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註疏》傳本考述

豐子翔

《莊子註疏》主要版本舉凡有七。雕版於南宋的魏峴本是存世最早的刻本，道藏本的文本由魏峴本的文本衍生而來。宮內廳本、足利本、慶應義塾本、中野本四通日系傳本的內容既有相似性又存在個性，符合日本舊抄本的文獻特徵。慶應義塾本是以魏峴本系統的文本為基礎，參定其他版本而成。中野本雖為刻本，但其內容出自另一部日本舊抄本，文字多存抄本舊貌。楊守敬校刻的《古逸叢書》本是近代以來研治《莊子》的通行本，雖題為「覆刻」，但實際上是拼湊魏峴本、道藏本、中野本三本的內容，並加臆改而成的新讀本。

關鍵詞；莊子註疏，日本漢籍，古逸叢書

古人撰寫的《莊子》注釋書，傳世者以西晉郭象注為最早，其次則為唐代成玄英所撰的《莊子疏》。成玄英《莊子疏》單疏本已經亡佚，合編《莊子》正文、郭象注文、成玄英疏文而成的《莊子註疏》是整體保存成玄英《莊子疏》文本的唯一載體。

《古逸叢書》所收「覆宋本莊子註疏」，是《莊子註疏》的通行本[1]。但是《古逸叢書》對底本常有改動，其文本難以盡信[2]，而前人對《莊子註疏》傳世版本的研究又皆為孤立個案[3]，尚無法以版本系統為依據認識《古逸叢書》本的校改方法與得失。

近年來，日本宮內廳書陵部、慶應義塾大學、靜嘉堂文庫陸續公佈所藏《莊子註疏》影像，筆者以此為契機，彙校傳世《莊子註疏》版本，以期探索《莊子註疏》的版本源流，並據以考察《古逸叢書》中「覆宋本莊子註疏」的內容質量。

一、《莊子註疏》傳本述略

《莊子註疏》傳世的版本不多，現根據目錄學、版本學的調查結果，將各本的基礎情況敘述如下：

（一）魏峴本與《古逸叢書》本

1.《南華真經註疏》十卷，宋理宗寶慶三年（1227）壽春魏峴刻本（以下簡稱「魏峴本」）。魏峴本僅存卷一、卷七至十，藏於日本靜嘉堂文庫。魏峴本卷十之後原附有《莊子音義》，後在流傳中與註疏主體分離，現日本天理圖書館尚藏有一部魏峴本所附《音義》[4]。

魏峴本半葉八行，行十五字，注文雙行，行二十字。白口。左右雙邊。版心上方記本葉字數，下方記刻工姓名。除序文外，左欄外上方有書耳，記篇名。避諱至宋寧宗「廓」字。卷中見「金澤文庫」「賜蘆文庫」「寶宋閣珍賞」「向黃村珍藏印」「松方文庫」「島田翰讀書記」六枚藏書印，可知此魏峴本曾輾轉於金澤文庫、新見正路（賜蘆文庫，1791-1848）、向山黃村（寶宋閣珍賞、向黃村珍藏印，1826-1897）、松方正義（1835-1924）、島田翰（1879-1915）手中。

2.《覆宋本莊子註疏》十卷，清德宗光緒十年（1884）遵義黎庶昌刻本，收於《古逸叢書》中（以下簡稱「《古逸叢書》本」）。黎庶昌在《古逸叢書•敘目》中介紹《古逸叢書》本的刊刻始末云：

此本（引者按：即魏峴本）為日本新見旗山所藏，字大如錢，作蝴蝶裝，僅存十分之五。予見而悅之，以金幣為請。新見氏重是先代手澤，不欲售，願假西法影照上木而留其真。予又別於書肆中收得《養生主》一卷、《德充符》數葉，為新見氏所無，並舉而歸之。然尚缺《應帝王》以迄《至樂》，因取坊刻本成疏校訂繕補，而別集他卷字當之，不足者命工仿寫。蓋極勾心鬥角之苦矣。天下至大，設異日宋本復出，取以與此數卷相校，字體多不類，讀者當推原其故也。

據知《古逸叢書》本是以魏峴本為底本「覆刻」，魏峴本不存的篇卷，則改以其他版本中的內容為依據，並模仿魏峴本的版式、字體進行補刻。

《古逸叢書》本的外在形態基本與魏峴本同。例外者有三：其一，魏峴本中成玄英序文的版面無書耳，而《古逸叢書》本為其添置書耳以統一體例，記云「成序」。其二，《古逸叢書》本於新造版面的版心下方記「木村集字」，全書之末左欄下方署「日本東京木村嘉平刻」。其三，魏峴本避宋諱稍寬，「玄」字間或不缺，但《古逸叢書》本中的「玄」字因避清諱而皆嚴格缺筆。

（二）日系傳本

3.《南華真經註疏解經》不分卷，日本室町時期（1336-1573）抄本，藏於日本宮內廳書陵部（以下簡稱「宮內廳本」）。

宮內廳本半葉八行，行十九字不等，注文雙行同。卷首鈐「松崎復」「辛卯明復」印鑒，可知宮內廳本原為日本漢學家松崎復（1771-1844）舊藏。

《經籍訪古志》著錄宮內廳本云：「舊抄本，石經山房藏……界長六寸五分，幅五寸二分。不記抄寫時月。考紙質墨光，當在慶元以前矣。」石經山房為松崎氏藏書處，可知在《經籍訪古志》此段文字撰寫時[5]，宮內廳本尚存於松崎氏家中。而昭和六年（1931）出版的《宮內省圖書寮御藏版》已著錄該本[6]，則此本流入宮內廳書陵部的時間當在1855至1931年間。

4.《南華真經註疏解經》不分卷，日本室町時期抄本，藏於日本足利學校（以下簡稱「足利本」）。足利本中《大宗師》至《在宥》、《天道》至《達生》十三篇已散佚。

足利本半葉九行，行二十字不等，注文雙行同。卷首鈐「足利學校」印鑒。足利本書後有日本文化十三年（1816）閏八月，時任御書物奉行的近藤守重跋語，云「學校所藏‘莊子註疏’，系足利中葉古抄本」，又雲「今以此古抄本使市野俊卿對校印本」。而近藤氏跋語之前則有市野光彥（字俊卿）撰於當年七月的跋語，詳記此次校理始末：

今茲丙子夏（引者按：即文化十三年）正齋近藤君借足利學藏本，命僕校之，闕文訛字一一補正，則此書殆可讀誦也……僕已喜得此本，遂取印本而補其缺，為函納之以還之，庶幾傳之乎永葆而不朽矣。

5.《南華真經註疏》不分卷，日本室町時期抄本，藏於日本慶應義塾大學（以下簡稱「慶應義塾本」）。

慶應義塾本半葉十行，行二十四字不等，注文雙行同。書內鈐有「有不為齋」「殘花書屋」「賓南」「慶應義塾圖書館藏」印鑒，可知該本曾經伊藤介夫（有不為齋，1833-1912）、戶川安宅（殘花書屋，1855-1924）、戶川浜雄（賓南，生卒年不詳，戶川安宅之子）遞藏。

6.《南華真經註疏解經》不分卷，日本萬治四年（1661）中野小左衛門刻本（以下簡稱「中野本」）。核對足利本膠卷書影[7]，市野光彥用以補配足利本的「印本」正是中野本。

中野本無欄線，半葉八行，行二十一字，注文雙行同。上欄外有天頭，刻有摘錄自林希逸《莊子鬳齋口義》、陸德明《莊子音義》等書的參考資料。

傳世各部中野本的「奧付」（書籍版本記錄）內容並不相同，可分為兩種。一種「奧付」題「萬治四辛丑曆仲春吉日中野小左衛門板行」，另一種題「萬治四辛丑曆仲春吉日中野宗左衛門板行」。而在日本元祿八年（1695）和刻本《太上感應篇》的奧付中[8]，「中野小左衛門」與「中野宗左衛門」二名並署，據此情況推測，「小左衛門」與「宗左衛門」當為同一書坊中之兩人。署「小左衛門」與「宗左衛門」的《南華真經註疏解經》除「奧付」處名氏有異之外，其餘各處版片全同[9]，故而統稱「中野本」，不再做區分。

（三）道藏本及其衍生本

7.《南華真經註疏》三十五卷，明正統十年（1445）內府刻本，收入《道藏》中（以下簡稱「道藏本」）。道藏本為經折裝，無欄線，行十七字。

道藏本雖分三十五卷，但內容並無顯著增益。正統《道藏》的裝幀形式為經折裝，其校刻者將一冊折本稱為「一卷」，,並在各冊首端重新題寫卷數[10]。道藏本共三十五冊，所謂「三十五卷」之數，即是《道藏》校刻者在以《莊子》三十三篇各裝為一冊的基礎上，因《齊物論》《大宗師》兩篇內容過長，又各拆分為兩冊所致。

道藏本在清代稍有流傳。康熙年間彭定求曾於正統《道藏》、萬曆續《道藏》中挑選部分典籍，輯成《道藏輯要》，可惜不傳。嘉慶間，蔣元庭在彭氏輯本的基礎上又增益數十種明代《道藏》未收之書，仍名《道藏輯要》，至今頗有傳本[11]。《道藏輯要》所收《南華真經》一書兼備注文、疏文，其實即據道藏本刊刻而來。嘉慶間阮元收集175種《四庫全書》未收書進呈嘉慶帝，得御賜「宛委別藏」之名，其中即有「《南華真經註疏》三十五卷」一種，阮元《四庫未收書提要》云：「今依明《道藏》本抄錄，為卷三十五。」[12]是「宛委別藏」所收《南華真經註疏》亦據道藏本抄成。不過，「宛委別藏」中的抄本至遲在民國時期已經不知所蹤，現在仍下落不明[13]。

道藏本在日本亦有傳抄本。島田翰曾藏有一部從道藏本錄出的《莊子註疏》，其《古文舊書考》云：

秘府《道藏》本者，萬曆梵夾本，字大如錢……予所獲則毛利高標就《道藏》本手抄，而間依別本所校改者，其卷二十九以下則佚。蓋秘府《道藏》即高標所舊藏……三十二年（引者按：明治三十二年，1899）孟春，予依秘府《道藏》補抄之，是書復完，亦墨林一佳話也[14]。

正統《道藏》刻成後，於明清兩代陸續印刷，分頒天下宮觀[15]。其後更舶載至日本[16]，日本宮內省及東本願寺皆藏有《道藏》[17]，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亦藏有《道藏》零本。明代《道藏》化身既多，由道藏本衍生出的版本亦稍夥，下文僅以道藏本為代表進行研究。

除《古逸叢書》本外，魏峴本、道藏本雕版於中國，宮內廳本、足利本、慶應義塾本、中野本則問世於日本（下文總舉時稱「日系傳本」）。日系傳本乃根據中國古籍傳抄、傳刻而來，故先討論魏峴本、道藏本。

二、魏峴本系統的成立

前人校勘魏峴本時使用的校本不多，故而得出的結論各有偏側，或認為魏峴本與道藏本關係相近[18]，或認為魏峴本與宮內廳本「無甚異同」[19]。魏峴本與道藏本之間的關係究竟如何？魏峴本與宮內廳本是否果真內容相近？為得出更系統的認識，尚需要依靠匯校得出的異文進行深入分析。

（一）魏峴本與道藏本的同誤

異文傳世《莊子註疏》各版本之間的異文數量較多，但在分布上卻有明顯的差異。現以《逍遙游》篇為例，魏峴本與道藏本之間只有7字異文，而魏峴本與日系傳本、道藏本與日系傳本、日系傳本內部各本之間的異文數量幾乎都在百字以上[20]。

魏峴本與道藏本之間的異文字數遠遠少於其他，可知魏峴本、道藏本在《莊子註疏》傳本中的版本關係相對緊密。而判定二者是否屬於同一版本系統，更需通過同誤異文進行考察。

魏峴本、道藏本同誤而日系傳本不誤的異文不少，在類型上可分為三類。

其一，魏峴本、道藏本脫漏疏文。比如，魏峴本、道藏本於《齊物論》全篇中共脫漏兩段疏文：

1.魏峴本《齊物論》正文「何謂朝三？狙公賦芋曰朝三而暮四」兩句間無疏文，道藏本同，宮內廳本、足利本、慶應義塾本、中野本「何謂朝三」下則有疏文「此假問也」四字。

2.魏峴本《齊物論》正文「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句下無疏文，道藏本同，宮內廳本、足利本、慶應義塾本、中野本則有疏文「夫萬物雖多，道通為一，一既一矣，豈有言哉」十七字(「豈有言哉」慶應義塾本作「理無所言」)。

其二，魏峴本、道藏本存在偶然性的無意錯訛。比如魏峴本、道藏本中的「冥」字時常因字形相近誤作「宜」字，但又並非書中所有的「冥」字皆誤。「冥」字為郭象思想核心所在，王叔岷云「郭之注《莊》，常以‘冥’字會其極」[21]，鐘泰云「《莊》之言冥，猶《老》之言玄」[22]，是故「冥」字於《莊子註疏》全書中的數量較多，今僅以《齊物論》篇為例。《齊物論》註疏中「冥」字凡十六見：

再舉一例其他篇中的類似異文作為參驗：魏峴本《逍遙游》疏「宜於水火則不溺不熱」，道藏本同，宮內廳本、足利本、慶應義塾本、中野本「宜」作「冥」，是也；而魏峴本《達生》疏「冥於寒暑，故不能災」，諸本則均無異文。

「冥」字誤作「宜」，是古書常見訛字之例[23]，而在《齊物論》註疏中，魏峴本、道藏本凡誤刻作「宜」字者，則二者必同誤。這樣的無意訛誤難以不謀而合，生動地說明魏峴本、道藏本的內容具有極高的同源性。

其三，魏峴本、道藏本存在相同的臆改致誤。《齊物論》正文「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下，諸校本之間的疏文頗有差別，從文字相同的角度可將其分為兩組：

魏峴本、道藏本疏文將「舌」歸於「九竅」之一，且總釋「六藏」與單釋「藏」字的意旨又不相合，讀來甚為費解。考《黃帝內經•素問•金匱真言論》所云「肝、心、脾、肺、腎，五藏皆為陰；膽、胃、大腸、小腸、膀胱、三焦，六府皆為陽」[24]，正與日系傳本的疏文相合，故知當以日系傳本為是。魏峴本、道藏本鼻字下臆增舌字，「謂六腑」之謂誤作藏，而「膽𦝩」之𦝩又臆改作謂。

根據魏峴本、道藏本之間的同誤異文，可知二者的文本在《莊子註疏》的傳本中屬於同一版本系統，而通過其他類型的異文，則能進一步研究魏峴本與道藏本在文本上的先後關係。

（二）魏峴本與道藏本的文本關係

因版本缺環的存在，魏峴本與道藏本是否存在直接的版本繼承關係頗難確定。魏峴本書後刻有魏峴跋文，雲「長落宦海，書失之久，楚游，復得於士友，開卷瞭然，如見故人，亟鋟諸梓以廣其傳雲。彊圉大淵獻（1227）中和節壽春魏峴」，是知魏峴本實據舊本翻刻而來，但此舊本的淵源又是如何，則無法稽考。正統《道藏》所收道書或出自元刊殘藏[25]，或別有源頭[26]，道藏本既無序跋，則其所據祖本亦難追索。但是通過分析魏峴本與道藏本之間的特殊異文，卻能夠繞開版本缺環的干擾，考察二者在文本上的關係。

魏峴本中存在若干處墨丁，散布於全書之中，具體位置如下表（同葉存在多處墨丁者，則重出序號以作提示）：

道藏本全書不見墨丁。但魏峴本有墨丁而道藏本對應位置存在文字者只有三十六處（上表中其序號以方括號標識），其餘64處道藏本並無任何與墨丁對應的文字（其序號以圓括號標識）。道藏本缺少魏峴本墨丁處的文字，時常造成訛誤：

NO.60魏峴本疏文：「不知而知████████故不知而後知，此是真知」道藏本作「不知而知，故不知而後知，此是真知」。宮內廳本、慶應義塾本、中野本墨丁處作「知而不知，非知而知者」，足利本墨丁處作「知而不知，非知而知」。道藏本因脫漏相關內容，「故」字無著，文意令人困惑，據日系傳本填補魏峴本墨丁處闕文後，此句疏文方可讀通。

NO.65魏峴本注文：「況體其███性也。」道藏本作「況體其性也」。宮內廳本、足利本、中野本墨丁處作「體有其」，慶應義塾本作「體用其」（誤）。宋代所刻單注本《莊子》存世者凡三種[27]，皆作「況體其體，有其性也」，與日系傳本相同。

NO.73魏峴本疏文：「昔殷湯自翦████是也。」道藏本作「昔殷湯自翦是也」。宮內廳本、足利本、慶應義塾本、中野本墨丁處作「千里來霖」，此事見《呂氏春秋•順民》，「湯以身禱於桑林」，「翦其發，𨟖其手，用祈福於上帝，民乃甚說，雨乃大至」[28]。

NO.96魏峴本疏文：「觀察古昔全德之人猶█能備兩儀之亭毒。」道藏本作「觀察古昔全德之人猶能備兩儀之亭毒」。宮內廳本、足利本、慶應義塾本、中野本墨丁處作「鮮」，《天下》篇此處正文為「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知日系傳本作「鮮」是也。魏峴本文句雖然被墨丁隔斷，但因有墨丁存在，尚能保留疏文的部分面貌，可為讀者提供按圖索驥的機會。而道藏本不但文字脫漏，且別無任何標識，離文本原貌愈遠。由此推溯，則知道藏本的文本正由魏峴本文本衍生而來，魏峴本文本出現墨丁處，道藏本無法回補者，便刪去了事，因此導致相關字句由闕文演變成訛誤。

魏峴本道藏本

上述判斷可於NO.90墨丁處得到旁證。《漁父》「非其事而事之，謂之總」，日系傳本下有16字疏文：「總，濫也。非是己事而強知之，謂之叨濫也。」魏峴本對應處的疏文僅剩「謂之」「也」三字，其餘皆為墨丁。但依據行款推算，魏峴本此處疏文亦當為16字。是知日系傳本當接近疏文原貌，而魏峴本的狀態則反映疏文在流傳時文字已有殘脫。道藏本在對應墨丁處自注「原本闕」三字，又與魏峴本一樣將「謂之」二字提至句首，是知道藏本所據「原本」必定存在與魏峴本狀況相同的闕文。

上舉校例皆就魏峴本有墨丁而道藏本對應位置無文字者而言。在魏峴本為墨丁而道藏本存在文字的36條中，雖確有道藏本與日系傳本內容一致者，但道藏本與日系傳本存在異文者仍有十條(NO.6、NO.7、NO.8、NO.17、NO.19、NO.24、NO.31、NO.36、NO.66、NO.80),其中頗有日系傳本近真而道藏本則出於人為臆改者，仍可證道藏本晚出，現舉兩例：

NO.6魏峴本疏文：「夫人之生也，各有素分。形之妍醜、命之修短，█及貧富貴賤、愚智窮通，一豪已上無非命也。」道藏本墨丁處作「奚」，宮內廳本、慶應義塾本、中野本墨丁處無內容（足利本此篇不存）。道藏本之「奚」字與文意不合。

NO.80魏峴本疏文：「夫真理玄妙，絕於言知。若以言詮辯，運知思慮█，適可極於有物而已，未能造於玄玄之境。」道藏本「運知思慮█，適可極於有物而已」作「運知思想，道可極於有物而已」，宮內廳本、足利本、中野本「運知思慮█，適可極於有物而已」作「運知思慮，但極於有物而已」，慶應義塾本「運知思慮█，適可極於有物而已」作「運知思慮羞，適但極於有物而已」。道藏本追改之粗疏，一望可知。

因為道藏本的文本經過校改，故而現已無法直接判斷道藏本是否乃以魏峴本實物為底本刊刻而成。但就魏峴本中的墨丁引起道藏本產生脫文，以及道藏本對魏峴本墨丁進行臆改的現象，仍可知道藏本的文本是以魏峴本文本為基礎衍生出的結果。

三、日系傳本的文本特徵

日本博士家在寫本時代已有傳抄中國古籍的行為，淵源自寫本時代的家傳抄本在後世又受到刻本時代內容的影響[29]。這種參合兩個時代文本而新製作出的抄本，既迥異於禹域寫本時代的文本特徵，又不全同於禹域刻本時代的內容信息。這樣的抄本在後世又經傳抄、傳刻，於是此類文本特點便在日人製作的古書中廣泛流布，故而日本傳抄、傳刻的漢籍，其內容往往自成一系，內部具有一定的文本共性。同時，在日本傳承的禹域古籍，因其流傳模式在長時間內都以抄寫為主，故而每部抄本在被製作時又會產生與抄寫人有關的個性化特點。

這種兼具共性與個性的文本特徵，是否亦出現於《莊子註疏》的日系傳本中，需要依靠異文進行分析。

（一）各本的共性

文本判斷日系傳本的文本是否具有區別於魏峴本系統的共性，首先應以同誤異文為依據。日系傳本同誤異文的數量較魏峴本系統為少，《逍遙游》篇校得兩例，《齊物論》《外物》篇則各校得一例：

1.魏峴本《逍遙游》疏：「且大鵬摶風九萬，小鳥決起榆枋。」道藏本同，宮內廳本、足利本、慶應義塾本、中野本「大」誤作「夫」。

2.魏峴本《逍遙游》疏：「亦如榮華本猶滯著，富貴起自驕矜。」道藏本同，宮內廳本、足利本、慶應義塾本、中野本「如」誤作「須」。

3.魏峴本《齊物論》疏：「緩、翟二人，親則兄弟。」道藏本同，宮內廳本、足利本、慶應義塾本、中野本「二人」誤作「一」。

4.魏峴本《外物》疏：「姓申徒名狄，姓紀名佗，並隱者。」道藏本同，宮內廳本、足利本、慶應義塾本、中野本「並隱者」誤置「狄」字下。

日系傳本的文本共性，其次體現在羼入旁記字上。日系傳本《逍遙游》篇中有兩段文本：

文段一：【正文】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注文】非冥海不足以運其身，非九萬里不足以負其翼。此豈好奇哉？直以大物必自生於大處，大處亦必自生此大物；小物必自生於小處，小處亦必生彼小物；理固自然。【疏文】即此鵬鳥，其形重大，若不海中運轉，無以自致高昇，皆不得不然，非樂然也。

文段二：【正文】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注文】夫能令天下治，不治天下者也；故能令萬事理，不理萬事者也。故堯以不治治之，非治之而治者也。【疏文】（前略）郭注察無待之心，更致「不治」之說。

魏峴本、道藏本無以上文段中加下划線的28個字。而宋刻單注本《莊子》亦皆無此28字注文。且成玄英疏文在對應處並未疏解「小物」「理萬事」之詞，是成玄英所見本似亦無此28字。細繹注文意旨，日系傳本增多的28字注文實無任何發明，當為將後人旁記字句闌入注文所形成的衍文。

除異文外，在疏文出現的位置日系傳本也偶見與其餘諸本不同之處，可作為上述觀點的旁證。魏峴本《達生》篇云：

【正文】有孫休者，【疏文】姓孫名休，魯人也。【正文】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修……天哉，休惡遇此命也？【疏文】踵，頻也。詫，告也、嘆也。不能述道而怨迍邅，頻來至門而嘆也。姓扁名子慶，魯之賢人，孫休之師也……

道藏本同。但宮內廳本、慶應義塾本、中野本卻將加下划線的兩段疏文合併置於正文「踵門而詫」的「詫」字之下(足利本此卷不存)。雖然兩種放置疏文的方式皆無損文意，但這一現象仍足見日系傳本的疏文位置也有迥異於魏峴本系統的共性。

以日系傳本內部的同誤異文為據，結合四通日系傳本誤增同一種旁記信息、歸總同一段疏文的現象，可知日系傳本確有共同的文本源頭。

（二）各本的個性異文

日系傳本內部也存在不少異文，其中絕大多數是其中一種有別於其他三種的個性化異文。整體而言，宮內廳本、足利本抄寫質量較好，慶應義塾本、中野本的無意錯訛數量較多，慶應義塾本甚至頻見竄句脫文現象，可讀性最差。但若具體到微觀的字句異文上，四種日系傳本的個性化異文實各有優長。

有宮內廳本獨是者：魏峴本《讓王》疏文「欲召之為相，故遣使人賫持幣帛，先通其意」,道藏本、足利本、中野本、慶應義塾本同；宮內廳本「使」下更有「使」字。正文「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帛先焉」,則疏文凡作「遣使人」者，皆不辭。宮內廳本「遣使」屬上讀，「使人」屬下讀，與正文意合。

有足利本獨是者：魏峴本《外物》疏文「蹄，兔罝也，亦兔彊也」,道藏本、宮內廳本、中野本同；足利本「彊」作「弶」,慶應義塾本「彊」字處空格。陸德明《莊子釋文》出「蹄」字，雲：「兔罝也，又雲兔弶也。」[30]《集韻》引《字林》「弶，以弓罝鳥獸」[31]。則知足利本是。

有慶應義塾本獨是者：魏峴本《外物》疏文「妻曰，受人有者，必為人角制，而之不能為人制」,道藏本同；宮內廳本作「妻曰，受人祿者，必為人用制，而之不能為人制」,足利本作「妻曰，受人祿者，必為人用制，今妻不能為人制」,中野本作「妻曰，妾聞受人祿者，必為人用制，而之不能為人制」,以上諸本皆不辭。慶應義塾本作「妻曰，妾聞受人祿，必為人所制之，妾今不能為人制之」,文意顯豁。

有中野本獨是者：魏峴本《說劍》疏文「試陳劍士，使考教使斷，以定勝劣」,道藏本同；宮內廳本作「試陳劍士，使教決斷，以定勝劣」,足利本作「試陳劍士，使考校決斷，定勝劣」,慶應義塾本作「試陳劍士，使考校決斷，以定勝劣」,以上諸本皆不辭。中野本作「試陳劍士，使劍決斷，以定勝劣」,與正文「今日試使士敦劍」相合。

四種日系傳本皆存在獨是的異文，說明四者之間並不存在直接抄寫關係。慶應義塾本、中野本的個性化異文較多，利用相關異文，更能對二本的文本來源單獨進行深入分析。

1.慶應義塾本與魏峴本系統的親緣關係

在四種日系傳本中，慶應義塾本的個性異文最多。以《外物》篇為例，在四種日系傳本內部，宮內廳本共有6字個性異文，足利本15字，中野本32字，而慶應義塾本個性異文的數量極為突出，達109字。在慶應義塾本109字個性異文中，又有55字與魏峴本系統相同，其中甚至有7字是與魏峴本系統同誤的（並附三例與魏峴本同不誤者）：

上述7例慶應義塾本與魏峴本系統同誤的異文，均為形近產生的無意錯訛。而宮內廳本、足利本、中野本在《外物》篇中總共有三處同誤異文（附1-3），慶應義塾本卻皆不誤。結合慶應義塾本個性異文近半與魏峴本同的現象，可知慶應義塾本的內容應是以魏峴本系統文本為基礎，並參酌與其餘三種日系傳本同源的文本形成的。繼續推溯，則又有二端可以表出：

其一，慶應義塾本所利用的魏峴本系統文本，應與道藏本相近。慶應義塾本題「南華真經註疏」,與道藏本同；而其餘三種日系傳本皆題「南華真經註疏解經」。就異文而言，亦能發現少量同誤異文，可以說明慶應義塾本與道藏本的密切關係：

①魏峴本《外物》疏文「則天地大絯」，宮內廳本、足利本、中野本同，道藏本、慶應義塾本「絯」誤作「絃」。

②魏峴本《庚桑楚》疏文（墨丁表NO.37）「自彼兩忘，視人若己，不█人者己外，何辭謝之有乎」，宮內廳本、足利本、中野本墨丁處作「亢」，道藏本、慶應義塾本墨丁處誤作「允」。按《應帝王》正文「而以道與世亢」，疏文：「汝用文言之道而與世間亢對。」則知宮內廳本、足利本、中野本墨丁處作「亢人」者是也。

其二，其餘三種日系傳本與魏峴本系統的關係，皆不如慶應義塾本之密切。在《外物》篇中，宮內廳本的個性化異文僅有1字與魏峴本系統相同，魏峴本《外物》疏文「東方作，謂天曙日先起」,道藏本、宮內廳本同；足利本、慶應義塾本、中野本「先」作「光」,是也。此例同誤異文說明宮內廳本與魏峴本系統也有一些淵源，但就數量及佔比而言(宮內廳本1/6,慶應義塾本55/109),宮內廳本與魏峴本系統的親近程度要遠遜於慶應義塾本。

中野本《外物》篇的個性異文亦有一字與魏峴本系統相同，魏峴本《外物》疏文「誸，急也」，道藏本、中野本同，宮內廳本、足利本、中野本「誸」作「弦」。不過，此句疏文所釋正文作「誸」（諸本無異文），頗疑中野本與魏峴本系統皆照本改字，因此不謀而合。

而足利本《外物》篇的個性異文則完全沒有與魏峴本系統相同者。

2.中野本源出抄本補證

中野本是典型的江戶刻本，但在早於江戶刻本之前的五山版刻本中，日本人就有根據本土流傳的舊抄本雕版出書的習慣[32]。楊守敬在《日本訪書志》中說：「日本萬治間書坊有刊本（引者按：即中野本），分為三十三卷，其中多俗訛字，蓋從古抄本出。」[33]如何由俗訛字認定中野本出自舊抄本，楊氏並未詳談，今予以補說。

中野家族為日本京都地區自產自銷的書商之一，傳承有年。中野家族開辦的書肆刻有不少醫書、佛道經典、俗文學書籍。中野小左衛門的兄長中野市右衛門，更被稱為京都書肆之祖[34]。日本書肆刻書因限於學識，往往誤翻抄本常用俗字以致訛誤。此類異文可用以推想中野本的文本來源，此殆即楊氏所謂「俗訛字」。此類文本甚多，略舉兩例以揭示現象：

①魏峴本《逍遙游》注：「理有至分，物有定極，各足稱事，其濟一也。」宮內廳本、足利本、道藏本、輯要本、《古逸叢書》本同，中野本「事」誤作「受」。

②魏峴本《逍遙游》疏：「菌則朝生暮死，蟬則夏長秋殂。」宮內廳本、道藏本、輯要本、《古逸叢書》本同，足利本「長」作「生」，「殂」作「死」，中野本「夏」誤作「復」。

補綴例① 補綴例② 補綴例③

「事」字時有因受小篆字形影響而手書作「叓」者，宮內廳本、足利本「事」字即多寫作「叓」，中野本蓋將其底本的「叓」字形誤認作「受」而致誤。「夏」字亦有寫作「

」字形的情況存在，宮內廳本、足利本即寫作「

」，中野本也當因形近而將底本「

」字誤刻作「復」。

再舉楊氏未敘及的一種異文作為旁證。在製作寫抄本時，抄手因不仔細而於行間漏抄的文字，發覺後則或將脫字補於當行之末，或綴在注文之尾[35]。而作為刻本的中野本，卻正有此種寫抄本的書寫特徵：

①魏峴本《逍遙游》注文：「言鵬不知道里之遠近，趣足以自勝而逝。」道藏本、宮內廳本、足利本同，中野本「里」下脫「之」字，「逝」字下有「之」字（「逝」字位於此段注文之末）。

②魏峴本《逍遙游》疏文：「而呼鵬為蟲者，《大戴禮》雲‘東方麟蟲，三百六十，應龍為其長’。」道藏本、宮內廳本、足利本同，中野本「蟲」下脫「者」字，「三百」下有「有」字（「蟲」「有」二字同處一行，「有」字在此行行末，「有」當為「者」訛字）。

③魏峴本《逍遙游》疏文：「莊子許其所問，故雲‘是已’。」道藏本、足利本同，宮內廳本「已」作「也」，中野本「許」下脫「所」字，「已」下有「所所也」三字（「已」字位於此段疏文之末）。以上諸例均可見中野本照本湊刀時之機械，也可側面說明中野本忠實於底本，其文本能保存日人舊抄本之彷彿。

四、《古逸叢書》本校議

《莊子註疏》的傳本可根據文本的相似性劃分為魏峴本系統與日系傳本兩類，以此為基礎便可對最晚出但卻最為通行的《古逸叢書》本進行研究。《古逸叢書》本題「覆宋本莊子註疏」，所「覆」宋本即為魏峴本，但近年來學者已經陸續指出《古逸叢書》本並未忠實地覆刻魏峴本。

長澤規矩也是較早關注此問題的學者，長澤氏曾列舉九條校記，用以證明《古逸叢書》本與魏峴本的內容有異[36]。隨後馬月華、方勇兩位先生也提出《古逸叢書》本並非原樣覆刻魏峴本[37]。然而學界目前對於《古逸叢書》本「覆刻」部分的校改方法與水平尚未及探討。而鑒於《古逸叢書》本在近現代以來《莊子》學術史上的重要地位，新刻部分的文本來源問題亦值得深入考察。

（一）《古逸叢書》本「覆刻」部分的校改方法

魏峴本書後有楊守敬跋語：「黎公乃從旗山借此本，以西洋法影寫而刻之，其所缺之卷即據坊刻本集宋本之字以成之……道藏、坊刻（引者按：即中野本）互有短長，宋本（引者按：即魏峴本）亦多訛字，余據三本，擇善而從，庶乎可讀矣。」楊守敬言「余據三本，擇善而從」，可知他曾以中野本、道藏本校過魏峴本。《古逸叢書》本中確有相關異文可證實楊氏此言：

1.魏峴本《逍遙游》疏文「未能無所不乘，故不可一時用也」，道藏本同，宮內廳本、足利本、中野本、《古逸叢書》本「用」作「周」，慶應義塾本「用也」作「周」。

2.魏峴本《逍遙游》疏文「四生雜沓，萬類參差」，道藏本、足利本、慶應義塾本同，宮內廳本、中野本、《古逸叢書》本「類」作「物」。

3.魏峴本《山木》疏文（墨丁表NO.17）「既█無終與始，則無死與生」道藏本、《古逸叢書》本墨丁處作「其」，宮內廳本、足利本、慶應義塾本、中野本墨丁處作「天」。

4.魏峴本《山木》疏文（墨丁表NO.19）「何往而不█愛重哉」，道藏本、《古逸叢書》本墨丁處作「得」，宮內廳本、足利本、中野本墨丁處作「迎」，慶應義塾本墨丁處作「逆」。

從前兩例異文可知，《古逸叢書》本曾依據中野本校改魏峴本的。而從後兩例《古逸叢書》本補刻魏峴本墨丁的現象可知，《古逸叢書》本在刊刻時還以道藏本為參考。《古逸叢書》本的校改已經使得本屬於魏峴本系統的文本受到日系傳本的影響，但更為嚴重的是，《古逸叢書》本還時常捏合兩類文本，試圖改造舊說：

1.魏峴本《逍遙游》疏文「大言不合於理耳」，道藏本同，宮內廳本、足利本、慶應義塾本、中野本「合」作「入」，「理」作「里」，《古逸叢書》本「理」作「里」。

2.魏峴本《齊物論》疏文「麋鹿更相撓，泥鰍與魚遊戲」，道藏本同，宮內廳本、足利本、慶應義塾本、中野本「撓」作「交接」，《古逸叢書》本「撓」作「接」。

上述校改雖出臆斷，但畢竟尚能保留部分版本依據。更有甚者，《古逸叢書》本還存在並無其他版本依據的異文：魏峴本《逍遙游》疏文「浮風不崇高，大翼無由凌漢，是以小鳥半朝決起，槍榆之上」，道藏本、宮內廳本、足利本、慶應義塾本、中野本同，《古逸叢書》本「漢是」作「霄漢」。《古逸叢書》本蓋據下段疏文「上負青天，下乘風脊，一凌霄漢，六月方止」一句而改底本。足見楊守敬的「校勘」不但在魏峴本、中野本、道藏本三者間進行「擇善而從」，更根據版本異文及上下文新造文本。這已經不能算是嚴格意義上「校是非」的「校勘」，而是一種「考證」。

而楊守敬的「考證」成果，難稱一定不易。在上舉校例中，魏峴本系統之「大言不合於理」，日系傳本系統之「大言不入於里」，本來義可兩通而不必遽改[38]。但《古逸叢書》本卻於兩類文本中各取一字，新造為「合里」。《古逸叢書》本號稱「覆宋」，至少應當在魏峴本篇卷完整的部分保存其面貌，但實際上卻因融入楊守敬的主觀學術成果，致使《古逸叢書》本的面貌已失魏峴本之真。

（二）《古逸叢書》本新刻部分的文本來源

魏峴本在《古逸叢書》刊刻時，卷三至卷六已經不存，卷二的部分葉面也已經散佚。黎庶昌因故在《古逸叢書•敘目》中表示，針對魏峴本已散亡的葉面，《古逸叢書》本將以中野本為依據，仿照魏峴本的字體雕刻上版，來補足全帙。楊守敬在魏峴本的跋語中評價此事云：

（黎庶昌）乃謀之旗山，欲得其本上梓。旗山則以為先世手澤所留，雖千金不售。夫以五六冊殘書雲「千金不售」，可謂至奇；而其堅守先業，亦可謂至篤。黎公乃從旗山借此本，以西洋法影寫而刻之，其所缺之卷，則據坊刻本集宋本之字以成之。夫以西法影照刻書，前世未聞；而集字成書，尤為異想。此與新見氏抱殘篇如拱璧者，可稱雙絕。

楊守敬雖對黎庶昌仿魏峴本字體的新刻之舉暗自表達不滿，但黎庶昌以中野本作為新刻部分的文本依據之說在楊守敬處亦得以印證。然而《古逸叢書》本在「覆刻」時除中野本外，還參考過道藏本的文本，這一舉動是否延續至新刻部分？回答此問題，更需以異文為據。

以《古逸叢書》本新造的《馬蹄》篇為例。其中《古逸叢書》本與中野本同而與道藏本不同的異文共有19條，今舉兩例：

1.《古逸叢書》本「工匠以犧樽之器，殘淳樸之本」，中野本同，道藏本「本」作「木」。

2.《古逸叢書》本「怒則分背而踶蹈」，中野本同，道藏本「蹈」作「踏」。

然而，《古逸叢書》本與道藏本同而與中野本不同者則有35例，今亦舉兩例：

1.《古逸叢書》本「莫往莫來，橋於是乎廢」，道藏本同，中野本「乎廢」作「廢乎」。

2.《古逸叢書》本「情苟不散，安用和心；性苟不離，何勞檢跡。是知和心、檢跡由乎道喪也」，道藏本同，中野本「和心」作「義和」

可見除中野本外，道藏本也是《古逸叢書》本新刻部分的文本來源之一。甚至就《馬蹄》篇而言，道藏本才是主要的文本依據。黎庶昌與楊守敬著重強調《古逸叢書》本在新刻部分中對中野本的利用，淡化道藏本的存在，是不負責任的。

《馬蹄》篇中還有三條異文，《古逸叢書》本與諸校本皆不同，當為《古逸叢書》本校改，今條舉如下：

1.《古逸叢書》本「夫殉物邪僻為小人，履道方正為君子」，道藏本、宮內廳本、慶應義塾本、中野本「殉」作「徇」。

2.《古逸叢書》本「踶跂恃裁非之義，蹩躠誇偏愛之仁█，澶漫貴奢淫之樂，摘僻尚浮華之禮。」道藏本、宮內廳本、慶應義塾本、中野本墨丁處作「為」。

3.《古逸叢書》本「枙，義馬頸木也」，道藏本、宮內廳本、慶應義塾本、中野本「義」作「又」。

《古逸叢書》本在《馬蹄》篇中的校改成果仍不盡善。以第三條為例，劉熙《釋名•釋車》雲：「槅，扼也，所以扼牛頭也。馬曰鳥啄，下向，又馬頸，似鳥開口向下啄物時也。」[39]陸德明《莊子音義》出「衡扼」，亦雲：「扼，又馬頸者也。」[40]是成疏之作「又馬頸」，淵源有自。《古逸叢書》本改作「義」，致使疏文傳承古本舊文的現象湮滅不存。

總之，《古逸叢書》本無論是「覆刻」還是新刻，本質上都是捏合魏峴本系統，與在日系傳中內容質量不高的中野本，所新創的一部《莊子註疏》讀本。《古逸叢書》本可讀性雖然高於以往的《莊子註疏》版本，但是其中有些文本體現的思想已經不能歸屬於《莊子》正文、注文和疏文的原作者。就學理而言，《古逸叢書》本校改的新結論更不乏可再商之處。《古逸叢書》本不但沒有撰寫考證、校記，甚至在題「覆宋」之後又對校改所據版本與校改方法再三諱之，使得後人時常將此新出的讀本當作古本看待，將《古逸叢書》本自創的內容當作古說加以徵引[41]。

五、結語

雕版於南宋的魏峴本是合編《莊子》正文、郭象注文、成玄英疏文而成的《莊子註疏》存世的最早刻本，其中偶見留待後世補苴的墨丁。根據魏峴本、道藏本存在大量同誤異文的現象，結合道藏本因徑直刪去魏峴本墨丁而致誤的內容，可知道藏本的文本正是由魏峴本的文本衍生而來。

宮內廳本、足利本、慶應義塾本、中野本四種日系傳本的內容既有共性又存在個性，符合日本舊抄本的文獻特徵。就共性而言，日系傳本的同誤異文多為無意錯訛，且數量不多，內容質量較魏峴本系統為高。就個性而言，日系傳本各有優長，之間不存在直接的傳抄關係，慶應義塾本與魏峴本系統的關係較為密切，中野本雖為江戶刻本，但源出另一部日本舊抄本，文字多存抄本舊貌。

黎庶昌宣稱《古逸叢書》本是以魏峴本為底本進行「覆刻」，魏峴本殘缺的內容則取自中野本新刻補全。但實際上，覆刻、新刻部分皆有源出道藏本、中野本的內容，並且還有相當數量的臆改。《古逸叢書》本的可讀性較好，但有些論述已非古人之意。

後記

本文自2021年11月撰成初稿以來，曾受到諸多師友的指導，在此向他們表達深深地謝意。豐子翔，2023年10月3日

注釋

[1]如被梁啓超、胡適等認可的郭慶藩《莊子集釋》(梁啓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商務印書館，2016年，第283頁。胡適:《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讀書雜誌》1923年第7期),所引成疏的來源即為《古逸叢書》本(王孝魚:《點校後記》，郭慶藩:《莊子集釋》，中華書局，2012年，第1110頁)。中華書局《道教典籍叢刊》所收點校本《南華真經註疏》是目前最為通行的《莊子註疏》整理本,其底本亦為《古逸叢書》本。

[2]蔣鵬翔:《〈易程傳〉的〈古逸叢書〉本與元至正本的關係》,《蘭州學刊》2010年第6期,第197-200頁。馬月華:《〈古逸叢書〉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129-189頁。王天然:《〈古逸叢書〉本〈穀梁〉的存真與失真》,《中國出版史研究》2021年第3期，第156-164頁。

[3]據筆者所見，馬鴻雁先生於博論《郭象〈莊子注〉版本研究》中曾對魏峴本和道藏本有過論述。楊守敬、市野光彥、澀江全善、島田翰、長澤規矩也、蔣門馬等人對不同《莊子註疏》的版本亦有解題式的研究，以下皆隨文徵引。

[4]黃華珍：《莊子音義研究》，中華書局，1999年，第26-29頁。

[5]《經籍訪古志》自1855年初稿本成書至光緒十一年(1885)徐承祖排印本問世之間,遞有增益(參見杜澤遜、班龍門:《〈經籍訪古志〉淺說》，《藏書家》第18輯,齊魯書社,2014年,第109-117頁)。其初稿本不著錄宮內廳本，而光緒排印本著錄，則《經籍訪古志》著錄宮內廳本的文字當撰寫於1855年至1885年之間。

[6]宮內省圖書寮編：《宮內省圖書寮御藏版》，文求堂書店，1931年，葉八十。

[7]在以下網頁可見:http://www.homeinmists.com/ZhuangZi246.rar。

[8]圖片採自：https://sanmitu.com/products/detail/6330（日本三密堂書店所售書之書影）。

[9]對比時依據日本早稻田大學公佈的兩種中野本影相。奧付題「小左衛門」者的書號為「イ17-02074-1-11」，奧付題「宗左衛門」者的書號為「ロ13-00062-1-13」。

[10]詳參欒調甫研究道藏本《墨子》時的說法(欒調甫:《墨子要略》,《墨子研究論文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01頁)。

[11]趙宗誠：《〈道藏輯要〉的編纂與增補》，《開拓者的足跡卿希泰先生八十壽辰紀念文集》，巴蜀書社，2010年，第62-68頁。

[12]阮元：《揅經室外集》卷一，《揅經室集》，中華書局，1993年，第1209頁。

[13]袁同禮：《宛委別藏現存書目》，《北大圖書部月刊》1930年第2卷，第51頁。（臺灣）商務印書館於1981年影印全套宛委別藏，其中亦無《南華真經註疏》一種。

[14]島田翰：《古文舊書考》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144頁。

[15]尹翠琪：《傳世明〈道藏〉印本的收藏與現狀》，《全真道研究》，齊魯書社，2018年，第148-161頁。

[16]黃手裕：《宮內廳書陵部所藏〈道藏〉的由來》，《漢籍與漢學》2018年總第2輯，第1-21頁。

[17]陳國符：《道藏源流考(新修訂版)》，中華書局,2014年，第164頁。

[18]澀江全善、森立之：《經籍訪古志》卷五，北京圖書館出版社據清光緒十一年徐承祖聚珍排印本影印，2003年，第340頁；蔣門馬：《莊子匯校考訂》，巴蜀書社，2019年，第284頁。

[19]島田翰：《古文舊書考》卷一，第143-144頁。

[20]各本中唯宮內廳本與足利本之間的異文稍少，但亦有88字，其餘各本之間的異文皆在百字以上。

[21]王叔岷：《郭象莊子注校記》，台灣商務印書館，1993年，「自序」第1頁。

[22]鐘泰:《莊子發微》，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第5頁。

[23]曾良：《俗字及古籍文字通例研究》，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6年，第139頁。

[24]郭靄春：《黃帝內經素問校注》，人民衛生出版社，2013年，第45頁。

[25]陳國符：《道藏源流考》，第143頁。

[26]近年來因元刻《玄都寶藏》殘葉的陸續發現，學界逐漸認識到正統《道藏》所收道書絕非全然來自元代所刻道藏。如韓吉紹先生校過元刻《玄都寶藏》所收《雲笈七簽》殘葉後，認為正統《道藏》所收《雲笈七簽》並不出自元刻《玄都寶藏》（參見韓吉紹：《〈雲笈七簽〉版本源流考》，《文史》2021年第4輯，第164頁）。

[27]國家圖書館藏海源閣舊藏《南華真經》十卷（《中華再造善本》影印），國家圖書館藏涵芬樓舊藏《南華真經》十卷（《四部叢刊》影印），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藏黑水城所出《南華真經》十卷（《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藏黑水城文獻》影印）。

[28]許維遹：《呂氏春秋集釋》卷九，中華書局，2009年，第200-201頁。

[29]以儒家經書為例，則有《周易》(顧永新：《日系古鈔、古活字〈周易〉經注本研究》，《國學研究》2021年總第46卷，第36頁)、《尚書》(趙培；《東洋文庫藏中原康隆抄本〈古文尚書〉之學派歸屬——兼論校勘學中「過渡形態」抄本的使用問題》，《文獻》2023年第3期，第36-41頁)、《論語》《孟子》（高橋智：《日本室町時代古鈔本〈論語集解〉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3、93-94頁）幾種經書的研究成果符合上述觀點。以集部為例，則有《白氏文集》（尤其是金澤文庫本）的研究成果（靜永健：《鐮倉與京都——以日系舊鈔本之文本異同為中心》，《日本古鈔本與五山版漢籍研究論叢》，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6-7頁）可作為參驗。

[30]陸德明撰,黃華珍校:《日藏宋本莊子音義》，影印宋理宗寶慶三年(1227)魏峴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91頁。

[31]丁度:《集韻》卷八，影印南宋初年明州刊本，文物出版社，1993年，葉十八。

[32]劉玉才：《日本古抄本及五山版漢籍對於中國文獻學研究的意義》，《日本古抄本及五山版漢籍研究論叢》，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序言）第3頁。

[33]楊守敬：《日本訪書志》，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05頁。

[34]柏崎順子：《江戶版以前の出版界》，《言語文化》2017年第53期，第36-41頁。

[35]張湧泉：《敦煌寫本文獻學》，甘肅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316-317頁。

[36]長澤規矩也：《古逸叢書の信憑性について》，《長澤規矩也著作集》第一冊，汲古書院，1982年，第500-502頁。

[37]馬月華：《〈古逸叢書〉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139頁；方勇：《莊子纂要》，學苑出版社，2018年，（增訂版前言）第1-2頁。

[38]日系傳本疏文之「入裡」，蓋即化用《天地》篇正文「大聲不入於里」（諸本無異文）一句而來。

[39]任繼昉：《釋名匯校》，齊魯書社，2006年，第417-418頁。任繼昉先生校語雲：「又，盧文弨校作叉。疏證本，吳志忠校本，巾箱本作‘叉’。」據《釋名匯校》前「版本目錄」，「疏證」、吳志忠本、巾箱本皆出盧文弨之後，蓋受盧氏校語影響改作叉。

[40]陸德明撰，黃華珍校：《日藏宋本莊子音義》，第91頁。國圖藏宋刻《經典釋文》「頸」作「顆」，余與魏峴本所附《音義》同；《續古逸叢書》影印涵芬樓舊藏郭注附釋文本《莊子》所載音義亦與魏峴本所附《音義》全同。

[41]《故訓匯纂》「小」字下引成疏「夫殉物邪僻為小人」，蓋就《古逸叢書》本迻錄，見宗福邦主編：《故訓匯纂》（兩卷本），商務印書館，2007年，第1134頁。聞一多先生《莊子章句》於《馬蹄》篇雲：「軛，義馬頸木。」此殆亦就《古逸叢書》本疏文為據而得出的認識，見聞一多：《莊子章句》，《聞一多全集》第9冊，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43頁。

附：《莊子註疏》傳本書影

1.魏峴本

2.《古逸叢書》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