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行可與中國科學院圖書館
徐行可與中國科學院圖書館[1]
鄭 誠
引言
1951年2月，中國科學院圖書管理處改組，成立中國科學院圖書館（以下簡稱「科圖」）。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社會學家陶孟和（1887—1960）兼任圖書館館長。[2]中國科學院創建之初，設有哲學社會科學部，並非僅限於科學技術事業。科學院圖書館在收集科學技術文獻的同時，也入藏了大批中國古籍。[3] 1954—1958年，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二所研究員、原南京圖書館館長賀昌群（1903—1973）兼任科學院圖書館副館長，領導文獻徵集工作。[4]
1956年11月，賀昌群代表科圖，與武漢藏書家徐行可（1890—1959）簽定捐書協議。徐行可將藏書五百餘箱讓與中國科學院，交由武漢分院圖書館保存。1961年，這批圖書又自武漢分院圖書館轉歸湖北省圖書館。關於徐行可藏書捐獻科圖始末，各種已刊資料記述簡略，間有出入，來龍去脈究竟如何，莫得其詳。
中國科學院檔案館見存《圖書館1956—1958年有關徐行可先生捐書的函件》案卷，包括1956—1958年間徐行可致賀昌群、中國科學院圖書館信札八通，捐書協議原件，賀昌群及科圖致徐行可信札底稿，以及科學院內部通信、報告、備忘録等等，凡31件。[5]檔案本身並不完整，往復書札間有缺失。存檔底稿與實寄函件內容有無重要出入，亦乏旁證。儘管如此，這批珍貴的檔案仍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豐富信息。
本文主要根據科學院圖書館檔案，結合已刊文獻，勾勒徐行可讓書科圖始末及後續事件。除引言、餘論，正文主體分爲五個部分：捐書緣起與轉讓協議、意外變故、藏書的移交與清查、《水經註疏》抄售問題、續捐圖書與借款風波。
一、捐書緣起與轉讓協議
1956年12月，《中國科學院圖書館通訊》本館簡訊欄目刊發一則新聞：
兩湖藏書家徐行可將其藏書捐獻科學院——徐行可先生是兩湖著名的藏書家，精於版本目録之學，五十年來蒐集我國古籍六七萬冊，其中不少有價值的稿本、抄本和名家批校本。尤以清代文集最爲豐富。徐先生爲了使他的藏書能爲學術界所利用，最近決定將其藏書捐獻中國科學院，由科學院武漢分院圖書館永遠典藏。科學院圖書館撥款二萬元爲徐先生生活補助。這批圖書對武漢分院即將成立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研究工作將大有幫助。現在武漢分院圖書館正積極準備接收，不久將印行書目提供有關方面參考。[6]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1956年工作總結》（1957年3月）「採訪工作」項下寫道：「[1956年]我館賀副館長親往漢口與徐行可先生協商，接受其捐獻藏書80,000餘冊，其中不少珍貴的抄本稿本及罕見的書籍。」[7]《中國科學院圖書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工作總結》（1958年6月）則謂：「1956年，我館以20,000元報酬，購得了漢口徐行可藏書500餘箱，已撥交武漢分院圖書館。」[8]
葉賢恩《愛國學者、著名藏書家——徐行可》（2010）一文有云：
解放初期，董必武副主席在北京接見湖北知名人士，徐行可有感於新中國的變化，曾向董老表達捐贈古籍之意。回漢以後，意猶未盡，又專門給董老寫了一封長信，表達自己多年的夙願。後於1956年，徐行可向中國科學院武漢分院圖書館捐贈了五百箱六萬冊古籍。爲感謝徐行可的義舉，當時武漢分院受書後，給他二萬元獎金。徐行可説：「我是捐書，不是賣書。」隨後將獎金從北京古籍書店購歸一套善本《武英殿聚珍版叢書》631冊郵給科學院。1961年科學院所藏徐氏典籍亦悉數歸藏湖北省圖書館。[9]
陽海清《紀念徐行可先生向湖北省圖書館捐贈古籍50週年》（2010）談及：
半個世紀以前，武昌著名藏書家徐行可先生及其子女將一生苦心蒐聚徐氏箕志堂全部古籍捐贈湖北省圖書館。先是，先生生前於1956年將其所藏五分之三捐贈中科院武漢分院；先生辭世後，其子女繼將餘下藏書及全部箱櫃捐贈湖北省圖書館。後在學界呼籲、本館爭取、省裏協調下，將捐給科學院之書移交本館庋藏，徐氏藏書終成完璧。[10]
按，1956年徐行可轉讓藏書類型、數量，以上諸家有八萬餘冊圖書、六七萬冊古籍、六萬冊古籍之別。捐贈五百箱，報酬兩萬元的説法則較爲一致。
徐行可與中國科學院的淵源，至少可以追溯到1954年。本年科學院圖書館購入徐氏所藏楊守敬（1839—1915）、熊會貞（1859—1936）遺著《水經註疏》抄本，以及楊守敬《古詩存目》稿本。[11]據1937年即參與《水經註疏》遺稿校補工作的李子魁稱，1954年徐氏將《水經註疏》抄本一部，以一萬六千元的價格賣給中國科學院圖書館。[12]1957年12月，科學出版社影印出版徐行可舊藏《水經註疏》抄本，賀昌群撰有影印説明，落款時間爲1955年7月。不過在1956年之前，徐行可與賀昌群似乎並不相識，尚未建立通信聯繫。
早在1950年，徐行可即設法轉讓藏書，最初屬意的接收方乃是武漢大學。按科圖檔案內1956年12月22日徐行可致賀昌群書，追述讓書緣起，稱1950年欲將藏書贈與武漢大學，爲徐懋庸（時任武漢大學黨組書記）所拒。1954年，再申此議，邀請江櫓（時任武漢大學黨總支書記）面談，後者態度消極，事遂寢。[13]信中徐氏以武漢大學藏書情形不佳，責備武大校長李達（1890—1966）難辭其咎。
1956年春季，徐行可設法接觸科學院，聯繫讓書之事，輾轉結識賀昌群。前引12月22日徐行可致賀昌群函云：「迨至今春，得見《光明日報》載貴院將在武漢設立分院，恕乃以獻書用心，白之方欣安局長，蒙爲代稟中共省委。逾時數閱月，省委諸公入京，得面先生，始辱惠箋，雲樂予收受。」[14]按，方壯猷（1902—1970），字欣安，歷史學家，時任湖北省文化局局長。徐行可始終希望向武漢本地學術機關轉讓藏書。
科圖檔案現存徐行可、賀昌群二人通信，時間最早者爲1956年7月18日徐行可致賀昌群書，係徐氏覆函。此前書札今俱不存。7月18日函中，徐行可告之洽談進展，介紹藏書特色，提出讓書條件：
昨晨，桂君質柏來僦捨，未得見，乃於新華書店外文門市部邂逅相遇。桂君乃以省委謝秘書所云出錢意相告。恕答以原無賣書意，一以鄂中乃父母之邦，學風僿野，出所藏弆，庶得有所開益。一以父祖檢誨之恩，垂意甚殷，而恕年近七十，未能承先人素業，無可報稱，敬以書獻，俾不肖之罪稍可末減。此四百櫥，無一宋元舊槧，而清代藝文略備。甲部書不爲今時所重，暫留篋衍。子史文集叢刻，較武漢大學、湖北省圖書館冊數自遠弗逮，而善本、要籍二者則過之。（如王重民編《清代文集篇目分類索引》[15]所收四百四十種，恕有其百分之八十。省館似不及五之一。大學則於寇難失其大半。）惟冀得備員分院，於所獻書許其就讀，以終餘年，實爲深幸。（按，行間加筆：桂君許以顧問，甚愜鄙懷。）
徐行可提出四項具體要求：本人備員武漢分院，擔任圖書館顧問；需三千元修繕武昌一處舊宅，擬用此宅存書二百櫥，自辦一圖書館名「文史參稽社」；推薦友人黃焯（1902—1984）、姻親黃清若[16]調入武漢分院工作。
按，桂質柏（1900—1979）時任武漢分院圖書館館長。「省委謝秘書」當指謝文生（1915—？），1956年7月時任湖北省委宣傳部秘書長，後出任武漢分院臨時黨組副書記、黨委書記，與徐氏藏書轉讓之事關係密切（後詳）。
8月15日，賀昌群方由大連返京不久，覆徐行可7月18日函（手書底稿），於捐贈事極表歡迎，告知科學院必出資酬謝；徐氏所提要求，皆可商量；對於徐氏擬自留之經部書，希望一併轉讓。賀氏轉述之具體條件又與徐氏前函略有出入，特別是多出闢紀念室一事，或出自7月18日之前徐氏佚簡。賀昌群覆函略云：
先生藏書乃數十年心力所寄，兩湖典籍淵藪。海源閣、鐵琴銅劍樓往矣，而尊藏則在宋元舊槧之外，又獨樹一幟，古今私家藏書未有[中略]先生願以家藏捐獻於科學院武漢分院圖書館，其事不僅有益於鄉邦，而功在國家也。科學院必有報酬[中略]尊函所提數事，如闢紀念室，入館爲研究員整理尊藏書□，介紹黃焯先生入圖書館參加工作。凡此三事，昌群個人以爲皆可商量。分院圖書館負責同事，諒亦願尊重。
11月4日，賀昌群啟程前往武漢，與徐行可面談。檔案中保存了11月13日存檔之中國科學院編譯出版委員備忘録，附有1956年11月8日徐行可與賀昌群簽署的藏書捐獻協定原件。備忘録略云：
關於漢口徐行可將藏書五百餘箱獻給科學院事，説了很久，一直沒有解決。近來聞有書商到徐處活動，徐亦有獻書無門之歎。若不迅速解決，很有分散的可能。因此我館賀昌群副館長於十一月四日啟程前往武漢。赴漢之前，曾將處理方針（給二萬元，書留武漢□）向郭院長（按，郭沫若）請示，郭院長同意，又曾在編譯出版委員會主任會議上討論過，也無異議。賀副館長到漢口後，經與徐行可先生談判，於十一月八日簽定了獻書協定，茲將協定附呈，請予備案。[17]
捐書協議凡六條，藍色打字稿一頁，末署賀昌群、徐行可二人毛筆簽名。全文如下：
一、徐行可（恕）先生願將漢口華實里三號藏書及武昌自由路藏書大小約五百餘箱捐獻於科學院。科學院對於徐行可先生捐獻其藏書之至意，願意接受，並表示感謝。
二、徐行可先生捐獻藏書時，聲明將保留一部分書[18]，以備平時參考。當另列一目録，以備檢查。
三、徐行可先生捐獻之藏書，中國科學院交由科學院武漢分院圖書館永遠典藏，闢專室以爲其父祖紀念。科學院武漢分院圖書館應在兩個月後解決貯藏此批圖書之房屋問題。
四、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聘任徐行可先生爲該館研究員，月薪百五十元，並聘黃清若爲助理員，就地整理此批書籍，編製目録，另由圖書館調助手一人襄理之[19]。
五、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撥貳萬元以酬謝徐行可先生數十年聚書之勞，由徐行可先生自由支配。六、徐行可先生參加科學院圖書館工作，自1957年1月起，徐先生整理工作亦（岡）[同]時開始。一俟分院圖書館選定房屋，此批藏書即遷出徐先生住宅，徐先生工作或在家或在館。均可。中國科學院圖書館 賀昌群[20]徐行可 徐行可[21]1956.11.8.
協議寫明徐行可捐獻藏書五百餘箱與科學院，由武漢分院開闢紀念室保存。科圖聘用徐行可爲研究員（月薪一百五十元），黃清若爲助理員，負責爲捐獻之書編目。科圖給與徐氏酬金兩萬元。徐氏並非捐獻全部藏書，有選擇保留之權，自存之書需另行編目，供科圖備查。按，條款未涉及具體選目，五百箱極爲籠統，捐書種類、數量（種數、部數、冊數），皆未明確，留待編目後再行解決。至於黃焯加入科學院的提議顯然未獲成功。
金毓黻（1887—1962）與徐行可爲故交，其《靜晤室日記》對徐氏捐書科圖事亦有記載。1956年11月25日，日記謂：「接徐行可先生漢口長函，並托轉致賀君昌群一函，爲售讓藏書於科學院圖書館事。」11月27日，金毓黻日記抄録覆徐行可書：「致賀君書已送達，惟未晤面，聞出讓書籍及推薦黃君二事均已決定，榮君孟源知之甚詳。[中略]科學院在百家爭鳴政策中，搜求賢逸，方面頗廣，殊爲佳象，但延聘之程式頗簡，君子隨時卷舒，請勿拘於形式。」[22]
按，1942年賀昌群受聘四川三台東北大學歷史系任教，與金毓黻一度同事。1952年，金毓黻調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後改名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又與賀昌群同在科學院工作。徐行可托付金毓黻轉交賀昌群之函當作於11月15日前後，今科圖檔案內無存。
捐獻協議簽定約四十天後，1956年12月22日，徐行可致信賀昌群，請求四事：
（一）兩萬元尚未收訖，催促匯款。謂除三千元用於「完葺私宅工事，俾家人有所棲托」，不願更受一錢。計畫使用餘款一萬七千元補購未備書冊，繼續捐贈。
（二）提出赴滬杭蘇寧四地，遍訪圖書館，雇人選抄善本，一併捐贈科圖。請科學院代爲開具公函，助其訪書。
（三）建議武漢分院藏書館捨選址洛珈山麓，方便徐氏本人及其學友利用資料。介紹六位友人，唐長孺、劉弘度、席魯思、劉博平、黃耀先（即黃焯）、張舜徽，多在武漢大學及華中師範學院任教，書存珞珈山最爲近便。
（四）再次推薦黃清若，稱非此君之助不能整理捐獻書目，希望分院禮聘，否則黃氏不敢辭去現任工作。
該信附有1956年11月18日孫實君覆徐行可札（用上海古籍書店信箋）。孫實君稱讚徐氏獻書國家，告以上海旅店均需預定，推薦漢口路東方旅社，請其示知來滬日期，「再來片所要之書已轉交郵購組矣」。按，孫實君原爲修文堂主人，在滬經營古書業多年，公私合營後擔任上海古籍書店副經理。可知徐氏前信已爲上海古籍書店開具擬購書單，並知會赴滬訪書計畫。徐行可又在孫實君原信上附白數行，告知賀昌群擬自購製牙章一枚，並摹畫「科學研究院/武漢分院藏」陽文長印，詢問印章用字、大小是否得宜。
1956年12月23日，徐行可寄賀昌群明信片一枚，稱劉西孟（武漢分院圖書館副館長）來談，分院已在武大山麓僦捨爲藏書之所；劉西孟又隨其同訪黃清若。此兩事既有著落，前信所提匯款、出遊訪書，皆可待移書事了，再作打算。徐氏通信地址，署作「漢口，江岸區，華實里三號」。
二、意外變故
捐贈協定簽署後不到兩個月，這宗藏書轉讓悄然發生變故，幾有夭折之虞。按1956年12月17日中國科學院編譯出版委員會備忘録（打字件）：
關於我院圖書館付館長賀昌群與漢口徐行可簽定獻書協議一事，我會曾於12月12日以編委會第91號函報院部請予備查。現據武漢分院謝文生同志彙報及武漢王雲風（按，原文如此）給郭院長來信反映，徐行可係一書商，且個人品質極劣，原協定除允許其仍保留一部分藏書（但未列種類和數量）係一漏洞外，所定「闢專室以爲其父祖紀念」及「聘任徐行可爲院圖書館研究員，月薪百五十元」等款亦欠妥當。
「爲此經我會主任委員工作會議覆議後」，主要採取下列措施：
（一）12月13日打電報給武漢分院，原定將書搬出後，先付一萬元，今暫緩支付。長途電話告知謝文生決定精神。（二）科圖派出兩人赴武漢，協助分院清查徐氏書，根據調查報告決定兩萬元酬價是否恰當。（三）前述協議內兩項條款，「因與國家政策精神不盡相符，院不予批准」，「如在不闢專室、不聘爲研究員、酬價需要減少的條件下，徐行可不再捐獻或出售，此事即作罷論。」[23]
按，1956年11月，謝文生由湖北省委宣傳部秘書長出任中國科學院武漢分院臨時黨組副書記（黨組書記爲李達）；1958年1月任武漢分院籌備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同年6月，武漢分院正式成立，李達任院長，謝文生任黨委書記、副院長。[24] 約在1956年12月初，謝文生向科學院彙報（原件未見），對徐行可捐書協定條款提出異議。
科圖總館早期與各分院、研究所圖書館爲領導關係；1956年6月底，院內宣佈改爲業務指導關係。[25]換言之，本年6月開始籌建的武漢分院圖書館，也由武漢分院與科圖總館雙重領導，轉換爲受武漢分院單獨領導。捐書接收單位爲分院圖書館，分院領導的意見無疑十分重要。
備忘録打字件繁簡字體混用，原文「王雲風」當爲「王雲凡」之訛。王雲凡（1909—1978），四川天全人，日本早稻田大學畢業；民國時期曾任記者、四川省政府秘書、重慶衛戍司令部主任秘書、西康省政府顧問，後爲民盟成員，1954年加入武漢市文史研究館；徐行可則於1953年加入該館。[26]科圖檔案中存有1957年7月30日中宣部轉來同年7月16日武漢市史料編纂委員會王雲凡舉報信一封（轉抄件），由科學院院部交與賀昌群代擬覆信。王雲凡函中斥責郭沫若委任徐行可爲科學院研究員，支給月薪一百五十元；稱徐行可爲「老書賈、奸商」，且文化水平低劣，反對科學院招其爲研究員。
據1957年11月17日賀昌群處理王雲凡來信情況的報告：王雲凡另有一函致郭沫若（檔案內無存）。按，此件當即前引1956年12月17日編譯委員會備忘録所謂「武漢王雲風給郭院長來信」。1957年9月，賀昌群在武漢解決徐行可捐書的遺留問題之時，派遣科圖館員楊承祺造訪漢口王雲凡宅，當面溝通。談話中，王雲凡羅列徐行可在日偽時期曾爲漢奸，待人不善，品質惡劣等事[27]；自稱對科學院給與徐氏讓書酬金兩萬元並無意見，但對徐氏獲得科學院月薪及研究員稱號表示反對。王雲凡又檢舉1957年1月徐氏私自通過武漢益善古籍書店出售幾部善本。賀昌群在報告中寫道，簽訂捐書協議之時，已與徐行可言明以後不得再行買賣藏書（當偏指售書謀利），故又尋訪武漢當地新華書店瞭解此事。調查證明，王雲凡所謂徐氏私自售書之説並不真實。賀昌群的報告還提及，從側面瞭解，王雲凡之所以檢舉徐行可係因私怨。王雲凡本人曾申請加入中國科學院，未獲科學院幹部局批准，故藉機發難，上書指責郭沫若。
因武漢方面謝文生、王雲凡二人提出異議，編譯出版委員會否決協議兩項條款，近乎要求毀約。這一意外變故，給北京的科圖總館與武漢分院圖書館帶來許多麻煩。
1956年12月16日，科圖中文採訪組組長武作成奉派達到武漢分院，參與接收徐氏藏書。按12月19日武作成致科圖辦公室主任蔡國銘函，此時協議變故仍屬保密，武漢分館知情者限於謝文生主任，正副館長桂質柏、劉西孟。
12月17日，劉西孟與蔡國銘通信，提出此前賀昌群所簽協議基本上已得到院的同意，協議「當場宣佈過。如毀約，必須特別慎重。」並請蔡國銘告知領導意圖。
12月22日，蔡國銘覆函劉西孟，轉達科學院副院長、科圖館長陶孟和的指示：
陶副院長來電話指示，要我告訴您，武作成帶去的指示暫緩執行。現在光作兩件事，一方面瞭解書的情況，瞭解後由武作成徵求分院同志意見後，寫一書面報告；一方面請您向市[28]瞭解徐行可的爲人，並徵求省委、市委有關同志的意見，並綜合分院研究後的意見，寫一書面意見，然後院根據此兩文件討論後再作決定。後一條請考慮到給予「研究員」名義在地方發生的影響與「毀約」的影響作比較，這種利害的比較在北京是無法作得正確的。
舉報事件發生後，陶孟和作爲中國科學院編譯出版委員會主任委員，應當參與了該會主任委員工作會議，決定不批准協議兩項條款。由上述指示看來，陶氏並不贊成毀約，試圖轉圜。陶孟和對政治風向敏感，行事謹慎，有多方面的考量。
從藏書轉讓後續進展看來，兩萬元照數匯撥，未受影響；徐行可的武漢分院圖書館研究員名義也並沒有取消，然此「研究員」屬編外聘用，僅有月薪，並無正式編制；至於開闢紀念室、聘用黃清若入館編目均未見下文，似乎未能執行。
1957年3月29日，武漢分院圖書館致函賀昌群，告知接徐行可先生來信，急需漢口二曜路公費醫療證明，請示如賀辦理，並附徐行可函一件（該件檔案內無存）。同年4月18日，科學院圖書館覆徐行可函（據底稿），謂酬金兩萬元，分院來函告知已結清。詢其藏書移交多少，是否告一段落，擬交五百箱是否清點完畢。公費醫療問題，告以因徐氏不屬於武漢分院編制，故分院不能發給醫療證；又因其身在武漢，無法在北京取得公費醫療證明。
三、藏書的移交與清查
徐氏藏書移交時斷時續，長達一年之久。自1956年12月開始分批移運，至1957年9月總計輸送四百零六箱。本月賀昌群赴武漢清查已運圖籍，10月4日撰成長達兩千字的調查報告。剩餘一百箱，雙方約定在農曆年內（即早於1958年2月18日，戊戌年正月初一）完成移交。
1956年12月17日，劉西孟致信蔡國銘，謂因徐行可生病入院，書籍僅運來一卡車，約五十餘箱，其餘均未運。12月19日，武作成致蔡國銘函，稱徐行可藏書僅運來平裝本及普通綫裝書，十分之九仍在徐家；徐行可挑選自留之書何時完成，亦無定數。
1957年1月9日，劉西孟致蔡國銘函，告知分館已派數人抄出徐行可藏書全部書目，請其標識捐贈之書；武作成所編善本書目，請總館寄一副本。1月12日，武漢分院圖書館致函陶孟和，報告徐行可藏書已整理出草目一部，「現正請徐先生圈定，決定捐獻之部分。同時徐先生也有部分西文書，因用途不大，故未列入。」「草目一部另寄」。函件天頭有1月23日趙燕生（科圖採訪部副主任）批語：「陶老指示回一封信，説明目録已收到，目録請武作成同志看看。好書是否都在內。」按，所謂數人抄出之徐氏藏書草目，以及武作成編善本書目，皆未收入科圖檔案，科圖藏書內亦未查得，今不詳在何許。
1957年2月22日，徐行可致函賀昌群，告知移交進展：「行可於舊年十二月下旬，即將獻納之書匯齊，都五百零五箱。外加面呈謝秘書長《明經世文編》《春秋集證》二箱。又散書拾餘冊（夏石農同志須參稽者）。」又雲新購之內府本《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李元陽刊《十三經疏》已續贈武漢分院。「行可年將七十，重以衰病，未能任事。」既收訖1957年一、二兩月科圖寄送薪資每月一百五十元，「此後乞勿更寄」。感謝「公家酬金二萬」。徐氏提出，「分院任事者於書目分類未當及善本鑒別未審者，自當竭其所知，效其綿薄也。」最後請求借用已捐贈之孫星衍《春秋集證》稿本，求許先校，俾可早日印行。
按，徐行可依照協議領取1957年頭兩月薪金（共三百元），繼而辭受三月以後匯款，原因不明。或許他對科學院方面的變故有所耳聞，或因自身未能按協議要求著手編製書目，故辭薪以示捐書不爲求財。
1957年3月8日，賀昌群代科學院圖書館擬復徐行可函，謂「所捐書籍五百餘箱已交齊，此事當從此結束」，因賀氏事忙、疾病，請徐氏改與武漢分院接洽後續事宜。按，1956年12月初，賀昌群代表科圖所簽協議爲科學院編譯出版委員會覆議否決，處境窘迫。賀昌群不再與徐行可通信，當屬避嫌。
此時藏書移交工作實際遠未完成。1957年3月11日，賀昌群致函桂質柏、張西孟（據底稿），詢問徐氏書已移運多少，徐行可提出什麼問題，接收有何困難需要幫助解決。3月16日，武漢分院圖書館覆函賀昌群，報告徐行可捐書進展：1956年12月12日開始運書來分院，迄今共收到二百三十九箱。箱子大小與裝五十條香煙紙箱相似。徐可行數月來身體屢次不適，至今未能交全藏書。已運來之書，五分之二爲西文、日文書及中文平裝書。目前爭取從漢口再運百餘箱，從武昌運一百餘箱，總數應佔全部藏書六分之五強，能否順利完成移運，尚難預料。
1957年3月20日之前某日，徐行可致賀昌群函，再次求借孫星衍（1753—1818）《春秋集證》。札云：「買書五十餘年，惟此書與陳子龍《明經世文編》堪稱絶品」，「若孫氏之書，篋中尚有初稿殘書，亟應補鈔闕卷，俾成完書。即足本歸之分院者，尚慮中有脫簽，亦宜加勘對。」附寄長男徐孝寬手録吳承仕（1884—1939，字絸齋）《大唐郊祀録》校本二冊。「聞齊公燕銘等念師門之誼，據輯絸翁撰著。董理之者爲陸君穎民，不審尚住前青廠否？門牌幾號乞示。將由貴院印布，故以郵呈，伏乞妥交。」拜託賀昌群將此過録本轉交陸宗達（1905—1988，字穎民），爲編輯出版吳氏著作之助。[29] 徐行可爲黃侃故交，陸宗達爲黃門弟子。黃侃與吳承仕同出章太炎（1869—1936）門下。齊燕銘（1907—1978）又爲吳承仕弟子，淵源在焉。
1957年3月22日，科學院圖書館辦公室致函徐行可（據底稿）：徐行可寄賀昌群副館長函並匯票一百五十元已由賀氏交辦公室，囑辦公室代覆。徐行可既退還三月匯款，辭受月薪，本館同意即不再寄送，並已通知分院圖書館。孫星衍《春秋集證》將交由出版機關印行，不便假借。
1957年9月，賀昌群偕科圖館員楊承祺再往武漢，清查已移交武漢分院圖書館的徐行可藏書。10月4日完成正式報告，信息相當豐富，全文如下：
關於徐行可移交武漢分院圖書的調查報告從9月12日開始，我和楊承祺同志差不多每天都到珞珈山麓曹家花園檢閱徐行可移交武漢分院圖書館的書籍，特別是徐行可所謂善本書的一部分。到19日止，將善本書檢閱完畢。普通書正由分院圖書館幹部三人整理登録，普通書登録的全部工作，已進行五分之三，其餘五分至二約半年可以完成。今將檢閱徐書情況彙報於後。徐行可已經移交分院圖書館的書，大小四百零六箱（尚有一百箱約定農曆年內交齊），共計五萬七千冊，其中英日文書約一萬七千餘冊，全是舊書。英文書中，古典文學書佔大部分，各種詞典約八（萬）[百]二十餘冊，此外還有一些過時的舊科學技術書。五萬七千冊書中，綫裝書約佔三萬八千冊（連年內應交的一百箱當有五萬冊），已經登記整理的有一萬二千九百六十七冊，一千零四十四部（這裏面只包括經史子集，叢書還未開始登記）。徐行可指定的所謂善本書全部一百九十八種，一千五百七十六冊。徐書的普通書部分數量雖然不多，現在僅整理了五分之三。單就這五分之三看來，不論善本和普通書，都有相當高的資料價值，卻沒有宋元板的書。除正經正史外，有下列幾點可以述説：（一）清人詩文集最多，徐行可告訴我，他所藏清人詩文集的數量，佔王重民編的《清代文集論文索引》的百分之八十。他移交的這批書中，清人詩文集雖比較多，但一定不是他所藏的全部清人詩文集。他究竟保留了多少，那要看清代文集論文索引所收的文集多少，他移交的全部清人文集有多少，現在都無法作統計。（二）近代史的資料多，如《襄陽兵事略》、《武昌紀事》、《播變紀事》、《洗海近事》等，是與太平天國、貴州苗族戰事等有關的文獻。又如《洋防説略》、《初使泰西紀事》[30]、《海島逸事》等，則與咸同間洋務有關，徐書中這類書不少，現在市面上很難見到。（三）就現在移交的書刊，晚清西學東漸中有關數學的書亦不少，如光緒黃慶澄編的《算學報》，道光陳傑編的《演算法大成》，同治學海堂編的《數學精華》，資致堂編的《格物通》，以及明末清初耶穌會士艾儒略的《三山論學記》等，都是自然科學史研究的好資料。（四）明刻類書如《山堂考索》、《文苑英華》，以及彙編書如《皇明經世文編》，《紀録彙編》等，都是好書。此外，明人稀有文集較多，如陳繼儒、徐渭、孫太初、朱賡等的文集都是比較難得的。（五）徐行可的藏書中，以傳抄本、批校本、過録本最爲知名，亦正是徐行可以此冒充收藏家之名而其實乃十足的書賈市儈。他可以用各種手段設法把別人的稿本、抄本、批校本借來，用廉價雇人抄寫過録，而以重價出賣。例如，他設法從熊會貞那裏把楊守敬的《水經註疏》原稿以廉價同時抄録二部，抗戰前重價售與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一部，解放後又以重價售與中國科學院圖書館一部。他的抄録日本人著的《世説（新語）音釋》[31]，抄録張穆未刊稿《北魏延昌地形志》，顧亭林未刊稿《菰中隨筆》，沈欽韓未刊稿《水經註疏證》，都出於同一動機。這類書，他是絶不肯多捐贈的。他這次捐贈武漢分院圖書館的書中，也有一些稿本抄本，但僅有幾部，他自己説是做做樣子的，不然太不好看。其中有孫星衍的未刊稿《春秋集證》確可珍貴，將來應當整理刊行。此外如咸豐時張曾撰的《歸綏識略》（稿本）、雍正時陳倫烱撰的《天下沿海形勢録》（抄本）、丁晏的《山陽詩徵》（稿本）等亦是好書，但部數不多。徐行可並不肯多捐贈，他保留了不少的這類抄本、批校本的書。現在徐行可已交了大小四百零六箱書，按照簽約，他還要再交一百箱書。他答應農曆年內交齊，看來他是不肯把他的好書包括在內的。這一百箱書如果交齊了，他所捐贈的綫裝書當有五萬冊，科學院給他兩萬元的補助費，無論如賀是值得的。據徐行可自己説，這兩萬元，除三千元修繕武昌房屋外，餘一萬七千元他還將繼續買書捐贈分院，現在已買的《武英殿聚珍板叢書》及《平苗紀略》二種，共一千六百元，已從上海郵寄分院收管。對於徐行可自願以其餘一萬七千元繼續購書捐贈分院，我曾與分院諸負責同志討論，當聽其自便。剩下的問題是徐行可的編制問題，徐本人現在並未列入科學院圖書館編制內，僅按月補貼他一百五十元，要他對這批書分類編目，作善本提要。這一年來，他因病並未照辦，但他要求公費醫療，這就涉及到正式編制。他們勸他，如果從此後不再對他的藏書繼續發生買賣行爲的話是可以給他公費醫療證的，因爲作爲一個國家工作幹部，絶不能容許有買賣行爲的存在。他説，在他這一百箱書未移交的期限內，他不出售他的書籍。如這一百箱移交清楚，他便可自由行動。我們堅決不同意他的這個意見。我們認爲，如果他此後確實對他的藏書發生買賣行爲，當加以警告一次二次之後，便停止按月付給一百五十元，在付給期間，他有隨時承當科學院圖書館所指派的工作的義務，如果他拒絶接受，亦須停止。徐行可所藏抄本、稿本中有些是應當影印（或排印）流傳的。全國各大小圖書館所藏明清以來有價值的從未刊行的抄本稿本不在少數，建議應當由文化部出版管理局會同文化部社管局及古籍出版社、北京圖書館、科學院圖書館等進行會商，有計劃的整理印行。現在還缺乏這樣一個計畫。在這個計畫還未成立之前，建議首先由科學出版社將孫星衍的稿本《春秋集證》整理印行。以上各節，所陳是否有當，請指正。賀昌群1957年10月4日
由此可知，截至1957年9月19日，武漢分院圖書館實際接收徐行可藏書406箱，總計57000冊，包括中文、英文、日文舊書約17000餘冊[32]，綫裝書約38000冊。徐行可指定的善本書凡198種，一1576冊。加上約定舊曆年內交齊之100箱，綫裝書總量預計可達50000冊。
徐行可舊藏善本中，《水經註疏》（科學出版社，1957）、《明經世文編》（中華書局，1962）、《黃鶴樓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等書先後影印。1990年代以降，《續修四庫全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四庫禁燬書叢刊》《四庫未收書輯刊》等四庫系列叢書問世，影印底本選用湖北省圖書館見存徐行可藏書一百餘種。[33] 至於孫星衍《春秋集證》稿本，今藏湖北省圖書館，猶未印行流佈。
四、《水經註疏》抄售問題
楊守敬、熊會貞合撰之《水經註疏》乃是《水經注》研究的集大成之作，長期受到學界關注。前引1957年10月4日賀昌群調查報告，稱徐行可將「《水經註疏》原稿以廉價同時抄録二部，抗戰前重價售與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一部，解放後又以重價售與中國科學院圖書館一部。」。1957年12月，科學出版社影印出版《水經註疏》，賀昌群在書前影印説明（署1955年7月，實際定稿或在1957年）中寫道：
現在影印的《水經註疏》稿本，是一九五四年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從武漢藏書家徐行可處購得的。徐氏説，抗戰期中武漢淪陷時，日人多方搜求此稿，向徐氏加以壓力，他百計回避，保全了此稿未落於日人之手，言下感慨系之，不禁泫然。這部稿本是熊會貞生前寫訂的，同一書手，同一時期抄録兩部，一部爲前中央研究院所得，曾擬交商務印書館校印，因抗戰停頓，書稿今被國民黨反動派劫運臺灣，另一部即此稿。[34]
按，賀昌群之説存在誤解，實際情況較爲複雜。以下綜合郗志群（2002）、李南暉（2012）對《水經註疏》版本問題的考證，略加辨析。[35]
按《水經註疏》今存抄本三部，一臺北本，一北京本，一京都本。
臺北本，今在臺北「國家圖書館」，來自楊守敬後人。該本用楊守敬家專門稿紙，1935年秋謄録完畢，作爲工作稿本歸熊會貞使用。抄録底本已失傳。熊會貞（1936年5月去世）生前將工作稿本轉交楊家，托付設發印行。1938年7月，楊守敬之孫楊勉之通過傅斯年將該本售與中央研究院，協議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後因戰事未果。此本輾轉運至臺灣，1971年臺灣中華書局影印出版，題名《楊熊合撰水經註疏》。臺北本曾經熊會貞批校，是現存最完善的《水經註疏》抄本。徐行可從未擁有此本，更未將其售與中研院。
北京本，今存科圖，即1957年科學出版社影印之徐行可舊藏。徐行可與熊會貞友善，在1934年下半年到1935 年初之間傭工抄成《水經註疏》副本一部，謄録使用自印專門稿紙，書手筆跡亦與臺北本有別。徐氏又曾參考熊會貞批校本（臺北本），校訂自藏本第二十一卷。1954年，徐行可將自藏本售與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賀昌群的影印説明稱「同一書手，同一時期，抄録兩部」。實際爲1934—1935年間，不同抄手録成兩部。1936年之際，楊勉之（熊會貞贈與）、徐行可二人各有一部，後分別出售。
京都本，今在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係前任所長森鹿三（1906—1980）贈送。1943 年夏秋間到1944 年，歷史學者森鹿三先受華北綜合調查研究所指派在華調查，後負責主編「滿鐵」主持之《中國歷代地理志彙編》，向徐行可求索《水經註疏》。徐行可家居漢口，身處淪陷區，無法拒絶日方要求，乃雇傭抄手依自藏本（北京本）過録一部，售與森鹿三，是爲京都本。由於道德和政治壓力，戰後買賣雙方均諱言此事。
總而言之，賀昌群不明內情，誤認臺北、科圖兩部《水經註疏》皆爲徐行可傭工抄成，先後售賣。賀氏未見臺北本原書，以爲與北京本出自同一書手。與此同時，賀昌群也並不知道，1943—1944年間徐行可曾據北京本録副，售與森鹿三，以應求索。
【2023年9月9日補記：按李曉傑《徐恕與〈水經註疏〉》（2022），京都本與北京本《水經註疏》稿紙相同，筆跡近似，故而」森鹿三所得的那部《水經註疏》抄本認定是徐恕雇人從自藏本中抄出的，應該大體不誤。甚或更進一步，認爲這部抄本也在1935年初徐恕出資雇人抄録《水經註疏》之列，即其時徐恕一共抄録了三部，而非一般認爲的兩部，似也不無可能。」參以旁證，森鹿三向熊會貞索取《水經註疏》副本或在1930年代初期，「待1935年徐恕出資雇人抄録《水經註疏》時，一併也順便幫森鹿三抄録一部。」詳見湖北省圖書館編《徐行可研究論集》，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22。】
五、續捐圖書與借款風波
1958年10月11日，徐行可致信科學院圖書館辦公室，告知補助費兩萬元使用問題：修房三千元外，餘款一萬七千元，已爲武漢分院圖書館續購圖書若干種；街道政府要求借款八千元，拒之不獲已。
月餘前，江岸區車站路街政府知行可受取貴院酬金二萬元，尚有八千元未用，欲借分此款，作民辦工廠經費。行可告以此二萬元，僅受三千元，以副貴院厚意。餘萬七千元，既不容辭，願爲武漢分院續買書冊，續以捐贈。去冬在上海古籍書店，選購清內府聚珍本《武英殿叢書》，價一千八百元。又在友人姚虞琴先生處，買得錢儀吉、繆荃孫正續《碑傳集》，價六十元。兩書由古籍書店裝箱徑寄分院。又在上海來青閣書店，買得明李元陽刊《十三經註疏》（原缺《孟子註疏》），價一百八十元。行可歸後，親送分院。賀館長昌群來武昌，曾以告之。此第一次續捐書始末也。別有續交小品書數種，不備述。
由此可知，徐行可自上海古籍書店郵購《武英殿聚珍版叢書》，自上海友人姚虞琴（1867—1961）購得《碑傳集》《續碑傳集》，又從上海來青閣書店購得《十三經註疏》李元陽刊本[36]，贈與武漢分院圖書館。前引賀昌群報告言及徐氏續捐之書尚有《平苗紀略》，當即徐行可所謂「續交小品書數種」之一。[37]
剩餘款項帶來了大麻煩。面對轄區街道借款八千元的要求，徐氏提出：
所餘八千元，當視爲公款，定明用途，未便以私意相借。街政府乃命行可作書與貴館，詢此款可否相借。行可乃作長函與之。以來商借時，曾同至武漢市政治協商委員會，會中錢文光組長及劉組長，亦勸行可借之。故函面寫明由街政府及市協商委員會轉寄（轉寄亦遵街政府意），諒已徹覽。昨夜，街政府總委書記鄭君景亮命行可晤談，雲以支援鋼鐵，仍欲借取此八千元。如貴院收回此款，由該政府所轄之第一紅旗人民公社償還。願立合同爲據。行可以前欲借此款辦工廠，其事緩，還款又在滿一年後，其期久。行可衰病日久，自知昏庸老朽，故前辭月薪。前函復請貴院收回此款。其已用之款，當將續購之書，續捐分院，以了此未受爲己有之一萬七千元之前訂諾言。故以前函相白。今則美、蔣兩寇，朋比思逞，兵禍當前，鋼鐵爲軍事所先，刻不容緩，其事急。街政府又訂明合同，由所轄第一紅旗人民公社償還，不致背約，其言必信。行可寓居此公社中，當受鄭總委書記領導，故以此八千元借與之。特此奉白，伏乞鑒察。
1958年8—9月間，徐行可試圖拒絶街道借款要求。徐行可時爲武漢市政協委員，故有前往政協之舉，但未能得到市政協同人支持，遂致信科圖求助，請其收回未用款項（檔案內無此信）。10月10日，街道領導面談借款，以支持「大煉鋼鐵運動」、響應國家號召名義施壓，徐氏已無力相爭。次日致信科圖，詳述用款借款始末，更有立此存照之意。按1956年讓書協議及1957年賀昌群報告書，科學院方面給與酬金兩萬元，爲徐氏自由使用，並無附加條件。科圖方面恐怕不會認可「公款」之説，愛莫能助。
1958年10月11日的這封書信也是檔案卷宗中時間最晚的一件。九個月後，1959年7月9日，徐行可在武漢去世。[38]
餘論
20世紀50年代是中國藏書史上的重要轉折時期，一大批重要的私家藏書化爲公藏。這一時期劇烈的社會變革，直接影響到徐行可藏書的轉移。檔案中態度、語言的變化，也可感受到強烈的時代氣息。從雙百方針、反右運動，到人民公社、大煉鋼鐵，1956—1958年間的一系列政治事件在文本背後時隱時現。在高度政治化的環境下，初期進展順利的藏書捐獻，忽生變故，已簽署的捐書協議部分條款遭到否定，人事糾葛，觀念衝突，橫亙其間。最終經科圖方面努力，協議核心部分照舊執行，徐行可的大部分藏書完成轉讓，移送武漢分院圖書館。1958年的街道借款事件，則留下一道陰影。至於1961年武漢分院圖書館藏徐氏書轉歸湖北省圖書館始末，目前材料不足，研究有待將來。
2020年10月28日初稿
2022年2月24日修訂
補記：1980年3月30日，夏鼐致函《中國史研究動態》編輯部，對該刊1980年第3期發表之賀昌群傳（喬象鍾撰）提出修訂意見。夏鼐談及傳略遺漏賀昌群兼任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副館長時期的貢獻；賀昌群經手爲科圖購入鄧之誠、徐行可藏書，「但是他枉費心力，反而受到‘不學無術’的人的批評，説他資産階級知識分子思想濃厚，説他以巨資購進徐氏藏書是浪費公帑。賀同志憤而辭掉副館長之職。」參見《中國史研究動態》1980年第6期，第33—34頁。
注釋：
[1]本研究承蒙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楊福平先生、莫曉霞女士熱心襄助，復旦大學吳格先生多予指導，謹此致謝。
[2]按1956年中國科學院院長爲郭沫若，副院長六人：陳伯達、李四光、張勁夫、陶孟和、竺可楨、吳有訓。參見《中國科學院1956年院本部組織機構》，中國科學院辦公廳編印《中國科學院年報1956》，第189頁。
[3]科圖大宗古籍，包括建館時期接收之原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舊藏，後續獲得之原海關舊藏地方誌，張鴻來舊藏字書、韻書，鄧之誠舊藏清初詩文別集，民初編輯《晚晴簃詩匯》（《清詩匯》）所用底本等等。「文革」之前十年間，科圖搜藏古籍二十餘萬冊，合舊藏總約近四十七萬冊。參見崔建英《中國科學院圖書館的中文古籍收藏》，《崔建英版本目録學文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12年，第359—361頁。
[4]1953年12月30日，中國科學院任命賀昌群爲科圖副館長（編制在歷史研究所）；1958年，賀昌群因心臟病頻發，辭去科圖副館長職務，仍在歷史二所任研究員。參見《賀昌群（藏雲）生平及著作年表》，賀昌群《賀昌群文集》第三卷，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第672頁，第675頁。關於1956年7月賀昌群赴大連調查「滿鐵」機構遺存文獻事，參見莫曉霞《訪書舊事——兼談近代三個侵華文化機構藏書的流散》，《國家圖書館學刊》2017年第3期，第102—108頁。
[5]中國科學院檔案，編號A007-00512。按A007爲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檔案全宗編號。案卷512下分爲20號，實含33件。同一文件有手書草稿與打字稿者如合計一件，則共有31件。
[6]《中國科學院圖書館通訊》1956年第11—12期，1956年12月，第23—24頁。按本刊介紹，中國科學院「武漢分院圖書館於今夏開始籌備，因武漢地區房屋缺乏，一時覓不到館址，暫借武昌中華路40號湖北省農業銀行三樓爲辦公地址。」
[7]中國科學院辦公廳編《中國科學院年報 1956》，中國科學院辦公廳出版，1957年8月，鉛印本，第148頁。
[8]《中國科學院圖書館通訊》，1958年第7期，1958年7月25日，第1—2頁。
[9]杜建國主編《不爲一家之蓄 俟諸三代之英：徐可行先生捐贈古籍文物50週年紀念集》，武漢：武漢出版社，2010年，第10頁。
[10]杜建國主編《不爲一家之蓄 俟諸三代之英：徐可行先生捐贈古籍文物50週年紀念集》，第122頁。
[11]賀昌群《影印水經註疏的説明》，楊守敬纂疏、熊會貞參疏《水經註疏》，北京：科學出版社，1957年12月，第6頁。
[12]郗志群《〈水經註疏〉版本考》，《中國史研究》2002第2期，第133—150頁，第147頁。
[13]徐懋庸、江櫓職位，據《武漢大學解放以後歷任黨委主要負責人一覽表》，參見吳貽穀主編《武漢大學校史（1893—1993）》，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3年，第492頁。
[14] 引文中括注加按字者皆爲筆者按語，下同。
[15]國立北平圖書館索引組編輯《清代文集篇目分類索引》，北平：國立北平圖書館，1935年。
[16]函內稱黃清若爲「舅婿」。或雲黃清若爲徐行可妹夫，參見徐明庭《老武漢叢談》，武漢：崇文書局，2013年，第245頁。
[17]按1953年12月12日鄧之誠日記中提及「大雅（堂）李估來……在漢口，見徐行可藏書五百箱。」又1959年7月27日記云：「同捨（按，聶崇岐）來，言：徐邢可（按，原文如此）已逝。即前數年來此，自言不作狗腿者也。參見鄧之誠著，鄧瑞整理《鄧之誠讀史札記（修訂本）》，南京：鳳凰出版社。2016年，第766頁，第1170頁。
[18]一部分書，手書補「一」字。
[19]另由圖書館，手書補「另」字。
[20]賀昌群，墨筆簽字。
[21]徐行可，墨筆簽字。
[22]金毓黻《靜晤室日記》卷一六一，第10冊，瀋陽：遼瀋書社，1993年，第7313頁，第7315頁。
[23]按1956年中國科學院編譯出版委員會成員：主任委員陶孟和，副主任委員楊鍾健、尹達、周太玄、朱務善。委員有王竹溪、劉大年等十九人。參見《中國科學院1956年院本部組織機構》，中國科學院辦公廳編印《中國科學院年報1956》，第191頁。
[24]中共湖北省委組織部、中共湖北省委黨史資料徵集編研委員會編《中國共産黨湖北省組織史資料》第2卷，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第793—794頁。
[25]中國科學院圖書館編印《十年來中國科學院的圖書館工作（1949—1959）》，1959年，第1—2頁。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編印《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40週年（1950—1990）》，1990年，第34頁。
[26]武漢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武漢市文史研究館編 《武漢文史資料》第53輯《紀念武漢市文史研究館建館四十週年專輯》，武漢：武漢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1993年10月，第170—171頁。
[27]按閔孝吉《苣齋隨筆》記載，抗戰時期，忽聞徐行可在漢口以漢奸嫌疑被逮捕，爲之愕然。「即馳書友人問狀，旋知爲事起於某巨公，欲索其所藏書之某種，渠不應。以其通日語也，又嘗與日人之嗜漢學者往還，遂借事以陷之。書既出，徐君乃返華實里。」參見李南暉《森鹿三與京都大學藏鈔本〈水經註疏〉》，《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4期，第33—42頁，第40頁。所謂徐氏爲「漢奸」之説，或源於此次構陷。
[28]市，原文如此。或當作「市委」。
[29]按《吳承仕研究資料目録索引》列有《大唐郊祀録箋識》（撰寫年月未詳）。參見莊華峰編纂《吳承仕研究資料集》，合肥：黃山書社，1990年，第282頁。
[30]原文如此，當作《初使泰西紀》。
[31]他的抄録，原文如此，當作「他抄録的」。
[32]按賀昌群報告云「其中英日文書約一萬七千餘冊」。是否涵蓋中文書，表述模糊。前引3月16日武漢分院圖書館覆賀昌群函，謂運達之書五分之二爲西文、日文書及中文平裝書。可知「一萬七千餘冊」應包含西式裝幀的中文書。
[33] 杜建國主編《不爲一家之蓄 俟諸三代之英：徐可行先生捐贈古籍文物50週年紀念集》，第126頁。
[34]賀昌群《影印水經註疏的説明》，楊守敬纂疏、熊會貞參疏《水經註疏》，北京：科學出版社，1957年12月，第6頁。
[35]參見郗志群《〈水經註疏〉版本考》，《中國史研究》2002第2期，第133—150頁；李南暉《森鹿三與京都大學藏鈔本〈水經註疏〉》，《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4期，第33—42頁。
[36]按，《十三經註疏》嘉靖福建刻本，傳統上多以李元陽刻本稱之。該本實爲嘉靖十四至十七年間（1535—1538）福建提學僉事江以林校刻，李元陽是否參與其事，實際並無確據。參見李振聚《嘉靖閩刻〈十三經註疏〉非成於李元陽考——以〈毛詩註疏〉爲例》，《閩學研究》2020年第3期。
[37]此處有一問題，徐行可函中提及的大部頭典籍，款項合計二千零四十元，外加其他小品，總價姑且按三千元計，則擬用購書之一萬七千元尚有一萬四千元，與八千元相差較遠。如自姚虞琴所購正續《碑傳集》「價六十元」實謂六千元（十與千筆劃近似），則餘款恰近八千元。然正續《碑傳集》乃當時通行之光緒宣統間刻本，市價絶不會高至六千元。存疑待考。
[38]李玉安《高風亮節藏家風範 芸編飄香後世景仰——著名藏書家徐恕逝世50週年紀念》，杜建國主編《不爲一家之蓄 俟諸三代之英：徐可行先生捐贈古籍文物50週年紀念集》，第142頁。按，鄧之誠日記1959年7月27日條：「同捨（按，聶崇岐）來，言：徐邢可（按，原文如此）已逝。即前數年來此，自言不作狗腿者也。（《鄧之誠讀史劄記（修訂本）》，南京：鳳凰出版社。2016年，第1170頁）
本文原刊於湖北省圖書館編《徐行可研究論集》（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22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