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思進與民國四川版刻書業 ——以稿本《清寂堂日記》爲中心
林思進與民國四川版刻書業 ——以稿本《清寂堂日記》爲中心
唐新梅
內容摘要
林思進是近代四川著名的古典文學家、書法家和教育家，同時也是秉承清代學術傳統的文獻學家。通過解讀他的稿本《清寂堂日記》，可以拓展對近代四川雕版刻書行業的認識：一是近代學人與藏書家的交往促進了四川雕版印刷事業的繁榮和坊刻水平的提高；二是近代學人的治學需求刺激了四川與京滬蘇粵等地的書籍貿易往來；三是民國時期家刻本的持續存在為舊式學人的作品留存提供了文獻載體和流通傳播的渠道。
關鍵詞
林思進 日記 坊刻本 家刻本
林思進，字山腴，四川華陽人，生於清同治甲戌（1874），光緒癸卯（1903）舉人，授內閣中書，民元後首任四川圖書館（今成都市圖書館）館長，後任教於華陽中學、成都高等師範大學、國立成都大學、私立華西協合大學、國立四川大學，解放後任四川省文史館副館長，1953年卒。傳見銅梁劉霽晴《林山腴先生事略》。[1]林思進一生著述豐厚，任職四川圖書館期間編成《四川圖書館書目》十五卷，爲高校文科教育課程編寫《文學概要》一部；又彙集歷年所作舊體詩，成《清寂堂詩錄》五卷、《續錄》、《吳遊集》和《村居集》；晚年並涉筆詞作，有《清寂堂詞錄》五卷；其餘古文、駢體文若干篇，各成《清寂堂文錄》及《清寂堂文乙錄》；應方志局邀請，參與纂修民國《華陽縣誌》，撰《華陽人物志》十六卷。此外，林思進還留下手稿《清寂堂日記》五十冊，由家人保管，後來日記在社會動盪中流出，尚存二十四冊，由成都市圖書館複製留存，陳左高《歷代日記叢談》著錄。[2]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林思進弟子劉君惠協同林氏後人整理其詩文詞稿，點校出版《清寂堂集》，該書前言稱：「《清寂堂日記》五十冊，述學論文，片言居要，可以甄錄者甚多，其中多紀述當時人物言論風採，政教得失，尤足徵考一時文獻。」[3]據《清寂堂日記》存稿來看，全稿當起自1921年，止於1946年，凡二十六年間經歷巨細事宜，逐日記述，具有非常珍貴的文獻價值。林思進富於藏書，兼擅目錄、版本、校勘之學，據劉霽晴《事略》載：「藏書數萬卷，頗有宋明善本，點勘批註，具載眉端。」因此，《清寂堂日記》除了可資考證當時人物言論、政教得失外，還留下了豐富的古籍文獻資料，尤其是對民國間四川乃至京、滬地區的藏書、販書、刻書情況的記載。他與渭南嚴氏賁園書庫主人嚴谷聲的交往更體現了當時學人與藏家書賈之間相互倚賴的密切關係。《日記》也記錄了林思進以自己書齋命名的「霜柑（甘）閣」家刻事業，這是晚清以來蜀中學人保存著述的方式之一，到民國時期仍然不絕如縷。林思進兼具藏書家、文人、學者等多重身份，其著述方式以及著作刊印銷售所歷經的行業鏈生動地說明瞭民國以後舊體文學和目錄、版本、校勘之學如何借助於雕版印刷的出版形式在四川得以延續，同時也展現了新文化觀念與新技術手段興起之後，舊式文人所經歷的學術發展和傳播方式的更迭過程，這些都是民國間藏書、販書、刻書史不可或缺的片段。
一、藏家書賈與學人互動
清末民國間，陝西渭南鹽商嚴雁峰客居成都，雅好藏書，在城中駱公祠街（今成都和平街）買下前清岳鍾琪將軍的舊宅景勳樓，在此基礎上建立了自己的私人藏書樓「賁園書庫」。後經嗣子嚴穀聲（又名谷孫）多年積累，書庫藏書達三十萬餘冊，號稱能與寧波天一閣媲美，爲成都藏書家之首，吸引了當時名流學者過往相從。[4]林思進也是賁園雅集的常客，他與嚴氏的交誼始自前清，其《嚴雁峰先生〈賁園詩〉序》稱：「憶先生初來余家，以長卷寫所爲詩歌，贄先君子。余時長僅踰案，然已能誦唐人詩。先君子指卷中‘葉落僧廚碧，霜凋梵塔丹’十字，令諷詠之，蓋《華山集》中句也，故至今不忘，而情事渺然，則已如隔世矣。其後余少有知解，欲就先生上窺橐鑰，輙謝不許，惟於扇頭寫《終南圓明寺》詩相答而已。昔皇甫持正以童子見顧逋翁揚州孝感寺，逋翁披黃衫，白絹鞳頭，眸子瞭然，望之如白圭振露（引注：原文誤，應爲‘鷺’）。既與持正接，歡然目爲揚雄、孟軻。更三十年，逋翁之子非熊，出詩集畀持正爲序，持正以謂知音之厚，曷嘗敢忘。余愧無持正之文，而緬想先生風度，炯炯清立，固今世逋翁也。谷孫能世其業，亦於非熊非讓。」[5]1916年嚴雁峰去世，嚴谷聲繼承家業，就年輩而言，林思進恰在兩代人之間，故他作序以唐代皇甫湜自比，而視嚴雁峰爲顧況，頗有忘年相交的意味[6]，故人情誼順勢延續到嚴谷聲這一代。渭南嚴氏除藏書刻書之外，也以鎬樂堂的名義對外售書[7]，就刻書的態度而言，他們自覺繼承的是宋元以來私宅家塾刻書的優良傳統，其刊刻的叢書即名爲「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以別於一般牟利性的書坊，這種追求及其刻書風格和水準的保持與學人的參與分不開。
民國時期成都具有社會服務性質的公立圖書館爲數不多[8]，林思進主持四川圖書館期間，也曾盡力搜訪典籍，但篳路藍縷，加之購書經費有限，藏書規模未能如嚴氏父子。[9]賁園藏書豐富，不乏珍版善本，林思進秉承前清學術傳統，讀書講求版本，過目處批閱校讎，賁園正好滿足了這種文獻需求。《日記》多處記載林思進前往賁園借讀圖書，例如：
甲子（1924）
十一月廿五，訪谷孫，借《稀姓錄史》、《姓韻編》、《萬姓統譜》諸書一閱。
乙丑（1925）
閏四月初三，過谷孫，借升庵著述十餘種。
壬申（1932）
四月廿六，往谷孫處借得《宏簡錄》、《輿地紀勝》、《醒予山房文集》諸書。
五月初三，往谷孫處借《全蜀藝文志》及《太平寰宇記》。
成都地處西南，外埠到書不多，以至於出現爭買的情形，《日記》有錄：「辛未（1931）三月廿日，過成都書局，欲購北京排印李越縵文集不得。只兩部，爲嚴谷孫、吳虞購去。」這也使得林思進、嚴谷聲及諸友朋之間往往要互通有無。
渭南嚴氏刻書的特色之一是考究底本，賁園書庫收藏善本、孤本書籍甚多，故所刻古籍一般都有可靠的善本作爲底本。[10]買進這些善本並作精審的鑒定，以確定其再售、翻印或重刻的價值，僅靠嚴氏父子的學力還不夠，所以他們延請了大批學者襄助。1925年在成都與賁園齊名的滇南大關唐氏藏書散出，同行紛紛購入，嚴穀聲也不例外，林思進《日記》有記述：「乙丑（1925）三月初八，訪谷孫，閱其新買百川《淮南》《長安志》《士禮居叢書》《墨海金壺》《三巴金石苑》，皆百川所寶愛者也。百川外牽訟累，內憤子弟之不肖，激而爲此，爲之太息。」這裏所稱的「百川」是大關唐氏的第二代繼承人，本名唐鴻學，後以字行，雲南大關廳人，四川提督唐友耕第六子，曾任四川官印局局長。唐友耕曾在成都經營粹英堂書肆，刻有《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唐百川子承父業，刻《怡蘭堂叢書》，又爲布政使許涵度刻《三朝北盟會編》。[11]據大關唐氏後人回憶，嚴氏賁園接手了大關唐氏的六萬冊藏書，以十萬兩白銀成交。[12]在唐家轉賣的這批藏書裏，就有後來成爲渭南嚴氏重刻經典的《夢溪筆談》，嚴氏刻本牌記題云：「蕪湖沈氏鐫版，後歸大關唐氏，今歸渭南嚴氏。戊辰（1928）十月復假華陽林山腴捨人用宋本補校者附刊印行。」嚴谷聲自述原委道：「沈氏《夢溪筆談》，爲兩宋說部之冠……蕪湖沈鶴農之大令曩嘗欲裒刻《沈氏叢書》，而《筆談》先成。大令旋謝世，其版歸其女夫某，以逮大關唐氏，而售諸賈人，終爲余購得。其本祖明嘉定馬元調本，而以《稗海》及汲古閣本校之。余又假華陽林山腴捨人所錄元覆宋乾道本《劄記》一卷刊於後。《筆談》行世之本，當以此爲最善矣。」[13]
嚴氏《鎬樂堂書店目錄》還著錄了《精刻井研廖氏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附起起穀梁廢疾》十一卷，此書的策劃刊刻也得益於林思進的引薦。《日記》甲子（1924）二月十二載，「季平（引注：廖平字）師送來《谷梁義疏》稿本，屬轉送與谷孫校刻。此書成於癸巳年，正師精力彌漫之日，又手經訂改數過。記庚子、辛亥間湖南書賈鄒某曾以三百金在成都刻板一次，予以校讎數卷。其後，鄒回湘遂攜板以去，近來坊間竟無印行者，故師極欲再刻，因爲慫臾谷孫任其事也。」廖平著述自晚清以至民國初年，主要由官辦的尊經書局和存古書局刊刻，光緒二十六年（1900）湖南人周文煥首刻《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14]，即林思進回憶中的「書賈鄒某」（四川方言，鄒、周同音）。民元以後，晚清各地建立的官書局紛紛停辦，官辦圖書刊刻事業不再處於主導地位，出版業多由私人經營。[15]廖平著述至1921年由存古書局集其大成，彙編爲《六譯館叢書》，此後存古書局名存實亡[16]，如何繼續保存和傳播前輩的著述，使學脈相沿而不絕，這是林思進作爲後學晚輩自覺關注的問題。他推薦渭南嚴氏刊刻《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顯示了民國時期古籍版刻印刷事業格局的變化，即官書局的退場打破了明清以來官刻、坊刻、家刻三足鼎立的局面，原來由官刻承擔的文獻保存和文化傳播功能，分攤到坊刻和家刻領域中來，使得私家刻書成爲民國時期古籍持續出版的一大特色。
除了渭南嚴氏這樣資本實力雄厚的坊主，此期成都繁榮的舊書業市場還有許多規模不一、經營方式靈活多樣的書商，同樣佔據了成都版刻書業的一席之地。他們有時充當舊家散書的掮客，在新買家與舊主人之間牽線搭橋，促成古籍的轉手流通。《日記》所見如下：
甲子（1924）五月十二，李瞎子來賣書，有《文苑英華》一部，索值二百八十元，《日下舊聞考》《野獲編》諸書，高子澄物也。子澄以幕客好購書，予昔年在圖書館時，每一家書出，渠必爭買。曾幾何時，遂又易主，甚矣，人之不可以不達觀也。李雲高書有二百箱，價由李爲之平□。予聞其有《王荊公文集》，令覓來一看。
庚午（1930）閏月廿一，傅心畬近攜來售書單一紙，雲是瀘州劉姓托賣者，皆通常版本，有《全唐文》、兩經解，吾當可購，托其取頭冊來一看，再議值也。季兒購得《戴注水經》，與家中舊藏紙印皆同，爲第一冊，有破爛耳，今日亦不易得之書也。
庚午七月廿日，傅心畬來介紹一瀘州劉姓鬻《全唐文》一部，計千卷、三百廿四冊，揚州詩局本也，然非初印，但書尚無蠹壞耳，諧價百二十元。予去年曾托熊小岩在廣州爲予購新刻者，其直亦八十元，而以運費種種計之，仍須百元，則此不爲昂矣。又購《八代文粹》一部十六元、《鮚埼亭集》四元，但無《外集》，《文粹》雖富順刻版，今版毀，亦不易得也。
經過這樣轉手，古籍價格看漲，也引得藏家興歎：
庚午七月廿九，季兒（引注：指林思進第五子林祖谷，字季豐）時云，有見宏達堂翻刻《藝文類聚》一部，亟令往購歸。此書本不值錢，近因傅沅叔托人回蜀覓寄，遂人人搜求，乃至價十六元。十月初五，孫文淵書估來，有明嘉靖甲辰浙江提學副使河汾孔天胤覆刻宋無注本《資治通鑒》二百九十四卷，白棉紙印，共百冊，中缺四頁（尚不知何代），書尚少破爛，惟第一卷經何人點句，後又挖之，口破而未補，蓋無識者所爲也。索價百餘元，予□以八十元購之。臘月二十九，季兒攜稽古樓十三經一部歸，孫文淵所賣者，諧價廿元，此吉兆也。桓榮稱此稽古之力也。
壬申（1932）正月十八，張恭侯送來《說文通訓定聲》一部，索直十六元，真駭人。正月三十，張恭侯送來《太平御覽》一部，索八十元。
在書價看漲的情況下，私人購買能力有限，借助於公藏力量保存圖書不失爲可行之道，而學人往往任職於文教機構，經過與書商聯手，二次轉介，私書公藏成爲可能。林思進癸酉（1933）三月十五《日記》：「張恭侯託爲賣《九朝聖訓》，殿本排字，宣紙大板，四百餘冊，直五十元。此書在講求史學者關係甚□，惜乎，吾無餘錢購之。而盲不知學者視爲無足重輕，不知顧亭林、錢虞山諸公□修明史，當時無刻本，凡此類書皆家世累代抄錄而寶貴之也，此豈今日講教課專史學家所能了了耶。意擬令華西校圖書館買之。」
二、版刻與鉛槧石印並存
金陵盧前與林思進交好，1930年盧前受聘於公立四川大學中國文學院[17]，林思進有記曰：「晤新聘教者南京盧冀野，吳瞿庵（梅）之弟子，講南北曲者也，其談吐似尚不俗，頗能言版本。」[18]盧前與林一樣擅長舊體文學，也有收藏舊籍、編刻新書的舉措，客居成都期間，頗能融入林、嚴等人的交際圈。他曾經回憶：「民國以來，刻手已少，在成都惟嚴氏有老刻工，所刊《音韻學叢書》極精。庚午入蜀，余嘗講學於國學院，見存古學堂所存版片，久未修補，因取《陶情樂府》印之，又另取講義《曲雅》付刻，於是近十數年，刻書之風氣復盛。楊子霖、黃致祥皆其著者，而黃氏茹古書局亦居然與嚴氏抗衡矣。」[19]到了1947年，盧前察覺到新式印刷技術必將取代雕版刻書的趨勢，遂作《書林別話》一篇，記述雕版印刷的細節，其篇首有雲：「或曰：排版速，成書便，印行唯恐其不多；子嗜古，故愛刻書，實則機器發明以後，刊刻早應廢除！予曰：不然，大量出版，鉛槧誠愈於雕版，而雕版之長，有非鉛槧所及者：刊刻既成，隨時可以印刷，一也。印刷多少，隨君所欲，滅澆版之煩勞，二也。刻版隨時可以挖補，可以修改，可以抽換，皆不需重新排字，三也。手工印刷，墨色經久，不患油漬，久而愈純；一編在手，墨香滿紙，此惟藏家能賞會之。書固不必盡以多爲貴者，文章之妙，益以剞劂之精，二美輝互，不亦娛心而悅目乎？是故鉛槧雕版，無妨並存。」[20]這裏涉及到自晚清新式印刷技術引進以來出版界存在的印書方式甚至經營理念之爭，像林思進、盧前這樣從傳統文人到現代學者身份過渡的作家和讀者，是新舊書店都要爭取的消費群體。如何招攬顧客，書價是一個因素，選書及刊刻品質也是一個因素。在很長時期內，雙方各自佔有自己的市場份額。靠鉛印、石印技術支撐的大型書店資本雄厚，以成書迅速、價格低廉的大部頭叢書取勝，如1920年商務印書館在影印《四部叢刊》的啟事中就申明：「夫書貴流通，流通之機，在於廉價。此書搜羅宏富，計卷逾萬，而議價不特視今時舊籍廉至倍蓗，即較市上新版亦減至再三。」[21]而舊書坊進書渠道多樣，刻書改版成本較低，則以搜求珍版和校刻精准見長。與此同時，雙方也在吸取彼此的經營理念，取長補短，強化競爭力。
林思進執教大學之後，應教學需要，編寫了課堂講義《文學概略》（又名《中國文學概要》）。與自著詩文集不同，該書沒有以刊刻形式出版，而是交由當時成都的教會印刷機構華英書局刷印。華英書局的設備都是從英國引進，也曾印行外文的教科書，所用的材料都是舶來品，印刷品質很有保障。[22]儘管如此，林思進對於《文學概略》的校樣仍然不盡滿意，當時日記稱：「華英書局送排印《文學概略》數頁來，字模板式都不能佳，爲隨校一過。」[23]正如盧前所說，「文章之妙」還要「益以剞劂之精」，才能滿足學人藏家的賞會旨趣，所以諸同仁才會在石印、鉛印技術日益擴張之時，仍舊提倡雕版印刷。1931年刻工楊汝南邀請林思進、龔道耕等人集資開設刻字工坊，並感歎再不提倡的話，雕版就全被鉛印取代了。[24]但正如上文所揭示，雕版書籍價格走高，也影響到消費者的選擇。林思進甲戌五月初一《日記》：「成都書局開帳單來，《讀書脞錄》書三本，索值五元半，不知事如此，安得不倒閉，無人照顧乎？」相比之下，石印和鉛印的書籍由於印量多，每部所分攤的成本價較低，具有價格優勢。比如林思進丙寅（1926）臘月十六「購商務館石印新安程刻本《漢魏叢書》，直十八元」，而前述渭南嚴氏《精刻井研廖氏重訂谷梁春秋經傳古義疏》十一卷在鎬樂堂書店的售價是每部大洋九元六角。[25]面對這種趨勢，鎬樂堂在北平琉璃廠和上海寧波路、浙江路都設有分銷點，並制定了權責明確的外埠函購章程作爲例言，冠於1933年出版的《鎬樂堂書店目錄》卷首[26]，這是當時各地書坊拓展銷售渠道的通行做法。
不僅渭南嚴氏把書賣到京滬，蘇州來青閣和北京隆福寺文奎堂都也把書賣到了成都。林思進甲戌（1934）二月初七《日記》：「燈下取上海來青閣書店鬻書單，與季兒酌買舊書十餘部，皆尋常書，而蜀中買卻艱難者。託芝軒□函，令其於三月前寄來，途中雨水少，免汙濕也。」三月廿七又記：「前託程芝軒在上海來青閣書店購寄之書已郵到。」七月廿六日記：「北京書店文奎堂郵寄《太平御覽》百冊。」八月間，林思進避難上海，念及「此處繁華，予無所念，惟思往看舊書店耳……至四馬路一帶覓來青閣小坐，書頗有可購者。」[27]來青閣書莊以蘇州爲本營，1913年於上海福州路設立分號，1934年發佈《善本新舊書大廉價目錄》《蘇州來青閣書莊書目》，並附有《函購書籍章程》，以便接洽外地讀者。[28]相似的，北京隆福寺街文奎堂書店也逐年發佈販書目錄，每一期照例會附上《外埠購書簡章》。[29]早年的舊書業並無郵購一說，買賣雙方認爲必須親見其書，方可談交易，因爲同一書名、同一刻本、同一紙張尚且有先印和後印的差別，紙張裁定的書頁篇幅也不一定相同，這些都是影響交易價格的因素，所以長期以來，舊書業都是地方買賣，外埠讀者購書多是請當地人代購。後來中國書店爲販書目錄規範定價，以求與外埠通信交易，引得來青閣等書鋪紛紛效仿，此舉確實起到了異地互通書訊的作用，拓寬了客戶資源，有利於整個舊書業的發展，一時間郵購之風大行其道，甚至外埠交易佔了七八成。[30]這種經營方式的變通讓木刻舊書業到20世紀30年代仍然能夠在新式出版業的邊緣很好地維持下去。
三、家刻與學人獨立性
《四川省志•出版志》所列「民國時期四川雕印書坊名錄」和《成都市志•圖書出版志》所附「近現代成都地區私營坊刻名錄」都以列表的形式統計了民國間成都私家刻書的名號。[31]其中有三家系重出，即「華陽林氏清寂堂」、「霜甘閣」、「霜甘小閣」，其實是一家，主持刊刻的正是林思進。林氏家刻在版式上的特點是內封牌記上書「清寂堂」字樣，或者在版心下方刻有「霜甘（柑）閣」三字。曾先後刊刻過林思進之父林濤如（字毓麟）的《澹秋集》及林氏自著的《清寂堂詩錄》《續錄》《清寂文乙錄》《清寂堂聯語》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辛亥以後，劉師培避難成都，謝無量延請他主講國學院，獲交林思進，劉師培去世後，林思進兩次彙集他的詩作，刻成《左盦詩》及《續編》，並欲請章太炎和黃侃爲序，此舉在很大程度上廣布了霜甘閣家刻的聲譽。林思進自辛未至癸酉幾年間的日記詳細記錄了霜甘閣家刻由編輯到寫、刻、印、裝、售的各個環節，其規模不大，時間也不固定，在生產和銷售方面頗有借助於坊刻的地方。但從書籍的流通去向來看，寄售所佔的比例不大，倒是贈書的數量居多。如果按照《四川省志•出版志》對於民國時期雕版印刷者類型的劃分，林思進的霜甘閣家刻更適合歸入「民國時期四川私家刻書者名錄」，而不是書坊名錄。
以刊刻劉師培的《左盦詩》爲例，1931年林思進清理書篋舊藏，發現劉師培所贈手稿，隨即決定編刻，後又作《劉申叔〈左庵遺詩〉序》一篇記述原委：
君平日嘗出所爲《左盦詩》示予，遂留予處。成都屢經兵火，予家亦數移徙，《左盦詩》者置之篋笥，不復知所在矣。又數年，聞君之喪，每念是冊，心輙自疚。蓋海內之重君文字久矣，其所著述，莫不搜輯而表章之，而詩獨無傳，謂非予負君之甚過矣哉？今年四月，偶檢故簏往昔親舊函劄，則君詩儼然夾置其間，爲之狂喜者竟日。
君此詩即其手稿，始庚子迄辛亥十二年之作，六十餘篇，具在於此。尋其自序，稱羈旅津門，棲遲多暇，薙掇舊刊，十或存一，益以近作，用麗文集之末。而每頁端皆各紀其字數，蓋嘗欲鏤版而未就者，乃入蜀前自定本也。自入蜀後詩，則都未及錄，然君在成都日淺，不知所得詩凡幾。惟題予《南河修禊圖》兩詩，則確然當補。兩詩之後，君復綴其《釋禊》一首，或亦刻君文者所未收也。懼其更致佚亡，以重予咎，亟爲寫而刻之，以餉天下之欲讀君詩者。[32]
本年十月下旬《左盦集》刻成，尚未付印，托成都書局代購二連紙五千張，以爲印書之備，同時延請刻工住家，專爲校樣出來之後修補定版。次年二月，《左盦詩》定版，印出三十部，交茹古山房寄售。本年十一月初，續刻劉師培詩作，由蔣姓刻工攜回岳池剞劂，先付工價十五元。由此可見，霜甘閣家刻也採用了業內常用的「寄刻」分工方式，「寄刻」之說出自浙江嘉業堂主人劉承幹[33]，是一種聯營式的組織刊刻形式，岳池是成都出版業寄刻的集散地，當地「刻工最多，省城之書版，多發至該處，包刻包送，工價亦較省城減可三四成」。[34]始建於晚清的成都博文堂書坊也是把書稿發到岳池，每年發一次，上半年發去，下半年就可以拿到書版。[35]美國學者包筠雅（Cynthia J . Brokaw）通過對岳池刻書的田野調查指出，岳池刻工一般通過作爲仲介的書店主或攬頭與成都的出版商建立非長期固定性的商業聯繫，由於其廉價性，這種商業往來在清末及民國時代亦得以延續。[36]
在中國古代版刻史上，家刻的淵源可以追溯到五代後蜀毋昭裔爲私營學宮而刻講學用書，至明清兩朝蔚爲大觀，與官刻、坊刻鼎足而立。與後兩者相比，家刻的私人性最爲突出，往往出自學人之手，除了滿足治學的文獻儲備需要，也是保存和傳播學人著述的一種方式。[37]林思進的霜甘閣家刻書籍並不完全用於發售，而是有相當比重的贈書，印刷的數量要大於寄賣的數量。乙亥（1935）三月初八日記：「茹古堂來索予詩文錄，以詩錄十部付。文乙錄僅存兩冊，亦付。去年印百冊贈人，遂罄矣，乃遣人招林漢章來，託其購紙印五十冊，且《吳遊集》將刻成，亦可開印也。」三月廿八日又記：「林漢章送裝訂之《吳遊集》來，即令與崇翁一見，印書購紙一切託之，大約先給二三百元可以動工矣。看《吳游集》尚有誤字，亦校書之難如此。今日送來五十部，因分別包裹，以十冊寄玉岑，四冊寄於右任、謝無量、通一，以六冊寄殷孟倫，外埠吳瞿菴、柳翼謀。又吳乞予詩錄，仍附一部去。以六冊寄緗蘅、小（效）魯並陳石遺，以十冊寄□異轉公渚、劍丞、賓虹、拔可、丹林，以四冊寄滄白，轉潤千、希呂，並附申叔《左盦詩》四冊，滄白所索也，五十部遂僅存五部矣。頃幸屬林工續印五十部，恐尚有旉分送，或當再印五十耳。」
家刻書籍的流通維繫著林思進與他周圍的交遊群體，其中如謝覲虞（玉岑）、於右任、謝無量與他一樣擅長書法，吳梅（瞿庵）是盧前的老師，柳詒徵（翼謀）與他都是《學衡》雜誌「文苑」專欄的撰稿同人[38]，陳衍（石遺）、夏敬觀（劍丞）、李宣龔（拔可）、黃孝紓（公渚）等人都屬於三十年代上海文言刊物《青鶴》雜誌創刊號所列出的「特約撰述」群體，都愛好並擅長舊體詩文[39]。章士釗《論近代詩家絕句》對林思進的學養及文化立場的概括大致可以代表這一舊式文人群體的某些特點：
矯矯儒生漢惠莊，蟠胸經術自摧藏。茂陵風雨玄亭酒，似媿雙柑閣上霜。
下媲詩人林霽山，小詞閑愛魏承班。沖懷不問人間世，養就逍遙遊裏閑。[40]
詩中本事源自林思進早年寄給章士釗的一封書函，其中稱「漢有儒生惠莊者，自謂吾口不能劇談，此中多有。不肖頗類似之。」[41]所謂「口不能劇談」，非真不能也，是不爲也。光緒三十年（1904），林思進東渡日本考察政教風俗，三年後回國，授內閣中書，宣統末年目睹國事頹唐，無可作爲，遂告假南歸，從此蟄居成都，民元以後幾度被邀請出仕，均請辭，一意從事文教，公務之餘也掛牌售字和賣文，以潤筆自給，故能隱逸自處。林思進一生的舊體詩文詞寫作部分刊發於《學衡》《青鶴》等同人雜誌，但新文化運動大勢所趨，這些刊物存在的時間都不長，霜甘閣家刻便成爲舊體文學的重要傳播渠道。而且林思進以在野的姿態放棄了政治話語權，並不意味著對於時事沒有看法，「蟠胸經術」可能已經不合時宜，但不妨寄託於抒情遣興之作，保存於私人家刻之中，以待若干年後好古之士旁搜遠紹，尋墜緒於茫茫。
餘論
《成都市志•圖書出版志》統計的「近現代成都地區私營坊刻名錄」中，民國時期有193家，即使除去少量重復者，這個數量也超過了清道、咸、同、光、宣任何一朝。這些私營坊刻經營的時間一直持續到建國以後，直到1954年中央人民政府出版總署出臺《關於改造木刻書業問題的通知》。當時西南新聞出版局和四川新聞出版處分別提交了《關於處理印售木刻書鋪的意見》《關於改造木刻書業的計畫初步方案（草案）》，經中央同意，決定限制其發展，改造或轉變其業務內容，逐步達到淘汰的目的。[42]19世紀末到20世紀上半葉新式印刷技術迅速改變了出版行業的面貌，而成都及其周邊地區還有規模如此之大、持續時間如此之長的雕版印刷經營，與北京、南京、武昌四地並列爲民國時期雕版刻書事業的重鎮。[43]《清寂堂日記》所反映的正是此期蜀中版刻書業繁榮的一角，林思進等人以書籍往來、詩詞唱和、書法題贈等交流方式，維持了前清的舊學遺風。面對新技術帶來的文化傳播方式的變革，面對鼎革以後新興文化潮流的裹挾之勢，舊式文人學者試圖竭力維護傳統文化秩序籠罩下整飭的一隅，哪怕是一頁書版這樣狹小的空間，也要蘊含寫工的用心、刻工的盡力、校對的精審、紙張的講究，這也是其文化立場的一種表達方式。林思進是四川民間輿論公認的「五老七賢」之一[44]，儘管他自己並不首肯，稱自己「向不預於七賢五老之目」[45]。羅志田認爲，在沒有認真研究「五老七賢」的生活極其社會政治影響之前，我們對民國前期二十餘年四川的社會、思想與政治的認識都是相當不充分的。[46]而版刻書業正好提供了認識當時舊式學人生活及其社會影響的途徑。
注釋
* 本文係四川省社會科學研究「十二五」規劃2014年度課題「林思進與民國四川雕版刻書研究」（項目批准號SC14C026）階段性成果。
[1]《林山腴先生事略》爲林思進弟子劉霽晴所撰，系未刊手稿，承林氏後人吳天麟先生相贈，特此鳴謝。
[2]陳左高《日記知見書偶錄•林思進日記稿》著錄：「林思進（1872-1953），字山腴，四川華陽人。工小篆，行書胎息明人。總纂《華陽縣誌》，能詩，有《清寂堂詩集》、《吳遊集》等。事具《楓園畫友錄》。著有日記，稿本，四川成都市圖書館藏。」《歷代日記叢談》，陳左高著，上海畫報出版社，2004年，頁236。
[3]《清寂堂集》前言，林思進著，劉君惠、王文才等編，巴蜀書社，1989年。
[4] 趙懷忠《文獻學家渭南嚴氏父子》，《圖書情報工作》2010年9月，第54卷第17期，頁143-146。
[5]《清寂堂集》，頁613-614。
[6]林思進有詩《檢尋故篋，見嚴雁峰、胡雨嵐所題〈崖桂圖〉詩，忽忽遂十餘年。今兩君皆沒，平生知契之感，不獨莊、惠過墓之悲也》，《清寂堂集》頁238。
[7]《渭南嚴氏精刻善本書籍目錄》又名《鎬樂堂書店目錄》，鎬樂堂店鋪地址在成都桂王橋西街，其啟事稱：「本店專售渭南嚴氏精刻善本書籍，並備有古今新舊各書、海內孤本名鈔等暨外省家刻善本。如蒙以新刻新印諸書委託代售者，自當竭力推銷。」韋力主編《芷蘭齋藏中國近代古籍出版發行史料叢刊補編》第五冊，線裝書局，2006年，頁483。
[8]劉作群《建國前成都的圖書館》，《成都志通訊》1990年第3期，頁45-48。
[9]林思進《四川圖書館書目序》，《清寂堂集》，頁612-613。
[10]黃友鐸《嚴氏鎬樂堂刻書考》，《四川圖書館學報》1998年04期，頁72-80。
[11]（晉）常璩撰、任乃強校注，《華陽國志校補圖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前言頁21。
[12]蔣藍《唐友耕家族與出版業》，《蜀學》第八輯，西華大學、四川省文史館「蜀學研究中心」主編，巴蜀書社，2014年，頁175-183。
[13]嚴谷聲《重刻〈夢溪筆談〉跋》，《精刻馬無調本〈夢溪筆談〉》，1928年刻本。
[14]廖幼平《六譯先生已刻未刻各書目錄表》，《廖季平年譜》，巴蜀書社，1985年，頁181-188。
[15]曹之《中國古籍版本學》，武漢大學出版社，1992年，頁403。
[16]《成都市志•圖書出版志》，成都市地方誌編纂委員會編，四川辭書出版社，1998年，頁20。
[17]何域凡《存古學堂嬗變記》：「公立四川大學中國文學院，新聘教師所教課程：文學史爲華陽林思進，詞章爲江津吳芳吉、資陽曾爾康，曲爲金陵盧前。」《四川文史資料選輯》第33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四川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頁165。
[18]《日記》庚午九月十三。
[19]盧前《書林別話》，張靜廬編《中國現代出版史料丁編》下卷，中華書局，1959年，頁635。
[20]同注①，頁627。
[21]張靜廬《中國現代出版史料甲編》，中華書局，1954年，頁352。
[22]《成都市志•圖書出版志》，頁89。
[23]《日記》乙醜六月初三。
[24]《日記》辛未二月十一。
[25]《芷蘭齋藏中國近代古籍出版發行史料叢刊補編》第五冊，頁481。
[26]同注②，頁473-475。
[27]《日記》甲戌八月廿八。
[28]徐雁《中國舊書業百年》，科學出版社，2005年，頁311-312。
[29]同注⑤，頁123-124。
[30]陳乃乾《上海書林夢憶錄》，《中國現代出版史料甲編》，頁428。
[31]《四川省志•出版志》，四川省地方誌編纂委員會編纂，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頁467-472；《成都市志•圖書出版志》，頁48。
[32]《清寂堂集》，頁620-621。
[33]陳誼《嘉業堂刻書研究》，復旦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博士學位論文，2009年，頁77。
[34]傅崇矩《成都通覽》，成都時代出版社，2006年，頁224。
[35]《成都市志•圖書出版志》，頁28。
[36]孫帥《「印刷與市場」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浙江社會科學》2009年11期，頁119-122。
[37]曹之《家刻初探》，《山東圖書館季刊》1984年第1期，頁33-38。
[38]沈衛威指出：「《學衡》雜誌還有一個顯著特點，即該刊的‘文苑’專欄爲清一色的舊體詩詞文賦，並且有一個相對穩定的作者群。……在白話文和白話自由體新詩風行於世的文學主潮下，‘文苑’的舊體詩詞可謂一支公然抗爭的逆行之流。‘文苑’的作者除著名的《學衡》同人吳宓、胡先驌、柳詒徵、李思純、吳芳吉、劉永濟、邵祖平外，還有一批詩詞作者如：王易、王浩、汪國垣、林損、張爾田、徐楨立、林思進、龐俊、黃節、陳寂、姚華、陳衡恪、趙熙、向楚、葉玉森、黃元直。」參見沈衛威《回眸學衡派：文化保守主義的現代命運》，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頁48。
[39]魏泉《三十年代上海舊式文人的生存空間和創作心態：〈青鶴〉研究》，吳盛青、高嘉謙主編《抒情傳統與維新時代——辛亥前後的文人、文學、文化》，上海文藝出版社，2012年，頁91-114。
[40]汪辟疆《光宣詩壇點將錄箋證》，王培軍箋證，中華書局，2008年，頁532。
[41]同注②。
[42]《出版總署關於改造木刻書業問題的通知》，《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 1954年》，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中央檔案館編，北京市：中國書籍出版社，1999年，頁408-414。
[43]劉洪權《民國雕版刻書研究》，《圖書情報知識》2010年第4期，頁51-57。
[44]許麗梅《民國時期四川「五老七賢」述略》，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碩士學位論文，2003年，頁15。
[45]《日記》乙亥四月廿六。
[46]羅志田《新舊之間：近代中國的多個世界及「失語」群體》，《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6期，頁77-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