」，LOT號：57，拍賣時間2022年9月3日。
[39]福全館，清末民初北京頗有名氣的山東餐館，坐落在東四隆福寺街東口，繆荃孫、羅振玉、王國維、吳昌綬等友朋時常造訪。
[40]繆荃孫（1844—1919），字炎之，一字筱珊，號藝風，江陰人。光緒二年（1876）進士，後主講南菁書院、鍾山書院，創辦江南圖書館、京師圖書館。
[41]董康（1867—1947），字授經、綬金、授金，自署誦芬室主人。光緒十五年（1889）進士，歷任京師法律館提調、大理院後補推丞等職；入民國後，歷任大理院院長、財政總長等職，「七七事變」後在偽華北臨時政府任職。
[42]此封信函見於「北京弘藝2022春季藝術品拍賣會—古籍善本專場」，LOT號：59，拍賣時間2022年9月3日。
[43]陶子麟（1857—1928），黃岡人，清末民初著名刻工，曾多有襄助繆荃孫、劉世珩、董康等人刻印書籍。
[44]盛宣懷（1844—1916），武進人，字杏蓀、幼勖，號愚齋、止叟，官辦商人、買辦，清末洋務派的重要代表。徐乃昌（1869—1943），字積余，號隨庵，南陵人。光緒十九年（1893）舉人，後任淮安府知府、三江師範學堂監督等職；入民國後，撰寫著述、校刻書籍。
[45]羅振玉（1866—1940），字叔言、叔蘊，號雪堂，上虞人，時任學部參事。
[46]錢伯城：《藝風堂友朋書札》，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77頁。
[47]丁立中：《八千卷樓書目》卷九《政書類》，1923年錢塘丁立中聚珍仿宋版印本。
[48]繆荃孫：《藝風老人日記（三）》，鳳凰出版社2014年版，第62、63、68頁。
[49]繆荃孫：《藝風老人日記（三）》，鳳凰出版社2014年版，第71頁。
[50]繆荃孫：《藝風老人日記（三）》，鳳凰出版社2014年版，第75、85頁。
[51]倫明：《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廣東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41頁。
[52]錢伯城：《藝風堂友朋書札》，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553、554頁。
[53]董康：《書舶庸譚》卷八，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276頁。董康所記有誤，當為丁氏八千卷樓藏。
[54]錢伯城：《藝風堂友朋書札》，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063頁。
[55]錢伯城：《藝風堂友朋書札》，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806頁。
[56]錢伯城：《藝風堂友朋書札》，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807頁。
[57]趙萬里《王靜安先生手校手批書目》：「《刑統》三十卷，吳興劉氏嘉業堂刻本，宋無名氏撰。此書劉氏據天一閣舊藏鈔本復刻，天一本首數卷殘缺，劉氏以《唐律疏儀》補全。先生據天一閣原本校之，其原缺處以朱筆識之。又據《文獻通考》補首數卷缺字若干，並以敦煌所出唐寫殘本《唐律疏儀》殘卷校之。」趙萬里：《王靜安先生手校手批書目》，《國學論叢》1928年第3期。
[58]馬奔騰：《王國維未刊來往書信集》，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77頁。
[59]錢伯城：《藝風堂友朋書札》，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077頁。
[60]吳昌綬：《蘇台話舊敘錄》，蘇州市文史委員會《蘇州史志資料選輯2005年》，內部資料，第14頁。
[61]此封信函見於「北京弘藝2022春季藝術品拍賣會—古籍善本專場」，LOT號：58，拍賣時間2022年9月3日。
[62]陸敕先《焦氏易林跋》：「頃從友人借得曇谷校本勘畢，覆勘一過，復多是正。……宋本出之牧翁家藏，絳雲一炬，久為劫灰。……據曇谷雲，宋本本有全注，未及舉錄。」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版，第792頁。
[63]吳昌綬：《鈔本〈易林〉題記》，《松鄰遺集》卷一，琉璃廠文楷齋1929年紅印本。
[64]繆荃孫：《繆荃孫全集•目錄•清學部圖書館善本書目》，鳳凰出版社2014年版，第387頁。
[65]錢伯城：《藝風堂友朋書札》，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242頁。
[66]錢伯城：《藝風堂友朋書札》，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070、1071頁。
[67]繆荃孫：《藝風老人日記（三）》，鳳凰出版社2014年版，第160頁。
[68]繆荃孫：《繆荃孫全集•詩文•藝風堂文漫存》，鳳凰出版社2014年版，第675頁。
[69]王國維：《焦氏易林跋》，謝維揚、房鑫亮《王國維全集》（十四），浙江教育出版社、廣東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579頁。
[70]此封信函見於「北京弘藝2022春季藝術品拍賣會—古籍善本專場」，LOT號：60，拍賣時間2022年9月3日。
[71]楊守敬（1839—1915），字惺吾，號鄰蘇，宜都人。同治舉人，後官日本大臣隨員、禮部顧問官等職，著有《日本訪書志》。
[72]內藤湖南：《清史九講》，華文出版社2019年版，第286頁。
[73]房鑫亮：《王國維書信日記》，浙江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39頁。
[74]陳永正：《王國維詩詞箋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33頁。
[75]房鑫亮：《王國維書信日記》，浙江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37頁。
[76]羅振玉《集蓼篇》：「予初至京都，寓田中村，與忠愨及劉氏婿同居。……三宅月餼各百元，……逮辛亥間，始創為《國學叢刊》，不數月以國變而止。至是，賡續為之，時忠愨迫於生事，乃月饋二百元請主編校。」羅繼祖：《羅振玉學術論著集》（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第59、61頁。
[77]房鑫亮：《王國維書信日記》，浙江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35頁。
本文元刊於《近代中國》（第三十八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2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