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刻本《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版本質疑
宋刻本《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版本質疑
沈津
流傳至今的宋代刻本，向來是以稀為貴，這不僅是因為年代離我們更為久遠，有時還可以在學術上糾正後來各種翻刻本之訛誤。但我在過去的工作實踐中，偶然也會發現因版本鑒定不當，而誤將元代刻本或明代刻本、清代刻本當成宋刻本者，有的甚或將某種明刻本當作鎮館之寶。當然，一旦版本時代下降，如宋刻本下滑為明翻宋本，或為明刻本，那某些人心理上總有點失落、難受。反之ㄝ如將某部元刻本或明初刻本提升為宋刻本，那又喜上眉梢、心花怒放了。實際上，有些圖書館所藏個別宋刻本，或宋刻元明遞修本，或當今拍賣公司之圖錄中重要版本，可能還要作些商榷並重加認定。比如《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上集二十七卷中集五十五卷下集二十五卷，宋杜大珪編。半頁十五行二十五字，左右雙邊，白口，雙魚尾，中縫上方偶記字數，中標「琬琰幾」及頁次，書口下間有刻工。題「眉州進士杜大珪編」。前有紹熙五年(1194)杜大珪序。
杜大珪，眉州人，仕履不可考。由序文及署銜，僅知為宋光宗時進士。
琬琰者，琬圭琰圭。《尚書•顧命》:「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孔傳：「大璧、琬琰之圭為兩重。」唐玄宗《孝經序》:「寫之琬琰，庶有補於將來。」明張居正《擬唐回鶻率眾內附賀表》:「寫諸琬琰，播狼胥瀚海之聲；炳若丹青，掩麟閣雲台之美。」此書之編，可見杜大珪序，有云：「國朝人物之盛,，遠追唐虞三代之英，秦漢以來鮮儷矣。自建隆、乾德之肇造，暨建炎、紹興之中天，因時輩出，豐功偉烈，焜耀方冊。雖埋光鏟採，位不稱其德者，亦各有紀於時，欲求之記事之書，則灝灝噩噩，未易單究。雜出於野史見聞者，其事又裂而不全，未足以觀其出處本末。好事者因集神道、志銘、家傳之著者為一編，以便後學之有志於前言往行者。」
其書所錄碑傳之文總為254篇，被傳者都221人。就文之性質言,以墓誌銘之89篇為最多，次為神道碑50篇，次為摘自《隆平集》之傳43篇，次為採自《實錄》之傳27篇，次為行狀22篇。餘若隨記、碑陰、序跋、謚議之類,或五六篇，或三四篇，或一二篇不等。就文之作者言，則以《隆平集》文之43篇為最多，次為歐陽修文36篇，次為《實錄》文27篇，次為王珪文14篇，次為范仲淹、范鎮、王安石文各11篇，次為宋祁文10篇。他如司馬光、蘇軾等42人之文,多者不過8篇，少僅1篇而已。故元袁桷《清容居士集》，修遼金史搜訪遺書，條例事狀,以此居首。而明清兩代率有繼起仿其體制者,如《皇明名臣琬琰錄》等。
然杜氏其書，去取漫無標準，纂輯又加剪裁，若張文蔚、韓惟忠、何澤諸人，多無事跡可言，而濫廁於名臣之列。更有序跋論議賜謚指揮等文，多屬浮泛之辭，亦雜置於碑傳之中。由體制言，則得少失多，難稱著作之上乘。特其所錄者，多不見於他書，其於宋代知人論世之學，尚不無少許裨助，故較為可取耳。曹元忠《箋經室所見宋元書題跋》云：「其書隨得隨編，不拘時代，亦不拘體制，誠如四庫館臣之言。至館臣又謂其無所刪竄,亦無所去取,似未盡然。按《中集》，《蜀公范鎮司馬文正公光墓誌銘》……大珪注云，以上墓誌全文，悉取蘇文忠公所撰《司馬公行狀》，故不復載。其它如朱熹撰《張忠獻公浚行狀》，注云：「《張忠獻公行狀》，其全文僅四萬言，工程急迫，未能全刊，故稍刪節。」又《下集》取曾鞏《隆平集》，於北宋名臣建碑已遺供者，不得已乃取《隆平集》補之，加以注明。
近代學者因此書網羅放失，足為《宋史》羽翼，徵文備獻，也為典型。故1938年，哈佛燕京學社引得編纂處，擇錄此書所載宋代《實錄》及已失佚於宋代文集諸文，共80篇，彙為一書，依其編次，釐為三卷，名之曰《琬琰集刪存》，以為留心天水一朝史事者之參考，且附以引得，用便檢查。
《琬琰集》的版本，似乎沒有什麼疑問，因為歷來的書目都作「宋刻本」、「宋刻元明遞修本」。然而對此書版本的懷疑卻在六十年代初已開始，那時上海圖書館開始編纂《上海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館藏善本一萬四千部，每部均由潘師景鄭、瞿師鳳起兩先生逐一審核，並將修改之文字錄於原來的提書卡片上，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將書卡進行核對。顧師廷龍先生要求我：「你要瞭解潘、瞿兩先生為什麼這樣改動，改動的依據在何處。如有假印偽跋，更要仔細去看，凡不懂的就要去問他們，這是機會。」我牢牢記住了這些話。而潘、瞿兩先生也是毫無保留地將他們豐富的實踐經驗對我時時賜教。記得有一天，潘先生對《琬琰集》進行校核，他對我說，這部書過去藏書家都當宋本著錄，實際上不是宋本，但我們根據過去的著錄，沒作輕易否定。從此，我也就記住了這部書。
1978 年，為了配合《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的編纂，全國各地的省市館、大專院校館都開始重新校核館藏善本，上海圖書館也不例外。次年的《書目》南京工作領導小組的工作會議上，與會者曾對不少似是而非的書舉例論證，現仍健在的沈燮元先生就提出了《琬琰集》的版本問題，可惜的是，當時問題並沒有得到適當的解決。後來出版的《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史部傳記類中，此書的版本項仍著錄為「宋刻本」、「宋刻元明遞修本」。
作「宋刻本」者，有三個條目，第一條收藏單位為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寧波天一閣,皆全帙。中國國家圖書館有殘本，存76卷，18 冊(上集卷十一、下集卷十九至二十二配清抄本、中集卷三十二至四十二配另一宋刻明修本)。遼寧省圖書館也為殘本。
第二條為浙江圖書館藏「宋刻本」，32 冊，清俞樾題款。藏本雖為全帙，但多抄配,原刻僅九冊，全抄配者有六冊，餘冊抄配多為一、二、三頁，全書補抄達八百五十五頁之多。此本上世紀七十年代後期我曾經眼，原為清代杭州藏書家孫氏壽松堂進呈四庫館之本，封面有乾隆三十八年浙江送書之木記，序文首葉有滿漢文「翰林院印」大方印。惟孫氏後裔失守，書為山陰楊鼎重遠書樓所得，光緒二十一年(1895)，又物歸原主，再轉售歸公，商務印書館借以攝入《四部叢刊續編》。
第三條為上海博物館所藏，存83卷，缺上集卷十、卷十三至二十七、中集卷十一至二十四，有曹元忠跋。
作「宋刻元明遞修本」者，全帙收藏單位為中國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三部)、四川省圖書館、湖南省圖書館四館，南京圖書館所藏為殘本。
此書在臺灣地區也有四部之多。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本，作「宋建刊本」，存五十六卷，十一冊，為上集卷五至十三、十九至二十七，中集卷一至十七、五十三至五十五，下集卷一至十二、二十至二十五。此本有抄補，計三十八頁。按，該本即莫友芝《宋元舊本書經眼錄》、劉承幹《嘉業堂藏書志》著錄者。後者著錄作「宋刻殘本」，上集缺一至四、十四至十八，中集缺十八至五十二，下集缺十三至二十五。共五十一卷,得半之遺，每卷首尾二頁全缺，中缺頁亦多，正是此本。據《嘉業堂藏書志》作者之一吳昌綬云：「虞山瞿氏亦藏有宋本，行數同，惟首行卷字下有‘第’字，各卷首尾仍標名，以是知此書宋時有二本也。襄見各家所藏皆明時覆刻，雖為殘帙，殊堪珍秘。」虞山瞿氏本，今藏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二部，一作「宋建刊本」，中集缺卷二十五，為1980年沈仲濤研易樓所捐贈，舊為李盛鐸木犀軒所藏。據《沈氏研易樓善本圖錄》(作南宋後期刻本)，此本「略見斷版，亦有修補痕跡，唯楮墨精爽，為建刊本之上乘」。另一部作「明覆宋刊本」。
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所藏作「南宋末刻本」，三十二冊，近人鄧邦述題記。上集缺卷十一、中集缺卷二十五。鄧邦述題記云：「此宋本，余於光緒丁未得之都中，世頗希遘，而缺頁尚多，須求佳本補寫，方為完璧。天假以年，此志不難副也。甲寅十月正閣。」丁未,為光緒三十三年(1907)；甲寅，為民國三年(1914)。按《群碧樓書志》著錄該本作「宋紹熙間刻本」。
海外所藏者又有日本靜嘉堂文庫，作「南宋末刻本」，為二十冊，舊藏陸氏苗宋樓。見《靜嘉堂文庫宋元版圖錄》。
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所藏，原作「宋刻元明遞修本」，三十二冊。見《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書志》。
如此，公家所藏ㄝ國內全本加上殘缺不全之本，凡「宋刻本」者六部，「宋刻元明遞修本」五部；臺灣地區四部，加上日本、美國所藏，竟有 20 部左右(含殘本，或可配它本之缺者)。
這些宋刻本或宋刻元明遞修本，津未能全部經眼，歷年所見僅有天一閣、浙江圖書館、南京圖書館、上海圖書館藏本以及哈佛燕京藏本。上圖藏本皆作宋刻元明遞修本，有白紙、黃紙之分，白紙者一部，黃紙者二部，另一部未記錄。相較之下,白紙本似比黃紙本刷印為早，如卷39黃紙本凡斷板處，白紙本均不斷。
今天的影印條件，遠非昔日可比，影印出版的各種版本圖錄，都為我們進行版本鑒定提供了新的佐證。經用各種圖錄中書影核對，可知中國國家圖書館(鐵琴銅劍樓本)及浙江圖書館(孫氏壽松堂)、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臺北「故宮博物院」(沈仲濤研易樓本)四部當是一版。其特徵在上集卷一第一行「碑」、「集」字下有斷版，第五行中之「梅」字有斷版，第六行第一字「應」字第三筆一撇僅存一半，又此行中之「忠」字，缺去中間一點。
日本靜嘉堂文庫(陸氏宋樓)本，則和中國國家圖書館(鐵琴銅劍樓本)等館所藏不同版。上述特徵，此本皆無。
由於哈佛燕京藏本佚去上集之前二冊，故無法和上述二種書影相核，然較之上海博物館、湖南省圖書館、寧波天一閣等所藏，均為同版。如有感興趣者，以湖南館或寧波天一閣本、傅斯年館本中任何一部之上集第一冊核之中國國家圖書館(鐵琴銅劍樓本)等館所藏之特徵，即可知是否為同一塊書板了。津按：《琬琰集》在宋代之後，元清二代再無重刻。又經史子集四部之中，宋刻本(包括宋刻元明遞修本)流傳至今且數量眾多者，除了《通鑒紀事本末》四十二卷(宋寶祐五年趙與篦刻本及元明遞修本，傳世在40部以上)之外，似乎以此《琬琰集》為最，這實在是很少有的事。南宋時所刻之書，能在差不多的時間里即有翻刻本，且卷冊都非小數，這似非可能，如有翻刻，當在明代。
哈佛燕京藏《琬琰集》，刻工為何、可､王､立､土､川等。書中避諱極不嚴，帝諱「慎」字缺筆，而「悼」、「敦」有避有不避，「敬」字不避。書中多俗體字，當出自書坊所刻。燕京本曾經傅熹年先生經眼，傅以為燕京本《琬琰集》為宋刊元修明補明印本，「在現存諸本中為保持宋刊頁子較多的一部。黃紙本為主體，宋刊原版較多。另一種切去天地的頁子均為宋刊。別有一種白紙頁子有宋刊，有元修，當為元修元印本，此二種是原書缺頁經後人配入者」。也就是說,燕京本有宋刊之頁子、元修之痕跡、明代的補版。按：傅先生為中國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主任委員，然其所論不敢苟同。津以為此本用紙有黃紙、白紙二種，白紙較黃紙細潔。黃紙居多，且染色。黃紙高19.2釐米，白紙高18.7釐米。二種紙均為皮紙(一說麻筋紙)，眉端以上之紙，多被割裂，而配以它紙，書估所為也。無論黃紙、白紙，均為明代所有，所刻字體並無多大區別，宋代氣息全無，因此談不上什麼「宋刊元修明補明印」。這種紙張早不會超過明代嘉靖。全書為金鑲玉裝。
前輩版本學家對《琬琰集》的版本提出疑問者，津僅知有羅振常、潘景鄭兩先生。羅氏曾見有兩部，這在《善本書所見錄》卷二有著錄。第一部作「明初覆刊宋本」，第二部則未寫出時代版本。而未寫出版本者，即浙江圖書館藏孫氏壽松堂本。潘景鄭先生寶山樓舊藏二部，其一殘齧過半，見載於《著硯樓讀書記》，云：「惜其書流傳藏家，沿稱宋槧，就余目睹，未敢置信，實皆明代覆本而已。」潘先生所藏二部之款式內容與夫典藏源流，曾寫入《寶山樓藏書記》中，然此《藏書記》今未之見。吳昌綬也曾說：「曩見各家所藏皆明時覆刻。」但未舉出實證。
又根據各種著錄，傳世的《琬琰集》中，所鈐藏書印最早的似乎僅為臺北「中研院」史語所傅斯年館藏本，中有清初「謙牧堂藏書記」、「謙牧堂書畫記」兩印，寧波天一閣本(馮貞群藏本)有清初季振宜藏印(偽？)。即以浙江圖書館所藏鎮庫之寶的《琬琰集》來說，最早也只有乾隆間孫仰曾壽松堂藏印，書中除此印外，再無它印可證。至於中國國家圖書館藏鐵琴銅劍樓本，也僅有瞿氏藏印。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本舊為獨山莫氏藏書，有「莫印繩孫」等印。
日本靜嘉堂文庫藏陸氏苗宋樓本，有胡惠孚、陸樹聲之印。燕京藏《琬琰集》，在上集卷十五末、下集卷十三末均有黑色木記「余姚吳氏家藏書籍」，長形(長11釐米)楷書，其他竟無一印可稽。此書過去都認為是宋代刻本，按照「流傳有緒」的說法，那麼眾多的本子中，明代藏家之印一方都未能得見，這種現象也是很奇怪的，抑或此書本身即為明代所刻？可惜的是前輩如潘師景鄭先生等的懷疑及見解不能詳悉，然津以為燕京藏本乃為明代所刻，絕非宋本，也非元明遞修也。
版本鑒定是一項難度較高的工作，來不得半點虛假。這部書，既經多人發生疑問，但是都沒有進一步較深入研究下去，現在客觀條件比以前更為有利，看書也比較方便，還有種種高科技手段可以測試，希望圖書館界同仁和業餘愛好者共同努力，,用些時間，把這個版本問題搞清楚。這就是我寫這篇文字最大的希望和目的。
2010.5.20 初稿
2012.10.3 定稿
本文原刊書海揚舲錄第163-17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