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浙江解進書目》考略
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浙江解進書目》考略
羅毅峰
摘要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現藏清抄本《浙江解進書目》一部，結合《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可以考知，其原本為乾隆四十二年（1777）浙江巡撫三寶編輯的浙籍藏書家進呈圖書清單。三寶編輯該清單是為了給四庫館提供一份核對浙籍藏書家獻書的細目，方便後期整理歸還。再結合《四庫採進書目》《四庫館進呈書籍底簿》等文獻，《浙江解進書目》可以用來核對浙籍藏書家的獻書數量，並訂正各本獻書目錄著錄的圖書題名疏誤。書中另有清末北京書估譚篤生批校，今知中國國家圖書館、南京圖書館藏《乾隆浙江呈進書目》均為譚氏據此抄錄之副本，借以售賣盈利。
進呈書目作為最原始的四庫學文獻之一，在研究中起著相當重要的作用。根據編輯者身份的不同，可以將這部分書目大致分為兩類：一是地方彙集整理獻書時編寫的簡單提要，如《浙江採集遺書總錄》（以下簡稱《浙江總錄》）、《江蘇採輯遺書目錄》等；二是官方依據各地獻書清單編成的匯總目錄，如《各省進呈書目》（以下簡稱《進呈書目》）等。近些年又有學者關注到現藏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的清乾隆間抄本《四庫館進呈書籍底簿》（以下簡稱《進呈底簿》），新材料的出現意味著過往研究可能得到補充與推進，《進呈底簿》也不例外，現已借此釐清了不少獻書相關的問題[1]。而隨著國內外各大圖書館中文古籍編目工作的不斷深入，並借助互聯網便捷的存儲、傳遞方式，使我們有機會發掘更多暫時還未受到學界關注的信息與資料。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所藏的清抄本《浙江解進書目》（以下簡稱《解進書目》）即是其中一例[2]。
《解進書目》一卷，清烏絲欄抄本，凡一冊。半頁十二行，行二十四字，四周單邊，白口，無魚尾。封面墨筆題「乾隆代呈進書目/傳鈔本一冊/光緒乙巳夏王仁俊」，落款處鈐「王仁俊」（半朱半白）方印。此書前後無序跋，卷末有落款時間「乾隆四十二年捌月□日」，正文前有時任浙江巡撫三寶咨文一篇，簡述浙省獻書情形。另，書內有譚篤生批校，又有「湖南」（朱橢圓）、「國粹」（朱長方）、「湖南秘笈」（朱方）、「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白長方）諸印，知此書清末自北京書估譚氏處流出後為日人內藤湖南所得，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又輾轉歸於哈佛燕京學社漢和圖書館[3]，即今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
一、《解進書目》的編者與性質
《解進書目》的編纂，沈津先生在《老蠹魚讀書隨筆》及《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書志》中都認為此書是乾隆四十二年（1777）四庫館所為[4]，然而事實恐非如此。上文提及，《解進書目》正文前有三寶咨文，因關涉編者的考訂，先行移錄如下：
巡撫浙江升授湖廣總督兼兵部尚書世管佐領三□為咨送事：竊照浙江省解進備採遺書四千六百種，內熊前院、王護院任內一百一十六種，本院任內進書四千四百八十四種。內除熊、王任內一百十六種，本院任內一千八百七十五種，均系可備鈔謄，應存留館閣收貯，毋庸領回不開外，余所獻者二千六百九種，理合開造書籍名目冊，聽候貴處清檢給發，以便派員領回，轉發各處。須至冊者，計開……
該文以「咨送」起筆，而文中除稱自己為「本院」外，還有一個稱呼為「貴處」，「計開」後緊接的就是所開書目清單。從書寫格式上看，咨文與清單應屬一體，絕非後來傳抄者所加。清代咨文屬官署之間平行文書，由此我們推測，這份目錄應該是三寶依照「浙江解進備採遺書」編錄後移交四庫館的。接著，我們在纂修檔案中找到了依據。
乾隆四十二年（1777）八月初四，三寶曾上一封《浙江巡撫三寶奏遵旨辦理遺書情形並恭呈遺書清單折》，奏文提及：
……隨即檢查浙江省原進遺書檔冊，共書四千六百種，內前撫臣熊學鵬奏進書五十六種，護撫臣王亶望奏進書五十一種，……至臣任內節次進過書四千四百八十四種，內呈獻者二千六百九種，購進者一千八百七十五種外……
……臣以呈獻、購進兩項均有原單可稽，擬俟四庫全書處行知給領後，再行查辦覆奏，是以未經預為奏明，以致遲緩。茲欽奉諭旨，令即具奏，臣謹將浙江省共進遺書種數，分別開列簡明總單，恭呈御覽。除購進各書應留館閣儲存，毋庸領回外，其應行領回給還各家之書，另造細冊，咨送四庫全書處查核，便於清檢……[5]
將奏文比之《解進書目》咨文，除因奏告清高宗需原委備具，造成內容上一繁一簡外，其統計諸項是完全相同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奏折時間「乾隆四十二年八月初四」與書目落款時間「大清乾隆肆拾貳年捌月□日」也是吻合的。所以，奏折中提到的另適用於「咨送四庫全書處查核」的「細冊」，我們認為就是《解進書目》之原本。據此，《解進書目》的編者應該是三寶而非四庫館。
結合這份奏摺，還可以對該書的性質與編輯原因作出適當分析。奏文提及，「除購進各書應留館閣儲存，毋庸領回外，其應行領回給還各家之書，另造細冊」，這裡提到了四庫館由不同途徑得到的地方圖書，一為「購進各書」，二是「各家之書」。要想解釋這一問題，我們先對遺書來源做一些梳理。
乾隆三十七年（1772）開始徵書時，清高宗就對遺書採進之事交代頗細。頒布的聖旨後被收入《四庫全書總目》卷首，流傳甚廣，內稱：「在坊肆者，或量為給價；家藏者，或官為裝印。其有未經鐫刊，只系鈔本存留，不妨繕錄副本，原書給還。」[6]這是他想到的三種採集途徑，一切都是官方進行操辦，私人藏家只需協助提供書版備印或原本備抄，且用完即行返還，非以侵佔私家藏書為目的，所以又囑負責採集圖書的地方官需「嚴飭所屬，一切善為經理，毋任吏胥借端滋擾」[7]。
從各省反饋的意見來看，一開始基本都照此行事。如乾隆三十七年十二月初二兩江總督高晉奏：
仍覆另發簡明告示，剴切曉諭，俾知刷印繕錄，均屬官為經理，不致費及己貲。又恐珍藏秘本，交官後轉致遺失稽留，並給印票，將所繳之書，令其親填卷數，繕錄已畢，即行照票給還，以杜觀望[8]。
又如乾隆三十八年（1773）正月初八雲南巡撫李湖奏：
如有成書，在坊肆者即給價收買；或家藏鈔本未經刊鐫者，雇人代繕副本，將原書給還；或遺留藏板者，官為飭匠裝印。一切善為經理，毋使借端擾累[9]。
諸如此類，皆為佐證。但浙江的情況則與此稍有不同。
江慶柏先生曾結合《四庫採進書目》（以下簡稱《採進書目》）和《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以下簡稱《檔案》）對浙江省的獻書情況做過詳細分析[10]，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兩份文獻所載遺書操辦情況與三寶在乾隆四十二年八月的奏文中所說的吻合，主要分為兩類：一是巡撫任內購進，一是浙籍藏書家進獻。值得關注的是第二種方式，浙籍藏家從一開始就以家藏古籍原本進獻，而非官方出資印裝或謄錄的，這在乾隆三十八年四月十三日三寶的奏文中有詳細說明：
……茲據鮑士恭、吳玉墀、汪啓淑、孫仰曾、汪汝瑮等呈稱：士恭等生逢盛世……願以私篋所藏，上充秘府，芹曝之獻，實出至誠。謹將書目開呈，伏祈恭進。……再，各家書籍，如本家原有副本，或此有彼無，五家可以通融互鈔者，均願將原書進呈，毋庸再為鈔謄。其一家所藏未經習見者，現在分手錄寫存留，本家亦願將原書恭進……[11]
但清高宗對此似乎頗不以為然，接連兩次通過內府文書通知三寶，需在辦理完成後盡快將原書返還各家[12]。或許是受浙江的影響，其他地方後來也多以原本進獻，開始逐漸偏離清高宗原本的設想[13]。
對于歸還原書一事，清高宗再三降旨申明，可以說是頗費了一些精力的，但仍有個別地方負責官員未能明白其用意，特別是山西巡撫巴延三於乾隆四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所上奏折使其極為惱火[14]。同年六月二十九日，專門責成大學士于敏中諭令山西巡撫巴延三並各省督撫、鹽政：
至所繳之書，既有自行購進及藏書家呈獻兩項，自應分別開單奏明，交館查核。將購進者留貯，呈獻者發還，以省既發復繳跋涉之勞[15]。
其分別「購進各書」與「各家之書」之意已經極為曉暢明白。以此為導索，各地負責官員紛紛遵旨行事，前揭乾隆四十二年八月三寶所上奏折，就是在此背景下對浙江獻書情況做出的說明。三寶依據聖意將浙省進獻圖書分為「購進」與「呈獻」兩類，各造清單恭呈御覽，同時將浙籍藏書家「呈獻」之書另造細冊移交四庫館供其核對，以便後期歸還本家，這也就是《解進書目》之編輯本意。
二、《解進書目》價值初探
《解進書目》包含浙籍藏家九位，其中舉堂號者兩家：曝書亭（14種）、小山堂（6種）；稱人名者七家：鮑士恭（626種）、吳玉墀（305種）、汪啓淑（524種）、孫仰曾（231種）、汪汝溧（219種）、範懋柱（602種）[16]、鄭大節（82種）[17]。與《採進書目》等相比，《解進書目》僅臚列書名，於作者、卷數等信息全無記載，儘管如此我們仍然認為它至少有兩方面價值值得關注：其一，浙江省進書數量在當時是名列前茅的，前後十四次，多達四千六百種，但各目記載數量不一，互有出入，《解進書目》據獻書當事人編輯清單抄成，在數量考察上具有一定參考價值；其二，現存各進呈目錄均為輾轉抄寫而成，書名、卷數、作者等主要內容間或存在疏誤，在查考書名方面《解進書目》可作參校，對於訂正《採進書目》等的錯誤也有一定的幫助。
首先是進呈數量。關於這一問題，前引江慶柏先生一文主要通過爬梳《採進書目》與《檔案》的相關記載來考證其總量，但因為《檔案》大多僅記數目，江氏並未對其具體書目進行比對。姜雨婷《浙江省四庫呈送書數量考》（以下簡稱「姜文」）在此基礎上利用新發現的《進呈底簿》與兩者進行比勘，尤其《進呈底簿》與《進呈書目》均有具體圖書清單，可以互相比較，從中發現了一些差異[18]。我們在姜氏的基礎上以《解進書目》核之，可以對其中的差異部分做進一步確認，但因為《解進書目》僅列有浙籍藏書家進獻的書目，所以討論範圍也必須相應縮小，具體來看：
1.曝書亭十四種
姜文：「浙江省第三次書目……《進呈書目》著錄浙江省第三次呈送書目中有14種圖書未具體注明藏書來源……而《進呈底簿》中，清楚注明‘曝書亭書十四種’，即這14種圖書均來自曝書亭。」今按：《採進書目》著錄同《進呈書目》，《解進書目》注「曝書亭呈獻書一十四種」，收錄圖書同於《採進書目》《進呈底簿》。曝書亭為朱彝尊堂號，乾隆間開四庫館修書時朱氏已去世，獻書者並非朱氏本人，各目著錄的曝書亭書除小部分為姪孫朱休度所獻外，絕大多數為地方官員購獻。具體到這十四種，為嘉興知府張紹元所購[19]，本不必歸還，三寶應屬誤收，其所以謄抄於此，可能是受堂號著錄影響。
2.小山堂六種
姜文：「浙江省第三次書目……《進呈書目》著錄有‘卜山堂書六種’……浙江無‘卜山堂’藏書樓。《進呈底簿》作‘小山堂六種’。《浙江採集遺書總錄》己集‘儒家類’著錄《蘆浦筆記》十卷，題小山堂寫本，庚集‘道家類’著錄《昭德新編》三卷，題小山堂藏寫本。小山堂為杭州趙昱藏書處。《進呈底簿》的記載與《檔案》相符。」今按：此處有兩個問題，一是《採進書目》據《進呈書目》照錄為「卜山堂」，姜氏已有考訂，《解進書目》亦作「小山堂」，可為補充；其二，與上述曝書亭情況類似，趙氏小山堂書並非藏家本人抑或後世子孫進獻，同屬開館時清高宗欽點的江南六家藏書名樓之一，但與曝書亭相比，散佚時間已久，蒐羅頗為不易，杭州知府彭永年等前後僅覓得此六種，屬購進而非私人獻書，誤收之原因當與曝書亭類似。
3.鮑士恭六百二十六種
姜文：「浙江第四次鮑士恭呈送書目……《進呈底簿》《進呈書目》《檔案》記錄數量均為626種。實際統計《進呈底簿》626種，《進呈書目》624種。《進呈底簿》：金陵瑣事四卷、續瑣事二卷、二續瑣事二卷，以上三種共四本。而《進呈書目》中《金陵瑣事》四卷續二卷，算作一種，且缺《二續瑣事》。」今按：《解進書目》著錄「鮑士恭呈獻書六百二十六種」，仔細清點，《金陵瑣事》《續瑣事》《二續瑣事》列作三種，與《進呈底簿》同，可證《進呈書目》與《採進書目》之誤。
4.汪啓淑五百二十四種
姜文：「浙江省第四次汪啓淑家呈送書目……《進呈底簿》《進呈書目》《檔案》記錄數量均為524種。實際統計《進呈底簿》為523種，《進呈書目》為524種，《進呈底簿》缺《歷學問答》。」今按：《解進書目》著錄「汪啓淑呈獻書五百二十四種」，實際著錄書目總數與《進呈書目》《採進書目》同，《歷學問答》亦處《平立定三差說》《歷學疑問補》之間，《進呈底簿》失收。
5.孫仰曾二百三十一種
姜文：「浙江省第四次孫仰曾家呈送書目……《進呈底簿》《進呈書目》《檔案》記錄數量均為231種。實際統計《進呈底簿》為232種，《進呈書目》為231種，《進呈底簿》多《章道峰》。（按，浙江省第四次汪汝瑮家呈送書目計共二百十九種中有《道峰集》六卷，明章適著，二本）。」今按：《解進書目》著錄「孫仰曾呈獻書二百三十一種」，清點細目同於《採進書目》，無《進呈底簿》之《章道峰》一書，《進呈底簿》當屬誤收。
6.范懋柱六百二種
姜文：「浙江省第五次范懋柱家呈送書目……《進呈底簿》《進呈書目》《檔案》記錄數量均為602種。《進呈底簿》未注明‘范懋柱家呈送書’，僅作‘浙江省第五次書目六百二種’。實際統計《進呈底簿》為602種，《進呈書目》為600種，缺《漕河奏議》《海運志》。」今按：《解進書目》著錄「范懋柱呈獻書六百二種」，內開圖書數目與《進呈底簿》同，《漕河奏議》位於《漕政舉要》《新浚海監內河圖說》之間，《海運志》位於《海運詳考》《全陝政要》之間，《進呈書目》失收，並為《採進書目》沿襲。
通過與《進呈底簿》《進呈書目》《採進書目》的對比不難發現，在九位浙籍藏家獻書數量的著錄上，《解進書目》相較三者而言準確性是最高的，這無疑是此目最重要的價值之一。另外，前文提及地方藏家獻書需歸還本家，雖然最後大部分圖書未能如願照此政策施行，但前期仍有一批圖籍經清高宗親筆題詩後得以送還。遺憾的是，這批先行歸還的圖書在《進呈底簿》《進呈書目》《採進書目》中都沒有體現，通過勾稽檔案文獻或許還能覓得一點蹤跡，但借助哈佛此目卻可以直接得到解決。因為《解進書目》正文開列清單時，遇有這類經蒙御題之書，均會注明「某人呈獻書幾種，內除某書御題詩章業已發回轉給收領外，尚有某書」，其中所謂「內除某書御題詩章」之「某書」，即為已經歸還的進呈圖書。經檢，鮑士恭家有《武經總要》《唐闕史》二種，吳玉墀家有《歷代制度詳說》《說文篆韻譜》二種，汪啓淑家有《建康實錄》[20]《錢塘遺事》二種，孫仰曾家有《乾道臨安志》[21]一種，汪汝溧家有《曲洧舊聞》《書苑菁華》二種，範懋柱家有《周易要義》《意林》二種。
其次是進呈圖書的書名。《進呈書目》作為流傳最廣的官方匯總進呈目錄，與在此基礎上校訂的《採進書目》無疑是當下最具參考價值的四庫獻書目錄，但其間也存在種種疏失，已多有學者撰文為之校補。《解進書目》作為一份簡明清單，恰可供參校之用，再適當結合其他相關文獻材料，可為訂補前目提供助力。下面援舉鮑士恭呈獻書目中的例證數則試作說明。
《南宋書增削定本》，《進呈底簿》著錄同，《採進書目》作「南宋書增削通本」。此書為明人錢士升所撰，《總目》收入史部別史類存目，題「南宋書」。按：此書之鮑士恭進獻本又見載《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翁氏抄作「南宋書增削定本」[22]。自宮中散出後，曾出現於浙江文獻展覽會上，題記云：「首有翰林院印，書衣有‘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浙江巡撫三寶送到鮑士恭家藏南宋書壹部計書拾本’四行木記，每卷有知不足齋鮑以文藏書印。」[23]則此舊抄本確為乾隆時鮑氏獻書，其題名亦作《南宋書增削定本》，可證《採進書目》之誤。
《音聲紀元》，《進呈底簿》作「聲音紀元」，《採進書目》同。此書為明人吳繼仕所撰，《總目》收入經部小學類存目，題作「音聲紀元」，檢《浙江總錄》、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亦作「音聲紀元」，全同於《解進書目》，則《進呈底簿》與《採進書目》皆誤。
《蓬窗日錄》，《進呈底簿》著錄同，《採進書目》作「蓬昌日錄」。此書為明人陳全之所著，《總目》收入子部雜家類存目，題「蓬窗日錄」，標注來源為「福建巡撫採進本」。檢《浙江總錄》作「蓬窗日錄」，注「刊本」，此書乾隆前凡兩度付梓，一為嘉靖四十四年（1565）刻本，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本卷端作「蓬窗日錄」，一為萬曆十八年（1590）刻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卷端亦作「蓬窗日錄」，則《採進書目》顯然有誤。
《陳文正公集》，《進呈底簿》著錄同，《採進書目》作「陳文恭公集」。此書舊題宋人陳康伯所著，《總目》收入集部別集類存目，題「陳文恭公集」並標注來源為「浙江鮑士恭家藏本」。檢《浙江總錄》作「陳文正公集」，注「刊本」，今江西圖書館藏康熙二十九年（1690）刻本，卷端題「陳文正公文集」。據祝尚書《宋人別集敘錄》，康熙刻本體例、內容與《總目》所述全同，似鮑氏進呈本即為康熙刻本[24]。另，陳康伯原謚「文恭」，宋寧宗時配享孝宗廟庭，改謚「文正」，此書題為陳氏裔孫以範所編，以「文正」為名尚屬合理，故《採進書目》與《總目》恐誤。
《月屋漫稿》，《進呈底簿》著錄同，《採進書目》作「丹屋漫稿」。此書為元人黃庚所著，《總目》收入集部別集類，題「月屋漫稿」，標注來源為「兩淮鹽政採進本」。檢《浙江總錄》亦作「月屋漫稿」，又黃氏字星甫，題「月屋」似可做對舉之解，《採進書目》之「丹屋」或為形訛。
《竹溪鬳齋十一稿》，《進呈底簿》著錄同，《採進書目》作「竹溪鬳齋逸稿」。此書為宋人林希逸著，《總目》收入集部別集類，題「鬳齋續集」，標注來源為「江蘇巡撫採進本」。此書《浙江總錄》題作「竹溪鬳齋十一稿續集」，《總目》對該書題名施有考訂，謂「希逸有《鬳齋前集》六十卷，久佚不存。惟此續集，謂之《竹溪十一稿》者，尚有傳本，即此三十卷也……其門人福清林式之所編，共十三類，而謂之十一稿，不詳其故。或十中存一之意歟？」[25]可知「鬳齋十一稿」為書名，「續集」乃相對「前集」而言，故《採進書目》所載之名稍有不妥。
三、譚篤生的批校及其傳抄
開篇提及，此書正文內還有墨筆批校，為清末琉璃廠書肆正文齋主人譚篤生所作。譚氏其人，沈津先生曾作了詳細介紹，可參看[26]。對於譚氏的批校，沈文亦曾列舉數例，我們通核原書將其一一錄出，凡得十六條，列表1如下[27]。
表1譚氏批校輯錄
結合上表可以看出，譚氏對此書的批校其實並不多，大致可以分作三類：一是對原文內容的增補、提點，均見於鮑士恭獻書目中。例如《契丹志》，譚氏補為《契丹國志》，檢《浙江總錄》《採進書目》均作「契丹國志」，譚氏所補為確。二是對原文內容的改訂，例如汪啓淑獻書目中的《建泉實錄》譚氏改為《建康實錄》，《錦繡萬花□前集》譚氏改為《錦繡萬花谷前集》，二者均為古代名著，原文實屬魚魯亥豕之誤。三是對於所記圖書版本的記錄，相較而言這部分文字最多，如鮑士恭獻書目中的《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美芹十論》，譚氏均批「鈔本」，《兩漢博聞》譚氏補齊卷數，後又記鈐有前人印記之本，再如《友林乙稿》譚氏詳記頁數行款等信息，沈津先生認為這是譚篤生依照自己經眼之書做的批注，當為不易之論。
綜合來看，譚篤生的這些批校其實價值相對有限，除了對原書錯謬進行增補訂正的部分內容對於我們使用此書具備一定參考意義外，記錄經眼古籍版本及流傳等信息還是很少的。
除批校外，沈津先生還指出譚氏曾據此抄錄副本：「按，北京圖書館藏有清正文齋鈔本《乾隆浙江進呈書目》，清乾隆四十二年官編。按，此本即譚氏正文齋所抄，或當年譚氏得一抄本，以為此類書目傳世不多，乃著人用自印紙張據之抄錄後售賣。」[31]檢核中國國家圖書館著錄，確有此書，半頁十行，行二十至二十四字不等，四周雙邊，白口，無魚尾，版心上題「乾隆浙江呈進書目」，下題「正文齋鈔本」，卷端鈐「葉德輝煥彬甫藏閱書」（白方）[32]。將之與《解進書目》對校，文本重合度極高。若為盈利之用，其抄錄副本恐不止一部，多方檢索後發現南京圖書館亦有收藏。南圖藏《乾隆浙江呈進書目》不分卷[33]，二冊，版式全同國圖本，卷端鈐「李卓然印」（白方），以此核諸《解進書目》與國圖本，文本重合度同樣極高。同時，兩部正文齋抄本版心題字俱隨格紙雕印而成，則沈氏所論可信。其他或仍有副本流傳於世，將待續訪。
細究兩部抄本《乾隆浙江呈進書目》，譚氏雖以《解進書目》為底本，但並非原樣照抄，這體現在對底本錯誤的直接改正上。例如：底本目次之「范懋柱呈書目六百二十種」「邵大節呈書目八十二種」，抄本徑改作「范懋柱呈書目六百二種」「鄭大節呈書目八十二種」；底本「一一小堂呈獻書六種」，抄本徑改作「一小山堂呈獻書六種」等等。除了這類顯而易見的，還有譬如鮑士恭呈獻書中，底本作《鶴林類記》，抄本改為《鶴林類集》，檢《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道家類存目著錄《鶴林類集》（浙江鮑士恭家藏本），可見抄本所改為確。通校以後發現，抄本直接改正底本之誤的情況並不鮮見，但同時也存在訛抄，針對類似現象擬另行撰文討論，於此不再贅述。
四、結語
通過前文的考察我們可以確認，《解進書目》是浙江巡撫三寶為四庫館核對浙籍藏書家進獻圖書而編輯的一份書目清單，以便後期整理歸還，它在覈實浙江藏書家的獻書數量與考證獻書題名等方面具有一定參考價值。
在肯定其價值的同時，我們也應該正視其缺陷。因為全賴輾轉抄寫得以流傳，此目疏誤之處頗為明顯。一方面，部分行文使用俗字、異體字，如韓邦奇《洪範圖解》抄為《洪範啚觧》（《吳玉墀呈獻書》），陳全之《蓬窗日錄》抄為《蓬窓日錄》（《鮑士恭呈獻書》）等等。另一方面，作為一部民間傳抄本，文字舛誤情況也比較嚴重，前述許嵩《建康實錄》被抄作《建泉實錄》（《汪啓淑呈獻書》）即是一例，再如呂祖謙《東萊先生左氏博議》被抄作《東菜先生左氏博議》（《汪啓淑呈獻書》）、程迥《周易古佔法》被抄作《周易右佔法》（《吳玉墀呈獻書》）等等。諸如此類，毋庸贅舉，都顯示出抄胥謄錄並不嚴謹，在使用過程中還需謹慎考辨。
地方獻書是纂修《四庫全書》過程中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毫無疑問也是「四庫學」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於獻書方面的問題，目前可資參考的材料主要還是纂修檔案與獻書目錄兩類，且已廣為學者關注。根據纂修檔案的內容我們可以知道，在地方向中央進書的奏折中，一般都附有進書清單，簡要記錄進獻圖書的信息，無疑極富價值，然而諸多原因所致，暫時無法充分加以利用。但在「四庫學」業已成為顯學的當下，我們理應對這樣一批零散的文獻材料保有敏感度，多加發掘，善加積累，借以完善既有研究之不足。
附記：本文曾經楊新勳、楊曦、琚小飛、游帥、張春國先生指教，又蒙高旭日、理凌雲、王若舟、袁恩吉、陳丹琪先生襄助提供資料與信息。在此對諸位師友的幫助，深致謝忱！
注釋
[1]相關研究如黃寬重《〈四庫採進書目〉的補遺問題：以淮商馬裕呈送書目為例》（《宋史叢論》，台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3年）、姜雨婷《傅斯年圖書館藏〈四庫館進呈書籍底簿〉研究》（南京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2年）等。
[2]最先揭示此書者，應是時任該館善本室主任的沈津先生。就目前所知，沈氏最早披露此書是在2009年2月，其新浪博客刊發了一篇題為《〈浙江解進書目〉——兼說書估譚篤生》的文章（博文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4a788a0100bxbg.html，頁面顯示發表時間為2009年2月17日），主要對此書外在形製作了描述，還詳細介紹了譚篤生其人，並配有書影，但於此書內容交代不多。文章後來被收入其隨筆集《《老蠹魚讀書隨筆》》（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內容基本相同，只是將博文中懷疑封面題字的「然王氏所題，疑偽」一句刪略。另外，在2011年出版的《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書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中，又重新為此書撰寫了書志，可參看。
[3]書衣有哈佛燕京圖書館戳記，登載時間為1961年7月20日。
[4]沈津：《老蠹魚讀書隨筆》，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00頁。沈津主編：《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書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809頁。
[5]中國歷史第一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677頁。
[6]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中華書局，1965年，卷首第1頁。
[7]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首第1頁。
[8]中國歷史第一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第28—29頁。
[9]中國歷史第一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第46頁。
[10]江慶柏：《乾隆朝浙江省向四庫館呈送圖書的數目》，《歷史檔案》2009年第3期，第118—121頁。
[11]中國歷史第一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第97—98頁。
[12]中國歷史第一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第107、115—116頁。
[13]得知進獻圖書堆積得越來越多，清高宗又於乾隆三十八年五月十七日降下一旨，闡明辦理《四庫全書》之本旨，同時讓四庫館想辦法分別這些地方進獻的古籍原本，並強調了此事的重要性。四庫館提出在進獻圖書面頁戳蓋獻書木記並押以翰林院印，分別造冊存檔，不至混亂，同時也方便後期照單返還，此舉得到了清高宗的認可。可分別參看《《纂修四庫全書檔案》》第116—117頁、第118頁。
[14]中國歷史第一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第626—627頁。
[15]中國歷史第一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第629頁。
[16]此目正文前單抄有目次一頁，僅記各家獻書總數，其中範懋柱家錄「六百二十種」，與正文所記「六百二種」有異。經點此目所錄範懋柱呈獻書目，實602種，知目次所錄衍「十」字。
[17]「鄭大節」，目次作「邵大節」，屬訛抄。
[18]姜雨婷：《浙江省四庫呈送書數量考》，《圖書館研究與工作》2012年第2期，第74—77頁。
[19]四庫著錄朱彝尊曝書亭舊藏之源委，詳拙文《四庫「曝書亭藏本」考略》（《歷史文獻研究》2019年總第42輯）。
[20]原文作「建泉實錄」，旁有墨批小字改「泉」為「康」，核《進呈底簿》《採進書目》，確為「建康實錄」。
[21]原文作「安臨」，核《進呈底簿》《採進書目》應為「臨安」。
[22]翁方綱撰，吳格整理：《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5年，第1214頁。
[23]浙江省立圖書館：《文瀾學報》，第3—4期，《浙江省文獻展覽會專號》，1937年，第185頁。
[24]祝尚書：《宋人別集敘錄》，中華書局，1999年，第864—865頁。
[25]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第1409頁。
[26]沈津：《老蠹魚讀書隨筆》，第100—101頁。
[27]表中圓括號內為譚篤生批校文字，方括號內為譚氏勾去的原抄本文字，「□」指無法辨識之文字。
[28]「是宋」之「宋」疑為「宗」字形訛。
[29]此書曾經修補，地腳疑被裁去部分，「歲」下當有脫字。又，「癸癸」疑衍「癸」字。
[30]「篤生」下似有「記」字。
[31]沈津：《老蠹魚讀書隨筆》，第102頁。
[32]索書號：目40/8099。參見北京圖書館普通古籍組編《北京圖書館普通古籍總目》第一卷《目錄門》（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0年，第29頁）。又，國圖此本從版心定名，則當作《乾隆浙江呈進書目》，現名或有細疵。
[33]索書號：GJ/EB/2008387。需要注意的是，南圖檢索系統中將書名誤作「乾隆浙江國進書目」，導致以正確書名檢索而不可得。又，此本今以全文影印方式收入《南京圖書館藏稀見書目書志叢刊》第九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7年）。
本文原刊《圖書館雜誌》2023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