説版本
説版本
蔣復璁先生遺著
一、版本之意義
葉德輝撰書林清話云：
書之稱本，必有所因，說文解字六：「木下曰本」。而今人稱書之下邊曰書根，乃知本者，因根而計數之詞。北齊顏之推顏氏家訓書證篇六：「漢書中外禔福字當从示，而江南書本多誤从本。後漢書酷吏樊嘩傳，寧見乳虎穴，江南書本穴皆誤作六」。杜臺卿玉燭寶典引字訓解瀹字云：「其字或草下、或水旁，或火旁，皆依書本」，漢書孔光傳，「犬馬齒載」。顏師古注：「讀與盞同，今書本有作載字者，俗寫誤也」。又外戚孝成趙皇后傳：「赫蹏紙」，顏師古注：「今書本赫字或作擊」。是書本之稱，由來已久，至宋刻版大行，名義遂定，如岳珂九經三傅沿革例，以書本為一例也。
書本之名，由來已久，實書籍之別稱。戰國策序高誘注云：「六國時縱橫之說，一曰短長書，一曰國本」。短長書者，短長簡册之册也；國本者，以一國為一本之書也。一國有一種本子，長短不一。劉向別錄云：「讎校，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謬誤，為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故曰讎也」。一人持本，卽一人持其本書也，書之概稱為書，如劉向列子敍錄六：「臣向云：所校中書列子五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太常書三篇，太史書四篇，臣向書六篇、臣參書二篇，內外書凡二十篇，以校」。所謂「臣向書」，卽劉向所藏之本：「臣參書」、卽長社尉臣所藏之本也。所謂書，所謂本，在昔並無區別，皆書之名稱也。自有刋板，於是書為書籍之概稱，本為版本之專稱矣。
同書又云，自鏤板興，於是兼言板本，其例創於宋尤袤遂初堂書目，目中所錄，一書多至數本，有：成都石經本、秘閣本、舊監本、京本、江西本、吉州本、杭本、舊杭本、嚴州本、越州本、湖北本、川本、川大字本、川小字本、高麗本。此類書以正經正史為多：大約皆州郡公使庫本也。同時岳珂刻九經三傳、其沿革例所稱，有監本、唐石刻本，晉天福銅板本，京師大字舊本，紹興初監本，監中現行本，蜀大字舊本，中字本，中字有句讀附音本，潭州舊本，撫州舊本，建大字本，俞紹經家本，又中字凡四本，婺州舊本，併興國于氏，建余仁仲，凡二十本。又越中注疏舊本，建有音釋注疏本，蜀注疏本，合二十三本，知辨別板本，宋末士大夫已開其風。
宋元著錄，羅列板本，至明季以迄清初而更盛，如毛扆之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注有宋本，元本，舊鈔，影宋，校宋等字，季振宜之季滄韋書目，錢曾之述古堂藏書目，卷首均別為宋板書目，徐乾學之傳是樓宋元本書目，以板本專名稱其目，足見好尚，葉德輝言：「自康、雍以來，宋元舊刻日稀，而搢紳士林佞宋秘元之風，遂成一時佳話」。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乾隆間有于敏中奉敕編天祿琳琅書目十卷，分列宋板、元板、明板、影宋等類，於刋刻時地、收藏姓名、印記，一一為之考證，嘉慶二年以前編未盡及書成以後所得，敕彭元瑞等為後編二十卷，是為官書言板本之始，於是黃丕烈有「百宋一墨」，吳騫有「千元十駕」，言目錄者惟板本是是尚矣。
二、版刻之起源
中國刻版，淵源於石刻與璽印，盖石刻之傳揚及璽印之鈐署，實與版刻之印刷，在技術上相差僅一間也。
考我國石刻之興，遠在先秦，石鼓文其最著者也，秦代以降，石刻尤夥，其刻勒經籍者，漢有熹平石經，魏有正始石經，唐玄宗石臺孝經，文宗刻開成十二經，此皆儒家經典之刻也。北朝佛典之刻，盛極一時，迄今尚多存者，如泰山金剛經，則佛經刻石之最著者也。唐玄宗刻御註道德經，由蘇靈芝手書上石，則道經之刻石也。顧石刻雖繁，而傳揚之法，則在蕭梁之前，尚有未解，故西漢熹平石經初立之時，後漢書蔡邕傳云：「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塡塞街陌。」爾時如知傳揚，則不需摹寫矣。
傳揚之法，不知其所從始，就可考者，殆起於蕭梁。隋書經籍志「小學類」著錄一字石經及三字石經，每經之下皆注梁有若干卷。所謂一字石經者，漢熹平石經一體石經也；所謂三字石經者，魏正始三體石經也。隋志本於梁阮孝緒之七錄，故所謂梁有者，乃七錄著傳揚之墨本也。隋書經籍志云：「其相承傳拓之本，猶在秘府」則北朝有石經傳拓之證也。
司馬貞撰史記索隱云：「時打得班固泗水亭長古碑文」。所謂打得者，卽搨得之謂也。韓愈撰石鼓歌云：「張生得紙本」。所謂紙本者，卽拓本也。那羅延建尊勝經幢，後有題記云：「大唐元和八年癸巳之歲、八月辛巳朔初日乙酉、女弟子那羅延建尊碑，打本散施、同願受持」。
以上三例、皆唐代傳拓石刻之證也。而那羅延尊勝碑之建，專為打本散施，則與刻版之為印書無殊矣。故唐書百官志云：「有搨書手筆匠三人」，可見當時傳揚之盛矣。當盛唐之時，且知以木刻翻刻石本。杜甫撰李潮八分小篆歌云：
嶧山之碑野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眞。
按此詩約作於唐代宗大曆二年（七六七），其時傳搨之術旣極盛行，又知雕木為板，則與刻板印書，雖有陰文與陽文之小殊，然宋薛尚功之歷代鐘鼎彝器款識，自來與書等視，在技術上，不過一間之差而已。盖其時早已有雕板印書矣，此石刻與版刻之關係也。
次言璽印，噩印之興雖古，而最初祗知鈐諸封泥，尚不知用朱鈐於紙帛之上，據王靜安先生考證，當在晉時，前乎此者，則莫能確斷矣。簡牘檢署考云：古人璽印，皆施於泥，未有施於布帛者。故封禪玉檢，則用水銀和金為泥；天子詔書，則用紫泥；常人或用青泥。其實一切粘土，皆可用之。宋趙彦衞雲麓漫鈔云：「古印文作白字、盖用以印泥，紫泥封詔是也。今之米印及印倉廒印近之。自有紙，始用朱字。」案古印但以印泥，其說甚確，唯印文之陰陽，則頗不拘。今周秦古璽，多作陽文，唯漢印多陰文。故封泥之文，亦有陰陽二種；趙氏之言，未盡確也。唯印泥之廢，與印絹之始，殊不可考。·····惟漢時門關之傳，用木之外，兼用糯帛。漢書終軍傳，「關吏予軍繻」，是也。古今注謂，「傳皆封以御史印章」，則編亦當用印，或竟施於帛上，亦未可知。自後漢以降，紙素盛行，自當有徑印於其上者。唐竇述 書賦下：「金鐫篆字······古小雌文，東朝周顗。」唐代流傳之古蹟，僅有絹素，則晉之印，當施於其上矣。至南北朝，而朱印之事，始明著於史籍。後魏中兵勳簿，令本曹尚書以朱印印之；又令本軍印記其上，然後印縫，（魏書盧同傳）。後齊有督攝萬機印一組，以木為之，此印常在內，唯以印籍縫，（隋書禮儀志）。而梁陸法和上元帝啓文，朱印名上，自稱司徒，（北齊書陸法和傳）。盖印泥之事，實與簡牘俱廢矣。
世界印刷術之發明，以吾國為最早，因版刻由吾國創始也。碑刻之傳拓及璽印之鈐署，固為版刻之先導，亦皆由我國創始也。
版刻創於何時，言者不一，早則謂始於東漢，晚則謂始於晚唐，總之，紙素發明，碑刻傳拓，璽印於紙帛，於是雕板由之而生。胡元瑞謂雕本肇自隋時，行於唐世，擴於五代，精於宋人，亦持平之論也。
璽印用朱而施於紙帛，與知用紙傳拓碑刻，王氏以謂其時先後，殆不甚遠。述書賦引晉有周顗之印，王氏認為朱印，施於絹素。抱朴子有木印刻字之說，但用封泥，則晉代用印，未必卽用印泥，惟木印肇始板刻，則固確知而有據者也。葛洪撰抱朴子登陟篇云：
古之人入山者，皆佩黃神越章之印，其廣四寸，其字一百二十，以封泥者所住之四方，各百步，則虎不敢近。其內也，行見新虎跡，以印順印之，虎卽去。以印逆印之，虎卽還。帶此印以行山林，亦不畏虎狼也。
又云：
此是老君所戴符，百鬼及蛇蝮虎狼神印也，以棗心木方二寸刻之，再拜而帶之，甚有神效。
此符用棗心木刻印，則黃神越章之印，恐亦用木刻，字有一百二十，則固與刻書相等，此璽印與刻板之關係也。
三、版刻之創始
石刻之傳拓及璽印之鈐署，固導版刻之先河，然板刻起於何時，迄今尚在聚訟。茲將傳述各說，分敍如下：
（一）、起於東漢說
今人莫伯驥五十萬卷樓藏書目錄卷二，明會通館活字銅板校正音釋春秋跋云：
其後伯驥讀明益藩莊王勿齋集卷一，謂漢靈帝時韶刊章捕張儉等，是刻印之法，漢已有之。
按莫氏謂讀明益藩莊王勿齋集所云利章捕張儉之事，載在後漢書列傳第五十七黨錮列傳中，其原文云：
（中常侍侯覽）殘暴百姓，所為不軌，儉舉劾覽及其母罪惡，請誅之。覽遏絕章表，並不得通，由是結仇。鄉人朱並，素性侫邪，為儉所棄，並懷怨恚，途上書告儉與同郡二十四人為黨，於是刊章討捕。儉得亡命，困迫遁走，望門投止。
後漢書李賢注曰：「刋、削。不欲宣露並名，故削除之，而直捕儉等」。此說明刋為削除之義，非指雕刻而言，所謂「刻印之法，漢已有之」，實不確也。
（二）、起於北齊說
日人島田翰撰古文舊書考卷二云：
予以為墨板，盖昉於六朝。何以知？顏氏家訓書證篇曰：「江南書本，穴皆誤作六。」夫書本之為言，乃對墨板而言之也。顏之推北齊人，則北齊時旣知雕板矣。
顏氏家訓書證篇所言「書本」，實為鈔本，非卽刻本之謂，已見上文。葉德輝書林清話駁之云：
若以諸書稱本，定為墨板之證，則劉向別錄：「校讎者，一人持本。」後漢章帝「則黃香淮南子，孟子各一本。」亦得謂墨板始於兩漢乎？
俞樾與島田翰於春在堂筆談時，亦駁此說云：
如果顏氏果以書本對刻本而言，則當時刻本當已徧天下矣，何至唐時猶不多見也？書本，乃寫本耳。古書本無不同，而傳寫各異，故曰江南書本，對河北書本而言，非對刻本而言。書證篇或日江南本，河北本，或云江南書，河北本，隨便言之，皆以江南與河北對。
俞氏之言甚是，所謂書，所謂本，皆隨便言之，寫本而非刻本也。
（三）、起於隋代說
板刻起於隋代，共有三說：
（甲）宋刻磧砂藏經載費長房撰歷代三寶記云：
開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隋皇帝佛弟子姓名敬白：十方盡虚空編法界，一切諸神，一切諸法，一切諸大賢聖儈。仰惟如來慈悲，弘道垂教，自朝至野，咸所憑依。屬周代亂常，侮蔑聖跡，塔宇毁廢，經像淪亡，無隔華夷，掃地悉盡。致使愚者無以導惛迷，智者無以尋靈聖。弟子往藉三寶因縁，今膺千年昌運，作民父母，思拯黎元，重顯拿容，再崇神化。颓基段跡，更事莊嚴；廢像遺經，悉令雕撰。雖誠心懇到，猶恐未周。故重勤求，令得顯出。而沈頓積年，汚毁非處；如此之事，事由弟子，·今於三寶前悉心發露饿悔，敬施一切毁廢經像絹十二萬匹，皇后又敬施絹十二萬匹，王公以下，爱及黔首，各人施錢百萬。願一切諸佛，一切諸法，一切諸大賢聖會，為作證明，受弟子懺悔。
三寶記中與板刻有關者，卽「廢像遺經，悉令雕撰」，自來以為雕者為像，撰者為經，但佛經三藏，包括經、律、論三藏，經指菩薩所說，非可撰者。「重顯拿容」，固指雕像；「再崇神化」，未必僅指撰寫，亦可作雕刻解釋。況上文「頹基毁跡，更事莊嚴」，「莊嚴」實為連詞，故「廢像遺經，悉令雕撰」，「雕撰」亦應作連詞解釋。惟隋時有無刻板之可能，實為問題，然不敢言其必無可能。詳見下說。
（乙）大隋求陀羅尼經，乃伯希和（Paul Pelliot）自敦煌千佛洞中所獲得。孫毓修撰中國雕板源流考云：
敦煌石室書錄，大隋求陀羅尼本經，上面左有施主李和順一行，右有王文治雕板一行，宋太平興國五年（九○八）翻雕隋本。
孫氏據此，以為雕板肇自隋時，按在該經末尾題有「五日雕板畢工手記」字樣，故在伯希和遺著中，卽指此為孫氏之錯誤；且言「大隋」僅為「大隨」之另一寫法，此項佛經，在八世紀後半期始譯成中文。伯希和已知「大隋」為「大隨」，經須八世紀後半期始譯中文，則已與隋代無關。日人籐田豐八著中國印刷之起源，以為「大隋求」，卽梵文（mahapratioora）之譯語，如唐不空金剛所譯者，亦稱大隋求陀羅尼經，可知與隋代無關，足為證明。孫氏不解「大隋求」之意，遂誤「隋」為「隋唐」之「隋」，於是有刻本起於隋代之說，若此，則成無根之言矣。且其中有避諱之處，可斷為唐代所刻也。
（丙）高昌告白，乃斯坦因所發現者，在唐代有無雕板印刷一文中。斯坦因於一九○六與一九○七年（清光緒三十二年及三十三年），在中亞考古所得中文木簡及紙的文件，曾與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由沙畹（Ed.Chavannes 1865-1918）考證發表。一九二○年（民國九年）斯坦因曾將其一九一三至一九一五年第三次在中亞考古所得中文木紙的材料九百三十號，交馬伯樂（Henre Maspero 1883-1945）考證。馬氏經多年的研究，於一九三六年（民國二十三年）完成六百二十八頁的稿本，同年由巴黎寄至倫敦，應由英國印度部及大英博物院聯合刋印。嗣因二次大戰，英國印度部取消及馬伯樂逝世，該稿擱置，遲至一九五三年（民國四十二年）始由大英博物院決定付印。但全部文稿出版需時，先由秦德萊（B.Sahimdler）作一概要，先行發表。一九五三年馬伯樂的工作，始得問世。其中敍述，有不完整的告白紙一張，列為三六五號；該紙係長二七五粍，寬四六粍，每字大小，約高二十粍，係在吐魯蕃附近土月村（Togukn）得到的。上寫：「家有惡狗，行人愼之」字句，並註明：「延昌三十四年甲寅」。馬伯樂以為這是印刷的告白，並且指出是「已知最古的印刷品之一」。一九四九年（民國三十八年）秦德萊在他所作的概要中，先把這驚人的發現發表了。按羅振玉（一八六六年--一九四○年）「高昌麴氏年表」，高昌延昌三十四年甲寅，相當於隋開皇十四年（五九四）。嗣後秦氏利用紫外光及紅內光將告白紙條照像，用顯微鏡檢查，並與大英博物館所藏最古印本金剛經及其他寫本分别作比較研究，並徵詢其他學者意見。專家韓福瑞（E.B.Humphris）曾為之檢查，結果知為馬伯樂之誤，乃是手寫而非印刷。高昌告白與大隋求陀羅尼經一樣，都不能為印刷之證，所以只有歷代三寶記是可能的了。
（四）、起於唐代說
版刻起於唐代，不成問題，因載籍中已有明確之記載。唐元稹撰白氏長慶集序云：
然而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侯牆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至於繕寫模勒街賣於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
元氏自注云：
楊越間，多作書，模勒樂天及予雜詩，賣予市肆之中也。按元氏此序，作於唐穆宗長慶四年（八二四），為唐代一切記載版刻中之最早者，亦可稱為中國有版刻最明確者，其他如：全唐文之馮宿禁板印時憲書奏，司空表聖文集之為東部敬愛寺諸律僧惠確化募雕刻律疏，范攄雲溪友議之羨門速篇，柳玭家訓序，宋王讜唐語林皆有板刻之記載，然皆晚於元微之撰白氏長慶集序。
唐代刻本今亦有存者，如：英國倫敦大英博物院藏有唐懿宗咸通九年（八六八）四月十五日王玠刋印之金剛般若波羅密經。此經原藏敦煌縣鳴沙山三界寺千佛洞。洞內石室藏書有一千一百三十捆之多，每捆有書十數卷不等。石室聞於宋仁宗景佑（一○三五）封閉，清光緒二十六年（一九○○）為王道士所發現，逾七年（一九○八）為斯坦因入室，將其中所藏秘笈運走一部分；此中卽有今日世界存世最早之刻本--金剛經。金剛經本文六葉，冠以雕板扉畫一小幅，各葉接連黏為一卷，成長形手卷式，共長十六呎，寬一呎；每葉長二呎半，刻印極精，卷末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為二親敬造普施」一行。
在敦煌所得之遺書中，除王玠所刻金剛經外，尚有：切韵殘本，二十四孝卷子，前述之大隋求陀羅尼經，一切如來拿勝陀羅尼經，羅振玉以為書中有兩行在「國師三藏大廣智不空譯」之「國」字上空一格，定為唐刻，收入羅氏宸翰樓叢晝中。
中國關於板刻之記載，以元稹白氏長慶集序之長慶四年（八二四）為最早，刻本則以金剛經之咸通九年（八六八）為最早。此兩者之年代皆較日本為晚，因日本奈良正倉院所藏寶物中，有絹品印花若干種，其中二幀印有天平六年（七三四）及天平十二年（七四○）。天平六年當唐玄宗開元二十二年，天平十二年當開元二十八年，正為唐代開元盛時，日本向唐派遣留學生，探求文化之時。日本清和天皇貞觀四年（唐懿宗咸通三年、公元八六二年）眞如法親王入唐，其隨從有釋宗叡者，於貞觀七年（咸通六年，公元八六五）返國，齎回經論章疏一百三十四部，一百四十三卷。今存有宗叡新書寫請來法門等目錄。目錄中有下列三書：
加持尊勝並大悲真言及大佛頂俱言合三卷並印子前者也西川印子唐韵一部五卷同印子玉篇一部三十卷
此所云西川印子，卽四川雕印之本也，與柳玭家訓序云：「中和三年（八八三）癸卯夏，鑾興在蜀之三年也。余為中書舍人，旬休，閱書於重城之東南。其書多陰陽、雜記、占夢、相宅、九宮五緯之流，又有字書小學，率雕板印紙，浸染不可晚」。四川盛行板刻，且有字書小學，故日本有唐韵及玉篇之傳，完全相合。且亦可證日本圖書，其時皆由唐輸入，日本板刻，恐不能早於中國。且金剛經刻板甚精美，前乎此者必有一長時期之演進，板刻決非始於中唐也。
板刻始於唐，約有二說：一為劉知幾史通卷二記修隋書事，有「太宗崩後，刋勒始成」之語，世人卽以此為初唐時圖書已有刻本之證；而不知史通書中，慣用刋字，然此刋字，與著字同義，故謂「刋勒始成」者，卽著勒始成。如卷六敍事篇：「列以章句，刋之竹帛」。及第七曲筆篇：「前史所刋，後來取證」等語可證。另一說為唐馮贄雲仙雜記所引僧園逸錄云：
玄奘以回鋒紙印普賢像，施於四衆，每歲五駄無餘。
按雲仙雜記亦稱雲仙散錄，多記怪異。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云：
馮贄者，不知何人，自言取家世所畜異書，撮其異說。而所引書名，皆古今所不聞；且其記事造語，如出一手，正如今俗所行東坡杜詩注之類。然則其所謂馮贄者，及其所畜書，皆子虛烏有也。
四庫提要據宋張邦基墨莊漫錄，考定為作默記之王銍偽造。此書是否為王銍偽作，尙屬問題，卽使為王銍偽作，則王銍所作默記，如記宋太宗幽州之敗，中箭受創，頗富於史價值，余已證其說，故亦不能斷玄奘印普賢像無稽之談。宋孔傳之六帖（白孔六帖）亦引此書。宋史藝文志亦著錄此書，似此書所書，不無有其可能。宋人所疑，亦另有解也。
清丁丙撰善本書室藏書志云：雲仙散錄一卷，宋開禧刊本。前有天成元年十二月自序，云：「予事科舉盖三十年，然無效。天佑元退歸故里，築選書堂，取九世所蓄典籍，經史子集二十萬八千一百二十卷，撮其骨髓，别一書，門目未暇派别，成於四年之秋云云」。後有跋云：「右雲仙散錄，唐天成中金城馮取家世所蓄書，撮其異說而編之者也。余來泉江，得本於李茂叔貢士家，愛之不能釋手，欲鏤版以傳，而病其多脫；得新表州羅史君家本，從而是正，遂為全書。羅本分上下卷，李本總一卷，考之中興閣書目，李本為是。其先後之次，亦有不同者，今悉從李本云。開禧元祺三月己卯，臨江郭應詳識」。按陳振孫書錄解题疑馮子虚烏有之人，趙與時退錄，洪邁容齋随筆說亦同，張邦基墨莊漫錄載王銍僞造，後有改雲仙雜記，大抵因序署天復元年，而文内天祐四年，是原本年號本末倒置，不知直齋何以作天復耶？豈成字草書與復相近，傳寫致誤耶？鏤版寬大，字畫端秀，且用嘉泰及開禧等年宫印册紙所印，歷六百數十年，古香襲人。上海徐紫珊跋之，郁泰峰藏之，東南兵火，居然脱離，豈不重可寶歟？
據丁目所著錄之雲仙散錄，乃郭應詳開禧元年刊本。原書前有後唐明宗天成元年馮贄自序，時當公元九一六年。馮贄成書於唐哀帝天祐四年，時當公元九○七年。直齋書錄解題言有「天復元年敍」，則陳振孫所見之本，實誤天成而為天復，因唐昭宗天復元年，時當公元九○一年，豈有成書於九○七年，而撰序於九○一年，序竟早於成書也？其誤可知。開禧本序作天成元年，時當公元九一六年，而成書天祐四年，時當公元九○七年，序撰於成書之後，合乎情理，況為宋刻，何以陳氏未見，而趙與時及洪邁亦復同誤，大約以誤傳誤，致有此失，然則雲仙散錄非無可信也。書而可信，則玄奘以囘鋒紙印普賢像亦可信矣。按玄奘於隋開皇二十年（六○○），于唐太宗貞觀三年（六二九）由長安出發・遊歷印度，於貞觀十九年（六四五）復歸長安，高宗麟德元年（六六四）圓寂。玄奘印普賢像，雖不知作何形狀，如参考英國博物院，法國國立圖書館及吴興蔣氏所藏敦煌千佛洞發見大聖昆沙天王像，亦可想像得之。昆沙天王像石晉刻本，除像外，有經咒及捐刻人姓氏。此與西洋十四世時，在谷騰堡（Gutenburg）未發明活字版以前之西洋木刻時期·亦刻聖經故事·略有文字及時日，现在英國Manchester之John Raylands Library有一四二三年刻聖克利斯託夫圖，西人認為模倣中國版刻及中國版刻影響者，此可為昆沙門天王像比證。
圖書之創始，每在文字之前，先史時期，尚無文字發明，而山窟中所保存之先民繪畫，已甚生動，可證隋時之雕像，並不足奇。清俞樾駁島田翰雕撰為雕板之說：「若云廢像遺經，悉令雕撰，廢像豈可雕板乎？」無論古代早有金石木之雕像，且敦煌亦有彫板之畫像，因俞樾未見敦煌之天王像，認為不可雕板。葉德輝云：「不思經可雕板，廢像亦可雕板乎？」故雕像不成問題。「雕撰」與「莊嚴」相對。佛經三藏，經為菩薩所說，論為僧說，律為規律。如「撰」不與「雕」相連，則撰作著解，經不可撰，非與雕相連合解不可，「雕撰」有若雕勒。又據唐釋惠立撰慈恩大師傳，雖未記載雲仙雜記所引逸錄所云，玄奘以回鋒紙印普賢像事，但敍天子賞賜之多，有「法師受已，皆國造塔，及營經像。」又有發願造十俱胝像，百萬為十俱低，並造成矣」。俱胝為Kati之音，元應之一切經音義卷二四云：或言俱致，比當億，謂千萬也。或十萬為億，或萬萬為億。西國俱胝，或千萬、或十萬，或百萬，甚不同，故存本名耳。我人以最少數之十萬作俱胝，則十俱胝一百萬，與日本孝謙天皇造木塔百萬，内置陀羅尼經百萬卷相同。余於上海佛寺得僧贈古紙一方，中印佛像二十餘，佛像有若圖章。據識者言，乃唐或五代所印，則百萬佛像，或與此相同。用木刻佛像印於紙上。如為繪畫，則繪百萬佛像，頗不易也。慈恩大師撰記載玄奘所營經像，乃木刻之佛像，則雲仙雜記所謂玄奘以同鋒紙印普賢像，即同為一事。玄奘時既有刻像，則唐初已有版刻，已成明證。玄奘生於隋開皇二十年，與三寶記所載開皇十三年，相差僅七年，非無可能，故「廢像遣經，悉命雕撰。」隋代已有版刻之證，非子虚烏有之論也。如以中央書館所藏唐或五代所印佛像為證，玄奘所印及三寶記所載，皆為圖章式之佛像，鈐盖在紙，有若印章，則抱朴子已有木雕越章之印，刻一百二十字，晋已能刻，遑論隋代，吾國版刻發明之早，可以想見，起於隋代，非過論也。
四丶版刻之演變
版刻發明，刻書乃有一定之形態，而其方式則随時代而遷，故在敍述版刻之演以前，當先說明書之基本格式及有關術語。
如上所示：書之一頁，有：口，邊，魚尾，中縫等名稱。一書時代之先後，即可以此等形變而鑑別之，分述如左：
邊：邊有單雙之分，左右雙邊，上下單邊，在最普通之稱呼時，僅曰左右雙邊即可，盖已上下單邊之義在内。又有四週雙邊，則晚於左右雙邊也。北宋及南宋初年之書，均左右雙邊，南宋中年以後，乃有四週雙邊產生。
魚尾：魚尾有上下二種，有僅有上魚尾者，有無魚尾者。無魚尾之書早于有魚尾之書，魚尾少者，又早於魚尾多之書，故三魚尾最遲之書。魚尾及黑口皆便於摺書也。魚尾有黑白之分，黑魚尾如一，白魚尾如一，白魚尾又較黑魚尾早。
耳：宋時書多蝶裝，板心向内，書葉計數在耳。耳之形成，或僅註字，或圈以小匡。有耳之書，稱曰「匡外有耳」。耳之無小匡者早，有者遲。但耳之起源，本甚遲也。
官刊之書，其形式往往較簡單，故如四週雙邊，黑口，多魚尾及有耳之書，皆出於書舖之坊本也。
除上述等術語外，只有行款。行款者，識别書之每頁行數及每行之字數也。例如：「十行，行二十字」·「十四行，行二十五丶六字不等」。行款之多寡，亦可藉覩時代及刻書之地點也。
本文原刊漢學研究第九卷第二期，第1-12頁，1991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