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代《儀禮》刊本經文圈號考
歷代《儀禮》刊本經文圈號考
杜以恒
自五代國子監刊刻監本《九經》以來，刊本逐漸代替寫本成爲經書主流物質形態。刊本時代流行的經注本、注疏本經書實際上是由多部著作重組而成，包括經、注、釋文、疏等不同的文本層次。對不同文本層次加以區隔，無疑是經書編刻者必須考慮的問題。兩宋以來的經書刊本，通常以大字刻經文，以雙行小字刻經文以外的內容。雙行小字中若仍含有多個文本層次，則多以圈號（“○”）進行區隔。如較爲通行的宋元十行本《十三經注疏》中，注文與釋文之間、疏文起訖語與疏文正文之間多有圈號，使同樣以雙行小字形式出現的注文、釋文、疏文仍然可以有效地分層。這種雙行小字中不同文本類型間的圈號屬於經書刊刻中的技術處理，較少涉及對經書內容的理解。
經文以大字刊刻，與注文、釋文、疏文等雙行小字內容存在天然區隔，因此歷代經書刊本中經文大多沒有圈號。然而《儀禮》歷代刊本經文內部卻廣泛存在圈號[1]，在十三經中較爲特殊。經筆者調查，現存《儀禮》刊本中經文部分存在圈號的版本多達十一種，分別是：明正德陳鳳梧刻經注本、明嘉靖陳鳳梧刻注疏本、明嘉靖汪文盛刻注疏本、明嘉靖聞人詮刻注疏本、明嘉靖李元陽刻注疏本、明萬曆北京國子監刻注疏本、明萬曆吴勉學刻白文本、明崇禎毛氏汲古閣刻注疏本、清乾隆武英殿刻注疏本、清道光稽古樓刻經注本、清光緒桂垣書局刻經注本。以上各本經文中圈號數量不盡相同，其中陳鳳梧經注本全經圈號207個，陳鳳梧注疏本、汪文盛本、聞人詮本圈號均爲104個，李元陽本、北監本、毛本圈號均爲103個，吴勉學本圈號14個，武英殿本、桂垣書局本圈號870個，稽古樓本13個。衆多經文圈號遍佈《儀禮》各篇，各篇經文圈號的數量及所出位置均有較大差異。
對於歷代《儀禮》刊本中普遍存在的經文圈號，諸本序言跋語及相關史料中並未交待其含義。前人雖有涉及，但亦無系統研究。因此我們至今還不能確定這些經文圈號究竟是什麼意思、不同版本間的圈號是否存在聯繫，也無從利用這些經文圈號考察不同版本的編校質量、版本價值，更無法理解爲何十三經刊本中《儀禮》是少數存在經文圈號的經書[2]。筆者對歷代《儀禮》刊本經文圈號進行了全面考察，發現這些圈號的用途不盡相同，多涉及對《儀禮》經文的理解，與經書刊本雙行小字中圈號的使用情況完全不同。通過考察《儀禮》刊本中經文圈號的流變，我們可以從一個全新的視角窺見衆多《儀禮》刊本的源流遞變、編刻質量，進而推動經書刊刻史及經學史研究。下文先介紹前人對《儀禮》刊本經文圈號的認識及其局限，再以版本刊刻時間爲序依次討論諸本經文圈號。
一、前人對《儀禮》刊本經文圈號的認識及其局限
在歷代包含經文圈號的《儀禮》刊本中，明嘉靖李元陽本、明萬曆北監本、明崇禎毛氏汲古閣本是非常通行的版本，因此研治《儀禮》者很容易注意到《儀禮》刊本中經文圈號的問題。清初《儀禮》大家張爾岐就曾提及經文圈號，其《儀禮監本正誤·燕禮》云：“‘降奠于篚，易觶洗。’‘篚’‘易’二字之間誤用圈隔。”[3]“降奠于篚，易觶洗”是《燕禮》中一句連貫的經文，北監本於“易觶洗”上加經文圈號，割裂文氣，張爾岐認爲此處北監本不應隔斷，甚是。但張爾岐對於經文圈號的討論僅此一處，尚不全面。
清人金曰追對北監本經文圈號亦有辨正，其《儀禮經注疏正譌·有司徹》云：“‘其獻’至‘如儐’，‘其薦脀皆如儐’當著一圈，而中分其節，方與前疏標題相應，亦與監刻全經體例相符。”[4]北監本《儀禮注疏·有司徹》經文“其獻祝與二佐食，其位、其薦脀皆如儐”與“主婦其洗獻于尸，亦如儐”連文而刻，中間無圈號隔斷，而這兩句經文所述內容基本不相關。第一句經文述説主人獻祝及佐食之禮，第二句經文則開始述説主婦亞獻之禮。金曰追敏銳地認識到兩句經文之間應當加圈分節，才能與北監本全經體例相符。此條校記説明金曰追已知北監本經文圈號是有一定體例的系統行爲，且這些圈號的作用是根據經義爲經文劃分儀節。
清人盧文弨則對通行注疏本經文圈號進行了較多辨析，如其《儀禮注疏詳校》卷五云：“‘賓、主人、大夫若皆與射’，此別一節，上當有圈。”[5]盧文弨認爲“賓、主人、大夫若皆與射”以下所述禮節已與上文不同，當是另一儀節，因此應以圈號隔斷。此條校記説明盧文弨與金曰追一樣，均認識到經文圈號有劃分儀節的功能。盧文弨以儀節爲依據，勘正通行本經文圈號的條目衆多，如《詳校》卷五“‘司射遂適西階西’上當有圈以隔之”、卷五“‘卒受者以觶降奠于篚’下當有圈隔”、卷六“‘公與客燕’上當補一圈”、卷七“‘司射猶挾一个’，此句上當有圈隔，今置下‘司射與司馬交于階前’之上誤”、卷十七“‘衆賓長升，拜受爵’句上不當圈隔”、卷十七“‘宰夫洗觶以升’句上當圈隔”、卷十七“‘尸作三獻之爵’句上當圈隔”、卷十七“‘酌獻侑’句上當圈隔”、卷十七“‘祝酌授尸’上當加一圈隔”、卷十七“‘尸作止爵’句上當圈隔”。此外，盧文弨《詳校》中還有不少條目專門揭示武英殿本經文圈號與舊本之別，如卷十五“‘主婦出反于房’，官本圈在此下”、卷十七“‘司馬縮奠俎於羊湇’，李、楊、敖皆云‘湇’字衍，石經有，官不去，而加圈以別之”、卷十七“‘受爵’，官移圈於此下”，可見盧文弨已經意識到殿本經文圈號與通行注疏本有較大差別。總的來説，盧文弨對具體經文圈號辨析最多，所論多切中要害，頗有卓識。
阮元《儀禮注疏校勘記》在金曰追、盧文弨基礎上，又對經文圈號研究作出了新貢獻。首先，阮元指出除了劃分儀節的經文圈號外，《儀禮》刊本中還存在一種位於諸篇經文首句下的特殊經文圈號，其作用是突顯一篇經文首句的發首句作用，阮元《校勘記·士冠禮》云：“‘士冠禮。筮于庿門。’‘禮’下今本俱有一圈。案：分段用圈非古也，石經、徐本皆無之，施于此處尤非所宜。蓋‘士冠禮’三字乃發首之句，猶言‘文王之爲世子也’‘子贛見師乙而問焉’，與《尚書》篇題不同。”[6]此外，阮元又指出劃分儀節的經文圈號可能與朱熹《儀禮經傳通解》的儀節劃分有關，阮元《校勘記·聘禮》云：“今本‘遂入門左’上有一圈，盖因《通解》分節而誤。”[7]阮元這兩條校記所云皆是，體現了阮元對經文圈號的理解更進一步。胡培翬《儀禮正義》在相應經文下分別引用以上兩條阮元校記[8]，足見胡氏亦讚同阮説。
廖明飛先生亦已注意到經文圈號的問題，他以《士冠禮》“爲期”節爲例，認爲“陳鳳梧參考《通解》分節”“下標○以爲儀節劃分之提示”[9]，其認識與清人基本一致。
總而言之，前人已對《儀禮》刊本中經文圈號的作用有了基本認識，即這些圈號是用於劃分儀節的，可能與朱熹《通解》分節有淵源關係；除了劃分儀節的經文圈號外，還有一種位於諸篇經文首句下的圈號，起到劃分諸篇發首句的作用。前人的這些認識無疑是十分正確的，但尚不全面，有很多問題仍舊難以解釋。如《儀禮》刊本經文圈號雖多與《通解》分節相同，但有不少《通解》分節處刊本並未加圈號；《儀禮》刊本經文圈號中，還有一些圈號明顯不是劃分儀節或劃分發首句的，其用途尚不明朗。此外，前人研究大多針對一個或幾個《儀禮》刊本，對於歷史上諸本經文圈號間的聯繫缺乏考察，這種不成體系的研究自然會帶來諸多疏漏。如對北監本經文圈號的諸多批評，實際上是不成立的，因爲北監本的全部圈號都是淵源有自的，其圈號之是非與北監本編刻者無關。總之，我們尚未解決有關《儀禮》刊本經文圈號的疑難問題，也未能理清經文圈號的源流正變及其背後的版本問題、學術問題，歷代《儀禮》刊本經文圈號的全面研究仍有開展的必要。
二、明正德陳鳳梧經注本經文圈號考
陳鳳梧經注本於明正德十六年（1521）刊成於開封府，由陳鳳梧親自抄校編定，包括經文、注文、釋文，是現存《儀禮》經注本中刊刻時間最早的版本。陳鳳梧經注本傳本不多，其中國家圖書館藏本（善本書號9730）已於官網公佈書影，較易獲觀，本文所論即以國圖本爲據。
陳鳳梧經注本是目前可知最早的經文中含有圈號的《儀禮》刊本，對後世諸本經文圈號產生了深遠影響，是《儀禮》刊本經文圈號研究的重點。陳鳳梧經注本共有圈號207個，各篇經文中均有分佈。這207個經文圈號的用意並不相同，可分爲篇題性經文劃分圈號、儀節劃分圈號、經傳記劃分圈號三類，茲分説如下。
（一）篇題性經文劃分圈號
據廖明飛先生研究，陳鳳梧經注本是自朱熹《儀禮經傳通解》抽編經、注、釋文而成[10]，但廖先生並未明確説明陳鳳梧所據《通解》的具體版本。筆者在校勘《儀禮》時，曾發現陳鳳梧經注本《儀禮·大射儀》篇存在連續注文脱文，其脱文始於“卿後大夫”，終於“席自房來”，脱文範圍恰好與宋南康道院本《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一《大射之儀》第二十七葉所含《儀禮》鄭注完全重合，這説明陳鳳梧編刻經注本所用的《通解》就是宋南康道院本，只不過陳鳳梧所據宋本恰好缺一葉，導致該葉所涉注文在陳鳳梧經注本中全部缺失[11]。
探究陳鳳梧經注本中的經文圈號，自然要從其底本宋本《通解》入手。《儀禮經傳通解》分正編、續編，其中正編涉及吉禮、賓禮、嘉禮，包括《儀禮》十七篇中的前十篇，由朱熹親自編定。續編涉及喪禮、祭禮，包括《儀禮》十七篇中的後七篇，由朱熹高足黃榦續成，其中祭禮部分最終由楊復編定。今檢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影印宋南康道院本《儀禮經傳通解正續編》，發現宋本《通解》中《儀禮》經文亦有圈號，共10個，均位於《通解》正編所含《儀禮》前十篇經文首句之下，如《士冠禮》前兩句經文“士冠禮○筮于庿門”。《儀禮》最遲於戰國中晚期編定成書[12]，最初以單篇形式流傳，因此如“士冠禮”之類的諸篇經文首句往往兼有篇題的作用。阮元已對經文首句下圈號的特殊作用有初步認識，但他認爲以圈號隔斷經文首句是因爲經文首句具有發首作用，則不夠準確。沈文倬先生明確指出《儀禮》諸篇“首句指明某禮，既是其篇正文，又具題名性質”，並從四個方面展開論證，完密可信[13]。《通解》正編所含《儀禮》前十篇經文首句與其餘經文間加圈號，是對經文首句篇題效果的一種體現，是一種創新。
《通解》續編喪禮部分雖無經文圈號，但以更直接的形式突顯各篇經文首句的篇題作用。續編喪禮部分內含《喪服》《士喪禮》《既夕禮》《士虞禮》四篇，其中《喪服》《士喪禮》《士虞禮》首句經文“喪服”“士喪禮”“士虞禮”之下另起一行，題“右篇目”，直接説明了首句經文的篇題作用。這一處理更爲明晰，是黃榦在正編經文圈號基礎上的改進。《既夕禮》是《士喪禮》之下篇，其經文首句“既夕哭”嚴格來説只是《士喪禮》篇中的一句，並非篇題，因此“既夕哭”之下沒有特殊標識。
《通解》續編祭禮部分亦無經文圈號，但其經文首句的處理與續編喪禮部分不同。續編祭禮內含《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有司徹》三篇，其中《有司徹》是《少牢饋食禮》下篇，經文首句無任何特殊標識實屬正常。但《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兩篇經文首句“特牲饋食之禮”“少牢饋食之禮”下並未如喪禮之例提行另起標“右篇目”。出現這一差異的原因，有可能是楊復在編定續編祭禮部分時對經文首句的篇題作用有不同看法，也有可能是楊復編定時的疏漏。
陳鳳梧經注本《儀禮》十七篇中十四篇經文首句下有圈號，《既夕禮》《少牢饋食禮》《有司徹》三篇經文首句下無圈號。陳鳳梧經注本前十篇經文首句圈號當是直接取自《通解》正編，《喪服》《士喪禮》《士虞禮》三篇經文首句圈號則是自《通解》續編喪禮“右篇目”轉化而來。《通解》續編祭禮部分《特牲饋食禮》經文首句本無特殊標識，陳鳳梧經注本該篇首句圈號當是據之前諸篇體例新增。沒有經文首句圈號的三篇中，《既夕禮》《有司徹》分別是《士喪禮》《少牢饋食禮》的下篇，本非獨立篇目，其經文首句原本即沒有篇題屬性，因此《通解》續編、陳鳳梧經注本未加任何特殊標誌。但《少牢饋食禮》與《特牲饋食禮》的性質相近，其經文首句句式完全相同（“特牲饋食之禮”“少牢饋食之禮”），《特牲饋食禮》經文首句新增圈號而《少牢饋食禮》經文首句不加圈號，無疑是陳鳳梧經注本的疏失。然就整體而論，陳鳳梧較爲準確地理解了朱熹、黃榦對諸篇經文首句的理解，並在繼承朱熹《通解》正編經文圈號之餘，參照正編體例對喪禮、祭禮諸篇亦加經文圈號，使得諸篇經文首句處理體例一致，值得稱道。
（二）儀節劃分圈號
陳鳳梧經注本共有經文圈號207個，除14個諸篇經文首句圈號外，尚有圈號193個。193個圈號中，《士昏禮》中的1個圈號及《喪服》篇88個圈號屬於經傳記劃分圈號，情況較爲特殊，留待下文專門討論。其餘104個經文圈號均是對《儀禮》儀節的劃分符號，茲集中討論。
上文論及金曰追、盧文弨、阮元、廖明飛已經明確意識到《儀禮》刊本中經文圈號與儀節劃分有關，而阮元、廖明飛更進一步指出這些儀節劃分來自朱熹《通解》。陳鳳梧經注本中的圈號確實多與《通解》分節相關，但並非《通解》所有分節處陳鳳梧經注本均加圈號。如朱熹《通解》將《燕禮》劃分爲28個儀節，陳鳳梧經注本《燕禮》篇除一個經文首句圈號外，只有5個儀節劃分圈號。更有甚者，《通解》《鄉飲酒禮》篇劃分儀節23個，陳鳳梧經注本《鄉飲酒禮》篇卻僅有一個經文首句圈號，沒有任何儀節劃分圈號。可見陳鳳梧經注本儀節劃分圈號與《通解》分節間存在較大差異。要想理清這種差異出現的原因，還要從《通解》分節及陳鳳梧經注本自《通解》抽編經、注、釋文談起。
圖1 陳本“夙興”上圈號
圖2 陳本注文自然區隔“筮日”“戒賓”二節
《通解》的一大優長，在於劃分儀節。其劃分儀節的體現方式是“分段標目”，即在一節經文結束時另起一行標題儀節名稱，再新起一段，開始下一儀節。[14]陳鳳梧對朱熹之學推崇備至[15]，更以《通解》爲經注本底本，對於《通解》分節之優長，陳鳳梧當有深刻理解。然而陳鳳梧經注本自《通解》中抽取經、注、釋文，諸篇連文編刻，不再分段標目，這就導致有些《通解》中不屬同一儀節的經文黏連在一起。如《士冠禮》“夙興”之上爲“爲期”節，之下則是“陳器服”節，若不加隔斷，則兩節經文就會黏連不分，完全失去朱子分節之意，因此陳鳳梧經注本就在“夙興”之上加圈號隔斷，以示此處是兩個儀節分界之處（見圖1）。至於在《通解》中分節而在陳鳳梧經注本中並無圈號隔斷的儀節，則是由於陳鳳梧抽編經注本之後，有些儀節經文間有雙行注文區隔，並不直接黏連，如《士冠禮》第一節“筮日”與第二節“戒賓”之間，“筮日”節最後一句經文“宗人告事畢”下有注文“宗人，有司主禮者也”八字，這八個雙行小字將“宗人告事畢”與“戒賓”節首句經文“主人戒賓，賓禮辭許”區隔開來（見圖2）。對於這種情況，陳鳳梧經注本一概不加圈號。也就是説，陳鳳梧經注本中的儀節圈號總是位於經文內部，至於被雙行注文自然區隔的儀節，則不再加圈號。陳鳳梧經注本的這一編纂原則，是其用於儀節劃分的經文圈號大大少於《通解》所分儀節數量的主要原因。
陳鳳梧經注本對《儀禮》儀節的劃分多取自《通解》，因此其經文儀節圈號大多位於《通解》劃分儀節之處，但陳鳳梧儀節圈號並非完全比照《通解》施加。今檢陳鳳梧經注本104個儀節圈號，發現其中64個經文圈號位於《通解》分節處,可以基本確定承襲自《通解》，但亦有40個圈號位置不在《通解》分節處。陳鳳梧之前對《儀禮》進行系統分節的有朱熹《通解》、楊復《儀禮圖》、敖繼公《儀禮集説》三家，且據廖明飛先生研究，陳鳳梧經注本編刻曾參考《儀禮圖》與《儀禮集説》，則這40個儀節圈號有可能是陳鳳梧據楊復、敖繼公分節所作改動。筆者取40個儀節圈號與楊復、敖繼公分節進行比較，發現其中2個圈號與楊復分節獨同[16]，6個圈號與敖繼公分節獨同[17]，5個圈號與楊復、敖繼公相同而與朱熹不同[18]。其餘27個圈號則與朱熹、楊復、敖繼公分節均不同，當是陳鳳梧新作的儀節劃分。
陳鳳梧經注本新增的27個儀節圈號中，16個位於經文部分，11個位於記文部分。其中經文部分新增16個儀節圈號中8個圈號不合禮義。如《士冠禮》經文“若孤子，則父兄戒、宿”至“若殺，則舉鼎陳于門外，直東塾，北面”，講述在被加冠者父親去世的情況下冠禮如何進行，朱熹《通解》、楊復《儀禮圖》、敖繼公《儀禮集説》、張爾岐《儀禮鄭注句讀》、姚際恒《儀禮通論》、江永《禮書綱目》、姜兆錫《儀禮經傳內編》、王文清《儀禮分節句讀》、蔡德晉《禮經本義》、盛世佐《儀禮集編》、王士讓《儀禮紃解》、《欽定儀禮義疏》、吴廷華《儀禮章句》、秦蕙田《五禮通考》、胡培翬《儀禮正義》等包含系統《儀禮》分節的《儀禮》經解均將該段劃分爲一個儀節[19]，命名爲“孤子冠”或“孤子冠法”“孤子”[20]，唯有陳鳳梧經注本在該儀節末句“若殺，則舉鼎陳于門外，直東塾，北面”前加儀節圈號隔斷。“若殺”句述説在孤子冠的情況下，如何舉行殺牲之禮，若以該句作爲新儀節之始，則“若殺”句與前文所述孤子冠禮割裂，有違禮義。又如《鄉射禮》經文“反升，就席”，述説主人在完成樂賓儀節之後轉身升堂，回到堂上固定席位安坐。歷代《儀禮》經解均將此句歸於“樂賓”儀節之末[21]，唯陳鳳梧經注本在此句前加儀節圈號隔斷，殊謬。《燕禮》“易觶洗”、《大射儀》“若賓、諸公、卿、大夫不勝，則不降”、《聘禮》“歸，介復命，柩止于門外”、《既夕禮》“贈者將命”、《少牢饋食禮》“主婦獻下佐食亦如之”、《有司徹》“酌以醋，戶內北面拜”前圈號與此二例情況類似，此不贅述。
陳鳳梧經注本新增16個經文儀節圈號中，8個可取。如《士喪禮》“朔月，奠用特豚、魚、腊，陳三鼎如初”至“其設于外，如於室”，論述朔月奠及薦新之禮，歷代《儀禮》經解多將其視作一個儀節，唯清人姜兆錫《儀禮經傳內編》將“月半不殷奠”以上分爲“朔月奠”節，以下分爲“薦新”節，更爲細密。然這一劃分並非姜兆錫首創，陳鳳梧經注本已在“月半不殷奠”前加儀節圈號隔斷，首次對“朔月奠”“薦新”兩個儀節進行了明確切分。又如《特牲饋食禮》“筵祝，南面”至“升，入復位”，論述主人獻祝、獻佐食之禮，歷代《儀禮》經解多將其視作一個儀節，唯清人張爾岐《儀禮鄭注句讀》將“酌，獻佐食”以上分爲“主人獻祝”節，以下分爲“主人獻佐食”節，更爲細密。然張爾岐此處分節亦非首創，陳鳳梧經注本已在“酌，獻佐食”前加儀節圈號隔斷，首次實現了對主人獻祝、獻佐食兩個儀節的明確切分。此外，《少牢饋食禮》“易爵，洗，酌，授尸”前圈號首次實現了“主婦獻尸”“尸酢主婦”兩個儀節的切分、《有司徹》“衆賓長升，拜受爵，主人答拜”前圈號首次實現了主人“獻長賓”“獻衆賓”兩個儀節的切分、《有司徹》“主人以酬侑于西楹西”及“乃升長賓”前圈號首次實現了“尸酬主人”“主人酬侑”“侑酬長賓”三個儀節的切分、《有司徹》“酌，致爵于主婦”及“易爵于篚，洗，酌”前圈號首次實現了主人“賓致爵主人”“賓致爵主婦”“賓自酢”三個儀節的切分，亦是分節細密準確之處，此不詳述。
陳鳳梧之前朱熹、楊復、敖繼公對《儀禮》記文均不分節，陳鳳梧經注本中則出現了11個劃分記文儀節的圈號，其中《士昏禮》3個、《鄉射禮》1個、《士虞禮》2個、《特牲饋食禮》5個。然而陳鳳梧經注本對記文儀節的劃分尚顯粗疏，以記文儀節圈號最密集的《特牲饋食禮》爲例，有些應當施加儀節圈號之處陳鳳梧未能正確施加，如記文“宗人，獻與旅齒於衆賓。佐食，於旅齒於兄弟”記述宗人及佐食獻、旅之次序，此下記文“尊兩壺于房中西墉下，南上”則記述設內尊之事，二者所述不是一個儀節。陳鳳梧經注本中二句黏連，依陳鳳梧經注本記文儀節劃分體例，當在“尊兩壺于房中西墉下”上加儀節圈號區隔，但此處陳鳳梧經注本並無圈號隔斷；有些不必要施加圈號之處，陳鳳梧反而施加，如“阼俎”“主婦俎”“賓，骼”前3個圈號區隔出的4個儀節，屬於雜記諸俎牲體名數的內容，視作一節即可，再加細分反而容易導致歧義。
簡言之，陳鳳梧經注本經文儀節圈號總體取自朱熹、黃榦《儀禮經傳通解》正續編，偶有參酌楊復《儀禮圖》、敖繼公《儀禮集説》處，在此基礎上陳鳳梧對經文、記文儀節的劃分進行了創新。對經文的創新是非參半，然其非者皆是有違經義，絕不可取；其是者則均屬分節細密，改進有限。而對記文儀節的劃分雖有填補前人空白之功，可惜較爲粗疏，難以信從。
（三）經傳記劃分圈號
《儀禮》經文有廣義、狹義之分。廣義的經文包括經、記、傳，是相對於注文、釋文、疏文的概念。而狹義的經文，就不包括記、傳。陳鳳梧經注本中經文與記文、經文與傳文間有時並無雙行注文區隔，爲避免不同文本層次的經文直接黏連，陳鳳梧經注本會在其間施加圈號，加以區隔。此外，《喪服》篇專述喪葬制度，是《儀禮》中僅有的不述説禮儀程序的篇目。陳鳳梧經注本《喪服》篇經文間有時亦施加圈號，其用意在區分《喪服》經文內部文本層次。我們將以上用於區分《儀禮》經傳記文本層次及區分《喪服》經文內部文本層次的經文圈號稱作“經傳記劃分圈號”。該類圈號在陳鳳梧經注本中共有89個，其中1個位於《士昏禮》，88個位於《喪服》篇。
圖3 陳本《鄉射禮》《士昏禮》記文前圈號有無對照
《儀禮》十七篇中《士相見禮》《大射儀》《士喪禮》《少牢饋食禮》《有司徹》五篇無記文，其餘十二篇均有記文。兼有經、記的篇目，記文首句之前有一“記”字，以與經文區隔。陳鳳梧經注本中大多數篇目的經文與記文間都有雙行小字注文隔斷，唯有《士昏禮》篇記文之上經文恰好無注文、釋文，陳鳳梧經注本便施加圈號隔斷，以劃分經文、記文層次（兩種情況對比可參圖3）。
圖4 陳本《喪服》經傳間圈號隔斷例
《喪服》篇是《儀禮》中唯一含有傳文的篇目，傳文分附所釋經文之下，其基本結構是“經+傳曰+經+傳曰……”。陳鳳梧經注本中有些經文與傳文間並無雙行注文自然隔斷，若不加圈號則會導致經、傳黏連，如《喪服》：“父。傳曰：爲父何以斬衰也？父至尊也。諸侯爲天子。傳曰：天子至尊也。君。傳曰：君至尊也。”此段《喪服》經文中“父”“諸侯爲天子”“君”是經文，其餘皆是傳文，但這三句經文、三句傳文之間並無任何注文自然隔斷，陳鳳梧經注本便於經傳文間頻繁施加圈號，實現了不同文本層次的有序展現（可參圖4）。《喪服》篇88個經傳記劃分圈號中，此類劃分經、傳的圈號有69個。
《喪服》篇88個經傳記劃分圈號中，有19個位於《喪服》篇經文內部，以劃分經文內部文本層次。這些經文內部圈號多有不當之處，如陳鳳梧經注本《喪服》“叔父之下殤○適孫之下殤○昆弟之下殤○大夫庶子爲適昆弟之下殤○爲姑、姊妹、女子子之下殤○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殤○傳曰：問者曰：中殤何以不見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其中“傳曰”前圈號屬於區隔經、傳文圈號，其餘5個圈號是經文間圈號，將此段經文劃分爲六節。然而此句中的傳文是對上述經文中未出現中殤的原因進行統一解釋，陳鳳梧經注本施加經文間圈號容易讓讀者誤以爲此處傳文只是針對“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殤”而發，頗傷經傳配合之義。與此類似的經文間圈號，還有“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夫之諸祖父母，報”“昆弟之孫之長殤”“爲夫之從父昆弟之妻”前圈號。然而有些施加經文內部圈號的經文段落下並無傳文，不會造成傳文指向的歧義，如述説緦麻三月適用人群時云“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族昆弟”，此下並無傳文，陳鳳梧經注本在不同親緣關係之間施加圈號不會造成誤解，還有利於劃分經文層次，方便理解。與此類似的經文間圈號，還有“爲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大夫、公之昆弟”“從祖父、從祖昆弟之長殤”“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宗子孤爲殤”“凡衰，外削幅”前圈號。陳鳳梧經注本《喪服》19個經文內部圈號中，9個不當，10個可取，是非參半。不過，所謂圈號影響經傳配合的不當之處，只是技術層面的疏漏，並非陳鳳梧不明傳文所指，讀者亦可據經義了解陳鳳梧圈號之用心。
總之，陳鳳梧經注本中的經文圈號作用皆是劃分文本層次，依照劃分層級高低可分爲篇題性經文劃分圈號、經傳記劃分圈號、儀節劃分圈號三類（詳情可參表1）。其中前兩類圈號施加失誤較少、效果良好，體現出陳鳳梧編刻之用心。然而在對經文理解要求較高的儀節劃分圈號上，陳鳳梧卻不甘心全從朱熹《通解》分節，而是多有創造，其創造之處多不可取，這又體現出陳鳳梧禮學水平有限、改動較爲武斷的局限。且從體例上看，無論是哪個層級的文本劃分，陳鳳梧經注本只是對經文黏連之處施加圈號，而對被雙行注文自然區隔的文本層次則不加圈號，這大大損害了陳鳳梧經注本以經文圈號劃分文本層次的體系性。這種體例上的混亂，本質是在《通解》分段標目式及古本經注連文式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文本結構中強行取得平衡。這非但不能完整、清晰地體現《通解》分節之精良，反而會使讀者疑竇叢生。可以説，陳鳳梧經注本對經文圈號的使用缺乏審慎考量，從總體上看是弊大於利的。而陳鳳梧這種《通解》與古本的折中思想，貫穿其校刊《儀禮》活動終始，使陳鳳梧編刻的多種《儀禮》刊本均或多或少地存在文本風格雜糅的情況。
三、明嘉靖陳鳳梧注疏本及其明代衍生本經文圈號考
（一）明嘉靖陳鳳梧注疏本之經文圈號
明嘉靖元年或二年（1522、1523），陳鳳梧以其經注本爲基礎，附入單疏本疏文，首次完成了《儀禮》的注疏合刻[22]。陳鳳梧注疏本在繼承經注本經文、注文、釋文的同時，也將經注本的經文圈號一併繼承下來。但陳鳳梧注疏本的經文圈號與經注本的經文圈號已有較大不同，最明顯的就是圈號數量的大幅下降。陳鳳梧經注本共有經文圈號207個，而陳鳳梧注疏本經文圈號僅有104個，數量幾乎減半。而圈號數量大幅減少的直接原因，就是疏文以雙行小字的形式附入經文。陳鳳梧經注本的經文圈號，無論其作用如何，只在經文黏連時才使用。而陳鳳梧注疏本將疏文附入經、注文之下後，有不少在陳鳳梧經注本中原本黏連的經文，被雙行小字疏文區隔開來，對於這種情況，陳鳳梧注疏本就仿照經注本圈號之例，不再施加經文圈號。如《士冠禮》“擯者告期于賓之家”是“爲期”儀節末句，其後“夙興”句是“冠日陳設”儀節之首句，兩句在陳鳳梧經注本中無注文區隔，於是在其間加儀節劃分圈號區隔。但在陳鳳梧注疏本中，兩句經文被新附入的“擯者告期于賓之家”句疏文自然區隔，於是此處不再加儀節劃分圈號（可參圖5）。此類因加入疏文產生自然區隔而刪省經文圈號的情況在陳鳳梧注疏本中共有91處。
圖5 兩部陳本《士冠禮》“夙興”前圈號有無對比
此外，還有24個經文圈號並沒有因爲疏文附入而產生自然區隔，卻也被注疏本刪省。24個圈號中，有3個圈號的刪省屬於陳鳳梧注疏本對存在問題的經注本經文圈號進行調整。如陳鳳梧經注本《特牲饋食禮》經文首句有篇題性經文劃分圈號而《少牢饋食禮》經文首句沒有，陳鳳梧注疏本則刪除《特牲》經文首句下圈號，以與《少牢》相配；又如《少牢饋食禮》“主婦獻下佐食亦如之”句講述主婦獻下佐食及復東房原位之事，本屬“主婦亞獻”儀節，陳鳳梧經注本誤在此句前加儀節圈號隔斷，陳鳳梧注疏本則刪省該圈號，當是有意改正。《有司徹》“酌以醋，戶內北面拜”前圈號之刪省情況與《少牢》此例亦同。
注疏本所刪24個圈號中，21個圈號實際上是不當刪或不必刪的。如《喪服》篇經文、傳文間區隔圈號，“妻”“傳曰”、“昆弟之子”“傳曰”間經注本圈號注疏本保留，而“妻爲夫”“傳曰”、“妾爲君”“傳曰”、“爲夫之君”“傳曰”間經注本圈號注疏本卻予刪除，是自亂其例；又如經注本《喪服》經文間文本劃分圈號注疏本有的保留，但同樣性質的“爲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從祖父、從祖昆弟之長殤”“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昆弟之孫之長殤”“爲夫之從父昆弟之妻”六句經文前圈號注疏本卻予刪除，自相牴牾。此外，《士喪禮》“主人奉尸斂于棺”、《特牲饋食禮》“酌，獻佐食”“主人降，洗，酌，致爵于主婦”、《少牢饋食禮》“易爵，洗，酌，授尸”、《有司徹》“酌，獻侑。侑拜受爵”“酌以致于主人”“乃羞”“酌，獻侑。侑拜受”“主人以酬侑于西楹西”“乃升長賓”“主婦其洗獻于尸”“尸作止爵，祭酒”前共12個圈號亦是不當刪或不必刪。
陳鳳梧注疏本刪除經注本圈號之餘，還在經注本之外新增了12個經文圈號，这些新增圈號中7個屬於陳鳳梧注疏本在經注本基礎上所作改進，如《特牲饋食禮》記文“尊兩壺于房中西墉下，南上”以下記述設內尊與內兄弟面位、旅酬、贊薦諸儀節，與上文記文已不屬同一個儀節，經注本在此並未隔斷，注疏本則在“尊”前加儀節圈號隔斷。《燕禮》“主人盥洗，升，媵觚于賓”、《大射儀》“更爵洗，升酌散以降”、《公食大夫禮》“賓北面自間坐”、《覲禮》“遂入門左，北面立”、《喪服》“庶子爲後者”、《有司徹》“受爵，酌以致于主人”前所增儀節圈號與《特牲》此例情況類似。12個新增經文圈號中有5個並不妥當，如《特牲饋食禮》“主婦出，反于房”講述主婦完成致爵于主人並自酢的儀節，回到堂上東房原位。在《儀禮》中，行禮者離開、返回固定位置往往意味著儀節的開始與結束，“主婦出，反于房”無疑標誌著“主婦致爵于主人並自酢”儀節的結束，陳鳳梧經注本將儀節圈號置於“房”之後，與以下儀節進行了正確切分，而注疏本卻將“房”後圈號改到“主婦”之前，有違禮義。《鄉射禮》“主人拜洗，賓答拜，興”前圈號與《特牲》此例同。而《士昏禮》“對曰：某固敬具以須”“宗子無父，母命之”、《鄉飲酒禮》“既旅，士不入”前新增圈號，於禮義雖可通，但新增圈號處已有雙行小字自然隔斷，依全書體例實不當加。
簡言之，陳鳳梧注疏本除刪去了被新附入之雙行小字疏文自然區隔的文本層次外，基本全盤繼承了陳鳳梧經注本的經文圈號。至於注疏本在經注本基礎上對經文圈號進行的少量調整，則非多於是，可見陳鳳梧注疏本編刻質量不佳。
（二）明汪文盛本、聞人詮本、李元陽本、北監本、毛本之經文圈號
陳鳳梧注疏本作爲首個《儀禮》注疏本，產生了衆多衍生本。明嘉靖汪文盛本據陳鳳梧注疏本翻刻，明嘉靖聞人詮本據陳鳳梧注疏本重刻，李元陽本據汪文盛本重刻[23]，北監本據李元陽本重刻，毛本又據北監本重刻。這些明代注疏本均含有經文圈號，其中汪文盛本、聞人詮本均含經文圈號104個，數量及所出位置與陳鳳梧注疏本完全一致。李元陽本、北監本、毛本經文圈號數量則是103個，較陳鳳梧注疏本、汪文盛本、聞人詮本減少《士昏禮》“對曰：某固敬具以須”前圈號，除此之外103個圈號的所出位置與陳鳳梧注疏本、汪文盛本、聞人詮本全同。而《士昏禮》減少的一個圈號，當是李元陽本據汪文盛本重刻時的偶然疏失，並延及之後的北監本、毛本。簡言之，陳鳳梧注疏本的經文圈號通過版本傳刻鏈條完整投射到所有明代《儀禮》注疏本中，對明代注疏本面貌產生了很大影響。
（三）明吴勉學白文本之經文圈號
《儀禮》白文本一般連文而下，每篇經文並無任何圈號隔斷[24]。然而明萬曆間吴勉學在徽州編刻的白文《十三經》本《儀禮》卻含有經文圈號，共計14個，其中《公食大夫禮》1個、《覲禮》1個、《士虞禮》1個、《特牲饋食禮》11個。據虞萬里先生研究，“歙縣吴肖愚勉學所刻十三經白文，即挹取李元陽閩本《十三經注疏》之經文重刻” [25] ，而吴勉學本的底本李元陽本就是含有大量經文圈號的注疏本，我們不得不懷疑吴勉學在白文本中加入經文圈號的反常行爲與李元陽本有關。
今取李元陽本103個經文圈號與吴勉學本14個經文圈號對比，發現吴勉學本14個經文圈號均見於李元陽本相應位置，且在特定篇目中，吴勉學本經文圈號與李元陽本高度相似。如《特牲饋食禮》吴勉學本、李元陽本經文圈號數量均爲11個，均是儀節圈號，所出位置亦完全相同。而《公食大夫禮》《覲禮》《士虞禮》三篇，李元陽本每篇均有經文圈號2個，其中經文首句篇題性圈號1個，儀節圈號1個。吴勉學本這三篇均含有經文圈號1個，其位置與李元陽本三篇相應的1個儀節圈號位置相同。吴勉學本將各篇經文首句提行另起，已與經文正文割裂，無法再施加經文首句圈號。總之，吴勉學本《公食大夫禮》《覲禮》《士虞禮》《特牲饋食禮》四篇經文圈號與李元陽本相應四篇中的經文儀節圈號完全一致。然而吴勉學爲什麼唯獨保留這四篇經文的經文圈號，卻將其他十三篇經文的經文圈號全部刪削呢？唯一合理的解釋，是吴勉學本編刻者在抽取李元陽本四篇經文時，忘記刪除底本固有的經文圈號。吴勉學本中殘留的14個經文圈號屬於技術失誤，當非吴勉學本意。
四、清乾隆武英殿本及其餘清代刊本經文圈號考
清乾隆十二年（1747）武英殿本《儀禮注疏》刊成，殿本以北監本爲底本，亦含有經文圈號。然而殿本的經文圈號與北監本在內的衆本有根本性不同，從數量上看，陳鳳梧經注本全經圈號207個，陳鳳梧注疏本、汪文盛本、聞人詮本圈號104個，李元陽本、北監本、毛本圈號103個，吴勉學本圈號14個，武英殿本圈號則多達870個；從所出位置上看，殿本經文圈號與北監本等諸本亦有較大差異。筆者對殿本所有經文圈號逐一考察，發現殿本經文圈號是一個全新的經文圈號系統，已完全脱離陳鳳梧經注本以來的舊有經文圈號體系。今仍從篇題性經文劃分圈號、儀節劃分圈號、經傳劃分圈號三方面加以討論。
（一）殿本篇題性經文劃分圈號
圖6《士冠禮》“戒賓”節首句經文前圈號有無對比
殿本在十五篇經文首句之下施加篇題性經文劃分圈號，作爲下篇的《既夕禮》《有司徹》經文首句不加。而其底本北監本則延續始於陳鳳梧注疏本的圈號體系，《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經文首句圈號缺失。從篇題性經文劃分圈號看，殿本所加15個圈號是歷代《儀禮》刊本中第一個完整準確的版本。
（二）殿本儀節劃分圈號
圖6《士冠禮》“戒賓”節首句經文前圈號有無對比
《喪服》篇之外，殿本十六篇中除篇題性經文圈號之外的經文圈號均爲儀節劃分圈號，全經共有715個。殿本儀節圈號與之前諸本最大的不同，就是完全放棄注文、釋文、疏文等雙行小字對儀節的自然隔斷作用[26]，完全按照儀節劃分的需要施加圈號。如《士冠禮》第一個儀節“筮日”、第二個儀節“戒賓”之間，所有《儀禮》經注本、注疏本均有雙行小字隔開，陳鳳梧經注本、注疏本等明代諸本在此不加圈號，殿本卻仍在雙行小字疏文之下、“戒賓”節首句經文之上施加儀節圈號（陳鳳梧經注本、注疏本、殿本對比見圖6）。殿本在體例上的這一改進，是殿本儀節圈號數量較之前諸本大幅增加的根本原因。
殿本以前諸本儀節圈號的主要來源是朱熹《通解》所分儀節，而殿本的儀節劃分卻沒有遵循明代諸本之軌範。殿本編刻於乾隆四年至十二年，可能參考的包含《儀禮》系統分節的經解有朱熹《通解》、楊復《儀禮圖》、敖繼公《儀禮集説》、張爾岐《儀禮鄭注句讀》、姚際恒《儀禮通論》、江永《禮書綱目》、姜兆錫《儀禮經傳內編》、王文清《儀禮分節句讀》、蔡德晉《禮經本義》、盛世佐《儀禮集編》、王士讓《儀禮紃解》、《欽定儀禮義疏》。其中《儀禮紃解》《欽定儀禮義疏》於乾隆十三年正式成書，但二書皆出三禮館館臣之手，殿本編刻時或有參用其稿本的可能。今將以上12家經解與殿本相較，發現殿本《儀禮》分節與敖繼公《儀禮集説》高度相似。以《公食大夫禮》爲例，殿本之前諸家所分該篇儀節數量爲：朱熹17個、楊復18個、敖繼公21個、張爾岐18個、姚際恒19個、江永17個、姜兆錫17個、王文清18個、蔡德晉16個、盛世佐18個、王士讓18個、《欽定儀禮義疏》20個。而殿本本篇除記文外經文儀節圈號共有20個，區隔出儀節21個，數量獨與敖繼公《集説》同，且二者儀節切分點亦完全一致。就《儀禮》全經而論，除《喪服》篇及諸篇記文之外，殿本共有經文儀節圈號499個，其中422個圈號與敖繼公《集説》儀節劃分處吻合。無論從單篇還是全經來看，敖繼公《集説》均爲殿本儀節劃分圈號的主要來源。敖繼公《集説》是歷代《儀禮》分節中較好的一部，殿本選擇《集説》分節作爲其經文儀節劃分的主要參考，洵有卓識。
殿本經文儀節圈號主要參考敖繼公《儀禮集説》，然殿本全經499個圈號中亦有77個圈號與敖繼公分節不合，其中有不少是殿本對敖繼公分節的改進，如《有司徹》經文“主人就筵”，述説主人完成“獻私人”的禮節返回堂上原位，安坐於其筵席上。“主人就筵”標誌著“獻私人”儀節的結束，自然當歸於“獻私人”節，然而敖繼公卻誤將此句歸於下一儀節“尸作止爵”。殿本之前此處唯有姜兆錫《儀禮經傳內編》誤從敖繼公分節，包括黃榦《通解續》、楊復《儀禮圖》、張爾岐《句讀》等在內的其餘經解皆不誤。殿本此處儀節圈號在“主人就筵”之下，不從敖繼公之誤。也有個別不同之處是殿本之失，如《士冠禮》經文“冠者奠觶於薦東”，義爲冠者把賓醴冠者所用觶放在席位左前方。根據禮例，凡放下酒杯，若不再舉則放到席位左方，若後續禮節還要使用此杯，則放在席位右方，所謂“凡奠者于左，將舉者于右”（《鄉射禮》記文）是也。冠者將酒杯放在席位左側（冠者坐北朝南，席位東側即其左側），意味著此杯不再舉，“賓醴冠者”儀節結束。此處殿本在“冠者”前加儀節圈號，誤將“冠者奠觶於薦東”歸入下節，而敖繼公《集説》不誤。
殿本中記文全部分節，而敖繼公《集説》只分經文儀節而不分記文儀節，不可能成爲殿本記文分節的參考。殿本之前對《儀禮》諸篇記文劃分儀節的經解很少，只有張爾岐《儀禮鄭注句讀》、盛世佐《儀禮集編》以及與殿本同時編纂的《欽定儀禮義疏》。經過比勘，筆者發現殿本記文與張爾岐、盛世佐、《義疏》記文儀節劃分均不相同。以《士虞禮》爲例，張爾岐、盛世佐、《義疏》、殿本雖均將記文劃分爲12個儀節，但其各節所屬記文範圍卻大相徑庭。爲化繁爲簡，今將《士虞禮》記文諸家分節繪爲對比表。表中上下單元格對齊則代表相應儀節所屬記文完全一致，若不對齊則代表不一致。
從上表可知，諸家雖然記文儀節節數相同，但實際劃分差異較大。殿本所分12節中，唯有第5、8、9、12四個儀節諸家分節範圍全同。不同的八節中，殿本第6、7、11三節與《義疏》同，第3、4、10三節與張爾岐、盛世佐同，第1、2節兩節則與三家均不同。《士虞禮》之外其餘諸篇記文分節的情況也呈現出同樣的特點。由此可見殿本對記文儀節的劃分自成一體、獨具特色，並非源出某家之分節，當是殿本編刻者自作。需要指出的是，殿本對記文儀節的劃分總體細密精審，以《士虞禮》殿本記文分節不同於前人的第1、2節爲例，第1、2節對應記文“虞，沐浴”至“陳于階間，敦東”，《義疏》總分爲一節，略顯粗疏，張爾岐、盛世佐雖細分爲兩節，然其劃分點在“殺于庿門西”之前。“殺”即殺牲之禮，所殺之牲即“殺于庿門西”上句“陳牲于庿門外”之“牲”。以經義而論，“陳牲于庿門外”句與“殺于庿門西”不當割裂。殿本在“陳牲”前施加儀節圈號，將陳牲與殺牲併入一節，勝於前人。當然，殿本記文儀節劃分亦偶有可商之處，如殿本將《鄉射禮》記文“歌《騶虞》若《采蘋》，皆五終。射無算”分爲一節，然而歌與射是不同的儀節，不應歸入一節，“射無算”前當施加儀節圈號。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殿本儀節劃分似與三禮館纂修《欽定儀禮義疏》有一定關聯。三禮館於乾隆元年開館，乾隆十三年完成《欽定三禮義疏》定稿[27]。殿本《十三經注疏》於乾隆四年開雕，乾隆十二年刻竣。二者編刻時間大致重合，均由乾隆帝親自督辦、武英殿刊刻。而三禮館所修《欽定儀禮義疏》以及三禮館館臣在館期間私撰的姜兆錫《儀禮經傳內編》、王文清《儀禮分節句讀》、蔡德晉《禮經本義》、王士讓《儀禮紃解》、吴廷華《儀禮章句》均是對《儀禮》通篇分節的經解[28]，由此可見三禮館館臣十分重視《儀禮》分節。經過比勘，我們發現敖繼公《集説》、殿本及三禮館著述在一些較難切分的儀節劃分上多有相同之處，如《鄉飲酒禮》“乃羞。無算爵”、《聘禮》“君使士請事”“卿爲上擯”“遂行，舍于郊”、《公食大夫禮》“大夫立于東夾南”“賓降辭公如初”、《既夕禮》“徹者入，踊如初”“行器，茵、苞、器序從”、《特牲饋食禮》“衆賓升，拜受爵”之上圈號，殿本之前經解中唯敖繼公、《義疏》在此分節；《士昏禮》“贊者徹尊幂”“贊洗爵，酌酳主人”、《鄉射禮》“乃羞”、《士喪禮》“掘肂見衽”“陳三鼎于門外”之上圈號，唯敖繼公、《義疏》、王士讓在此分節；《鄉射禮》“賓北面坐，取俎西之觶，興”之上圈號，唯敖繼公、《義疏》、蔡德晉、王士讓、吴廷華在此分節；《覲禮》“出，自屏南適門西”之上圈號，唯敖繼公、《義疏》、王文清在此分節；《特牲饋食禮》“尸即席坐，主人拜妥尸”之上圈號，唯敖繼公、《義疏》、蔡德晉在此分節；《少牢饋食禮》“尸升筵”“主婦洗，酌，獻祝”之上圈號，唯敖繼公、蔡德晉在此分節。三禮館館臣在分節上與殿本有如此多的共識，這當然不是巧合。又檢殿本《儀禮注疏》書後校刊銜名，發現其中翰林院編修吴紱、編修李龍官、原任編修杭世駿、檢討程恂均曾兼任三禮館纂修官[29]，可知三禮館、殿本《儀禮注疏》編纂成員多有重合。綜合《欽定儀禮義疏》與殿本《儀禮注疏》在纂修性質、時間、人員、儀節劃分等方面的共性，我們幾乎可以確定殿本儀節圈號的施加受到三禮館纂修《義疏》的影響。
（三）殿本《喪服》經文劃分圈號
殿本將諸篇記文首句經文“記”字外加墨圍，以使經、記分明，因此殿本經記間不需要使用圈號區隔。而對於《喪服》篇中的傳文，殿本亦不以圈號加以區隔。因此殿本中已經不存在前代諸本普遍存在的“經傳記劃分圈號”。
然而《喪服》篇內容龐雜，且是《儀禮》中唯一一個禮制專篇，爲其劃分文本層次是不可或缺的工作。殿本對於《喪服》篇文本層次的劃分仍完全放棄了雙行小字的區隔作用，並採取了細分經文、以經統傳的分節原則。具體來説，就是盡可能細分《喪服》經文，與經配合的傳文則不分節，自然係於經文之後，以此實現經、傳層次的自然區分。因此殿本《喪服》141個經文圈號中，除區分篇題性經文的首句下圈號外，其餘140個圈號均施加於經文（包含記文）之間。
殿本對《喪服》篇的這一處理不同於以往的《儀禮》刊本，是《喪服》文本劃分的新嘗試。這種新方法的優點是《喪服》經文間、經傳間層次清晰，缺點則是當一條傳文對應多條經文時，容易使人誤認爲這條傳文只是針對多條經文中的最後一條而發。
綜上所論，殿本除15個篇題性經文圈號外，其餘圈號均爲儀節劃分圈號或《喪服》篇經文內部分節圈號。其中儀節劃分圈號中經文圈號以敖繼公《集説》分節爲主要參考，記文則是殿本自作。今將殿本各篇經文圈號詳情總列如下：
（四）殿本之後清代《儀禮》刊本中的經文圈號
清道光年間江西稽古樓刊刻了一套《袖珍十三經注》，中有《儀禮》，內含經文圈號13個。稽古樓本經注文取自毛本，又參照朱熹《通解》進行分節，其經文圈號的數量、位置與《通解》完全一致，可以確定是自《通解》移録。清光緒十九年（1893）廣西官書局桂垣書局刊刻了一部《儀禮》經注本，內含經文圈號870個，數量、位置與殿本相同。稽古樓本、桂垣書局本之經文圈號皆無新意，且二本亦不甚流行，茲不詳述[30]。
從《儀禮》主幹版本的興替來看，殿本之後清嘉慶十一年（1806）張敦仁、顧廣圻以宋嚴州本、宋單疏本爲基礎重新編刻《儀禮》注疏本，嘉慶二十一年阮元又翻刻張敦仁本，自此以後阮元本成爲通行本，北監本、毛本、殿本逐漸退出主流《儀禮》刊本序列。而阮本承嚴州本舊式，經文中不加圈號。因此殿本之後，經文圈號逐漸淡出《儀禮》研讀者的視野。
五、結 論
自明正德陳鳳梧所刻經注本始，《儀禮》刊本經文間開始出現大量圈號。陳鳳梧經注本經文圈號共有207個，其作用是劃分全經不同層級的文本層次，按照層級大小可分爲篇題性經文劃分圈號、經傳記劃分圈號、儀節劃分圈號三種。其中篇題性經文劃分圈號將各篇帶有篇題作用的經文首句與其餘經文分隔開來，經傳記劃分圈號將經文與記文、《喪服》經文與傳文、《喪服》中指向不同的經文分隔開來，儀節劃分圈號則將《喪服》篇之外諸篇中帶有相對獨立性的禮儀程序分隔開來。陳鳳梧經注本爲經文施加圈號的靈感來自朱熹《通解》中諸篇經文首句下的圈號，其儀節圈號更是直接以朱熹《通解》中對《儀禮》儀節的劃分爲依據。
《儀禮》是十三經之中經文內部層級最複雜的經書，對《儀禮》經文進行系統的儀節劃分是十分必要的。陳鳳梧經注本的經文圈號雖然多有施加不妥之處，然其經文圈號開啟了在《儀禮》刊本經文中大量施加文本層次劃分圈號的先河，其用心洵可稱道。可惜的是，陳鳳梧經注本中經文圈號只在不同文本層次的經文黏連在一起，沒有被雙行小字自然區隔開的情況下使用，這大大破壞了陳鳳梧經注本經文圈號的系統性，使人難以探明其經文圈號真正含義，反而降低了版本的實用性。
陳鳳梧注疏本總體延續了陳鳳梧經注本的經文圈號，但刪除了因附入雙行小字疏文而被自然區隔開的經文內部圈號，同時又對經注本原有的圈號進行了個別調整，圈號數量由207個降至104個。然而注疏本並未革除經注本圈號缺乏系統性的弊端，且所作調整多不可取，其經文圈號的系統性、實用性進一步下降。此後汪文盛本、聞人詮本、李元陽本、北監本、毛本等直接或間接源出陳本的注疏本繼承了祖本的經文圈號，未作任何改進。明萬曆吴勉學白文本中存有14個經文圈號，是吴勉學自李元陽本抽編經文時未將某些篇目經文圈號刪盡所致。
清乾隆武英殿本完全拋棄了前代刊本用雙行小字自然區隔文本層次的做法，完全從劃分文本層次的實際需要出發，爲《儀禮》全經施加870個經文圈號，對篇題性經文、諸篇儀節、《喪服》經文層次進行了系統完密的劃分。其中經文儀節的劃分以分節水平較高的敖繼公《集説》爲主要參考，兼以己意，記文儀節則全是新作。全經儀節劃分完密準確，體現了殿本編刻者較高的禮學水平。而殿本與同時纂修的《欽定儀禮義疏》存在纂修人員的交叉，在不少疑難儀節劃分上殿本與《義疏》及三禮館館臣在館期間私撰之經解完全一致，可知殿本儀節劃分得到了三禮館館臣的支持。殿本之後，清代尚有兩種《儀禮》經注本包含經文圈號，其中稽古樓本圈號全取《通解》，桂垣書局本圈號全取殿本，並無新意，影響較小。
縱觀《儀禮》刊本經文圈號之流變，我們得以從另一個角度再次印證陳鳳梧注疏本系統間的版本源流，同時可以直觀感受到明代諸本編刻之劣與殿本編刻之精，甚至可以從不同版本圈號的是非優劣中體會一時《儀禮》學之興衰。隨著張敦仁本、阮元本的刊行，帶有經文圈號的《儀禮》刊本早已湮沒無聞。但這些圈號背後蘊含的文本分層研究理念、字斟句酌的治學精神，仍然值得我們深入挖掘、發揚光大。
注釋：
[1] 刊本時代之前，武威漢簡本《儀禮》、熹平石經本《儀禮》經文間亦有圈號，其情況較爲複雜。限於篇幅，本文專論刊本，簡本、石本經文圈號請參杜以恆：《論武威漢簡〈儀禮〉分節符號背後的經學內涵》，待刊稿。
[2] 除《儀禮》外，十三經中《春秋》三傳、《禮記》的部分版本亦有經文圈號，如宋余仁仲本《公羊傳》《穀梁傳》、日本靜嘉堂文庫藏宋纂圖互注本《禮記》、元十行本《春秋》三傳及《禮記》經文部分有圈號。
[3]（清）張爾岐《儀禮監本正誤》卷六，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1年影印上海圖書館藏清乾隆八年（1743）濟陽高廷樞和衷堂刊《儀禮鄭注句讀》本，第三葉。
[4]（清）金曰追《儀禮經注疏正譌》卷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復旦大學圖書館藏乾隆五十三年（1788）張式慎刻本，第十六葉。
[5]（清）盧文弨《儀禮注疏詳校》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浙江圖書館藏乾隆六十年（1795）盧氏抱經堂刻本，第十三葉。以下所舉《詳校》條目較多，不再一一贅列卷葉。
[6]（清）阮元《儀禮注疏校勘記》卷一，《江蘇文庫·文獻編》影印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文選樓刻本，第三葉。
[7]（清）阮元《儀禮注疏校勘記》卷十，第八葉。
[8]（清）胡培翬《儀禮正義》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南京圖書館藏清木犀香館刻本，第四葉；（清）胡培翬《儀禮正義》卷二十，第二十七葉。
[9] 廖明飛《〈儀禮〉注疏合刻考》，《文史》2014年第1輯，第190—191頁。
[10] 廖明飛《〈儀禮〉注疏合刻考》，第190—193頁。
[11]《儀禮·大射儀》大段注疏脱文情況，可參杜以恒：《明清陳鳳梧本系統〈儀禮注疏〉考論》，《古文獻研究》第九輯，南京：鳳凰出版社，2023年，第44—101頁。
[12] 關於《儀禮》編定成書的時間，當代學者主要有春秋末期説、戰國中晚期説、秦漢之際説，筆者認爲沈文倬、錢玄、楊寬、王鍔等先生所持戰國中晚期説較爲可信，詳參王鍔《〈儀禮〉的書名、作者及其成書年代》，《國學茶座》第11期，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1—49頁。
[13]沈文倬《〈禮〉漢簡異文釋》，《宗周禮樂文明考論》，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247頁。
[14]朱熹《儀禮經傳通解》分節情況可參杜以恒《朱熹〈儀禮經傳通解〉分節探析》，《孔子研究》2020年第5期，第47—56頁。
[15]詳參陳鳳梧經注本前自序《重刻〈儀禮〉序》及台北“國家圖書館”藏明嘉靖六年（1527）陳鳳梧刻白文本《六經》前自序《重刻〈六經〉序》。
[16]與楊復分節獨同的經文圈號位於《鄉射禮》“司馬適堂西，不決、遂，袒，執弓”、《既夕禮》“遂適殯宫，皆如啓位，拾踊三”之上。
[17]與敖繼公分節獨同的經文圈號位於《特牲饋食禮》“主人降，洗，酌，致爵于主婦”及《有司徹》“酌，獻侑。侑拜受，三獻北面答拜”“尸作止爵，祭酒，卒爵”“獻祝及二佐食”“洗，致爵于主人”“卒，乃羞于賓、兄弟、內賓及私人辯”之上。
[18]與楊復、敖繼公分節均同而與朱熹不同的經文圈號位於《聘禮》“士介四人，皆餼大牢”及《有司徹》“酌，獻侑。侑拜受爵”“酌以致于主人”“乃羞。宰夫羞房中之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右之”“主婦其洗獻于尸，亦如儐”之上。
[19]所舉15家經解是歷史上較有代表性的對《儀禮》進行通篇分節的經解。15家之外，唐賈公彥《儀禮疏》、明郝敬《儀禮節解》亦有通篇分節，然精細度不如所列15家，爲免徒增疑竇，茲不贅述。
[20] 15家經解中13家此節名爲“孤子冠”，張爾岐《句讀》此節名爲“孤子冠法”，姜兆錫《內編》此節名爲“孤子”，其義略同。
[21]“歷代《儀禮》經解”代指上文所列15家，此不贅舉，下同。
[22]陳鳳梧注疏本編刻時間取李開升先生説，見李開升《〈儀禮注疏〉陳鳳梧本、汪文盛本補考》，《文史》2015年第2輯，第277—278頁；陳鳳梧注疏本底本及其編校過程取廖明飛先生説，見廖明飛《〈儀禮〉注疏合刻考》，《文史》2014年第1輯，第195—202頁。
[23]學界均認同李元陽本出於陳鳳梧注疏本，但李元陽本、陳鳳梧注疏本間其實還有汪文盛本作爲中間環節，並非直接衍生關係。王鍔先生根據汪文盛本、李元陽本刊刻地均在福建，而陳鳳梧注疏本刻於山東，聞人詮本刻於常州，敏銳地推斷李元陽本可能據汪文盛本重刻。筆者則在大規模校勘的基礎上，發現汪文盛本、李元陽本有不少獨同的誤字，進一步證實了王鍔先生的推斷，詳參王鍔《李元陽本〈十三經注疏〉考略——以〈禮記注疏〉〈儀禮注疏〉爲例》，《中國典籍與文化》2018年第4期，第84頁；杜以恒：《明清陳鳳梧本系統〈儀禮注疏〉考論》，《古文獻研究》第九輯，南京：鳳凰出版社，2023年，第44—101頁。
[24]明吴勉學本之前現存的《儀禮》白文刻本有元十行本《儀禮圖》附刻白文本、元崇化余志安勤有堂本《儀禮圖》附刻白文本、明嘉靖四年至六年（1525—1527）陳鳳梧刻篆文《六經》本、明嘉靖六年陳鳳梧刻楷書《六經》本四種，皆無圈號。
[25]虞萬里《影印吴勉學精刻白文十三經序》，《明吴勉學精刻白文〈十三經〉》，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2頁。
[26]李元陽本、北監本、毛本爲更好地體現文本層次，已不使用雙行小字刻注文，其中李元陽本、毛本注文中字單行，北監本注文小字單行靠右。然無論形式如何改變，李元陽本、北監本、毛本注文仍有自然區隔經文的作用。
[27]張濤《乾隆三禮館史論》，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15年，第8—82頁。
[28]以上諸儒在三禮館任職史實請參張濤《乾隆三禮館史論》，第295—297，303—304,316—319，322—323頁。
[29]以上諸儒在三禮館任職史實請參張濤《乾隆三禮館史論》，第297—299，301，307,321—322頁。
[30]本文所用稽古樓本爲國家圖書館藏本，桂垣書局本爲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本。限於篇幅，二本詳情留待另文探討。
本文原刊於《古典文獻研究》第二十六輯（鳳凰出版社202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