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師圖書館善本書目與《咫進齋善本書目》關係考（三）

京師圖書館善本書目與《咫進齋善本書目》關係考（三）
趙兵
【提要】北大圖書館所藏佚名《學部圖書館善本書目》抄本，實是繆荃孫編纂之清稿本。結合對咫進齋藏書的追蹤考察，可知過去被當作姚覲元所編的《咫進齋善本書目》，是由他人編造而託名於覲元的一部後出書。它非但不是繆編《善本書目》的參考資料，反而有所取材於後者。《咫進齋善本書目》是以繆荃孫《學部圖書館善本書目》之《古學彙刊》本及夏曾佑《京師圖書館善本書目》鉛印本爲基礎，增添其他材料，稍加改動而成。其編者很有可能是陳乃乾和沈韻齋。
【關鍵詞】姚覲元；繆荃孫；夏曾佑；咫進齋善本書目


三、《咫進齋善本書目》編者考
我們在前文中曾説過，判定兩種文獻有“原本與僞造”之關係，必然要逐一解釋僞造者與原本之間的種種差異。在這裡，即是要解釋《咫目》與“繆目和夏目綜合本”之間的差異。前文已經發現，凡《咫目》與繆目有異之處，《咫目》多與夏目同。而《咫目》與夏目異者，又常見其與繆目同。如此，則《咫目》與“綜合本”之間的差異便大大減少，在這些差異裡，最需要關注的是《咫目》所有而“綜合本”所無的信息。總結起來，主要有如下幾點：
（一）《咫目》所有而繆、夏目均不著錄的條目
如前文所分析，繆、江、夏目所標注之“歸安姚氏書”，分别有302部（繆目稿本）、301部（繆目刊本）、325部（江目初編本）、327部（江目重編本）、326部（夏目），而《咫目》共著錄327部。雖然著錄總數差别不大，但諸目彼此之間均有出入，爲了更直觀的展現這些差異，我們不妨列如下表。

説明：①江、夏目及《咫目》所參考之繆目，均是刊本而非稿本，所以儘管刊本本無來源標注，但我們仍以刊本列入表中，而以北大藏稿本繆目所標者視爲刊本所應有。②表中填“√”者，即表示對應書目標注之來源爲“歸安姚氏書”。若是其來源非“歸安姚氏書”或未標注來源，則均用文字説明。③填“無”者即表示相應書目中未著錄。④《咫目》一欄，所用爲平圖本之編號（經史子集各爲起訖）。⑤末一欄“内閣書目”是指《清内閣舊藏書目》，包括《内閣庫存書目》、《内閣庫存殘本書目》、《内閣庫存圖籍》三種。[1]只是該書目著錄信息較爲簡單，我們只是將上表所列62部書之信息能與之完全相合者標注爲“有”，並不敢遽言確屬内閣書也。
以上62部書，又可分作兩大類：
（1）第一類：繆、江、夏三目比較，標注來源獨異者，凡四十六部
①繆目獨異，江、夏目相同者：共三十七部
繆目獨作姚氏書者五部：《周易會通》、《大唐郊祀錄》、《集千家注批點杜工部詩集》、《范文正公集》存十四卷者、《文選》明重刊張伯顏本。
繆目獨作内閣書者六部：《易守》、《雲莊禮記集説》、《通鑑紀事本末》宋刊大字全本、《西漢詳節》、《十七史詳節》、《李善注文選》汪士鐘舊藏。
繆目著錄未標注者三部：《顏魯公文集》、《顏魯公文集補遺》、《西漢文鑑》《東漢文鑑》。
獨繆目未著錄者二十三部：《儀禮注疏》、《埤雅》、《説文繫傳》祁刻初印本、《金石韻府》、《古今韻會舉要》兩部、《毛詩古音考》、《漢書》明刻本、《通鑑外紀》、《資治通鑑綱目》明刻殘本、《通志》明刻本、《酌中志略》、《荒書》、《歷代史鈔》、《史鉞》、《唐六典》、《紀年鴻史》、《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晉書載記》、《元和姓纂》、《增廣事聯詩學大全》、《月屋漫稿》勞氏抄校八行本、《東萊集注類編觀瀾文集》。
②江目獨異，繆、夏目相同者：共兩部
江目獨作姚氏書者一部：《春秋胡傳》明抄本。
江目獨作内閣書者一部：《新刊韻略》（江目初編本）
③夏目獨異，繆、江目相同者：共三部
獨夏目非姚氏書者二部：《急就篇注》（内閣書）、《列子》元刊本（瞿氏書）。
獨夏目著錄者一部：《群書考索》重複本。
④三目均有不同者：共四部
《宣府鎮志》：繆目無，江目作内閣書，夏目作姚氏書。
《木鐘集》：繆目未標注，江目初編本、夏目作内閣書，江目重編作姚氏書。
《增補六臣注文選》陳仁子本：繆目作姚氏書，江目無，夏目作内閣書。
《樂府詩集》：繆目、江目重編本無，江目初編本、夏目作姚氏書。
（2）第二類：繆、江、夏三目相同，《咫目》獨異者，凡十六部
①《咫目》獨有者十部：《爾雅補注》、《竹書紀年》、《晉史乘》、《通鑑紀事本末》汪士鐘舊藏、《吟香館書目》、《書經補遺》、《大學新編黼藻文章百段錦》、《楚辭集注》、《楊太后宮詞》、《草堂雅集》。
②《咫目》未載者五部：《説文校議》、《説文解字考異》兩部、《二王帖》、《長江集》校宋本。
③《咫目》著錄而他目作内閣書者一部：《文苑英華》宋本（《咫目》上圖本著錄則改爲明刻本）。
上述第一類的四十六部書中，《咫目》未載者十四部（即加下劃線者），其中十部爲夏目標爲“内閣書”或“瞿氏書”者，故夏目所注姚氏書而不爲《咫目》所載者僅四部：《説文繫傳》祁刻初印本、《西漢詳節》、《群書考索》重複本、《樂府詩集》。再加上第二類中《咫目》未載者五部，總共有九部是夏目所有而《咫目》不收者。
同一部書，在不同的“善本”標準下，不同的編目者或以爲善本，或以爲否，本屬常見之事。但問題是，我們認爲《咫目》是根據繆、夏二目所編造者，自然需要回答爲何有繆、夏目所有而不見於《咫目》的情況。
《説文繫傳》祁刻初印本，繆目稿本原有，後又刪去。江目重爲補入，夏目遵之。今查該書藏於國圖（字131.1/515.1部三），尚有“京師圖書館藏”籤，上書“歸安姚氏書”、“祁刻宣紙初印本”，與江、夏目相合。襯葉内黏一紙，有墨筆書：“此《説文繫傳》八冊，已編入鉛印《善本書目》内。民國九年十月十五日，由張主任（宗祥）/審查不合善本，發交目錄課收存，以備編入普通書續目。”繆氏編目時，對是否將該書納入善本已有猶豫。至張宗祥編目時，便改歸普通書了。《咫目》編者，在夏目中看到這樣一部習見之書，且繆目不載者，很容易將之剔除出去。
繆目原載姚氏舊藏《東漢詳節》及内閣書《西漢詳節》兩條，江目將之合併爲一條，仍標作“歸安姚氏書”，夏目遵之。《咫目》所記沿用繆目《東漢詳節》一條，誤其中“只有六卷，七、八兩卷配二十四字本”爲“卷六、七、八三卷，配二十四字本”（已見前）。《群書考索》重複本、《樂府詩集》均是見於夏目，而繆目不著錄者。都屬於繆目、夏目有異時，擇定其一也。
《説文校議》和兩部《説文解字考異》，作者爲嚴可均和姚文田，繆、江、夏目均視爲稿本。《咫目》編者既署其作者爲“覲元”，其祖父之書，自當外於其自藏善本書目也，此爲掩蓋作僞之手法。《二王帖》一書，爲清康熙刻本，時代未遠，因其中有姚衡跋而入繆、江、夏目。姚衡爲覲元之父，則《咫目》不錄，亦與前三書同理也。
至於《長江集》校宋本一條，或爲《咫目》編者一時偶疏所遺漏者。因繆、夏目著錄姚氏舊藏《長江集》均爲三部，校宋本一條處於中間，傳錄之際極易脫漏也。
相較於上述十九部，見於“繆目與夏目綜合本”而《咫目》不載者，更需要關注的是《咫目》獨載的十部書。
引人注意的是，其中《竹書紀年》、《晉史乘》、《通鑑紀事本末》汪士鐘舊藏、《吟香館書目》、《大學新編黼藻文章百段錦》、《楚辭集注》等六部，均見於《弓齋日記》。我們在“《日記》與《咫目》的比對”中已經詳細引述，已經知道《竹書紀年》與《晉史乘》實爲一冊，而平圖本《咫目》著錄《晉史乘》一種，上圖本則立爲相距甚遠的兩條。所謂“吟香館書目”，《日記》作《吟香仙館書目》，與原書同，且書中並無《咫目》所言之馬氏自記。《大學新編黼藻文章百段錦》之作者方頤孫爲南宋人，而《咫目》誤署時代爲“元”。《楚辭集注》所鈐印，《咫目》誤三爲二。均足見《咫目》非據原書著錄也，故多錯誤。
剩餘的四種，即《爾雅補注》、《書經補遺》、《楊太后宮詞》、《草堂雅集》，亦皆有線索可尋。
《咫目》著錄抄本《爾雅補注》，解題云：“清周春撰。前有齊召南、王鳴盛序。過錄盧抱經校。末有‘乾隆丁未十二月盧抱經閲’一行。”查盧校原本今藏臺北“國圖”（書號：00869），後有姚覲元手跋云：“右《爾雅補注》四卷，海昌周春撰。於郭、邢外，别樹一幟，采摭精博，其大耑已見前序。西莊先生謂‘此書之美，“補注”二字未足以盡之’，欲以‘廣疏’易名，誠哉是言！光緒戊子春，從吳門蔣芗生太守叚讀，並錄副本。太守博學多聞，善鑒别古書。蕘圃、蓻芸之後，此其嗣響。插架甚富，愛護甚於珠玉。然遇同志，輙叚借不少吝，亦可謂善臧書者矣。歸安姚覲元記。”據此知咫進齋所藏爲自家傳抄之本，以之入自藏善本書目，絕非覲元手筆。光緒三十四年（1908）葉德輝曾刻《爾雅補注》一書，葉氏序云：“此爲歸安姚氏咫進齋藏抄本，板心記有字數若干，殆擬刻入叢書而未果者。書中二、三、四卷過錄盧抱經朱筆校閲字一行，又有朱筆眉批，疑亦抱經校語。又黑筆引吳葵里云云，葵里爲吳兔牀先生騫别號，與先生（引案：指周春）至交，亦當時往來商榷、隨手校注者。姚書散出，展轉爲余得之。”知其底本即爲咫進齋所抄者。則《咫目》著錄此書，殆即據葉氏刻本也。
《咫目》著錄《書經補遺》，言是“傳抄本”，解題云：“元鄉貢進士東原呂宗傑志剛纂輯。有至正辛卯自序，張順祖跋。”咫進齋舊藏《書經補遺》，有黃丕烈跋元人抄本。繆荃孫《戊子日記》十一月廿六日：“過彦侍小談，觀其新得《淮南子》及《書經補遺》，皆黃蕘圃跋。”[2]戊子爲光緒十四年（1888）。故1896年江標序《靈鶼閣叢書》本繆氏所輯《士禮居藏書題跋記續》即收錄該書黃跋。民國八年（1919）繆氏刻《蕘圃藏書題識》亦收錄該跋，並標明爲“歸安姚氏”書。覲元父子身後，不知該本流入何人之手。民國九年（1920），孫毓修爲《涵芬樓秘笈》第九集所收《書經補遺》作跋云：“右《書經補遺》五卷，元呂宗傑撰。宗傑字志剛，鄉貢進士，事蹟無考。首有自序，題至正十一年。後有至正十一年天台張順祖跋。……其書《四庫》未收，阮文達以鈔本進呈。……此爲士禮居藏元人鈔本，有黃氏手跋。首載至正十四年刻書官牒，比文達所見本尤爲傳有端緒。校而傳之，亦臨池家一助也。庚申春日，無錫孫毓修跋。”知該黃跋本《書經補遺》或曾爲涵芬樓所藏，今則不知所蹤，殆毀於日寇之火歟？無論如何，咫進齋既然曾藏黃跋元人抄本，豈有僅以“傳抄本”言於自家善本書目之理？
《咫目》著錄《楊太后宮詞》爲宋抄本，其解題云：“宋潛夫輯。有自識。半葉七行，行十三字。寫在宋時呈狀廢紙後。”並備錄書中鈐印，過錄毛晉、黃丕烈跋文。查黃丕烈所藏此書，曾於嘉慶十五年（1810）經沈綺雲翻刻，收入世所稱之《四婦人集》中，此本書後題記謂“嘉慶庚午雲間古倪園沈氏從/吳門士禮居黃氏借本翻行”。檢閲沈刻，既收錄毛、黃之跋，又摹刻書中鈐印無遺。民國十二年（1923）陳乃乾又據沈刻影印之，其題記云“癸亥二月慎初堂景印”。則《咫目》所錄該本信息，甚爲易得也。繆荃孫《雲自在龕隨筆》云：“《楊太后宮詞》冊，姚彦侍方伯所藏。”[3]知該書確爲咫進齋舊藏。
《咫目》著錄元刻本《草堂雅集》十三卷，解題云：“元玉山顧瑛類編。半葉十行，行二十二字。[4]卷一有《后集》二卷，卷二有《后集》一卷，卷九有《后集》一卷，實十七卷也。所選始柯九思，終釋自恢，凡七十五人。《四庫》著錄本，首陳基，末釋自恢，凡七十四人，所謂流俗本也。[5]卷首標目，文國博手書，精楷絕倫。”其下錄有金子真、文震孟、盧希晉三跋。民國七年（1918），劉世珩刻成《景元本玉山艸堂雅集》，列入所刻《景宋叢書》，其牌記云：“貴池劉氏玉/海堂景宋叢/書之十七峕/宣統丁巳春/王正月付京/師龍雲齋王/介臣刻戊午/夏五月告成。”書後有劉氏跋云：“元刻《玉山草堂雅集》十三卷，内一卷有后集二卷、二卷有后集一卷、九卷有后集一卷、十二卷有后集一卷，實則十八卷。每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二字。白口，單邊，上、下魚尾。……此係元刻真本，爲明玉蘭堂所藏，文三橋國博手寫每帙目錄於帙首副葉，六世孫文肅公又題於後，稱爲海内第一，在明時已推重如此。……展轉爲姚彦侍丈所收，嗣入托絡忠敏公寶華菴。庚戌歲暮，公在京邸，以是集見貽，遂歸齋中。”據此可知，是刻底本即爲咫進齋舊藏之元刊。檢閲該本，知劉氏所言不誤，此本確爲十八卷，而非《咫目》所記之“十七卷”。又所收實爲七十四人，與所錄盧跋引述之《愛日精廬藏書志》一致，並非《咫目》所言之“七十五人”。更檢《四庫全書》本此書，所收則爲“七十人”，又非《咫目》所言之“七十四人”。是知《咫目》於此書之解題多誤也。然則何以如此？檢繆荃孫《〈草堂雅集〉跋》云：“此集十三卷，然一卷有后集二、二卷有后集一、九卷有后集一，實則十七卷。……《四庫》所收尚首陳基，世間所謂俗本也。歸安姚彦侍方伯，在蕩口收得明玉蘭堂所藏元刻本，每卷目錄，三橋國博手書，而六世孫文肅公跋之，推爲海内第一。……今姚氏書盡出，而此集歸寶華尚書，慨然借出，影寫副本。每半葉十行，每行二十二字，中亦有影寫之葉，弟九卷影寫最多。……取昔藏鮑淥飲校本核之。”[6]繆氏於該文後即附有“元本、抄本目錄對照表”（引者擬名），所用元本即繆氏據端方（劉世珩所謂“托絡忠敏公寶華菴”與繆氏所言“寶華尚書”即指端方）所藏元刊本影寫者，所用抄本則爲自藏鮑校本。表中列有元刊所收七十四人，而末行統計則誤作“七十五人”。而所列自藏抄本爲七十三人，統計則誤作“七十四人”。《咫目》誤“十八卷”爲“十七卷”，誤“七十四人”爲“七十五人”，均與繆氏此文相同。而《咫目》誤《四庫》本所收爲七十四人，似即將繆文附表中之“抄本”誤認爲文中所言之《四庫》本。總而言之，《咫目》之誤竟均可以繆氏此文解釋之。
（二）《咫目》所有而繆、夏目均不著錄的信息
在上文中，我們曾羅列並討論“繆目本無而《咫目》多出的信息”共九條，其中《資治通鑑綱目》、《柳先生集》之存卷信息及《波羅密經》之譯者信息，繆目雖無，但均見於夏目。而《咫目》所獨有之其餘六書所涉信息，均有錯誤處，其中袁刻《六臣注文選》、元刻《增補六臣注文選》及《西漢文鑑》《東漢文鑑》三條，均可證明《咫目》編者所錄信息並非依據咫進齋所藏原書。
進一步比勘見於夏目而不見於繆目之姚氏書與《咫目》所錄之信息，僅見如下兩處差異：
①《易守》一書，繆目作“内閣書”，夏目作“歸安姚氏書”，惟作“二十二卷”則同，而《咫目》作“二十卷”。查該書通行刻本爲三十二卷，[7]但諸目所著錄之今藏國圖（2501）者，與刻本有所不同，此本標卷起一至二十二，抄本未完而止，最後有墨筆“原本此下闕”一行。然其所解已至六十四卦之末卦“未濟”，而内容又與刻本卷三十二“未濟”不同，實非同本。則繆、夏目標爲“二十二卷”並無不妥，《咫目》作“二十卷”當是迻寫漏一“二”字。
②《咫目》史部069著錄《秘書省續到四庫闕書》一種，著錄爲“師竹山房抄本”，解題云：“舊題紹興十五年改定。”繆目不載此書，夏目著錄作“秘書省續編”，與江目初編本題名同，二目解題均云：“抄本。師石山房過錄。”查所記之本，今藏國圖（目52/569.1），書中鈐有“慰祖/讀過”朱文方印、“學部圖/書之印”滿漢文大方印及“京師圖書/館收藏之印”朱文長方印，其爲咫進齋舊藏無疑。所用鈔紙書口下右側鐫“師石山房過錄”，首行題“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紹興□□□改定”。《咫目》之誤“師石”爲“師竹”，亦有線索可尋。《咫目》此條之上著錄《故唐律疏義》，題名與繆目同，夏目則作“疏議”，著錄之本鈐有“師竹齋藏”一印，知“師竹山房”爲涉上而誤也。
總的來看，《咫目》所增之信息多較具體，但又常與咫進齋舊藏不相符合，則知其編者當爲一熟知版本目錄學者，故能采他處之記錄補入《咫目》之中。其目的自然是增加該目之可信度，但我們今日持與咫進齋舊藏原書比對，這些新增的信息反而成了其作僞的痕跡。
那麼，編造《咫目》者究竟是誰呢？通過上文中的考察，有兩個人有較大嫌疑，一是繆荃孫，二是陳乃乾。但《咫目》與繆目之間的衆多差異，似可將繆氏排除在外。何況《咫目》中有一部分書是根據《弓齋日記》著錄者，繆氏未必會采錄及之也。懷疑其編者爲陳乃乾的根據如下：
①《咫目》所依據之資料，均可證爲陳氏所見者。根據上文的分析，可以知道《咫目》是以1912年繆荃孫《清學部圖書館善本書目》之《古學彙刊》本與1916年夏曾佑《京師圖書館善本簡明書目》鉛印本爲基礎編造者，此外之參考資料，可能有《弓齋日記》、光緒三十四年（1908）葉德輝刻本《爾雅補注》、民國八年（1919）繆氏刻本《蕘圃藏書題識》、民國十二年（1923）陳乃乾據沈刻《四婦人集》影印之《楊太后宮詞》、清宣統二年（1910）刻民國二年（1913）印本《藝風堂文續集》（《〈草堂雅集〉跋》）及民國七年（1918）劉世珩《景宋叢書》所收《景元本玉山艸堂雅集》。其中，屬《弓齋日記》爲罕見，而陳氏恰有《弓齋日記鈔》一輯，《咫目》所著錄之《竹書紀年》等六部書，即見於《弓齋日記鈔》中。而陳氏早年服務於著名之古書流通處及中國書店，與我們推測《咫目》編者爲熟知版本目錄學之身份亦相符合。
②前文曾言，上圖藏本《弓齋日記鈔》與感峰樓抄本《咫進齋善本書目》同爲一人所抄，此又非偶然所致也。查感峰樓爲沈韻齋藏書處，今日雖於沈氏生平未詳，但查陳氏殘存日記，在1923年至1931年間，二人過從甚密。[8]則上圖藏《弓齋日記鈔》或亦爲沈氏抄本也。重要的是，陳、沈二人均有作僞前科。世所行潘景鄭校訂之《鳴野山房書目》（1951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印本），王伯祥曾題之云：“此目即清初祁理蓀《奕慶樓藏書目》，向無傳本，民初湖州人沈韻齋從藏家鈔出，僞署沈復粲鳴野山房之名，經由來青閣楊壽祺之手售出。當時簿錄之學，風行一時，稍僻稍稀之籍，偶有發見，各大圖書館爭致之，於是類此鈔本，頗易售欺。沈鈔亦不止一本，北京圖書館及燕京大學圖書館皆有之。此目即據燕大藏本排版校印，潘景鄭號爲知書者，亦墮其套中，爲之錄校，古典社遂印以行世。乃乾洞悉原委，爲發其覆，事以大白，否則真書僞署，張冠李戴，祁、沈兩傷，不且冤沉千古乎？戊戌長夏，巽齋記。”[9]此爲沈氏作僞之例。而1926年上海古書流通處影印之《太和正音譜》，則出於陳乃乾之僞造。[10]如此看來，《咫目》之編者，亦極有可能爲沈韻齋。其動機則如王伯祥所言，稀僻之籍易於售欺也。王氏又言“沈抄亦不止一本，北京圖書館及燕京大學圖書館皆有之”，所言沈氏僞署之《鳴野山房書目》傳抄情形與《咫目》多相類似。惟《咫目》僅是僞題作者，所著錄之書則確爲咫進齋舊藏也。
綜上所述，我們認爲《咫目》當爲陳乃乾、或沈韻齋、亦或二人合作所編造者。其中之錯誤累累，其上圖本與平圖本系列多有不同，皆因其出於僞造也。
根據上文的考察，我們可以看到，在端方購得歸安姚氏舊藏並進呈學部圖書館後，這批書成爲繆荃孫、江瀚、夏曾佑等所編善本書目的重要著錄對象。繆、夏二目復又衍生出《咫進齋善本書目》。而這四部書目又分别産生了多個版本，它們之間又有不同的聯繫。爲了更直觀的展示這一文獻流轉過程中，不斷催生新文獻的場景，我們特將諸書目之間的關係繪製成圖。其中，字體加粗者均爲上文提及、今日仍能見到的書籍和版本。



附記：拙文發出定稿後，又承董岑仕博士告以重要信息兩則（第一則由林振岳博士提供）：一、梁子涵《中國歷代書目總錄》於“咫進齋書目”條下，云：“此目聞爲吳興沈毅所僞撰。”（臺北：中國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3年，第395頁）二、杜以恆《〈春秋五禮例宗〉版本源流考》（《歷史文獻研究.總第43輯》，揚州：廣陵書社，2019年，第105頁）著錄有南京圖書館藏沈毅本《例宗》，該本有沈毅跋且鈐“沈韻齋藏書記”等印。於是知沈韻齋即沈毅，梁氏所聞與本文所考適相印證，沈氏僞造《咫進齋善本書目》（或稱《咫進齋書目》）當屬事實，陳乃乾是否參與其中則仍不敢定讞也。2022年8月13日補記

注釋：
[1]案：《清内閣舊藏書目》有國圖、北大藏本，蘇揚劍《北京大學藏〈内閣庫存書目〉三種》以北大本爲底本，參校國圖本，整理刊佈於《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第十五輯（鳳凰出版社，2013年，頁324-412），檢閲較便，故本文即據該本。
[2] 繆荃孫：《繆荃孫全集·日記一》，鳳凰出版社，2014年，頁46。
[3] 繆荃孫：《雲自在龕隨筆》，《繆荃孫全集·筆記》，鳳凰出版社，2014年，頁121。
[4] “二十二字”下，上圖本有“白口單闌上有字數下有刊工姓名”十四字。
[5]流俗本，上圖本作“俗本”。“本也”下，上圖本有“中有影鈔之葉卷九最多”十字。
[6]繆荃孫：《藝風堂文續集》卷七，《繆荃孫全集·詩文①》，鳳凰出版社，2014年，頁416。案：整理本誤“昔藏”爲“昔茂”，據清宣統二年刻民國二年印本改。
[7] [清]葉佩蓀：《易守》，《續修四庫全書》第24冊據清嘉慶十五年（1810）慎餘齋刻本影印。
[8]陳乃乾《陳乃乾日記》，虞坤林整理，中華書局，2018年，頁5-9、14、16、17、22、37、43、49等（均有二人交往記錄）。
[9]王伯祥《庋稼偶識》，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頁104-105。
[10]鄭嘉靖《鳴野山房抄本〈太和正音譜〉係陳乃乾僞造考》，《戲曲與俗文學研究》2019年第2期，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頁88-101。

本原刊於《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第二十七輯（鳳凰出版社2023年）